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ly,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n the antecedents, outcome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esents hypothese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ables. Secondly, it comprehensively searches, selects and codes the literature, and finally gets 62 empirical studies between 1998 and 2020. Then, it codes the variables and the effect-value statistics separatel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ests the publication bias with funnel plots and Egger analysis and heterogeneity test with Q-test and I-squared statistic. Finally, adopting meta-analysis and subgroup analysi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autonomy, entry mode and age of the subsidiary, absorptive capacity of the parent company, relevance, complexity and tacitness of knowledge, cultural distance, geographical di stanc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parent and subsidiary on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the effect of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home country.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autonomy and age of the subsidiary, absorptive capacity of the parent company, relevance, complexity and tacitness of knowledge,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parent and subsidiary; cultural distance between the parent and subsidiary has a negative effec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y mode,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ha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parent compan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process between emerging and developed economy MNCs.This paper presents a holistic research framework which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The meta-analysis can effectively overcome sample differences and the interference of random factors, and the conclusions obtained have better explanatory power and generalisability, bridging the divergence between existing research conclusions.By the end,with a large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key role of home coun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n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which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NCs'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The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in MNCs, especially for emerging economies MNCs. Firstly, managers must have systematic thinking to efficiently manage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and coordinate different links and factors, especial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parent and subsidiary companies. Secondly, for the emerging economies of MNCs, managers should emphasiz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M&A and tacit knowledge, and effectively resolve and control the obstacles caused by cultural distance. Moreover, in the background of anti-globalization and the spread of COVID-19, the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is bound to face greater restrictions and challenge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basic components and high-end manufacturing. Therefor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xt stage must focus on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knowledge absorp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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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知识转移是指跨国公司从子公司到母公司的知识转移过程[1]。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不仅关系到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制定与实施,更关系到其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构建与维持。逆向知识转移使母公司有更多机会获取和利用来自东道国的知识与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与研发体系,从而提高跨国公司创新能力和绩效。随着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经济形势愈加复杂多变,逆向知识转移可能面临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梳理。纵观逆向知识转移的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一是初探期(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跨国公司中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知识的现象开始受到关注,逆向知识转移概念正式被提出[2-3]。二是快速拓展期(2000—2009年)。这一阶段主要以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剖析逆向知识转移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其作用[4-6]。三是稳定发展期(2010年至今)。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逆向知识转移[7-9],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讨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逆向知识转移机制的差异性[10-11]。
在逆向知识转移相关研究中,前因、后果和作用机制的研究是国内外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尽管学术界对此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整体看还存在以下明显不足:首先,研究方法与视角各异、研究样本相对单一,针对同一问题产生了很多冲突的结论。例如,对于子公司自主性影响的研究存在正向关系[12]、负向关系[5] 、倒U型关系[13]等多种不同结论。其次,各研究相互独立,不同研究着眼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变量,对于逆向知识转移问题缺少系统理解。一些研究关注母公司的能动作用[10, 14],另一些研究强调子公司的关键角色[5, 15],还有一些研究重点探讨知识特征[6, 9-10]和关系特征[1, 16]的影响。事实上,逆向知识转移是一个系统过程,需要有效调动多方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但学者对这一系统机制还缺乏全面理解。最后,逆向知识转移可能受到多种情境因素影响,但现有研究尚未系统探讨不同情境中逆向知识转移前因后果的差异。
基于此,本文在汇总国内外逆向知识转移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元分析方法综合分析逆向知识转移前因后果的作用关系,并探讨跨国公司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些关系的调节效应,以期得出更具普适性的研究结论。本文将为逆向知识转移研究提供一个系统研究框架,同时为管理实践者有效管理逆向知识转移提供有益启示。
对于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子公司、母公司、知识特性和转移环境4个方面。在子公司特征方面,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中,子公司的转移意愿、知识储备和转移能力起关键作用[1, 17-18],而子公司的自主权[15, 19-20]、进入模式和年龄通过上述机制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产生影响。在母公司特征方面,母公司作为知识接收方,对知识的内化(吸收、理解、应用和创新)是提升逆向知识转移绩效的关键因素[8],同时母公司的吸收意愿、战略导向和在母国的制度嵌入等因素也会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产生一定影响[4, 13-14]。对于知识特性,作为逆向知识转移的客体,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知识相关性[15]、复杂性[11]和缄默性[18]等特性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对于转移环境,逆向知识转移发生在一定环境中,环境特征也会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产生影响。现有研究的重点既包括地理距离[4]、文化距离[19]、制度距离[16]等宏观环境因素,也包括母子公司间的沟通、合作与协调互动机制[7, 15]等微观因素对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
对于逆向知识转移与绩效的关系,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认识。一些学者认为,海外子公司的知识是母公司知识和能力的来源之一,逆向知识转移对母公司创新绩效有积极作用[21-22]。尤其对于在新兴市场且处于低位势的母公司而言[20],通过逆向知识转移能获得发达经济体的先进知识、经验和技术,增强自身创新能力,提高跨国公司的创新绩效。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逆向知识转移对母公司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微乎其微,甚至是负面影响。出现上述冲突结论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变量测度方法存在差异,现有研究分别从频率、范围、速度等不同维度[8, 23]对逆向知识转移进行测度,且常使用不同绩效测度指标[8];二是权变因素的影响,不同条件下的逆向知识转移可能产生迥异的结果,典型的权变因素包括母公司吸收能力、知识整合能力等[8, 24]。
总体而言,尽管学术界对逆向知识转移的前因后果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因而,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整合性研究框架(见图1),利用元分析方法从子公司、母公司、知识特性和转移环境特征4个方面探究相关因素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分析逆向知识转移对母公司创新绩效的作用。考虑到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在逆向知识转移行为和结果上可能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探索跨国公司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发达或新兴)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前因还是结果,当前研究都涉及大量变量,本文研究主要聚焦学者们普遍关注且在内涵测度上具有较强一致性的变量。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所选变量与逆向知识转移具有切实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符合元分析对实证结果研究数量和质量的要求。
图1 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1.2.1 子公司特征
子公司自主权是指子公司的战略决策不受跨国公司总部干涉的程度[25]。自主权是跨国公司优化增值活动的关键杠杆,是跨国公司内部组织职能自由度的重要体现,对子公司在东道国的发展与逆向知识转移具有重要影响。子公司自主权通过子公司知识储备和逆向知识转移意愿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一定的自主权能使子公司灵活制定适应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发展策略[25],增加知识资源储备,提升资源整合和创新能力,为逆向知识转移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一定的自主权能激发子公司分享知识的主动性,增强转移意愿,从而有利于逆向知识转移绩效提升[13]。
子公司是并购还是新建成立的,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也有显著影响。现有研究关于进入模式对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观点。首先,根据Dunning[26]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相比新建,通过跨国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不仅可以拥有并购双方的所有权优势,通过人员交流、技术转让等方式实现资源的内部化和互补,而且可以利用原有企业渠道快速获取东道国区位优势,从而以更快速度和更低成本获取专利、品牌、研发经验等战略性资产。因此,通过并购模式成立的子公司,其知识储备更多,逆向知识转移能力也更强。其次,企业风险理论认为,通过并购进入东道国的子公司易面临文化冲突、制度差异、组织机构不协调等问题,使逆向知识转移受阻,从而不利于逆向知识转移绩效提升。本文认为,与带来的风险相比,并购在知识流动和共享方面的效果更为突出,因而整体有利于逆向知识转移绩效提升。
子公司年龄能够反映其在东道国和跨国公司内部积累的知识存量和能力[27]。组织生态学理论指出,企业年龄对于解释组织的产生、成长和消亡至关重要[28]。部分学者发现,由于新进入者劣势(the liability of newness)[29]的存在,年轻子公司缺乏足够知识和能力,不利于逆向知识转移绩效提升[20]。随着时间推移,跨时期的知识溢出效应会刺激其不断加大创新投入,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创新绩效[30]。也有学者认为,成熟子公司易遭受组织惯例、规范等“游戏规则”的限制[31],而年轻子公司更善于获取与整合新知识、进行探索性创新,因此年轻子公司更有利于逆向知识转移绩效提升。本研究认为,成熟子公司强大的知识储备不仅能为逆向知识转移提供丰富的知识源,还能使其以较低成本和难度将知识转移至母公司,因而有利于逆向知识转移绩效提升。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子公司自主权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1b:并购模式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1c:子公司年龄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1.2.2 母公司吸收能力
母公司吸收能力是指跨国公司母公司识别、获取、吸收、转化和利用知识创造价值的能力[32]。在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中,由于母国和东道国在知识存量[5, 33]、员工能力与激励机制、可用于培养员工创造与分析知识能力的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34],吸收能力强的母公司更容易转化和应用较多转移知识,促进逆向知识转移。同时,拥有较强吸收能力的母公司会更关注子公司的知识,更愿意整合、利用内外部知识从而促进逆向知识转移。此外,母公司吸收能力还可以有效降低知识转移难度,提高母公司转化和应用知识的效率,这对知识流转过程具有关键作用。综上,大部分研究证实,母公司吸收能力与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呈正向关系[5, 14]。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母公司吸收能力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2.3 知识特性
从转移视角看,知识特性主要包括知识相关性、复杂性和缄默性等方面。知识相关性是指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知识的相似或重叠程度[35],一般而言,母子公司间知识相关性越强,母公司对知识的吸收、整合、利用效果越好[11, 18]。这是因为,一方面,母子公司间知识相关性强时,子公司更倾向于提高其在跨国公司的战略地位,从而更愿意向母公司转移知识。另一方面,知识相关性使母公司更加关注、识别子公司的新知识,并加强对吸收知识的认同、整合和应用,从而带来更高的逆向知识转移绩效[11,18]。
知识复杂性是指与知识相互依赖的技术难度、经验技能、组织结构及资源数量的繁复程度。知识复杂性会增加子公司转移知识以及母公司对转移知识理解、吸收、内化的难度,需要母子双方投入较多资源与精力。一般而言,知识复杂性越高,知识转移过程越复杂,逆向知识转移难度越大[13]。这不仅要求母公司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和丰富的国际化经验[16],而且要求子公司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传授能力。随着知识转移成本和难度提高,子公司进行逆向知识转移的能动性会降低,母公司吸收、整合、利用转移知识的效率下降,从而不利于逆向知识转移绩效提升[13]。
缄默性是指知识内隐于个人、行动、程序和组织实践等方面的程度[36]。从缄默性知识本身特性看,其问题特定性、机制复杂性和价值突出性等价值[37]被认为是学习型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跨国公司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关键[10]。从缄默性知识传递机制看,其传递一般发生在长期、紧密且频繁联系的个人或组织之间[38],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网络和组织结构能为缄默性知识的传递提供条件。因此,尽管逆向知识转移难度较大,但是母子公司仍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缄默知识转移,使其价值被母公司所利用,最终获得较高的逆向知识转移绩效。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知识相关性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3b:知识复杂性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H3c:知识缄默性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1.2.4 转移环境特征
基于现有研究,本文从母子公司间的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和互动机制3个方面考察环境因素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母子公司间的文化距离越大,其在商业实践、组织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越大,受外来者劣势影响,子公司易遭遇水土不服从而削弱其向母公司转移知识的能力[39]。同时,母子公司间的文化距离越大,逆向知识转移成本和难度越高[15, 20]。因此,文化距离不利于逆向知识转移。母子公司间的地理距离越远,物质和文化差异越大,逆向知识转移越困难[39-40]。这是因为地理距离不仅会增加子公司传递知识的空间成本,也会增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陌生度成本[41],这都对逆向知识转移提出了巨大挑战。互动机制是指母子公司间的沟通、合作与协调机制。母子公司间建立一定的沟通、合作和协调机制,能够带来更多知识转移机会,并促进知识尤其是缄默知识的传递、吸收和理解[42]。因此,互动机制在逆向知识转移中具有较强的赋能作用。现有研究也发现母子公司之间的沟通渠道、合作机制、沟通机制、协调机制等均对逆向知识转移具有促进作用[7]。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母子公司间的文化距离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H4b:母子公司间的地理距离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H4c:母子公司间的互动机制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创新具有知识密集的特点,要求企业不断通过获取和创造新知识更新知识库。子公司能够接触、获取嵌入在东道国的知识资源,有效的逆向知识转移可以为母公司提供新颖、有价值的知识,这些知识与已有知识和技能相结合,可以创造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和尝试新商业模式[43]。同时,在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中,母公司在吸收、利用知识尤其是缄默性知识时面临的困难和高要求,也促使其具有更强的创新倾向,以改善知识应用条件,改良创新知识应用方法,提高知识应用与创新能力[43]。因此,逆向知识转移有助于母公司内部知识积累,先进知识的转移和学习有助于母公司创新活动开展和绩效提升。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逆向知识转移对母公司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元分析(Meta-analysis)是以综合已有发现为目的,对同类独立研究结果进行综合的统计分析方法[44]。元分析方法以Fisher的合并统计量为核心思想,对具有共同研究目的且相互独立的多个研究结果进行再统计、合并分析,以剖析具体研究间的差异并综合评价相关研究成果[44]。其优点在于,通过将同类研究结果进行定量综合,达到增加样本量、最大限度减少各种偏倚、改进统计检验功效的目的,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靠性。特别是当多个研究结果不一致时,可以获得更为综合、更具代表性的分析结论。
为了满足元分析方法的全面性、系统性要求,本文采用以下3种方法进行文献搜索:①分别以逆向知识转移、反向知识转移、逆向技术转移、逆向创新转移等为题名、关键词和摘要,在CNKI、维普期刊、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eb of Science、EBSCO、Science Direct和Wiley等中英文数据库中检索期刊论文和硕博士学位论文;②为避免关键词检索可能造成的遗漏,系统浏览《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等关键期刊进行补充检索;③查阅综述性文章和被引用频率较高文章的文献列表再次进行补充搜索。经过全面检索和去重处理,共获得相关文献154篇,其中英文文献110篇,中文文献44篇,最早的文献发表于1998年,文献检索时间为2021年4月30日。
本文按照如下标准进行文献筛选:首先,文献必须是能提供明确效应值的定量研究。根据此标准,剔除78篇综述类和定性研究文献。其次,研究对象必须是跨国公司,知识流动方向必须是从子公司到母公司。根据此标准,剔除11篇非跨国知识转移和正向知识转移文献。最后,对于相同作者采用相同数据且效应值一致的发表在不同期刊上的文献,本文保留来源期刊影响因子或被引更高的文献,在这一环节剔除3篇文献。最后共有62篇文献纳入元分析,其中18篇中文论文,除硕博士论文外,均来自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21—2022),44篇英文论文均来自SSCI-Q4以上或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期刊。
在构建上述文献库的基础上,本文从研究描述项和效应值统计量两方面对文献进行编码。其中,研究描述项包括作者、来源、发表年份、研究方法、样本特征(如样本量、所在行业、母国)等,效应值统计量包括变量描述和效应值——相关系数。借鉴已有研究,对效应值的编码采用以下处理方法:①效应值的产生以独立样本为单位,每个独立样本编码一次,如果某文献中包含多个独立样本,则对应地进行多次编码;②受研究方法或变量测度的影响,部分研究报告了自变量与因变量不同维度的效应值,或自变量不同维度与因变量间的效应值,为此本文采用从下位概念到上位概念逐层取平均的方法获得最终效应值[44]。最终,本文获得82个关于逆向知识转移前因后果的效应值。为保证编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采用双重编码方法。首先,由同一编码者在不同时间段进行两次编码,发现偏差并修正;其次,邀请一位有数据编码工作经验的管理学博士随机抽取20篇文献进行单独编码。结果显示,两次编码的一致性高达93%,随后通过回溯原文及讨论后达成一致。通过双重编码可以减少偏差,提高研究的可靠性。
首先,对于大多数变量,如子公司自主权[25]、母公司吸收能力[32]、文化距离[39]、地理距离[40]、知识复杂性、知识相关性、知识缄默性[35-36]、母国经济水平等,已有研究采用的定义和测度方法基本一致,因此本文直接沿用其定义和测度方法。其次,对于各文献不统一或存在多个维度的变量,如互动机制[7, 15]、逆向知识转移绩效[21, 23]、创新绩效[8, 24]等,为保证元分析文献数量,本文重新给出定义,并基于文献信息进行编码,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编码
Tab.1 Variable coding
潜变量显变量定义及编码来源子公司自主权子公司在关键战略问题上自主决策的程度Rabbiosi等[20]进入方式以并购或新建为虚拟变量进行测度,并购为1,新建为0。若元分析文献中进入模式的虚拟变量测度相反,则效应值取相反数Rabbiosi[15]; Frost等[4]年龄子公司在东道国成立的时间Ram Mudambi[19]母公司吸收能力企业评价外部知识的价值,通过消化、吸收和利用知识,实现特定商业目的的能力,包括以前的知识积累、学习能力、知识整合与应用能力杜丽虹和吴先明[8]知识特性相关性母子公司之间知识的重合互补程度Rabbiosi[15]复杂性跨国公司内部相互依赖或关联的知识、技术等资源数量Smitha[11]缄默性隐性、难编码、须通过“干中学”积累的知识Oh Kum Sik[18]转移环境特征文化距离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文化之间的差异Ram Mudambi[19]地理距离母子公司的地理邻近性Frost[4]互动机制对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产生影响的母子公司间的机制设计,包括母子公司之间的协调机制、沟通机制和社会化机制等。如果某一文献对上述多个方面分别有独立的效应值,则取相关效应值的平均值Rabbiosi[15];刘明霞和于飞[7]逆向知识转移绩效逆向知识转移过程的效率以及所转移知识给母公司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包括逆向知识转移的程度、成本、频率、速度和范围,以及所转移知识带来的收益和知识创新。本文不区分维度,而将相关指标统一编码为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如果某一文献对上述多个方面分别有独立的效应值,则取相关效应值的平均值Hannan[28];Ambos等[39]母公司创新绩效子公司知识转移给母公司所带来的创新绩效提升,包括母公司专利数量与员工数量比、新技术研发投入产出比、新产品开发数量、新产品销售收入等。本文不区分维度,而将相关指标统一编码为创新绩效Rabbiosi等[20];杜丽虹和吴先明[14]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发达/新兴经济体根据元分析文献中研究对象所在母国编码是新兴/发达经济体,并将相关效应值分为两个亚组。需要说明:在对母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编码时,对于以比例方式表示母公司所在地且绝大多数位于发达经济体的样本,将其编码为发达经济体刘明霞和于飞[7, 12]
本研究使用Stata16.0中的元分析功能进行数据分析[45]。为得到最终的合并效应值,对每组数据进行以下处理:首先,将从第i篇文献中提取的两个变量间相关系数记为ri,即初始效应值;其次,按照公式(1)对ri进行Fisher's Z转化得到Zi,并由公式(2)计算得到Zi的加权平均值
最后,根据公式(3)得到修正相关系数均值
即元分析所得的最终效应值[46]。其中,ni为第i篇文献的样本量,g为某效应值的独立样本个数。
(1)
(2)
(3)
虽然本文制定了较完善的检索和编码策略,但由于发表偏差的存在,可能导致某些相关研究未能纳入元分析中,例如,与阴性结果相比,阳性结果更容易发表,从而对元分析结果产生影响[47]。为判断逆向知识转移创新绩效前因后果分析的相关文献是否存在发表偏差,本研究首先通过漏斗图进行可视化分析[48],在此基础上采用Egger分析法进行量化分析[45]。
漏斗图法可通过观察漏斗图判断发表偏差情况。漏斗图是以转化后的Fisher's Z效应值为横坐标,以其标准误为纵坐标绘制的散点图。若散点主要集中在漏斗图顶部,沿线向下扩散并均匀分布在中间垂直线两侧,则代表基本不存在发表偏差,反之则存在发表偏差[48]。如图2所示,漏斗图呈现一定的对称性,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漏斗图顶部,且聚集在平均效应值附近。综上,本研究发表偏差较小,研究结果可靠。
图2 总体样本的分布情况
Fig.2 Funnel plot for population sample
Egger分析法又称线性回归法,通过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回归截距项与0是否有显著差异判断是否存在发表偏差。本研究关注多种变量关系,需对每个变量关系的相关研究分别进行偏差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除H1b(p=0.047<0.05)和H1c(p=0.042<0.05)略小于0.05、H3b因样本量不够无法检验外,其它假设发表偏差的显著性检验p值均大于0.05,说明截距项与0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基本不受发表偏差影响。
表2 发表偏差、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2 Publication bias and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潜变量假设显变量KN发表偏差Coef.pQ异质性PdfI-squared子公司H1a自主权51 2330.2020.99753.840.000492.600H1b并购86 305-0.0860.04732.650.000778.600H1c年龄188 5900.1220.0421170.0001785.500母公司H2吸收能力106 1050.0970.061149.240.000994.000知识特性H3a相关性41 146-0.0410.59512.220.007375.500H3b复杂性2233-3.790-16.980.000194.100H3c缄默性31 0410.7640.936266.410.000299.200转移环境H4a文化距离106 714-0.0110.28435.170.000974.400H4b地理距离48390.0230.8875.530.137345.700H4c互动机制91 8030.2010.426125.270.000893.600-H5逆向知识转移91 656-0.0980.15867.920.000888.200
注:K表示研究样本数量,N表示原始研究中的总样本量,Coef.表示Egger法在回归检验中的截距; p是发表偏差的显著性检验值,若 p<0.05,则拒绝截距项为0的假设,表明存在发表偏差;Q表示异质性值;I-squared表示效应值的真实差异造成观察差异的百分比;P是异质性检验的显著性,若 P<0. 05,则拒绝同质性假设,表明各研究间存在一定异质性;-表示缺失值
由于每项研究都存在差异,因此异质性检验是元分析不可或缺的一环。本研究采用Q 检验方法和I-squared统计量进行检验,并利用自由度校正原文献数据对Q值的影响,获得稳健可靠的异质性结果,以判断所选文献是否存在异质性[49],并据此在后续分析中选用相应的统计分析模型。表2结果显示,除地理距离(H4b)外,其它变量的Q值远大于效应值,且p<0.10,各变量之间关系的I-squared值均高于60%。例如,吸收能力的Q值为149.24(p=0.000),远大于效应值10,I-squared的值为94.000,说明观察差异的94.000%由效应值间的真实差异造成,观察差异的6.000%由随机误差引起。以上结果表明本研究的异质性检验结果非常显著,即各研究样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此,本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逆向知识转移前因后果的主效应展开整体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设置相关调节变量排除异质性来源的影响。
表3为各假设的元分析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子公司自主权(r=0.201,p=0.000)、年龄(r=0.051,p=0.000)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均存在正向影响,H1a、H1c得到验证。并购(r=-0.022,p=0.085)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没有显著影响,H1b未得到验证,即进入模式对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没有得到支持。说明不同进入模式对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在大样本中不存在显著差异,原因可能在于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在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中各有优劣,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具体情境。因此,在实践中具体采取何种方式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讨论。母公司吸收能力(r=0.198,p=0.000)与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母公司吸收能力越强,逆向知识转移绩效越高,H2得到验证。知识相关性(r=0.134,p=0.000)、复杂性(r=0.194,p=003)和缄默性(r=0.199,p=0.000)均与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呈正相关关系,H3a、H3c得到验证,H3b未得到验证。知识复杂性的影响与假设相反,原因可能在于,与缄默性知识一样,越复杂的知识价值越大,尽管复杂知识转移过程可能面临较大困难和较高成本,但是跨国公司对复杂知识的重视程度更高,且被母公司吸收、应用后的效果更好,尤其对于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更是如此[18]。文化距离(r=-0.042,p=0.001)与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地理距离(r=0.001,p=0.970)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互动机制(r=0.382,p=0.000)与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综上,H4a、H4c通过验证,H4b未得到验证。地理距离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的负向作用没有得到支持,主要原因可能是信息通讯技术发展为逆向知识转移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手段和工具,可以有效克服地理距离的制约,使其不再成为主要限制因素。此外,逆向知识转移对母公司创新绩效具有积极作用(r=0.230,p=0.000),H5得到验证。
表3 逆向知识转移前因后果的元分析结果
Tab.3 Meta-analysis results of the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潜变量假设显变量KNr95%CIlowerupper双尾检验PZ-value子公司H1a自主权51 2330.2010.1470.2540.0007.119H1b并购86 305-0.022-0.0460.0030.085-1.723H1c年龄188 5900.0510.0300.0720.0004.716母公司H2吸收能力106 1050.1980.1740.2220.00015.650知识特性H3a相关性41 1460.1340.0770.1910.0004.552H3b复杂性22330.1940.0660.3150.0032.958H3c缄默性31 0410.1990.1400.2570.0006.495转移环境H4a文化距离106 714-0.042-0.066-0.0180.001-3.433H4b地理距离48390.001-0.0670.0690.9700.038H4c互动机制91 8030.3820.3410.4210.00016.938-H5逆向知识转移91 6560.2300.1840.2760.0009.471
注:r是经转换得到的合并效应值;95%CI是置信区间的下限值与上限值;Z-value是测试为空时的Z值(2-tail); P是合并效应值的显著性检验值,若P<0.05,则显著,且P值越小显著性越高
由前文分析可知,本研究涉及的部分关系存在异质性,说明逆向知识转移前因后果研究中的很多变异现象不是来源于统计误差,而是由于这些效应量来源于不同 r 值的特征群,因而有必要针对相应特征进行分组讨论。尽管行业情景、数据来源和测量方式的差异可能带来一定异质性,但既有研究对这些因素的差异性进行了较好的控制和讨论,更值得关注的一个变量是跨国公司母国经济发展水平[7, 12]。早期研究主要围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展开,近年来新兴国家跨国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成为一个新研究热点,尽管大部分研究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由于样本收集的限制,已有研究大多针对其中一种类型的逆向知识转移过程和机制进行检验。基于此,本文将母国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对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
调节效应的确定采用亚组比较分析方法,根据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将样本分为两个亚组,即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通过比较合并效应值的95% CI 值是否重叠判断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如果 95% CI 值不重叠,说明亚组间的效应值差异大,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存在,否则不存在[44]。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未明确指出母公司所在地的文献予以剔除,根据此标准,剔除3个效应值。
亚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子公司的进入模式——并购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r=-0.037,p=0.005)和新兴经济体(r=0.165,p=0.000)两种情境下存在显著差异。新兴经济体母公司通过并购进入东道国有利于其逆向知识转移,而对发达经济体的效果则刚好相反。相较于发达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技术能力、知识基础、国际化经验较差,通过并购更容易获得被并购公司及其所在地的专利、技术、人才等优质知识资产;由于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本身具有较强的技术和市场能力,并购已有企业无助于其知识资源的扩展,采用新建方式更容易将东道国知识转移到母公司并被高效利用。知识缄默性对发达和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r=-0.123,p=0.001),知识缄默性越强,逆向知识转移绩效越差;对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r=0.720,p=0.000),知识缄默性有助于逆向知识转移绩效提升。子公司自主权、母公司吸收能力、知识相关性和母子公司间的互动机制对发达和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其中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绩效的作用更大。原因可能是,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技术能力较弱,更注重来源于自主权较强的子公司所在东道国隐性、高相关性知识的获取,且更关注母子公司间的互动机制和母公司吸收能力的培育。子公司年龄对逆向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新兴经济体中则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整体而言,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年龄较轻、国际化经验不足,因而对逆向知识转移不存在显著影响。文化距离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但对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逆向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经验有限,不能很好地处理文化距离带来的冲突和挑战。因此,相较于发达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文化距离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逆向知识转移的阻碍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地理距离作用的调节效应也不显著,这进一步深化了主效应H4b的结果,说明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而言,地理距离都不再是逆向知识转移的主要制约因素。逆向知识转移对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新兴经济体,这表明拥有先进技术和丰富国际化经验的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更善于将来自子公司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提高其创新绩效。
表4 调节变量的分析结果
Tab.4 Analysis results of moderating variables
潜变量假设调节变量KNr95%置信区间lowerupper双尾检验Z-valueP自主权H1a发达41 1010.1460.0880.2044.8610.000新兴11320.5930.4700.6947.7490.000并购H1b发达45 593-0.037-0.064-0.011-2.7960.005新兴34830.1650.0770.2513.6330.000年龄H1c发达97 0830.0750.0510.0986.2760.000新兴76850.045-0.0310.1201.1570.247吸收能力H2发达44 9970.1630.1360.19011.6170.000新兴61 1080.3510.2980.40212.1040.000相关性H3a发达27120.061-0.0130.1341.6200.105新兴24340.2520.1610.3385.3290.000复杂性H3b发达0------新兴22330.1940.0660.3152.9580.003缄默性H3c发达2712-0.123-0.195-0.050-3.2830.001新兴13290.7200.6640.76816.3880.000文化距离H4a发达65 936-0.021-0.0460.005-1.5850.113新兴4778-0.205-0.272-0.136-5.7490.000地理距离H4b发达34 787-0.001-0.0290.027-0.0610.951新兴15360.010-0.0750.0950.2310.817互动机制H4c发达61 5010.3250.2780.36912.9720.000新兴33020.6240.5490.68912.5170.000逆向知识转移H5发达44960.3590.2790.4348.2680.000新兴51 1600.1730.1170.2295.9210.000
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从子公司、母公司、知识特性和转移环境4个角度对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讨论,综合分析逆向知识转移对母公司创新绩效的作用,并进一步探索母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权变效应,得到如下结论:
总体上,逆向知识转移对母公司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逆向知识转移的前因变量包括子公司、母公司、知识特性和转移环境4个方面,依据其作用效果差异可以分为3类:第一,子公司自主权、年龄,母公司吸收能力,知识相关性、复杂性、缄默性以及母子公司间的互动机制与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均呈正相关关系,是逆向知识转移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互动机制的影响最为显著。第二,与既有研究结论一致,母子公司间的文化距离具有消极作用,双方文化距离越大,越不利于逆向知识转移。第三,进入方式、地理距离与逆向知识转移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事实上,进入方式的作用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显著削弱了地理距离对跨国公司的影响,后续研究可以针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过程存在显著差异,具体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子公司自主权、母公司吸收能力、知识相关性和母子公司间的互动机制有助于逆向知识转移,但相较而言,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积极作用更大,而逆向知识转移对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一些因素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中呈现相反效果。例如,通过并购方式建立的子公司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的逆向知识转移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可以很好地解释总样本中进入方式对逆向知识转移影响不显著的原因。第三,知识缄默性的正向作用、文化距离的负向作用主要发生在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中。这些研究结论可为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决策参考。
上述研究结论对跨国公司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具有启示意义。首先,逆向知识转移的有效性及其对创新的作用效果受到母子双方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因而对于逆向知识转移的管理必须具备系统思维,协调管理好不同环节和因素。要特别重视母子公司间有效互动机制的建立,如是否形成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在知识开发和利用阶段是否能实现有效协调和合作,以取得最佳转移效果。其次,对于母公司位于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而言,必须针对自身逆向知识转移特点采取针对性措施。在转移过程中,要进一步重视并购方式和缄默知识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化解和管控文化距离造成的障碍。转移后的整合利用是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相对薄弱的一环,因而转移后的知识需要辅之以相应的转化、应用和创新机制,以实现资源与知识的有效整合。最后,在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未来的逆向知识转移必然面临更大限制和挑战,特别是在基础部件和高端制造等“卡脖子”领域。因此,下一阶段的国际化战略必须更加突出提升创新能力这一核心目标,优化全球研发布局、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更有效地实现核心科技突破。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对逆向知识转移实证文献进行整合,从以下3个方面推进了现有研究:第一,本文综合考虑了逆向知识转移前因后果的作用机制和效果,构建了一个整体性研究框架,有助于深化对逆向知识转移的系统理解。第二,采用元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克服样本差异和随机因素干扰,所得结论具有更好的解释力和普适性,弥合了逆向知识转移前因和结果效应的分歧。第三,尽管很多文献认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逆向知识转移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但受制于样本量,无法对这种差异进行剖析和比较。本文在综合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母国经济发展水平这一调节变量,揭示了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对逆向知识转移的关键作用,深化了对不同类型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行为的理解。
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本文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尽管逆向知识转移相关研究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但考虑变量内涵一致性和相关性后获得的样本量仍然偏少。本文源文献为中英文期刊论文和中文学位论文,未来可将英文学位论文和其它语言的期刊论文纳入分析,以进一步扩充样本容量。其次,受限于样本数量的制约,本文仅关注了跨国公司母国经济发展水平这一调节变量的影响,解释了部分变量关系存在异质性的原因,结论的普适性受到一定影响。未来可考虑更多调节因素,从而对其它变量关系的异质性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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