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random coefficient model (RCM) with the longitudinal data of 67 univers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1 to 2020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growth of ambidextrous output and differential impact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on the universities’ growth of ambidextrous output under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rowth trend over time of ambidextrous output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research of universities. Secondl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fficiency growth of ambidextrous activities of universities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The growth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utput of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he growth of academic research output in Hong Kong and Macao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Guangdong. Thirdly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ambidextrous output, and the favor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reinforc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on the growth of ambidextrous outpu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on the growth of ambidextrous output of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is greater than those in Hong Kong and Macao.
This paper integrates university-industry interaction innovation theory and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theory. It divides ambidextrous output into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research, enriching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aspects and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in the particular field.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introduces the effect of time to ambidextrous output, so as to explore the universities' growth of ambidextrous output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s for the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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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国家建设要求大学同时具有探索基础前沿和开发原始创新的双元能力，学术研究和创新研发两种不同的知识创造行为通过组合与共存方式，构成高校的双元产出活动[1,2]。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下，粤港澳大湾区高校通过多元化渠道参与产学知识互动，这对高校提升双元知识产出能力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都具有重要作用。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产学研合作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重要举措。由此可见，高校作为知识创新体系中的骨干力量和产学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此背景下，湾区高校如何通过产学合作促进双元知识产出增长以发挥科技创新的引擎作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关键问题。
产学合作作为校企双方通过资源互补和知识交流提升绩效的合作方式，近年来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目前有许多学者针对产学合作与双元产出关系开展了诸多研究，但大多从产方角度进行探讨。如梁杰等[3]研究发现，企业与科研伙伴合作对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突破性创新为正向影响，渐进式创新为负向影响；吴楠等[4]从网络角度探讨外部知识获取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发现与学研机构、供应商和竞争者的联盟式知识获取对双元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上述研究聚焦于产方视角，对学方的关注不够，仅有少数学者单独探讨了产学合作分别对学术研究产出和创新研究产出的影响[5-6]，但未同时考虑上述两种知识创新活动，忽略了高校知识创造活动具有的双元特征。其次，现有研究大多从静态视角探讨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的影响，忽略了双元知识产出的时间效应，缺乏对双元知识产出增长轨迹的探讨。
根据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区域创新环境会影响产学合作关系建立[7]，其中，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提高创新主体参与产学合作的积极性，进而实现知识产出绩效提升[8,9]。对于具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特殊制度环境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10]，制度环境差异可能会导致湾区高校在建立产学合作关系上有不同表现，进而影响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因此，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系统而言，有必要引入制度环境因素探讨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但目前关注此问题的研究甚少。
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为研究对象，基于动态视角探讨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增长轨迹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提出高校双元知识产出概念，从组织双元能力视角将双元知识产出区分为创新研发产出和学术研究产出；其次，本文结合67所粤港澳大湾区高校2011-2020年的纵向数据，运用随机系数模型(RCM)实证检验高校双元知识活动产出效率增长趋势、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通过深入分析产学合作与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关系，以期为高校提升双元知识产出能力和绩效、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体系提供政策建议与决策参考。
根据组织双元能力理论，组织双元能力可以划分为探索能力和开发能力。开发能力有助于拓展组织已有知识和技能，完善已有设计，提高已有产品和服务性能；探索能力则能够帮助实现新的组织实践，以及新的技术、事业、流程和产品等。高校创新活动也具有相似的双元能力特性，不仅要从事基础研究，不断探索新知识以跟进科技前沿，而且要关注应用研究，转化已有理论成果以创造经济价值，实现知识的商业化应用。因此，高校具有探索基础前沿和开发原始创新的双元能力特征。在社会经济发展、政府政策支持和高校自身发展需求的推动下，高校的学术论文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双元产出整体呈现增长态势[2]。由于粤港澳三地存在制度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高校双元活动效率增长。现有研究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提高创新主体积极性，促进创新主体知识产出绩效提升[8,9]。由此，本文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轨迹的重要因素。
制度环境主要是指以科技创新政策和高等教育政策为主的政策环境，其中，科技创新政策包括专利激励政策和产学合作政策。制度环境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专利激励政策对创新研发产出的积极影响。现有研究表明，以专利激励政策为代表的创新政策对高校专利产出和科技成果转化具有积极作用[11]，但由于高校政策响应程度差异和区域发展差异，政策环境对不同高校的作用效果也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而言，中国特色背景下中央—地方—大学之间的组织权力关系决定了广东高校对政策给予“外压式”回应(王秀芹等，2021)。专利激励政策通过激发广东高校的积极性，提高创新研发产出绩效，但该类政策对具有不同制度环境的港澳高校未产生干预作用。此外，根据港澳地区的专利激励政策，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中对科研人员的奖励仅占极小比例，因此港澳高校的创新研发活动开展缓慢。二是高等教育政策环境对学术研究产出的影响。不同高等教育体系下的高校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存在差异。以广东地区为例，“985工程”、“211工程”以及“双一流”建设计划，不仅追求学术卓越，而且强调高校服务经济社会的功能，我国内地的高等教育政策决定了广东高校兼顾双元知识活动的发展路径。相比之下，在港澳地区，如香港的“卓越学科领域计划”和《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长，与时俱进》强调香港高校的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水平，澳门特区政府则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要推动科教发展、加强对外联系交流、促进科研与学术合作[12]。港澳地区的高等教育政策环境体现了特区政府对高校科研与学术发展的重视，促使港澳高校的学术研究活动保持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港澳地区不仅拥有5所QS排名前100名的院校，而且学术成果产出水平较高，特别是香港高校的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近五年在高被引用论文数和篇均被引量方面均排名全国第一。因此，在学术研究产出方面，相较于广东高校，港澳高校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a：广东高校的创新研发产出增速高于港澳高校创新研发产出增速；
H1b：广东高校的学术研究产出增速低于港澳高校学术研究产出增速。
根据产学互动创新理论，产学研合作的实质是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与互动[13]。诸多研究指出，创新系统中的知识创造主体(大学)与创新主体(企业)通过多元化的并行渠道及机制开展互动和协同创新，包括合作研发、研究服务、科研成果商业化、人员流动、非正式人际交流、学术出版物，以及雇佣毕业生等多种形式[14-15]。此外，产学双方开展技术研发是实现企业技术需求与高校科技资源对接的重要途径，因此合作专利是产学合作的重要度量指标。
探讨产学合作与双元知识产出关系是当今学者较为关注的问题，但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积极的观点认为，高校通过开展产学合作可以获取新科研思路、经费帮助、研究设备以及检验科研成果的应用性[16-17]，从而促进双元知识产出绩效提升。消极的观点则认为，产学合作可能使高校的科研方向由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对高校长期的知识产出绩效产生负向作用[18]。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得出产学合作与双元产出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15]。目前来看，主流观点仍然认同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绩效提升具有正向影响[19]。
然而现有研究仅从静态视角考察产学合作对知识产出绩效的影响，忽略了两种知识创造活动的时间效应。本文认为，高校开展产学合作、实现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离不开时间的作用。首先，如前文所述，近年高校学术论文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双元知识产出整体呈增长趋势。其次，在时间效应的影响下，高校与产业合作不仅可以获得科技研发资金支持，还可以提高信息、知识等资源跨组织转移效率，从而帮助高校提高双元知识产出效率。结合上述分析，本文将考虑双元知识产出增长趋势的时间效应，并提出研究假设。
H2a：随着时间推移，产学合作对高校创新研发产出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H2b：随着时间推移，产学合作对高校学术研究产出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制度环境存在整体不完善与区域制度环境差异较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湾区高校合作创新决策与战略行为。已有研究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强化企业与政学研等外部网络对双元创新的积极影响(曾萍等，2017)。由此，本文认为制度环境在产学合作影响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
制度环境是高校产学合作行为的外部影响因素，粤港澳制度环境差异对产学合作与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关系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同高等教育政策环境下高校参与产学合作的目的存在差异。高等教育政策环境通过影响高校发展战略和研究导向，进而影响其产学合作行为。已有研究表明，高校创业导向能够激发师生参与产学合作(于淼等，2019)，从而帮助高校获取新的研究思路和经费支持，实现知识产出绩效提升。港澳高校偏重于学术导向，其建立产学合作关系是为了整合组织外部的异质性知识和获取新的科研思路以反哺学术，主要强调产学合作对学术进步的重要性；广东高校则兼顾学术导向与商业导向，产学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知识商业化和技术化，推动学术进步以促进双元活动开展。二是粤港澳科技创新政策存在差异。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不同地区具有不同动机、目标和偏好，由此形成不同的制度压力，进而影响创新主体产学合作[7]。广东作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前沿地，科技创新政策较为成熟，如省部院产学研结合发展规划、《广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这些都为广东省产学研创新主体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有助于广东高校开展产学合作。相比之下，港澳特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关注度不够、产学合作政策较为缺乏。如香港特区政府虽在 2017 年的施政报告中强调推进科技创新发展，但相较于内地起步较晚，自上而下的政策从实施到产生效用也需要一定时间，加上香港长期较低的研发投入强度，导致香港特区的科创环境不佳，在产学合作政策方面也仅有“大学与产业合作计划”，产学合作政策供给明显不足。澳门也同样存在科创环境不佳与产学研起步较慢的情况，如澳门特区政府在“二五规划”中提出逐步完善创新科技体系和优化创新发展环境，在2021年的施政报告中也才首次提出加快推进产学研融合。由此可见，现有科技创新政策环境难以显著促进港澳高校产学合作。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制度环境对产学合作与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3a：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创新研发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港澳高校；
H3b：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学术研究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小于港澳高校。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基于产学合作与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关系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产学合作与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概念模型
Fig.1 A conceptual model based on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and the growth of ambidextrous output
本文以2021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本科院校名单中的67所粤港澳大湾区本科层次院校为研究样本，其中，广东52所，香港8所，澳门7所，样本观察期为2011-2020年，共660个观测值。基于艺术类和体育类院校在发展目标、人才培养方面与综合研究型高校存在显著差异且不以科学研究为重点，以及高校数据可获得性等方面考虑，本文未纳入艺术类和体育类院校、样本期内未主动公开数据以及没有双元知识产出数据的高校样本。专利和论文数据分别来源于Incopat数据库、SCI/SSCI数据库，专任教师数据来源于《广东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分析》、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澳门高等教育局高教统计数据汇编》、城市年鉴以及其它公开来源。由于港澳地区与内地的统计口径不同，本文采用连续两个学年的高级教学人员和初级教学人员之和的均值、教学人员的均值分别代表香港和澳门高校当年专任教师数。
2.2.1 被解释变量
基于双元能力视角，本文将双元知识产出区分为学术研究产出和创新研发产出。现有研究采用论文发表数量表征学术研究产出，用成果转化指标衡量应用开发产出，如专利出售合同数和技术转让收入[2]。本文的双元知识产出重点关注创新链上游，即学术知识生产和商业化知识生产的知识创新，而论文和专利则能够有效反映学术知识生产与商业化知识生产水平[20]。其中，国际论文是具有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21]，可用于比较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知名大湾区的科技创新能力。为实现粤港澳三地高校的国际化比较，本文采用国际论文发表量表征学术研究产出，如SCI和SSCI论文。三方同族专利是开展创新性评价的重要指标，能反映地区技术发明的整体水平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2]。鉴于粤港澳三地知识产权政策存在明显差异以及专利申请的“本国优势”效应带来的偏差，除美、日、欧三局外，本文将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香港知识产权署(HKIPD)、澳门经济局知识产权厅(DSEDT)也纳入在内，并采用简单同族的方法进行专利族合并[23]。同时，以优先权年统计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24]，对应于香港的标准专利和短期专利、澳门的发明专利和新型专利。此外，为控制双元产出与高校规模的相关性以及双元产出的可比性，采用人均国际论文发表量和人均简单专利族数分别衡量学术研究产出与创新研发产出。
2.2.2 解释变量
时间变量。本文考虑了双元知识产出的时间效应，该变量能够反映双元知识产出增长轨迹[25]，并将初始年设为 0，其余年份依次设为 1～9。
产学合作。现有研究采用企业资助金额占科研总经费的比例[26]、合著论文数量[14]和合作企业数量[19]表征产学合作情况。本文借鉴Zhao等[19]的做法，基于专利层面采用该高校过去5年合作的企业数量衡量产学合作水平，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简单专利族为单位统计合作企业数量并加1取对数。
2.2.3 调节变量
广东高校。由不同制度环境形成的制度压力和创新环境导致高校在双元知识产出增长、产学合作关系建立上存在明显差异[7,10]。本文认为广东与港澳地区在专利激励政策、产学合作政策和高等教育政策等制度环境上存在明显差异，为区分广东高校与港澳高校所处的制度环境差异，设置广东高校的虚拟变量，其中，广东高校赋值为1，港澳高校赋值为0。
2.2.4 控制变量
学校类型。由于高校的学科领域、发展路径等存在差异，形成了综合类、理工类、财经类、语言类、农林类、师范类等多种类型高校。不同类型高校采取的外部合作战略有所差异，进而影响产学合作关系建立[14]。学校类型划分为综合类、理工类和其它类(医药、师范、财经、语言、体育、政法、农业)，共三大类，设立3个虚拟变量，并以综合类院校为参照。
学术影响。本文借鉴3年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衡量高校学术影响力，利用高校过去3年的SCI/SSCI论文在当年得到的引用数量除以前三年的论文总数，计算当年的影响因子。考虑到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时间滞后性，故采用过去3年的平均影响因子衡量学术影响力。
高水平大学。粤港澳三地的高校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并影响双元知识产出增长。根据历年中国大学排行榜，进榜高校被认为是高水平大学，设为1，否则为0。
知识存量。大多数研究采用论文发表存量或专利存量作为知识能力评价指标[27-28]，论文和专利总数增加表明大学知识能力增强。本文分别采用高校前5年SCI/SSCI论文发表总数和前5年简单专利族总数衡量论文存量与专利存量，并取对数处理。变量定义和测算方法如表1所示。
横截面或面板数据模型仅从总体上估计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的影响效应，无法估计自变量对因变量所涉时间因素的影响。已有学者基于潜增长曲线模型分析产学合作对知识产出增长轨迹的影响[25]，但该模型不允许数据缺失，不适合考察那些建校时间晚从而存在数据缺失的高校。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利用重复测量的纵向数据，并采用随机系数模型(RCM)考察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
Level1:Yti=β0i+β1iTimeti+β2iPti+β3iXti+β4iTimetiXti+εti
(1)
Level2:β0i=γ00+γ01Wi+μ0i
(2)
β1i=γ10+μ1i
(3)
β2i=γ20+μ2i
(4)
β3i=γ30+μ3i
(5)
β4i=γ40+μ4i
(6)
其中，Level1是学校内不同测量(个体内)，Level2是学校个体层测量(个体间)。下标i表示第i个观测对象，下标t表示第t次观测时间。Yti为创新研发产出和学术研究产出，Timeti为时间变量，Xti为产学合作。Wi和Pti为控制变量，分别包括学校类型和高水平大学等时不变因素，以及学术影响、前5年累计专利和前5年累计论文等时变因素。β0i为截距项，β1i-β3i为估计斜率，β4i用以检验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作用效果，εti代表第一层的残差。γ00-γ40代表第二层的截距项，γ01为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μ0i-μ4i代表随机项。此外，为比较不同制度环境对高校的差异化作用，本文区分广东高校和港澳高校，采用两个分块矩阵堆叠的方式同时估计两个方程，并控制相关性以进行跨组比较。
建立上述模型前，依次建立含随机截距的增长模型、含随机截距和斜率的增长模型、含控制变量的增长模型并确定未结构化的随机效应的方差-协方差结构，逐步进行似然比检验，并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判断模型拟合效果。结果显示，对数似然值变大，AIC和BIC值变小，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上述模型适合用于分析。
表1 变量定义
Tab.1 Varible definitions
变量变量定义变量测量因变量创新研发产出该高校当年在SIPO、USPTO、JPO、EPO、HKIPD、DSEDT申请的人均简单专利族数,仅统计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并加1取对数学术研究产出该高校当年人均SCI/SSCI论文发表数量,仅统计研究论文(Article)和评论数(Review)并加1取对数自变量时间2011—2020年,取值为0—9产学合作该高校近5年合作的企业数量并加1取对数调节变量广东高校虚拟变量,广东高校赋值为1,港澳高校赋值为0控制变量学校类型该变量划分为综合类、理工类和其它(医药、师范、财经、语言、体育、政法、农业)三大类,设3个虚拟变量,并以综合类院校为参照高水平大学虚拟变量,历年来进入中国大学排行榜的设为1,否则为0学术影响该高校近3年SCI/SSCI论文在当年得到的引用量除以前三年论文总数,在此基础上采用近3年的平均影响因子衡量前五年累计专利该高校近5年累计简单专利族数并取对数前五年累计论文该高校近5年累计SCI/SSCI论文数并取对数
回归分析前，对样本数据进行简单描述与相关性分析，具体如表2所示。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产学合作均值为1.121，表示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的产学合作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超过0.6，但回归后各变量VIF的最大值为3.70，小于临界值10，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为直观描述产学合作随时间变化趋势，基于2011-2020年67所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产学合作企业数量绘制折线图，如图2所示。可以发现，广东高校的校均产学合作企业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港澳高校的校均产学合作企业数量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远远低于广东高校，说明大湾区在深化产学研合作上仍有很大改善空间。
表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变量(1)(2)(3)(4)(5)(6)(7)(8)(9)(10)(11)(1)创新研发产出1.000(2)学术研究产出0.312*1.000(3)时间0.216*0.165*1.000(4)广东高校0.158*-0.524*0.0111.000(5)产学合作0.694*0.430*0.189*0.148*1.000(6)学术影响0.397*0.770*0.348*-0.370*0.501*1.000(7)高水平大学0.186*0.758*-0.009-0.534*0.342*0.545*1.000(8)近5年累计论文0.446*0.767*0.207*-0.335*0.691*0.815*0.593*1.000(9)近5年累计专利0.628*0.486*0.333*0.107*0.852*0.594*0.403*0.733*1.000(10)专利前样本0.634*0.488*-0.003-0.0640.692*0.433*0.566*0.542*0.575*1.000(11)论文前样本0.0830.795*-0.003-0.587*0.208*0.533*0.759*0.554*0.322*0.438*1.000均值0.0860.3254.5590.7731.1211.9040.1674.6493.4920.0220.289标准差0.1600.4752.8540.4191.4551.5750.3733.1082.7250.0490.668
注：*** p<0.01, ** p<0.05, * p<0.1
首先采用随机系数模型检验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趋势，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和模型(3)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以考察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平均增长趋势。可以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大湾区高校的创新研发产出和学术研究产出分别以每年0.007、0.014的速度显著增长(β=0.007,p<0.01; β=0.014,p<0.01)。此外，采用跨组比较考察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效应是否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模型(2)和模型(4)的结果表明，广东高校的创新研发产出以每年0.010的速度显著增长(β=0.010,p<0.01)，而港澳高校的增长趋势不显著(β=-0.000,p>0.1)，因此广东高校创新研发产出增速高于港澳高校。同时，港澳高校学术研究产出以每年0.022的速度显著增长(β=0.022,p<0.01)，而广东高校以每年0.011的速度显著增长(β=0.011,p<0.01)，因此港澳高校学术研究产出增速高于广东高校，H1a和H1b均得到支持。这说明制度环境是影响高校双元知识产出的重要因素，广东和港澳地区不同的专利激励政策与高等教育政策会影响高校两种知识创造活动效率。
图2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产学合作企业数量情况
Fig.2 Quantity of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表3 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效应的回归结果
Tab.3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growth effect of university's ambidextrous output
变量(1)总体专利(2)广东专利港澳专利(3)总体论文(4)广东论文港澳论文时间0.007***0.010***-0.0000.014***0.011*0.022*(2.70)(3.20)(-0.06)(2.60)(1.79)(1.96)学术影响-0.0020.004-0.0140.0050.0020.016(-0.26)(0.64)(-1.01)(0.91)(0.41)(1.28)理工类0.041**0.045**-0.006-0.118-0.086-0.339(2.05)(2.19)(-0.09)(-1.40)(-0.98)(-1.22)其它类0.0050.0050.027-0.060-0.051-0.130(0.29)(0.25)(0.48)(-0.77)(-0.62)(-0.61)固定效应 高水平大学0.070**0.142***0.0180.639***0.453***0.525***(2.38)(3.58)(0.24)(5.90)(2.90)(2.82)近5年累计论文-0.002-0.0030.0040.028***0.029***0.031*(-0.41)(-0.50)(0.44)(4.03)(3.83)(1.89)近5年累计专利0.018***0.017***0.0150.011**0.009*0.042**(4.10)(3.57)(1.03)(2.34)(1.76)(2.53)广东高校0.016-0.184**(0.72)(-2.05)截距-0.032-0.024-0.0010.169*0.0060.066(-1.36)(-1.61)(-0.04)(1.81)(0.09)(0.46)截距0.001**0.001**0.101**0.092**随机效应时间0.000**0.000**0.002**0.002**残差0.007**0.007**0.004**0.004**-2LLR-1 152.92-1 126.99-1 222.34-1 203.11模型拟合度AIC-1 126.92-1 086.99-1 196.35-1 163.11BIC-1 068.52-997.15-1 137.95-1 073.26
注：-2LLR为-2倍log likelihood ratio；n=660，括号内为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
为更直观地观察广东高校和港澳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差异，绘制图3。由图可知，广东高校的创新研发产出斜率大于港澳高校，港澳高校的学术研究产出斜率大于广东高校，有力地验证了上述结论，说明制度环境是影响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外部因素。良好的制度通过提高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促使知识产出绩效提升[8,9]，与港澳地区相比，广东地区更有利的创新政策环境通过激发广东高校的积极性使其创新研发产出增长更快。与广东地区相比，更强调学术发展的高等教育政策使港澳高校获得更快的学术研究产出增长。
考虑到产学合作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使初步分析结果产生偏差，无法得到准确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文首先考察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实际影响，表4展示了未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初步分析结果。根据模型(5)和(6)，由产学合作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可知，产学合作对创新研发产出增长无显著作用(β=0.001,p>0.1)，且对广东高校和港澳高校均无显著作用(β=0.002,p>0.1;β=-0.001,p>0.1)，也无法比较产学合作对两者创新研发产出增长的促进程度。由模型(7)和(8)产学合作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可知，产学合作对学术研究产出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β=0.014,p<0.01)。相较于港澳高校，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学术研究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β=0.015,p<0.01;β=0.007, p>0.1)。
图3 广东高校与港澳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比较
Fig.3 Comparison of the growth of ambidextrous output in Guangdong，Hong Kong and Macao universities
表4 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
Tab.4 Impact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on the growth of university ambidextrous output
变量(5)总体专利(6)广东专利港澳专利(7)总体论文(8)广东论文港澳论文时间0.005*0.006*0.0000.000-0.0060.018*(1.70)(1.70)(0.03)(0.08)(-1.02)(1.69)产学合作0.029***0.026***-0.006-0.014-0.009-0.019(3.52)(2.80)(-0.21)(-1.42)(-0.88)(-0.65)产学合作#时间0.0010.002-0.0010.014***0.015***0.007(0.62)(1.15)(-0.21)(8.31)(8.51)(1.01)学术影响0.0020.008-0.0120.0020.0000.013(0.27)(1.12)(-0.79)(0.30)(0.07)(1.00)固定效应理工类0.034*0.039*-0.010-0.122-0.090-0.358(1.82)(1.94)(-0.15)(-1.42)(-1.01)(-1.26)其它类-0.002-0.0020.022-0.046-0.032-0.148(-0.13)(-0.10)(0.40)(-0.59)(-0.38)(-0.67)高水平大学0.046*0.102**0.0140.695***0.527***0.562***(1.69)(2.49)(0.19)(6.27)(3.27)(2.97)近5年累计论文-0.004-0.0050.0030.024***0.025***0.030*(-0.85)(-0.88)(0.33)(3.65)(3.29)(1.86)近5年累计专利0.012**0.013**0.0160.012**0.010*0.044***(2.52)(2.44)(0.89)(2.47)(1.92)(2.74)广东高校0.007-0.194**(0.30)(-2.09)截距0.0070.0110.0000.251***0.1760.062(0.24)(0.54)(0.00)(2.69)(1.20)(1.00)截距0.006**0.005**0.067**0.064**随机效应时间0.000**0.000**0.001**0.001**残差0.007**0.007**0.003**0.003**-2LLR-1 143.12-1 101.15-1 268.86-1 241.09模型拟合度AIC-1 113.12-1 053.15-1 238.86-1 193.09BIC-1 045.74-945.33-1 171.48-1 085.27
注：-2LLR为-2倍log likelihood ratio；n=660，括号内为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龚红[21]和Fernández-Zubieta等[29]采用样本前估计的方法，用取样样本(即2011年之前)前三年平均因变量构建前样本值，即2008—2010年的人均论文发表量和人均简单专利族数，分别将前样本值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若该校在2010年后建校，则设为0。由于有8所广东院校的数据缺失，无法计算前样本值，因此未纳入样本。
表5为控制内生性后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影响的回归结果。为降低共线性，对时间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模型(9)和(11)探讨了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产学合作与时间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003、0.01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随时间变化的斜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亦即高校合作企业数量越多，其双元知识产出增长越快，H2a和H2b得到支持。这与以往学者得出的结论相似，即大学和产业界建立合作关系可以提高信息、知识等资源跨组织转移效率，有助于高校双元创新绩效提升[30]。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跨组比较考察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效应是否受到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根据模型(10)和(12)可知，随着时间推移，相较于港澳高校，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创新研发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β=-0.001,p>0.1;β=0.004, p<0.01)，H3a得到支持。这说明良好的制度环境会强化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积极影响。与设想相反的是H3b不成立，即产学合作对港澳高校学术研究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小于广东高校(β=0.007,p>0.1;β=0.014,p<0.01)。这可能是因为从跨组织获取和整合的异质性创新资源虽然可以为港澳高校的学术研究活动创造条件，但产学合作政策的缺位和专利激励政策不足导致产学互动较少，产学合作对港澳高校学术研究产出增长并未起到反哺作用。综上，H3得到支持。通过比较上述两个结果发现，当产学合作的内生性问题得到控制后，产学合作对高校创新研发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由此可准确得到产学合作与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因果关系。
表5 考虑内生性后的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
Tab.5 Endogeneity effect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on the growth of university ambidextrous output
变量(9)总体专利(10)广东专利港澳专利(11)总体论文(12)广东论文港澳论文时间0.0040.0040.0010.003-0.0020.020*(1.46)(1.60)(0.13)(0.56)(-0.36)(1.81)产学合作0.002-0.001-0.012-0.014-0.013-0.029(0.21)(-0.08)(-0.56)(-1.20)(-1.04)(-0.99)产学合作#时间0.003***0.004***-0.0010.013***0.014***0.007(2.98)(3.94)(-0.16)(6.96)(7.27)(1.00)固定效应广东高校0.007-0.016(0.39)(-0.18)专利前样本1.409***1.972***0.497(7.80)(9.05)(1.60)论文前样本0.339***1.277**0.314***(4.51)(2.44)(3.48)控制变量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截距0.0090.0190.0000.1300.109*0.1650.004**0.002**0.054**0.056**随机效应时间0.000**0.000**0.001**0.001**残差0.005**0.004**0.003**0.003**模型拟合度-2LLR-1 272.81-1 251.01-1 091.46-1 062.93AIC-1 240.81-1 199.01-1 059.46-1 010.94BIC-1 170.81-1 085.26-989.46-897.18
注：-2LLR为-2倍log likelihood ratio；n=587，括号内为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
图4为制度环境对产学合作与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关系的简单斜率。由图4(a)可知，产学合作使广东高校创新研发产出增长斜率增大，但产学合作并未改变港澳高校创新研发产出增长斜率，进一步证明了相较于港澳高校，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创新研发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由图4(b)可知，产学合作使广东高校学术研究产出增长斜率由负变正，使港澳高校学术研究产出增长斜率略增大，表明相较于港澳高校，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学术研究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有力地论证了上述结论。即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提高创新主体积极性，强化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如产学合作政策可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激发校企合作积极性，校企合作又为高校提供了研发经费来源和新的研究思路，进而有助于实现双元知识产出提高。因此，有利的制度环境使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图4 制度环境对产学合作与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4 Moder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and the growth of ambidextrous output
本研究基于产学互动创新理论和组织双元能力理论，利用粤港澳大湾区67所高校2011-2020年的纵向数据建立随机系数模型，考察高校双元活动效率增长趋势、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随着时间推移，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创新研发和学术研究的双元知识产出整体呈现显著的增长趋势，湾区不同制度环境带来的专利激励政策和高等教育政策差异导致广东高校与港澳高校在创新研发、学术研究双元活动的效率提升上有不同表现。具体而言，广东高校创新研发效率提升幅度高于港澳高校，港澳高校学术研究效率提升幅度则高于广东高校。
(2)产学合作对粤港澳高校整体的双元活动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不同制度环境下的高校有所差异，良好的制度环境会强化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绩效提升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创新研发和学术研究双元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均大于港澳高校。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制定和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首先，湾区高校应根据自身角色和定位实施双元活动发展策略，为大湾区建设提供科技创新支持。在“双一流”高校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湾区高校应提高自身探索基础前沿和开发原始创新的双元能力。一方面，湾区高校要紧跟湾区战略需求探索科学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并产出高水平的原创性科研成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高地。另一方面，高校应结合湾区经济发展需要并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开展创新研发活动，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核心力量。
其次，对于港澳高校而言，应营造有利于其发挥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作用的创新产出环境，同时，制定知识创造和成果转化的双重激励政策，促进创新研发产出绩效提升，以适应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广东省虽拥有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两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但其它高校的科研实力不均衡，导致学术研究产出增长落后于港澳高校。因此，广东高校的建设发展，一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契机，引导具有较强基础创新能力的港澳高校在粤办学以实现科研优势互补，二要根据湾区发展战略需求发展优势学科，通过加大科研经费投入等措施增强广东高校的基础创新能力。
最后，本文发现产学合作对港澳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未表现出促进作用。港澳高校虽然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但其以学术发展为目标决定了与产业结合度不高，导致科学研究一直脱离产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弱，致使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缓慢。从高校角度出发，港澳高校应抓住湾区建设的重要机遇，深化粤港澳产学研合作，发挥自身基础创新能力优势并借助广东雄厚的产业基础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自主创新效率和双元能力提升。从政府角度出发，特区政府应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出台科技计划和产学研合作扶持政策，为促进产学研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和制度基础，以此发挥促进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效用。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仅分别讨论产学合作单独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学术研究和创新研发产出增长的影响，忽略了两种知识产出活动之间的冲突和平衡，未来可关注产学合作如何平衡双元知识产出。第二，本研究仅基于专利层面对产学合作进行测量，未来可结合不同层面数据捕捉不同形式的产学合作并作进一步探讨，尤其是港澳高校在论文上可能有更多产学合作。第三，本研究仅讨论了产学合作对高校学术研究和创新研发产出的线性影响，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是否具有非线性作用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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