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paper employs joint patent applications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the basis for data to construct a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Firstly,descriptive analysis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is employed to describe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econdly,on the basis of the panel data from 2004 to 2020 for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the empirical test is conducted by a two-way fixed-effect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static (network position and network relationship strength) and dynamic (expansion and st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s on green economic growth,as well as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both the static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s with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green economic growth,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egulatory role.Concerning static network characteristics,the more centrally positioned a city node is within the network,the more advantageous it is for enhancing its efficiency in green economic growth.Network relationship strength exhibit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a city's green economic growth,indicating that higher cooperation intensity among city nodes isn't always better but rather reaches a certain threshold.Regarding dynamic network characteristics,self-centered network expansion is detrimental to green economic growth,while stability contributes positively to it.Furthermore,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twork position,network relationship strength,stability,and green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s on green economic growth und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opening up the "black box" of driving green development through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In comparison to existing research that primarily focuses on the effects of static network characteristics,this study integrates both static and dynamic network features within a single research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s on green economic growth,expanding the theoretical boundaries of green economic growth concerning innovative elements.Additionally,by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to the pathways influencing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n green economic growth at varying level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this study enriches studies i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offers a novel lens for exploring integrated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green economic growth.
随着世界经济逐渐转向以流动空间为核心,城市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基本单元,其重要性不断凸显,并从点状的单个城市扩展到面状的城市群。在这一趋势下,城市群成为引领国家经济发展和创新转型的核心区域。与此同时,开放式创新成为各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流模式,而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备受关注。当前的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研究集中关注协同创新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其中,大部分以知识网络、技术合作网络或基于引力模型构建的创新网络为基础,探究城市群创新网络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演变趋势;也有部分学者重点探究网络形成机制与驱动因素,进一步丰富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研究。然而,针对城市群创新网络效应的研究尚存在不足,少部分学者关注了城市网络创新效应[1-4]、经济效应[5],但是较少考虑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的绿色经济效应。从可持续发展到绿色经济,创新驱动绿色经济增长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创新网络在城市与国家创新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揭示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特征对区域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促进长三角城市群高效协同、充分发挥增长极与网络节点功能、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从网络位置与关系强度角度探究协同创新网络效应[6-7],为本文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网络本质并非只是静态网络特征,网络内个体或组织进行社交活动时会涌现网络行为、产生网络变化[8],同时分析网络静态结构与动态特征是未来网络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9]。此外,环境规制是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现有文献侧重于探究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少有研究基于网络视角关注跨区域技术协同创新、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因此,有必要构建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与区域绿色经济增长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探讨网络静态特征和动态特征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环境规制纳入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路径因素中,可在一定程度上扩展社会网络理论内涵,为城市群协同创新与绿色发展提供实践指导。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第一,相比于已有研究侧重于关注网络静态特征效应,本研究将网络静态与动态特征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剖析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的绿色经济效应,拓展绿色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创新要素的作用边界;第二,深入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特征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背后的原因,为全面理解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提供新视角及理论依据。
1.1.1 网络位置与绿色经济增长
在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中,城市网络位置对绿色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其传导机制通过以下方面展现:首先,占据网络核心位置的城市往往能有效获取和分配创新资源,从而推动绿色技术研发和推广。其次,处于中心位置的城市通过知识与技术共享,以及异质性或稀缺性资源获取,加速创新,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益,并推进绿色经济发展[10]。再次,核心城市的创新能力和承担风险能力往往较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绿色创新与绿色产业发展,提升绿色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3,11-12]。因此,在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中,网络位置不仅关系到城市创新绩效,而且直接影响其在促进绿色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和地位。网络位置促进城市群绿色经济增长的路径有:一方面,网络位置直接关系到技术合作、知识流动的频率与强度,进而影响城市间技术转移、创新活动及产出水平。中介中心性高的节点在网络中充当传递信息与资源的“桥梁”,使得城市间的技术交流和协同创新更加顺畅,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知识空间溢出推动城市绿色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网络位置也与城市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密切相关,例如技术、资金和人才等。越趋向于中心位置,其搜寻、获取、吸收、转化创新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资源禀赋在城市绿色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也越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网络位置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
1.1.2 网络关系强度与绿色经济增长
现有研究集中探讨网络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关系。例如李明星等[6]的研究表明,网络关系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李海林等(2023)实证研究发现,复杂协同创新网络与星型协同创新网络合作强度分别对网络创新绩效具有正向、负向影响。然而,既有关于城市网络节点关系强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较少。城市网络已成为研究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13]。因此,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探究城市创新网络关系强度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十分必要。
城市创新网络关系强度是指城市之间创新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其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涉及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系统问题。在网络初期阶段,城市节点间会遭遇技术合作困难和挑战,造成合作成本较高,进而抑制绿色经济增长。具体包括:第一,城市节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同城市掌握的绿色技术、市场需求、政策支持等方面信息不一致,导致合作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整合和共享这些信息。第二,城市节点之间的技术差异问题,如某些城市可能在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较领先,其它城市可能需要投入更多努力和资源才能迎头赶上。这样的技术差异导致合作过程中需要进行技术转移、技术培训等额外投入。第三,城市节点之间的信任问题。在网络发展初期,由于缺乏合作经验和合作信任,城市之间对于共享技术、资源和利益可能存在一定疑虑与保护主义倾向。以上因素均导致初始阶段网络关系强度对城市绿色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随着一体化深入推进、政府政策支持逐步加大,以及城市节点间技术合作经验的积累,城市绿色经济增长开始受益于更加紧密的合作和协同创新。具体而言,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支持鼓励城市节点间开展技术合作、资源共享和创新合作,促进协同机制形成。这些政策和机制为城市节点提供了合作框架与契机,有助于加强合作关系,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城市节点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后,合作频率的提升将产生协同效应。城市节点之间通过高强度的技术合作,有助于提高自身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水平,推动绿色产业链形成和发展,从而加快绿色经济增长步伐。此外,紧密的技术合作和协同创新有助于重塑创新生态系统,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b:网络关系强度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短期内前者对后者具有抑制作用,长期内则存在推动作用。
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动态性衡量的是城市自我中心网络的动态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外界环境变化下城市自身资源获取能力或创新能力的动态变化过程。借鉴相关研究对动态网络特征的界定[14],本文以扩张性与稳定性衡量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动态特征。
1.2.1 扩张性与绿色经济增长
城市节点的自我中心网络扩张性是指城市在技术协同创新网络中主动建立新合作伙伴关系以扩大自我中心网络规模。有研究表明,在产学研合作网络中,扩张性能够为组织带来新的异质性创新资源,从而刺激组织创新[15]。此外,通过拓展与其它创新主体的合作关系,不仅能够促进知识溢出,还能够分散合作风险、降低创新成本,激发组织持续创新的积极性(傅利平等,2013)。然而,以上研究均以微观主体为研究对象,对于城市创新网络及其影响效应的适用性尚未可知。结合已有研究和城市网络特性,本文认为扩张性有可能给城市绿色经济增长带来逆向影响。首先,过度追求网络扩张会导致资源配置分散,从而抑制城市创新潜能。进一步地,网络快速膨胀可能诱发城市间合作浅尝辄止,这无疑会损害合作的质与量。另外,网络盲目拓展可能导致城市建立的合作关系与其发展策略不一致,阻碍核心区域策略性项目的深度合作,致使协同效应难以显现,同时,行政角度的资源竞争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不佳,从而损害绿色经济效益和竞争力[16]。最后,由于不同城市节点在政策、文化和法规等方面都有其独特性,选择合作伙伴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挑战。在绿色经济领域,合作伙伴品质、创新能力和政府政策对合作成果都起到决定性作用[17]。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a:扩张性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
1.2.2 稳定性与绿色经济增长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社会关系具有惯性,即过去的网络结构与关系会对现有网络产生显著影响[18]。这是因为,一方面,建立新的合作关系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并伴随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个体或组织更倾向于保持旧联系,不愿意发展新联系[15]。另一方面,受到自组织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双重约束,个体或组织即使有解除旧关系并建立新关系的诉求,也很难快速作出反应[19]。Dahlander &McFarland的研究表明,尽管建立新合作伙伴关系能够获取更多异质性资源,然而在大多数时候,维持和加强已有合作关系能够带来更多收益[15]。自我中心网络稳定性表征个体或组织对熟悉的合作者作出的长期评价结果[20]。Yan &Guan指出,维护有价值的合作伙伴有助于提高确定性、降低风险[14]。稳定性在推动城市群绿色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城市节点通过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汇聚与持续利用多方资源,为绿色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力。其次,稳定性有助于城市集中资源,专注于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项目和战略领域,进而在绿色经济发展中形成城市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城市群绿色经济增长潜力。最后,自我中心网络稳定性还可以提高城市节点网络韧性,保障绿色经济稳定增长。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b:稳定性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
1.3.1 环境规制对网络位置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的调节作用
首先,依据开放式创新理论,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外部压力,可以激发城市节点加入技术协同创新网络,成为信息与技术交流中心。这是因为,面对环境规制,城市节点需要寻找更加环保、高效的技术与解决方案,以适应新环境要求。通过加入技术协同创新网络,城市节点可以更加有效地交流信息与技术,共同研发和推广绿色技术,以应对环境规制要求。其次,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位于网络中心位置的城市节点能够更充分地获取创新资源。在环境规制驱动下,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城市节点通过整合创新资源、知识和技术,从而实现技术跨越和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推动区域绿色经济增长。因此,环境规制强度越大,网络位置对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
1.3.2 环境规制对网络关系强度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的调节作用
在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形成初期,因为城市节点之间存在信任不足、信息不对称、技术差异、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导致网络关系强度对绿色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在此过程中,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不仅会加重企业成本负担,还会削弱其技术研发积极性,抑制企业绿色发展能力,阻碍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21]。随着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的不断发展,网络内城市节点间信任度与熟悉度有所提升,此时合作频率增大,有助于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带来的负向作用[22]。与此同时,从创新网络形成到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城市节点在合作伙伴选择上也经历了试错过程,最终筛选出高质量合作伙伴并加强互惠关系。互动频率与互动质量的同步提升促进城市合作创新绩效提高,进一步对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效应[23]。在此过程中,随着环境规制的实施,城市之间的技术创新合作加速,尤其是低碳技术开发与采用,有助于提高地区企业生产效率,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1.3.3 环境规制对扩张性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的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会对市场主体的技术水平、管理模式、成本预算等提出更高要求,进而对企业群体或产业发挥优胜劣汰机制[24]。因而,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城市节点在扩大自我中心网络规模时,会更加谨慎地选择合作伙伴并提高合作标准。这意味着城市节点会更加关注合作伙伴质量、创新能力和环境友好程度。此外,经济健康运行有赖于环境支持,脱离环境系统的资源与能源支持以及循环再生能力,经济系统将面临崩溃[25]。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生态边界,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与公共物品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市场失灵,而环境规制可为城市节点提供稳定的环境支持和政策保障,有助于明确产权主体及其权益,从而降低资源交易成本和摩擦,同时,缓解搭便车、道德风险等问题[26],从而使得合作伙伴更有信心投入资源与付出努力。
1.3.4 环境规制对稳定性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的调节作用
首先,环境规制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法律框架,促使各城市节点在技术协同创新网络中形成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面对日益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政策要求,城市节点在合作过程中通过共同遵守环境规制,建立合作基础与信任,更好地规避风险,共同应对技术挑战与市场竞争,同时,采纳更加环保、可持续的技术方案以满足社会需求。其次,环境规制为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市场预期。基于环境规制,各城市节点能够预见绿色经济发展趋势和机会,从而更加积极地维持稳定的创新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城市节点可以进一步集中资源,专注于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进而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总之,环境规制通过调节自我中心网络稳定性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推动城市节点合作与创新,为绿色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环境规制会强化网络位置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H3b:环境规制会强化网络关系强度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即短期内强化网络关系强度对绿色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长期内增强网络关系强度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H3c:环境规制会削弱扩张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
H3d:环境规制会强化稳定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基于以上8个假设,本文构建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Fig.1 Conceptual model
根据知识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首先,构建计量模型以考察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特征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
(1)
其次,为了检验环境规制下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特征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构建模型(2)—(5)。
(2)
(3)
(4)
(5)
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城市与年份,GEGE是被解释变量,表示绿色经济增长,NB表示网络位置,RS表示网络关系强度,Expan表示自我中心网络扩张性,Stab表示自我中心网络稳定性,ER表示环境规制,Control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GDP)、产业结构(Ind)、地方财政科技支出(FS)和基础设施水平(Inf),μi表示面板数据中不随时间而改变的个体效应,λt表示不因个体而改变的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α为常数项,β为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待估参数。回归模型中,为了避免数据异方差和长尾分布等问题,对所有变量值均取对数。
本文以长三角41个城市联合申请的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数据为基础,构建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本文专利数据来源于佰腾网专利检索系统(https://www.baiten.cn/)。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三十四条,我国发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最长需18个月[27],而仅有公开后的专利才能够被检索。因此,为了获取各年份完整的专利数据,本文在专利申请日检索时段设为2004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经过反复清洗,最终得到23 816条城际合作专利。根据申请人地域分布,对每条专利数据进行拆分,分别构建2004-2020年的专利合作矩阵,即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
自变量网络位置以相对中间中心度衡量,其计算公式为:其中,nst是从节点s到节点t的最短路径数量,
是这些最短路径中经过节点i的数量;网络关系强度借鉴Su等[7]的研究,以技术协同创新网络中与该城市节点直接相连的边数总和除以合作伙伴数量衡量;关于自我中心网络扩张性和稳定性,借鉴Yan &Guan[14]及郭建杰等[28]的研究,前者采用某城市节点第t期比t-1期新增加的合作城市数量,后者是某城市节点第t期与t-1期相比,维持合作关系的城市数量。
因变量为绿色经济增长。已有研究大都基于单阶段DEA模型对绿色经济增长进行测度。然而在实践中,经济活动通常都会持续多个时期,忽略动态本质会导致高估结果。因此,本文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DSBM-DEA模型测度结果表征绿色经济增长水平。
调节变量为环境规制。主要参考朱向东等[29]的研究,利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以及工业总产值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
控制变量有:①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衡量;②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③财政科技支出,以地方政府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衡量;④基础设施水平,借鉴已有相关研究[30],采用城市常住人口人均公路里程数表征。
主要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与测量指标
Table 1 Main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indicators
变量类别变量名称测量指标被解释变量绿色经济增长(GEGEit)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DSBM-DEA模型计算核心解释变量网络位置(NBit)相对中间中心度网络关系强度(RSit)与城市节点直接相连的边数总和除以合作伙伴数量扩张性(Expanit)第t期比t-1期新增加的合作城市数量稳定性(Stabit)第t期与t-1期相比,维持合作关系的城市数量调节变量环境规制(ERit)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it)人均GDP(万元/人)产业结构(Indit)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财政科技支出(FSit)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亿元)基础设施水平(Infit)人均公路里程数(公里/万人)
本文运用Ucinet软件测算2004-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结构特征指标,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自2015年起,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规模稳定在41个,网络边数和联结次数呈逐年增长态势,其中,后者增幅大于前者,表明城市间技术合作更密切且相对稳定;网络密度逐年上升,表明城际合作联系增加;平均路径长度呈波动式下降趋势,表明城际技术合作连通性提高;聚类系数稳步提升,2020年达到50%以上,显示协同创新关系更紧密、更复杂;网络中心势自2009年以来维持在50%以上但低于70%,表明网络向多极化发展,没有明显的“超级节点”。综上所述,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结构日趋复杂,连通性提升,呈现核心—边缘、小世界、高集聚特征。
表2 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结构指标
Table 2 Structural indicators of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年份网络规模网络边数联结次数网络密度平均路径长度聚类系数网络中心势200421281620.1332.2810.1350.280200524372160.1342.3660.2150.268200626493780.1512.1940.2630.331200725586700.1931.9230.2970.451200828679660.1772.0320.3310.4662009349811020.1751.9220.3090.63720103710215900.1532.2100.3690.50020113811521600.1642.1410.3710.45720124013523960.1732.0120.3780.66820133914328340.1931.9640.3960.52620144016537280.2121.8460.3910.65620154116947020.2061.8960.4370.59820164118254840.2221.8870.4560.58120174121080500.2561.7980.4550.62420184124195580.2941.7390.4890.611201941272112380.3321.6710.5200.597202041262154480.3201.7160.5220.610
3.2.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文主要探究网络特征对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剔除各时期没有参与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的样本城市,最终得到一组非平衡面板数据。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其中,对角线值为VIF值。由表3可知,变量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各变量VIF值均远小于10,表明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表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变量123456789101.lnGEGE-2.lnNB0.321***2.3203.lnRS0.166***0.368***3.0814.lnExpan0.070*0.481***0.375***1.6055.lnStab0.240***0.622***0.767***0.452***5.0936.lnER0.092**0.090**0.466***0.354***0.443***1.8457.lnPGDP0.238***0.381***0.666***0.410***0.716***0.340***2.4728.lnInd0.204***0.323***0.503***0.278***0.559***0.423***0.322***1.6179.lnFS0.170***0.426***0.718***0.494***0.748***0.596***0.658***0.495***3.39310.lnInf-0.355***-0.371***-0.194***-0.052-0.238***0.129***-0.175***-0.049-0.0641.272Mean4.1810.6431.6521.1801.3875.6533.5752.1556.4253.001Std.Dev.0.4150.9620.9530.5870.8870.8940.6580.3271.6670.509Min3.14300002.1781.1131.140.5540.587Max4.8414.1544.4442.4853.5268.4735.0693.31510.664.254Obs598598598598598598598598598598
注:***p<0.01,** p<0.05,* p<0.1,下同
3.2.2 基准回归结果
进行回归分析前,需根据面板数据特点选择合适的回归模型。本文基于F检验、LM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结果,最终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1)技术协同创新网络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表4为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特征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结果。由模型2和模型3可知,网络位置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模型3中,β=0.041,p<0.05),假设H1a得到验证。在模型2中,网络关系强度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网络关系强度的二次项,结果显示,一次项系数为负(β=-0.088),二次项系数为正(β=0.030),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加入二次项更准确,反映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也即网络关系强度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呈“U”型关系,假设H1b得到验证。由模型4可知,自我中心网络扩张性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β=-0.025,p<0.1),自我中心网络稳定性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β=0.045,p<0.05),因此假设H2a与假设H2b得到验证。由模型5可知,当包含全部自变量时,回归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均保持不变,再次验证本文研究假设。
表4 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特征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technology co-innovation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green economic growth
变量lnGEGE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模型9lnNB0.029*0.041**0.046**0.032**(1.74)(2.48)(2.43)(2.01)lnRS0.004-0.088***-0.094***-0.076***(0.28)(-3.37)(-3.52)(-2.65)lnRS20.030***0.029***0.020**(4.16)(4.02)(2.37)lnExpan-0.025*-0.030*-0.037**(-1.69)(-1.78)(-2.60)lnStab0.045**0.043**0.025(2.19)(1.98)(1.29)lnER0.124***0.141***0.124***0.130***(6.66)(7.51)(6.63)(6.98)lnNB*lnER0.038***(3.73)lnRS*lnER-0.041*(-1.67)lnRS2*lnER0.019**(2.49)lnExpan*lnER0.019(1.25)lnStab*lnER0.057***(5.17)lnPGDP0.229***0.231***0.234***0.209***0.212***0.186***0.211***0.168***0.173***(3.59)(3.63)(3.72)(3.28)(3.37)(3.05)(3.46)(2.70)(2.87)lnInd0.168***0.176***0.129**0.161***0.126**0.190***0.215***0.223***0.182**(3.02)(3.15)(2.29)(2.91)(2.23)(3.42)(3.80)(4.05)(3.38)lnFS-0.001-0.006-0.005-0.008-0.011-0.045**-0.029-0.032*-0.032*(-0.07)(-0.31)(-0.24)(-0.42)(-0.56)(-2.31)(-1.53)(-1.67)(-1.70)lnInf-0.207***-0.207***-0.151***-0.189***-0.135***-0.142***-0.140***-0.170***-0.121**(-4.30)(-4.28)(-3.05)(-3.92)(-2.73)(-2.93)(-2.93)(-3.53)(-2.56)_cons3.778***3.756***3.733***3.814***3.770***3.313***3.100***3.337***3.197***(19.11)(18.98)(19.14)(19.38)(19.43)(16.53)(14.88)(16.53)(15.92)N598598598598598598598598598R20.25350.25770.28100.26550.29410.32720.34560.31770.3444F值9.12***8.44***9.07***8.79***8.87***11.29***11.24***10.81***12.20***
(2)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检验。本文将依次分析环境规制在不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模型6—模型9分别检验环境规制在网络位置、网络关系强度、扩张性、稳定性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从模型6结果来看,网络位置与环境规制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0.038,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在网络位置与城市绿色经济增长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3a得到验证。模型7检验环境规制在网络关系强度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网络关系强度一次项与环境规制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0.041,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网络关系强度二次项与环境规制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0.019,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在网络关系强度与绿色经济增长的U型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3b得到验证。由模型8可知,自我中心网络扩张性与环境规制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0.019,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故假设H3c未得到验证。然而,乘积项系数为正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削弱扩张性对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不显著的原因可能为:不同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性导致创新主体在寻求合作伙伴时采取规避策略,尤其是以逐利为主要目的的企业试图绕过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进而导致环境规制未能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模型9的回归结果显示,自我中心网络稳定性与环境规制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0.057,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会强化稳定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假设H3d得到验证。这是因为,通过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提高监管合规性以及惩罚违规行为,环境规制可以确保企业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合作行为可持续与稳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企业更愿意共享先进的绿色技术、资源和信息,形成合作共赢局面。这样的合作共享有助于提高城市节点的绿色经济效率和创新能力,增强稳定性在绿色经济增长中的促进作用。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网络特征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绘制相应的调节效应图,如图2、图3和图4所示。
图2 环境规制对网络位置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2 Moderat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location and green economic growth
图3 环境规制对网络关系强度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3 Moderat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relationship strength and green economic growth
图4 环境规制对自我中心网络稳定性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4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go-network stability and green economic growth
3.2.3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借鉴已有研究的普遍做法,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剔除特殊样本的方式,对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特征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和交互项回归系数符号及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因此本文估计结果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模型10模型11模型12模型13模型14剔除特殊样本模型15模型16模型17模型18模型19lnNB0.038**0.0260.048**0.040**(2.00)(1.62)(2.47)(2.50)lnRS-0.064**-0.072**-0.082***-0.065**(-2.40)(-2.55)(-2.97)(-2.20)lnRS20.017**0.017**0.025***0.017**(2.29)(2.07)(3.26)(1.97)lnExpan-0.030*-0.032**-0.030*-0.032**(-1.78)(-2.30)(-1.72)(-2.25)lnStab0.043**0.0300.047**0.032*(1.97)(1.54)(2.14)(1.29)lnER0.132***0.140***0.133***0.133***0.133***0.144***0.131***0.137***(7.16)(7.50)(7.25)(7.19)(7.13)(7.60)(6.97)(7.39)lnNB*lnER0.025**0.042***(2.56)(4.05)lnRS*lnER-0.042*-0.024(-1.74)(-0.95)lnRS2*lnER0.013*0.015*(1.70)(1.78)lnExpan*lnER-0.0010.022(-0.03)(1.43)lnStab*lnER0.031***0.058***(2.85)(5.19)lnPGDP0.251***0.226***0.242***0.217***0.217***0.215***0.190***0.207***0.172***0.175***(4.01)(3.76)(4.01)(3.55)(3.60)(3.39)(3.12)(3.37)(2.76)(2.91)lnInd0.143**0.205***0.231***0.235***0.201***0.134**0.183***0.213***0.218***0.179***(2.54)(3.74)(4.10)(4.35)(3.75)(2.33)(3.28)(3.70)(3.91)(3.29)lnFS0.004-0.029-0.017-0.019-0.021-0.013-0.046**-0.030-0.031-0.033*(0.21)(-1.50)(-0.88)(-0.99)(-1.12)(-0.63)(-2.32)(-1.54)(-1.58)(-1.70)lnInf-0.124**-0.122**-0.132***-0.149***-0.114**-0.144***-0.138***-0.146***-0.170***-0.121**(-2.51)(-2.55)(-2.78)(-3.16)(-2.42)(-2.88)(-2.86)(-3.04)(-3.52)(-2.56)_cons3.618***3.118***3.027***3.139***3.071***3.764***3.260***3.101***3.289***3.153***(18.71)(15.78)(14.62)(15.86)(15.37)(19.50)(16.50)(14.90)(16.45)(15.91)N598598598598598581581581581581R20.17680.23250.24050.22890.23760.30410.35350.35460.33780.3683F值4.57***7.03***6.74***6.89***7.24***9.02***12.31***11.34***11.49***13.13***
本文基于2004-2020年城市间联合申请专利数据构建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分析技术协同创新网络静态特征和动态特征对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1)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静态特征(网络位置与网络关系强度)对绿色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当城市节点处于网络中心位置时,可以高效地获取、整合创新资源及信息。信息与资源的快速流通有助于城市节点高效开展创新活动,并以创新驱动绿色经济增长。网络关系强度与城市绿色经济增长关系复杂,合作紧密度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存在一个阈值。合作过于紧密,可能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和利益过度交织,降低城市节点对外部信息与资源的收集、吸纳能力。反之,合作过于疏松可能导致资源和信息流动不畅,降低合作效率。因此,城市节点应该在合作强度上寻求适当平衡,以更好地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2)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动态特征(扩张性和稳定性)对绿色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其中,扩张性不利于城市实现绿色经济增长。一方面,建立新的合作关系需耗费大量资源与精力,同时,分散自身的创新资源与绿色经济发展注意力;另一方面,城市节点在不断扩大自我网络的过程中,可能会形成封闭的合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节点可能倾向于在已有技术领域合作以保持自身利益和地位,从而忽视可能存在的新机遇和技术发展机会。稳定性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城市节点通过维持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积累和持续利用资源。在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下,城市节点能够建立稳固的资源网络,包括技术专长、创新能力、市场渠道等。这种资源积累和持续利用为绿色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健的基础,并增强了城市节点竞争力。
(3)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网络位置、网络关系强度、稳定性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环境规制、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特征在影响绿色经济增长时具有协同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升,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城市节点更关注绿色技术研发,从某种角度而言,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同样地,环境规制亦会强化网络关系强度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U型关系。这是因为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手段能够确保城市节点在网络内的绿色创新行为持续与稳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升,城市节点在绿色领域的合作动力也不断增强,有助于发挥稳定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获得如下政策启示:
(1)平衡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在技术协同创新网络中的作用。各城市应该构建开放且具有弹性的创新机制,促进技术、知识流通与交流,助力科技成果转化及应用;加大研发投入与创新补贴,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联系和合作。同时,充分利用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在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将创新技术与先进管理理念辐射至邻近城市,发挥知识溢出效应,实现从单一城市到整体区域的创新升级。
(2)城市节点应结合自身特征调整网络关系强度。城市节点之间的合作强度存在一个阈值,过高或过低的合作强度都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当网络关系过强时,可能会导致重复和冗余合作,资源过度集中在某些领域而忽略其它潜在的绿色创新机会。因此,城市节点应结合自身情况合理筛选合作伙伴,确保与具有互补技术和资源的城市节点保持适当的合作强度。
(3)维持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对城市节点的绿色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是提升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水平的关键所在。在新发展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应着力构建“互认共享、高效一体”的金融和政务服务体系,切实为科创型企业提供便利,逐步实现企业服务云一体化的长三角区域全覆盖。
(4)加强环境保护并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为绿色技术创新营造有利氛围。通过奖赏、补助等多种措施,驱动城市节点在绿色经济方面深化合作与创新。同时,加强市场监管,促进市场公平公正竞争,确保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稳健运行。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专利合作是协同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实证研究中具有较好代表性。未来可从科研人员流动、专利转移、科研项目或课题合作申请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以更全面地解析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绿色经济效应。第二,本文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展开实证研究,对于京津冀、珠三角等其它城市群的适用性尚待进一步论证。为了深化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研究,未来可考虑对我国三大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进行比较研究。第三,在整体研究框架方面,本文仅考虑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实际上,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可能受到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影响。未来可考虑纳入中介变量,更深入地探究城市群技术协同创新网络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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