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alertness theory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and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entrepreneurial platform orchestration alertness. Using a case study method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platform orchestration alertness from an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erspective. It is found that (1) the 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platform orchestration alertness mainly goes through four stages:search, interpretation, judgment,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Entrepreneurial platform operators search for more suitable matching methods for the current incubated enterprise's needs from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environments. They then convey the information they have found to the platform for interpretation. After that, they combine macro-environmental trends, risks, and their own resource capabilities to judge whether the new matching method is applicable to the entrepreneurial platform and whether it can help promote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Finally, entrepreneurial platform operators creatively internalize the judgment results into daily processes, rules, and customary institutional activities. (2)The four stages are internally related and mutually supportive. The search for more suitable matching methods is the origin of entrepreneurial platform orchestration alertness. Interpretation is the key to changing the perception of stakeholders and gradually reaching a consensus. Judgment is the process of making decisions to adjust the matching method and choosing the appropriate matching method. Institutiona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he matching method into matching behavior. Interpretation, in turn, deepens the professional field exploration of the search and increases the depth of the search. Institutionalization also affects the search method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searcher.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poses a mechanism for entrepreneurial platforms to achieve serendipity and characterizes the variables of orchestration alertness,expanding the content dimension of alertnes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t reveal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orchestration alertness. Thus, it provides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entrepreneurial platforms to achieve flexible resource matching by enhancing orchestration alertness and creating serendipity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and resource providers to meet the needs of highly uncertain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Suggestions include combin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build a perfect flexible resource matching mechanism for entrepreneurial platforms,strengthening search management, and focusing 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在科技自立自强国家战略下,以孵化科技型创业企业为主要职责的创业平台应继续在促进技术成果与重大需求相结合、支持关键核心技术转化和推动新兴前沿技术商业化过程中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尤其在科技企业创业早期。面对创业早期的高不确定性和目标模糊性,创业平台往往难以提前预知创业企业“需要哪些资源”“什么时候需要”“需要谁的资源”等[1],这就给创业平台提前精确布局资源以满足创业企业的不确定性需求带来了挑战[2]。传统办公场所、商务培训和厂房设备等孵化资源,因为易于提前布局且以满足共性需求、解决普适性问题为主[3],成为创业平台资源提供的常见方式。但是对于创业更为关键的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却因其需求的个性化、不可预测性和易变性,成为创业平台资源提供的难点,也是创业孵化实践中创业平台过于依赖政府政策红利、空心化、同质化以及“有店无客”“数桌子”收租等现象频发的根本原因,这对创业平台资源提供方式提出了挑战。近年来,创业平台编配构念的提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创业平台编配强调对资源及其价值的配用和提取[4],通过鼓励协作与探索互补性等安排影响创业企业与资源提供方之间的关系[5-6],进而在供需对接方面创造更多机缘巧合,实现创业需求不确定性下的资源匹配,有助于规避资源错配和供需张力导致的孵化效率低下问题,日益受到学者们重视。
已有研究主要聚焦编配概念界定、编配者及编配机制等问题[7-8],对于如何识别有助于实现机缘巧合的编配方式这一关键问题探讨较少,有待对其认知前因展开研究[9]。已有研究注意到认知因素对孵化效果的影响,如共享认知、认知偏差等[10],但是大多认为资源是静态、确定的,其价值是预先设定且固有的。对于如何在不确定性环境下通过认知识别更适宜的资源编配方式从而创造机缘巧合,实现创业企业与资源提供方之间的资源柔性匹配和潜在价值挖掘缺乏探索,不利于解决创业早期普遍存在、随时可能出现的个性化资源需求问题[11]。为了更高效地编配资源,创业平台应该具备何种认知?这种认知又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成为目前孵化领域关注的重点。警觉性理论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视角,警觉性是一种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洞察力,能够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识别有助于实现机缘巧合的编配方式,缓解因警觉性不足引发的编配方式无效问题。然而,目前尚未有学者对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开展研究。
为了解决如何在高不确定性创业需求下,通过创造机缘巧合实现创业企业与资源提供方之间的柔性匹配问题,本研究基于认知领域的警觉性理论和创业平台编配理论,试图通过刻画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构念,将问题归纳为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如何形成,并运用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研究方法,从组织间学习视角探索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机理。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创业平台编配的现有研究,拓展警觉性研究的内容维度,对于创业平台通过提升编配警觉性创造机缘巧合,实现创业企业与资源提供方之间的柔性匹配,最终满足高不确定性创业企业需求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创业平台是一种具有多边属性和网络特征的新型开放式创业组织,由平台运营商、入驻企业和外部服务商3类主体构成[12],旨在提供互动交流界面,发挥资源互补特性,最终促进相互依赖主体的价值共创(周文辉等,2019)。不同于制造业企业平台由互联网技术构建的组件和接口组成,创业平台更加强调基于价值共创理念形成的关系网络(陈武,李燕萍,2018),是一种促进互动的嵌入性空间[2]。相较于传统封闭式孵化组织,创业平台参与主体角色多元、定位灵活[12],能同时承担资源提供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角色,突破传统二元孵育机制。
在实现分散价值主张的过程中,运营商起到关键作用。运营商通过营造柔性的孵化环境,促进参与主体机会追求[2]。随着创业平台的兴起,运营商扮演的角色从资源提供者和培训者演化为互动空间促进者和经纪人[13-14]。Giudici等[6]将其称为编配,将发挥以上作用的运营商称为编配者,本质上是运营商的一种领导力。作为资源空间互动的促进者,核心是营造促进交互与共享的平台环境[2];作为经纪人,承担结构或关系经纪人角色[15]。本文将创业平台运营商编配简称为创业平台编配。
尽管已有文献对创业平台编配及其特征进行了研究,明确了编配、编配者的概念内涵,但是对于创业平台如何实现高效编配,确定更适宜编配方式的关注不够。更适宜的编配方式归根结底是创业平台对孵化企业机会开发需求、创业平台资源环境权衡与判断基础上的一种认知结果,包括识别合适对象、时间以及适宜的方式、组织方法,帮助双方匹配和对接,因而需要从认知层面予以揭示。为此,本研究试图围绕创业平台应该具备何种认知以及如何增强认知以识别更适宜的编配方式这一关键问题展开探索。
警觉性研究起源于创业领域对机会来源的解释,警觉性是企业家机会识别的基础[16]。后来逐渐拓展到组织层面,用于解释动态环境下的公司创业机会识别[17-18]、渐进式改善[19]等问题。目前学界对组织警觉性的内涵未形成统一认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强调信息获取,突出组织信息获取能力。Mouzas等[20]将企业看作一个信息处理系统,组织警觉性是企业更好地识别和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一种状态。二是强调信息利用,突出组织信息解读与运用能力。Simsek等[17]认为企业警觉性来源于信息系统赋予的知识价值。
根据创业平台特征及运营商承担的编配者角色[4-5],本文认为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是创业平台运营商编配时具备的一种能力,其内涵应同时包括信息获取与利用两个方面,属于组织警觉性的研究范畴。因此,本文将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界定为创业平台运营商为识别更适宜的编配方式,在洞察孵化企业创业需求和资源提供方资源特性的基础上,选择适宜方式,在合适场景下帮助双方匹配、对接的一种能力。
学习是改变组织认知的内在机制[21]。在警觉性研究中,认知视角强调吸收、利用等学习行为对原有警觉性的不断修正和优化,认为警觉性是在学习过程中逐渐调整、优化形成的[18,22]。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组织内学习[18]和个体学习[22]视角展开,缺乏从组织间学习视角的解释,而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是由组织间学习机制主导的。
组织间学习是指组织通过外部合作者进行知识搜寻、转移、应用和再创造等活动。Kale&Singh[23]指出组织间学习包含知识清晰化、共享和内部化;王思梦等[24]强调组织间学习是两个或多个企业间的一种主动学习状态,聚焦知识吸收、转移和创造。可以看出,组织间学习涉及组织间和组织内两个层面,组织间层面最为关键的是知识转移,包括搜寻和共享等;组织内层面最为关键的是知识内部化,包括释义、整合和制度化等。
从组织间学习理论看,组织外部知识转移、内化并最终生成组织警觉性的过程,是由不同层面学习行为序列组成的。组织间学习机制适宜进行解释的原因在于:首先,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具备动态演化特征,适用于擅长解释事物循序改进与不断优化规律的组织间学习理论;其次,创业平台作为开放系统,需要整合内外部信息,帮助运营商作出判断,而组织间学习过程其实就是内外部信息不断整合与再创造的过程;最后,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涉及组织间与组织内两个层面的复杂作用,而组织间学习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两个层面的作用关系,塑造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的最终状态。为此,本文进一步聚焦如下关键科学问题:在创业平台这一特定组织间关系情境下,基于组织间学习机制的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机理是什么?
2.1.1 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研究方法,主要考虑如下:①扎根理论具有分析程序科学规范、数据挖掘系统化、能够揭示事件本质与内涵等特征,适用于本研究;②本研究重点探索基于组织间学习机制的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如何形成,涉及“形成阶段如何划分”和“不同阶段之间的作用关系是什么”两个子问题,属于揭示事物内在运行机理的问题,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研究方法适宜回答“如何”型问题,有助于厘清事件发展背后的逻辑;③现有研究对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阶段及内部作用关系等机理揭示较少,且多集中在组织内部,对组织间的动态过程关注不够。
2.1.2 案例选择
本文案例选取遵循理论抽样、典型性和便利性原则。本研究选择西安中科创星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创星)作为案例对象,依据如下:首先,中科创星属于国家级孵化器,是开放型创业平台,运行良好。中科创星集研发、投资、培训、产业等服务于一体,构建起多边主体参与、开放共享的创业系统。其次,中科创星在运营过程中主要行使编配职责,如表1所示。公开资料显示,中科创星在创业孵化过程中行使撮合职能,即通过组织和开展活动匹配创业企业与资源提供方,如多次承办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举办联谊会、产业对接会等多项活动,这些行为均属于典型的编配方式。最后,近年来中科创星绩效表现佳。中科创星基金规模达53亿元,孵化了341家硬科技企业,其中7家挂牌新三板,1家科创板上市,荣获36氪“中国最受LP认可早期投资机构TOP30”等百余项业内奖项。这些从侧面表明中科创星创业平台编配实践表现较好。
表1 案例选择依据
Tab.1 Case selection criteria
案例分析单元编配警觉性生成过程单元简介编配事件事件简介中科创星X1举办硬科技系列路演活动举办“A.I.之光 穿越疫情”路演、中科创星投后精品项目路演等系列路演活动X2主办2019硬科技生态战略发布会由西科控股、中科创星主办,包含4场主题演讲、1场圆桌论坛以及硬科技企业展示等重要环节X3举行硬科技产业对接会带领聚时科技、中科微精和芯合科技等多家企业“走出去”,旨在与不同地区企业展开业务对接
注:编配在实践中表现为促进供需双方对接的活动
数据收集过程遵循三角验证要求,涵盖一手、二手资料,通过交叉验证方式提升研究的信效度,如表2所示。首先,以二手资料为先导,主要涵盖文献资料、官方网站和新闻报道等,形成对案例和编配事件的初步了解,初步确定编配事件备选集。其次,选择与案例研究需求更为契合的编配事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调研,主要包括3个部分:①了解备选集中编配事件的基本情况,包括发展历程、成效等,以判断典型性;②确定典型编配事件并详细阐述其警觉性形成过程,包括提议开展编配事件的原因(促发因素)、编配事件决策过程(编配警觉性形成)和编配事件实施(如何落实)等;③与访谈者进行理解对焦和信息印证,通过梳理形成框架,向受访者反馈,并进行数据补充,以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完整性和适切性。最后,以调研人身份参与到典型编配事件中,以形成直观了解。
表2 数据收集
Tab.2 Data collection
案例访谈数据访谈对象人次转录文本二手数据参与观察中科创星总经理/总监12.8万字运营部干事3中国知网、中国公共管理案例库、官方网站、新闻报道、微信公众号、企业宣传册、内部文件、行业研究报告、会议视频以调研人身份参观入驻企业孵化场地,参与项目路演活动、分享会、政策宣讲交流会等入驻企业代表22.3万字
为确保研究过程规范、研究结果严谨,提升理论模型的饱和度,质性数据分析过程采用独立小组编码法。具体而言,根据编配事件,组建3个小组,每组两名成员。在进行编码时,围绕编配警觉性形成,一名成员按照规范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原始资料进行梳理、分解和编码,提炼数据中涌现出的概念和范畴;另一名成员负责审视证据,不断在资料之间、资料与概念之间、概念之间反复比对并提出意见,推动团队讨论,直至意见一致,且无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联系出现。
为保障研究结果的稳定性、有效性和饱和性,采用多种信效度策略。本文主要采用3个效度指标(构念效度、内容效度和外在效度)和两种信度方法进行检验,如表3所示。
表3 信效度策略
Tab.3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trategies
信效度指标采用的研究策略策略的阶段性构念效度三角验证,避免回溯偏差数据收集、研究结果3名专家和两名未参与研究的企业人员进行独立点评,研究者与点评人员进行讨论,直至意见一致研究结果、理论性编码内容效度3个小组独立进行开放式编码,分歧处进行商讨,直至意见一致研究结果、理论性编码外在效度将既有文献作为线索引导案例研究理论性编码与先前相对立的文献进行比较理论性编码、理论贡献与先前相似的文献进行比较理论性编码、理论贡献信度数据编码之前,进行案例背景介绍,形成记录文本研究结果多轮独立编码,要求两轮之间至少间隔半个月,直至结果较一致研究结果
借鉴Strauss等[25]提出的扎根理论编码步骤和技术,按照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3个阶段进行。
(1)开放性编码。开放性编码是指通过解读访谈内容的真实含义,用标签、概念和范畴凝练访谈内容的本质,从而实现资料的逐步收敛。本文以案例企业的3个典型编配事件为单位,从原始资料中提取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内容,形成相应概念。如表4所示,a表示对原始资料标签化,aa表示对标签化初步整理,此时并未将所有标签彻底打乱,而是相近整合,如初步概念aa1来自于对标签a1和a7的初步整合。经过不断校验、反复比较、剔除和合并后,直至概念和范畴全部饱和,最终归纳出155个标签、87个初始概念、19个有效概念和9个范畴(见表5)。
表4 开放性编码示例
Tab.4 Examples of open coding
表5 范畴释义
Tab.5 Category definitions
范畴测量变量关键词举例环境搜寻标杆实践理论引领行业访谈与调研、培训、座谈会、同行分享会学术专家圆桌会议、专家咨询、学术论坛平台搜寻提炼需求搜集经验沙龙提出需求、成员非正式沟通需求、成员正式沟通需求沙龙共享经验、成员非正式沟通经验、成员正式沟通经验科层释义员工互动高层会议运营商日常例会、内部知识共享、内部定期培训董事会议网络释义强关系释义弱关系释义跨子群释义隶属和投资企业释义招租企业释义多元群体论证趋势洞察宏观环境竞争环境孵化环境、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在孵企业需求同行数量增长、孵化模式变化感知风险创业管理范式变化平台化、小微创客、管理范式调整、感知管理范式风险条件匹配VIRN资源和核心能力服务体系、社会资本、基础资源、构建理念显性规范制度框架行为模式流程规则组织建设、规章和机制行为指导、固定模式业务流程、合作程序隐性规范关系运作网络规范合作共识结成联盟、游说约束规范、文化氛围宣传、倡导
(2)主轴编码。主轴编码是指按照一定逻辑范式将相对独立的范畴联系起来,以建立各范畴之间的潜在联系。借鉴程序化扎根理论典型模型矩阵,基于“因果条件→行动→结果”的逻辑范式[26],将开放性编码得到的概念和范畴重新进行归类、比较和分析,建立概念与范畴之间、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直至主范畴全部饱和。如表6所示,以X1为例梳理形成证据链,最终得到4个主范畴,分别为搜寻、释义、判断和制度化,各主范畴的内涵和对应范畴如表7所示。
表6 主范畴的典范模式证据链
Tab.6 Classical model evidence chain for main categories
典范模式证据链(逻辑主线)主范畴因果条件受创业平台战略引领和更高效的满足孵化企业需求的驱动搜寻行动开展访谈与调研、专家咨询和圆桌会议等一系列走出去、走进来活动结果搜集更多信息,积累经验因果条件与更高效编配方式相关的信息汇集释义行动与员工、管理者以及网络成员进行沟通结果利益相关者间信息共享,充分融合因果条件洞察趋势,感知风险,并识别资源能力判断行动作出有关更适宜编配方式的判断结果得到目前环境下更适宜的编配方式因果条件为了推动更适宜编配方式的实施与落地制度化行动从组织建设、规章、业务流程和文化氛围等方面进行动态调整结果更适宜的编配方式贯彻与实施
表7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Tab.7 Main categories from axial coding
主范畴主范畴内涵对应范畴搜寻创业平台运营商从平台参与者和外部环境中寻找、扫描或监测有关“如何更有效地编配”的相关信息、知识和解决方案的行为环境搜寻平台搜寻释义创业平台运营商(包括平台管理委员会)与平台参与主体之间就“如何更有效的编配”进行观点和信息的共享、解释科层释义网络释义判断创业平台运营商(包括平台管理委员会)开展协商、探讨,提出方案,并进行决策,以求得到更有效的编配方式趋势洞察感知风险条件匹配制度化创业平台运营商为了实现编配而制定相关规范、流程以及形成共识等动态调整过程显性规范隐性规范
(3)选择性编码。选择性编码是指从主范畴中发现核心范畴,并围绕核心范畴,以故事线的形式分析各范畴之间的关系。通过回顾文献资料并与访谈资料持续互动,直至无新联系析出,提炼出本研究的核心范畴——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以概括为:搜寻→释义→判断→制度化。创业平台通过顺次开展搜寻、释义、判断和制度化,推动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本研究主范畴与核心范畴的关系见图1。
图1 主范畴与核心范畴关系模型
Fig.1 Mode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 categories and core categories
故事线为:创业平台基于支持孵化企业创新创业的职能定位,平台运营商需要从外部环境和平台内部搜寻各类编配机会,即能够匹配孵化企业现阶段资源需求的各类资源提供方;将搜寻到的与编配方式有关的各类信息传递到平台运营商内部,在平台运营商内部进行释义;结合宏观环境趋势、风险和自身资源能力条件,判断新的编配方式能否高效满足孵化企业当前需求、是否有助于孵化企业机会开发等;将选择的新编配方式制度化为日常流程、规则和惯例等。该过程的完成意味着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有助于创业平台针对孵化企业需求,识别更适宜的编配方式,灵活解决孵化企业随时可能出现的资源短缺问题。
(4)饱和度检验。通过对资料不断补充、核实和查证以及对相关人员的回访、验证,没有发现新的范畴、故事线,认为理论模型达到饱和度要求。
由于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编配警觉性形成,本研究对中科创星3个编配事件的故事线进行案例分析,并提炼理论命题和构建理论框架。
(1)案例X1:创建初期,中科创星面临高效撮合创业者与投资者的方法选择困扰。为此,中科创星通过走访标杆企业、咨询行业专家和内部调研等多种方式,积极关注环境信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20]。例如,“……定期走访同盟伙伴……”。同时,从外部环境和平台内部搜寻促进创业者与投资者对接的方法,发现项目路演、组建社群和沙龙等活动均能起到积极作用,为中科创星设置新业务提供了启示。中科创星将搜寻到的各类方法向内部员工和平台成员(如中科视拓、奇芯光电等孵化企业)进行释义,以求将各类方法充分共享、融合并与利益相关方逐渐达成共识。例如,“……我们会向招租企业详细讲解业务模式,增强理解……”。胡洪浩和王重鸣[18]提出,释义可以改变个体认知并达成一致。结合对投资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判断以及感知到的创业范式变化,在自身资源能力约束下,中科创星作出开展硬科技领域项目路演业务的决策。最后,中科创星逐步聚合资源、搭建组织架构、制定规范,形成平台层面主导逻辑,推动新业务的落地与实施。
(2)案例X2:在发展过程中,为保持持续竞争优势,面对进一步聚合产业资源的需求,激发出中科创星运营团队搜寻产业资源编配方式的初衷。为此,通过外部互动和内部沟通,中科创星运营团队广泛搜寻编配方式,发现举办发布会对于多方共享信息、扩大影响力具有积极作用。例如,“……在行业协会和政府组织的分享会上,我们认识了很多同行……”。随后,中科创星广泛征求运营商内部、投资与孵化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同行等合作伙伴对举办发布会的意见,及时解释、讨论,以获得广泛支持。中科创星通过释义明确发布会对聚合产业资源的价值。同时,结合对技术环境的判断以及感知到的创业范式变化,在自身服务体系、社会资本和理念约束下,中科创星作出主办硬科技生态战略发布会的决策。在这一过程中,高管的判断力非常重要,Srivastava等[27]提出高管团队能通过判断力识别外部机会。最后,制定发布会举办的业务流程、规章,搭建组织架构,形成隐性规范,有效促进发布会落地。
(3)案例X3:在投资与孵化企业需求牵引下,中科创星面临难以高效匹配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困扰。为解决以上问题,帮助企业实现产业链上下游衔接,中科创星对外搜寻产业链编配方式,学习标杆孵化器的产业链编配经验,对内搜集成员的产业链编配需求,并将内外部搜寻结果汇集形成编配方式备选方案集。例如,“……下游客户资源对接,是重要的投后服务……”。随后,将备选方案集在运营团队成员、产业界合作伙伴、投资与孵化企业等多元主体之间进行释义、讨论,以征求意见、梳理观点和明确优缺点。中科创星通过释义调动运营商内部和创业平台成员的积极性,有助于集体正视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层管理者发挥了积极作用,Ren&Guo[28]认为中层管理者通过谏言向高层提出建议,推动企业战略的实施。结合孵化环境、管理范式和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编配方式选择的判断标准,经过慎重决策,中科创星决定增设硬科技产业对接会,这是企业投后服务的创新性突破。最后,中科创星采用“政府+企业+X”模式建立产业对接会组织结构,制定相关机制、业务流程并形成隐性规范,约定定期开展对接会。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1: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主要经历搜寻、释义、判断和制度化4个关键阶段。
平台运营商内部、孵化企业和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基于各自搜寻到的编配相关信息进行沟通,充分交换信息,解释信息的关键点及其含义,就如何编配达成共识。尹苗苗等[29]提出通过不断交流、合作和分享,能够逐渐将各自的专有知识转化为企业通识知识。例如,案例X1中,“……不管我们能否满足企业需求,我们都会做记录,并在例会上讨论……”;案例X2中,“……定期按照行业分类进行问题讨论,相互交流,信息对接……”;案例X3中,“……创始合伙人也会参与到日常例会中……”。中科创星通过释义实现共享认知的过程,也可以帮助运营商更准确地理解编配方式并反过来协调彼此行为。例如,案例X1中,“……通过日常例会沟通,保证内部同频共振……”;案例X2中,“……中科创星内部非常注重信息的分享……”。同时,充分释义有助于创业平台管理者整合信息,促使平台运营商作出最优决策,因而充分释义并形成共识是准确判断的前提。李赋薇等(2020)认为共享认知能够促进无形资源流动。例如,案例X1中,“……硬科技创业具有投资周期长、早期投入回报不成比例的特点,为了帮助企业获取持续投资,需要建立面向投资者的企业自我展示和资本对接平台”,“……仅在资本上支持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平台管理范式的调整”;案例X2中,“……孵化器服务境界提升,把一些很牛的人聚在一起,为他们营造好的氛围,让他们之间碰撞火花,形成互相信任、尊重的生态……”;案例X3中,“……投后服务需要专业化……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中科创星将判断结果制度化,调整创业平台现有业务流程、规则和惯性,实现对更优编配方式的识别。尹苗苗等[29]提出,制度化是组织对知识进行整合并形成日常惯例、规则或常规活动的过程。例如,案例X1中,“……部署科技服务网络计划项目”,“倡导硬科技精神”,“……与国内活跃的VC投资机构建立起关系,如软银等”;案例X2中,“……设立了包括主题演讲、圆桌论坛和企业展示等内在的重要环节……每年的安排会有一些差异……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7家指导单位”;案例X3中,“……采用‘政府+媒体+企业’模式……组织中车集团、今创集团等多家上市公司进行业务对接”。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1:创业平台搜寻是开展释义的前提。
推论2:创业平台释义是开展判断的前提。
推论3:创业平台判断是开展制度化的前提。
平台运营商内部及其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释义会影响后续搜寻目标和类型。释义能够塑造成员间共同认知和互惠规范,提高搜寻理解力并适时提供外部指导,深入挖掘专业领域,提高搜寻深度(蒋丽芹等,2022)。例如,案例X1中,“……对于存在争议的地方,会进一步搜寻补充信息……”;案例X2中,“……分享有助于形成组织知识间的联系,能引导成员知识搜寻”;案例X3中,“……在开拓市场方面常常遇到难题,基于难题去寻找解决方法,往往效率更高”。制度化形成的新惯例、业务流程和规则会影响创业平台搜寻。企业文化是制度化的一种体现,中科创星倡导硬科技精神,包括开放、包容和共享态度,坚守探索真知的理念,这都影响了其搜寻活动的开展。例如,案例X1中,“中科创星特别强调两件事情:第一,一定要到最一线去;第二,要不断地适应变化和进化……”。持有开放态度的公司,善于向合作伙伴学习并能够克服公司资源能力惯性,避免因注意力缺失而错失搜寻机会。Ma&Huang[30]提出善于向合作伙伴学习的企业能够克服自身资源能力惯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4:创业平台释义会影响搜寻。
推论5:创业平台制度化会影响搜寻。
综上,各推论与命题的关系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概念模型
Fig.2 Conceptual model
创业平台运营商的“搜寻—释义—判断—制度化”组织间学习过程是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的主要路径。创业平台运营商从外部环境和平台内部搜寻到匹配当前孵化企业需求的编配方式,再将搜寻到的信息传递至平台层面进行释义,进而结合宏观环境趋势、风险和自身资源能力条件,判断新的编配方式是否适用于本创业平台、是否有助于促进创业企业机会开发等。最后,创业平台运营商将判断结果创造性地内化于日常流程、规则和惯例等制度化活动中。因此,创业平台运营商的组织间学习过程决定了平台选择、内化何种编配方式,这直接导致编配警觉性的差异,进而影响创业平台孵化绩效。在此过程中,创业平台运营商经历了组织间信息搜寻、互动释义、内部判断、结果制度化落地4个阶段。创业平台运营商只有整合平台内外部编配方式并内化为平台层面统一主导逻辑,才能合理协调平台参与主体的不一致行为。
在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过程中,更适宜的编配方式搜寻是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的起源,释义是创业平台利益相关方认知改变并逐渐达成共识的关键,判断是作出编配方式调整决策、选择编配方式的环节,制度化是将编配方式转化为编配行为的过程。同时,释义又反过来深化搜寻的专业领域挖掘、提高搜寻深度,制度化也反过来影响搜寻方式和搜寻者态度。在上述相互作用下,创业平台最终识别出更适宜的编配方法并进行相应组织建设,而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的多次开展有助于平台形成精细化管理和动态编配能力,持续保持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竞争优势。
5.2.1 理论贡献
(1)提出了创业平台创造机缘巧合的一种新机制。将提升编配警觉性视为高不确定性创业需求下,创业平台柔性匹配创业企业与资源提供方之间的一种机制。目前仅Busch&Barkema[31]提出在高不确定性下创业平台需要创造机缘巧合的战略定位,但是对于其认知前因却未予以揭示。本研究从警觉性理论入手,结合编配理论,对上述机制予以揭示。机缘巧合是一种鼓励互补和促进协作的柔性匹配措施[2],需要创业平台从结构设计和职能定位上予以解决。本研究基于编配警觉性形成机理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一套标准化流程,而通过标准化和流程化能够实现组织惯例化,达到柔性匹配的目的。
(2)结合创业平台情境,刻画编配警觉性变量,拓展了警觉性研究的内容维度。在创业平台情境下,机会与资源相分离,孵化企业识别机会,创业平台识别资源[31]。创业平台通过有意识地选择更适宜的编配方式在创业企业与资源提供方之间创造机缘巧合[6],刻画了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变量,用以探索编配方式异质问题,打破了Tang等[32]将其用于解决不确定性环境下创业机会识别问题的局限,拓展至更适宜的资源编配方式识别这一层面,是特定情境下对警觉性内容的拓展,也是对Giudici等[6]研究的呼应,回答了“为更有效地编配,创业平台应该具备何种认知”这一重要问题。
(3)从组织间学习视角提出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包括搜寻、释义、判断和制度化4个阶段,并明确彼此间关系,丰富了警觉性形成的解释理论。已有研究多聚焦公司变革情境,借助组织学习理论着重探讨科层式组织下基于指挥链的不同层次员工自下而上的学习过程[18]。创业平台情境下,警觉性形成需要兼顾网络关系和指挥链的双重作用,呈现出组织间和组织内的跨层次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以搜寻作为起源,释义和判断是组织间向组织内转化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制度化是其形成标志的观点,回应了Tang等[32]的研究,与胡洪浩和王重鸣[18]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5.2.2 管理启示
本研究对于创业平台通过提升编配警觉性在创业企业与资源提供方之间创造机缘巧合,实现资源的柔性匹配,以满足高不确定性创业企业需求具有如下启示:
(1)结合数字技术,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搜寻—释义—判断—制度化”标准化流程,以构建完善的创业平台资源柔性匹配机制。一方面,运用数字技术,构建创业企业档案库、资源提供方数据库和动态匹配算法,奠定资源灵活调用和柔性匹配的线上基础和渠道;另一方面,设置相应职位,建立与线上流程相匹配的线下组织协调部门,由专职人员保障流程标准化实施和稳步推进,以实现对需求的及时响应。
(2)强化对编配警觉性形成的搜寻起源管理,提高搜寻广度和深度。积极与高校/研究机构、相关企业和地方协会接洽,扩大网络资源规模;注重深度搜寻,解决资源对接中的兼容性、互补性问题,在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方面建立持久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隐性知识传播,满足创业企业个性化需求。
(3)注重制度化作用,保障结果顺利落地。制度化是流程标准化和组织惯例化的关键,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创业平台应及时通过组织招聘会、签订合约等方式将编配方式转化为平台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挥组织职能推动制度化,包括人员安排、业务流程梳理、职责分配等多项工作。
首先,组织间学习理论更加强调自下而上的编配警觉性形成过程,而忽略了自上而下的编配警觉性形成过程中高管意义给赋的作用,未来可结合意义给赋理论,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对“搜寻—释义—判断—制度化”过程进行优化。其次,根据注意力理论和图式理论,环境中的不寻常事件和专业知识也是影响编配警觉性形成的关键因素,未来可梳理不同环境中的各类因素,分析其影响创业平台编配警觉性形成的机制。
[1] LIU C, DE ROND M.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perspectives on luck in management scholarship[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6, 10(1): 409-451.
[2] BUSCH C, BARKEMA H. Planned luck: how incubators can facilitate serendipity for nascent entrepreneurs through fostering network embeddednes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22,46(4): 884-919.
[3] 李浩.严格入孵对孵化器整体孵育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J].软科学,2020,34(6):52-56.
[4] DHANARAJ C, PARKHE A. Orchestrating innovation network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3): 659-669.
[5] 毕可佳, 胡海青, 张道宏. 孵化器编配能力对孵化网络创新绩效影响研究——网络协同效应的中介作用[J]. 管理评论, 2017, 29(4): 36-46.
[6] GIUDICI A, REINMOELLER P, RAVASI D. Open-system orchestration as a relational source of sensing capabilities: evidence from a venture associ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61(4): 1369-1402.
[7] REYPENS C, LIEVENS A, BLAZEVIC V. Hybrid orchestration in multi-stakeholder innovation networks: practices of mobilizing multiple, diverse stakeholders across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21, 42(1): 61-83.
[8] PERKS H, KOWALKOWSKI C, WITELL L, et al. Network orchestration for value platform development[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7, 67: 106-121.
[9] KWON S W, RONDI E, LEVIN D Z, et al. Network brokerage: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0, 46(6): 1092-1120.
[10] WEELE, VAN M, RIJNSOEVER J, et al.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how entrepreneur's perceived resource needs affect the incubator's assertiveness[J]. Technovation, 2017, 59: 18-33.
[11] 李伟,海本禄.基于创业资源需求认知差异性的孵化器干预行为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20,36(1):60-68.
[12] 胡海波,卢海涛,王节祥,等.众创空间价值共创的实现机制:平台视角的案例研究[J].管理评论,2020,32(9):323-336.
[13] RUBIN T H, AAS T H, STEAD A. Knowledge flow in technological business incubators: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and Israel[J]. Technovation, 2015, 41: 11-24.
[14] AMEZCUA A S, GRIMES M G, BRADLEY S W. Organizational sponsorship and founding environments: a contingency view on the survival of business-incubated firms, 1994-2007[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56(6): 1628-1654.
[15] DUTT N, HAWN O, VIDAL E, et al. How open system intermediaries address institutional failures: the case of business incubators in emerging-market countr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6, 59(3): 818-840.
[16] KIRZNER I M. Creativity and/or alertnes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J].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999, 11(1): 5-17.
[17] SIMSEK Z, LUBATKIN M H, VEIGA J F, et al. The role of an entrepreneurially alert information system in promoting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9, 62(8): 810-817.
[18] 胡洪浩, 王重鸣. 公司创业决策中的组织警觉产生过程:一个纵向新零售案例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8,38(5): 28-39.
[19] 郭会斌. 温和改善的实现:从资源警觉到资源环境建构——基于四家“中华老字号”的经验研究[J]. 管理世界, 2016,32(6): 133-147.
[20] MOUZAS S, HENNEBERG S, NAUDE P. Developing network insight[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8,37(2):167-180.
[21] 张敬伟,杜鑫,成文,等.新企业商业模式形成过程中认知与行动的互动:一项跨案例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41(2):44-57.
[22] 张秀娥,徐雪娇.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一个中介效应模型及其启示[J].商业研究,2017,59(11):178-186.
[23] KALE P, SINGH H. Building firm capabilities through learning: the role of the alliance learning process in alliance capability and firm‐level alliance succes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10): 981-1000.
[24] 王思梦,井润田,邵云飞.联盟惯例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J].管理科学,2019,32(2):19-32.
[25] STRAUSS A,CORBIN J.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M]. Newbury Park : SAGE Publications, 1990.
[26] 刘刚.创业企业商业模式的多层次结构创新——基于战略创业的欧宝聚合物案例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8,35(11):174-192.
[27] SRIVASTAVA S, SAHAYM A, ALLISON T H. Alert and awake: role of alertness and attention on rate of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21, 36(4): 1-24.
[28] REN C R, GUO C. Middle managers' strategic role in the 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attention-based effec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6): 1586-1610.
[29] 尹苗苗,孙鹤,马艳丽.新企业创业能力的跨层面转化机制研究——基于高科技行业的案例分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40(10):17-30.
[30] MA R, HUANG Y. Opportunity-based strategic orientati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sourcing suppliers in China[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6, 54(3): 953-972.
[31] 张颖颖,舒朝阳,王进富,等.创业平台资源警觉、意义给赋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多重中介模型检验[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11):19-26.
[32] TANG J, KACMAR K M, BUSENITZ L.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in the pursuit of new opportuniti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2, 27(1): 7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