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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rarely combines the two national strategie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common prosperity for analysis, and also lacks theoretical research, mechanisms of ac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t is a long-term,arduous and complex work to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how to increase people's well-being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by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iz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common prosperity,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digital economy, and separately constr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Then it analyzes the mechanism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and practical obstacles of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economy, this paper condenses the path arrangements and policy measure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xpanding the digital economy, 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and exploring new development paths.
Although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certain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such as digital divide, structural employment contradictions and social trust crisis, on the whole, the advanta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five aspects: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creates social wealth and consolidate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inclusive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narrows the development gap and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common prosperity; the integration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to smooth the double circulation and promot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hange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acceler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the innovative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uilds new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helps the country become strong and the people become rich.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arrangement and policy measures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cluding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ssis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real economy, and grasping the autonomy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o as to inject new impetus into the efficient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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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圆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然而,应该清醒认识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相对贫困依然广泛存在,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1]。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不仅需要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动力,也需要接续奋斗的耐心和定力。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推动网络强国建设”。我国“十四五”规划更是将数字经济单独成篇,提出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升至10%。数字经济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必要前提,国家层面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举措。
已有文献从不同层面或视角对数字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相关问题进行积极探索。如许宪春和张美慧[2]对中国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截至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重为6.46%;Acemoglu &Restrepo[3] 指出,数字经济可以开拓新产品和新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增加工资收入;Antonk等[4]预测,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产生替代效应,更多技术性工作将被取代。针对共同富裕问题,学界主要围绕共同富裕内涵、历史演进、水平测度和影响机制展开研究。如邱海平[5]研究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以及中国领导人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和发展理念;程恩富和刘伟[6]分析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阐述了共同富裕或贫富分化衡量标准;陈劲等[7]解析了共同富裕视角下中国科技创新研究范式;刘培林、钱滔和黄先海等[8]构建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设置发展成果共享程度度量指标,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保障;覃成林和杨霞[9]认为,除财政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等途径外,先富地区带动其它地区共同富裕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空间外溢效应实现,这种空间外溢效应的带动作用范围有限,且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强有力引擎,但现有研究很少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结合起来,且缺少对两者关系作用机理的政策分析。国内外理论界对共同富裕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且多局限于对共同富裕概念和内涵的诠释与解读,研究深度不够;另外,针对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和传导机制研究仍然处于碎片化阶段,不但缺乏动态、发展、创新性视角,而且也缺乏宏观性、全局性、系统性战略视角,研究广度不够。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特点,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背景下,探讨如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为弥补学术界关于数字经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研究的不足,本文整合当前关于共同富裕、数字经济理论的研究,系统阐述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内涵并分别构建研究框架,解析数字经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理论逻辑,总结数字经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优势与现实梗阻,从数字经济视角提炼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安排和政策措施,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丰富共同富裕理论、探寻新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的。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0]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曾多次强调共同富裕。1985年,邓小平首次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概念,1992年提出更为清晰的论述:“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致力于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良好条件。2021年以来,党中央集体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的问题,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时代不同,共同富裕的内涵以及推进重点和领域均有所不同。习近平总书记[1]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通过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中央相关政策文件的核心要义,本文认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如图1所示。
图1 共同富裕内涵理论研究框架
Fig.1 Theoretical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1)共同富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共同富裕的“共同”体现了共享的覆盖面是全体人民,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一部分人的富裕。共同富裕的价值归属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体人民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达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状态。
(2)共同富裕分配导向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共同富裕要做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12],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经济总量,创造价值增量,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把“蛋糕”做大,同时还要兼顾公平正义,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3)共同富裕分配结构是中间大、两头小。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1],让全体劳动人民通过劳动创造共享经济增长红利,而不能因为体制机制障碍让一小部分人独享财富增长的机会。要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共同富裕通过共建共享、勤劳创新得以实现。共同富裕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限度地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共同富裕要通过共同劳动、共同创造、共享蛋糕,并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共同富裕是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创造、共同奋斗出来的,绝不是仅依靠一部分人把蛋糕做出来,然后分给不劳而获的人。
(5)共同富裕推进过程是“先富带动后富”,实现渐进共富。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必将有一个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社会生产生活中存在各种要素禀赋差距,共同富裕不是消灭差距,而是逐步缩小差距,将差距维持在合理范围之内。先富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而共同富裕是先富的最终目标,先富带动后富,给后富的人提供支持,最终后富的人也真正富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既不好高骛远、口惠而实不至超越发展阶段,也不裹足不前,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无所作为,而是要量力而行,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学者Tapscott[13]在1995年撰写的《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的前景与风险》著作中提出,作者认为数字经济是有关技术、智能机器的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能够将智能、知识和创新等要素紧密链接起来,达到推动社会发展和增加财富的目的。1998年,美国发布《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此时关于数字经济的说法基本得到公认[14]。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形势,数字经济概念不断发生改变,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本文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解构数字经济系统性内涵是研究数字经济的理论基础,本文综合借鉴学术界和智库机构对数字经济的界定,构建数字经济内涵理论研究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数字经济内涵理论研究框架
Fig.2 Theoretical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1)数字技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长期经济增长是由少数几种关键技术推动的,学术界将其称之为“通用目的技术”[15](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加拿大学者Clifford Bekar等(2016)认为通用目的技术具有6个特征:①使能技术,而不是完整的最终解决方案;②创新互补性,下游部门研发生产力提升源于创新;③普遍的生产力收益,为下游部门创新提供必要条件;④普遍性;⑥没有相近替代技术。作者指出,通用目的技术既可以是单一技术,也可以是一组密切相关的技术。数字经济底层技术具有很强的通用目的技术(GPT)属性[16]。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成为新通用目的技术,驱动一场新的革命,这是继蒸汽机引发机器革命之后最重要的变革[17]。
(2)数据。知识、信息和数据是3个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人们更愿意使用“数据”代替“数字化知识和信息”。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是我国发布的关于要素化市场配置的第一份文件,首次将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写入中央文件,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其它生产要素并驾齐驱。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要取得进一步发展,甚至全面建设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必须解决自身确权、流通、隐私保护问题。而在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确权问题又是重中之重[16]。因此,文件所要求的“根据数据性质完善产权性质”,正是要解决数据确权问题。
(3)现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是社会生产过程中“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它不直接加入某个特殊生产过程, 而是作为各特殊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或共同条件,是经济腾飞的基础和底座。交通运输、管道运输、水利设施和电网是工业社会中最主要的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时代,5G、数据中心等信息网络成为新的基础设施。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新基建”工作,以塑造面向数字未来的国家竞争力。
(4)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是指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18]。产业数字化是指传统产业通过使用数字技术完成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5)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治理是指运用数字技术建立健全行政管理制度体系,创新服务监管方式,实现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组织、行政监督等体制更加优化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即推动数字技术与政府建设深度融合,打破层级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和职能屏障,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并降低治理成本,强化政府治理模式变革[18]。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重要性日益突出,并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支撑作用日益显著,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数字经济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数据和技术赋能不仅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也能为经济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共享机制,有助于数字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19]。本文深入剖析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联系,系统构建数字经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逻辑框架,如图3所示。
图3 数字经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
Fig.3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数字经济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已成为提振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2020年,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主要国家经济均出现负增长,在此背景下,全球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3.0%,高于同期GDP增速5.8%[18]。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增长强力拉动GDP稳定增长。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7.8%,数据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地位得以巩固。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罗最早用外部性阐述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保罗·罗默提出知识溢出模型,并在总生产函数中分析资本存量、劳动力、创意技术存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帕伦特研究技术扩散、边干边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数字经济通过知识溢出、数字技术引进和技术扩散等方式降低创新创造成本和风险,提高知识、数据、信息、技术积累水平,填补空白技术,提高科技水平,激发价值创造,促进财富增长。
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起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是数据,政府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写入文件,意味着在理论研究中生产函数发生改变。数据的爆发式增长、海量集聚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将带来创新产出的持续增长。同时,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改造、重组和优化传统生产过程,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能够极大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增长的强大力量。
在现实中,数字经济引领经济增长[20]。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以及物流配送、科技金融、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数字平台等配套体系的不断完善,服务业新动能加快涌现和发展,开启了创造财富的新空间。数字技术与各行业加速融合,正在重构新商业发展模式和创新生态,尤其是电子商务、社交游戏、在线学习、视频直播、移动支付等服务类数字产业发展迅速,为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对数字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在数字时代,新业态新模式能够充分挖掘市场潜力,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数字经济普惠效应可以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服务匹配效率和服务质量,在保障社会运行、应对全球疫情冲击、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实现“两稳一保”的重要抓手和应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
(1)数字经济能够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营造普惠与公平的环境,缩小贫富收入差距。在普惠性数字基础设施覆盖和数字技术支持下,中国老百姓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力量突破时空限制和资源约束,平等地获取信息服务,史无前例地走上利用数字平台创造财富的道路。数字经济低进入门槛、低创业成本的特点能够为虽有创业就业意愿但渠道和资源有限的创业者提供便捷通道。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内陆还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不同社会群体都能够均衡享受到数字经济提供的机会和服务,公平参与网络活动及经济活动,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如贫困者、失业者、残疾人等均可通过电子商务和直播带货等方式参加就业并获取收入。
(2)促进就业。数字经济能够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创业活力,拓展就业渠道,使就业潜能得到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能够打破传统式雇佣捆绑关系,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吸纳大量社会劳动力,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雇佣期限等更加富有弹性,择业和创业更加自主灵活。数字平台成为保就业的“蓄水池”,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左右。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化人才缺口接近1 100万人,伴随全行业的数字化推进,数字化人才需求缺口必将持续放大。
(3)缩小区域发展差距。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在成渝地区、甘肃、宁夏等中西部地区布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提升数据中心跨网络、跨地域数据交互能力,强化算力统筹和智能调度,为中西部地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利用自身要素禀赋、缩小发展差距提供机遇。2013-2018年,“胡焕庸线”两侧电商数量差距缩小28%[21],越来越多的中西部人群加入到电商创业行列。而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平台能够显著提升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能力。2011-2018年,东西部数字金融覆盖差异下降26%,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差异越来越小。
(4)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数字经济能够带动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向农村流动,帮助农民增产增收。新冠疫情期间,互联网扩展推动数字技术加速走进乡村,农民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变化[22]。在生产过程中,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促进农业生产智能化。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伴随着数字平台的推广宣传和“直播带货”的广泛使用,大量农民使用电商平台扩大农产品销售,有效带动农产品原产地复产复工[23],同时带动整个农业产业链条上农产品加工、物流配送、平台服务、乡村旅游、土特产等服务业发展,为农村贫困居民提供增加收入和灵活就业的机会,起到助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作用(郭美荣等,2021)。2020年,通过电商平台创业的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每年3.5万元,与同期城镇家庭人均年收入36396元基本持平,是同期普通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的3倍。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堵点和梗阻,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伴随着数字技术在全球的加速蔓延,数字经济渗透到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和资源要素互联互通,升级社会分工协作模式,实现社会再生产各具体过程全链条、全方位、全时段数字记录。
(1)数字经济通过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能够培育新型消费,促进消费升级,是加快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消费日趋呈现消费商品高端化、消费群体年轻化、消费方式网络化、消费产品智能化趋势。这就要求企业迅速适应市场需求,升级消费产品,提升产品质量,增加优质服务供给。而数字经济带来的新业态和新产品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消费方式,弥补了线下消费的不足,将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的生活。
(2)数字经济通过整合、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全球现代化产业链,进一步影响国际竞争格局和全球价值链。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各类资源要素加速流动,打破时空限制,实现跨界发展,培育电子商务、在线学习、智慧医疗、智慧旅游等新型消费模式。数字经济能够实现资金、人才、信息、物质的高效精准匹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数字平台可以实现消费者个性化定制需求,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用户画像、LBS等数字技术优势,通过增强搜索功能和面向消费者进行智能推荐,挖掘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加速新产品、新服务推广和传播,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分析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趋势,根据数据订单灵活制定生产和服务方案,从而实现精准匹配需求与供给,按需定制生产,实现产销和谐,保障供应链安全稳定。
在制度经济学中,科斯认为企业边界由交易成本决定。但在数字时代,数字经济可以重构市场主体组织模式,平台生态型组织逐渐涌现。伴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数字平台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企业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交易效率得以提升。伴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普及与推广,企业创新创业试错成本大大降低,行业基础设施大规模投入和人力资源消耗减少。数字经济可利用较少投入创造更高的价值,数字技术可用较少的要素资源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服务,并对传统产业和生产方式产生替代效应。
数字经济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数字经济能够变革劳动生产方式,将人们从单调繁琐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低水平重复性工作被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替代,人们将有更多时间从事创造性工作和享受美好生活。数字技术突破性创新、颠覆式创新改变着传统产业发展方式,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可以激活各类创新要素,提高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同时,数字技术还可以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产生智慧工作、智慧生活、智慧娱乐、智慧交通、智慧学习等新型生产生活方式,加速传统粗放型产业模式转型升级,降低生产成本和能源消耗,减少污染和浪费,使人们进入到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智能友好社会,显著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希望过上“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幸福生活。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屈辱史表明,落后就要挨打,国家不强,人民的幸福生活将无法得到根本保障。改革开放实践表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建立在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上。所以,要实现人民幸福、共同富裕,首先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近年来,中美博弈不断升级,已经从贸易战上升到科技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单方面贸易霸凌主义和各种技术封锁打压。在当今世界日趋激烈而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要突破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封锁遏制,必须扎实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避免科技霸权、军事霸权影响国家发展,筑牢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根基。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卡脖子”问题比较突出。芯片、软件、系统等是数字经济最基础的组件,但我国仍严重依赖进口。我国90%的芯片、80%的高档数控机床和80%以上的核心工业软件依赖进口,2020年芯片进口总额超过3 500亿美元,是石油进口金额的两倍,而2021年开始的全球“芯片荒”导致我国汽车等多个支柱产业面临不同程度的断供减产困境。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数字时代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我国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24]。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必须牢牢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着力突破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数字科技自立自强,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在量子信息、神经芯片、类脑智能等前沿领域超前布局,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提高全社会财富创造能力,助力国强民富。
3.1.1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新型举国体制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下的全新的制度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以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面向国家安全性和战略性的市场失灵以及市场能力不足的场域,充分调动经济社会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25]。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关系形势日趋复杂。我国新型举国体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顺应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支撑,也是建设制造强国和数字强国的制度优势[7]。新型举国体制整合全国创新资源,依托各类创新主体,着力攻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攻坚克难、引领发展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战略制高点。
近年来,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构建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具体举措的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形成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国家层面发布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指引。在党中央的引领下,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数字经济相关政策举措,为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3.1.2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我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国数字经济早期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的先天优势,国内市场广阔为数字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庞大、多样化的用户群体。中国拥有14亿人口所形成的强大内需市场,中等收入群体在5亿～7亿人之间,网民数量超过10亿人,网民数量的飞速增长推动互联网行业快速崛起。我国数字经济背靠体量巨大的国内市场,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化需求激增,带动数字产品和服务加速创新,生活领域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市场活力。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呈现明显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个性化、绿色化、健康化趋势,消费重点转向提高生活品质的健康食品、新型消费电子产品、智能家居等物质产品和教育、文化、健康、旅游等现代服务,消费层次不断提高。尤其是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服务业数字化发展迅猛,对数字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在电子商务领域,2020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7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4.8%。在移动支付领域,2020年移动支付业务量快速增长,移动支付业务1 232.2亿笔,金额432.1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48%和24.5%。在线教育、在线医疗、远程办公等数字服务蓬勃发展,截至2020年底,用户规模分别达到3.42亿人、2.15亿人和3.46亿人。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智能通信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许多地区提出“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医疗服务”“互联网+公共安全”等,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提高了人民群众安全感。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对其进一步发展和推进已形成共识。
3.1.3 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势
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基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在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能力提供全方位数字经济产品和服务。我国工业基础雄厚,制造业增加值长年稳居全球第一,钢铁、汽车、手机等220种以上制成品产量、进出口额长年位居世界第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促进数字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我国制造大国、数字经济大国的地位逐渐稳固。
我国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互联网蓬勃发展。过去20年,我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建立了普惠的数字基础设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工业互联网已在40个国民经济大类行业落地应用,涵盖31个工业重点门类,渗透至企业研发、生产、销售、服务、流通等各个环节。“5G+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全面铺开,国内已部署3.2万个服务于工业的5G基站,虚拟专网、混合专网建设并行推进。应用方面,形成协同研发设计、远程设备操控、设备协同作业等十大场景,在采矿、电子设备制造、装备制造、钢铁、电力五大行业落地。
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打通经济社会发展信息“大动脉”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同时也带来跨行业、跨领域的连贯性和凝聚力。然而,由于数字经济的复杂性及社会关联性过于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和应用在放大产业优势的同时,也必然会对当下社会伦理关系产生强烈冲击,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存在一定风险和挑战。
(1)“数字鸿沟”会产生“马太效应”。我国有三大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数字化不断推进过程中,如果没有实现数字基础设施均等化、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甚至资金或技术投入不足,会造成这种不平衡进一步扩大,发展差距也会不断拉大。同时,由于不同区域、产业、组织、个人对物质资源、技术、信息拥有程度不同,在自身禀赋、学习掌握、操作使用及创新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会导致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产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2)数字经济会带来结构性就业矛盾。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产生不是因为缺乏劳动力或者就业岗位,而是由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与岗位需求不匹配、劳动力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造成。伴随着数字化不断推进带来的产业变革,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数字化设备取代低水平重复劳动,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学习可以辅助决策,甚至有些预测和分析比人力处理更客观和精准。就业劳动力一旦不能适应这种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岗位,或不能适应技术门槛高、创新难度大的工作,技能落伍人员就会被市场淘汰,真正可以胜任工作的只有知识储备充足或技术能力高超的精英阶层。
(3)数据安全问题会造成社会信任危机。伴随着数字技术跃迁,数据商业价值不断凸显,在商业利益驱使下,数据面临被滥用和伪造的风险。在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需要与世界互联互通,登录手机APP、社交软件、邮箱、网页都需要录入姓名、电话、邮箱等个人信息,在使用软件过程中,需要通过指纹识别、声纹识别、导航记录、人脸识别收集个人信息进行验证。在这一系列习以为常的操作中,利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能够对个人性格、日常轨迹、兴趣爱好、就诊记录等进行收集和处理以及用户画像,后台数据分析甚至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而这些数据信息安全性也面临极大挑战。一旦遭遇黑客及网络攻击,数据易复制性和传播性会使海量数据监管和保护变得相当困难。社会中有一些不法分子逾越道德底线,将数据尤其是个人隐私数据作为售卖和盈利的工具,通过算法伪造进行交易和诈骗,并形成黑色产业链和利益链,不仅严重侵犯个人隐私和损害个人利益,还会触犯法律法规,影响社会经济秩序,对社会信用体系产生严重冲击。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不仅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还为推动均衡发展提供共建共享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推手。基于数字经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本文从数字经济发展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1)大力发展智慧教育,促进教育数字化和公平化。教育行业数字化、信息化不仅承载着教育行业自身需求,还承载着整个社会对教育资源高效利用的深层次需求。教育平等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生存环境和经济条件不同,仍然有许多青少年和成人难圆自己的学业梦想以及获取足够的教育资源。因此,要积极推动数字教育发展,优化教育过程,运用计算机、多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网络通讯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信息素养,促进教育现代化。要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利用远程教育在线教学,解决更多学生尤其是贫困学生接受教育问题,以及给因谋生而没有闲暇在课堂接受教育的成人们提供再学习机会。
(2)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高数字政务治理精准度。加强法律法规研制力度,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国际交流与多边治理,推动国内数字经济治理与国际接轨,参与数字经济国际标准与规则制定。打造数字经济治理新格局,减少政府对产业发展的不当干预,避免在数字经济领域出现产能过剩和高端产业低端化问题。强化数字经济统计监测和风险预警,通过建立共识机制,加强平台治理和行业自律,有效避免数据伪造和数据泄露所引发的社会信任危机。规范和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管理,大型互联网企业充分履行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另外,加快建设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体系,促进政务服务线上线下集成融合,不断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建立统一的政务服务数据统计标准,解决政务服务数据不同源问题,提高数据收集、处理和共享方面的科学性。大力推行政务服务集中办理,推动政务服务入口全面向基层延伸,针对数字政务服务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反馈意见,不断完善和提高数字政务治理精准度,精简办事环节和材料,提升老百姓和企业在数字政务平台上的使用便捷度,力争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
(3)强化生命健康数字支撑,构建强有力的医疗资源共享开放体系和疫情监控体系。事实证明,数字经济在保障社会运行、应对全球新冠疫情冲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应加快建立数字医疗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制定分类、分级、分域健康医疗大数据开放应用政策规范,稳步推动数字医疗资源开放。鼓励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采集、存储,加强应用支撑和运维技术保障,打通数据资源共享通道。加快建设和完善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电子处方等为核心的数字医疗数据库。
数字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只有实现数字基础设施均等化,才能实现我国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数字产品的使用和数字创新成果的生产和制造。因此,应夯实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支撑体系,推动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全民共享数字红利。
(1)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力度。以实现信息基础设施全面普及为目标,加大我国尚未覆盖或发展不成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投入力度,加大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报周期长的战略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通过建设补贴和服务补贴等方式,鼓励数字龙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落后地区数字化使用效率。提高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共享发展水平,加快推进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和升级改造,提升偏远地区互联网覆盖水平,解决我国落后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促进优质资源共享共用。
(2) 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稳步构建智能高效的融合基础设施,加快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技术在能源、交通、水利、物流、环保等重大场景中的应用,推动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和生产装备智能化改造。建设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提升基础设施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水平。
(3)推进社会服务基础设施智能化发展。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服务机构数字化建设,开设数字课堂、互联网医院、电子阅览室、数字图书馆等,建设智慧社区、智慧医院。推广智慧城市技术服务,提升市政公用设施和建筑智能化水平,促进智慧城市发展。
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共同富裕,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也在农村。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充分就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如果农民农村发展得不好,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因此,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先进经验和数字技术成果,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数字化防止返贫监测机制,特别是重点监测易返贫人群的实际困难和收支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点帮扶,实现“数字脱贫”。
(1)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培训,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支撑,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农民群众中广泛存在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较低、资金积累少、创业动力不足等问题,而依托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使广大农民掌握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增收、创收能力,激发自身生产创造动力,增加就业创业,是实现脱贫、防止返贫、共创共富的有效办法。推进农村信息化教育,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加大互联网思维普及,对农户生产、销售提供系列化指导,对农村家庭电商创业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扶持。如邀请电商专家讲课培训,组织群众代表外出考察,开设本地电商团队座谈会等。充分利用各类培训会议宣讲网上创业知识和互联网创业成功典型案例,扩大数字经济创收增收示范效应。
(2)搭建农村电商平台,引导农民创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构建乡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建立完善的农产品数据采集、追溯体系,实现农产品生产、管理、配送数字化,提升信息惠农服务水平,推进涉农信息资源共享开放、有效整合。打造数字乡村生态系统,联合企业、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共同打造和培育数字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大力推广农业数字化,加快农产品智能生产采摘加工、智能库存监控、智能物流运输仓储、智能电商服务和售后网点数字化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创建政府主导的农村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培养本地运营商,推动农村农畜特色产品、民俗文化产品等网络交易变现。大力推动电商安家工程,推行“扶持+孵化+服务”,组建电商创业孵化中心,打造农村电商聚集区。
(3)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在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利用数字经济增收、创收,需要依托数字平台打开市场,通过农产品品牌化运作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要将农村地区的原生态因素转化为自身优势,将原来的资源限制转变为经济优势。在同质化市场中,根据本地自然资源、生产条件和产业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有利于农村农户增收致富的产业项目。积极发展乡村数字合作社,将分散的家庭生产资源整合成集约化生产,引进标准化生产流程,提高农产品数量和质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产品竞争力,解决单个家庭农产品分散进入市场的风险。创建特色农产品品牌,建立农产品示范基地,吸引农户参与品牌建设,举办有特色的农产品展销活动,通过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宣传工具,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品牌价值,为数字经济扶贫奠定基础。借助新媒体渠道积极宣传当地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将特色人文资源与特色农产品相结合,在包装“地域品牌”的同时,积极打造独创品牌。
(1)创新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推动工业企业依托平台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进一步降本提质增效。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优势,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更高效率协作分工。围绕重点行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示范和评估,支持龙头企业联合工业互联网平台商和服务商,打造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示范项目及国家级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
(2)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发挥制造大国和网络大国叠加优势,促进数字技术驱动传统产业不断升级。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场景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智能装备制造,建设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业体系。促进智慧物流、电子商务、移动支付、远程医疗、在线旅游、协同办公、数字娱乐、数字创意等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3)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应广泛运用信息技术,实现大多数生产数据和工艺参数自动监测、自动控制,构建计算机管理系统网络。企业生产制造技术要持续向优质、高产、自动化、连续化方向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以新材料和自动化加工设备为基础,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同时,还要加大ERP等先进生产组织方式的应用,整合市场原材料,实施供应链管理,加快建设电子商务平台,提高企业物流效率,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
要充分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海量数据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将“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有机结合,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科学构建数字技术“开源”创新体系,凝心聚力开展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补齐关键技术短板,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区块链等领域前沿技术创新布局,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以基础研究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重大突破,实现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跃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完善企业储备、培育、扶持机制,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提质增效,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规模和数量,为抢占产业发展战略制高点提供技术支撑。
数字经济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虽然存在一定风险和挑战,如会造成数字鸿沟、结构性就业矛盾和社会信任危机。然而,从总体看,数字经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利大于弊。本文提炼数字经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5个优势,即数字经济溢出效应能够创造社会财富,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数字经济普惠效应能够缩小发展差距,提供共富平台;数字经济融通效应能够畅通双循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数字经济替代效应能够变革生产方式,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数字经济创新效应能够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助力国强民富。最后,从改善民生、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自主权等方面提出数字经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安排和政策措施,为高效实现共同富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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