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ly,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TOE theory framework.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the paper selects the technical ability and technical management ability as the representative variables on the technical level,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atmosphere and executive support as the representative variables on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and the market orientation and policy orientation as the representative variables on the environmental level. Then it constructs the TOE research framework of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Secondly, the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empirical test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206 enterprises. The study test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and uses the method of fsQCA to analyze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 of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five antecedent configuration paths to realize high-level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the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original innovation atmosphere driven path under the dominant of technology and market; the technology and market pluralism path combining policy, top management support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original innovation atmosphere and policy driven path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chnology and market; the technology dominant path combining policy,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he market leading path combin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original innovation atmosphere and top management support. The complementary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among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is also found in the configuration path of high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Moreover there are two antecedent configuration paths for non-high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The two paths include non-high technology capability, non-high top management support, non-high market orientation and non-high policy orienta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lack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leads to non-high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Finally, the study defines the differentiated driving path of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opens the black box of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driving path, and provide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realizing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TOE analysis framework of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widen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 of TOE framework and helps to refine the dynamic matching effect of elements on different levels. It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s the factors on the three levels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and makes up for the limitation of the lack of linkage between multi-level factors within the TOE framework. In addition, the study finds the multiple concurrent causality of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the complementary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of multi-level elements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among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paths.
For enterprises the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ree aspects on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Firstly the enterprises shoul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original innovation path based on their situation, which will help to better realize the emergence of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effectively avoid the failure of original innovation. Secondly they should actively create an original innovation atmosphere, enhance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original innovation, fully explore and explore market dynamics, improve the fit betwee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realize the joint force of multi-level elements. Third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guide enterprises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ir technological strength,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with enterprises, build policy combination advantages, ensure the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of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continuously stimulate enterprises' original innovation 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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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复杂多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我国高质量发展构成挑战。在此形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原始创新是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提出：“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尽管原始创新是企业获得关键核心技术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1]，但由于原始创新具有原创性、突破性和探索性特点，更加凸显出企业原始创新活动的高复杂性、高风险性和长周期性，如何推动企业积极开展原始创新，加快相关领域核心关键技术突破，依旧是我国整体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性问题。尤其在当前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阶段，需要识别出影响企业原始创新绩效的多重条件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实现驱动企业开展原始创新活动和原始创新成果涌现的目的。
原始创新是我国面对经济转型提出的独特创新模式[2]。事实上，伴随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推进，我国企业创新水平日益提升，持续性创新意愿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依然存在相关核心技术“卡脖子”以及重大原始性、引领性创新相对缺乏的困境。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进行了积极探索。随着原始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企业原始创新的产生涉及到多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如企业家导向、政府行为、资源基础、原始创新人才等[3-4]。目前来看，大多数研究仅从某一层面因素进行探究，尚未针对导致企业原始创新差异化的原因展开深入分析，企业原始创新相关核心条件及要素间的组态规律尚不明晰，驱动企业原始创新形成的差异化路径还处于“黑箱”状态。
组态分析方法适用于研究因果复杂性，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5-6]。事实上，多重影响因素并不会独立作用于最终结果，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匹配导致研究结果出现不同实现路径。基于此，针对企业原始创新多层面影响因素和差异化驱动路径的研究更加需要借助组态思维。哪些要素组合能够支撑企业原始创新？在实现企业原始创新过程中，要素之间存在何种匹配与替代关系？企业原始创新驱动路径有何差异？这些问题都亟待学术界和实业界积极探讨。鉴于此，结合现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特点，通过引入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提出分析原始创新绩效差异的整合性框架，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厘清各因素对企业原始创新的影响以及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企业原始创新驱动路径的认识，为原始创新相关研究提供知识增量。
原始创新作为我国面对经济转型提出的3种自主创新模式之一，具有最高级别的变革性和创新性(舒成利和高山行,2010)，是企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原始创新研究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原始创新的概念、影响因素和模式等方面展开分析与研究。目前，学界对于原始创新的概念尚未达成一致，但在某些方面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原始创新具有原创性、突破性和探索性特点[7-8]。舒成利和高山行(2008)将原始创新分为纯基础研究原始性创新(P-OI)和应用基础研究原始性创新(A-OI)，并指出两类原始创新主体具有分布性特征。两类原始创新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一般而言，纯基础研究的成果通常是应用基础研究的创新源，而应用基础研究过程中的新知识和新问题则为纯基础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对于企业而言，原始创新是指企业以获取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为目的，通过利用内外部资源，侧重在应用基础研究与高新技术领域取得独有成果，并使其实现市场化的过程[9]。关于原始创新的影响因素，裴云龙等(2013)探讨企业内部资源柔性与能力柔性对原始性创新的影响，发现二者的作用存在差异；原长弘等(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参与产学研联盟对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不显著；陈雅兰等(2017)从创造学和心理学角度，对原始创新驱动因素进行分析，探讨成长环境、创新人格、创造性思维与原始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李柏洲和高硕[10]从互惠性角度展开研究，发现互惠性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合作型原始创新；杨卓尔等[2]验证企业家导向对原始性创新的正向影响以及战略柔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关于原始创新模式，李柏洲等[11]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应该根据自身所处不同生命周期，选择相应原始创新模式，并提出适用于不同阶段的原始创新模式；刘立春[12]通过梳理药品原始创新模式的演化过程，为促进原始创新活动提出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资源基础理论、互惠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等视角对企业原始创新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为加深对企业原始创新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但与此同时，大多数研究都是从某一层面要素出发，探讨单一要素对企业原始创新的影响，忽视了对企业原始创新多层面影响要素的整合分析，缺乏检验多重条件之间互动效应对企业原始创新的影响。基于此，亟待厘清多重条件下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差异化驱动路径，为实现原始创新成果涌现提供新见解。
TOE(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框架由Tornatizky & Fleischer[13]提出，对研究新兴技术应用和扩散提出了来自企业内外部条件的理论解释。具体来说，TOE框架从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探讨新兴技术应用扩散的影响因素，受到众多学者关注。其中，技术层面包括技术能力、技术管理、技术资源等(谭海波等，2019)；组织层面包括组织氛围、组织结构、高管团队等[14]；环境层面更加关注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市场、政策、压力等[15]。随着TOE框架不断发展，学者们赋予其新的内涵，并根据研究对象和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提升TOE框架在研究应用中的适用性，并且已经在多个方面得到应用，如风险管理、政府网站建设、复工复产等方面[16-17]。
尽管TOE框架得到学者们认可，但依然有待改进之处：一方面，TOE框架作为高度概括性的理论框架，相关因素的选择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特别是在探讨新问题、新对象、新场景时，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论证。另一方面，以往研究较多关注TOE框架中技术、组织、环境各自作用结果，对于3个层面因素之间的联动匹配缺乏考虑。事实上，考虑多重条件之间的作用关系，更容易阐释研究结果产生的复杂性。基于此，对驱动企业原始创新的技术、组织与环境因素进行细化和组态分析具有更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于对TOE框架的梳理，可以发现，TOE理论框架在多个研究方向上表现出适用性，对于企业原始创新而言，从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方面进行探讨也具有显著优势。首先，原始创新是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具有高度原创性和探索性特征，因而技术层面的不同是导致企业原始创新差异的重要因素。其次，原始创新活动具有高复杂性、高风险性和长周期性特点，组织层面是否具备开展原始创新的条件也值得重点关注。最后，原始创新活动的开展不仅受到企业内部技术和组织因素的制约，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因此，借鉴TOE框架，结合原始创新特点与研究进展，构建企业原始创新多层面影响因素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包括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3个层面。
根据现有基于TOE框架的研究文献，学者们对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包含的内容尚未达成一致。在技术层面，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原始创新特点，技术能力是开展原始创新的重要资源基础，而从资源编排理论视角看，管理资源与拥有资源同样重要，因而技术管理能力对原始创新也具有积极作用，并且二者作为重要的技术层面变量存在联动匹配作用[18]。因此，本文选取技术能力和技术管理能力作为技术层面的代表性变量。在TOE相关研究中，组织层面变量的选取并不统一，本文从组织氛围和高阶理论视角选取研究变量。原始创新氛围作为一种特定组织情景，对企业内部员工原始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影响；高管作为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其支持程度对于企业原始创新的影响毋庸置疑，并且由于原始创新的原创性和突破性特点，更加需要来自高管的高度重视，从而合理调配各类资源保障原始创新顺利开展。基于此，本文选取原始创新氛围和高管支持作为代表性变量。环境层面因素主要聚焦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15-16]，原因在于市场和政府是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只有引发企业行为改变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因而本文从企业行为观视角选取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作为环境层面的代表性变量。确定基本框架后，研究团队就变量适用性问题进一步咨询相关企业和原始创新管理领域专家，得到领域专家和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
(1)技术条件。技术条件包括技术能力与技术管理能力两个子条件。基于资源基础观视角，技术能力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也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基础，往往代表一家企业在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的实力。企业拥有较强的技术能力会更加倾向于开展创新活动，并且更易取得较好的创新效果[18]。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不同，原始创新具有原创性、突破性和探索性特点，更加需要积累技术、知识、人才等资源，具有较强技术能力的企业可以更充分地发现自身实力不足，在开展原始创新过程中积极寻找存在资源互补的合作伙伴，更好地发挥资源匹配效应，从而促进企业原始创新产生。作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资源，技术能力是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微观体现，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19]。较强的技术能力不仅体现在企业知识积累方面，也体现在知识应用方面，企业开展原始创新是为了取得重大原创性技术突破，进而获取竞争优势，因而需要企业具有丰富的知识积累。综上可知，技术能力是影响企业原始创新活动和取得较高原始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
技术管理能力能够保障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实施[20]，通过有效的流程和方法帮助企业在知识获取、技术应用、技术预测、资源整合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较强的技术管理能力可以通过技术路线图等工具实现对企业原始创新方向的前瞻性预测[21]，保障资金、人员、知识等重要资源的高效匹配利用，提升知识积累与技术开发的效率和效果，从而推动企业原始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此外，技术管理贯穿整个原始创新过程，较强的技术管理能力能够推动企业原始创新战略与企业核心发展目标相契合，协调研发、生产、营销、商业化等原始创新过程[22]，促进企业各部门、各类技术资源以及创新流程协同发挥作用。若企业技术管理能力较弱，将无法为原始创新活动提供充足保障，相关技术资源得不到充分、高效利用，甚至在原始创新方向上缺乏前瞻性，导致原始创新成果价值显著降低。因此，技术管理能力对企业开展原始创新具有重要影响。
(2)组织条件。组织条件包括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管支持两个子条件。借鉴组织创新氛围的表述[23]，企业原始创新氛围是指能够被组织成员感受到并对成员原始创新行为产生影响的组织特质。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相比，原始创新的复杂性与风险性更高，因此原始创新行为受到原始创新氛围的影响更大。当原始创新氛围浓厚时，企业内部知识流动更加顺畅，各类资源在原始创新过程中相互协同耦合，员工更倾向于在现有知识、技术、人力基础上开展具有原创性、探索性和突破性的创新活动[24]。在良好的原始创新氛围下，企业内部能够容忍创新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原始创新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更加倾向于开展失败学习[25]，更有利于取得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当原始创新氛围较差时，企业员工更倾向于开展失败率较低的渐进式创新，从而更容易形成低端创新惯性锁定，导致开展原始创新的意愿显著降低，而企业一旦无法投入资源禀赋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就难以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原始创新的高风险必然伴随创新失败的可能性，当原始创新氛围较差时，企业内部可能无法容忍创新失败，导致员工原始创新积极性显著降低，并且企业也可能难以接受原始创新失败带来的资源损耗。因此，原始创新意愿对企业开展原始创新具有重要影响。
高管支持是指企业高管对相关运营过程提供所需支持[26]，包括提供相关资源、营造制度环境等[27]。对于原始创新活动而言，高管支持不可或缺，原始创新需要集中企业优势资源，如果不能得到高管支持，企业原始创新将难以为继。借鉴Liang等[28]的研究，从认知和行为层面对原始创新中的高管支持进行分析。在认知层面，高管支持体现为高管认为原始创新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价值，企业有必要进行原始创新；在行为层面，高管支持体现为高管为原始创新制定相关战略、参与原始创新决策、监督原始创新项目实施等。高管支持有助于营造原始创新氛围[29]，激发企业内部原始创新积极性，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使企业进一步聚焦原始创新方向，更容易实现优势资源耦合匹配，为原始创新成果产生奠定坚实基础。原始创新活动离不开高管在制度、资源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当高管支持力度大时，企业能够对外部环境变化实现敏捷响应，进一步深化对原始创新价值的认知(谢卫红等，2018)，从而集中优势资源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助于降低原始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当高管支持力度较小时，企业原始创新可能成为一句口号，企业内部资源无法进行深度融合，开展原始创新和取得原始创新成果就愈发困难。因此，高管支持对企业原始创新具有重要影响。
(3)环境条件。环境条件包括市场导向与政策导向两个子条件。关于市场导向的定义主要存在两种视角，即企业收集与利用市场信息从而满足市场需求的企业行为观视角，以及强调外部环境变化的企业文化观视角[30-31]。事实上，上述两种观点都强调企业对外部市场环境的认知及后续采取的措施。注重市场导向的企业通过全面搜集多元化信息快速了解市场情况，激发企业原始创新意愿，率先与外部优质伙伴形成合作关系，在原始创新方向决策上更具有前瞻性，有助于加快推进关键技术领域突破，从而开发出原创性、探索性新产品，迅速引领市场需求(郝生宾等，2018)。坚持市场导向有助于企业在原始创新中利用外部新方法、新理念开展原创性活动，从而拓宽和深化企业原始创新领域。如果企业不注重市场导向，对外部知识搜寻不足，缺乏对市场规律的准确认知，可能导致企业对原始创新方向把握不准，进而导致企业原始创新失败。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国务院针对原始创新制定了相应政策方针，相关政策是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主要外部环境要素，因此探讨政策导向与企业原始创新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企业行为观认为，政策导向是指企业依据政策信息，调整企业行为，以期实现组织目标[32]。政策导向涉及对宏观环境的认知和企业自身经营行为的调整，并且政策导向的作用是基于外部宏观环境[33]，倾向于通过外部作用引导企业原始创新行为。当政策导向程度较高时，企业原始创新行为与政府政策契合度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合法性从而获得合作伙伴的认同(罗兴武等，2017)，有利于企业获取外部资源，促进企业创新行为向原始创新转变。当政策导向程度较低时，企业不注重对外部相关政策信息的收集，导致企业对政策信息的把握不到位，无法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趋势，可能会降低企业合法性，并且政策一定程度上指明了企业原始创新方向和原始创新的迫切性，缺乏政策导向的企业创新行为可能陷入跟随式创新的怪圈。
综上所述，在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下，考虑现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特点，得到影响企业原始创新的6个子条件。在组态视角下，3个层面的因素并不独立发生作用，而是存在互动匹配关系。基于此，本文将3个层面的6个影响因素共同纳入研究框架，采用fsQCA方法，试图厘清多层次因素之间的互补替代关系，为实现企业原始创新提供差异化驱动路径。具体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原始创新TOE理论模型
Fig.1 TOE theoretical model of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为更好地打开促进企业原始创新的“黑箱”，本文选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论证，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企业原始创新的产生需要多层面要素之间的联动匹配，fsQCA方法能够展现多层面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相关要素的组态效应对企业原始创新的驱动作用；②本文重点关注企业原始创新是否存在差异化驱动路径，fsQCA方法的引入，能够进一步识别出企业原始创新的不同驱动路径，为企业依据自身特点相应调整原始创新路径选择提供重要参考；③本文期望回答不同层面要素之间在驱动企业原始创新中是否存在互补替代关系，fsQCA方法在探讨不同前因条件的互补替代效果方面具有显著优势；④企业产生高原始创新或非高原始创新的因素可能具有非对称性，fsQCA方法能够对非对称性进行比较分析，拓宽研究的理论贡献。基于此，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析引致企业原始创新的前因条件组态路径。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考虑到原始创新的特点，选取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在正式收集问卷前，研究团队首先进行预测试，根据研究团队所在学校MBA和EMBA学员的问卷回答情况以及专家建议，对问卷题项进行优化，最后形成正式问卷。借鉴学者关于企业原始创新的研究思路[34]，如果在相关领域获得重要奖项，可以认为企业在原始创新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如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基于此，研究团队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网站获取相关企业名录，并且根据研究团队在原始创新领域的长期积累及相关团队成员的社会网络关系，开展问卷调查工作。问卷调查共持续6个月，累计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21份，剔除缺失重要信息、填写存在明显规律或前后不符的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06份，有效回收率为68.7%。由于问卷调查主要涉及企业层面，调查对象为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技术人员，对问卷数据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并未出现一个因子解释大部分方差的情况，表明研究的同源方差问题并不严重。
为保证问卷的信效度，问卷题项均来源于国内外成熟量表。除企业基本信息外，其它变量的测量均采用Likert 7分量表进行测度，1～7表示从“非常不同意(低，少)”到“非常同意(高，多)”，4表示中立态度。其中，技术能力的测度，参考吴伟伟[18]的研究，主要包括人员、信息、设备等方面的10个题项；技术管理能力的测度，借鉴Wu[35]的研究，包括资金、人员、信息、战略等方面的10个题项；原始创新氛围的测度，参考郑建君[24]的研究，并充分结合企业原始创新特点，从工作自主、同事交流、激励机制、容错机制等方面进行测度，共9个题项；高管支持的测度，参照Liang等[28]、谢卫红等(2018)的研究，包括高管信念和高管参与两方面的8个题项；市场导向的测度，参考Narver[36]的研究，包括顾客导向、竞争者导向和跨团队导向3个层面的9个题项；政策导向的测度，借鉴陈启杰等[32]、戴亦舒等(2020)的研究，包括“关注并收集国内国际原始创新政策”“高层讨论原始创新政策影响”“与政府部门密切合作”“制定原始创新战略时充分考虑政策环境的现状和变化趋势”“跟随原始创新政策作出行为调整”5个题项；企业原始创新的测度，借鉴李柏洲[10]、杨卓尔[2]的研究，包括“在研发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开展具有原创性与突破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产品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能够将具有原创性与突破性的技术和产品推向市场”4个题项。
运用SPSS22.0对技术能力、技术管理能力、原始创新氛围、高管支持、市场导向、政策导向和企业原始创新7个变量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7个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本文采用的题项均来自国内外成熟量表，因此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KMO值均大于0.8，表明量表题项适合作因子分析，并且各变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表明量表题项能够较好地反映变量构念，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进一步根据因子载荷计算CR值(组合信度)和AVE值(平均方差萃取量)，所有变量的CR值均大于0.9，进一步表明量表信度较高，AVE值均大于0.6，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表1 信效度检验结果
Tab.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s of the scale
变量题项因子载荷KMOCronbach's αCRAVE技术能力Q1～Q100.855～0.9030.9680.9660.9710.767技术管理能力Q11～Q200.873～0.9100.9740.9720.9750.799原始创新氛围Q21～Q290.796～0.8910.9520.9460.9540.698高管支持Q30～Q370.856～0.9120.9500.9570.9640.768市场导向Q38～Q460.831～0.8920.9590.9600.9650.756政策导向Q47～Q510.904～0.9120.9100.9470.9590.824企业原始创新Q52～Q550.850～0.8770.8380.8870.9220.747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变量间表现出正相关性，VIF值均小于2，说明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并且AVE平方根值均大于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进一步说明变量间区分度较高。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变量12345671.技术能力0.8762.技术管理能力0.360**0.8943.原始创新氛围0.340**0.402**0.8354.高管支持0.395**0.452**0.486**0.8765.市场导向0.227**0.147*0.379**0.380**0.8696.政策导向0.395**0.172*0.248**0.356**0.328**0.9087.企业原始创新0.555**0.405**0.411**0.524**0.409**0.565**0.864均值5.2325.2445.3375.2375.2595.1825.472标准差1.3561.4421.0831.3191.3261.4831.115
注：N=206；**表示p<0.01，*表示p<0.05；对角线为主要变量的AVE平方根值
变量校准是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前提[37]。变量校准需要确定3个临界值，分别是完全隶属、完全不隶属和交叉点。学者们认为相关刻度可为变量校准提供天然便利，借鉴学者关于问卷数据的校准规则[38]，基于量表刻度对研究变量进行校准，如表3所示。
在确定变量校准锚点后，运用fsQCA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为明确单个变量与企业原始创新之间的关系，首先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对前因变量是否是必要条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必要条件是指当结果产生时，该条件总是存在。遵循学者们的研究惯例，当一致性高于0.9时，可以判定该条件为必要条件[39]。从一致性结果看，单个前因变量对企业高或非高原始创新都未达到阈值0.9的水平，说明单个前因条件无法成为企业高或非高原始创新的必要条件。
表3 各变量校准锚点
Tab.3 Calibration points of the variables
变量锚点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前因变量技术能力741技术管理能力741原始创新氛围741高管支持741市场导向741政策导向741结果变量企业原始创新(高)741企业原始创新(非高)147
表4 前因条件必要性检验结果
Tab.4 Necessity test results of precedent causal conditions
前因变量结果变量企业原始创新一致性覆盖度～企业原始创新一致性覆盖度技术能力0.8880.9450.8240.252～技术能力0.2980.8540.8220.679技术管理能力0.8690.9130.8150.247～技术管理能力0.2830.8420.7130.610原始创新氛围0.8980.9250.8630.256～原始创新氛围0.2780.8750.7460.677高管支持0.8750.9340.7960.244～高管支持0.2920.8320.7850.645市场导向0.8840.9290.8240.249～市场导向0.2860.8490.7640.655政策导向0.8820.9490.7790.241～政策导向0.2950.8220.8350.671
根据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对前因条件组态的充分性进行判定，探讨企业原始创新驱动路径。关于反事实分析过程，参考杜运周[40]的做法，假设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要素单独出现均可实现高原始创新绩效。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技术能力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基础，在实现高原始创新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因而在进行“standard analysis”时，选择技术能力作为质蕴涵项。遵循fsQCA操作原则，利用真值表进行评估，采取大多数学者的设定规则，将原始一致性阈值、PRI一致性阈值和频数阈值分别设定为0.8、0.7、1[40-41]。结合中间解与简约解结果，得出企业高原始创新的5条前因变量组态路径和非高原始创新的两条前因变量组态路径，如表5所示。企业高原始创新和非高原始创新的总体覆盖率分别为0.869、0.630，说明组态路径能够很好地覆盖问卷样本情况，并且单条组态路径和总体方案的一致性都高于fsQCA的一致性阈值0.75[39]。综上，基于技术、组织和环境视角，导致企业高原始创新和非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能够解释结果的产生，并且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3.2.1 企业高原始创新前因条件组态
基于TOE框架，在技术能力、技术管理能力、原始创新氛围、高管支持、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6个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存在5条组态路径，其中路径1、2、3的核心条件完全一致，这3条路径构成二阶等价组态[37]。
路径1：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技术管理与原始创新氛围驱动型。该路径表明以高技术能力和高市场导向为核心条件，互补高技术管理能力和高原始创新氛围为边缘条件的前因变量组合可以产生高原始创新绩效。技术能力体现企业在知识积累、开发和应用方面的优势，高市场导向代表企业对市场信息敏感，高度关注顾客、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而原始创新是为了取得重大原创性关键技术突破，充分关注市场变化并重视企业内部知识积累、开发和应用显得尤为重要。高技术能力和高市场导向是该路径下实现高原始创新的两个核心条件。同时，辅以高技术管理能力和高原始创新氛围，能够进一步优化相关资源配置，激发企业原始创新意愿，共同推动高原始创新绩效的产生。该路径可以解释64.9%的高原始创新案例。
路径2：技术与市场主导下依托政策的高管支持与技术管理驱动型。该路径表明以高技术能力和高市场导向为核心条件，互补高技术管理能力、高程度高管支持和高政策导向为边缘条件的前因变量组合可以产生高原始创新绩效。与路径1相似，高技术能力和高市场导向是该路径下高原始创新的核心条件，高技术管理能力作为边缘条件配合核心条件共同发挥作用。对比路径1与路径2可知，存在高技术能力、高市场导向和高技术管理能力时，原始创新氛围(组织因素)能够与政策导向(环境因素)和高管支持(组织因素)形成替代关系，即当企业技术水平较高(具有高技术能力与高技术管理能力)并且具有高市场导向时，高管支持和政府导向可以替代原始创新氛围，推动企业原始创新绩效提升。该路径的一致性最高，可以解释59.0%的高原始创新案例。
路径3：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原始创新氛围与政策驱动型。该路径表明以高技术能力和高市场导向为核心条件，互补高原始创新氛围和高政策导向为边缘条件的前因变量组合可以产生高原始创新绩效。与路径1相似，高技术能力和高市场导向是该路径下高原始创新的核心条件，高原始创新氛围作为边缘条件配合核心条件共同发挥作用。对比路径1与路径3可知，存在高技术能力、高市场导向和高原始创新氛围时，技术管理能力(技术因素)能够与政策导向(环境因素)形成替代关系，即当企业具有高技术能力、高原始创新氛围和高市场导向时，政策导向可以替代技术管理能力，推动企业原始创新绩效提升。该路径可以解释66.1%的高原始创新案例。
路径4：技术主导下依托政策的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该路径表明以高技术能力为核心条件，互补高技术管理能力、高原始创新氛围、高程度高管支持和高政策导向为边缘条件的前因变量组合可以产生高原始创新绩效。与路径1相似，高技术能力也是该路径下高原始创新的核心条件，高技术管理能力和高原始创新氛围作为边缘条件配合核心条件共同发挥作用。对比路径1与路径4可知，存在高技术能力、高技术管理能力和高原始创新氛围时，高管支持(组织因素)、政策导向(环境因素)能够与市场导向(环境因素)形成替代关系，即当企业技术水平较高(具有高技术能力与高技术管理能力)并且具有高原始创新氛围时，高管支持和政策导向可以替代市场导向，推动企业原始创新绩效提升。该路径可以解释61.0%的高原始创新案例。
路径5：市场主导下依托技术管理的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管支持驱动型。该路径表明以高市场导向为核心条件，互补高技术管理能力、高原始创新氛围和高程度高管支持为边缘条件的前因变量组合可以产生高原始创新绩效。与路径1相似，高市场导向是该路径下高原始创新的核心条件，高技术管理能力和高原始创新氛围作为边缘条件配合核心条件共同发挥作用。对比路径1与路径5可知，存在高市场导向、高技术管理能力和高原始创新氛围时，高管支持(组织因素)能够与技术能力(技术因素)形成替代关系，即当企业具有高市场导向、高技术管理能力和高原始创新氛围时，高管支持可以替代技术能力，推动企业原始创新绩效提升。对比路径4与路径5可知，存在高技术管理能力、高原始创新氛围和高程度高管支持时，市场导向(环境因素)能够与技术能力(技术因素)和政策导向(环境因素)形成替代关系，即当企业组织水平较高(具有高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程度高管支持)并且具有高技术管理能力时，市场导向可以替代技术能力和政策导向，推动企业原始创新绩效提升。该路径可以解释67.2%的高原始创新案例，为不具备高技术能力的企业开展原始创新提供重要借鉴。
综上所述，技术能力或市场导向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于5条组态路径中，反映出技术能力和市场导向对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在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的5条组态路径中，均需要技术、组织和环境的共同作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前文构建企业原始创新TOE框架的合理性。
表5 企业原始创新组态结果
Tab.5 Configur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前因条件高原始创新路径1路径2路径3路径4路径5非高原始创新路径a路径b技术能力●●●●技术管理能力原始创新氛围高管支持市场导向●●●●政策导向覆盖率0.6490.5900.6610.6100.6720.6040.514净覆盖率0.0110.0280.0720.0480.0610.1160.026一致性0.9650.9880.9850.9880.9520.9730.972总体覆盖率0.8590.630总体一致性0.9550.970
注：●表示组态路径中核心变量存在，
表示组态路径中边缘变量存在，⊗表示组态路径中核心变量缺失，
表示组态路径中边缘变量缺失，空白表示组态路径中变量可存在可不存在
3.2.2 企业非高原始创新前因条件组态
对于因果不对称性问题，QCA方法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即某个结果出现或不出现的前因条件组态并不是完全相反的[37]。为明确企业原始创新驱动机制，进一步分析导致企业非高原始创新的前因条件组态。
路径a：～技术能力×～原始创新氛围×～高管支持×～市场导向×～政策导向。该路径表明，当企业技术能力不强、原始创新氛围不浓、缺乏高管支持、不注重市场导向与政策导向时，企业原始创新会受到抑制。原始创新的特点决定企业需要积累一定技术、人才、知识，若企业内部技术能力不强、原始创新氛围不浓、缺乏高管支持，并且对外部市场与政策信息不敏感，就难以对原始创新形成有效支撑。该路径下技术管理能力与企业原始创新不存在密切关系。该路径的覆盖率最高，是导致企业非高原始创新的主要路径。
路径b：～技术能力×技术管理能力×～高管支持×～市场导向×～政策导向。该路径表明，当企业技术能力不强、缺乏高管支持、不注重市场导向与政策导向时，即便拥有较强的技术管理能力，也无法产生高原始创新绩效。企业技术能力不强就无法为原始创新提供可持续性保障，缺乏高管支持将导致原始创新战略难以实施，对外部市场和政策信息不敏感可能导致原始创新决策出现偏差。在此情形下，即使拥有高水平技术管理能力，企业原始创新活动也难以顺利开展。
综上，上述两条前因条件组态路径都包括非高技术能力、非高程度高管支持、非高市场导向和非高政策导向，涉及企业技术、组织和环境多个层面，再次验证了利用TOE框架研究企业原始创新的合理性。
3.2.3 稳健性检验
为提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信度，通过调整真值表构建过程中的案例频数阈值进行稳健性检验。当将案例频数阈值调整为2时，企业高或非高原始创新的前因条件组态与案例频数为1时完全一致，前因组态路径未发生任何变化。此外，将PRI一致性阈值由0.7提升至0.75，得到的组态结果也未发生变化。由此说明企业原始创新前因条件组态的研究结果稳健。
基于TOE框架，运用fsQCA方法，探讨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影响因素对企业原始创新的组态效应，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企业原始创新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特点，技术、组织、环境层面要素均不是单独导致企业高原始创新的必要条件，企业高原始创新是多种前因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的路径有5条，分别是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技术管理与原始创新氛围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依托政策的高管支持与技术管理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原始创新氛围与政策驱动型、技术主导下依托政策的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以及市场主导下依托技术管理的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管支持驱动型。技术能力或市场导向是上述组态路径的核心条件，反映出技术能力和市场导向在驱动企业原始创新中的核心作用。再次，从企业高原始创新组态路径中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替代关系，可为处于不同场景下的企业获取高原始创新绩效提供差异化路径。最后，导致企业非高原始创新的路径有两条，均包括非高技术能力、非高程度高管支持、非高市场导向和非高政策导向，表明技术、组织和环境多个层面要素的缺失会导致企业原始创新绩效低下。
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首先，与已有研究仅考虑单一层面要素不同，本文结合现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特点，从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归纳企业原始创新的影响因素，拓宽了TOE框架的应用场景，有助于细化不同层次要素的动态匹配效应。其次，本文采用fsQCA方法，系统整合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因素，实证探讨多重要素之间的动态匹配效应，进一步弥补了TOE框架下多层面因素之间缺乏联动的局限性，有助于加深对驱动企业原始创新复杂机理的认识，为原始创新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最后，本文发现企业原始创新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和不同组态路径之间多层面要素存在互补替代关系，为处于不同场景下的企业获取高原始创新绩效提供了差异化路径。同时，探讨了企业高原始创新与非高原始创新组态路径的非对称性问题，为驱动企业原始创新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拓宽了原始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
研究的实践启示在于：第一，根据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因素的互补替代关系，企业应该根据所处情境，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的原始创新路径，重点关注企业技术能力和市场导向能否支撑原始创新活动，从而有效避免原始创新失败。第二，将提高自身技术能力作为企业发展的基础，较强的技术能力可使企业在原始创新中获取先发优势，不至于落入跟随式创新的怪圈。同时，政府要鼓励和引导企业持续提高技术实力，充分发挥政策组合优势，保障企业原始创新的技术积累，激发企业原始创新意愿。第三，企业要有效结合多层面因素，不仅要注重技术层面提升，也要积极营造原始创新氛围，提升原始创新战略高度，关注市场动态，提升企业发展与政府政策的契合度，实现多层面要素共同发力。第四，针对“卡脖子”问题，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注重与相关核心企业的深度交互，真正了解企业原始创新中的痛点。同时，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针对性地进行原始创新政策引导，积极开展敏捷治理活动，形成推动企业原始创新的政策合力。
尽管研究在企业原始创新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选取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和科学性尚存不足，问卷调查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相关题项也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其次，尽管组态分析能够弥补回归分析的不足，但在解释企业原始创新“为什么”和“怎么样”的研究问题上，仍然存在不足。后续研究可以将组态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进一步探究企业原始创新相关问题，以提升研究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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