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兴起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历史性交汇的大背景下，面对国际形势不确定性风险加剧、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和国内经济安全风险上升、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带来的深刻变化，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为我国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国家“十四五”规划强调，聚焦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中国产业旨在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全面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1]。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中国产业安全、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当前，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将引起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条件和空间发生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路径提出了新要求[2]。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复杂、多变环境的条件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先行先试、探索经验的先进区域，承担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引领重任,实证探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和作用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截至2022年5月，我国共成立了23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过程中，起到辐射和带动区域创新发展，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作用[3]。虽然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还存在产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东中西部产业发展差异较大等问题[4]。现有研究探索了单个或多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单个影响因素的效应，但鲜有学者对影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多种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进行探索。因此，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揭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背后的多重并发关系。致力于回答以下问题：影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何种组态构型能产生高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如何探寻？不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升级驱动路径是否相同？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厘清影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及作用路径，丰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理论研究。同时，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选择有效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径提供有益借鉴，也为全国自主创新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实践启示。

1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1.1 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转型升级是我国特有的名词[5]，其核心理论基础来源于产业结构理论。国外学者主要从产业升级内涵和路径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方面，重点从国民经济内部结构变迁视角[6]认识产业升级的内涵。克拉克[7]指出，随着国家经济水平提升，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逐渐转向第三产业；库兹涅茨[8]采用当代经济统计方法系统研究各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提出人均收入影响论，即人均居民收入对国家产业结构变迁具有影响，为配第—克拉克定理提供了数据支撑。另一方面，对于产业升级路径的研究，主要从国家、企业和全球价值链3个视角展开。在国家层面，Kanamea[9]总结出日本工业发展经历“国外进口—国内生产替代—国内出口”3个阶段，并提出雁行产业发展模式，即发展中经济体可通过引入先进经济体的高端技术，进行技术消化和再创新发展产业；Ju等[10]强调要素禀赋推动产业升级，通过构造JLW模型发现，经济体的总消费增长速度越快，产业升级速度也越快。从企业视角看，Bell&Albu[11]提出既要重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要关注其动态能力；Laura[12]指出环境规制促使相关要素在不同类型产业间或产业内部转移或重新配置，被规制企业不得不进行节能减排技术设备改造、更新或技术创新，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Gereffi[13]从资源分配角度认为，产业转型升级包括产业内部间、地方产业间、国家内部产业间和国际领域间4个层次；Richard&Javier[14]认为，当前进行的全球分工助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并对其产业转型升级更为有利。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探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和路径。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研究视角，李丽珍[15]从供应链视角提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徐鹏杰[16]从要素市场化配置视角探讨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吴博[17]从“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视角研究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特点；任保平[18]从新经济视角提出我国在“十四五”时期应着力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才保障的投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路径方面，罗滢渊[19]从经济规模、经济质量、发展效率和开放程度4个维度选取11个指标建立湖北省开发区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培育产业集群—壮大主导产业集群—培育现代化产业集群—培育高端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廖信林[20]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资源配置优化效应、生产成本降低效应和创新驱动发展效应3条路径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在产业转型升级研究方法上，沈琼和王少朋(2019)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产业转型升级效率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中部地区省份应从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角度制定产业转型政策；王军等[21]以山东省为例，采用计量分析方法，探讨金融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路径、机理和效应，提出应提高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强化科技金融市场的有效制度供给，着力培育消费金融市场。

1.2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自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提出以来，学者们从不同方面探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一是围绕示范区创新发展能力寻找路径。如董微微等[22]采用中国动态创新指数，从创新投入、创新人才、创新产出、创新主体和创新环境方面评价部分示范区创新能力，提出应注重良性投入、健全人才机制、搭建服务平台；李庆军等[23]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从创新投入、创新人才、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创新产出5个方面对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能力进行评价，提出应在示范区推进政策先行先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二是围绕示范区创新驱动效率寻找路径。如梁向东等[24]应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驱动效率，发现政府投入、人才、投资、产业方式等因素都可能抑制创新效应的空间扩散，提出应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加强人才培育、构建示范区协同发展网络，以进一步发挥创新驱动作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王淑英等[25]采用Malmquist指数与投入产出法，对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绩效进行评估，发现郑洛新示范区创新效率与效益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提出应加大创新投入、重视科技创新和发挥政府指导协调作用。三是基于特定视角对产业转型升级路径进行探究。如朱婷婷[26]基于系统动力学视角，指出应突出关键要素、完善创新链条、打造全链条式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促进聚力创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张辉[27]基于研究联合体视角，认为促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生态系统不断升级的路径有6条，包括研究联合体企业升级、产业发展、平台构建、人才支持、金融支持和政策支持。

综上所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是多个条件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以往研究多选取单个或几个示范区作为样本，采用多元统计方法或指数方法进行实证评价，不足之处在于不够系统和全面。本文选取影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条件变量，探究21个示范区多因素间的互动和联合效应，从而形成更为多元、更有规律、更具异质性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1.3 研究框架

创新已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2,28]，会受到不同层面因素的影响。本文基于创新管理视角，借鉴科技部印发的《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已有研究[23,25]，以研发创新投入、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驱动能力、创新效率作为条件变量，运用fsQCA方法探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创新、组织设计、环境规制等复杂动态过程，探寻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具体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方法选择

本文选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受多因素联合作用和多因素组合协同互动的复杂过程，各因素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并非独立发挥作用，单独考量某一因素无法揭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升级背后的多重并发关系。聚焦因果之间非对称关系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有助于厘清影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及作用路径。其次，研究样本数量和变量均适合采用fsQCA方法评价。在样本数量上，本研究选取21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研究对象，属于中小样本量。在变量上，本研究的结果变量和前因变量并不是非高即低的条件，而是程度变量。fsQCA方法能够最大程度保证最少数量的变量不被忽略，使其具有广泛价值。最后，本文属于样本导向型研究，主要通过不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之间的对比分析找到关键影响因素并进行路径分析。区别于传统计量分析方法，fsQCA方法具有案例导向的定性和变量导向的定量双重优点[29]，能够解释案例间的差异性和条件间的组态效应，有助于找出不同解释变量组合产生的高/非高转型升级路径，适合解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差异化问题。

2.2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1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数据作为研究案例，遵循案例样本数量充足且具有可得性的基本原则。由于2020—2021年各项经济数据受疫情影响较大[30-31]，而极端值可能导致实证结论产生偏差，因此本文主要采用2017—2019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年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报告》《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以及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为着重分析各案例间的差异，尽量避免随机扰动带来的影响，参考Witt等[32]对面板数据求均值从而转化为截面数据的处理方式，变量数据以2017—2019年均值表征。

2.2.1 结果变量及度量

产业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发生规律性变化的过程，是产业转型升级的综合表现。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测度的重点在于测度产业高级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数值越大，说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越好。借鉴学者们[33-36]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方法,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部分分别作为空间向量中的一个分量，构造一组三维向量X0=(x1,0,x2,0,x3,0)，再计算 X1=(1,0,0)、X2=(0,1,0)、X3=(0,0,1)间的夹角 θ1、θ2、θ3，产业高级化(AIS)的计算公式为：

如表1所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且示范区之间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原始均值高于校准交叉点7.019的示范区，属于高产业转型升级集合，包括中关村、上海张江、杭州、深圳等示范区。这些示范区由于投入充足，资源集聚效应显著，创新驱动能力强，产业转型升级处于较高水平，发展较为稳定。鄱阳湖、乌昌石等示范区转型升级效果不理想，虽然增速较快，但整体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些示范区发展起步晚，但倾斜式的优惠政策和科技人力投入，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动力。

2.2.2 前因变量及度量

依据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发展特点，遵循指标体系设计的科学性、理论性和数据可得性等原则，基于本文研究框架和前人研究[23,25,37]，构建包括研发经费投入、研发人才投入、创新主体、创新基础设施、市场需求环境、区域制度环境、区域生态环境、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经济效率、生产效率和金融效率12个二级指标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为有效避免测量过程中主观因素带来的误差，本文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首先，考虑到各指标单位存在差异性，根据公式(3)(4)，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中，Xij为规范化值，xij为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项指标值，Mj为xij的最大值，mj为xij的最小值。

其次，根据公式(5)，对上述无量纲化处理的各项指标数据作比重交换。

最后，计算指标的信息熵ej和各指标的差异系数gj，确定指标权重Wj。

(1)研发创新投入。研发创新投入包括代表资本要素投入的研发经费投入和代表知识要素投入的研发人才投入[38]。以R&D经费投入强度、财政科技支出强度、R&D经费内部支出表征研发经费投入；以R&D人员，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全时当量(反映示范区创新人力资源的直接投入强度)，留学归国人员(反映人才的国际化水平)表征研发人才投入。

(2)创新资源。创新资源包括创新主体和保障正常创新活动的基础设施。创新主体是指具有创新能力、组织开展创新活动的社会组织，其中智能化高新技术企业是最具创新能力的经济实体，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产业联盟组织的服务能力可以保障高新技术企业存活和成长，高校作为重要知识创新主体可为示范区提供智力支持。创新基础设施能够反映示范区通信网络、互联网设施和知识基础设施等建设水平，可为示范区开展创新活动提供基础支撑与保障，包括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3)创新环境。良好的创新环境是需求环境、制度环境和生态环境等各种环境要素的综合，是示范区实现可持续创新的重要保障。需求环境可以间接推动示范区产品、技术创新，用社会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需求表征；制度环境有助于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与匹配，用示范区开放程度、国际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表征；生态环境反映绿色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水平，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表征，其中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是负向指标。

(4)创新驱动能力。创新驱动能力是指通过提高产业技术和管理水平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提升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包括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两个方面。其中，专利授权量、技术收入是技术创新产出的表现，高技术产业技术改造经费是开展创新活动必需的投入，都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示范区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抓手；产业结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产出，用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表征。

(5)创新效率。创新效率是示范区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包括经济效率、生产效率和金融效率。经济效率以人均GDP、营收利润率和人均营业收入表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在物质需求偏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又产生产品服务需要，有助于推进产业服务化转型，该变量用人均GDP衡量；创新能带来高额利润，营收利润率能够反映创新的价值实现能力；人均营业收入能直接反映知识经济下示范区的价值创造效率。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创新对示范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用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之比衡量。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资源配置的关键要素，金融效率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资金需求、资金利用效率等特征。

2.3 变量校准

在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之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赋予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集合隶属关系，校准后的各变量集合隶属介于0～1之间。本文数据类型为连续数据，因此采用直接校准法。参照Stav等[39]提出的校准方法，设置75%、50%、25%分位，确定所有变量的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锚点，如表3所示。

3 实证分析

3.1 必要条件分析

本文对单一变量(包括其非集)是否构成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进行检验(见表4)，重点关注一致性指标，如果指标数值大于0.9，将该变量判定为结果的必要条件。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0.9，即单一变量均不构成影响结果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受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而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因此，对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进行整体性组合作用分析，进一步挖掘各变量之间的联合协同效应。

3.2 条件组态分析

参考杜运周等[40]的做法，设定一致性阈值为0.8，PRI一致性阈值为0.75，案例频数阈值为1。在对高产业转型升级进行标准分析时，软件导出研发创新投入*创新效率和创新驱动能力*创新效率两个质蕴涵项，考虑到研发创新投入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力，本文选择研发创新投入*创新效率作为质蕴涵项。同理，在对非高产业转型升级进行标准分析时，选择～研发创新投入*～创新资源作为质蕴涵项。遵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惯例，把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约解中的条件称作核心条件，其对最终结果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若该条件存在用●表示，不存在用⊗表示；把仅出现在中间解而不出现在简约解中的条件定义为边缘条件，其对最终结果的产生有辅助性作用，若该条件存在用●表示，不存在用⊗表示；空白代表该条件存不存在均可。

如表5所示，高产业转型升级组态有两个(H1a、H1b)，这两个组态的核心条件相同，构成二阶等价组态。H1a、H1b单个解的一致性分别为0853、0.910，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870，均高于阈值0.8，说明这两个组态均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充分条件。H1a、H1b单个解的原始覆盖度分别为0.522、0.246，总体解的原始覆盖度为0.598，表明每个组态均能解释一定比例的产业转型升级结果。同时，非高产业转型升级组态有4个，其总体一致性为0.910，覆盖度为0.661，说明非高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具有多样性。

3.2.1 高产业转型升级组态分析

在两个高产业转型升级组态构型中，高研发创新投入和高创新效率是核心条件，说明这两个变量是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具体分析这两个组态，进一步识别各创新要素在驱动高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差异化适配关系。

(1)研发创新投入—效率协同型。组态H1a表明，充足的创新投入和较高的创新效率，同时适当增加创新资源投入、提升创新驱动能力，可以实现高产业转型升级，将这一路径命名为研发创新投入—效率协同型。该路径中，研发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起核心作用，但也需要创新资源和创新驱动能力发挥辅助作用，上海张江、中关村、深圳、苏南4个示范区符合这一情形。这4个示范区拥有的创新要素位居前列，从实际发展看，侧重点各有不同。上海张江示范区侧重创新效率的提高，创新效率综合水平居示范区首位，高营收利润率、高全要素生产率和高金融发展效率起到较强的推动作用，显示出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强劲的价值实现能力；中关村示范区更关注研发创新投入，持续加大政府奖励补贴、税收优惠、创新平台、科技金融、人才等政策支持力度；深圳示范区注重创新驱动能力的提高，通过构建技术创新体系、新型产业体系、制度创新体系，加快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苏南示范区依靠创新资源集聚，苏南五城形成有侧重、有差别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其中南京拥有丰富的科教文化资源，无锡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苏州具备科技创新资源优势，常州和镇江是智能制造装备和高端装备制造聚集地。

(2)研发创新投入—效率—创新驱动能力支撑型。组态H1b表明，对于创新投入充足和创新效率较高的示范区，只要重视创新驱动能力，即使创新环境不佳，仍然可以实现高产业转型升级，将这一路径命名为研发创新投入—效率—创新驱动能力支撑型，代表示范区是杭州、武汉东湖和西安。杭州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创业新四军”，2020年新引进35岁以下大学生43.6万人，人才净流入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同时，拥有41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6个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数量均居副省级城市首位，创新驱动能力强劲。截至2021年，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数达10 222家，创新主体不断壮大，持续释放创新创业活力。武汉东湖示范区依靠“3551人才计划”“青桐计划”等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形成相对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2019年专利授权量达211 981件，在示范区中仅次于中关村；高技术产业技术改造经费达60多亿元，在示范区中排名第三。西安示范区是国家重点建设的6个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之一，已获批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国家知识示范区等32个国家级基地和示范区，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竞争力。

3.2.2 非高产业转型升级组态分析

以非高产业转型升级作为结果变量时，产生了4条非高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1)组态NH1a与NH1b包含部分相同案例，且两条路径具有相同的核心条件，将其合并分析。组态NH1a表明，创新投入不足、创新资源短缺、创新驱动能力与创新效率低下的共同作用，将导致非高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环境水平高低对结果没有影响。该组态的原始覆盖度、净覆盖度分别为0.425和0.275，明显高于组态NH1b、NH2和NH3，表明该路径是导致非高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原因。组态NH1b表明，在核心条件创新投入不足、创新资源短缺以及边缘条件创新驱动能力不强、创新效率不高的共同作用下，也可能产生非高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环境水平高低对结果没有影响，典型案例有兰白、乌昌石、郑洛新、重庆、长株潭、鄱阳湖6个示范区。无论是研发创新投入、创新资源还是创新驱动能力，这类示范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均存在较大差距，且低于平均水平。对比这两个组态可以发现，在研发创新投入、创新资源、创新驱动能力3个要素均呈现低水平时，无论创新环境和创新效率水平如何，都会产生非高产业转型升级，即创新环境与创新效率存在替代作用。

(2)组态NH2表明，仅注重创新环境建设，忽略创新资源集聚、创新驱动能力与创新效率提升，将导致非高产业转型升级，典型案例是合芜蚌示范区。合肥提出打造“创新之城”，全力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服务，良好的创新环境对其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显著，合肥的发展遥遥领先于芜湖和蚌埠。但从合芜蚌整体看，内部发展不平衡，彼此间差异较大，资源集聚不足、创新驱动能力不强和创新效率不高，成为制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短板。因此，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需整体统一推进。

(3)组态NH3表明，在创新效率不高的前提下，即便具备充足的研发创新投入与创新资源，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创新驱动能力，依然会产生非高产业转型升级，典型案例是珠三角示范区。该路径表明，不注重创新效率提高，即使其它要素都完备，仍然难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珠三角示范区的研发创新投入、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和创新驱动能力不仅高于平均水平，且排名靠前，但依然产生非高产业转型升级，这说明创新效率是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条件。“两头”在外的服装、玩具、轻工等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整个珠三角示范区占比较大，其在转向高附加值品牌方向上存在明显短板，即存在投入与产出不相匹配的情况。总体来看，珠三角示范区投入水平位居示范区前列，创新效率处于中下游。具体来看，珠三角示范区城市之间指标差异较大，科技活动人员冗余率高并呈扩大趋势，尤其是广州，科技活动人员有效利用率明显偏低，导致短时间内难以实现高产业转型升级。

3.3 稳健性检验

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结果可能会因为阈值不同产生差异，鉴于此，本文借鉴Schneider[41]、张明等[42]的稳健性检验标准，将案例数阈值由1调整为2，产生的组态基本一致。将PRI一致性阈值从0.75提高至0.8，对产业转型升级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组态与原模型一致，说明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21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fsQCA方法，从研发创新投入、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驱动能力、创新效率5个维度选取有代表性的12个指标，构建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框架和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对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多元路径进行探索，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研发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是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其中，研发创新投入是基础条件，创新效率是关键条件。较高的研发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可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如上海张江、深圳示范区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依托，制定产学研合作等一系列保障措施，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提升创新效率。较低的研发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如郑洛新、重庆示范区，资本和创新效率是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过于依赖资本和创新效率，对产业链规划的重视程度不足[43]，导致缺乏创新压力和动力，进而导致创新效率不高。

(2)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具有异质性。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会形成不同路径[44]，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点[45]。本文发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有两条，即研发创新投入—效率协同型和研发创新投入—效率—创新驱动能力支撑型。研发创新投入—效率协同型对应的示范区最多且基本在东部沿海地区，代表案例是中关村示范区，主要以均衡的要素投入为核心动力；研发创新投入—效率—创新驱动能力支撑型示范区的创新资源集聚能力和创新环境较差，要重点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力度，注重创新效率与创新驱动能力的提高，代表案例是杭州、武汉东湖和西安示范区，在东中西部均有分布。

(3)相比单一城市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城市群型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较低。区别于传统单因素分析方法，精准定位样本案例是fsQCA方法的优势之一。本文通过对产生非高产业转型升级组态的案例进行整理发现，属于非高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示范区多为国家高新区城市群组合模式，如珠三角、兰白、乌昌石、郑洛新、鄱阳湖、合芜蚌、长株潭等示范区。这类示范区虽具有区域关联性、文化互通性、层级多样性的优点，但由于相对分离的国土空间、相对分散的行政权，给布局优化协调带来较大难度，仅仅通过整合物理空间、叠加园区数据难以取得竞争优势，给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一定阻力。

4.2 启示

(1)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通过国家顶层设计保障产业转型升级关键要素。要重视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力度，从人才、经费等方面提供创新要素成长和增值的供给支持政策。加强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国家顶层设计，鼓励示范区企业、高校院所联动，大力支持有公信力的技术中介类平台机构建设，引导示范区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战略联盟。制定更加灵活的配套政策，保障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资金的有效使用。

(2)加强全要素协同创新，通过提高创新效率促进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统筹示范区间创新要素的协同配置，建设东中西部示范区协同创新网络。强化示范区内各创新要素的高效协同，促进人才、资金、土地、信息等要素的优化配置。重视示范区创新效率的提升，紧紧围绕示范区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合力共建示范区重点实验室、科技服务信息共享平台等协同创新平台。

(3)明确产业定位，以差异化路径推动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各示范区应根据自身产业条件进行差异化定位，加强对主导产业的扶持，形成各具优势的专业化、特色化、现代化示范区产业体系。东部及部分中部示范区可充分发挥产业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高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西部示范区可以利用“一带一路”枢纽优势，加强与先进地区的产业合作，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源与投资。

4.3 不足与展望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在探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多元路径时，受制于示范区产业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数据是横截面数据，且条件变量选择受到一定限制，虽然可以有效测量各条件变量之间的联动效应，但无法直接体现动态演化过程。后续研究可考虑延长时间维度收集示范区产业数据，进一步拓展条件变量，针对不同时期的数据差异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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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
——基于fsQCA方法的实证分析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 Selection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fsQCA Method

0 引言

1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1.1 产业转型升级

1.2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1.3 研究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方法选择

2.2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2.3 变量校准

3 实证分析

3.1 必要条件分析

3.2 条件组态分析

3.3 稳健性检验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4.2 启示

4.3 不足与展望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基于fsQCA方法的实证分析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 Selection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fsQCA Method

0 引言

1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1.1 产业转型升级

1.2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1.3 研究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方法选择

2.2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2.3 变量校准

3 实证分析

3.1 必要条件分析

3.2 条件组态分析

3.3 稳健性检验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4.2 启示

4.3 不足与展望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
——基于fsQCA方法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