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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sorting out 107 relevant policy texts of Chinese sci-tech associ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olicy of sci-tech associ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nctuated and equilibrium alternating progression.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policy tools, policy tool settings and policy goals and the policy evolution stage of sci-tech association, this paper divides the evolution map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ci-tech associ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into six punctuated equilibrium periods: the exploration equilibrium period, the strong intermittent period, the weak intermittent period, the exploration equilibrium period, the development equilibrium period and the perfect equilibrium period.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e punctuated equilibrium of sci-tech association policy, this paper adjusts and revi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unctuated-equilibrium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estern public policy. It is found that the attention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the impact of focus events and the strategic action of sci-tech association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causes the change of sci-tech association policy.
On the basis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ci-tech association policy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this paper expands the classical punctuated-equilibrium model,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of all,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ci-tech association is in a key and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changes of sci-tech association. Secondly, the change of the policy field is the premise for the adjus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sci-tech association.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and inclusiveness of the policy field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ci-tech association. Although at present academic circles still hold a skeptical and cautious attitude towards the judgment that there would be co-governa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ci-tech association, it is certain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ci-tech association in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with the efforts in exploring and improving balance, and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in innovative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jointly building a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of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will be further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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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相关研究从“控制”与“调适”两条路径发展出了一批中国本土化理论[1]。分类控制和行政吸纳社会[2]是控制路径视角下的代表性观点，嵌入型监管[3]、嵌入与自治[4]等是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政社理论分析框架；调适路径下行政吸纳服务[5]、调适性合作[6]、浮动控制与分层嵌入[7]等观点的提出，表明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控制逐渐转向柔性与隐性，社会组织在独立性与自主性成长过程中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嵌入不同层级社会治理场域中。科技社团作为兼具社会组织属性和科学属性、汇聚科学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特点的社会组织形态[8]，由不同性质、不同工作单位的相同或相近及交叉学科、专业或行业的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致力于从事科研活动、营造科技氛围、促进科技创新[9]，在决策咨询、学术交流、科技评价、创新引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建设科技强国、打造国家创新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政府与科技社团间关系既遵循控制与调适路径下政社关系的发展势态，也展现出其独特的关系形态。一方面，科技社团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独特形态，逐步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中的科技评估、技术标准研制、国家科技奖励推荐等科技类社会化公共服务职能，成为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10]；另一方面，科技社团凭借其独特的人才智力优势、资源整合与知识构建能力优势，已成为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平台[11]，对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科技社团的科技服务能力整体偏弱[12]，且在成长过程中对资源获取具有极强的行政依附色彩和路径依赖性，政府对科技社团的治理也存在缺位、越位和错位等多重问题[13]，但总体而言，当前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间关系是在政府引导与管理下科技社团参与政府治理工作的合作关系[14]。
对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的流派变迁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后可知，当前有关政府与科技社团间关系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理论体系，但仍存在待完善的空间。首先，理论研究大多围绕固定时间段内的关键事件或单一案例展开静态描述而呈现出碎片化特征，缺乏对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制度的多样性考量；其次，突破传统框架探索更具概括性、更具中国特色和更具超前视野的新理论，所得研究结果常常伴随较高的偶然性；最后，无论是立足于国家与社会、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宏观视野下的结构派争论，还是对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发展中微观行动策略的探讨，在范式转型过程中都缺乏有力的研究视角而面临科尔曼的理性选择难题。
科技社团作为党和政府组织与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基础性载体，在推动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体系化、协同化、建制化，促进科学知识的创造、流动与使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发挥着多重功能。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科技社团的生存与发展表现出对政府极强的依赖性，在建设科技强国的时代背景下，这种非均衡的关系特征遭遇了政府科技类社会化公共服务职能转移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现代科技创新体制形成难、科技治理体系中基本矛盾缓解难等一系列影响科技创新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要回应这些问题，显然不能以碎片化的理论样态、偶然性的研究结果作为研究政府与科技社团间关系的支撑。中国政社关系的动态性、多元性与开放性，决定了对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的完整描绘必须置于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动态演变过程中。科技社团政策是政府调控科技社团发展方向的正式规则，对其生产过程与交替机理进行深入分析是理解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变迁的重要途径。间断均衡理论基于时间序列与政策变迁分布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出现的间断与均衡现象加以描述，是关于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理论之一。基于此，本文运用间断均衡理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社团政策变迁过程加以考察，验证科技社团政策间断均衡的非线性特征，并试图挖掘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变迁的动力机制。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Frank R Baumgartner等[15]以政策议程设定理论为出发点，结合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的互动，深入探讨了历史进程中长时期稳定、突然性剧变的政策变迁现象，由此提出了间断均衡理论(Punctuated-Equilibrium Theory，PET)。间断均衡理论认为，政策过程由政策在短期内突然性巨变的间断状态与政策在长期内渐进式线性变迁的均衡状态这两种基本样态组成。政治制度和政策图景构成间断均衡理论的结构基础，由不同机构和决策规则构成的政治制度为政策行动提供了活动空间，而事关一个政策如何被讨论与理解的政策图景则构成政策行动的观念结构，政治制度与政策图景之间的互动既可能成为推动政策议程设立、促进政策变迁的激励性因素，也可能因为两者之间的“摩擦”而成为政策议程进入和政策变迁的阻滞因素。除政治制度与政策图景外，政策场域与政策垄断也被认为是影响政策间断状态与政策均衡状态切换的关键因素。政策场域是一个涵盖行动者资源、偏好与互动等变量的政治议定结构，政策场域的改变受政策图景转换、内部主体分歧与新主体介入等因素影响。当某个政策问题被多个主体讨论与决策时，认为该政策场域具有包容性特征。政策垄断一般在正面的政策图景和封闭的政策场域状态下形成，包含稳定的决策与制度结构及政策渐进式变迁的动力机制，通常用来描述公共政策长期、稳定、渐进变迁的状态。
在间断均衡理论的经典模型中，政策议程中反对者的进入、政策企业家的游说、公民与社会团体的行动构成引起政策图景变化、改变政策场域的关键要素。政策议程中反对者的进入是指在一个相对开放与包容的政策场域中，个体或组织试图通过自身行动将其所持有的负面政策图景嵌入到政策议程中；政策企业家游说是指拥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政策企业家尝试以这些资源作为参与政策变革的资本，预期新的政策能够为其赢得物质资源或非物质利益；公民与社会团体的行动彰显政策过程中社会力量的影响力，公民个体利用大众传媒或社会团体通过制造舆论压力使其政治主张被纳入正式政策议程。政策场域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发生改变，进一步推动政府立场发生变化，最终形成政策垄断或原有政策均衡状态被打破的现象，由此引发政策间断(见图1)[16]。
图1 政策间断均衡变迁过程[19]
Fig.1 Change process of policy punctuated-equilibrium
随着间断均衡理论适用领域的不断扩张，国内学者研究证实了间断均衡理论在中国公共政策变迁领域应用的解释力。但诱发政策场域变化的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如作为议定场所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被认为是影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17]，公民的反应是影响我国地方出租车政策议程设置与政策形成的关键变量。焦点事件爆发、地方政府创新和社会组织倡导，被认为是间断均衡理论视角下改变政策场域进而影响我国政社关系变迁的基础变量[17]。然而，科技社团作为科技创新时代的重要参与主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余年间，其与政府关系的调整和波动是否存在有别于其它类型社会组织的独特性？政府与科技社团之间关系的波动和调试是否同样能够用间断均衡理论加以解释？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变迁的内在机理或影响因素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对间断均衡理论在我国科技社团政策领域适用性的检验，也是在公共政策视角下对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变迁的新解读。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与科技社团相关的107条政策文本进行梳理，发现科技社团政策具有均衡与间断交替推进的特征。基于政策工具、政策工具设置和政策目标的改变，依据科技社团相关政策演变阶段，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演变图谱划分为6个间断均衡期，如图2所示。
图2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演变的间断均衡性图谱
Fig.2 Punctuated-equilibrium map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ci-tech associ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政策起始阶段是研究政策变迁的起点，在间断均衡理论中一般确定为政策发展的探索均衡期[18]。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民间长期活跃着大量行业协会、慈善组织、学术组织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团体。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我国发布《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规定社会团体实行分级分类的登记管理制度，同时对各地社会团体开始清理遗留并开展组织创建工作。我国科技社团正是诞生于该背景之下，1958年发布《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这是我国科技社团成立的开端，此后各地区各领域科技社团纷纷建立，全国性科技社团总数从中国科协成立前的35个增加至1965年底的53个。但针对官办与民办性质的科技社团，政府部门认可程度不同、合作水平不同[19]。此后，我国科技社团的工作内容逐步聚焦于提高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组织学术交流、开展科学普及、办好学术期刊等方面[20]。全国各地的科技社团在有了统一行动准则后逐步走上规范化发展道路，在国家发展格局中初步确立了发展方向。
虽然这一时期我国科技社团拥有了正式身份并制定了相关运行规则，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公共决策体制具有较强的封闭性，政治议定结构缺乏多元性，政策垄断在一元化的政策子系统内普遍存在。其中，政府对官办科技社团采取信任的制度吸纳态度，民办科技社团则被策略性地忽视，这种“身份信任”的政策图景在科技社团成长与发展过程中被不断贯彻和强化，成为科技社团官民二元发展格局的观念根基[17]。
科技社团政策在“文革”十年的动态变迁是由政策图景与政策场域之间的互动触发的。在“文革”十年这一特殊的政策场域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工作由于分管社团事务的国家行政部门的撤销而陷入彻底瘫痪状态，科技社团发展在这一时段内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广大科技工作者被污蔑为“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复辟基础”，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身心遭受极大摧残。而科协及其所属学会被污蔑为“资产阶级世袭领地”“封资修大杂烩”，被迫停止各项业务活动。虽然部分科技社团成员在这个时期仍坚持“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且“文革”后期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科技发展和科技工作者的措施，但科技社团仍笼罩在被打压的氛围中。旧的政策场域被打破，形成新的政策场域。纵观此阶段，科技社团政策决策体制的封闭性使得政策子系统形成政策垄断，促使科技社团政策进入强势间断期。
1978年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开启，具有社团管理职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在这一年正式组建，科技社团开始进入恢复发展期，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等科技社团积极参与到改革早期的实践活动中[21]。同年，国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科技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79年在中央的支持下，中国科协及有关部门推动成立了25家新的全国性科技社团。1980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中首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科技社团的性质、地位、作用与任务，科技社团发展工作开始走向开拓创新的新阶段。1981年全国性科技社团总数已增加至1965年的两倍，达到106个。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运行机制、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规定了我国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方向，科技领域的发展活力逐步被激发。1988年民政部设立了专门负责社会组织和基金会登记管理事务的社团管理司，为我国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该阶段科技社团与政府的关系以科技社团的主动参与为主，除传统的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等工作外，科技社团的工作范畴开始涉及科技咨询论证、职称评定、成果鉴定等专业领域。此阶段为“文革”后科技社团的恢复发展期，政策覆盖面和完善度有待提高，相应的政策变动未出现突发式间断，科技社团政策在整个国家宏观政策体系中处于弱势间断状态。
1989年国务院发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受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受理机关的双重约束，初步确立了我国社会团体“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登记管理体制。1998年颁布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确立了我国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科技社团发展在双重管理体制下受到一定影响，部分社团由于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被迫解散。但总体而言，我国科技社团大多具有较浓厚的官方色彩，“整顿”的浪潮并未使科技社团数量大幅下降。1995年《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技创新的理念也在中共十四大、全国科技大会和全国技术创新大会等多个场合提及，在双重管理体制下科技社团的地位有一定提升。
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正式形成，科技社团实行自治的自由度大大降低。由于在人、财、物资源上对所挂靠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过度依赖，科技社团独立开展工作、提升自身能力的空间有限。政策制度与政策图景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虽有探索性尝试，但科技社团政策未出现明显波动，基本处于探索均衡期。
这一阶段，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我国政府从全能型、管控型逐步向服务型、管理型转变，政府职能定位逐渐转变为强化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2004年发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1998年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构成我国科技社团管理工作的三大基本规章制度。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社会组织提出“培育与监管”的双重目标，确立了科技社团“放管结合”的政策图景。2005年国家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方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强调，要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建设创新型国家；党的十七大将建设创新型国家确立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途径。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科技社团积极主动开展改革与创新发展试点工作，致力于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对组织体制、管理模式等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同时，培育一批示范性科技社团，引领和推动各类学术性社会团体向自主、自立、自强、自律方向发展。2008年全国性和地方性科技社团共完成技术咨询合同5 524项，举办技术贸易展览363次，设立专项奖励基金253个。
整体来看，在政府职能转变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阶段，我国科技社团政策呈现出稳步推进、持续完善的态势，政策图景与政策场域均处于较为平稳的状态，未呈现出发生剧烈变迁的可能性。这一时期，政府对科技社团的注意力集中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等方面，科技社团政策变迁过程展现出发展均衡期的特征。
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各级科协和两级学会开展科技评价6 798项，科技人才评价12 238人。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社团在科技评价中的作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科技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依法申请登记成立，这彰显出其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2015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各地科技社团开始与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的行政机关及其下属单位脱钩，同时，加强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改革，提升科技社团的公共服务能力。2020年中国科协与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科协学会创新发展的意见》，强调我国科技社团要加大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参与力度，在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建设专业科技创新智库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本阶段科技社团政策呈现出“重点培育与优先发展”“脱钩”“科技治理”等强烈的新时代特征，且发布的政策数量呈逐步增长趋势。可见，我国科技社团政策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步走向完善均衡，政府对科技社团的培育与监管注入了赋权和增能的因子。此外，创新型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理念进入政策议程，亦进一步推动了科技社团政策创新。
通过对我国科技社团相关政策的梳理可知，科技社团政策变迁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非线性化、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并存的间断均衡性特征。科技社团政策在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演变的不同均衡期和间断期表现出一定差异性，政策方案亦不断发生变化，政策场域、政策图景与政策注意力分配成为影响科技社团政策变化的关键因素。
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演变的不确定性为科技社团政策执行及社团发展带来了一定模糊性和脆弱性，考察间断均衡性背后的驱动因素成为理解这种非线性特征的关键。在中国政策实践语境下，有必要对西方公共政策背景下间断均衡模型的影响因素进行调适性修正，调适修正后的中国科技社团政策演变内在逻辑如图3所示。中央政府决策的注意力分配、焦点事件冲击和科技社团的策略性行动，是引起科技社团政策问题性质转变与政策图景变化的主要因素。这3种因素的作用机制各有不同，其中，焦点事件的冲击同时构成政策场域变化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中央政府决策的注意力分配和科技社团的策略性行动主要发挥正反馈机制，推动政策变迁。政策场域变化是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变迁的前提，而政府对科技社团态度的变化往往导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随之改变，最终结果是既有政策垄断被打破，形成政策间断。
注意力分配体现为组织在决策活动中的行为偏好，这种偏好在政策过程中表现为对某一特定议题的关注度和政策分配资源的多寡。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是中央政府关注的要点，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相比，对社会发展的重视程度没有那么高。中央政府的工作重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生转移，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注意力逐步向科技领域倾斜，2000年以后与科技创新领域和科技社团相关的政策数量及发布频次均有显著提升。政治制度变革、政策图景转变等带来中央政府决策情境的改变，在“科教兴国”“科技创新”“创新型国家”等关涉科技发展与科技创新战略的推动下，中央政府的决策偏好和注意力分配引发政策选择变化，科技社团政策问题逐步进入国家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之中。
图3 调适修正后的中国科技社团政策间断均衡模型
Fig.3 Adjusted and revised punctuated-equilibrium model of Chinese sci-tech association policy
科技社团的社会组织属性在其与政府关系的演变中，同样体现出强烈的中央政府决策注意力分配决定性质。新中国成立初期分级分类社团管理制度初步确立，到“文革”时期发展停滞，再到改革开放初期迎来恢复发展期。1989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确立“双重管理体制”之后，科技社团与政府的关系得以发展与完善。在不同时期，政府对科技社团采取监管与整顿、培育与监管、赋权与增能等差异化手段。虽然政府与科技社团的关系仍在政府引导和管理下的科技社团参与框架内，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理念的提出，均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改革深化进程中注意力分配的变化，科技社团作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力量，越来越被中央政府所关注。
焦点事件是触发公共政策变迁的重要机制，其对公共政策间断式变迁的作用机理既可以体现为焦点事件造成政策图景与政策场域在互动中发生“摩擦”，产生阻止政策议程进入的约束作用，也可以表现为焦点事件的发生使得政策议程设置中的“机会之窗”得以开启[22]，进而产生激励作用。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的20余年中，“文革”这一焦点事件成为影响科技社团政策变迁、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演变的关键。在“文革”背景下，政策场域进入封闭状态，政策垄断与强化得以发生。这一时期科技社团政策并非政府的关注要点，其政策间断成为必然。而另一焦点事件“改革开放”，则是引发我国政策宏观系统变化的关键。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的提出、国际科技竞争力的增强等因素将政府的注意力吸引至科技领域，政府对科技政策环境加以调整，推动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进入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之中，促进科技社团政策变迁。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至今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变迁的回顾可以发现，政府对科技社团的整顿、监管、培育、赋权与增能等都是在政府力量主导下发生的。另外，在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演变过程中，非典、汶川地震和新冠疫情爆发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也成为具有特殊社会性意义的焦点事件。科技社团在科学普及、决策咨询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使其成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弥补政府科技支撑不足、专业科技知识欠缺的重要主体。焦点事件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特殊的中国公共政策语境，科技社团影响力指数的提升及社会积极舆论推动政策场域的开放，为科技社团相关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奠定了基础，促进科技社团政策变迁及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深厚土壤促使地方政府主动调试自我角色，逐步发展出政府购买科技社团社会化公共服务的制度体系，并以控制式嵌入和支持式嵌入两种方式与科技社团产生关联。但科技社团并非完全被动，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时代背景下政社关系转型的积极推动者，在既有的国家制度安排下，通过主动参与政治协商，以策略性倡导的方式增强政府对科技社团活动的认知，以发挥《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其提出的“协商民主”功能要求，达到调适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的目的。
2012年以来，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入攻坚和深化阶段，科技社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逐步得到认可，该阶段也是科技社团政策体系全面完善的时期。中国科协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等方面文件，以发挥自身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2015年开始中国科协发布的多项文件中均释放出其亦是自主创新主体的信号，打破传统的“辅助角色”思维束缚，积极释放其挺进科技创新主战场的主体性角色信号。通过对自身职能定位从“辅助”到“主体”的转换，科技社团为自身政策增添了民间色彩，并且试图通过这些策略性行动吸引中央政府的注意力，推动科技社团政策变迁，促进科技社团与政府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而这种自主性能动机制进一步促进包容性政策场域的形成。
本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社团政策沿革，对经典的间断均衡框架进行理论拓展，探求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的变迁规律，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的演变在科技社团政策变迁过程中处于关键主导地位，科技社团政策议程的形成与政策变迁的契机往往发生在中央层面对科技社团的态度和发展倾向产生革新时。这意味着对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变迁的感知可以通过观察科技社团政策调整情况而得到，而基于历时性政策文本的观察与分析相较于基于案例和事实的观察而言，所得结论更直接、全面与准确。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余年中，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演变大体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探索均衡期、“全能主义”政治图景下的强势间断期、历史转折背景下的弱势间断期、监管与整顿背景下的探索均衡期、培育与监管背景下的发展均衡期、赋权与增能背景下的完善均衡期6个阶段。中央政府对科技社团发展的注意力分配呈现日渐增强的趋势，尤其在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演变的发展均衡期和完善均衡期，科技社团政策目标的调整为政府与科技社团的互动持续注入资源，科技社团通过承接政府职能实现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增能。
(2)政策场域变化是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调整的前提，对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演变内在机理的探讨须借助对政策场域变化原因的分析。反对者进入政策议程、政策企业家游说、公民和社会团体行动是经典间断理论模型中引起政策场域变化的三大要素，但将诞生于西方语境下的政策理论应用于中国政策语境下时，需根据中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的特殊性以及科技社团政策变迁的独特性进行调适性修正。研究发现，中国科技社团政策场域变化受中央政府决策的注意力分配、焦点事件冲击和科技社团策略性行动的共同影响。有研究指出，焦点事件和社会组织的主动参与会影响国家层面社会组织政策变迁，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中央政府决策的注意力分配会引起政策场域变化，但相比于焦点事件作用的两面性，中央政府决策的注意力分配和科技社团的策略性行动均发挥正反馈作用。因此，应当鼓励中央政府提升对科技社团发展的关注度、支持科技社团的政治参与，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场域。
(3)政策场域的开发性和包容性是促进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走向良性发展轨道的重要因素，政策场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与政策议定主体的多元性成正比。因此，开放性的政策场域将打破封闭政策场域下政策议定主体单一的局面，降低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的路径依赖性，促使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朝着更具协商性、民主性的状态稳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的变迁已体现出政府职能转移和赋能科技社团的趋势，在科技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注重吸引科技社团等多元主体参与政策议程，尽管当前学界对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将达成共治的观点仍持怀疑和审慎态度，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将在探索均衡、发展均衡、完善均衡中持续向前迈进，科技社团在创新性国家建设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的作用也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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