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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China" promoted by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ST) in 2020 i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mechanisms and cross-border synergy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it is also a practice of multi-entit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cology. On the basis of 19 typical cases of "Innovation China" from 2020 to 2021 and other research materials,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novation subject—innovation resources—innovation environment", uses the grounded theor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NVivo11 software-assisted coding to deeply analyze the mechanisms and paths of integration of S&T and economy at the present stage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deas for better integration of S&T and economy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hree key mechanisms in the integration of S&T and the economy, which are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market-led resource integration mechanism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With the guarantee of the three mechanisms, various regions will choose appropriate path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T and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ir actual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paths of resource matching, platform building, and ecological creation. The three paths will be deepened step by step to promote efficient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pecifically, the three key mechanisms are interlink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three are inseparab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mechanisms, they jointly ensure better integration of S&T and the economy. Firstly,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multiple subjects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demand and suppl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Secondly, the market-led resource integration mechanism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key to trul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into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a breakthrough to form a good innovation ecology under the market mechanism. Thirdly, the dynamic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the systematic support for the dynamic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al guarantee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conne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 full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in the market.
Starting from many typical cases of "Innovation China", the paper fully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T and economy shown in the cases by 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and puts forward three alternative path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T and economy, which provides systematic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dea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wo skins” of S&T and economy in China. The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urther policy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study. For instance,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typical cases and local research data of "Innovation China" is yet to be verified. In the future,researchers could conduct additional research on various innovation subjects and other pilot cities (parks) other than CAST to avoid the sample bias in the paper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further enrich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paper by analyzing quantitative data to verify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S&T and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on the integration degre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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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规划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只有依靠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才能持续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便是推动科技经济融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2]。中共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然而,我国创新动力不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现象是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和难点问题[3]。科技创新活动不是“科技研发—成果化—产业化”的单一线性过程,经历了线性范式(创新范式1.0)、创新体系(创新范式2.0)和创新生态系统(创新范式3.0)3个阶段(李万等,2014),创新活动各阶段边界愈发模糊。经验表明,我国整体创新能力不强与创新制度不足有关[4]。因此,在动态演化创新生态系统范式下,我国更需要完善科技创新制度[5],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6],解决好驱动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依靠制度创新发挥多主体、多机制的综合作用,在机制融合中推动创新生态发展,在良好的创新生态中持续发挥政府支持的撬动效应和放大效应,加速科技与经济融合。
为支持区域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于2020年开始着力推进“科创中国”建设,这不仅是一种各种机制融合、多主体跨界协同的制度创新,也是我国优化创新生态的实践。“科创中国”在以往科技创新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包括问题库、项目库和开源库的数字化技术服务交易平台、产业和区域科技服务团、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科创联络员”制度、科技金融服务制度等正式制度设计,以及促进人才聚合、技术集成和服务聚力的科创峰会、项目路演、常态化培训等一系列非正式制度设计。“科创中国”制度设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表现为一系列科技供给机制、资源融通机制、技术交易机制、评价激励机制等有机融合的生态圈,在各类创新资源相互融通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各层级科协组织、地方政府、学会和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力量,有效连接科学家和企业家,将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导入地方产业,促使科技资源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中国科协组织和地方政府部门联合推动下,当前“科创中国”建设已遴选出65个试点城市(园区),通过挖掘2020—2021年“科创中国”实践中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形成一系列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在推动科技经济融合过程中有较好的机制设计,其制度创新实践可为其它地区破解融合难题提供机制和路径参考,并为我国通过制度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基于此,本文基于“科创中国”制度创新场域下的典型实践案例,运用扎根理论对现阶段科技经济融合机制与路径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我国科技经济更好地融合提供理论和实践思路。
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体内容,科技创新是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核心要义。科技创新本身具有科技和经济的双重属性,科技与经济两个系统在科技创新的联结下交互关联[7]。作为一种具体活动,科技经济融合包含一些基本要素,要素组成及其关系集合构成科技经济融合的基本框架。
有学者将科技创新主体、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科技创新环境等作为支撑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要素,科技创新支撑体系中各类资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8]。在当前创新生态系统范式下,创新发生的动态性、系统性大大增强[9],突出表现为研发、应用等创新群落与创新环境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联结传导,形成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开放式复杂系统(李万等,2014)。在创新生态要素构成方面,Ghemawat[10]指出创新生态系统包含3个关键要素,分别是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和要素连通性;Granstrand &Holgersson[11]认为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创新主体、对象、活动、制度、关系等要素;段杰[12]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和创新能力,创新生态系统中多要素相互嵌套并持续发生非线性交互反馈,从而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健康良性发展;胡宁宁等[13]构建了包括创新主体、资源投入和环境建设3个维度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分析框架。鉴于此,本文从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3个维度出发,构建“科创中国”这一创新生态实践推动科技经济融合的分析框架。
(1)创新主体维度。主体是实践活动的承担者,创新主体是从事创新实践的“人”,包括自然人及有研发能力的法人组织[14]。本文从机构层面分析各类创新主体在科技经济融合中所发挥的作用,将创新主体范围界定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科协组织和中介服务机构等,这些创新主体参与各链条科技创新活动,并发挥协同创新作用。其中,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知识创新的主体,是科技资源的供给者。各领域学科专家组成学会、协会等科技社团,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科技服务,是推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15]。企业既是技术创新主体,也是科技资源需求者。科技型企业作为科技和经济的结合点,是推动创新创造的主力军,也是我国构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研究融合体系的着力点[16]。政府和科协组织是制度创新的主体,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扮演着制度企业家、政策设计者、资金支持者、网络搭建者、服务供给者和环境规制者的角色[8],通过资金投入、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扶持等举措为其他创新主体提供支持。中介服务机构是科技资源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的“桥梁”[17],提供研发服务、技术转移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和科技金融服务等专业化、全链条科技服务,助力打通科技和经济之间的通道,间接促进经济增长[18]。
(2)创新资源维度。创新资源是创新生产活动所需的基础资源,是资源要素的集合[19],这些要素能够产生创新成果,推动科技经济融合。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是各类创新主体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不可或缺的创新资源。因此,本文将创新资源界定为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人才是创新之源,发展之基。创新人才是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者,是各类科技服务的高效提供者,人才带有资源属性。相对于涵盖各类机构的创新主体来说,人才作为创新客体,是各类机构拥有的关键创新资源[12],为推动科技经济融合提供重要保障。在“科创中国”建设实践中,人才直接连接科技研发和经济活动,高校和科研院所人才、企业科研人才、科创联络员、技术经理人等各类人才是科技创新全链条上的重要力量,科研人才在不同组织内通过充分流通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科创联络员在政产学研合作网络中发挥“枢纽”和“桥梁”作用,技术经纪人、技术经理人等技术转移人才助力科技创新跨越科技和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资金是维系科技创新活动持续进行的“血液”,为创新成果商业化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17]。在“科创中国”建设实践中,政府财政资金、企业研发投入、科研院校研发投入、金融贷款、基金投资等多元化资金投入能分散创新风险,保障科技创新活动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是创新活动的灵魂,关键共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技术创新体系的完善有助于提高我国产业技术支撑能力[20],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信息是创新活动的载体,是创新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种知识形态资源,主要包括专利、论文和数据等,信息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快速传递能大大提升创新活动质量和效率[17],推动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高效匹配。
(3)创新环境维度。创新环境由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和市场、人文等软环境构成,专注于各生产要素和制度对创新主体的影响[21]。良好的创新环境能为科技经济融合提供有效支撑,是硬环境和软环境的统一[21]。“科创中国”建设硬环境包括各类创新平台建设等,比如产业联合体、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知识产权运营平台、技术交易所、技术交易服务中心等创新平台,各类平台是创新资源流动的载体。软环境包括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支持、供需有效对接的资源整合环境、开放有序的科技成果转化环境、互动协作的创新生态环境等。开放合作的创新环境能够产生磁场效应,吸引各类创新资源集聚,扩大创新规模,提升创新生态系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7]。
综上所述,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是推动科技经济融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在创新环境中相互交融,共同推动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在“科创中国”制度场域下,各创新主体充分发挥各类创新资源的作用,在开放、有序、包容的创新环境中合作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形成推动科技经济融合的机制与路径。本文从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3个维度对“科创中国”案例进行分析,构建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
图1 “科创中国”制度场域下推动科技经济融合的分析框架
Fig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T and economy in the system field of "Innovation China"
扎根理论适用于研究以前鲜有或没有形成一致理论的问题,不同于量化研究,扎根理论事先不提出理论假设,而是在确定研究范围后从经验资料中不断比较、总结和提炼形成系统理论[22]。现有关于科技经济融合机制与路径研究大多比较分散,很少有成熟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适合构建理论的研究方法,扎根理论能为本文系统构建科技经济融合机制与路径提供具体研究思路。
扎根理论由Glaser &Strauss[23]于1967年提出,旨在从资料中发现理论,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理论可追溯到其产生的原始资料,有经验事实作为依据[24]。扎根理论经过发展形成三大流派,分别是Glaser的经典扎根理论、Strauss的程序化扎根理论和Charmaz的建构型扎根理论[25],三者的不同集中体现在编码环节。本文基于“科创中国”众多典型案例、调研访谈和典型工作总结构建科技经济融合机制与路径,与扎根理论强调从经验资料中提炼归纳理论的思想相契合。因此,本文选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根据研究需要,运用编码程序较为固定、规范化的程序化扎根理论,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这3个步骤构建概念和范畴,挖掘范畴之间的潜在关系,并形成故事线[26],最终抽象化为一种理论。
在“科创中国”科技经济融通平台的推动下,中国科协组织多方主体开展了大量促进科技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践工作,并形成一系列“科创中国”典型案例。根据Eisenhardt[27]的观点,采用多案例研究至少需要选择4个案例,否则结论不能让人信服。考虑到需要广泛了解不同区域和不同组织团体参与“科创中国”建设的实践,本文在“科创中国”典型案例和试点建设工作总结中采用以下原则进行筛选:第一,案例选取范围涵盖中国科协推出的具备区域代表性的创新枢纽城市,包括天津滨海新区、浙江嘉兴、广东广州、宁夏银川4 个创新枢纽城市。第二,典型案例应覆盖东中西部地区以及科技服务团、新型研发机构、协同创新平台等各类协同创新组织,以使研究结果更具普适性。2020—2021年19个“科创中国”典型案例,如表1所示,分别包括12个特色地方实践(案例序号1-12)、7个创新组织案例(案例序号13-19)。此外,本文还运用对陕西科协、浙江温州科协的调研访谈材料以及2021年“科创中国”平台综合排行前3(陕西西咸新区、浙江宁波和贵州贵阳)试点城市(园区)建设经验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
表1 2020-2021年“科创中国”典型案例
Table 1 Typical cases of "Innovation China" fiom 2020-2021
序号 试点地区/特色主体 科技经济融合特点 1 天津滨海新区 立足信创 产 业,推 动 科 技 反 哺 实 体 经济 2 浙江嘉兴 多类型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3 浙江温州 以会促建、以会助产 4 广东广州 聚焦技术 交 易 环 节,成 立 技 术 交 易 服务中心 5 上海 技术券商提供成果转移转化专业服 务 6 江苏无锡 通过引才机制促进人才与产业联动 发展 7 山东泰安 会地合作助力中小企业技术升级 8 湖北 技术经理人当好“产学研”桥梁 9 安徽 安徽省科学家、企业家协会 10 宁夏银川 “人才+资金+创新平台”助推科技 成果转化 11 重庆 专利池模式畅通产学研合作渠道 12 四川 “天府科技云”平台汇聚创新资源 13 高技术纤维与现代纺 织科技服务团 科技服务 团 提 供 产 学 融 合 平 台,服 务地方发展 14 高端装备制造科技服 务团 聚力攻关共性技术 15 高端电力装备科技服 务团 以科技评价加速成果推广转化和产 业化 16 海尔 HOPE平台 开放式创新平台助力解决行业共性 需求 17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协 同创新平台 “联盟+公司”科技经济融合新模式 18 新型研发机构 多元主体协同提供高质量科技服务 19 科创联络员 科创联络模式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
开放性编码流程包括“原始资料—贴标签—概念化—范畴化”,通过对原始资料逐行、逐句、逐段编码,将原始数据抽象化,形成初始概念,然后在反复对比分析概念过程中提炼出更高一级的范畴,从而实现原始资料的概念化和范畴化(周青等,2020)。本文借助NVivo11软件对原始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第一步,贴标签。标记案例资料中与科技经济融合机制及路径有关的词句,区别不同现象进行初步提炼(编码前缀为“a”),建立180个标签节点。第二步,概念化。反复对比新资料和原始资料,将描述相近、属于同一现象的标签节点归类在相同树节点之下(编码前缀为“A”),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概念,共获得57个概念节点。第三步,范畴化。对提炼的概念进一步筛选、合并,从而构建不同范畴(编码前缀为“B”),共得到14个范畴节点。经过上述过程,最终获得与科技经济融合机制及路径相关的180个标签、57个概念、14个范畴,如表2所示。
表2 开放式编码(部分)
Table 2 Open coding(partial)
原始案例资料 贴标签(a) 概念化(A) 范畴化(B)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支持创新中心建设发展,给予160亩建设场地 支持 a5 建设场地支持 A2 用地保障 B1 政府支持 设立学会服务站,导入专业技术服务实现服务赋能 a20 学 会 服 务 站 服 务 赋能 A9 会企合作 B2 政产学研金服用长 效协同 研究院作为连接产学研各方的新型研发机构,持续关注咸宁本地企业 发展,与企业建立常态化联络以实时了解和把握企业需求,在企业管 理、技术研发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定制化、针对性服务 a31 精 准 解 决 企 业 技 术创新难题 A11 助 力 技 术 改 造 和 转化落地 B3 新型研发机构发挥 效力 中国科协挂点组与市科协、区科协成立工作专班。通过会市区三级联 动机制,使需求端与供给端有序衔接 a43 各 级 科 协 联 动 机 制 A16 统筹协调 B4 科协组织支撑 科技服务团进行科技资源网络布局,提高服务供给能力,按照就近原则 遴选专家 a76 优 化 区 域 科 技 资 源布局 A25 服 务 区 域 经 济 高 质量发展 B5 科技服务团效能发 挥 形成以地方政府科技专项支持、经济和信息化局补贴、高校配套、研发 投入、研究院垫资为核心的研发资金池,为青砖茶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经 费支持,有效缓解企业研发风险 a82 责任共担、利益共 享 A27 研发资金池 B6 资金融通 技术经理人需要具备专业判断能力,了解技术转让方是否拥有过硬的 技术能力,确保在项目运作之初就具备较高的合作可能性 a98 技术转移人才 A32 专业人才培养 B7 人才支撑 科技评价工作是全国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重要抓手 a106 科技评价促转化 A34 学会智力支撑 B7 人才支撑 “经验信息”焊接必然要走向“数据信息”焊接,这是包括焊接在内的现 代制造工业发展的大趋势 a110 技术数字化转型 A36 企业自主创新 B8 技术支撑 依托“科创湖北平台”等新型信息化技术和手段,精准匹配共性需求与 技术供给 a114 精 准 匹 配 共 性 需 求与技术供给 A38 汇 集 拓 展 供 需 信 息 B9 信息流通 天津滨海新区发展信创产业,重点建设“中国信创谷”,突破芯片设计、 芯片制造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困境 a121 地方创新发展 A39 因地制宜 B10 资源整合 成为科创联络员后,逐渐与企业、技术团队建立常态化互动关系 a122 组 建 科 创 联 络 员 队伍 A40 供需对接 B10 资源整合 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提升科研组织知识 产权综合能力,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a136 知 识 产 权 助 力 产 业创新发展 A43 知识产权政策 B11 政策支撑 技术交易服务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市场化运营 a160 搭 建 技 术 交 易 服 务中心 A50 技 术 服 务 交 易 平 台 B12 平台赋能 杨浦区和上海技术交易所计划在“科创中国”试点建设期内,每年打造 两到三个产业细分领域技术券商 a164 发展技术券商 A53 技 术 转 移 交 易 服 务 B13 科技成果转化 “科创中国”温州样板展现出“一核八链”发展模式,即以“世界青年科学 家峰会”为核心延展出八大链条———技术链、人才链、创新链、平台链、 产业链、资金链、服务链和政策链,同时,链 链 相 扣,结 链 成 网,相 融 相 涨,实现科技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 a172 以会促建、以会助 产 A56“一 核 八 链”发 展 模式 B14 创 新 创 造 生 态 体 系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借助Strauss提出的编码范式,运用“前因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将各范畴联结起来[28],建立范畴之间的潜在逻辑关系,发展出主范畴和副范畴,使所有数据形成一个证据链,如表3所示。
表3 “科创中国”典型案例主轴编码结果
Table 3 Axial coding results of typical cases of "Innovation China"
主范畴 副范畴 范畴内涵 创新主体 B1 政府支持 省市区部门组织“科创中国”试点建设,同时地方政府为创新中心、技术交易服务中心等科创 平台提供建设运营场地支持 B2 政产学研 金 服 用 长效协同 整合科研院校、协会以及市场专业服务机构资源,以政产学研金服用跨界融通的组织力推动 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等集聚发展,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B3 新型研发 机 构 发 挥效力 新型研发机构体制机制优势显著,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汇聚导入资源,并下沉创新资源至地方 和企业,交叉融合的非线性科研模式高效助力地方企业技术改造和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服务 国家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B4 科协组织支撑 中国科协组织推动“科创中国”建设与政府部门密切合作,发挥统筹协调科技服务团、协调对 接企业人才资源、服务区域创新的支撑作用 B5 科技服务 团 效 能 发挥 由全国学会自愿组合的科技服务团是“科创中国”平台的重要主体,持续开展技术、人才等资 源下沉和落地服务,常态化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并以共性技术研发、多元化科技评价等助力成 果推广应用 创新资源 B6 资金融通 科技金融贷款、股权投资、财政资金、投资基金等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多元化资金支持,同时 多主体良性互动共建研发资金池以缓解企业研发风险 B7 人才支撑 围绕主导产业需求,综合运用高端峰会、人才政策、协同创新中心等渠道精准搜寻海内外各类 人才资源,培养技术转移人才和科创联络员等专业人才,为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提供支撑 B8 技术支撑 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自主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遵循用户需求研发导向,依靠科技 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优化技术,充分“造血”,提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 B9 信息流通 发挥“科创中国”平台信息优势,在全国范围内汇集供需信息,发挥科创联络员力量,建立供需 精准匹配的信息化“桥梁”,打破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的信息壁垒 创新环境 B10 资源整合 地方因地制宜促进全产业链发展,以线上线下融合方式精准导入创新资源,线上线下有效协 同、精准匹配科技供给和企业需求,助力破解创新发展瓶颈 B11 政策支撑 政府扮演政策设计者的角色,出台知识产权政策、人才政策、技术交易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地 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宏观政策框架下进一步细化政策扶持措施 B12 平台赋能 搭建政产学研平台、科技服务公共平台、技术服务交易平台,集聚创新资源,提供科技服务,为 其它组织和平台赋能 B13 科技成果转化 通过科技成果鉴定等科技评价工作、院所共建产业专利池等方式助推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发 展多类型技术券商,为技术转移交易提供全链条服务 B14 创新创造生态体 系 各地在“科创中国”建设过程中形成学会主导的“联盟+公司”模式、“一核八链”发展模式、“企 业集聚+平台赋能+应用驱动+群体突破”模式等多种类型的创新创造生态体系
选择性编码阶段需要明确核心范畴,构建核心范畴与其它范畴之间的逻辑框架,从而勾勒出“故事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吸纳新的经验资料,与初步构建的框架进行互动验证,完善各范畴之间的联系,最终构建概念充实、发展充分的理论模型[22]。通过对典型案例和其它补充材料进行三级编码,本文呈现出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故事线:在政府宏观制度框架下,政府发挥引导作用,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同时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促进各类创新资源融通汇聚,在良好创新环境中形成创新创造生态体系,最终推动科技经济融合。根据这一故事线,本文将“科技经济融合机制与路径”确定为核心范畴,如表4所示。通过深入剖析3个主范畴与副范畴之间的关系,结合原始资料进行对比,构建各范畴内含的科技经济融合机制与路径模型,如图2所示。
表4 主轴编码范式
Table 4 Paradigm patterns of axial coding
主范畴 副范畴 前因条件 行动/互动策略 结果 创新主体 政府支持 政产学研金服用长效协同、新型研发机构发挥 效力、科协组织支撑、科技服务团效能发挥 多主体协同创新 创新资源 多元化资金来源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产业主导 人才需求、用户需求研发导向、精准匹配的供 需信息 资金融通、引才和人才培养、企业自主创新 资源融通 创新环境 政策支撑 资源整合、平台赋能、科技成果转化 创新生态
图2 科技经济融合机制与路径模型
Fig 2 Mechanism and path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S&T and economy
运用扎根理论构建理论模型需要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新增材料中的新概念或新范畴。在此过程中,已有概念和范畴对补充材料编码起指导作用,根据新概念和新范畴修正完善编码结果。表5为补充材料得到的新概念和新范畴,本文对陕西科协调研访谈材料进行编码,出现新概念,但未出现新范畴;对浙江温州科协调研访谈材料进行编码,未出现新概念和新范畴;对陕西西咸新区、浙江宁波、贵州贵阳3个试点城市(园区)建设工作进行编码分析,也未出现新概念和新范畴,说明上述科技经济融合机制与路径模型达到较高的理论饱和度。
表5 补充材料得到的新概念和新范畴
Table 5 New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derived from the analysis of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案例 新范畴 新概念 陕西科协调研访谈材料 — 中小企业供需对接签约落 地少 — 线上线下有效协同对接 — 根据企业规模区分对接方 式 浙江温州科协调研访谈材料 — — 陕西西咸新区2021年“科创 中国”试点建设工作总结 — — 浙 江 宁 波 2021 年 “科 创 中 国”试点建设工作总结 — — 贵 州 贵 阳 2021 年 “科 创 中 国”试点建设工作总结 — —
科技经济融合的重点在于“融合”,让科技端供给与经济端市场需求充分融合,进而实现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经济融合机制是科技和经济结合的“粘合”力量[29],是协调科技和经济关系以发挥科技创新动能的运行方式。科技经济融合路径是解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问题的重要选择。
4.1.1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机制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机制可打破科技和经济系统独立运作的分散结构,推动科技成果及时、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科创中国”建设实践中涌现出政企合作、校地合作、校企合作、科企合作、会企合作、多主体联合政产学研合作网络等多类型创新主体协同合作形式,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各主体有共同的利益联结机制。Etzkowitz等(1995)用三螺旋模型描述政府、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之间的互动关系,三者之间的紧密合作对于解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问题具有促进作用。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政府作为宏观引导者,主要通过政策链间接对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之间的协同合作产生影响,推动其调整科技活动和产业活动。然而,企业、科研院校由于价值理念和利益立场不同存在合作不紧密的情况,这就需要双方基于需求导向整合自身创新资源,调整创新活动。产业链上的企业受市场机制影响对科技服务产生需求,或在前期创新成果应用环节产生一些新需求,并反馈到创新链上,使科研院校创新活动不断调整、深化。例如,在“科创中国”建设实践中,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以科创联合体、科技服务团等组织形式深入地方、园区、企业进行调研,了解地方产业发展需求和企业共性技术,依托新型研发机构、协同创新平台等多元协作模式降低信息不对称,基于需求导向联合进行共性技术攻关,以共同利益为目标推动创新链良性互动发展。
此外,在多主体协同合作过程中,应灵活选择有效的合作模式或创新组织形式,使各主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推动各主体之间的联结更加紧密。新型研发机构、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学会主导的“联盟+公司”协同创新平台为典型的合作模式或创新组织形式。其中,新型研发机构适用于非线性科研模式,具有不同于企业和传统事业单位的独特组织优势,其灵活的体制机制能吸引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合作,通过搭建上下联动、纵横交织的网络整合、集聚各类创新资源,推动科技与市场紧密结合。典型案例如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简称“柔电院”)由浙江省政府、嘉兴市政府、南湖区政府和清华大学联合组建,柔电院作为实体运营单位,通过与各学会、协会合作,精准导入人才、技术、仪器设备等资源,服务于地方产业和企业发展需求。产业技术研究院组织模式适用于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需求,能有效协同企业、科研院校、政府等各方力量,搭建实用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形成长效、稳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合体,为产业发展提供高效的技术服务。例如,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推动成立泉州石狮研究院和宁波研究院,在科技服务团助力下进一步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广泛服务于地方中小企业发展。学会主导的“联盟+公司”协同创新平台作为科技经济融合的新模式,创新联盟与公司相互赋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差”,高效聚合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平等共享技术成果,实现技术产业化。例如,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探索的智能网联“联盟+公司”模式将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23家企业聚集起来设立国汽智联,由学会主导公司经营方向,牵头组织共性技术攻关,强化公司公益性,并以等比例、等股权出资保障股东企业平等享有国汽智联的技术成果。
4.1.2 市场主导资源融通机制
科技经济融合表现为创新链、产业链、技术链、资金链、人才链、信息链等多个链条的紧密结合。各链条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在市场主导下形成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创新资源充分流动、合理配置、高效运转的资源融通机制。
市场主导资源融通机制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发挥引导作用,政府政策导向与组织领导方式是各链条融合的驱动力,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在研究、试验开发和应用环节得到合理配置。除政府引导外,还需要重视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打破阻碍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创新资源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打破资金壁垒,通过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证券化等金融工具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打破人才壁垒,形成科研院校和企业科研人才在不同组织内充分流动的体制机制;打破信息壁垒,以各层级、各类型平台汇聚供需资源,推动科技成果和企业需求精准匹配;打破技术壁垒,以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改革为突破口,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让技术深入到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创新发展实践中去。
市场主导资源融通机制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以项目路演、会议展览、峰会活动等为载体的资源融通,以及以科技服务公共平台、政产学研平台、技术交易服务平台等为载体的资源融通。例如,在“科创中国”建设实践中,浙江温州以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为“纽带”,带动科技、人才、产业、资本迅速聚集,推动温州成为创新高地,资源融通效应初步显现,成为“以会促建、以会助产”的典型,顺利打通“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中间试验—企业孵化—规模生产”全生命周期创新链条,辐射长三角区域科技经济融合。另外,包括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在内的各类平台连接技术供给端和技术需求端,内嵌交易规则、标准体系和定价机制,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充分融合,架起从技术到产业的“桥梁”。例如,上海技术交易所围绕技术券商,整合科研院校、学会、金融机构等资源为技术转移交易提供全链条服务,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助力产业效能提升。
4.1.3 创新生态系统动态演化机制
创新生态系统是指构建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生的创新网络,表现为创新参与者、创新行为、产品和服务、机制体制之间相互作用、不断演化的动态集合[30]。在已有产业优势和科技供给的基础上,应重视创新生态系统所蕴含的重要力量,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促进价值创造与增值,打破科技和经济系统间的分散结构,促进科技和经济深度融合。从空间维度看,创新生态系统涵盖3个层面,分别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和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无论哪个层面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主体价值获取都是创新生态系统动态演化的关键环节,各创新主体通过与其他主体共享、共用创新资源,达到价值共创的目的,进而促进创新生态系统长期持续演进。
在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中,中央政府是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动态演化的主要力量,在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导向下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发展规划和指导性政策,积极主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并引领区域、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不断发展。因此,在国家创新生态体系中,中央政府应根据地方特色产业和技术需求,科学布局众多区域、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地方政府是重要支撑力量,在国家整体规划和目标引领下,出台并落实激发地方产业创新活力的优惠政策,因地制宜发挥区域创新资源联动优势,吸引其他主体加入创新生态系统,激发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内在演化动力。比如,泰安市政府在中国科协支持下吸引全国众多学会、平台、科研人员等资源入驻,助力其与当地企业、产业形成良性互动,进而营造全域创新生态。在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中,龙头企业是主要力量,为实现技术突破往往需要与众多合作者建立联系,如高校、科研院所或其它龙头企业。为获取外部创新资源,龙头企业也会吸引其他主体入驻创新生态系统,包括技术券商、金融机构等,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形成紧密联系的合作网络,进而演化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4.2.1 路径一:资源对接
创新资源不够丰富、创新环境不够完善的地区往往需要吸引外部科技资源,实现点对点资源对接,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技术升级难度较大、资源整合能力薄弱,更加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在资源对接路径下(见图3),政府和科协组织共同成立领导小组,促进部门协调发展。通过发展科创联络员充实对接力量,配合地方领导小组做好“科创中国”宣传推介工作,帮助企业充分认识“科创中国”建设的效用所在。同时,科创联络员深入园区、企业进行调研,将企业科技需求与科协掌握的学会资源充分汇集,搭建科技社团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形成常态化联络机制,推动全国学会、科创联合体、科技服务团、科研院所及高校等人才资源下沉到企业,促进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
图3 资源对接路径
Fig 3 Path of resource matching
4.2.2 路径二:平台搭建
在产业基础较好、创新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进一步搭建各类创新平台,发挥资源汇聚优势,提高创新效率。在平台搭建路径下(见图4),各地区在国家创新体系下打造各类专业化平台,融合多元创新主体资源,凸显科技赋能效力。各类政产学研平台融合汇聚学术资源和企业资源,使科技社团服务于共性技术攻关,为区域产业升级和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尤其是在数字技术融合背景下,线上线下资源充分融合,为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架起跨越地域空间的“桥梁”。技术交易所、技术交易服务中心、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知识产权运营平台等各类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均能极大降低创新活动交易成本,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市场化专业服务。
图4 平台搭建路径
Fig 4 Path of platform building
4.2.3 路径三:生态营造
平台基础较好、创新环境较好地区不应仅局限于局部创新平台建设,还应探索更高水平的“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创新模式,发展创新驱动力更强的创新生态系统,充分激发创新动能。在生态营造路径下(见图5),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等物种联结形成研究、开发和应用三大群落,各群落与创新环境在共生竞合的相互作用下动态演化,形成整体创新生态系统,追求持续性创新(李万等,2014)。其中,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和公共政策设计对保持创新活力尤为重要。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技术链、人才链、创新链、平台链、产业链、资金链、服务链和政策链充分融合、互相作用、协同合作达成希克斯改进[30],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图5 生态营造路径
Fig 5 Path of ecological creation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结合对陕西科协、浙江温州科协的访谈资料,通过对“科创中国”19个典型案例和其它补充材料进行三级编码及理论饱和度检验,构建科技经济融合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机制、市场主导资源融通机制和创新生态系统动态演化机制。在三大机制保障下,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科技经济融合路径,包括资源对接路径、平台搭建路径和生态营造路径,三条路径逐级深入,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高效协同。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机制是科技经济融合的基本条件,是科技需求和供给有效对接的前提,是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基础。市场主导资源融通机制是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创新链转化为产业链的关键,是形成良好创新生态系统的突破口。创新生态系统动态演化机制则是深化科技经济融合的系统性支撑,是推动科技供需持续对接、市场创新资源充分融合的有效保障,有助于国家应对经济社会发展挑战、突破科学技术壁垒。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机制、市场主导资源融通机制和创新生态系统动态演化机制三者融为一体,只有充分发挥3个关键机制的协同效应,才能优化创新生态系统,促进科技和经济深度融合。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完善多元主体激励约束机制。多个“科创中国”试点都组建了科创联络员队伍,但人员多为兼职,缺乏激励机制,影响科技需求征集效率和质量。因此,需要打造专业科创联络员队伍,从科研院所、企业、各类学会协会、产业园等机构中选拔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加强线上线下培训,提高联络员识别、凝练科学问题和产业共性需求的能力,为联络员提供相应晋升通道和物质激励。另外,完善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将技术转移人才纳入科技管理职称评审,支持科研院所通过股权激励、资本运作等方式与市场对接,加快技术扩散。
(2)放权让利,给予科研院所和科技社团更大的自主权。破除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壁垒,给予科研院所自主权、人员自主权、经费管理自主权,充分调动科研机构创新积极性,提升创新绩效,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对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的科技社团,应在明确科技社团合法盈利的基础上引入市场化实体运营机制,与其他创新主体联合成立产业研究院等研发机构,激活科技社团跨单位、跨领域、跨国界链接优势[15],促使学会、协会等科技社团深入地方企业提供常态化、精准化技术供给服务。
(3)以需求为导向提供科技服务,培养各类科技人才。科技供给强调市场导向,重视与科技需求相匹配,强调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在科学家和企业家常态化沟通的基础上,以企业技术需求为靶向开展研发活动,同时引导技术交易由供给驱动转向需求牵引(刘雨枫等,2022)。在引才聚才方面,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培养科技人才,在科教资源丰富地区和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地区强化交流合作,实施“菜单式”科教结合协同育人,培养急需紧缺的产业人才,推动人才和项目双向流动。同时,系统培养熟悉技术和产业的技术转移人才,弥补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缺口。
(4)推动形成市场化风险分担和收益分享机制。对于关键共性技术需求,联合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建研发资金池,共享研发收益,并配套相应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推动各类创新主体在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的引导下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落地和成果转化,缓解中小企业研发资金不足、研发风险较高的困境。
(5)促进线上线下平台有效对接,营造良好的创新硬环境。“科创中国”平台在线上动态发布科技供给和需求信息,学会、协会等组织在线下提供科技服务,但调研发现线上线下对接不及时、不精准,影响科技需求对接的有效性。因此,“科创中国”平台、各类技术交易服务平台需构建线上线下协同服务体系,完善平台运营机制,使平台线上信息发布和线下合作相辅相成。
(6)加强央地协同和部门联动,推动创新体系有机协同,营造良好的创新软环境。一方面,完善科技创新组织体系,加强央地协同,对产业基础、创新资源禀赋和科技创新能力不同地区给予分类支持,根据区域发展需要灵活给予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同时,强化中央相关部委、地方省市、市级各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有序推进科技创新支持政策和发展规划。另一方面,有机融合现有创新发展战略,推动“科创中国”与创新创业融合发展[31],高效整合创新资源,共同打造创新生态体系。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囿于资料获取的局限性,选用创新实践较好的典型案例和地方经验,研究结论普适性有待提升。二是仅与陕西科协和浙江温州科协展开座谈,一手访谈资料较为有限。未来应对科协组织之外的各类创新主体和其它试点城市(园区)进行调研,避免样本偏误;同时,通过量化数据验证科技经济融合机制对科技经济融合度的提升效果,进一步充实本文研究结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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