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new ventures and is a core foundation of organizational survival and profitability. From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mainly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the resources or capabilities owned by enterprises, and the role of innovation networks or external networks on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However, these studies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ventur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factors and contextual variables affecting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new ventures in several regional citie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mpact of customer particip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on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of technology-based new enterprises, and discuss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degree of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This study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customer participation is an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 driving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of technology-based new ventures. Second, knowledge sharing is an important internal factor to promote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in technology-based new ventures. Third, the degree of digitiz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xtual variable that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sharing and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Higher the degree of digitization,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knowledge sharing on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The relevant research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s. (1)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two key factors affecting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namely customer particip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are reveal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y-based new ventures. (2) It further deepens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of technology-based new ventures by exploring the role of contextualization in digit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The relevant findings further support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digitization in technology-based new ventures.
The relevant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practice in three main areas. (1) Technology-based new ventures should improve customer participation, fully attract and guide the extensive customer participation from market demand research, product prototype development,product upgrading, marketing and other series of processes to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new ventures marketization. (2) Technology-based new ventures need to establish an open and sharing system and culture to widely promote the flow and sharing of knowledge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Open and sharing systems help the rapid flow of new and valuabl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such as the use of various types of internal learning training and regular interdepartmental exchange meetings, etc. At the same time, the organization should also encourage all kinds of informal in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establish an open and interactive culture to promote the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especially tacit knowledge. (3) The organization should continuously carry out digital construction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Whil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opportunit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marketization, technology-based new ventures should fully utilize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ventures and strengthen the control and analysis of each key aspect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数字技术发展推动新一轮产业变革,带来数字创新、创业爆发式增长。大量创业者及创新企业围绕智能硬件、数字媒介等领域寻找商业机会,大量新想法在技术推动下成为现实,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活动。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兴数字技术能够为数据共享、资源高效管理提供便利,极大地拓宽资源渠道,提升创新与创业的便利性[1],降低新产品或服务开发的试错成本,从而加速技术商业化进程[2]。一方面,为企业创造出更多可供开发利用的商业机会;另一方面,将企业置于高度动荡和不确定性环境中[3]。这一情境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面临更多挑战,如果无法适应就会很快迷失在数字经济的洪流中。由此可见,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技术商业化反映的是企业将相关技术或想法快速转化为产品或服务以获得市场认可的关键性能力,可体现出企业进行技术概念开发,以获得与顾客需求相匹配的市场化产品或服务的程度[4]。对于新创企业而言,技术商业化是其得以存活并获得收益的核心基础[5]。从已有研究看,相关文献主要探讨技术商业化过程[6],以及企业所处外部环境、拥有的资源或能力、创新网络或外部网络对技术商业化的影响[7]。然而,上述研究鲜少关注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创企业特征[8],技术商业化影响因素与情境变量研究更是鲜见。
数字经济背景下,社会媒介、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发展带来高度灵活的新产品或服务[9]。在数字技术推动下,知识共享变得更加便捷、高效,进而促进知识流动,提高创新效率[10]。同时,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促使顾客作为企业终端用户能够参与新产品或服务开发过程[11],从而提升新创企业持续学习效率。张洁和廖貅武[12]研究认为,顾客参与已成为组织重要的创新资源。然而,这一背景下顾客参与、知识共享对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程度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并未受到关注。
因此,本研究基于数字经济背景,利用吉林省、广东省企业样本,通过深入调研揭示数字经济背景下顾客参与、知识共享对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的作用机理。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第一,揭示数字经济背景下顾客参与和知识共享对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的作用机理,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第二,强调新创企业数字化程度的影响,探讨并揭示新创企业数字化程度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丰富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商业化理论的应用情境。
技术商业化研究始于1990年,代表学者为Nevens,其将技术商业化界定为组织新技术通过一系列行为转化为市场可接受产品或服务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新技术设计、原型开发、生产加工、市场营销等环节。随后,学者们进一步将技术商业化看作是将技术想法通过补充知识予以修订、生产产品、推向市场等一系列过程转变为产品或服务,进而获得利润的价值创造过程[13]。
从以上学者观点看,技术商业化被认为是利用技术进行价值创造的过程,也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研究深入推进,从组织能力角度分析技术商业化的观点越来越受到重视,代表学者有Zahra、Nielsen、Chen等。技术商业化能力可以体现企业在广泛的市场范围内将技术应用于产品,在产品中融入技术,并将产品推向市场的能力,具体从3个方面加以体现,即技术商业化速度、技术宽度和市场范围。其中,速度反映的是推出新产品或服务的效率,技术宽度反映的是关联技术运用程度,市场范围则是指面向不同市场的数量[14]。由于商业环境变化,上述能力是促进企业新技术应用和新产品或服务开发的基础,企业可以通过持续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服务质量、吸收新技术等途径提升自身绩效,从而获得竞争优势[15]。Ho等[16]指出,技术商业化是科技型新创企业得以生存和成长的基础性能力,因而在创建之初企业需要投入精力培育自身技术商业化能力。
从已有研究看,企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技术商业化能力,包括外包研发、许可或购买、内部研发、成立合资企业等[17]。对于企业而言,如何将上述技术转化为市场化产品或服务是关键。技术商业化涉及一系列复杂过程,拥有技术的组织在相关技术开发时往往面临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技术不确定性,二是能否被顾客接受的市场不确定性[18]。创业实践中,大量企业拥有先进技术,投入较多成本用于研发活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商业化成功。对企业来说,将技术运用于相应的市场并不容易,因为市场具有关联性、扩散性和波动性等特征。因此,新产品商业化需要谨慎有序地实施[19],这对缺乏资源和经验的新创企业尤为关键。
除技术商业化对组织绩效和竞争优势的影响外,学者们还关注技术商业化的其它影响因素。从组织外部看,包括外部制度和市场等环境变量,从组织内部看,包括技术特征、组织资源、组织能力等因素[20]。尽管现有研究对理解技术商业化具有积极影响,但依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技术商业化影响因素众多,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探讨其对技术商业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技术/想法到产品的转化过程,绝非某一因素能够决定,而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已有文献忽略了科技型新创企业特征分析。科技型新创企业经验、资源匮乏[21],与资源充足的成熟企业或大企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如何基于这一特征,提升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能力值得进一步探索。
企业技术商业化的目标是促使技术/想法由概念化走向市场化[22],成功的关键在于开发技术/想法以满足顾客需求,因而需要组织不断吸收新知识并调动资源。因此,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创企业如何利用顾客参与及内部知识共享突破技术商业化困境是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
(1)顾客参与对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的影响。顾客参与是指通过多种形式引导顾客参与技术商业化过程,让其参与具体产品设计、开发、测试等环节,从而充分利用顾客专业知识的行为[23]。基于数字技术构建的互联网虚拟社区可以为顾客参与企业活动提供平台[24],通过开放式平台、即时性反馈方式吸引客户参与企业创新活动。技术商业化强调将技术/想法转化为市场认可的产品/服务,这意味着顾客参与和认可是技术商业化成功的关键。Kunttu&Neuvo[25]研究表明,技术商业化面临诸多障碍,包括快速的技术发展、激烈的市场竞争、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的创新过程、较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以及较高的内部产品开发成本。企业产品从研发到投入市场过程中,顾客参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在产品开发早期,顾客参与有助于灵感激发;在产品开发中期,尤其是技术商业化的核心环节,即产品测试活动中,顾客参与贡献显著;在产品开发中期,顾客参与可以有效帮助产品增量改进。
具体地,顾客参与对技术商业化的影响可以体现为3个方面:第一,顾客作为外在相关利益者参与技术商业化过程,分享自身对产品或服务的认知,有助于确保自身想法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得以实现[26]。同时,与企业内部员工不同,客户能够在参与过程中畅所欲言,激发更加新颖的想法。第二,顾客作为产品最终使用者,其参与能够促使企业深入了解市场需求,获取消费者习惯和偏好等隐性知识,进而降低产品开发风险,提升新产品/服务开发及市场投放速度[27]。第三,顾客参与可以提供专业市场知识、产品知识,从而降低企业人力资本投入[28],以及技术商业化成本和风险。
从技术商业化的3个构成维度看:商业化速度方面,顾客参与能够使企业及时掌握顾客偏好和市场需求,包括顾客明确表达的需求和潜在需求,从而帮助企业快速启动技术商业化行为;市场范围方面,通过顾客参与,企业可以了解哪些市场适合其产品,有助于提升新产品市场接受度;技术广度方面,顾客参与能够为企业选择符合功能要求的新技术提供参考,促使企业将相关联的新技术融入自身产品,从而创造客户价值[29]。顾客参与技术商业化实质上是产品需求知识与技术知识整合的过程,企业与顾客共同参与技术开发过程能够极大地提升技术商业化速度和质量。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顾客参与正向影响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
(2)知识共享对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的影响。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特别是在数字创业情境下,知识被视为战略资源。然而,科技型新创企业的劣势是经验不足、知识基础薄弱,需要最大化地利用内部各成员知识和信息,通过知识共享将其转化为组织知识和能力。知识共享是指企业内员工经验、信息和技能等知识通过一定形式实现交换、整合的过程[30]。知识共享既能够促进组织知识转化为个体知识,也可以促进个体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31]。知识共享是知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提高知识利用率[32]。
企业实现技术商业化需要不断吸收新知识,但科技型新创企业往往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经验[33]。因此,获取和转化组织内部成员知识是关键。知识共享强调对已有内部知识的整合和转化,有利于企业在短期内获取、更新知识体系,是技术商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知识共享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知识共享是个体认知不断调整的过程,能够激励员工深入思考和学习,提升员工问题解决能力,从而提高个体和组织创造能力[34]。知识共享能够整合不同员工知识,创造和更新企业所需知识[35],从而帮助企业顺利开展技术商业化活动。
第二,知识共享是组织知识库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的过程。根据知识基础观,嵌入于企业的知识是创新创业活动的关键资源,但个人知识不会自动转化为企业行为,而是需要通过知识共享机制转化为组织层面的知识。跨领域知识共享能够将互补性知识聚集在一起,进而丰富企业知识库,增强企业知识识别和利用能力[36]。
第三,知识共享是不同员工通过深入交流创造新知识的过程[37]。这一过程既是知识交流和交换过程,也是各层级员工相互了解过程。作为纽带机制,知识共享通过信息和知识互动将组织成员联系在一起,为其提供想法交流或资源交换机会,促进问题解决、决策制定,激发新想法。同时,能够促使员工对科技型新创企业目标和愿景形成更为清晰的了解,有效避免沟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解,增强员工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升企业凝聚力[38]。因此,知识共享不但能够创造和补充所需知识,而且可以增强企业使命感,解决技术商业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知识共享正向影响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
在数字化时代,产品、服务、流程、操作越来越依赖于数字技术,社交媒体、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企业得到广泛应用[39]。数字化程度能够反映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对现有研发、生产、运营等环节进行数字化变革的程度[40],是数据收集、处理及决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因素。学者们研究发现,数字化包括改进内部组织结构和增强外部客户体验感[41],甚至颠覆组织内部运作过程,对企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新创企业产品、服务及流程数字化能够促使企业更快地将产品或服务推向市场,从而实现快速扩张。
数字化能够为顾客参与技术商业化提供平台,从而提升顾客参与便利性。数字技术可以改变经济主体生产、互动模式以及产品商业化方式,催生新的数字化产品和商业服务模式。由此,以移动社交平台为载体,引导顾客参与企业创新活动成为未来趋势[42]。通过数字技术优化顾客参与效果,能够提升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成功率。一方面,数字化催生新的互动机制,能够重塑顾客与企业社会关系。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快速收集顾客信息并及时反馈,形成良性互动[43],在互动过程中给客户带来良好的体验,从而强化其知识分享意愿。另一方面,在价值网络中,数字技术赋予顾客成为价值共创者的能力,顾客可根据自身意愿参与新产品研发、设计等过程。随着顾客角色向生产者或供应商转变,企业可以从中获得独特的想法,提高问题解决能力,从而实现顾客和企业间的价值共创[44]。因此,数字化程度越高,越能为顾客参与技术商业化过程创造便利条件,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技术开发和价值共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顾客参与和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的关系,即数字化程度能够强化顾客参与对技术商业化的正向影响。
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需要多样化知识,数字化程度能够促进知识共享效率提升。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重塑自身管理流程,打破内部不同部门间的“数据孤岛”[45]。数字技术是组织实现知识共享的关键,能够提供更多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促使组织内部员工实现协作目标[46]。孙元等(2019)研究指出,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可以突破内部层级障碍,促进信息交流和交换。例如,企业内部数字平台将员工以数字方式连接在一起,成为沟通和协作工具,有利于知识共享。不同员工能够跨越时空进行交流互动,技术部门和业务部门可以实现信息快速循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知识信息转移。
此外,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能够精准、系统地掌控技术试验、生产、销售等技术商业化过程(戚聿东,肖旭,2020),根据需求分享和创造知识,提升知识共享效率。可见,基于数字技术的知识共享能够超越一般知识转移过程,为科技型新创企业知识创造提供支撑。因此,数字化程度越高的企业,越能突破组织层级结构,为知识共享创造良好的组织环境,从而提升知识共享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b: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知识共享与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的关系,即数字化程度能够强化知识共享对技术商业化的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概念框架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验证相关理论假设。团队成员在吉林省、广东省等地区进行问卷发放与收集工作,为确保问卷数据的有效性与可靠性,采用四阶段量表开发程序。首先,在设计问卷内容前,对3位科技型企业创始人进行访谈,初步了解样本企业在技术商业化、顾客参与及知识共享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为正式问卷设计提供支撑。其次,在现有相关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结合创始人反馈信息,设计初步问卷。接着,针对该初始问卷进行小规模预调研,选取与吉林大学创业研究中心有前期合作关系的20位企业高层管理者进行问卷试填。根据试填情况对初始问卷相关内容,如语言描述、问题顺序等进行微调。最后,进一步完善问卷,形成最终正式问卷。
本研究正式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信息:第一部分为本次调研的相关背景,包括调研目的、被调研企业年龄、规模、地址等基础性信息,以及被访谈者教育背景等信息。第二部分涉及本文核心变量测量,包括顾客参与、知识共享、技术商业化及数字化程度等变量。本文研究对象为新创企业,借鉴Li&Atuahene-Gima[47]对于科技型新创企业的界定,本次调研主要针对正式注册时间少于8年的企业。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本研究团队成员于2021年1月开始进行问卷发放工作。为了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对多个省份城市进行问卷收集工作,既包括经济高度活跃的地区,也包括经济较不活跃的地区。本次调研采用问卷调研平台设计涵盖问卷所有内容的访问链接,考虑到新冠疫情这一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充分借助移动互联网、社会媒介等新兴技术,采用微信、电子邮件向目标地区企业推送问卷链接。上述企业大部分位于新创企业集聚的创业孵化器、商业孵化中心、创客空间等孵化基地。
最终,本研究团队共推送问卷600余份,回收问卷350余份。随后,研究团队成员对相关数据进行初步筛选,剔除年龄大于8年的企业样本。根据2017年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那些依托一定数量的科技人员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其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属于科技型企业。本文根据这一界定,对调研样本进行筛选。同时,根据被访谈企业所填写的具体行业领域信息,判断其是否属于2020年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包括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高技术服务、新能源与节能、资源与环境、先进制造与自动化。对不能确定的样本企业,研究团队作进一步确认。此外,剔除问卷完成率不到75%的企业样本,以及企业年龄等关键信息缺失样本。经统计,共获得有效样本207份,上述样本特征如下:
(1)新创企业规模特征如下:员工人数在20人及以内的企业样本数量为69,占比为33.33%;员工人数在20～50人的新企业样本数为60,占比为28.99%;员工人数在50～250人的企业样本数量为33,占比为15.94%;员工人数大于250人的企业样本数量为45,占比为21.74%。
(2)新创企业年龄特征情况如下:成立在3年及以内的企业样本数量为63,占比为30.43%;成立时间为3～6年的企业样本数量为86,占比为41.55%;成立时间为6～8年的企业样本数量为58,占比为28.02%。
(3)新创企业所有制结构特征如下:民营所有制企业(民营独资或控股企业)样本数量为146,占比为82.13%;非民营所有制企业样本(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等其它所有制企业)数量为37,占比为17.87%。
本文核心变量测量采用李克特7点打分法,其中1为“非常低或极不符合”,7为“非常高或完全符合”。为了确保测量量表的可靠性,借鉴国内外成熟的测量量表,具体地,各核心变量的相关测量题项如下:
(1)因变量:技术商业化(C)。本文主要借鉴Magistretti等[3]的研究成果,从技术商业化速度、市场范围和技术宽度3个方面进行测量,共采用11个题项,具体题项如下:拥有及时创造产品概念的能力(C1);拥有及时开发产品的能力(C2);拥有及时将产品投放市场的能力(C3);拥有改进现有产品以满足不同人口市场的能力(C4);企业有能力改进现有产品以适应不同地域市场(C5);拥有为不同人口市场创造新产品的能力(C6);拥有为不同地域市场创造新产品的能力(C7);拥有获取技术改进现有产品的能力(C8);拥有获取技术创造新产品的能力(C9);拥有整合技术改进现有产品的能力(C10);拥有整合技术创造新产品的能力(C11)。
(2)自变量:顾客参与(CI)和知识共享(KS)。对于顾客参与,本研究主要参考Li&Hsu[48]的研究量表,采用4个题项加以测量,具体题项如下:顾客参与解决新产品或服务开发中的各种困难(CI1);顾客协助我们改进新产品或服务存在的问题(CI2);经常邀请顾客参与新产品或服务开发活动(CI3);顾客参与使企业新产品或服务开发工作进展更为顺利(CI4)。对于知识共享,主要参考Wang&Liang[31]的研究量表,采用5个题项进行测量,具体题项如下:组织成员间分享报告、文件等材料(KS1);企业成员间经常相互分享有价值的经验(KS2);企业成员间能够分享专业技能等相关知识(KS3);企业使用管理信息系统等支持员工分享知识(KS4);企业文化和氛围鼓励成员相互分享(KS5)。
(3)调节变量:数字化程度(DE)。本文主要借鉴胡青[49]、池毛毛等[50]的研究成果,采用5个题项加以测量,具体题项如下: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完成产品生产、服务提供和流程优化等相关任务(DE1);企业在设计、制造和管理方面嵌入数字化技术(DE2);企业开发数字化产品与服务(DE3);企业在组织内部推广数字技术和管理知识(DE4);组织内部对采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化管理达成一致认知(DE5)。
(4)控制变量。考虑到企业背景特征可能会影响实证结果,本文设置如下控制变量:第一,新企业规模特征,即根据企业拥有的员工人数设置变量企业规模(其中1表示“1～20人”;2表示“21～50人”;3表示“51～200人”;4表示“200人以上”)。第二,新企业年龄特征,即根据被访谈企业正式注册时间设立控制变量企业年龄。第三,孵化支持,即根据新企业是否获得孵化器、创客空间及孵化基地等各类孵化机构支持设置虚拟变量孵化支持(1表示“获得过孵化支持”,0表示“未获得过孵化支持”)。第四,新企业所有权结构,即根据是否属于民营企业设置虚拟变量所有制结构(1表示“属于民营独资或民营控股”,0表示“其它类型所有制结构”)。第五,政府支持,即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政府支持程度(采用1～7表示,1为“非常少”,7为“非常多”)。
本文采用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方法对问卷有效性进行检验。首先,采用SPSS 23.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问卷效度,结果显示(见表1),各核心变量(技术商业化、顾客参与、知识共享及数字化程度)题项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8。其次,计算上述核心变量Cronbach's α系数,结果显示,该系数均大于0.8,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水平。因此,从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结果看,问卷有效性较好。为进一步分析数据的可靠性,验证并分析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统计软件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的最大因子方差贡献率并未超过40%,说明本文并未出现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1 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
Tab.1 Result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es
变量指标因子载荷Cronbach's α技术商业化C10.8400.971C20.885C30.842C40.866C50.895C60.898C70.896C80.885C90.910C100.918C110.893顾客参与CI10.8850.922CI20.915CI30.889CI40.916知识共享KS10.8720.937KS20.913KS30.904KS40.882KS50.897数字化程度DE10.8780.929DE20.921DE30.882DE40.863DE50.870
本研究采用SPSS统计软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相关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在正式进行回归分析前,计算文中各主要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由表2结果可以看出,各核心变量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根据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看,均值和标准差也未见异常或者奇异值。
表2 核心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及Pearson相关系数
Tab.2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alysis among core variables
变量123456789企业规模1企业年龄0.205**1孵化支持0.132-0.0761所有制结构-0.380***-0.010-0.0881政府支持0.1090.098-0.182**-0.0041顾客参与-0.0370.0150.220**0.0200.504***1知识共享-0.018-0.120-0.1280.0320.387***0.536***1数字化程度0.100-0.017-0.1090.0530.428***0.591***0.603***1技术商业化-0.007-0.059-0.132*0.0040.482***0.694***0.695***0.667***1Mean2.3404.8980.5120.8215.0105.1585.4905.1595.297SD1.2822.2410.7230.3841.5311.1971.0261.2081.072
注：其中*, p<0.05; **, p<0.01; ***, p<0.001,下同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构建3个回归方程模型检验假设。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因变量均为技术商业化,相关数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是4个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孵化支持、所有制结构及政府支持对因变量技术商业化影响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除政府支持外,其它控制变量对技术商业化未产生显著影响。
表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3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因变量:技术商业化回归模型1回归模型2回归模型3企业规模-0.0450.016-0.055企业年龄-0.0920.013-0.012孵化支持-0.0540.0490.042所有制结构-0.003-0.007-0.003政府支持0.484***0.155**0.146*自变量顾客参与0.576***0.479***知识共享0.317***0.285***调节变量及交互项数字化程度0.175**数字化程度×顾客参与-0.111*数字化程度×知识共享0.153**R20.2450.7000.731调整的R20.2260.6890.717F值12.78365.06552.202
为了验证假设H1a和H1b,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两个自变量顾客参与、知识共享,构建模型2。从该模型结果看,顾客参与的回归系数为0.576且显著(p<0.001),说明假设H1a得到数据支持。同时,另一个自变量知识共享的回归系数为0.317(模型2,p<0.001),说明假设H1b得到验证。
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数字化程度及其与自变量的交互项,构建模型3,以验证假设H2a和H2b。根据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数字化程度与顾客参与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46,表明假设H2a未获得数据支持。数字化程度与知识共享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53且显著(p<0.01),说明假设H2b获得数据支持。
根据模型3的结果,本文调节效应假设获得部分支持。数据分析结果显示,H2a未得到支持。相反,数字化程度在顾客参与和技术商业化间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原因可能与新创企业普遍缺乏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有关。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创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提升组织数字化程度以获得竞争优势。然而,新创企业对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普遍缺乏深度理解,仅将其作为解决问题、提高组织效率的工具,忽略了迭代学习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导致其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匮乏,未能真正发挥顾客参与的价值。在一个数字化程度较高的组织中,如果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薄弱,在顾客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则会因无法在大量数据中识别和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而对技术商业化产生不利影响。当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行业选择范围和调研区域,从而全面验证数字化程度的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背景下,科技型新创企业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这一不确定性环境下快速实现技术商业化,建立持续性竞争优势成为新创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多个地区企业问卷调查,揭示顾客参与及知识共享对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的影响,并探讨企业数字化程度的调节作用,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顾客参与是促进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的重要外部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顾客参与对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具有积极影响。数字经济背景下,云计算、大数据、数字媒介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能够极大地提升顾客参与的便利性,顾客参与在企业技术利用与产品或服务开发过程中的重要性凸显。上述结论支持并回应了郭净等[28]的研究观点,即顾客参与能够帮助新创企业全面了解市场需求痛点,加速新产品或服务开发进程,从而极大地促进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
(2)知识共享是促进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的重要内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背景下知识共享对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上述结论较好地回应了Carayannopoulos[33]的研究呼吁,即进一步探索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科技型新创企业在创建之初,经验和知识储备较为有限,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知识共享作为组织重要内部因素,能够促进信息和知识在组织内部成员间流动,进而加快组织知识更新和能力构建,提高新创企业技术产品或服务效率。
(3)数字化程度是重要情境变量,能够正向调节知识共享与技术商业化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程度能够正向调节知识共享与技术商业化的关系,即数字化程度越高,知识共享对技术商业化的积极作用越显著。上述结论进一步说明数字创业情境下数字化程度对新创企业的重要性,也是对Tønnessen[34]研究结论的佐证。数字经济背景下,各行业企业都强调数字技术利用及数字化转型,不同企业数字化程度存在差异。数字化体现的是组织对数字技术的利用,反映在多个方面,包括流程数字化、生产制造数字化、营销数字化、产品或服务数字化等。数字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新创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吸收与利用组织内部知识,进而提高自身效率。
(1)基于数字经济背景,结合科技型新创企业特征揭示技术商业化的两个关键影响因素,即顾客参与和知识共享。先前研究主要基于组织内部要素或外部环境视角分析其对企业技术商业化的影响,忽略了科技型新创企业特征。本研究基于数字经济背景,探索组织外部顾客参与和组织内部知识共享对科技型新创企业的影响,较好地弥补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可为进一步研究如何提升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能力提供理论证据。
(2)探讨数字化程度的情境作用,进一步拓展数字经济背景下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被企业广泛应用。然而,现有研究鲜有分析影响技术商业化的情境因素,特别是数字技术利用程度。本研究证实数字化程度在企业知识共享与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间具有积极调节作用,证明科技型新创企业数字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为进一步研究科技型新创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技术商业化提供理论依据。
(3)进一步丰富了数字技术情境下的创业理论。已有创业理论主要围绕传统创业要素,即创业机会、资源与创业者展开,并以组织为边界。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推动下,顾客参与在新企创业创建和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显著。本研究挖掘数字创业情境下顾客参与这一关键要素,并以科技型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顾客参与对技术商业化的影响,较好地弥补已有创业理论的不足。
(4)数字经济背景下,科技型新创企业在技术商业化过程中应摒弃传统线性思维,提升新产品开发效率。传统技术商业化涉及概念提出、原型设计、产品优化、市场推广等一系列行为,是一个线性过程。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运用打破了这一思维定势。技术商业化不再仅仅是某个企业、某个部门的工作,而是以他们为中心,顾客等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的活动,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具备利用数字技术能力和协调管理能力的新创企业,其技术商业化成功率将大大提升。
(1)科技型新创企业应重视顾客这一群体的作用,强调顾客参与。从顾客角度深度了解市场需求,让顾客充分参与企业产品或服务开发过程,成为新创企业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给顾客参与带来极大的便利性,科技型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新兴技术,让顾客充分参与技术商业化过程。新创企业应颠覆传统顾客参与模式,全流程引导顾客广泛参与,从而提高新创企业产品市场化成功率。
(2)科技型新创企业需要营造开放、共享的文化氛围,促进知识在组织内部流动和共享。与传统组织不同,科技型企业强调新知识和技术利用,强调组织学习的重要性。开放共享的企业文化制度有助于促进新的、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在组织内部流动,如内部学习培训、部门定期交流会议等。同时,组织应鼓励各类非正式内部交流,营造开放互动的文化氛围,从而促进隐性知识传播。
(3)组织应持续进行数字化建设,不断提高自身数字化水平。科技型新创企业在重视技术研发与市场化的同时,应充分借助数字技术推动自身数字化建设,强化对创新活动各关键环节的控制。更重要的是,数字化建设能够极大地提高顾客参与性,促进组织内部知识共享效率提升。
(1)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新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顾客参与和知识共享对技术商业化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可以围绕新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揭示顾客参与和知识共享对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的动态影响。
(2)本文研究对象为科技型新创企业,并未考虑其它行业企业。未来研究可以分析传统制造企业技术商业化问题,并与科技型企业进行对比,进一步探讨顾客参与、知识共享对技术商业化的影响及差异。
(3)数字经济背景下,科技型新创企业面临更为动荡的环境,本文并未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充分考虑环境动荡性或不确定性等外部环境因素,进一步分析在环境动荡性或不确定性背景下,顾客参与、知识共享对科技型新创企业技术商业化的影响及差异。
(4)样本企业虽然来源于多个城市,但受时间限制,样本数量较为有限。未来可以扩大样本收集范围,进一步对本文理论假设加以验证,从而提升结论的普适性。
(5)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验证。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兴技术运用能够为技术商业化带来新的组织形态。本文仅采用以主观打分为基础的传统问卷调查方法,对数字技术背景下顾客参与对技术商业化影响的研究可能并不全面。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案例跟踪研究、实验研究或准实验研究等方法,以深入解答上述问题。
[1] NAMBISAN S.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toward a digital technology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7, 41(6): 1029-1055.
[2] SUSSAN F, ACS Z J. The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7, 49(5): 1-19.
[3] MAGISTRETTI S, PHAM C T A, DELL'ERA C. Enlightening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design thinking in foster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21, 97: 59-70.
[4] ZAHRA S A, NIELSEN A P. Sources of capabilities, integr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5): 377-398.
[5] CHEN C J.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incubator and venture capital,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9, 62: 93-103.
[6] NEVENS T M. Commercializing technology: what the best companies do[J]. Planning Review, 1990, 18: 20-24.
[7] LIN Y, WAND Y, KUNG L A. Influences of cross-func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knowledge creation on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high-tech industrie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5, 49: 128-138.
[8] 单标安,蒲怡,闫双慧,等.不确定性情境下即兴能力对科技型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21,18(7):1032-1039.
[9] BLICHFELDT H, FAULLANT R. Performance effe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product &service innovation——a process-industry perspective[J]. Technovation, 2021, 105(5): 102275.
[10] VON BRIEL F, DAVIDSSON P, RECKER J. Digital technologies as external enablers of new venture creation in the IT hardware sector[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8, 42(1): 47-69.
[11] LYYTINEN K, YOO Y, BOLAND JR R J. Digital product innovation within four classes of innovation networks[J].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16, 26(1): 47-75.
[12] 张洁,廖貅武.虚拟社区中顾客参与、知识共享与新产品开发绩效[J].管理评论,2020,32(4):117-131.
[13] SIEGEL R A, HANSEN S O, PELLAS L H. Accelerating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through co-operation[J]. Industrial Management &Data Systems, 1995, 95: 18-26.
[14] SLAVTCHEV V, GÖKTEPE-HULTÉN D. Support for public research spin-offs by the parent organizations and the speed of commercialization[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6, 41(6): 1507-1525.
[15] KIM S K, LEE B G, PARK B S, et al. The effect of R&D,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J].Technolog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y, 2011,17(4): 563-578.
[16] HO Y C, FANG H C, LIN J F. Technological and design capabilities: is ambidexterity possible[J]. Management Decision, 2011, 49(2): 208-225.
[17] DHEWANTO W, SOHAL A 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sational orientation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technology commercialisation performance[J]. R&D Management, 2015, 45(4): 339-360.
[18] ZEMLICKIENE V, BUBLIENER, JAKUBAVICIUS A. A model for assessing the commercial potential of high technologies[J]. Oeconomia Copernicana, 2018, 9(1): 29-54.
[19] MIN S, KIM J, SAWNG Y W. The effect of innovation network size and public R&D investment on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0, 155: 119998.
[20] 江旭,穆文,周密.企业如何成功实现技术商业化[J].科学学研究, 2017, 35(7): 1032-1042.
[21] MORRIS M H, KURATKO D F, AUDRETSCH D B, et al. 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poorness: disadvantage, fragility, and the poverty entrepreneur[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0,58(1): 1-15.
[22] WANG Y, PHILLIPS F, YANG C. Bridging innov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to create value:an open innovation stud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3: 255-266.
[23] FANG E, PALMATIER R W, EVANS K R. Influence of customer participation on creating and sharing of new product value[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8, 36(3): 322-336.
[24] LARSON L, DECHURCH L A. Leading teams in the digital age:four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and what they mean for leading teams[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20, 31(1): 101377.
[25] KUNTTU L, NEUVO Y. The role of academics, users, and customers in industrial product development[J]. Technology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view, 2020, 10(3): 60-69.
[26] CHEN J, LIU L. Customer participation, and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in SM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nd exploit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0, 119: 151-162.
[27] 白小明,李纲.顾客参与、吸收能力与新服务开发成效的关系研究——动态环境的调节作用[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0(9):58-69.
[28] 郭净,陈永昶,关凯瀛.B2B情境下顾客参与对新产品绩效的影响——知识整合机制的中介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8):106-111.
[29] MCCARTHY I P, RUCKMAN K. Licensing speed: its determinants and payoffs[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7, 46: 52-66.
[30] 李佳宾,朱秀梅,汤淑琴.知识共享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J].情报科学, 2019, 37(5): 166-172.
[31] WANG Z, WANG N, LIANG H. Knowledge shar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firm performance[J]. Management Decision, 2014, 52(2): 230-258.
[32] DE CLERCQ D, DIMOV D, THONGPAPANL N. 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formalization, and internal knowledge sharing i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formation[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3, 37(3): 505-537.
[33] CARAYANNOPOULOS S. How technology-based new firms leverage newness and smallness to commercialize disruptive technologie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Practice, 2009, 33(2): 419-438.
[34] TØNNESSEN Ø, DHIR A, FLATEN B T. Digital knowledge sharing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work from hom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1, 170: 120866.
[35] AZEEM M, AHMED M, HAIDER S, et al. Expand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organizational culture, knowledge sharing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21,66:101635.
[36] HE V F, VON KROGH G F, SIRÉN C. Expertise diversity, informal leadership hierarchy, and team knowledge creation: a study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s[J].Organization Studies, 2021: 01708406211026114.
[37] 赵秀清,孙彦玲. 职场排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知识共享和消极情绪的作用及互动[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20):147-153.
[38] HAN J Y, HOVAV A. To bridge or to bond? diverse social connections in an IS project tea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3, 31(3): 378-390.
[39] REINARTZ W, WIEGAND N, IMSCHLOSS M.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retailing value chai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2019, 36(3): 350-366.
[40] BARRETT M, DAVIDSON E J, PRABHU J, et al. Service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key contribu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 2015, 39(1): 135-154.
[41] 池仁勇, 郑瑞钰, 阮鸿鹏. 企业制造过程与商业模式双重数字化转型研究[J].科学学研究, 2022,40(1):172-181.
[42] BETZING J H, KURTZ M, BECKER J. Customer participation in virtual communities for local high streets[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20, 54: 102025.
[43] 曾德麟,蔡家玮,欧阳桃花.数字化转型研究:整合框架与未来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1,43(5):63-76.
[44] RAMASWAMY V,OZCAN K. Offerings as digitalized interactive platform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 2018, 82(4): 19-31.
[45] 刘淑春,闫津臣,张思雪,等.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吗[J].管理世界,2021,37(5):170-190.
[46] KORZYNSKI P,PANIAGUA J,RODRIGUEZ-MONTEMAYOR E.Employee creativity in a digital era: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media[J].Management Decision,2019,58(6):1100-1117.
[47] LI H, ATUAHENE-GIMA K. Product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in China[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6): 1123-1134.
[48] LI M, HSU C. Customer participation in services and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erpersonal trus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8, 30(4): 2112-2131.
[49] 胡青.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与绩效[J].浙江学刊, 2020,58(2):146-154.
[50] 池毛毛,叶丁菱,王俊晶,等.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如何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基于数字化赋能的视角[J].南开管理评论,2020,23(3):6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