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IoT platform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but it still faces many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s and firms, it is prominently reflected that they "dare not use and can not use" the platform . The problem of "dare not use” the platform is reflected in the firm's concern about the uncertainty of the platform func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platform, and the problem of "can not use the platform" is reflected in the reduction of practical effect caused by an un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tform knowledge enabling function even if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platform interaction. These two kinds of practical problems seriously restrict the willingness and effect of user firm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IoT platform.
On the basis of 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finds that firms that successfully realize high level of digitization with the help of IIoT platform generally have two commonalities: first, they are full of confidenc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platform and have high enthusiasm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on; second, compared with the product supply and marketing channels provided by the platform, these successful firm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knowledge enabling effect brought by the platform. Therefore,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IIoT platform, the trust of user firm in the platform is the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ir level of digitization, and the Knowledge trading and reuse behavior of user firm are the key path for trust to promote digitization. The two key factors of inter-firm trus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behavior extracted from the case study are the effective answers to the two practical problems faced by user firms in the practice of IIoT platform, and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digitization and improvemen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to explain the above complex relationship.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can pay attention to the trust of the platform for user firm participating in the IIoT platform, so as to promote the knowledge trading and reuse of user firms.Then it provide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digitization of user firm. Under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re issue of "how inter-firm trust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user firm level of digitization" on the IIoT platfor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knowledge trading and reuse a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ial Internet platform; (2) trust among enterprises can help enterprises acquire and apply modular digital knowledge of the platform by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promoting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in knowledge trading and reuse; (3) knowledge trading and reuse can promote the synchronous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digital foundation and management ability.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工业互联网已成为促进企业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引擎[1]。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实现工业互联网创新的重要载体,对于完善我国企业数字化基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知识赋能功能,是通过对复杂工业知识的模块化封装增强知识流动性、促进其在海量平台用户中的快速传播和扩散,并通过对封装知识的模仿和复制,实现用户企业数字化基础水平提升[3]。经过数年发展,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取得一定成绩,但仍面临诸多挑战。根据权威机构2020年对上千家企业的调研结果表明,大多数企业对平台的应用水平较低,其中,设备上云率仅为 13.1%,实现工业知识沉淀复用的企业仅占15.43%[4],企业应用效率和效果欠佳。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用户企业对工业互联网平台存在“不敢用”与“不会用”问题[5]。“不敢用”体现为企业因与平台合作存在不确定性而产生担忧,“不会用”体现为虽然参与了平台互动,但是由于对平台数字知识赋能过程不了解,造成实践效果不理想。为解决上述问题,现有文献对工业互联网平台功能和知识赋能作用进行研究,但主要以平台为研究对象,缺乏以平台用户企业为主体的分析,且主要探究平台在系统交易中的撮合功能,而较少关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关键作用的知识资源,因此现有文献不能满足用户企业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认知需求,对提升数字化水平的实践指导效果有限。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本文拟以平台用户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研究方法,从知识管理视角研究其借助平台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在理论基础方面,其一,由于工业互联网的出现是源于美国通用集团希望在赛博空间构建一套数字知识分工与交易体系[3],以应对制造业重复创新问题,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诞生基因中天然存在知识分工、交易和复制的知识管理特征。其二,根据案例研究发现,成功的平台用户企业更重视知识管理,失败的企业更重视供销渠道,用户企业应用效果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平台知识获取和利用。由此可见,平台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知识。本文拟借助知识管理理论,对研究问题进行剖析。
现有研究证明,信任可以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影响[6],同时,信任也是影响知识管理行为的重要前因,因此本文拟引入企业信任作为影响企业知识管理活动的因素,并基于知识管理理论,将企业信任、企业知识管理和企业数字化纳入同一框架,以期对用户企业克服“不敢用”与“不会用”问题提供启示。此外,从知识管理视角分析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拓展了新型组织体系下知识管理理论应用情境,因此研究具有一定理论意义。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面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需求,通过构建基于海量数据采集、汇聚、分析的服务体系,是支撑制造资源泛在连接、弹性供给、高效配置的工业云平台[7]。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已成为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使能[8]。企业获得模块化数字知识后可以对其进行快速复制,从而实现数字化水平快速跃升。由此可见,模块化数字知识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企业进行知识赋能的关键抓手,企业通过获取、应用知识实现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核心功能。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物理架构决定了其具有显著的技术平台属性。技术平台理论认为,技术型平台并非简单地提供中介性交易撮合服务,其具有稳定的核心(Platform Core),通过一定规则与外部多变的互补性企业进行模块化连接,获取由外部提供的互补资源,进而向用户企业提供专业性服务[9]。这种以平台为核心的互动结构导致工业互联网平台系统内的网络关系具有非对称性[10],即平台拥有资源和地位优势,企业信任主要体现为用户企业对平台的信任,同时,平台对用户企业的知识管理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拟基于知识管理理论分析用户企业的知识管理行为及影响因素。知识管理理论认为,知识可以在数字网络中被编码、传播以及存储。工业互联网平台营造了一个数字化环境,促进了数据-信息-知识的传递。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初衷,是在数字空间内创造产业知识分工体系,从而打造一个有助于自由流动的知识市场,促进知识交易和规模化复制应用。因此,用户企业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的知识管理特点体现为知识交易和复用。
现有研究将企业间的知识交易定义为知识主体之间的交易,通过交易,知识从一方转移到另外一方,实现知识换取回报的过程。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知识交易过程相比传统消费互联网平台更正规和复杂,主要体现在知识交易评估阶段。此外在交易内容方面,不仅包括显性知识,还包括用户企业所需的配套隐性知识,如培训、维护、督导等过程[11]。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的知识交易既包含有偿获取显性的商品性知识,也包括获得隐性的配套服务性知识。知识复用也称知识重用(Knowledge Reuse),是知识应用的一种形式,强调将现存的产品知识、设计经验等资源重新应用到新研发或新项目中[12]。在知识经济时代,有效复用成熟的知识、经验等资源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息息相关[13]。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的知识复用既涉及对显性流程性知识的模仿,也涉及对隐性经验性知识的复制。由此可见,工业互联网平台中的知识复用,是用户企业通过模仿工业互联网平台上已经存在的知识而非自身创造,从而实现效率提升、价值创造的知识管理行为。
基于上文对工业互联网平台中知识交易与复用的梳理可见,企业在提升数字化水平的过程中始终与平台保持互动,这种互动贯穿于知识交易评估与谈判中,也发生在知识复用的沟通与协调中,互动中会产生摩擦,即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间信任为建立合作关系提供了基础,使企业生产及交易成本可控[14],实现互动合作的降本增效,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平台知识交易和知识复用。
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知识交易是用户企业获取数字化知识的主要途径[15],而对知识进行复用是企业快速提升数字化水平的有效方式[3]。企业间信任反映了用户企业对平台信赖程度和兑现承诺的信心。从交易过程视角分析,企业间信任对交易的前、中、后期成本均具有节省作用[16]。此外,知识应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阻碍是不信任外来知识,并坚守固有知识结构或知识接收方式。如Davenport[17]认为,上述思想阻碍了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应用。因此,强化企业间信任有利于通过信任的传递性,提升知识应用方对外来知识的接纳程度。同时,在企业信任关系构建中,施信者信任水平提升有助于受信者产生更强烈的知识信息共享意愿[18],即企业对平台信任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平台更好地指导企业知识复用过程。由此可见,企业间信任对用户知识交易和复用均具有驱动作用。
知识交易和复用是工业互联网平台中企业知识管理的特征。现有研究表明,高效的知识管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化知识不仅可以引导企业构建数字化软硬件基础,还可以促进企业数字化管理能力提升。大量企业实践经验证明,数字化管理能力是决定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19]。综上所述,本文设计企业间信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驱动知识交易与复用,从而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分析框架,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鉴于研究具有探索性,本文基于启示性原则和匹配度原则,选取海尔卡奥斯平台上一家用户企业A作为案例对象,研究其加入工业互联网平台前后的变化和变革机制,通过单案例研究设计和归纳式理论构建方法,揭示企业间信任驱动用户企业通过知识交易和复用,实现对封装、模块化知识的获取和应用,进而促进数字化水平提升的过程。本研究关注单案例启示性,通过深入挖掘案例,以期发现新构念关系和内在逻辑,从而增强研究结论的启示性[20]。
为保证所选案例适当,制定如下选择标准:第一,研究聚焦于以企业信任为基础,通过知识交易和复用实现对模块化数字知识的获取与应用;第二,由于研究情景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因此在选择平台时应把握典型性原则,选择综合性强的领先平台;第三,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企业数字化过程的参与者作用显著,因此在深入分析案例企业的同时,还需对平台进行研究。
(1)研究情境:本文将研究情境定义为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用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相比于欧美平台用户企业,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用户企业的数字化基础普遍偏弱。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要与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阶段相匹配,需要先经历数字化“补课”,再实现智能化创新(肖静华,吴小龙,谢康,等,2021)。目前数字化“补课”的核心任务就是用户企业借助平台实现数字化水平提升。另一方面,工业互联网平台同时具备交易撮合与知识赋能的双重功能,但交易撮合功能仅仅是为企业开辟新供销途径,而知识赋能才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降本增效的主要功能。因此,本文研究侧重于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知识赋能提升用户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情境。
(2)研究对象:A企业是一家以各类陶瓷制品为主营业务,集创新、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建材企业。公司成立于2003年,先后荣获各类荣誉称号多达36项。近年来随着陶瓷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作为区域产业龙头的A企业逐渐陷入旧产能低下的桎梏,能耗高、污染重已经成为区域陶瓷企业的通病。此外,传统陶瓷行业创新不足,同质化竞争严重,行业下滑趋势明显。面对企业困境,A企业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数字化水平,企业生产设备实现了实时物联,同时,嵌入了数字化管理软件系统,借助培训掌握了数字化生产相关知识。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提升,A企业销售率提升32%,效率提高35%,成本下降8%,有效提升了A企业市场竞争力,实现了加入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目标。因此,A企业成为本研究合适的企业样本。
加入平台前,A企业经过对行业现状和自身困境的深入分析,认为寻求突破只有颠覆传统经营理念,实现数字技术和新模式赋能。此时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数字化赋能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已有先例,经过慎重考虑后,A企业决定加入工业互联网平台以突破困境。企业出于对本地品牌的信任和海尔的企业声誉,选择加入海尔卡奥斯平台。平台通过深入评估A企业现状,发现A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落后,虽有数字化意愿,但缺乏相关实施知识和经验,且数字化软硬件基础有待提升,需要借助平台实现。
本研究发现A企业参与平台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其对卡奥斯平台具有高度信任,这种信任通过两种关键形式促进A企业在平台上进行知识获取和应用,最终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软硬件基础和管理能力,从而提升了数字化水平。形式之一是知识交易,企业对平台的信任提升了其参与交易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降低机会主义概率,减少自我保护措施带来的互动摩擦,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知识获取;形式之二是知识复用,信任的传递性使得企业对平台的信任延伸出对平台提供知识的信任,知识复用的基础是存在规整、可信任的知识源,因此信任是知识复用的基础。此外,企业对平台的信任可以有效缓解平台知识进入企业后受到的旧惯例排斥,强化培训、学习等行为效果,促进数字化能力形成。本文案例展现了一个普通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数字化水平提升的过程和特征,因此A企业适合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本研究中主要涉及企业A和平台方,因此研究团队需要从A企业和平台两个方面开展调研,以对过程细节实现反复论证。
首先,为减少信息收集中个体偏差带来的影响,本文对不同对象展开数据收集,以形成视角互补。具体而言,研究团队调研了A企业及与其合作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海尔卡奥斯。在选择访谈对象时借鉴跨部门合作案例设计[21],对A企业研发、生产、运营等部门进行访谈,从不同角度了解A企业与卡奥斯的互动过程,确保不同类型数据相互验证。
其次,本研究结合多种数据收集方法,其中,主要数据来源于现场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如表1所示。上述访谈过程中,每次访谈不少于3位成员参与。研究团队优先对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并现场观察和了解陶瓷研发生产过程。
表1 访谈调研核心内容与人员情况
Tab. 1 Core contents of the interview survey and personnel information
样本企业调研部门受访者职位访谈内容受访人数受访人次访谈时间录音字数A企业高管团队总经理副总(主管生产,挂帅项目)企业发展历程、战略与组织结构商业模式、产品和业务发展情况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和实施1014728分钟11.4万字运营部门运营经理运营专员A运营专员B项目运作流程、业务步骤与沟通机制设备联网硬件与管理软件配置企业员工培训与后期运营研发部门产品经理A产品经理B产品设计师产品研发步骤、时间跨度产品主要技术特征、市场竞争力数字技术在研发中的作用生产部门A车间主任工段长产品生产计划、生产过程及工艺产品质量与耗时耗料员工管理与培训卡奥斯平台“A企业项目组”人员项目经理项目专员项目实施监督和指导全过程沟通与协调25245分钟3.8万字
最后,对相关人员进行回访,确认初步构念的合理性。在访谈过程中,与大多数受访者一对一访谈,尽量保证受访者之间不相互影响,访谈后研究团队及时对资料进行总结和梳理。
此外,研究人员还通过其它途径进行数据收集,如二手资料和非正式访谈。例如,研究人员在生产车间与员工进行非正式沟通,加强对A企业与卡奥斯互动过程的了解。收集了A企业和卡奥斯平台的相关二手资料,包括官方网站介绍、高管公开发言和新闻媒体报道等共计107页的档案材料,以及企业与数字化转型升级相关的会议纪要、各类PPT等文件。这些资料既可以补充访谈数据,也可以实现数据的三角验证。
在定性研究中,理论产生需要基于数据分析的创造性飞跃[22],本研究主要采用两种分析策略。一方面,在实施编码的数据分析过程中,1名具有案例分析经验的研究人员作为主编码人与其他团队成员进行“背对背”编码[23],在编码过程中通过语义替代性解释和递进式提问增强编码的准确性与统一性。另一方面,研究采用基于多名编码者、多轮次编码的持续性对比分析策略,以精确编码形成的范畴边界。
根据研究流程,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对收集到的用户企业A案例资料进行语义分析,并对其中涉及的与平台、用户企业、知识和数字化相关的单元进行贴标签,本过程共获取本土概念88个。本土概念间拥有较强的联系性和相似性,通过筛选和归纳,形成初始范畴51个。随后主轴编码主要涉及3个方面,即条件、行动以及结果,其间存在逻辑关系,可以实现对初始范畴关系的解释[24]。在本文研究过程中,条件是指工业互联网平台上企业信任现象发生的背景;行动/互动是指用户企业基于自身需求,在该背景下实施的知识管理行为;结果就是知识管理行为导致的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效果。在上述3个部分先后逻辑的指引下,本文进一步归纳出16个副范畴和8个主范畴。本研究开放式编码与核心编码的部分过程示例,如表2所示。
表2 开放式编码与主轴编码结果
Tab.2 Open coding and axial coding results
初始范畴副范畴(括号数字为所含初始范畴数量)主范畴企业对平台的信任、购买成熟解决方案、既有知识传播和复制、员工数字化管理意识、企业引入数字化管理软件、实施IOT设备联网等共计51个初始范畴契约关系(3)、执行能力(4)认知信任善意动机(4)、长期合作(2)、情感信任专业设计(2)、软件方案(4)显性知识交易任务协同(1)、培训运维(5)隐性知识交易模仿式应用(4)、显性知识吸收(4)显性知识复用嵌入式应用(2)、隐性知识吸收(3)隐性知识复用软件数字基础(3)、硬件数字基础(2)软硬件数字基础数字化管理思维(4)、数字化管理手段(4)数字化管理能力
最后进行核心编码。本研究不断循环往复地对所收集的质性材料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主范畴之间的强逻辑关系逐步清晰,同时,每个主范畴下的副范畴关系也渐渐明晰。通过以上分析过程,各主副范畴间的各条“故事线”逐步显现。从上述对故事线的分析,本文发现基本逻辑:在本文案例中,对平台的信任从用户企业加入工业互联网平台到购买知识,再到知识应用都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最终实现数字化水平提升。综上,本研究表述的核心逻辑为“企业间信任对用户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析出了企业间信任、知识交易、知识复用、数字化水平4个核心范畴。图2展现了本研究质性数据编码逻辑以及编码化数据,图中实线部分为核心范畴。
图2 本研究三级数据结构
Fig.2 Three-level data structure
从知识资源视角看,企业提升数字化水平的困境主要源于,一是涉及数字化水平提升的知识过于碎片化,零散分布在产业主体和互联网中,没有形成系统性,而单一企业整合这些碎片化知识的成本过高,造成企业很难获得有效的数字化指引;二是个别成功企业的数字化经验不会被其它企业轻易、低成本获得,这也造成企业数字化知识经验匮乏。互联网普及和数字技术应用极大提高了知识流动性,使得碎片化知识可以实现低成本整合,专属于个别企业的数字化经验和行业Know-how可以通过有偿交换,为知识所有者创造价值,从而实现这部分固化在个别企业内部的数字化知识流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将已有碎片化、固化的知识通过知识创新,封装为知识商品并促进其在平台上流动,本文将这种有偿的模块化知识流动和转移称为知识交易。
以A企业为例,其知识交易包括两个步骤,即知识评估与交易谈判,如图3所示。知识评估是工业互联网平台有别于消费互联网上普通商品交易的典型特征,其产生源于数字化工业知识的复杂性,即被模块化封装的数字化知识在解封后能否被需求方有效承载并成功嵌入。这不仅需要满足知识需求方要求,还需要知识供给方对需求方知识承载力进行评估。卡奥斯平台作为知识供给方,以待交易的数字化方案为参照标准,获取企业A生产经营情况,以方案实施要求与企业现状匹配度为评估对象,确定拟交易数字化方案的可行性。只有通过知识评估才可以推动交易进入谈判阶段,这是卡奥斯确保企业A达成数字化目标所制定的保障机制。在企业A通过知识评估后,双方就购买卡奥斯数字化方案进入交易谈判。交易谈判中企业A主要关注方案的接收成本,如需要支付的对价、实施方案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冲击等,而卡奥斯则更关注方案转移成本,如方案带来的收益、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相应的损失成本等。当双方经过磋商,不断缩小价值预期差距直到预期趋同时交易价格被确定,企业A向卡奥斯支付对价,卡奥斯将数字化方案转交到企业A一方,完成知识交易过程,企业A也实现了数字化知识获取。
图3 企业间信任驱动知识交易
Fig.3 Knowledge trading driven by inter-firm trust
在整个知识交易过程中,企业A对卡奥斯的信任起到了关键性驱动作用,如表3所示。现有企业间信任研究认为,为维持企业合作,高水平信任可以促进施信一方主动承担更多风险[13]。在知识评估阶段,企业A将自身未来的发展战略、主攻方向、生产能力、设备参数等企业核心情况全面翔实地提供给卡奥斯平台,供其评估。虽然此举面临信息泄露风险,但企业A本着对卡奥斯品牌的信任,认为其不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而翔实的企业情况有助于卡奥斯更好地为企业A设计实施计划,提升方案可行性。在交易谈判过程中,企业A本着风险最小化原则,希望卡奥斯对方案实施效果作出兜底性承诺,但卡奥斯坚持只提供标准化方案和服务。由于目标实现的影响因素较多,不能保证最终效果,谈判随之陷入僵局。现有研究表明,在合作双方产生分歧时,高水平信任可以促进双方为维持合作关系主动作出让步[25]。企业A本着对卡奥斯数字化方案实施效果的信任,最终放弃了兜底性条款要求,主动承担了效果不达预期的风险,从而促进了谈判推进,最终达成交易。由此可见,企业A对卡奥斯的信任有助于缓解企业自我保护措施下的担忧,缩小双方交易分歧,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因此信任对知识交易核心环节具有重要影响,是交易达成的关键驱动因素。
表3 企业间信任驱动知识交易的作用特征
Tab.3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firm trust driving knowledge trading
信任的影响关键特征例证援引知识评估企业展示核心生产经营状况“我们对平台的摸底调研有所担忧。一方面公司未来战略和研发方向关系到市场先机抢占,另一方面核心的生产数据,如设备情况、生产线产能和效率等都属于商业机密,可能面临泄露风险。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相信海尔的企业品牌和卡奥斯平台的正规性,决定将涉及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相关信息全部提供给平台”交易谈判企业承担更多风险并降低自我保护措施“我们参考了很多成功案例,在交易谈判中希望平台能够在方案实施效果方面提供相对易于考核的量化指标并给予兜底性承诺,比如确保生产效率和良品率的提升幅度,但平台方认为各企业实施情况不同,无法做到量化承诺,谈判一度受阻。经过内部协商,我们认为卡奥斯平台数字化方案的实施能力是业界领先的,面对分歧,我们选择信赖平台而放弃所要求的兜底性承诺,主动承担了失败风险,促使交易达成”
通过知识交易,企业A完成了对平台数字化知识的获取,但仅仅将知识转移到企业内部显然不能实现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目标,还需要企业对知识加以应用,才能体现知识嵌入效果。本文通过对众多企业的调研发现,由于大部分企业的资源相对贫乏,无法承受类似大企业数字化过程中的长期探索和反复试错,因此无法模仿大企业逐步积累经验、升级设备、调整战略以及培育能力。相对地,广大企业对数字化实现成本、周期和效果十分敏感,而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获取同类企业数字化经验与路径,通过模仿和复制,有机会实现低成本、短周期的良好效果。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认为相比于传统形式的内外部知识融合创新与应用,对成熟知识体系进行模仿和复制更有利于企业提升数字化水平,因此知识复用成为关键环节。
以A企业为例,其知识复用包括两个步骤:显性知识复用与隐性知识复用(如图4所示)。显性知识复用主要描述数字化知识指引企业A对软硬件设备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软硬件基础设施构建是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前提,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例如企业A硬件设备上云,需要智能边缘计算数据采集终端与设备控制器通讯对接,其中还涉及不同设备间的工业协议兼容和调试。企业A所购的数字化方案中包含硬件设备上云的全部流程、设备配置以及经验参数等知识,企业A在方案指引下高效完成了硬件设备的数字化配置。硬件设备数字化是为了使原先静态的设备通过形成数据从而具有动态性,而工业数据需要以数字化软件系统为载体,与管理者进行互动。卡奥斯以强大的工业云平台支撑企业A的设备实施云上管理,根据方案指引,将标准化的生产执行系统HMES引入企业生产管理,构建了工业数据产生—采集—分析—反馈的正循环控制体系。企业A在数字化基础建设过程中复用了方案中的标准化流程,极大提升了效率和效果,为企业A奠定了坚实的数字化软硬件基础。然而,仅凭构建软硬件基础无法支撑企业数字化,不少失败案例表明,数字化管理能力缺失是导致众多企业数字化变革失败的主要原因,而隐性知识复用主要描述企业A在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之外,针对自身数字化管理能力的技能培养。隐性知识相比于显性知识更不易于转移,其在主体间的传播载体是人,而隐性知识又是个体能力构建的重要来源,个体能力是企业能力的微观基础,因此隐性知识对企业能力提升至关重要。企业A通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与卡奥斯的沟通交流,逐步培养企业员工数字化管理思维,同时,借助卡奥斯对企业的专项培训,系统性提升员工数字化管理技能。企业A通过交流和培训,将隐性经验知识从卡奥斯平台复制到企业员工中,逐步形成组织记忆,进而沉淀为组织知识,为形成企业数字化管理能力奠定了基础[26]。最终,数字化软硬件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和数字化管理能力构建标志着企业A实现了数字化水平提升目标。
图4 企业间信任驱动知识复用
Fig.4 Knowledge reuse driven by inter-firm trust
在整个知识复用过程中,企业A对卡奥斯的信任起到了关键性驱动作用,如表4所示。一方面,现有的知识复用研究表明,知识复用的前提是具有规整、可信的知识源[27]。工业互联网平台流动的知识商品都是经过系统性封装的规整知识,因此商品的可信度就成为影响复用效果的关键因素。现有的企业间信任研究认为,信任具有传递性[28]。具体而言,就是企业A对卡奥斯的信任度越高,对卡奥斯提供的知识也越信任,从而会更积极地开展知识复用行为,在复用过程中双方交易成本也随之降低。另一方面,现有知识管理研究证明,知识应用阻碍之一是不信任外来知识,并坚守固有知识结构、工作流程或知识接收方式(魏江,王铜安,2006),这主要源自外来知识对组织惯例产生冲击后形成的抵抗效应。现有的企业间信任研究表明,高水平信任有助于提升企业接受新知识的意愿[29],从而降低新知识进入企业后的组织排斥效应。具体而言,企业A经过与卡奥斯反复的互动合作、沟通交流,其信任度已从加入平台前的认知信任向高阶的情感信任跃升[30],从而提高了企业A加速数字化变革的积极性,降低了企业内部传统管理惯例对数字化管理知识的排斥效应,减少了知识复用过程中双方的摩擦,最终实现显性和隐性知识的成功复制。由此可见,企业A对卡奥斯的信任对知识复用核心环节具有重要影响,是实现复用的关键驱动因素。
表4 企业间信任驱动知识复用的作用特征
Tab.4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firm trust driving knowledge reuse
信任的影响关键特征例证援引显性知识复用企业信任来自平台的知识源“我们参考了很多通过徐工汉云平台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案例,相信平台具有指导企业开展方案实施的能力,同时也相信通过对购买的数字化方案进行快速模仿,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实现数字化水平提升,因此我们内部积极推动整个项目的实施”隐性知识复用信任有助于增强知识吸收的主观意愿,降低组织惯性阻碍“我们企业在过去的20年都是采用传统管理模式,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后,以前的管理经验和方法会失效,但这些已经深入员工思想和行为,很难一下改变。我们希望平台在方案实施过程中通过交流、培训等方式,逐步将一些成熟的数字化管理经验传递给员工,使他们相信数字化管理方式有助于企业发展,从而降低固有行为模式的影响,最终使我们的员工逐步形成数字化管理能力”
本文通过A企业的研究发现,由于提升数字化水平已经成为企业普遍共识,因此A企业迫切希望加速数字化以获得竞争力提升。在提升数字化水平之前,A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水平还停留在机械工业时代,典型特征就是以企业为中心探索市场,产品创新多依靠内部经验,生产模式粗放且管理效率低下。与之相比,在提升数字化水平之后,A企业呈现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特征优势,包括以客户为中心开拓市场,依靠海量数据支撑研发、生产精细化以及管理效率提升,因此数字化水平提升为A企业带来了生产经营模式的飞跃。上文深入分析了企业A借助海尔卡奥斯实现数字化水平提升的过程,探究了企业间信任驱动知识交易和复用的实施机制,发现其具有两类特征:一是知识管理特征,表现为通过交易和复制实现知识获取与应用;二是过程实施特征,表现为对数字化软硬件基础和管理思维、方法的同步构建,以提升数字化管理能力。
上述特征表明,工业互联网平台中企业的知识管理特征与传统知识管理有所区别,知识交易与复用在获取平台模块化知识及应用方面比传统的知识管理流程更具有效率和可行性。知识基础观认为,知识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塑造企业核心能力的关键性资源。而现有研究表明,知识管理可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管理能力在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过程中至关重要,因此针对数字化知识的管理对构建企业数字化管理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知识交易和复用有助于提升企业软硬件基础,数字基础构建帮助企业连接了更多信息和知识[31],企业可以快速学习内嵌在软硬件中的先进经验,获取精细化、流程化和数据化管理方面的知识(肖静华等,2021),这些优秀企业的成功实践对A企业塑造数字化管理思维和方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以软硬件数字水平提升为特征的外生驱动力和以组织学习与惯例更新为特征的内生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A企业由传统的工业管理模式转向数字化管理模式[32],通过知识交易和复用所获得的成熟数字知识体系对企业构建应对上述环境变革所需的管理适应性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需要适应从工业模式到数字化模式的管理变革,其核心是提升数字化管理能力,这个过程面临对传统工业管理知识和能力的摒弃[33],也凸显了企业对全新数字化知识的需求。具体而言,管理适应性可以体现在组织结构、权力分配或业务模式等不同维度。为有效发挥数字技术的时空连续性优势,企业组织结构变得更加扁平化和网络化,权力结构更加趋向于分权,从而有助于实现数字化带来的敏捷性响应。此外,还涌现了外包和协同设计等跨时空协同创新模式。通过管理适应性的提升,企业逐步从工业管理模式转为数字化管理模式,从而实现数字化水平提升。因此,由知识促进管理适应性提升,进而促进企业从工业管理转为数字化管理,最终提升数字化水平的作用路径如图5所示。
图5 知识交易与复用促进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
Fig.5 Promotion of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digitization by knowledge trading and reuse
本研究以一家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成功实现数字化水平提升的企业为案例对象,分析了企业间信任对知识交易和复用的影响,探究了企业以信任为基础,通过交易获得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模块化数字知识,并对其进行复制与应用,从而实现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的作用过程,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通过分析企业A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数字化水平提升的过程,明确了企业需要通过知识交易和知识复用两个关键行为完成对平台中数字化知识的获取及应用。知识交易为企业获得系统性、稀缺性的数字化知识开辟了新渠道,使得企业可以有偿获取模块化封装的数字知识,减少了工业知识低流动性带来的重复性知识创新问题;知识复用则为企业数字化提供了快捷路径,通过对同类企业数字化经验的模仿和复制,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探索和试错成本,助力广大企业低成本、高效率实现数字化水平提升。第二,通过对企业A数字化水平提升过程中重要影响因素的挖掘,发现企业A对平台的信任是促进两者从最初建立合作关系,到合作中减少互动摩擦,再到目标实现后维持合作意愿的关键驱动因素。在这个过程中,高水平的企业间信任通过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降低不确定性风险提升平台与企业互动过程中的信息透明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实现企业间信任对知识交易和复用的驱动作用。第三,用户企业的知识交易和复用有助于提升其数字化水平。企业通过知识交易和复用对平台模块化数字知识进行获取与应用,这些数字化知识既包括对企业构建数字化基础的路径指导,也包含嵌入在数字化基础建设中的领先企业实施经验。企业通过学习这些经验,实现了数字化管理思想和方法培养,进而有助于提升数字化管理能力,体现了知识管理对提升数字化水平的基础性作用。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企业信任驱动知识交易和复用,进而实现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的理论模型,如图6所示。
图6 企业信任促进数字化水平提升的过程机制
Fig.6 Process mechanism of inter-firm trust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ization level
一方面,本研究揭示了工业互联网平台中企业间信任影响用户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将企业间信任、知识交易、知识复用以及数字化水平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为特定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在数字化的开放创新时代,企业间信任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庄彩云等,2021)。本研究明确了企业间信任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中的概念和特征,同时,探究了企业信任对用户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的影响路径,即企业间信任能够促进企业提升知识交易频率和质量[34],提高用户企业知识复用效率[35],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
另一方面,本文通过案例梳理提炼出工业互联网平台中用户企业知识管理特征,丰富了知识管理理论的情境化内容。已有的知识管理研究主要立足于互联网与创新联盟情境,该情境下的知识管理主要涉及知识获取、整合、储存、应用、传播、共享等。就工业互联网平台而言,其用户企业的知识管理内容具有独特性,主要源于工业知识单位体量大、研发重叠度高以及转移成本高等。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用户企业的知识管理不仅涉及现有研究覆盖的成熟内容,其显著特点表现为知识的有偿交易和复制应用。
本研究通过构建企业间信任、知识交易、知识复用以及数字化水平之间的理论框架,为工业互联网平台用户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用户企业参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实践活动提供了启示。一方面,用户企业应当重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知识赋能作用,提升平台信任度,积极参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实践活动。信任使得企业愿意相信与平台合作可以获得竞争力提升,平台也有能力帮助企业达成目标,基于此,可以提升用户企业了解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意愿,增强参与性。同时,在此过程中降低过度自我保护措施带来的互动摩擦和消耗,促进企业在平台中获取与应用数字知识,最终实现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另一方面,用户企业应该明晰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企业的基本逻辑,通过提升自身知识管理水平匹配平台知识赋能功能。其中,知识交易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数字化知识,丰富企业知识积累;知识复用可以有效提升创新效率,使企业在短时间内实现数字化水平跃升。因此,用户企业需要特别重视知识交易与知识复用在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的关键作用。
尽管本研究通过案例分析揭示了工业互联网平台情境下企业提升数字化水平的特征、机制,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期待后续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第一,由于本研究选取的案例企业为制造业企业,生产管理过程相对标准化,因此不排除在其它行业,如农业、服务业等,其实施过程具有不同特征,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对其它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过程进行探讨。第二,本研究聚焦研究企业提升数字化水平的特征、机制,主要从用户企业视角开展研究。但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中,平台方对用户企业也具有重要影响,后续研究可将平台影响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以使研究更全面和客观。第三,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虽然对企业数字化提供了一定理论和实践启示,但由于案例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结合理论模型和量化研究等方法,在验证现有研究成果的同时对其进行优化。
[1] 马永开,李仕明,潘景铭.工业互联网之价值共创模式[J].管理世界,2020,36(8):211-222.
[2] 王晨.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影响因素及驱动政策研究[D].北京:北京建筑大学,2020 .
[3] 安筱鹏.工业互联网:通向知识分工2.0之路[J].企业观察家,2019,9(3):56-59.
[4] 何小龙,李君,周勇,等.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现状及发展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10):132-137.
[5] 刘艳红,黄雪涛,石博涵.中国“新基建”:概念、现状与问题[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6):1-12.
[6] 刘学元,赵倩倩,赵先德.供应链核心企业领导力与企业质量绩效:供应链质量管理的中介作用[J].珞珈管理评论,2019,13(1):181-194.
[7] 游根节.工业互联网平台,新型制造系统的神经中枢[J]. 通信世界,2018,19(15):31-32.
[8] 余菲菲,高霞.产业互联网下中国制造企业战略转型路径探究[J].科学学研究,2018,36(10):1770-1778.
[9] GAWER A,CUSUMANO M A. Industry platforms and ecosystem innovation[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4,31(3):417-433.
[10] 吴昀桥,郝斌.非对称性关系网络下核心企业网络权力获取与企业间领导力生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11):56-63.
[11] YANG H,CHEN W,HAO Y F.Supply chain partnership,inter-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ding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project-based supply chain[J].Soft Computing,2020,24(9):6433-6444.
[12] MEEHAN J S,DUFFY A H B,WHITFIELD R I. Supporting 'design for reuse' with modular design[J]. Concurrent Engineering Research &Applications, 2007,15(2):141-155.
[13] 金珺,陈赞,李诗婧.数字化开放式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以知识场活性为中介[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0,32(6):39-49.
[14] 王雪建.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一带一路建设[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8.
[15] 肖琳琳,余婧,夏宜君,等.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实证研究[J].智能物联技术,2019,51(2):1-8.
[16] NOOTEBOOM B. Trust: forms,foundations,functions,failures and figures[M].Cheltenham: Edward Elgar,2002.
[17] DAVENPORT T H,PRUSAK L．Working knowledge[M].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8:87-114.
[18] 杨艺建.企业间信任对企业间合作绩效的影响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9.
[19] 徐润昌.高效知识管理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奥雅纳案例研究[J].知识管理论坛,2021,6(2):77-88.
[20] SIGGELKOW N.Persuasion with case studi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 50(1):20-24.
[21] MARTIN J A,EISENHARDT K M.Rewiring:Cross-business-unit collaborations in multiunit businesses organiz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4,53(2):265-301.
[22] LANGLEY A.Strategies for theorizing from process Data[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7,24:691-710.
[23] NEMETH C,BROWN K,ROGERS J.Devil's advocate versus authentic dissent:stimulating quality and quantity[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1,31(6):707-720.
[24] STRAUSS A,CORBIN J.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M]. Newbury Park,Ca: Sage,1990.
[25] 葛凯利.商业生态系统中企业间信任与合作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企业需要视角[D].镇江:江苏科技大学,2020.
[26] 李金生,赵圆圆.高技术企业组织记忆与知识创新能力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31(17):126-131.
[27] ANIS K,JAMAL A.Sourcing knowledge for innovation:knowledge reuse and creation in project teams[J].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15,19(5):932-948.
[28] 鄢章华,滕春贤,刘蕾.供应链信任传递机制及其均衡研究[J].管理科学,2010,23(6):64-71.
[29] 刘凤委,李琳,薛云奎.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经济研究,2009,44(8):60-72.
[30] 高静美,郭劲光.企业网络中的信任机制及信任差异性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04,7(3):63-68.
[31] DONG J Q,YANG C H.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knowledge alliances and networks:Evidence from U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J].Information &Management,2016,52(1):111-122.
[32] 肖静华.企业跨体系数字化转型与管理适应性变革[J].改革,2020,33(4):37-49.
[33] SCHREYOGG G,SYDOW J.Organizational path dependence:a process view[J].Organization Studies, 2011,32(3):321-335.
[34] 张旭梅,陈伟.基于知识交易视角的供应链伙伴关系与创新绩效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2,32(2):34-43.
[35] PAULRAJ A,LADO A A,CHEN I J.Inter-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s a relational competency:antecedents and performance outcomes in collaborative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11(26):4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