Following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ecological embeddedness→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sustainable performance" driven by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t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rporate responsible innovation on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in a responsible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the boundary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e study adopts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 SmartPLS to analyze the questionnaire data from 338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responsible innovation is a key driver of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in the new digital context; ecological embeddedness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mediate the impact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on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respectively; responsible inno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ors of ecological embeddedness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responsible inno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ors of ecological embeddedness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respectively. The chain of medi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embeddedness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contributes to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enhances the impact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on ecological embeddedness and the chain of medi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embeddedness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e innov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reefold. Firstly, there have been more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innovation, but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how to deal with th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dilemma of innov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into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and finds that responsible innov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systemic dilemma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it enriches the mechanism research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on the ecological embeddedness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Secondly, it constructs a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ecological embeddedness→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sustainable performance". It employs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SmartPLS to discover the mechanism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s effect on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s of ecological embeddedness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n firms' responsible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Thirdly, the boundary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cting in the interaction of innovation ecosystems is revealed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The stud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into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ecosystems,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firms'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in innovation ecosystems in the digital context, and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innovation eco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on enterprises’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is not limited to the enterprise level. Future research can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ther entities i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from other micro perspectives, such as employees and suppliers.
创新范式经历了从封闭式创新(Felin &Zenger,2014)到协作创新(宋刚和张楠,2009)再到开放式创新[1]、协同创新[2]的演变过程。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既是核心企业与其他参与者基于共同愿景建立伙伴关系的结果,也是创新主体间通过复杂交互、协同演化所形成的生态化组织体系[3],强调多元化生态位和种群间的动态交互。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数字经济时代,开放式环境对制造企业创新参与方式、创新实现机制以及价值创造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制造企业需要重构创新价值网络,避免自身在全球经济转型过程中被侵蚀。然而,创新带来的负外部性,如人工智能伦理、通信隐私泄露、工业化环境污染等问题,开始引发人们对创新双重性的思考。
创新生态系统为企业提供开放式环境,但也带来诸多挑战[4]。首先,创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使创新过程、创新结果难以预测和控制。因此,在创新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各种潜在影响和后果。第二,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与协同性使得创新更具包容性、参与性、交互性和系统性[5],由此对各主体权利保护,以及数据和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三,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性和变革性使得创新更具前瞻性、颠覆性、领导性和影响力(李天柱等,2024),由此在创新过程中需要协调各方利益诉求。因此,不仅需要解决创新的系统性和负外部性问题,而且应关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组织可持续性。
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了系统性环境中的负面效应,以及创新生态系统责任式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责任式创新能够解决上述问题,促使生态系统参与者价值共创、协同共生。欧盟“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提出责任式创新概念,旨在将责任融入创新活动开展与政策制定过程中。该计划强调,科技创新应在伦理上可接受、在发展上可持续并能满足社会需求,从而实现面向未来发展的集体管理[6]。Smolka &Boschen[7]首次呼吁构建负责任的创新生态系统,进一步解释责任式创新的治理复杂性、开放性和相互学习性。现有责任式创新研究主要聚焦中宏观层面,对基因、技术开发与应用等领域的实践问题进行探讨,大多数为质性研究。在组织情境微观视角下,责任式创新形成机制及影响结果研究较为匮乏,尤其是定量研究[8]。此外,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契合责任式创新研究和创新系统特征。由此,本文将责任式创新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相结合,并将道德和社会意识纳入创新生态系统,以期解决创新与生态系统可持续性问题,为推进组织情境下的责任式创新研究提供借鉴。
对于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企业而言,生态嵌入是其实现资源获取和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生态嵌入性影响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资源获取能力[9]。由此,责任式创新实践能否提高企业生态嵌入性?企业能否通过责任式创新提升自身与创新生态系统中其他主体耦合度,并借助生态系统优势增强组织韧性,进而提升可持续绩效?上述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数字技术能够增强企业异质性知识获取、吸收和重组能力,推动企业从传统创新网络转变为互补性创新生态系统[10]。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改变创新逻辑、创新模式和创新流程[11],影响生态系统互动范式,提高生态系统效率,甚至加快创新生态系统演进速度(孙永磊等,2023)。中国大多数企业处于数字技术应用探索阶段,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创新生态系统,进而提升可持续绩效成为企业管理者和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数字技术应用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边界作用。
本文的创新贡献如下：首先,已有研究较多关注创新的负外部性,鲜有研究探讨如何应对创新的负外部性问题。本文将责任式创新概念引入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发现责任式创新是解决创新生态系统困境,提升组织可持续绩效的有效途径。其次,构建“责任式创新→生态嵌入性→组织韧性→可持续绩效”链式中介模型,采用SmartPLS的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责任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作用机制,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揭示生态嵌入性和组织韧性在企业责任式创新与可持续绩效间的链式中介作用。第三,结合数字化背景,揭示数字技术应用在创新生态系统互动中的边界作用。
创新生态系统由商业生态系统演变而来,两者均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网络参与者组成,通常由关键参与者领导,且成员在两种生态系统中均面临合作与竞争。两者区别在于,创新生态系统侧重价值创造,而商业生态系统关注价值捕获[12]。价值创造是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协作过程和活动[13],注重社会绩效或可持续创新[14]。价值捕获是指企业通过竞争优势获取相关利润。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同主体旨在通过合作开展共同创造,实现共同价值主张。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够为参与者带来诸多好处,如资源互补、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知识共享和抵御外部风险等[15]。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责任式创新概念进行了界定。例如,Caverly &Robert[16]强调责任式创新的内在属性和评价标准,认为责任式创新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复杂的集体行为,创新结果需要满足社会、道德和伦理需求;梅亮和陈劲(2015)探讨责任式创新治理与沟通结构,并将其定义为“一个透明的、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社会行动者和创新者相互影响,实现创新过程和产品的(道德)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满意性”;Stilgoee等[6]聚焦责任式创新治理与前瞻性,并将其扩展为更广泛的概念,即责任式创新意味着通过对当前科学和创新的集体管理照顾未来。
责任式创新包括4个维度,即预期性、自反性、包容性和响应性[6]。预期性旨在提高系统复原力,同时识别创新机遇,并制定具有社会效益的风险研究议程。企业将创新责任置于前瞻性预测框架中,考虑社会、道德和环境问题,实现前瞻性治理。自反性有助于创新主体认识到知识的局限性,进而批判性地对创新行为、承诺和假设进行审视[6]。包容性体现在多元主体参与和价值共创方面,在创新实践中考虑利益相关者和公众需求[17],并将价值共创理念内嵌于创新活动中,进而缓解主体间创新的负外部性。响应性贯穿于责任式创新的整个流程,企业需要对创新流程及潜在不利影响进行实时评估,并根据新规范、新需求和新环境不断调整,以缓解创新的负外部性。责任式创新的4个维度相辅相成,包容性将责任式创新的预测、自省与响应过程置于开放式环境中[6],从而实现及时对话并构建灵活的多方参与框架。
从三重底线视角看,企业可持续绩效包括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现有研究大多从上述3个方面衡量企业可持续绩效(Wang &Dai,2018)。责任式创新的预期性意味着企业将创新责任置于前瞻性预测框架中,通过实施前瞻性环境战略减轻创新对环境的危害(田虹和王宇菲,2019)。例如,企业通过绿色创新、生态创新和绿色商业模式创新承担环境责任,实现节能减排和绿色管理,从而提升环境绩效。
一方面,开展责任式创新的企业能够前瞻性地根据社会规范和社会预期调整创新战略,降低可预见风险[18],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创新对社会的负向影响[6]。另一方面,责任式创新的包容性意味着创新成果符合共同价值观,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或满足社会需求[19],且创新实现过程具有可接受性、可持续性,有利于企业提高自身声誉和社会绩效。
一方面,企业通过捕捉利益相关者需求[6],使创新成果符合共同利益,有利于多方协作,进而提升生态嵌入度和经济效益[17]。另一方面,开展责任式创新的企业会将利益相关者和公众纳入创新流程[6],在市场识别和开发方面拥有更多潜在机会,从而促进经济绩效提升。此外,开展环境友好的责任式创新有利于企业降低污染防治成本,进而提升自身绿色形象,获得经济效益[17]。开展社会友好的责任式创新有利于企业获得良好的市场反馈和消费者青睐,从而获得可观的市场收益[19]。
综上所述,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创新范畴,以社会规范和社会需求作为价值引领,构建利益相关者、公众参与的价值共创模式和治理框架,能够满足社会、环境、道德要求,与可持续绩效的三重底线原则一致,有利于企业提升可持续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责任式创新对企业可持续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创新生态嵌入是企业嵌入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范式[20]。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制造企业在转型升级中面临诸多问题,如技术获取壁垒较高、自主研发创新能力薄弱等。受限于自身资源禀赋,沿用传统创新模式的企业会陷入资源约束困境。在此情形下,企业开始突破组织边界,通过构建或嵌入创新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
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开展符合自身和其他参与者价值主张的责任式创新,能够与其他参与者实现资源互补。此外,互利互惠的协作模式能够提升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间耦合度,有利于企业建立广泛、紧密的伙伴关系。因此,责任式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生态嵌入性[7]。适宜的生态嵌入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丰富的资源基础[9],有利于企业获得互补性资源,而且能够形成紧密且相互依存的网络结构,帮助企业建立多方协作关系。企业能够发挥生态嵌入优势,通过建立联盟抵御外部风险[21]。因此,企业为追求相似的价值主张进行责任式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责任式创新能够提高生态嵌入性,进而提升企业可持续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生态嵌入性在责任式创新对企业可持续绩效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Duchek &Stephanie(2020)认为,组织韧性是一组能力和例程,并将其分为预期、应对和适应3个阶段;张蔼容和胡珑瑛(2023)将组织韧性定义为“组织对压力作出反应并从中恢复的抵抗能力”。组织韧性强调企业应对不利环境的动态性和适应性[22]。制造企业对基础设施的要求较高,其生产过程较复杂,因而构建组织韧性对于制造企业尤为重要。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企业能够通过协作和组织学习整合、重构资源以适应环境变化,进而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责任式创新的预期性、自反性、包容性、响应性与组织韧性的3个阶段存在一定联系。企业通过责任式创新加强伙伴间联系,维持生态系统中的伙伴关系,同时预测利益相关者需求变化和市场变化,提升自身应对动态环境变化的前瞻性[19]。责任式创新的包容性使企业处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网络中,通过协作活动加速信息流动、促进知识共享、加深供应商信任,从而增强供应链韧性[23]。自反性和响应性要求企业不断调整自身资源组合和战略规划,提高环境应对能力和适应能力,从而增强组织韧性。
组织韧性能够为企业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提升可持续绩效提供支撑[24]。危机发生前,企业在日常管理中构建危机应对机制,确保自身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具备良好的危机应对能力。危机发生时,组织韧性能够降低企业应对危机的脆弱性,减轻危机事件对组织的损害。危机过后,企业能够将危机意识融入经营管理理念,及时总结经验,提升自身动态性和适应性,从而提升可持续绩效[25]。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组织韧性在责任式创新对企业可持续绩效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关注组织间网络协作,强调参与者通过互惠共赢方式实现互相依赖和共生演进[3]。动态能力理论强调企业在网络型组织中培育与发展动态能力。生态嵌入性是衡量非核心企业基于网络资源发挥生态系统优势程度的关键指标(臧树伟等,2023)。生态嵌入性、组织韧性均强调互动过程的动态性与长期性,在负责任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上具有相似内涵。负责任创新生态系统中,责任式创新能够强化生态系统协同进化、价值共创的理念,使创新生态系统管理上升到负责任治理层面[7]。
一方面,企业开展责任式创新能够满足利益相关者价值需求(Ceicyte &Petraite,2018),促使各主体间利益趋同并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企业采用互惠共赢模式提升协作强度,进而提升自身与其他主体的异质性资源互补程度,增加生态系统资源种类和数量,提高生态嵌入性。较高的生态嵌入性可进一步增加网络中的潜在参与者数量,并强化企业与网络参与者的潜在联系。网络深度、广度提高有助于企业识别潜在风险与机会,提升组织学习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进而增强组织韧性,提升可持续绩效[23]。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生态嵌入性、组织韧性在责任式创新对企业可持续绩效影响过程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数字技术能够重构创新情境,改变企业价值获取、传递和创造机制[26],催生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数字技术既是价值共创的工具[3],也是价值共创的资源[27]。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减少生产成本、加快生产速度以及提高资源效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加快创新生态系统信息流动速度,扩大组织边界,进而提升主体间协作强度与知识共享程度,营造开放式创新环境(Fatima &Masood,2023)。此外,数字技术应用能够为创新生态系统提供新的价值共创路径[11]。例如,华为运用数字技术提升产品或服务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鼓励具有数字化需求的中小企业参与其生态系统,解决数字创新过程中的资源、能力匮乏问题。因此,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强化责任式创新对生态嵌入性的作用机制,较高的生态嵌入性能够提升企业网络广度和深度[9]。数字技术能够为企业间协作提供技术保障,提高企业敏捷性,增强企业反应、响应和适应能力,从而提升企业可持续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数字技术应用正向调节责任式创新对企业生态嵌入性的促进作用。
H6：数字技术应用正向调节生态嵌入性、组织韧性在责任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影响过程中的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Fig.1 Research model
本文选择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获取研究数据。首先,研究团队基于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的成熟量表构建初始题项,为避免语义表达模糊,对所有英文量表采取严格的“翻译—回译”程序。其次,在正式发放问卷前,研究团队对50位MBA学员进行预调研,回收43份有效问卷。预调研结果显示,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根据反馈进一步提升量表可读性,确保受访者能够正确理解题项。正式调研期为2024年1～3月,通过实地走访相关制造企业,研究团队向受访者发放90份问卷,回收72份;利用课题组成员的社会关系,通过电子邮件向符合要求的受访者发放60份问卷,回收50份;通过联系学院教师向符合要求的MBA/EMBA学员发放250份问卷,回收216份。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3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4.5%。在有效问卷中,员工数量低于100人的企业占3.25%,100～500人的企业占42.01%,500～1 000人的企业占38.76%,1 000人以上的企业占15.98%;国企占33.73%,外资企业占6.21%,合资企业占13.61%,民营企业占46.45%;成立年限10年以下的企业占17.45%,10～20年的企业占43.20%,20～30年的企业占33.43%,30年以上的企业占5.92%;东部地区企业占31.36%,中部地区企业占24.85%,西部地区企业占15.09%,东北地区企业占28.70%。
本文量表均来自成熟量表,采用Likert5点制衡量,具体测量题项见表1。
表1 信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变量题项因子载荷α值CRAVE责任式创新(RI)RI1我们公司生产的新产品/服务表明愿意为客户的福祉增加价值0.8390.9310.9330.745RI2平均而言,我们每年都会推出新产品/服务,以满足客户的社会福利需求0.888RI3业内专家会说,在推出旨在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品方面,我们更加多产0.870RI4我们的新产品为更美好的未来提供解决方案0.865RI5我们公司推出了新产品/服务,以捕捉创新的负责任一面0.856RI6我们公司擅长为有意义的问题引入负责任的解决方案0.860EE1我们公司与许多生态伙伴建立了合作关系0.8280.9310.9320.618生态嵌入性(EE)EE2我们公司与生态伙伴合作,获得了各种资源0.808EE3我们公司与生态伙伴合作,推出了许多新产品0.825EE4我们公司与生态伙伴开展多种模式的创新合作(如技术许可、合作研发等)0.749EE5我们公司与生态伙伴的创新合作比较频繁0.765EE6我们公司与生态伙伴的业务类型相似,属于同一行业领域0.742EE7生态伙伴的知识、技术和资源对我们公司有很强的可用性0.768EE8我们的资源能力和生态伙伴的结合有助于提高我们公司的业绩0.773EE9我们的资源能力和生态伙伴的结合有助于提高生态伙伴的绩效0.798EE10我们公司与生态伙伴建立了高度的合作和信任0.799OR1公司建立内部对危机的意识,并试图让员工意识到这一点0.8300.9270.9320.697组织韧性(OR)OR2公司分析和评估潜在危机的可能性和影响0.860OR3公司提高了自身危机中断的预防能力0.831OR4公司参与制定了应急计划,为应对潜在危机做好准备0.826OR5公司能够快速识别、制定和评估一组可能的危机中断响应0.862OR6公司可以迅速组织一个由关键人员组成的正式危机应对小组,包括现场和公司两个层面0.865OR7公司在处理危机方面非常成功,包括处理公共关系问题等0.765DTA1我们使用了物联网0.8060.8730.8810.663数字技术应用(DTA)DTA2我们使用了5G网络0.851DTA3我们使用了大数据0.848DTA4我们使用了云计算0.783DTA5我们使用了数字孪生0.780SP1我们提高了市场份额0.8060.9650.9660.670可持续绩效(SP)SP2我们提高了利润0.833SP3我们降低了成本支出0.851SP4我们提高了销售回报率0.794SP5我们提高了投资回报0.820SP6我们减少有害/有毒材料的消耗0.831SP7我们减少环境事故的频率0.810SP8我们改进对环境标准的遵守0.830SP9我们减少事故造成的环境破坏0.845SP10我们改善公司的环境状况0.827SP11我们减少对公众的影响和风险0.804SP12我们改善员工的职业健康和安全0.831SP13我们确保向消费者提供安全的食品供应0.799SP14我们提升公司在客户眼中的形象0.801SP15我们提高了公司的社会声誉0.797
(1)参考Adomako &Tran[17]的研究成果,责任式创新量表共6个题项,典型题项如“我们公司生产的新产品/服务表明愿意为客户的福祉增加价值”。
(2)参考Zang等[28]的研究成果,生态嵌入性量表共10个题项,典型题项如“我们公司与许多生态伙伴建立了合作关系”。
(3)参考葛宝山和赵丽仪(2023)的研究成果,组织韧性量表共7个题项,典型题项如“公司建立内部应对危机的意识,并试图让员工意识到这一点”。
(4)参考Li等[29]的研究成果,数字技术量表测量共5个题项,典型题项如“我们使用了大数据”。
(5)参考Wang &Dai(2018)的研究成果,可持续绩效量表采用15个题项测量。
参照以往研究,本文控制企业性质、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和所处地区4个变量,以排除其它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本文运用SmartPLS4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各变量的Cronbach'a值均大于0.85,说明收集的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CR值均大于0.85,说明数据组合信度较高;AVE值均大于0.6,说明数据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
本文采用SmartPLS4进行HTM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不同变量间的HTMT值均小于0.85,说明各变量间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此外,各变量AVE的平方根值均大于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说明量表区分效度较高。
表2 HTMT检验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HTMT test
变量DTAEMORRISPDTAEM0.410OR0.1150.453RI0.2350.4430.585SP0.1980.6910.6140.529
本文使用Amos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通过控制未测量的潜在方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结果如表3所示。对比五因子和加入未测量的潜在方法因子模型可知,CFI和TLI的变化量不超过0.1,RMSEA的变化量不超过0.05。由此说明,在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未得到明显改善,即共同方法偏差不会对模型中的变量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3 Validated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模型χ2dfχ2/dfRMSEACFITLI单因子5 957.7908606.9280.1330.5680.547二因子5 009.8108595.8320.1200.6490.631三因子4 110.7738574.7970.1060.7240.710四因子3 404.8438543.9870.0940.7840.772五因子2 068.0698502.4330.0650.8970.890五因子+方法因子1 851.3578072.2940.0620.9120.90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责任式创新、生态嵌入性、组织韧性和数字技术应用均与可持续绩效在一定程度上显著相关,初步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此外,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7,说明共线性问题不严重。进一步运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多重共线问题,结果显示,VIF值均小于5,再次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 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Table 4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变量平均值标准差RIEMORDTASPRI3.5491.1380.863EM3.0490.9390.414**0.786OR3.6241.0410.545**0.423**0.835DTA3.0151.034-0.213**0.368**0.0860.814SP3.4151.0030.503**0.656**0.583**0.181**0.819
注： **表示 P<0.01,*表示 P<0.05(双尾检验),斜对角为各变量的 AVE 平方根
本文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 (PLS-SEM) 进行假设检验。相较于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CB-SEM),PLS-SEM适用于理论验证、探索,可揭示多个变量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在小样本和非正态分布数据处理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本文选择PLS-SEM进行研究。结果显示,SRMR=0.05(<0.08),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适配度。
3.4.1 直接效应检验
本文使用SmartPLS4的Bootstrapping自助采样程序进行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结果如表5、表6和图2所示。由结果可知,责任式创新到可持续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145,p<0.01,95%置信区间为[0.046,0.249],不包含0,说明责任式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可持续绩效,假设H1得到验证。责任式创新到生态嵌入性的路径系数为0.511,p<0.001,95%置信区间为[0.436,0.585],不包含0,说明企业责任式创新能够显著提高生态嵌入性。责任式创新到组织韧性的路径系数为0.451,p<0.001,95%置信区间为[0.348,0.550],不包含0,说明企业责任式创新能够显著增强组织韧性。
表5 路径分析结果
Table 5 Path analysis results
假设路径 影响系数95%置信区间BootLLCIBootULCI是否支持假设H1RI→SP0.1430.0520.239是—RI→EE0.5110.4360.585——RI→OR0.4510.3480.550——EE→OR0.2410.1570.326——EE→SP0.4650.3800.551——OR→SP0.3060.2100.406——DTA→EE0.4930.4270.561—H5DTA×RI→EE0.1430.0770.204是
表6 间接效应分析结果
Table 6 Analysis of indirect effects
假设路径影响系数95%置信区间BootLLCIBootULCI是否支持假设H2RI→EE→SP0.2380.1850.298是H3RI→OR→SP0.1380.0900.196是H4RI→EE→OR→SP0.0380.0190.062是H6DTA×RI→EE→OR→SP0.0110.0040.019是
图2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Fig. 2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4.2 中介效应检验
(1)路径一：责任式创新→生态嵌入性→可持续绩效。 责任式创新到生态嵌入性的路径系数为0.511(p<0.001),说明责任式创新对生态嵌入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态嵌入性到可持续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465(p<0.001),说明生态嵌入性显著正向影响可持续绩效。由表6可知,路径“责任式创新→生态嵌入性→可持续绩效”的效应值为0.238,95%置信区间为[0.185,0.299],不包含0,说明企业责任式创新通过提高生态嵌入性促进企业可持续绩效提升,中介效应成立,假设H2得到验证。
(2)路径二：责任式创新→组织韧性→可持续绩效。 责任式创新到组织韧性的路径系数为0.451(p<0.001),说明责任式创新对组织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韧性到可持续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306(p<0.001),说明组织韧性对可持续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由表6可知,路径“责任式创新→组织韧性→可持续绩效”的效应值为0.138,95%置信区间为[0.089,0.196],不包含0,说明企业责任式创新能够通过增强组织韧性提升企业可持续绩效,中介效应成立,假设H3得到验证。
(3)路径三：责任式创新→生态嵌入性→组织韧性→可持续绩效。 生态嵌入性到组织韧性的路径系数为0.241(p<0.001),说明生态嵌入性对组织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由表6可知,路径“责任式创新→生态嵌入性→组织韧性→可持续绩效”的效应值为0.038,95%置信区间为[0.019,0.062],不包含0,说明生态嵌入性和组织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成立,假设H4得到验证。
3.4.3 调节效应检验
由表5和图2可知,责任式创新和数字技术应用的交互项对生态嵌入性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143(p<0.001),95%置信区间为[0.077,0.204],不包含0,说明数字技术应用显著正向调节责任式创新与生态嵌入性的关系,假设H5得到验证。
本文通过简单坡度分析进一步解释数字技术应用的调节效果,结果显示,以生态嵌入性为结果变量的模型整体R2= 0.415,F值为33.432,p<0. 001,责任式创新和数字技术应用交互项的效应值为0.116,95%置信区间为[0.050,0.182],不包含0,表明数字技术应用的调节作用成立,调节效应如图3所示。当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较低时,责任式创新对生态嵌入性的正向影响较弱(效应值为0.311,p<0. 001);当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较高时,责任式创新对生态嵌入性的正向影响较强(效应值为0.551,p<0.001)。由此说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越高,责任式创新对生态嵌入性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假设H5得到验证。
图3 调节效应的简单斜率图检验结果
Fig.3 Test results of simple slope plo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由表6可知,责任式创新和数字技术应用的交互项对链式中介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011(p<0.001),95%置信区间为[0.004,0.019],不包含0,说明数字技术应用正向调节生态嵌入性、组织韧性的链式中介作用,假设H6成立。
本文运用Process4.0检验数字技术应用对链式中介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当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较低(Mean-1SD)时,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 022,95%置信区间为[0. 010,0.039],不包含0,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当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较高 (Mean+1SD)时,链式中介的效应值为0.040,95%置信区间为[0.019,0.066],不包含0,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将高数字技术应用和低数字技术应用的链式中介效应值相减,二者差异的95%置信区间为[0.007,0.032],不包含0,说明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效应成立,假设H6得到验证。
表7 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7 Moderated chain-mediated effects
链式中介路径调节变量链式中介效应值BootSE95%置信区间BootLLCIBootULCIRI→EE→OR→SP低数字技术应用0.0220.0070.0100.039高数字技术应用0.0400.0120.0190.066两者差异0.0170.0070.0070.032
3.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借鉴Spector &Brannick(2011)的研究观点,在移除全部控制变量后,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知,移除控制变量后的实证结果与移除前几乎一致,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移除控制变量后)
Table 8 Robustness test I： empirical results after deleting control variables
假设路径影响系数95%置信区间BootLLCIBootULCI是否支持假设H1RI→SP0.1400.0490.237是H2RI→EE→SP0.2380.1850.298是H3RI→OR→SP0.1410.0910.199是H4RI→EE→OR→SP0.0380.0200.063是H5DTA×RI→EE0.1430.0770.204是H6DTA×RI→EE→OR→SP0.0110.0050.019是
(2)借鉴刘刚和孔文彬(2021)的做法,采取随机抽取样本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从338份问卷中随机抽取216个样本(约65%)和263个样本(约80%)分别作为子样本一、子样本二进行假设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由上述结果可知,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9 稳健性检验结果(随机抽样后)
Table 9 Robustness test II：empirical results after random sampling
假设路径子样本一影响系数95%置信区间BootLLCIBootULCI子样本二影响系数95%置信区间BootLLCIBootULCI是否支持假设H1RI→SP0.1340.0180.2520.1350.0370.240是H2RI→EE→SP0.2210.1580.2950.2350.1760.302是H3RI→OR→SP0.1410.0800.2160.1400.0840.209是H4RI→EE→OR→SP0.0410.0190.0730.0410.0200.070是H5DTA×RI→EE0.1280.0350.2120.1450.0630.220是H6DTA×RI→EE→OR→SP0.0110.0030.0230.0120.0040.022是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本文以制造企业为对象,探讨创新生态系统中制造企业责任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作用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1)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通过责任式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可持续绩效。与常规创新不同,责任式创新是企业社会责任和创新的交叉范畴,考虑了其他创新参与主体的利益,旨在减轻创新对社会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有效缓解创新的负外部性,是开放式环境下促进可持续绩效提升的关键驱动因素。
(2)生态嵌入性、组织韧性在责任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责任式创新的包容性使企业处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网络中,企业通过责任式创新实现价值共创,提高生态嵌入性,从而提升可持续绩效。前瞻性、自反性和响应性要求企业通过调整自身资源组合和战略规划应对环境变化,增强组织韧性,从而提升可持续绩效。生态嵌入性会影响企业在利益相关者网络中的资源获取能力,进而影响组织韧性。因此,生态嵌入性和组织韧性在责任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影响过程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3)数字技术应用正向调节责任式创新对生态嵌入性的影响,以及生态嵌入性和组织韧性的链式中介作用。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开放水平越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越高。创新主体开展责任式创新,符合开放式环境下价值共创和协同发展理念。因此,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越高,责任式创新越能提高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嵌入性。从长期看,负责任的行为和较好的生态嵌入能够增强组织韧性,从而提升企业可持续绩效。因此,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越高,责任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越显著,链式中介作用越显著。
(1)拓展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通过引入责任式创新概念,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丰富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内涵。本文将责任式创新与创新生态系统相结合,从微观主体层面探讨了责任式创新对创新生态系统的作用机制,为实现创新生态系统责任式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2)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揭示了企业责任式创新对生态嵌入性、组织韧性和可持续绩效的正向影响,构建了“企业责任式创新→生态嵌入性→组织韧性→可持续绩效”链式中介模型,深化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以往研究基于中宏观视角对责任式创新展开分析,且大多数为质性研究。本文以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微观企业为切入点,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生态嵌入性、组织韧性在责任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影响过程中的链式中介作用,从责任式创新视角为企业嵌入创新生态系统和提升可持续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
(3)结合数字化背景,拓展了责任式创新影响企业可持续绩效的边界条件,揭示了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数字技术应用在“责任式创新→生态嵌入性→组织韧性→可持续绩效”中的调节作用,为制造企业发挥创新生态系统优势,提升可持续绩效提供了理论指导。
(1)制造企业应积极开展责任式创新,在创新过程中充分考虑社会、道德和环境问题。例如,企业以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客户福祉为导向,提供新产品或新服务。此外,企业应为更美好的未来或有意义的问题提供负责任的解决方案。
(2)创新生态系统中,制造企业应重视生态嵌入性和组织韧性。在创新生态系统管理方面,制造企业应注重供应链关系管理,与供应商、客户建立更广泛、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在创新实践中,制造企业应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采用互惠互利模式实现多方协作创新。在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方面,制造企业可与更多科研院校、政府部门等建立广泛合作关系,拓展自身生态系统边界。此外,企业可以利用竞争优势构建自身创新生态系统。在实现生态嵌入后,企业应充分利用创新生态系统的互补性资源优势培育组织韧性。
(3)制造企业要重视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技术能力培育。一方面,企业可以制定数字化人才培养计划,并与高校或科研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以保障数字化人才供给。另一方面,制造企业可以通过研发或引进数字技术提高自身数字技术能力,从而提升数字技术应用水平。此外,制造企业可以考虑与合作伙伴或创新生态系统中其他利益相关者共享资源、技术和平台,从而营造良好的开放式创新环境。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仅考虑了制造企业,结论普适性有限,未来可对其它企业,如服务企业、高科技企业进行探讨。第二,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得相关数据,方法较为单一,未来可利用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第三,企业责任式创新对可持续绩效的影响机制不应仅局限于企业层面,未来可对创新生态系统中其他主体进行探讨,例如员工、供应商。
[1] FELIN T, ZENGER T R. Closed or open innovation? problem solving and the governance choice[J].Research Policy, 2014, 43 (5)： 914-925.
[2] HART M A. Swarm creativity：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s by Peter A Gloor[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0, 24 (4)： 407-408.
[3] ADNER R, KAPOOR R. Innovation ecosystems and the pace of substitution： re-examining technology s-curv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 (4)： 625-648.
[4] HANKINS J. Responsibility beyond growth： a case for responsible stagnation[J].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2021, 8 (1)： 131-133.
[5] 辛冲, 吴怡雯,李明洋. 创新生态系统的知识共享困境研究——社会资本的视角[J].管理科学, 2023, 36 (4)： 44-60.
[6] A J S, B R O, D P M C.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J].Research Policy, 2013, 42 (9)： 1568-1580.
[7] SMOLKA M, BÖSCHEN S. Responsible innovation ecosystem governance： socio-technical integration research for systems-level capacity building[J].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2023, 10 (1)： 2207937.
[8] 罗元大, 曹元坤, 熊笑涵,等. 组织情境下如何推进责任式创新：基于微观视角的综述与展望[J/OL].科技进步与对策,1-11[2024-09-04].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24.G3.20240410.1147.022.html.
[9] XIE X, WANG H. How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innovation niches and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s in 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4 (3)： 299-311.
[10] 刘业政, 孙见山, 姜元春,等. 大数据的价值发现：4C模型[J].管理世界, 2020, 36 (2)： 129-138,223.
[11] FELLNHOFER K.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toward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makes the psychological heart of entrepreneurship pound[J].Technovation, 2022, 118 (10)： 102384.
[12] GOMES L A D V, FACIN A L F, SALERNO M S, et al. Unpacking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construct： evolution, gaps and trends[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8, 136 (11)： 30-48.
[13] PAAVO RITALA V A,DIMITRIS ASSIMAKOPOULOS, OTTO GIES.Value creation and capture mechanisms in innovation ecosystem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2013,63(3-4)：244-267.
[14] COBBEN D, OOMS W, ROIJAKKERS N, et al. Ecosystem types： a systematic review on boundaries and goal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2, 142 (5)： 138-164.
[15] COBBEN D, OOMS W, ROIJAKKERS N. Indicators for innovation ecosystem health： a delphi study[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3, 162 (9)： 113860.
[16] CAVERLY R W. Responsible innovation： managing the responsible emergen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 society[J].Journal of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2013, 44 (2)： 127-129.
[17] ADOMAKO S, TRAN M D. Environmental collaboration, responsible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takeholder pressure[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2, 31 (4)： 1695-1704.
[18] ARSLAN B, TARAKCI M. Negative spillovers across partnerships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2014 Ebola outbreak[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22, 59 (1)： 126-162.
[19] VOEGTLIN C, SCHERER A G, STAHL G K, et al. Grand societal challenges and responsible innovation[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22, 59 (1)： 1-28.
[20] 赵艺璇, 成琼文, 陆思宇,等. 创新生态系统中参与者资源获取路径研究——社会嵌入视角的多案例分析[J].管理学报, 2023, 20 (2)： 159-170.
[21] PUSHPANANTHAN G, ELMQUIST M. Joining forces to create value： the emergence of an innovation ecosystem[J].Technovation, 2022, 115 (7)： 102453.
[22] ORTIZ-DE-MANDOJANA N, BANSAL P. The long-term benefits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rough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 (8)： 1615-1631.
[23] 张梦桃,张生太. 关系网络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J].科研管理, 2022, 43 (7)： 163-170.
[24] DUCHEK S.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 capability-based conceptualization[J].Business Research, 2020, 13 (1)： 215-246.
[25] XIE X, WU Y, TEJEROB C B-G. How responsible innovation builds business network resilienc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during global outbreaks： an extended resource-based view[J].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24, 71 (7)： 12194-12208.
[26] ANCILLAI C, SABATINI A, GATTI M, et al. Digital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3, 188 (3)： 122307.
[27] 孙元, 吴梅丽, 苏芳. 基于技术资源的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及价值共创过程研究——以科大讯飞为例[J/OL].南开管理评论,1-18[2024-09-04].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2.1288.F.20230423.0955.004.html.
[28] ZANG S, WANG H, ZHOU J. Impact of eco-embeddedness and strategic flexibil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non-core firms：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legitimacy[J].Journal of Innovation &Knowledge, 2022, 7 (4)： 100266.
[29] LI X, WU T, ZHANG H, et al. Digital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y capabil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igital strategy[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d End User Computing (JOEUC), 2022, 34 (8)：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