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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s, heterogeneity, lag and dynamic effects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affec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25 provinces from 2008 to 2018 to measure their GVC embeddedness, and studies the impact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a dynamic evolution and a step-by-step process. Embedd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t there is a gradual weakening lag effect.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there are obvious tim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embedding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level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embeddednes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gradually weakening recently. (3)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re a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embedding global value chain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impact of embedding global value chain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in eastern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 impact of GVC embeddednes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further optimize policies to increase GVC embeddedness, amplify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embeddedness in GVCs, and reduce technological imbalance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There are som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research. First, it expands the pure knowledge spillovers result from embeddeding in the general network to the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result from embeddeding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focus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product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ing affec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i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GVC embedding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second is to incorporate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VC embedding affec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t also analyzes GVC embedding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impact of other factor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innovation in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makes the conclusion that GVC embedding affect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more scientific; thirdly,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analyzed by time and space heterogeneity, which confirms the reality that China's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affect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so that the analysis is more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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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践行者。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日益加深。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中国充分享受融入全球经济带来的红利，经济增长一直稳居世界前列。然而，由于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不高，资源禀赋和技术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加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承接发达国家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产品，由此导致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当前，世界各国均将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同的重要途径，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技术创新，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绿色转型发展。2019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科技部发布《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改善生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技术为内涵的绿色技术创新正成为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科技竞争的新兴领域。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探讨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否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中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绿色技术创新所受到的影响程度是否不同，对当前和今后中国持续嵌入全球价值链、大力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在学术层面，早期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衡量标准及其重要性等方面，近期研究多关注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郭捷等(2020)、王韧(2020)、王洪庆等(2020)、陈晓等(2019)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不同；郭捷等(2020)、陈晓等(2019)、范莉莉等(2019)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和负向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毕克新等(2021)、刘章生等(2017)、Mericana等(2007)认为FDI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Albornoz等(2009)、Andonova(2003)、Andreoni等 (2001)研究发现，FDI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负向影响；陈媛媛等(2011)、宋马林等(2010)、Chudnovsky等(2005)研究发现，FDI对绿色技术创新既具有正向影响，也具有负向影响；王洪庆等(2020)、齐绍洲(2018)、Binru Cao等(2016)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但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影响作用不同，进出口目的地不同影响效果也不同，不同地区进出口贸易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同，说明进出口贸易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门槛效应；李婉红(2017)、许晓燕等(2013)研究发现，R&D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但R&D人员投入和R&D经费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不同；庞娟等(2019)、Stal(2015)研究发现，外部网络对绿色技术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
随着对全球价值链概念、嵌入程度和重构路径的深入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成为学者研究焦点。苏汝劼等(2021)、房逸靖等(2021)、唐卫红(2019)、Bloom 等(2016)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嵌入地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抑制效应的存在使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进步呈倒U型关系；卫平等(2021)、张文爱等(2021)、杨滨菁等(2021)研究发现，由于发展中国家环保成本更低，发达国家高污染产业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从而对承接国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潘闽等(2021)、史本叶等(2020)、潘秋晨(2019)认为发展中国家极易对全球价值链产生路径依赖，面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挤压，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吸收能力不强等原因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低端锁定”，所以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与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呈U型关系，即低端嵌入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但跨过“拐点”后中高端嵌入有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史青等(2020)、赵玉焕等(2019)、杨飞等(2019)、Tamayo等(2016)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但不同技能劳动力受到的影响不同，其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率增长最快；谢锐等(2021)、董丹丹等(2021)、肖威(2017)、Pierce等(2016)认为，嵌入全球价值链未增加高技能人才需求，且对劳动力整体就业规模、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和非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和后向嵌入均不利于优化就业结构。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因素，但存在如下不足：①外部因素相关研究多以FDI、国际贸易、外部网络为主，且仅将其作为单独影响因素，忽视了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②外部网络理论虽然能够综合反映外部因素，但这一抽象概念未指定当前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外部网络的具体物化形态；③国内外学者基本上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经济效应，技术创新固然是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但鉴于当前技术创新绿色化趋势非常明显，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在实践层面，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绿色技术创新起步较晚，尽管近年来中国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逐年增加，但占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比例始终不高，说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有待提升。究其原因，除政府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政策不到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绿色技术创新法律法规不完善外[1]，绿色技术创新开放水平较低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从国际视野出发谋划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绿色技术创新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绿色技术，使国内绿色技术创新企业走出去，进而全面提升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为此，本文将全球价值链作为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外部网络的具体物化形态，探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本文边际贡献在于：①将一般网络嵌入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拓展到以产品国际分工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所产生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特质与机理，可为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提供理论基础；②将各种因素纳入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能够得出更加科学、明确的结论；③分析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现实情况，内容更加全面；④根据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基本结论，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使之更具有现实意义。
工业文明时代，传统技术创新追求经济效益增长，忽视了资源再生力和环境承受力，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利用消耗以及对生态环境无限度的污染破坏，最终引发了资源、环境危机[2]。与此不同，生态文明时代的技术创新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在追求技术创新商业价值的同时，尤其重视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社会价值，力求向市场推出绿色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3]。Brawm & Wield最早于1994年提出绿色技术创新的概念。随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概念进行拓展，指出绿色技术创新是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初衷，最终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的技术创新过程。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一种潮流与趋势，但当下技术创新并未完全绿色化，只有与生态环境改善相关的产业部门才会开展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因此，未来绿色技术创新只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阵地，而不能完全替代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相似，绿色技术创新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自身创新资源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属于内生型封闭式创新；二是获取外部创新技术，并以自身原有技术为基础进行消化、吸收和模仿，创造出新产品、新技术，属于外生型开放式创新。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技术变革速度加快，由于创新资源的有限性，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企业都不可能通过单打独斗的方式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只有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嵌入外部关系网络，开展相互促进的开放式创新，才能最终实现绿色技术创新。
网络嵌入理论认为，网络嵌入性体现行动主体与网络其它节点之间的关系，尽管网络内各主体之间相互依赖，但某一主体从网络关系中获取的异质性知识和技术资源取决于彼此之间的互动经历及网络关系质量[4]。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源流动、整合和利用模式发生重大改变，国际分工经历了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再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转变，当代新国际分工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不同产业之间、同一产业不同产品之间以及同一产品不同工序之间的多层级国际分工体系，这种国际分工体系实际上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国家或地区及其所属企业的外部关系网络。全球价值链理论是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下重新审视创新与发展的一种宏观和微观相融合的新兴理论，价值链概念由波特于1985年首次提出，此后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不断完善，目前普遍认为全球价值链主要用来反映以产品内国际分工为主体的新国际分工格局。
根据网络嵌入理论，全球价值链嵌入实际上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国家或地区以产品内国际分工为主体的国际分工体系。与一般组织嵌入不同，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更明显，是技术创新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讲，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国家或地区通过特定方式或渠道融入以产品内国际分工为主体的国际分工体系，通过消化、吸收、模仿先进绿色技术，对现有绿色技术进行整合，最终实现自身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
全球价值链嵌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及其所属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并与自身技术创新相衔接的“桥梁”[5]，为新兴经济体获取全球异质性资源进而实现知识联结提供了契机[6]，进而为基于全球知识、技术整合的嵌入式创新模式创造了可能[7]。与一般外部网络关系嵌入所产生的纯知识溢出效应不同，全球价值链嵌入所产生的国际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全球价值链嵌入主要通过前向嵌入和后向嵌入影响不同国家或地区及其所属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首先，基于后向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国际知识、技术溢出是以国际贸易中间产品为载体的物化型跨知识、技术转移过程[8]，不同国家或地区及其所属企业通过学习和吸收从进口中间品所内含的有关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污染处理的工艺秘密、技术诀窍和创新知识[9]，对接绿色技术创新前沿，一方面可以实现国内外相似绿色技术领域知识耦合，弥补某一国家或地区企业知识搜索能力不足、创新风险大等弊端，在既有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扩充新知识，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不同绿色技术领域知识耦合，拓展现有绿色技术创新边界，使研发活动延伸至更为前沿的绿色技术领域，从而实现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其次，基于前向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国际知识、技术溢出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及其所属企业出口创新效应[10]及贸易双方协同化效应[11]发挥作用的结果。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买方将产品规格、设计要求、质量标准传达给出口方，倒逼出口方加大研发力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同时，为确保产品价值，买方倾向于为出口方提供与产品生产相关的产品设计、工艺指导和人才培训，这为出口方知识耦合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可能。除单一主体会产生出口创新效应外，出口方与买方之间的协同进化效应也十分显著。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倾向于通过外包主导新国际分工格局，利用欠发达经济体优势生产更多高附加值产品，由此产生示范效应，进而促进出口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
(2)全球价值链嵌入不仅对前向和后向嵌入国家或地区及其所属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直接影响，而且还存在一些间接影响效应。①融资效应。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周期长、风险高、资金量大等特征，所以国家或地区及其所属企业往往面临融资约束，而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以缓解这种融资约束。一方面，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增加企业获得贸易信贷的机会，使企业凭借国际订单或信用证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另一方面，嵌入全球价值链使企业产品多元化、风险分散化，有利于改善企业信用等级，而外部融资能力提升又可以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从而促进国家或地区及其所属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②竞争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企业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一方面会将出口产品中间生产环节转移给其它国家，再以低成本优势从其它国家进口高质量中间品，扩大自身比较优势，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还会迅速调整自身经营决策，发挥自身专业化生产比较优势，加大绿色产品供给，实现产品研发与国际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增加国家或地区及其所属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③规模效应。为减少固定成本和提高市场占有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会不断扩大产品生产规模，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以降低边际生产成本和提高边际利润率，进而促进国家或地区及其所属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
绿色技术创新既是一种技术创新活动，也是一种市场经济活动，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受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多重影响[12]。
(1)技术环境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从外部技术环境看，经济全球化发展使企业创新行为呈现跨国、跨地域合作特征，开放式创新对国家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影响，而国家或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决定其对外开放水平，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是外部技术环境的重要内容。从内部技术环境看，自主创新是利用自身现有技术资源优势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的过程，现有技术资源优势越大，国家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因此自主创新能力是内部技术环境的主要方面。
(2)市场环境分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平均规模两个方面。从市场化程度看，完善的市场机制可以为国家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有序的竞争环境、透明的经营环境、有益的市场信息、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吸收它国或异地的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向本国或本地区转移，从而促进国家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从企业平均规模看，企业平均规模越大，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越强，获取绿色技术创新资源的途径越多，绿色技术创新研发投入所产生的规模报酬效应也就越大。一般而言，大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相对较低，因为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资源、技术、经营逐渐固化，极易产生一定的路径依赖，所以企业平均规模也有可能阻碍国家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
(3)政策环境主要包括环境规制和政策支持两种政策工具。从环境规制看，环境规制通过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和环境目标达到生态环保的目的，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使国家或地区企业承载较大的环保压力，从短期看对国家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挤出效应”。但从长期看，企业通过改变生产方式使清洁生产与利润并行相容，由此产生的创新补偿效应远远超过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尽管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可能产生先抑后扬的U型作用，但这恰好说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客观存在。从政策支持看，政府作为调控经济活动的一只有形的手，政策支持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家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同时，政策支持也会对国家或地区所属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通过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使创新主体将更多资金投入到绿色技术创新中，另一方面也会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这是因为，中小创新主体为实现利润最大化通常会采取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做法，而政府补贴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挤出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家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
上述影响因素并非独立作用于一国或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不同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不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也不同。即使是不同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相同，只要其它影响因素不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也不同；同样，在不同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不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同。即使是不同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相同，只要其它影响因素不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时段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同。
一个国家或地区企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通过前向嵌入和后向嵌入直接获得他国或地区的绿色知识、技术溢出，进而促进本国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从国际知识、技术溢出渠道看，如果其它先进国家或地区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滞后性[13]，那么作为被各国严格管制的先进技术，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也存在滞后性。同时，企业在获得这些溢出技术后，消化、吸收、模仿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当全球价值链嵌入国家或地区所属企业与绿色技术溢出国家或地区所属企业技术差距较大时，这一周期就会更长。从间接效应看，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属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产生融资效应、竞争效应、规模效应需要一定时间，而这些效应的发挥到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如同某些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影响不仅存在滞后性还存在动态性[14]，一个国家或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动态性。获取绿色技术是某个不断强化的过程，一个时点对获取的外部绿色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模仿，结合原有技术产出新绿色技术，并将新绿色技术运用于生产，既能够增加企业原有绿色技术存量，反过来又会促进下一个时点外部绿色技术发展。同时，绿色技术本身是一个“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演进过程，随着国家或地区环境规制要求的提高，非绿色技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其会对绿色技术扩散产生强大的抵御作用，但随着绿色技术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最终会使非绿色技术占有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正因如此，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在当期发生，而且还会影响下一期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由此形成“叠加效应”。即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背景下，如果上一期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水平较高，那么下一期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就有继续走高的可能，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动态演化的过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借鉴成琼文等[12]、杨惠馨等[8]的研究，构建如下基本回归模型：
lnGTIit=α0+α1GVCit+∑βkZkit+μi+vt+εit
(1)
式(1)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k为控制变量；GTI表示绿色技术创新，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其进行对数处理；GVC代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Z为控制变量；α、β为待估参数，μ、ν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ε为误差项。
(1)被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GTI)。绿色技术创新衡量标准有很多，郭捷等[15]根据OECD公布的《技术领域与IPC分类号对照表》，运用环境友好型技术领域对应IPC分类号，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中检索环境友好型专利数量，以此测量绿色技术创新；杨明海等[16]采用研发投入与能源消耗量的比值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杨振兵等[17]使用SFA方法，选取能源和环境作为生产性投入要素，并将其纳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行测量。本文遵循数据可得性和完整性原则，采用绿色专利数表征绿色技术创新，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发布的《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
(2)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嵌入度(GVC)。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测算方法较多，Koopman等[18]采用 OECD-WTO 贸易增加值(TIVA)数据库中的间接增加值出口、国外出口增加值和出口总额进行测量；Wang等[19]在重复计算出口增加值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生产活动类型，分别对产业层面的最终产品、增加值进行分解，用于测量基于后向、前向关联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张杰等[20]从企业层面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行测算，并以此测量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本文借鉴余泳泽等[21]的做法，采用中国不同省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测量，计算公式如下：
(2)
式(2)中，M、X、D分别代表进口、出口和国内销售，上标p和o分别表示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
(3)控制变量：自主创新水平(IE)、企业平均规模(MCS)、市场化程度(MARKET)、环境规制强度(ENV)、政策支持程度(GOV)。其中，自主创新水平参考王洪庆、张莹(2020)的做法，采用R&D经费投入与内部支出之比衡量；企业平均规模采用各工业行业生产总值与企业数的比值测量；市场化程度从王小鲁、樊纲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提取市场化综合指数；环境规制强度借鉴张成等(2011)的做法，采用治理污染总投资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度量；政策支持程度以工业行业R&D经费占政府的比例测量。
本文主要选取2008-2018年中国内地25个省份(因内蒙古、贵州、西藏、甘肃、青海、新疆数据缺失，故不纳入统计)数据，除上述已注明的数据来源外，其它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8)、各省份统计年鉴(2008-2018年)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1)绿色技术创新。2008-2018年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专利申请量如图1所示。从中可见，2008-2018年中国绿色专利申请总量持续增加，其中2008-2013年增速较为平稳，从2 076项增至8 204项，随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到2018年增至26 680项。从地区看，三大经济地区变化情况与全国保持一致，东部地区绿色专利数量最多，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少，2018年分别占65.63%、23.91%和10.46%，绿色专利地区分布格局与各地区发展水平保持一致。绿色技术创新的快速增长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伴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追求更高，这也是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主要原因。同时，国家适时把握这一变化，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5年又将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从政策层面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快速发展。
图1 2008-2018年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绿色专利申请总量
Fig.1 Total number of green patent applications in the national,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rom 2008 to 2018
(2)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基于上文测算方法，计算2008-2018年中国内地25个省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结果如表1所示。从全国层面看，2008-2018年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在0.37～0.62之间波动，其中2008年嵌入程度最低，2016年达到高峰，此后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连续两年出现下降。从地区层面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其中东部地区开放水平更高，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更明显；2011-2013年、2015-2017年中部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度高于西部地区，其余年份则低于西部地区，两大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总体保持上升态势，这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西部地区开放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密切相关。
(1)国家层面影响结果。为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变量进行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可见，随着变量数量增加，各变量拟合系数符号稳健。模型(6)显示，GVC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GOV和IE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政府支持和自主创新均没有产生绿色技术创新效果，这与成琼文等[12]的研究结论一致。原因可能在于，政策制定没有激发企业内生创新动力。MCS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可能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相比于中小企业而言，大企业资源优势更明显，更有助于推动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MARKET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良好的市场化环境能够产生良性竞争氛围，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ENV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原因在于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成本，挤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同时环境规制激励不足，从而没有产生创新补偿效应。
表1 2008-2018年中国各省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
Tab.1 Embeddings degrees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地区 2008200920102011 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全国0.377 1 0.461 2 0.381 9 0.424 8 0.456 5 0.419 5 0.432 1 0.399 5 0.617 7 0.586 0 0.484 7 东部均值0.268 6 0.337 6 0.248 1 0.269 5 0.251 1 0.245 9 0.239 3 0.217 5 0.270 2 0.252 2 0.449 2 北京0.261 9 0.330 2 0.313 5 0.295 2 0.324 1 0.374 9 0.466 0 0.449 3 0.449 2 0.418 2 0.689 5 天津0.422 5 0.448 1 0.431 2 0.451 7 0.460 6 0.610 3 0.537 8 0.510 6 0.517 0 0.484 0 0.065 5 河北0.112 9 0.123 0 0.132 2 0.119 1 0.108 1 0.116 8 0.102 4 0.065 3 0.054 9 0.061 3 0.703 4 辽宁0.141 9 0.501 3 0.471 9 0.454 8 0.373 2 0.372 8 0.433 2 0.356 7 0.352 1 0.333 9 0.283 5 上海0.325 4 0.302 6 0.304 3 0.264 9 0.245 4 0.234 9 0.249 1 0.235 1 0.220 4 0.235 0 0.255 0 江苏0.639 0 0.624 6 0.600 9 0.525 4 0.466 4 0.449 8 0.450 3 0.431 8 0.429 3 0.446 9 0.463 0 浙江0.567 8 0.633 2 0.062 7 0.647 5 0.657 9 0.675 8 0.670 0 0.695 9 0.743 5 0.682 3 0.653 2 福建0.360 8 0.331 9 0.366 6 0.302 9 0.283 2 0.276 1 0.238 7 0.220 3 0.743 5 0.682 3 0.653 2 广东0.670 1 1.063 9 0.645 6 0.637 7 0.618 9 0.554 5 0.541 1 0.440 3 0.743 5 0.682 3 0.653 2 海南0.215 1 0.391 6 0.359 0 0.370 7 0.654 6 0.806 6 0.886 5 0.894 6 0.743 5 0.682 3 0.239 7 山东0.461 0 0.502 0 0.477 8 0.443 7 0.422 1 0.391 0 0.382 5 0.341 8 0.336 9 0.326 5 0.282 2 中部均值0.040 3 0.048 7 0.049 3 0.076 0 0.111 7 0.083 8 0.083 7 0.087 7 0.225 7 0.223 9 0.513 6 山西0.243 1 0.182 2 0.216 2 0.395 9 0.365 6 0.337 4 0.510 4 0.673 6 0.695 9 0.733 5 0.703 4 吉林0.078 8 0.119 0 0.131 4 0.128 9 0.115 3 0.076 4 0.129 0 0.136 1 0.151 5 0.151 6 0.104 2 黑龙江0.028 6 0.035 8 0.022 3 0.019 5 0.013 3 0.015 6 0.025 4 0.124 2 0.151 9 0.213 7 0.147 7 安徽0.125 0 0.172 7 0.181 8 0.210 1 0.941 1 0.226 7 0.168 8 0.118 3 0.743 5 0.682 3 0.653 2 江西0.286 6 0.278 7 0.189 2 0.159 7 0.242 0 0.301 4 0.303 8 0.214 0 0.743 5 0.682 3 0.653 2 河南0.240 3 0.308 2 0.298 4 0.666 5 0.743 7 0.665 7 0.651 4 0.713 9 0.662 8 0.649 8 0.540 3 湖北0.194 8 0.315 5 0.324 9 0.304 8 0.295 7 0.229 8 0.294 0 0.304 6 0.743 5 0.682 3 0.653 2 湖南0.067 7 0.124 2 0.132 6 0.166 1 0.347 2 0.372 4 0.306 6 0.346 7 0.743 5 0.682 3 0.653 2 西部均值0.059 1 0.060 0 0.070 4 0.066 1 0.079 9 0.075 1 0.090 3 0.073 7 0.100 2 0.088 9 0.552 5 广西0.400 7 0.348 5 0.181 7 0.246 0 0.326 0 0.274 3 0.344 6 0.174 0 0.428 5 0.202 8 0.221 2 重庆0.729 8 0.528 1 0.891 6 0.664 2 0.945 1 0.241 3 0.567 4 0.127 4 0.743 5 0.682 3 0.653 2 四川0.705 7 0.683 9 0.735 3 0.644 1 0.537 4 0.636 0 0.731 9 0.747 9 0.743 5 0.682 3 0.653 2 云南0.290 3 0.278 7 0.225 9 0.226 3 0.725 4 0.675 7 0.566 3 0.436 2 0.730 4 0.966 1 0.844 5 陕西0.190 4 0.401 8 0.575 3 0.548 3 0.523 5 0.762 4 0.924 9 0.931 8 0.923 1 0.697 6 0.801 2 宁夏0.008 6 0.020 1 0.004 1 0.003 6 0.013 2 0.003 4 0.074 2 0.140 9 0.078 6 0.167 4 0.141 8
表2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
Tab.2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embeddedness of global value chain affec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变量(1)(2)(3)(4)(5)(6)GVC1.998***1.958***1.535***0.983***0.619***0.616***(0.312)(0.315)(0.318)(0.265)(0.219)(0.219)GOV-0.682-0.581-0.834-0.590-0.607(0.769)(0.742)(0.606)(0.495)(0.497)IE-0.881***-0.512***-0.125-0.118(0.199)(0.166)(0.140)(0.140)MCS0.517***0.273***0.267***(0.046 4)(0.043 8)(0.044 5)MARKET0.555***0.558***(0.049 8)(0.050 1)ENV-10.23(14.08)Constant4.389***4.967***5.689***3.565***0.4970.543(0.135)(0.665)(0.662)(0.573)(0.543)(0.547)Observations275275275275275275R-squared0.1420.1440.2070.4730.6500.65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2)分时段影响结果。由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2014年以后明显有所提升，因此嵌入全球价值链可能存在时间差异。经检验，Chow检验结果为7.17，p值为0.000，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拒绝组间系数相同的原假设，表明存在显著组间差异。为此，本文根据绿色技术创新变化情况，分时段对基本模型进行拟合，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见，无论在哪个时段，GVC均显著为正，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再次验证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比两个时段拟合结果，2014-2018年GVC系数略低于2008-2013年，表明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正在减弱。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自主创新水平大幅提升，国际知识、技术溢出边际效应递减，环境规制力度有所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开始显现。此外，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趋势盛行，尤其是2017年中美贸易战阻碍了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进程[22]。
表3 分时段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
Tab.3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embedding degrees of global value chain affec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time periods
模型(1)(2)2008-2013年2014-2018年GVC0.588*0.518**(0.291)(0.236)GOV-0.7570.268(0.605)(0.478)IE-0.755**-0.017 5(0.276)(0.148)MCS0.039 30.441***(0.137)(0.061 1)MARKET0.645***0.069 6(0.095 4)(0.049 5)ENV-22.69-12.91*(30.49)(7.466)Constant1.4812.761***(0.987)(0.671)Observations150125R-squared0.4540.660
(3)分地区影响结果。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地理位置、要素禀赋、发展水平不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也不同。本文将中国内地25个省份划分为三大经济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陕西、宁夏，进一步检验地区异质性。首先，运用Chow检验是否存在组间差异，Chow检验值为4.04，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拒绝组间系数相同的原假设，表明存在显著组间差异；其次，按照地区分类拟合，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见，不同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不同，与上述Chow检验结果一致，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为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中部、西部地区则为正向影响。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使其成为绿色技术创新净输出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较低，嵌入全球价值链多是接收绿色知识、技术溢出。
(4)滞后效应检验。为考察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滞后效应，本文分别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1)和模型(2)结果显示，滞后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5%水平下显著)，表明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的知识溢出效应不是即时体现的，创新主体需要对其进行消化、吸收、模仿后才能形成自身绿色技术。另外，滞后两期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影响系数低于滞后一期影响系数，说明随着滞后期数的增加，滞后效应逐步减弱。
表4 分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
Tab.4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embedding degrees of global value chain affec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regions
变量(1)(2)(3)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GVC-0.3541.346***0.941*(0.338)(0.353)(0.510)GOV-0.700-2.783***-0.625(0.574)(0.847)(1.160)IE-0.272-0.651**0.140(0.242)(0.307)(0.090 3)MCS0.253***0.153**0.140**(0.060 6)(0.069 6)(0.069 4)MARKET0.534***0.610***0.611***(0.058 8)(0.099 3)(0.090 9)ENV-50.34**-19.88-35.45(21.61)(36.66)(21.99)Constant1.543**2.544***0.444(0.724)(0.929)(1.077)Observations1218866
(5)动态效应检验。本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将绿色技术创新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检验绿色技术创新是否呈现一个动态持续演进过程，分别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模型(3)和模型(4)所示。从中可见，AR(1)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AR(2)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动态面板模型随机误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Sargan检验结果显示，GMM估计无法拒绝“工具变量选取有效”的原假设，工具变量选择满足过度识别约束条件。其中，绿色技术创新滞后一期对绿色技术创新当期的影响作用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演化、循序演进的过程。
表5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滞后效应及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Tab.5 Test results of lag effect and dynamic effect of the embedding degrees of global value chain affec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变量 滞后效应检验(1)(2)动态效应检验(3)(4)L.GVC0.464**(0.227)L2.GVC0.419**(0.198)L.lnGRE0.176**0.764***(0.079 8)(0.111)AR(1)检验-3.48-4.36[0.001][0.000]AR(2)检验-0.480.80[0.634][0.432]sargan检验36.8147.44[0.151][0.140]观测值250225192228
注：在动态效应检验中，( )为系数的 z 值；AR(1)、AR(2)检验系数为z值，[]为对应 p 值; Sargan检验[]为对应P值
(6)稳健性检验。为考察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更换计量模型，采用异方差稳健性混合OLS模型对基本回归模型进行再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其次，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剔除2008年数据，检验2009-2018年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考虑到金融危机的滞后效应，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故将2010年作为第二个时间节点，对2010-2018年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另外，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故将2013年作为第三个时间节点，探究2013-2018年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两种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主要解释变量显著性与前文保持一致，且其它变量显著性未发生较大改变，因此本文回归结果稳健。
表6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异方差稳健性回归结果
Tab.6 Heteroscasticity robustness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embedding degrees of global value chain affec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变量(1)(2)(3)(4)(5)(6)GVC2.640***2.073***1.974***1.987***0.883***0.839***(0.321)(0.290)(0.308)(0.312)(0.208)(0.205)GOV-3.720***-4.024***-4.428***-2.571***-2.355***(0.720)(0.810)(0.821)(0.505)(0.501)IE0.09610.02750.164***0.137***(0.090 1)(0.092 9)(0.049 6)(0.048 7)MCS0.161***0.169***0.172***(0.052 5)(0.037 2)(0.036 8)MARKET0.633***0.609***(0.029 4)(0.029 8)ENV-38.82**(15.79)Constant4.129***7.424***7.644***7.307***1.737***1.882***(0.161)(0.612)(0.674)(0.666)(0.497)(0.482)Observations275275275275275275R-squared0.1940.2600.2630.2830.7070.714
表7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Tab.7 Sub-sampl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embedding degrees of global value chain affec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变量(1)(2)(3)2009-2018年2010-2018年2013-2018年GVC0.550**0.612***0.622**(0.232)(0.218)(0.229)IE-0.2430.1140.081 6(0.456)(0.410)(0.534)GOV-0.150-0.050 7-0.126(0.195)(0.188)(0.127)ENV 0.287***0.310***0.397***(0.083 1)(0.061 4)(0.052 5)MARKET0.477***0.389***0.120**(0.075 7)(0.063 6)(0.052 5)MCS7.0665.312-19.63*(14.40)(8.648)(10.19)Constant0.7680.958*2.782***(0.582)(0.555)(0.664)Observations250225150
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内地25个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不同省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①从全国层面看，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演化、循序演进的过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具有逐步减弱的滞后性；②从时间层面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时间差异性，伴随着中国自主创新水平提升和环境规制力度加大，以及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趋势盛行，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逐渐减弱；③从地区层面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地区差异性，中西部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比东部地区更明显。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启示：
(1)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度。首先，加快粗放型贸易发展方式转型，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以产品内国际分工为核心的新国际分工体系建设，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其次，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产业链布局，特别是加快通用芯片研发、设计和代工产业发展，加大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软件行业超常规发展，在提高供应链灵活性的同时，补齐产业链核心环节短板；再次，加强与全球价值链对接，与国外企业建立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扩大全球价值链溢出效应，提高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水平。
(2)扩大全球价值链嵌入溢出效应。首先，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较低省份应努力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度，逐步实现由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攀升，获得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各省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其次，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掌握绿色技术创新主动权，避免产生过度的路径依赖，坚持走绿色技术自主创新道路，始终保持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再次，优化贸易结构，逐步降低对加工贸易的依赖，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进出口贸易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在现有基础上扩大进出口贸易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
(3)缩小地区技术差距。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不同，对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作用也不同，只有不断提高中部、西部地区技术发展水平，才能从整体上促进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首先，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资源禀赋和低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国内垂直专业化分工，通过地区之间的生产关联和技术溢出效应，有效整合国内技术资源，迅速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其次，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绿色技术创新排头兵的作用，在不断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同时，通过地区间经济协同，加大中、西部地区技术转移和资源共享，鼓励科研人员到中、西部地区从事研发工作，强化对中、西部地区技术的辐射带动作用；再次，深化市场改革，打破地区间市场壁垒和行政分割，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地区间技术差距收敛和协调发展；最后，完善中央与地方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技术创新统筹协调机制，强化绿色技术创新协同合作，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并在财政方面给予一定扶持，建立技术创新保障和服务配套体系，激发绿色技术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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