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技术要素市场演化——基于市场社会学理论视角

技术要素市场是从技术开发到技术流通再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全过程和全组织相互关系的总和[1]。我国技术要素市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优化技术要素流通和配置，促进技术要素参与生产和经济建设，有效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创新能力提升，并不断丰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但与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相比，技术要素市场运行效率偏低[2]，其高风险性、正外部性等属性特征使市场发展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既需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又需要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干预。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技术要素市场”，通过技术要素市场优化产业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能，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理解技术要素市场形成机制和演化规律、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动态调整关系,对于构建高标准技术要素市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对我国技术要素市场的研究多基于经济学制度变迁视角和效率视角。①制度变迁视角。杨继绳[3]指出，只有通过“物化”使技术成为具有经济职能的商品，市场发展才具备外部诱导因素；陆建人[4]认为，“物化”需要具备两个社会条件，即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制，由于改革开放后出现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所以技术要素市场的出现就成为必然；林毅夫[5]利用“需求—供给”经典框架说明经济主体需求促进技术要素市场的产生；邓练兵[6]、朱雪忠等[7]通过对40多年政策进行梳理，认为我国技术要素市场是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②效率视角。隋立祖等[8]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阐释技术交易难以定价、技术非竞争性导致技术交易的单一买卖模式，发展出研究开发、技术转移、创业孵化、产权交易、科技咨询等多种模式，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董亮等[9]从社会分工理论出发，指出我国企业研发链条过短、专业化经济效应不足阻碍技术要素市场发展；宋丕丞[10]、刘凤朝等(2018)指出，中介机构、市场信用体系通过技术要素嵌入性、信息不对称和复杂性对技术转移起调节作用，能够有效缓解市场不确定性影响，支持市场功能发挥；金通等[11]、朱诗怡等[12]认为技术要素市场运行效率不断提升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研究基础，但经济学取向下相关学者将研究重心聚焦于理想化、启发性虚构和经验主义条件，而不是市场内在机制，由此遮蔽了市场多样性、复杂性和演化性特征，未阐释技术要素市场发展所展现出来的复杂形态、运作机制等现实问题。市场社会学致力于考察动态、复杂、异质的真实市场形成过程，驳斥了经济学市场研究追求的同质性、抽象性和完全理性问题[12]，为本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鉴于此，本文基于市场社会学视角构建技术要素市场分析框架，探究技术要素市场从何而来、如何发展的问题。

1 技术要素市场演化多维分析框架

1.1 市场社会学研究综述

市场社会学理解市场的理论基点源于Granovetter[13]提出的“嵌入性”思想，其认为市场本质上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在与诸多社会性因素的互动和历史流变中诞生。以往研究主要关注3种市场形塑力量：一是网络嵌入，这一立论主张市场嵌入于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即社会结构，由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联系生成[14]。社会网络一方面通过建立信任机制、避免不确定性因素和机会主义行为维持相对稳定的市场状态[13]，另一方面网络关系特征影响市场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进而决定市场资源分布和流动[15-16]；二是文化嵌入，文化是长期内生或外生于市场、内化于市场行动者的“有情境约束的理性”[17]，在市场中扮演规制作用和形塑作用[18]；三是国家嵌入，国家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通过构建产权、治理结构、交换规则改变市场博弈秩序。如果缺乏国家干预和控制，市场将陷入霍布斯式无序状态[19]。但随着市场发展，有学者意识到这种分割对市场的解释力不足，开始主张综合研究范式。Fligstein等[20]将国家和文化整合在一起，提出研究市场稳定状态的“政治—文化”框架；符平[21]提出分析我国地缘性专门市场的“政治—结构”理论框架；Beckert[22]构建“制度—网络—认知”互联模式，阐述资本主义市场应该如何型构的问题。

综上所述，Granovetter[13]深入阐明了社会性因素作用于市场的因果关系链，表明市场是经验范畴的社会实然，对本文具有较强启示意义。然而，中国技术要素市场作为市场社会学实践的新空间，需要对已有范式进行调整，以增强其现实适用性。

1.2 多维整合框架构建

首先，技术要素市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概念，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型目标，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6-7]，因此政府嵌入是我国技术要素市场发展的基础；其次，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解释包含价格机制和网络理论，技术要素市场存在大量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有限理性和不完全性合同，价格机制很难如同在商品市场一样运行。而且，技术要素作为中间产品，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存在长期互动关系，所以多数交易并不是通过价格竞争实现的。网络理论认为，市场生产、分配与消费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谈判、讨价还价、立约、相互关系调整中得以运行[23]，一方面弥补了价格决定论对技术要素市场解释力的不足，另一方面构建了市场的社会性结构；最后，技术要素市场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理性互动，市场决策受个人经验、认知、文化、能力、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以行动者嵌入响应文化、心理和能力嵌入，将利己动机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动机的政府联系在一起，能够突破静态模式，真正实现分析框架的综合。

综上所述，本文以Granovetter取向下的嵌入性理论为指导，提出“政府—社会结构—行动者”分析框架。具体而言：①政府嵌入方式体现为顶层设计引导和地方实践探索，本文探讨全国技术要素市场发展，因此主要关注顶层设计，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政策要点，挖掘政府治理逻辑和作用机制；②社会结构嵌入即社会网络嵌入。社会网络指向市场行动者互构形态[24]，技术要素市场行动者的互构形态指向交易网络，通过分析交易网络在不同阶段的特征，有助于理解市场资源分布和运行效率；③行动者嵌入指向既受自我主义的驱使，又受管理理性约束[25]，因此考察技术要素市场中民营组织、国有组织等不同类型市场主体参与力量、参与方式，有助于理解行动者如何维持和改造市场。

1.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使用“政府—社会结构—行动者”互联模式，收集1980-2020年多源异构数据，借助多种工具对我国技术要素市场演化趋势进行分析。技术要素市场演化多维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1)政府嵌入性。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以“技术市场、技术交易、技术转移、成果转化、转移转化、知识产权交易”为关键词，以“全文检索+精确匹配”的方式对1980—2020年相关政策文献进行检索，根据政策文献相关性和关键词命中次数确定技术要素市场标志性政策文件，对整理后的政策文件按照技术要素市场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借鉴朱雪忠和胡锴[7]的研究，抽取政策文本中的主题词，利用Bicomb软件统计各主题词之间的共现频率，生成共词矩阵，根据普赖斯公式确定核心主题词词频阈值(最高共现主题词的词频)。利用SPSS23.0软件计算超过词频阈值的相关性共词矩阵，再将其转换为相异矩阵。最后，对相异矩阵进行多维尺度分析，确定主题词群，明确政策要点。此外，根据Roth[6]提出的市场设计理论，从市场厚度、市场安全、市场非拥挤3个方面对提取的主题词语义进行分析，厘清政府市场设计理念。

(2)社会结构嵌入性。专利转让是技术要素在市场上流动的主要方式，能够完整反映技术从转让方到受让方转移的全过程，而嵌入专利网络是行动者获取技术资源的主要方式[27]，因此本文采用专利转让数据考察市场互构形态。本文数据来源于Incopat专利文献数据库，由于相关统计数据始于1985年，因此收集1985—2020年专利权转让或专利申请权转让的所有专利数据。由于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技术性不足，故予以剔除。随后，对数据进行清洗和处理，根据技术要素市场阶段划分，对各阶段专利转移数据进行累加，利用Pajek软件对不同阶段我国发明专利转移网络特性进行分析。

(3)行动者嵌入性分析。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度报告》等资料中整理1985—2020年我国技术合同成交额及“四技合同”项目数占比，反映行动者参与市场规模和参与方式变化趋势。计算不同时期不同类型行动者平均技术合同数成交量，使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绘制市场供需关系图，展示阶段内行动者市场参与力量变化趋势。

2 政府、社会结构与行动者演化

2.1 政府维度

本文通过检索和筛选得到52份政策文献，其中标志性文件19份，如表1所示。根据技术要素市场专项政策发布时间，参考国家发展战略演变，借鉴相关研究成果[7]，将政策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92年)。1980年，《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认可技术的商品属性，使技术要素进入市场流通，开启了技术要素市场元年。1992年，我国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开始探索运用市场机制活化科技力量，政府治理逻辑发生历史性变革，技术要素市场发展进入下一阶段。第二阶段(1993—2012年)。2012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使经济增长动力由资本、劳动力要素驱动转变为技术、知识要素驱动，技术要素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并由此迎来政策的新一轮密集期。2013年至今是我国技术要素市场发展的第三阶段。

(1)第一阶段：构建法律体系，监督市场规范发展，保持市场活力。第一阶段共出现政策文献11份，其中标志性政策文献6份，包含147个主题词。Mp=2.484，故选择共现频率大于3(50个)的高频主题词绘制多维尺度分析图谱，如图2所示。从中可见，主题词在二维概念空间的位置代表其在政策文献中的共现性，聚集在一起的主题词具有较高共现性，越靠近原点且包含越多主题词的词群越重要，词群中靠近轴线的为核心主题词。这一阶段呈现3个主题词群，反映3个政策主题。

第一个政策主题为构建法律体系，见词群1。该词群包含的主题词最多，且有较多主题词靠近轴线，是最重要的主题群。词群内“法律法规制定”最靠近原点，“市场秩序”“技术合同法”“法律法规执行”“技术合同签订”靠近横纵轴，反映市场建立初期政府通过培育制度环境释放市场运行空间的治理逻辑，如《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均在这一阶段出台。第二个政策主题为监督市场规范发展，见词群2。词群中“技术合同管理”“技术合同登记”“市场调控”“统计分析”“专职人员”靠近轴线，均指向这一政策主题。这表明，市场探索建设期政府更注重市场发展“稳中有放”，避免无序和失控，因此制定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关于加强技术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技术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等大量政策文件规范市场发展。第三个政策主题为保持市场活力，见词群3。词群中包含的主题词相对分散，但政策主题鲜明，“咨询服务”“中介服务”“技术推广”“国际技术转移”“职务聘任”等核心关键词反映出鼓励开展市场活动、保持市场活力的政策意图，如这一阶段政府出台《国务院关于开发研究单位由事业费开支改为有偿合同制的改革试点意见》等政策文件，鼓励高校、科研院所面向市场开发技术，通过建设技术商品经营机构、设立技术市场等措施完善市场基础设施，推动技术市场发展。

(2)第二阶段：增强市场运行能力，扩展市场容量，完善服务体系。第二阶段共包含21份政策文献，其中标志性政策文献6份，共出现主题词364个。Mp=3.432，故选择共现频率大于4(69个)的高频主题词绘制多维尺度分析图谱。结果显示，这一阶段共出现3个主题词群，反映3个政策主题，如图3所示。

第一个政策主题为提高市场资源配置能力，见词群1。这一词群关键词最多，是最重要的主题群。其中“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市场服务体系”“知识产权保护”“自律机制”等核心关键词充分说明政府对市场力量的扶持，集中体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政策基点。第二个政策主题为扩展市场容量，见词群2。其中“科技体制改革”“农村技术市场”靠近原点，“税收政策”“风险投资基金”“信贷融资”“技术进出口”“基础设施建设”靠近轴线，体现了政府利用多种政策工具扩展市场容量、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治意图。如《关于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的若干意见》《“九五”全国技术市场发展纲要》等规划文件不再局限于市场监督，还明确了市场培育的重点任务，提出市场发展的经济要求。第三个政策主题为完善市场服务体系，见词群3。词群内“科技资源配置”靠近原点，是核心关键词；“科技服务体系”“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推广应用”“技术开发”等靠近横纵轴，反映出加快完善市场体系的政策倾向。

(3)第三阶段：打造网络化专业化服务体系，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资源流向企业。第三阶段共检索出20份相关政策文献，其中有7份标志性政策文献，共出现主题词370个。Mp=3.349，故需要选择共现频率大于4(99个)的高频主题词进行多维尺度分析。这一阶段共包含3个政策主题，如图4所示。

第一个政策主题为发展专业化服务体系，构建技术流通网络，见词群1。该词群靠近中心且集聚较多主题词，是最重要的主题群。其中“技术转移机构”“评价体系”“人才队伍建设”靠近原点，“价值评估体系”“投融资服务”“技术经理人”“服务规范”“技术交易网络”靠近纵轴，“免责机制”“双创生态”“线上交易”“技术市场”靠近横轴，充分体现了2013年《技术市场“十二五”发展规划》和2017年《“十三五”技术市场发展专项规划》强调构建专业化服务体系、推动技术要素市场大流通的政策倾向。第二个政策主题为建设现代市场体系，见词群2。这一词群中的关键词具有明显的共现性特征，其中“法律法规体系”“统计制度”“技术合同登记”“信用体系”“公示制度”“监管体系”等核心关键词体现政府试图平衡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关系，以期建立完备、高效的现代市场体系。第三个政策主体为促进资源流向企业，见词群3。其中，“激励机制”靠近原点，“中小微企业”“产学研合作”“开放共享”“科技计划项目”“简政放权”等靠近轴线，反映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要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和政府引导机制，加强产学研协调创新，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政策要点。

此外，从市场设计理论的3个维度出发，分析政府市场设计理念转变，如图5所示。从中可见，第一阶段关于市场厚度的政策占比最大，为50%；第二阶段关于降低市场拥挤性的相关政策大幅提升，占比达到42.6%；第三阶段政策依然重点关注市场拥挤性问题以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相关政策比例达到45.9%。

2.2 社会结构维度

从Incopat专利数据库中共检索到被转移发明专利930 394项。根据上文阶段划分，将各阶段专利转移数据累加，考察阶段内市场整体特征。另外，由于第二阶段时间跨度大于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为增加比较的有效性，故将其拆解为1993—2002年、2003—2012年两部分。

(1)网络整体变化。如表2所示，专利转移网络节点数从第一阶段的150个增至第三阶段的210 129个，网络关系数量由123条增至727 237条，节点平均度数由1.64增至6.92，反映我国专利转移网络呈现由稀疏到密集、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趋势。此外，网络最大子群规模越来越大，在网络中占比分别为2.67%、1.07%、30.29%、49.74%，子群平均节点数由2.21增至4.96。这表明，在技术要素市场发展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前半期，市场中存在大量小规模封闭网络，表现出关系网络特征，即网络互动关系相对固定、交易对象单一。关系网络虽然能够减少市场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但也会阻碍市场利益传导机制和竞争机制发挥作用，降低网络效益[14]。从第二阶段后半期到第三阶段，最大子群网络规模进一步扩大且最远路径变短，尤其是第三阶段最大子群占比接近总网络一半，说明这一时期市场中开放、大规模、非固定的交换网络凸显，推动市场利益传导机制和竞争机制作用发挥，使技术在更大范围内流动，提高了资源共享和配置效率。但同时，大量子群网络说明关系网络依然存在，商品市场未被开放的自由交换机制完全取代，而是形成混合型社会网络。

(2)复杂网络特性。根据复杂网络理论，无标度性可以反映资源分布状况，无标度性越显著说明资源分布越集中；小世界特性可以反映资源流动效率，小世界特性越显著说明资源流动效率越高。因此，本文从这两个方面分析专利转移网络特性，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无标度网络中大量节点拥有少量连接，而少量节点却拥有大多数连接，节点连接度服从幂律分布[27]。据此，本文对网络节点度数—规模分布进行幂律拟合，拟合系数越高，代表无标度特性越显著。由表2可知，第一阶段幂律拟合系数R2=0.789 1，说明网络关系相对简单，无标度特性不显著。在第二阶段前期，幂律拟合系数R2=0.902 2，网络节点度数大于100的节点仅占总数的0.014%，而度数为1的节点占比高达42.67%，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无标度特性。在第二阶段后期至第三阶段，幂律拟合系数持续下降，且第三阶段网络度数大于100的节点占比增至0.64%，度数为1的节点占比降至23.41%，网络无标度性逐步降低。这表明，这一阶段网络对资源流向有影响力的节点数变多，社会资本逐渐分散，为资源公平获取机制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多机会。

借鉴已有研究，使用小世界商数Q描述小世界性显著程度，当Q>1时，说明小世界效应显著[27]。根据小世界网络的测算要求，平均路径长度需要在连通的网络中计算，因此选择网络最大子群进行测度。由结果可知，第一阶段最大子群节点数较少且不具备小世界特性；第二阶段前期小世界商数Q为1.65，也不具备小世界特性；第二阶段后期Q增至1 892.61，小世界特性初步显现；第三阶段Q值大幅提升至3 361.18，表现出较显著的小世界特性。这表明，网络效率不断提升，资源流动和配置能力得到优化。

(3)节点特性。在网络分析中，中心性是判断网络节点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在专利转移网络中，出度中心性越高，说明市场供给能力越强；中介中心性越高，意味着社会资本越多、资源控制能力越强。结构洞可以改善网络整体信息有效性结构，代表市场优化路径[16]。因此，本文选择这3个指标前100节点进行分析，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从出度中心性看，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前期，国有组织和个人供给能力较强，民营组织较弱。在第二阶段后期至第三阶段，民营企业、中介机构迅速崛起，第三阶段两者共计占比54%。同时，国有组织中高校技术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其它组织逐渐弱化。从中介中心性看，第一阶段网络关系单一，不具备中介中心性测算条件。在第二阶段至第三阶段，高校一直是重要的中介节点，且第三阶段中介机构迅速崛起，占比达到27%。从结构洞看，第一阶段网络关系单一，不存在结构洞。第二阶段结构洞主要由国有组织占据，前期占比68%，后期进一步升至81%，其中高校占比达到72%。第三阶段国有组织力量开始减弱，民营企业和中介机构占据结构洞的比例扩大至62%。

总体来看，在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前期，国有组织技术创造、供给力量强大，拥有较大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是推动结构优化的主导力量；在第二阶段后期至第三阶段，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同时高校扮演重要的知识生成角色，拥有大量创新合作关系，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分配社会资本，维持网络运行。此外，第三阶段中介组织的重要性开始凸显，作为提供链接服务的专业化机构，中介组织占据网络关键节点，使资源获取成本更低、信息传播范围更广、市场资源公平获取机制更优。

2.3 行动者维度

本文绘制1985—2020年我国技术合同成交额及“四技合同”占比趋势，如图6所示。从中可见，各类市场主体技术合同供需数据在1985—1989年无相关统计，且2006年《科技统计年鉴》统计方式发生变化，因此第一阶段统计1990—1992年数据，将第二阶段分解为1990—1992年和1993—2005年两部分。因不同阶段时间跨度差异较大，为清晰比较不同阶段市场供需力量变化趋势和同一行动者在不同阶段供需能力变化趋势，计算各阶段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技术合同数供需均值，绘制供需关系图，如图7所示。图中圆形节点代表技术供给方，方形节点代表技术需求方，图形大小表示主体参与市场的活跃度，主体之间连线粗细反映两者之间的技术交易量。

(1)第一阶段：国有组织主导市场供给，市场交互方式单一。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政府治理逻辑的转变和政策大力扶持，市场参与主体开始出现。但由于创新基础薄弱、行动者市场参与动机不强，市场交互规模较小，年均技术合同成交额60.8亿元，平均经济贡献率0.35%。从供需力量看，这一阶段供给侧最活跃的主体为科研机构和技术贸易机构，平均技术输出量占市场总量的31.76%和34.33%，而工业企业、高校仅占14.95%和6.47%。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一时期科研经费改革和政府研发投入机制建立，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市场开拓工作，科研机构的科研潜力得到激发，与企业合作项目大幅增多，而高校受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主要承担教学任务，经济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国内生产、生活资源比较短缺[29]，企业对引进现有技术扩大产品生产的需求较高。为此，政府出资建立大量技术贸易机构，采取以引进为主的技术改进策略，如1992年我国共有技术贸易机构2.1万家，引进技术合同65.9亿美元，远超当年国内技术合同成交量。从需求侧看，企业作为经济主体承担技术实施任务，平均占市场总需求的66.08%。从市场交互方式看，这一阶段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占比高达75%以上，主要是因为企业技术能力不足，需要高校、科研机构帮助以解决引进技术实施中的诸多难题，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新技术需求不足，其它市场活动并不活跃[30]。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知识产权依赖度低、经济效益不明显、技术性不足，因此这一阶段市场互动多为单一、松散、地理邻近的非正式关系。

(2)第二阶段：企业主导地位形成，市场交互方式多元。伴随着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和各类科技政策激励，我国技术要素市场参与主体数量大幅增多，2012年各类行动者总量达到2.69万家，是1992年的10倍多。行动者数量增多带动市场交互规模扩大，第二阶段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速223%，2012年达到6 437.1亿元，占GDP的比例为1.21%。从供需力量看，在第二阶段前期，工业企业技术平均输出占市场输出总量的23.93%，第二阶段后期占比达到57.34%，需求量维持在65%以上，说明在“以企业为主体”的政策引导下，企业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提升，并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背景下，通过吸收大量引进技术迅速成为市场核心力量。高校作为“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计划”“攀登计划”“技术创新工程”等各类国家计划的主要执行者，市场供给力量从第一阶段的6.47%提升至第二阶段前、后期的12.22%、16.14%。从市场交互方式看，这一阶段技术开发合同量持续上升，在2012年达到最大值53.1%。技术开发包括技术研发、加工、包装、组合和产业化，风险大、外溢性强、经济效益高，说明市场互动方式从单一、非正式关系逐渐转向建立正式合作关系和信任关系，以形成更有效益的技术交易体系。同时，这一阶段技术转让合同占比降低，意味着技术买卖和不完善的市场环境无法满足愈加复杂的技术转移要求。

(3)第三阶段：企业市场主导地位强化，市场形成协同交互体系。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我国技术要素市场规模迅速扩张，2020年全国参与技术要素交易的市场主体有6.6万家，年均增速18.17%，2020年技术合同成交额28 251.5亿元，年均增速42.36%，经济贡献率2.78%，说明行动者市场参与度大幅提升。从供需力量看，企业在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下通过提升创新能力赢得竞争优势的动力更强，而开放式创新意味着企业通过技术市场输出获取技术的意图更强，企业市场主导地位提升，技术供给量占市场总量的66.53%，需求量占市场总量的67.81%。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技术要素市场的第二、第三大供给主体，合计输出量占市场总量的29.53%，供给力量持续增强。从市场交互方式看，这一阶段技术服务合同占比提升，到2020年居4类合同首位，占比达到49.1%。技术开发合同占比下降，但成交量明显提升。这是因为：一方面市场专业化服务能力提升，围绕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发展出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等多类专业化科技服务，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深度融合，如2020年新型研发机构达到2 000余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达到5 971家，创业风险投资机构达到3 290家；另一方面，高校、科研机构在国家创新系统战略部署下，与工业界合作更加深入，通过共建新型研发机构、设立联合实验室、合作开发项目等方式加强产学研合作，如2020年产学研合作项目数达13万多项。市场交互方式、交互内容更加多元，意味着初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市场交互体系。

3 多维联动下技术要素市场演化逻辑

3.1 技术要素市场运行机理

(1)第一阶段。1980年，《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认可了技术的商品属性，开启了技术要素市场元年。之后，政府通过构建市场运行法律法规体系监督市场规范发展，并注重市场厚度建设。在市场制度环境基本具备和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下，市场行动者开始出现。其中，科研机构借助资源优势成为市场供给主要力量。企业技术能力虽然薄弱，但对引进现有技术扩大产品生产的需求较高。大量技术引进需要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解决技术实施中的诸多难题，因此这一阶段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是主要市场交互方式，市场互动呈现单一、松散、地理邻近的非正式关系，对国有组织市场性引导不足。具体表现为：在社会结构中，交易网络稀疏，国有组织占据较多社会资本、信息资源优势，网络中存在大量封闭的小规模关系网络。国有组织市场性不足和小规模关系网络阻碍市场利益传导机制和资源公平获取机制运行，开放、不固定、非持续性的大规模市场交换网络尚未形成。关系网络虽然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使市场较为稳定，但阻碍了技术要素流动范围和配置效率，削弱了市场竞争，使市场陷入“低水平陷阱”。因此，政府控制力量的适当撤退和市场机制的培育十分重要。

(2)第二阶段。1992年，我国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政府市场治理逻辑转变为提升市场运行能力、扩展市场容量、完善服务体系以降低市场拥挤性。市场能力培育意味着市场法制体系、监管体系逐步完善，国家行政控制力量逐渐撤退，市场利益传导机制和资源公平获取机制作用的发挥日益凸显。同时，政府对市场服务体系和市场拥挤性的优化创造出更多资源流通渠道，为行动者获取经济利益提供了更多机会。加之各类科技政策扶持和技术能力的代际积累，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其中民营企业与市场相容的激励机制成为市场主力，高校成为重要的知识来源。这一阶段市场互动方式逐渐转向建立正式合作关系和信任关系，国有组织开始在“市场引导”下参与市场活动。具体表现为：在社会结构中，网络关系逐渐密集，国有组织和民营组织占有同等社会资本、信息资源优势和控制优势，促进市场利益传导机制和资源公平获取机制发挥作用，交换网络关系增强，网络效益提升，小世界特性显现。但市场中大量合作、信任关系意味着关系网络依然存在，并在关系资本、社会资本、专用性资本的代际积累下网络无标度性显现，使市场被锁定在“非最优垄断路径”。

(3)第三阶段。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政策要点转变为发展网络化专业化服务体系、建设现代市场体系、促进资源流向企业。依循政策引导和扶持，大量专业化中介机构崛起，创造出更公平、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渠道，大大改善了社会结构整体信息有效性，降低了网络无标度性。在促进资源流向企业的政策激励和开放创新范式下，企业通过市场获取资源提升创新能力进而赢得竞争优势的动机更强，企业规模和市场交互量持续扩张，市场交互方式、交互内容更加多元并形成高效协同的交互体系，国有组织的市场导向性更明显。具体表现为：在社会结构中，交易网络更稠密，社会资本、信息资源和控制优势逐渐分散，网络不平等性下降，市场利益传导机制和资源公平获取机制作用增强，交换网络作用提升，网络小世界特性显著，但大量网络子群说明关系网络依然存在。因此，为避免“本土僵化”，需要建立具备全球资源链接能力的结构洞，推动全球网络和本土网络交叉融合，这类结构洞对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要求较高，需要政府政策大力扶持。

3.2 政府、社会结构、行动者作用机制

通过上文实证分析可知，我国技术要素市场40多年发展得益于政府、社会结构和行动者的动态调整与有效结合，因此政府、社会、行动者嵌入是一以贯之的常态。

(1)政府嵌入性体现为政府保持与市场对话，从而免于脱离实际干预。政府每一次政策调整都是为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和经济转型，由政策侧重点可以看出，政府经历了单一市场角色到多重市场角色的转变。在第一阶段，政府以外部、在上的身份建立市场秩序，监管市场发展，扶持市场主体，并通过资源再分配策略促进技术要素供给；在第二阶段，政府平等嵌入市场，通过完善市场环境、弱化行政控制，使资源再分配向市场规则转移，由此激活市场利益传导机制和资源公平获取机制；在第三阶段，政府深入嵌入市场稠密的社会网络，通过扶持中介组织改善市场机制，调配资源流向中小企业，降低市场垄断。因此，政府有效嵌入为市场发展提供了合法化、制度化渠道，通过投资技术要素强化国内供给力量，通过有效调配资源规制市场失灵和市场经济垄断，通过引导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需要注意的是，市场转型依赖政府身份调整，因此政府需要具备超前引领意识，发挥导向、调节、预警作用。

(2)行动者嵌入性体现为行动者的行为在市场互动中逐渐展开，受到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影响，同时其能动性又维持市场运行。行动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强烈制度遵从的高校、科研院所及其它事业单位等国有组织，另一类是与市场激励机制相容的各类企业、行业组织和个人。从具体表现看：第一阶段，国有组织市场力量强大，但市场交互方式单一，市场导向性不足；第二阶段，企业展示出市场竞争优势，成为市场主力，高校、科研院所等在政策激励与企业的深入互动下开始适应各种市场规则；第三阶段，企业主导地位强化，并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形成多主体协同市场体系，国有组织的市场导向性增强。总体而言，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互动中逐渐融入市场逻辑，形成相容优长的协调体系。

(3)社会结构嵌入性体现为社会结构是市场运行秩序形成的基础，是政府和行动者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产物，同时也是政府和行动者互动作用得以发挥的有效机制。第一阶段，社会结构关系稀疏，国有组织占据多数社会资本、拥有较多信息资源。行政控制下的国有组织阻碍市场利益传导机制和资源公平获取机制作用的发挥，社会结构以关系网络为主，网络效益低；第二阶段，社会结构关系密集，国有组织和民营组织占据相当的社会资本、信息资源，交换网络作用凸显，市场利益传导机制和资源公平获取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市场竞争加剧，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网络小世界特性初现。但伴随着各类资本的代际积累，市场经济资源新的不公平性出现，网络无标度性显著增强；第三阶段，社会结构关系更加密集，社会资本、信息资源更加分散，交换网络作用持续加强，市场利益传导机制和资源公平获取机制作用增强，网络效益提升，网络无标度性减弱，小世界特性提升，但关系网络依然存在。因此，社会结构嵌入通过关系网络和交换网络的不断调整与互构，改变市场利益传导机制和资源公平获取机制。关系网络存在的必然性体现为：一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降低机会主义行为；二是技术领域专有性资本不均衡分布和领域性聚集；三是技术生产链相对固定的经济关系。交换网络则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市场竞争，减少资源浪费。因此，两种网络是市场发展的基础。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市场社会学视角，构建技术要素市场演化的“政府—社会结构—行动者”分析框架，结合多种分析方法揭示三者对市场的形塑逻辑和作用机制，以获得对技术要素市场发展的现实性解释。由于我国行政辖区之间的区别，各级政府的实践探索存在差异，将“政府”作为整体分析可能会遮蔽很多现实问题。因此，未来将聚焦不同地区技术要素市场发展，关注各级政府市场干预的灵活性和异质性，增进对市场经济“中国模式”的理解，帮助政府和创新主体作出科学决策，加快高标准技术要素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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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术要素市场演化
——基于市场社会学理论视角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echnology Factor Market: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Market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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