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study firstly summari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deep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s of mutualism: (1)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from both sides; (2) boundary integration to form an innovation platform; (3) 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and benefit sharing; (4) sharing of common beliefs and value creation together. Secondly, the method of exploratory case study i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cooperation/collaboration process between Shenyang Blower and DUT combined with relevant features of their deep integration.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search—select—mutation” of adaptive behavior is concluded by a large amount of secondary data and first-hand interview data, and the interactions and rule changes made by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to promote deep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are analyzed so as to clarify the specific process mechanism of deep integration.
The study confirms that firstly deep integration cannot be achieved overnight. Both sides need to adapt to each other, and establish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perfect the symbiotic pattern until mutualism (continuous symbiosis and integrated symbiosis) is formed to achieve deep integration. Secondly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need to go through a three-stage of (search, selection and variation) adaptive process to achieve deep integration, which inevitably needs to change their own rules, and actively absorb the rules of the other side, namely iteration of rules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deep integration. Thirdly these rules include not only the explicit process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but also the implicit cognitive pattern and values. In short, the core of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lies in rules and adaptation. If either side only provides innovative resources without changing rules to adapt to each other,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deep integration in real sense.
This paper takes the cooperative/collaborative process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findings enrich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deep integration by combining the thought of mutualism and concepts of adaptive behavior and deep integration. Being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literatures,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adaptive behavior into relevant theoretical studies of deep integration, explains the internal logic of deep integration with the idea of symbiosis, and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ve behavior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a single case study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 Case studies support the conclusions of the paper, enrich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on deep integration, and connect changes of rule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The research results also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1]。当前产学研深度融合已成为创新链整合的必然要求,同时,高校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供给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企业和高校已成为创新发展的“双引擎”。二者作为重要的技术创新主体和知识创新主体,必然需要打破彼此间壁垒,形成全链整合的新型共生关系,保证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和充分流动,助力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然而当前多数校企间仍处于共存而非共生状态,存在诸如研发投入偏低、主体参与程度有限、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和短板[2-3],亟需实现深度融合。作为全新的校企合作范式,校企深度融合日益受到重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深度融合的内涵特征[4]、现实问题及实现路径[3][5]、内在运行机制[6]、演化路径[7]及相关影响因素[8],校企产学研实践尚存在诸多问题,且多数研究是从宏观层面进行现实及理论挖掘,从主体行为角度探讨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及过程机理的研究较欠缺。
深度融合需要异质性主体间互为主体、优势互补、分工明确[2]、打破壁垒,加速人员赋能与流动,创建并优化平台,形成良性互动机制[3],其特征与生态学中的互利共生思想相契合。在生态学中,互利共生(mutualism)是指双方互为主体、互利互惠,成为休戚与共的联合体。其区别于原始合作(protocooperation),表现为二者相互高度依赖,一旦分开会影响彼此生存发展,甚至被生态系统所淘汰。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校企双方必然需要互为主体,打破壁垒,彼此适应,这也意味着深度融合是校企间通过彼此适应,形成的一种更为紧密的互利共生关系。这种彼此适应对方的行为也可采用霍兰在复杂适应系统中提出的适应性行为来表示。霍兰[9]认为,系统演化动力来自内部各主体间的交互作用,通过交互作用,双方组织规则不断迭代以相互适应,从而涌现出更多功能。校企作为异质性创新主体,除创新要素外,二者的组织规则也存在一定差异,要实现更为紧密的联系,就必然需要双方主动筛选并改变自身组织规则以适应对方,从而实现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
深度融合体现了校企跨越组织边界、结成利益共同体以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而互利共生则突出主体间互利互惠、相互依存的状态。当校企实现深度融合时双方必然表现为互利共生状态,而双方共生模式的转变也表示彼此关系日益紧密,有助于创新资源共享及共生能量涌现,从而实现双方创新资源的深度融合。总之,共生为解释深度融合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当前校企已进入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探究深度融合的内在过程机理有助于明确创新要素如何在交互作用的适应性行为过程中实现深度融合,具有一定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本研究试图从共生视角出发,结合复杂适应系统中的适应性行为概念,通过剖析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后简称“沈鼓”)与大连理工大学(后简称“大工”)合作/协同历程的典型案例,探究校企创新主体彼此适应、深度融合的适应性行为,以明晰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以及过程机理。
广义的共生是自然界最为普遍的现象,包括生物体间任何形式的相互作用;狭义的共生主要是指互利共生(mutualism)[10],是区别于原始合作的种群间相互作用状态。学界关于共生的研究始于生态学,如袁纯清[11]基于共生三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对共生进行描述,将其本质视为协同与合作,并按组织模式划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按行为模式划分为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式互惠共生以及对称式互惠共生。同时,对称式互惠共生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共生发展的必然趋势。学者们基于此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分析,如创新主体间具备共生的可能性是因为双方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存在共生关系(司尚奇等,2009);共生模式的合理选择是种群协同共生的条件,且共生模式可以逐步转化,互惠共生模式是维持系统稳定的前提[12]。随着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兴起,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本质是共生演化(陈劲等,2014),同时,创新生态系统以平台化整合各方资源,开展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是一种一体化共生状态。
当前校企间高度依赖,亟需通过结成创新联盟或其它创新共同体,形成强大的技术攻关能力。这种校企间互利互惠、彼此依赖、深度融合的状态与互利共生思想相契合。首先,共生环境是互利共生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当前的外部环境为校企间共生关系形成及完善提供了有利基础;其次,共生单元间形成共生体是因为彼此间具有较强的资源依附性,正如企业创新发展需要高校作为有力后盾,而高校的科学研究也需要企业为其提供研究方向指引,双方优势互补,互为主体。校企主体间通过不同共生模式形成的创新平台则可被视为共生体,涌现出单个共生主体所不具备的形态和功能,因此从互利共生视角可更好地解读校企深度融合。
校企间互利共生状态形成需要双方建立共生关系并不断予以完善,该过程需要依靠彼此的适应性行为来实现。由于当前校企已无法独自获取生存发展所需全部资源,需要与其它伙伴彼此依附。因此,双方首先要依靠自身的旧有规则搜寻外部信息并寻找符合条件的共生伙伴形成稳定的共生关系。由于校企在创新要素及组织规则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若要形成稳定的共生关系,双方既要选择有利于共同发展的组织规则,又要适当改变自身组织规则以适应对方。当共生关系形成后,在多次互动交流中,双方整合各类资源,形成共生体,不断变异,拓展其新生态位并生成更多共生能量,以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在该过程中,校企自身组织规则也在不断改变。校企创新主体通过搜寻、选择、变异阶段的适应性行为过程,形成并完善共生关系,不断拓展边界,互利共生,从而实现资源深度融合。
校企深度融合可解读为双方处于互利共生状态,因此可结合互利共生特征思考和归纳深度融合特质。互利共生必然是对称互惠的,并且双方交流顺畅,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13]。其中,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简称“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简称“一体化共生”)的共生单元高度依赖共生关系,实行优势互补,双方之间存在双边或多边交流机制,形成独立且具有功能性的共生体,共生关系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司尚奇等,2009),属于较为理想的共生状态,尤其是一体化共生体现了创新生态系统下主体间的共生演化特质[14]。因此,在组织层面可将互利共生思想综合理解为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两种共生模式,并且共生模式可以通过双方的适应性行为不断转化。结合现有文献对深度融合的分析,从共生视角出发,本研究认为校企深度融合形成的互利共生状态区别于原始合作状态,双方优势互补,形成创新平台,良性互动、利益共享,更趋向在战略层面达成一致,拥有共同信仰,进行价值共创。因此,将深度融合特征综合概括为:①双方互为主体,优势互补;②边界融合,形成创新平台;③良性互动机制,利益共享;④拥有共同信仰、价值共创等主要内容。
因此,本研究从互利共生视角切入,通过分析校企间共生关系形成、完善直至实现互利共生的适应性行为过程,诠释校企深度融合的内在过程机理。具体思路如图1所示。
本研究使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分析共生视角下校企创新主体的适应性行为过程。原因在于,探索性单案例研究能够针对事件本身进行更为丰富、灵活的探究,在探索和归纳理论模型的过程中更直接。校企创新主体的深度融合体现在具体的适应性行为过程中,同时,组织规则不断迭代,需要从实际过程中提取与分析。案例研究能够穿透表象,洞察本质,从实践中提炼理论[15]。因此,本研究试图从校企合作/协同发展历程入手,对校企深度融合的适应性行为进行探索性单案例分析。
探索性案例分析中的样本选择应符合典型性与适配性[16]。第一,典型性。首先,沈鼓是国内生产鼓风机、离心压缩机等重大装备的战略支柱型领军企业,是制造业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典型代表,而大连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大工”)是教育部直属院校、“双一流”院校,科研实力雄厚。双方合作时间较长,优势互补,成果斐然。其次,双方合作/协同历程涵盖项目委托、联合技术攻关、共建研发实体、共建校企联盟等不同合作/协同模式(洪勇等,2018),其后期协同模式改变能够体现双方规则变化和资源的进一步融合。此外,沈鼓—大工研究院的驻校建院模式是全国首创,具有一定典型性。第二,适配性。通过调研发现,沈鼓与大工的交互发展历程体现双方从原始合作走向互利共生的过程,与本研究非常契合。基于以上原因,选取沈鼓与大工的合作/协同历程探究深度融合的内在过程机理。
图1 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
Fig.1 Internal logic of deep integration
图2 沈鼓-大工合作/协同历程
Fig.2 Cooperation /collaboration process of Shenyang Blower and DUT
本研究使用二手资料作为主要研究素材,并辅之以一手访谈资料验证。二手资料主要包括:①与沈鼓大工合作/协同相关的新闻评论、已发表文章等;②沈鼓、辽宁重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官方网站及“今日沈鼓”“沈鼓查博士”等微信公众号上的公开信息;③沈鼓-大工研究院、辽宁重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内部相关文件、档案材料,如会议纪要、研究院工作计划等。参考Yin[17]的二手资料加工方法,对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文字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并采用开放式及半结构式访谈获取一手资料以进行验证。通过多数据来源的资料收集方法,增强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并提供更客观、合理的解释。资料来源及编码见表1。
在材料加工中,首先对沈鼓-大工合作/协同的历史沿革进行划分,选取双方共建研发实体和共建校企联盟阶段的相关资料及访谈内容作为分析对象,经过文字处理后,整理归纳相关内容并进行概念化提取,获得一级编码,再通过整合一级编码获得二级编码,从而建立编码关系,解析并归纳在搜寻—选择—变异阶段校企双方适应性行为的具体内容,分析校企为促进资源深度融合实施了哪些相互作用并作出哪些规则改变。总而言之,本研究将从共生视角分析不同阶段发展模式及特征,尝试分析创新资源融合与组织规则变化,以更好地归纳深度融合内在过程机理。
表1 案例相关资料来源及编码
Tab.1 Related data sources and case coding
数据资料资料来源及访谈对象数量周期/平均访谈时长编码主要内容二手资料新闻评论、已发表学术文章等156份1999-2022年S1有关沈鼓大工合作/协同的相关背景、发展历程、发展近况等官方网站、公众号等83份2013-2022年S2沈鼓-大工研究院内部文件、会议纪要、工作计划等12份2000-2022年S3研究院相关管理与运营制度、人员待遇等管理细则沈鼓大工研究院及辽宁重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发展规划等一手资料(来自辽宁重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管理人员2人65minF1项目参与人员3人42minF2如何与对方建立联系以及双方参与协同的具体过程等为更好地协同双方采取哪些行为?产生哪些改变?进一步介绍相关关键事件剖析当前运行状态,探讨当前协同形式对组织自身、对方以及周围其它企业或高校带来的影响等相关问题
结合二手数据及相关访谈内容,从共生视角切入,分析沈鼓与大工从原始合作走向互利共生的过程。其中,原始合作阶段是指校企双方为获取自身利益而发生的单次或间隔性相互作用,彼此间不存在相互依赖关系,联系具有随机性和不稳定性。由于校企开展项目委托或进行联合技术攻关时关系较松散,且关系不稳定,因此将上述阶段视为原始合作阶段。而校企间的互利共生阶段是指双方互利互惠,交流顺畅,存在明显的边界渗透并形成利益共同体,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16]。如校企共建研发实体及形成校企联盟时,双方在共同目标下结成利益共同体,彼此改变自身规则以适应对方,且拥有适用于双方的规则制度,可视为双方处于互利共生阶段。
沈鼓与大工的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为企业与教师个体的点对点合作。20世纪90年代,面临重大装备国产化需求和国企改制压力,沈鼓为提升产品技术等级,在政府牵头下寻求合作伙伴。沈鼓选择大工,主要在于大工具有技术优势。双方起初以项目委托方式进行合作,合作模式较单一,高校通过提供技术援助获取报酬。2002年,为提升科研攻关水平,沈鼓在大工成立技术分中心,并以定期下发研发任务方式整合双方技术资源。大工也借此成功申请并获批“流体机械与工程”博士点,不断完善自身学科发展。此时,大工依旧是以单一学科与沈鼓对接,双方仅在技术层面进行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交换,既存在具体任务、合作周期、资金等因素的制约,又在技术对接、日常管理、沟通交流中存在一定障碍,合作具有随机性和不稳定性。由于当时的受益方主要为企业,并未真正实现优势互补及利益共享,因此可认为双方仍处于原始合作阶段。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校企双方如何从原始合作走向互利共生,故对该阶段不作过多分析。
3.2.1 2006-2014年:共建研发实体——连续共生
21世纪初,国内过度依赖设备进口,沈鼓亟需提升产品质量并实现自主创新。同时,国家提出加快振兴制造业并鼓励企业及高校参与协同创新,高校也能在参与协同的过程中助力自身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并获取更多外部资源。2006年,沈鼓-大工研究院成立,双方步入共建研发实体阶段。校企适应性行为的搜寻—选择—变异过程如表2所示。
在此期间,沈鼓与大工首先通过共生环境审视、自身信息考量,敏锐感知到用户需求、国家政策支持以及自身技术短板,并通过共生伙伴筛选、共生关系形成,与大工以共建技术研究院形式持续合作与发展。校企双方通过资源与规则选择确定管理模式和专业人员,并在科研、管理、实验等方面细化机制与制度,以课题组形式形成较稳定的合作关系,组织边界不断融合,共同破解前沿难题,推动科技研发,并助力高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随着双方信任程度不断加深及管理制度不断健全,校企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逐步实现组织规则迭代与资源深度融合。在此阶段,双方边界融合、互利互惠,形成稳定、持续的共生关系。同时,校企间财力、物力、信息以及管理资源彼此融合,为双方带来更多利益,并形成一系列有助于创新平台良性发展的组织机制和组织制度,发生组织规则迭代。双方均能从自身需求出发,并做到优势互补,不断提升彼此的互惠程度,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因此属于互利共生阶段。其适应性行为过程如图3所示。
表2 案例典型证据援引及来源
Tab.2 Evidences cited and sources of the case
过程典型证据援引及来源一级二级搜寻过程 过度依赖进口设备已经成为中国化工业发展的绊脚石(S1)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中16个需要突破的领域中有两个与沈鼓息息相关(S1)国家鼓励企业及高校参与协同创新(S1)沈鼓已成为行业并跑者,但技术上还需不断突破,尤其需要解决机理性问题以真正实现自主创新(F1)用户依赖进口设备相关国家政策支持相关协同政策支持企业亟需高校技术协助共生环境审视自身信息考量选择过程 基于对大工的信任及其学科优势,沈鼓依旧选择大工作为合作伙伴(F1)沈鼓、大工在双方深厚的合作基础上成立沈鼓—大工研究院,共同开展研发活动(S1、F1、F2)为方便高校技术攻关,采取驻校建院模式,将研究院设立在大工附近,并采用企业研发和管理模式,双方联合投入专项研发经费与专门人员支持研究院运转,组建稳定的课题组,设专门的科研团队、实验团队与管理团队(S1、F1)校企双方实施项目共同管理,并采用灵活的人事、科研管理制度,双方互认工作量,大工老师不仅享有学校的工资,而且与企业人员一样享受沈鼓的绩效津贴(S1、F1、F2)双方资源互享,沈鼓的实验室及科技资料、社会资源等面向大工开放,同时,大工的重点实验室、图书资源等也对沈鼓无保留开放(S1、S3、F1)大工围绕沈鼓的重大产品研发需求,选派流体机械、机械制造、工程力学、材料科学等不同学科专家进驻沈鼓进行考察调研和技术研发(S1)选择合作伙伴(基于组织认知与资源基础)协同模式选择(联合成立技术研究院)研发与管理模式选择;研发经费来源确定;团队人员分类管理项目管理方式确定;人事、管理制度选择;提供良性的激励机制信息资源共享按需选派人员、进行调研考察、开展技术研发共生伙伴筛选形成共生关系(共建研发实体,搭建创新平台)双方资源与规则选择:财物力资源(双方提供)、人力资源(双方提供)、信息资源(双方提供)、管理资源(企业提供管理制度)变异过程双方加深彼此信任,并且在技术研发中实行线面并行思路,在管理制度上通过拟态考核制度鼓励技术人员不断创新。校企双方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研发类成果报奖,大工是第一参与人;装备类成果报奖,沈鼓是第一参与人。双方都有成果支撑,良性互动,利益共享(S1、F1、F2)双方联合申报的“核主泵制造的关键科学问题”获得国家973项目3 500万的项目经费支持(F1)通过与沈鼓共建研究院,推动大工自身科研进步,同时,有助于交叉学科发展和应用型人才培养(F1、S1、S2)双方信任加深更新研发思路健全管理制度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破解前沿难题获得经费支持推动科研进步助力人才培养推动学科发展组织规则迭代(双方互为主体,优势互补,形成新的组织机制与组织制度,迭代自身组织认知、经验习惯等)资源深度融合存在的问题双方协同往往需要任务牵引,需要进行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同时,高校内部考核评价机制等“指挥棒”使得教师不愿意从事机理研究等基础性科研(F1)需要任务牵引需要有组织的科研评价导向仍需改变
图3 共生视角下共建研发实体阶段沈鼓大工适应性行为过程模型
Fig.3 Adaptive behavioral process model of Shenyang Blower and DUT at the stage of constructing the R&D entity from the symbiotic perspective
3.2.2 2014年至今: 共建校企联盟——连续共生向一体化共生转变
随着沈鼓从技术的“并跑者”逐渐转向“领跑者”,国内用户市场机遇与挑战并存。同时,国家大力支持协同创新,高校参与协同已经成为新的使命与任务。2012年,大工与沈鼓联合组建辽宁重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并吸引更多企业与高校加入。此时,校企适应性行为的搜寻—选择—变异过程如表3所示。
表3 案例典型证据援引及来源
Tab.3 Evidences cited and sources of the case
过程典型证据援引及来源一级二级搜寻过程 “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要求高校围绕国家亟需的战略性问题进行协同攻关,与企业组建协同创新体(S1)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会获得国家充足的经费支持(F1)“双一流”、学科评估等都将高校参与协同创新程度视为重要指标(S1)国内机遇与挑战并存,且国家科研攻关任务艰巨(F1)沈鼓—大工研究院具备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同时,形成良好的体制机制并获得一定科研成果,符合申请协同创新中心的要求(F1)国家政策导向充足的资金支持审核评估压力协同创新需求符合申请条件共生环境审视自身信息考量选择过程2014年,大工以沈鼓—大工研究院为载体,申请并获批第二批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评审中排名全国第二(F1)大工、沈鼓、东北大学、北方重工、大连华锐重工等多家主体形成校企联盟,进一步拓展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签订多个战略合作协议,助力国家重点装备国产化建设(F1、S1)大工与北重、瓦轴等企业协同虽未组建研究院,但依旧参考了大工与沈鼓的协同模式(F1、S2、S3)共生模式完善(申请成立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成员伙伴增多协同模式迁移完善共生关系(形成校企联盟,拓展创新平台)变异过程日常交流中,双方彼此依赖,大工常规化帮助企业进行项目申报等,从专家视角引导企业未来技术发展布局(F1、S1)在技术层面,高端压缩机团队获得多项国家级及省级奖励(F1、S1)在管理制度上,协同创新中心更加突出问题导向下的目标考核制度(F1、S3);大工自身也在协同创新过程中逐渐下放管理权,“破五唯”等驱使高校教师更加注重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F1、F2)在组织机构上,双方新成立数字孪生实验室,针对压缩机进行健康监测(F1、S3)在未来发展规划中,大工计划成立对标国家实验室的黄海实验室,沈鼓大工协同的能源动力仍为四大方向之一(F1、S3);双方继续开展深层次战略合作,从满足国家重大技术需求角度出发,助力国家科技发展,创造更大社会价值(F1)协同创新中心提供良好的行业交流平台,吸纳越来越多的高校及相关制造业企业共同开展研发活动,不仅提升自身技术水平,而且通过信息、资源共享产生更多收益(S2、F1)彼此依赖增强产学联动布局技术成果突破管理制度革新科研生态改善全新目标任务深层战略合作共创社会价值良性交流平台更多资源流入边界不断拓展组织规则迭代资源深度融合(财物力、人力、信息、管理、战略资源、关系资源等)
在此阶段,沈鼓与大工感受到国家政策导向、资金支持、各类审核评估压力及协同创新需求,通过共生环境审视、自身信息考量,双方不断完善共生关系,共同成立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拓展创新平台,通过不断拓展边界,开展全方位协同。在不断完善的创新平台上,双方产学联动布局,不仅产出更多研究成果,同时通过组织规则迭代,驱使高校科研生态不断改善。当前,沈鼓与大工更是基于新目标任务开展深层次战略合作,在实现资源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创造了更多社会价值。此外,多方资源流入也有助于创新生态系统良性运转。在共建校企联盟阶段,双方资源融合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在财力与物资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及管理资源、关系资源和战略资源等方面都进行深度融合,是一种从连续共生向一体化共生转变的过程。同时,双方优势互补明显,利益高度耦合,制度不断完善,管理更加成熟,在战略层面共识性更高,并在价值层面达到统一,拥有共同信仰,实现价值共创,不断提升互利共生程度。其适应性行为过程如图4所示。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共生视角下校企深度融合的适应性行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双方形成与不断完善共生关系,涵盖搜寻、选择及变异过程的适应性行为,最终实现资源与规则的深度融合。
4.1.1 搜寻过程
搜寻是校企深度融合的前提条件,是校企通过外部共生环境审视、自身信息考量获取相关信息的过程。现有研究认为,搜寻有助于突破原有思维定式,获得相关知识经验,提升创新活动管理有效性并维持竞争优势[18]。同样,共生视角下的搜寻有助于校企共生单元更好地接收外部信息,进而通过审视自身信息制定方案、寻求共生伙伴、建立共生关系,共同突破创新瓶颈,促进创新要素深度融合。
(1)共生环境审视:种群生态学将外部环境视为组织成功或失败的影响因素,对于创新主体而言,共生环境审视也是自身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创新主体需要通过审视外部环境,明确自身所处状态并分析潜在共生伙伴。当前,企业和高校时刻感受到外部市场、技术环境及政策环境的相关压力。对于企业而言,其需要解构不同情境下的市场竞争状况及用户需求,从而明确自身面临的技术问题并寻找到可能存在的共生伙伴。对于高校而言,一方面,高校需要识别相关政策信息以规划自身战略发展,明确学科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高校也需通过企业间接了解市场需求,从而更加科学地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责。
(2)自身信息考量:生物体在关注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时,也会考量自身食物与生存空间充裕与否,正如企业基于外部环境获得的信息审视自身资源状况,分析技术问题,考虑是否需要调整未来创新战略以及寻求共生伙伴。而大学需要结合外部环境对自身资源基础、学科发展战略等进行认知与定位,从而明确未来行动方向。
图4 共生视角下共建校企联盟阶段沈鼓大工适应性行为过程模型
Fig.4 Adaptive behavioral process model of Shenyang Blower and DUT at the stage of jointly constructing university-industry union from the symbiotic perspective
4.1.2 选择过程
选择是校企深度融合的必要条件,也是双方形成共生关系的开始。稳定的组织模式有助于更好地整合创新链,汇聚不同主体优势资源与创新能力。同时,组织模式不仅需要适用于校企双方,还需与外部技术环境匹配,才能产生更多边际效益[19]。因此,共生视角下校企深度融合的过程不仅需要选择合适的共生伙伴,而且应结合外部环境和双方情况选择合适的共生模式以及适合双方的组织资源与规则。
(1)共生伙伴筛选:并非所有的共生单元间都能建立关系,筛选合适的共生伙伴能够为自身带来更多资源并拓展生存空间。生态学中共生伙伴筛选是一个双向过程,选择主体同样面临被对方选择压力,这意味着各方要努力展示对方关注的优势特征。现实中校企共生关系达成亦是如此,企业会选择合适的高校进行协同创新,同时,高校也看重企业技术优势与发展前景。双方会根据彼此优势完成需求匹配或是基于共同目标形成共生关系。正如早期沈鼓选择大工的主要原因是大工在重大装备领域的技术优势,大工也需要通过沈鼓的技术平台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双方能够在技术层面达成需求匹配。
(2)共生模式选择(完善):合理选择共生模式是种群间协同共生的条件,且共生模式是可以逐步转化的[12]。在分析外部共生环境及自身资源、技术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校企双方基于自身实际需求与现有资源,选择最有利于当下发展的共生模式。同时,随着外部环境改变以及自身主观意识、现实条件等变化不断完善共生关系,向能够形成更多共生能量的共生模式转化。如沈鼓与大工从项目委托到联合技术攻关,再到共建实体,形成校企联盟,反映出双方作用强度增大,关系更加稳定以及资源进一步融合。同时,选择也意味着要挑选适合双方的组织资源与组织规则。正如案例中所示,由于高校对前沿技术发展更有发言权,双方经过不断磨合,形成以高校为主导的技术研发模式;在管理模式上,由于高校的管理模式较松散,因此采用企业管理模式。通过选择更合适的组织资源与组织规则,才更有利于双方交互作用与价值共创。
4.1.3 变异过程
变异过程是通过双方组织规则迭代、组织边界融合及拓展实现资源深度融合的过程。Hannan &Freeman在探讨种群生态时提出种群变异、选择与留存。其中,变异是指种群中不断出现新物种形态,使组织形态更加复杂;选择是指某些变异可能更适合外部环境;留存则是指经过环境选择后的组织形态能够留存下来。种群生态学理论认为,环境是组织成败的决定性影响因素。本研究在考虑外部环境的同时,重点考察创新主体的主动性。校企双方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时,通过适应彼此,协同进化,产生更多共生能量,从而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并助力创新生态系统良性运转。
(1)组织规则迭代:变异过程首先是组织规则迭代的过程。组织规则就如同生物体基因一般,在彼此的交互作用中发生变异,从而更加适应外部环境变化。通过对沈鼓与大工案例的分析可知,双方通过多年合作与协同,不断完善人才聘用及人事管理、考核监督、评价等方面的组织制度。同时,形成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激励机制及风险分担与利益分配制度等,使合作流程更加畅通,有利于创新成果产出。此外,自身的组织认知、价值观念以及合作经验等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总之,组织规则迭代是保证创新资源充分融合的重要条件,也是融合带来内部性优势的体现。
(2)组织边界融合与拓展:共生体具有单个共生单元所不具备的结构与功能,并能够拓展新生态位,而共生体的形成过程也伴随双方边界的不断融合与拓展。对于校企间形成的协同体亦是如此。在案例中,双方在委托研发及联合技术攻关时,组织边界较清晰。到联合成立“沈鼓-大工研究院”,以及后来的“重大装备协同创新中心”挂牌成立,校企共同组建了全新的创新平台,开放性和互动增强,双方通过交流合作,增强信任程度,不断优化各种体制机制,体现了组织边界的内部融合过程;另一方面,双方互利共生所带来的示范效应能够吸引更多校企加入,有助于扩大组织协同范围,驱使更多校企创新主体建立联系,也从外部扩展了组织边界,体现了深度融合的外部性优势。
(3)创新资源融合:创新资源融合既是变异过程,也是变异结果。首先,校企共生单元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完善伴随资源融合程度加深,同时,当双方实现深度融合时,必然呈现互利共生状态。从共生角度,对沈鼓与大工的合作/协同历程进行阶段化分析,可以得出,从双方共生关系形成到完善过程中彼此投入的资源也从最初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逐步增加到信息资源、管理资源、战略资源、关系资源等。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目标、发展战略改变,双方不断投入各类资源,同时,依靠内部制度、体制机制等显性组织规则的不断完善以及组织认知、价值观念等隐性组织规则的不断优化,校企双方逐步形成连续共生及一体化共生状态,从而实现不同类型资源的深度融合。
本文从共生视角解析沈鼓与大工深度融合的合作/协同过程,探讨并构建校企深度融合的内在过程机理模型。校企在进行深度融合的适应性行为过程中,要充分审视外部的技术、市场及政策等共生环境,同时,基于自身资源基础、未来战略走向等内部因素,筛选合适的共生伙伴并选择适合双方的共生模式及所需资源,通过不断迭代组织规则彼此适应,从而更好地实现创新资源与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共生视角下校企深度融合的内在过程机理模型,如图5所示。
图5 共生视角下校企深度融合的内在过程机理模型
Fig.5 Internal process mechanism of deep integration of university-industry innovation subjects from the symbiotic perspective
综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校企深度融合过程是双方形成并不断完善共生关系的过程。校企深度融合具有互利共生特性,通过彼此的互相吸引与合作,双方形成共生关系,并逐步完善共生模式,实现财力资源、物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管理资源、战略资源、关系资源等的深度融合,使之更加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命题2:共生关系形成及完善的本质是校企适应性行为过程。适应性行为不是校企创新主体单独行动的历程,而是在双方交互作用中彼此影响所塑造出的行为过程。适应性行为过程不仅能够形成新的共生模式,同时,能够产生更多共生能量,使双方达到互利共生状态。
命题3:适应性行为反映校企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驱使协同互动更加有序与完善。经过校企间不断的搜寻、选择、变异过程,双方组织规则更加完善,创新资源得到深度融合。在当前强调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情境下,适应性行为有助于提高高校对企业的适应程度,同时,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更加依赖高校的基础研究,双方打通了创新链上壁垒,共同实现创新资源的深度融合。
命题4适应性行为变化是双方组织规则不断迭代的结果。适应性行为中的组织规则既包含显性的规章制度、技术流程、组织机制,也包括隐性的认知模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与合作经验等。适应性行为发源于旧有的组织规则,同时,适应性行为又会改变现有组织规则。校企组织规则不断完善,不仅有助于自身更加适应外部环境,同时,能够起到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影响外部环境中同类种群生存和发展,有助于创新生态系统良性运转。
本文从共生视角对沈鼓与大工的合作/协同过程进行解构,分析了校企深度融合的内在过程机理,得出共生视角下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并进一步阐明共生视角下深度融合的适应性行为过程。研究发现:①深度融合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双方不断适应彼此,建立共生关系并完善共生模式,直至形成互利共生(连续共生及一体化共生)状态以实现深度融合;②校企间需要经过“搜寻—选择—变异”三阶段式适应性行为过程实现深度融合,而此过程必然需要改变自身规则并主动吸纳对方规则,即规则迭代是双方深度融合的关键所在;③上述规则既包括显性的规章制度流程,也包括隐性的认知模式、价值观念等。总之,校企深度融合的核心在于规则与适应,校企双方只提供创新资源而不进行规则改变以适应彼此,难以真正实现深度融合。
对于企业与高校而言,在当前突出强调深度融合的情境下,校企双方更应主动审视外部环境变化,寻找合适的共生伙伴,形成互利共生关系,加强创新链联系。因此:①校企要强化认知,不仅要主动挖掘国家与地方政策信息,而且应基于自身需求及时调整战略,积极参与校企深度融合,以获取更多资源;②鼓励校企双方双向选择,并且选择适宜的协同模式,充分调动企业和高校的积极性,争取在资源与规则上均做到优势互补;③要进行有组织的科研,在任务中增强彼此依赖性,完善自身规则,形成更多内外部优势,实现资源深度融合。
本研究局限在于,采取单案例分析方法,且多使用二手资料进行分析,辅之以一手数据,未能深入挖掘双方在合作/协同中出现的真正障碍,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研究。同时,由于缺乏与其它案例比较,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仍有待商榷,可以通过其它校企合作/协同历程作进一步分析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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