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ix academic entrepreneurs, this paper extract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 role synergy. Then, 37 academic entrepreneurs are selected as sample cases,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is used to explore the asymmetric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the impact of multiple levels of conditions on academic entrepreneurs' role syner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gnitive flexibilit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role synergy,and there are three configurations that bring role synergy, with each configuration containing a meaningful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conditions. Factors involved in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play both synergistic and substitution impact. When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government support are strong, as long as family support is strong, or entrepreneurial teams with heterogeneity are established, or institutions of universities are relatively perfect, high academic entrepreneurs' role synergy can be achieved. Meanwhile, there are two inhibitory mechanisms for the non-high role synergy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onfigur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factors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 role synergy. It has som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ly,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that is, the analysis of "why scholars choose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extends it to analyze what factors drive scholars to construct academic entrepreneurs' role synergy after they establish academic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of certain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role states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 Secondly, there are few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role management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 and most of them adopt the method of linear regression for test, failing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lex causality between variables, and failing to reveal the complex process of role synerg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This paper uses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which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explanation of the academic entrepreneur role synergy phenomen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also have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in practice. First of all,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ystem, government support for typical externalities and guiding characteristics can increase the visibility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 Therefor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refine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econdly, the universities should also change their concepts, formulate feasible detailed supporting measures, and deal with the "last kilometer" problem of policies. Finally, scientists themselves should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consciously switch their attention and cultivate their own cognitive flexibility to make breakthroughs.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开放式创新背景下，学术创业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形式。学术创业是指学者通过机会识别、利用和资源整合，将其研发成果以创业形式进行商业化的过程[1-2]。基于自身科研成果创建企业、开发产品的学者，称之为学术创业者。学术创业者身兼学者和创业者两种角色，横跨学术场域和商业场域[3]。在学术和商业场域双重逻辑下，学术创业者面临两个领域在主观规范、行为方式、能力诉求和结果评价等方面双重标准引起的角色冲突[4]，阻碍学术创业的持续性和企业成长[5]。正如美国巴士底有限公司CEO布拉德利·拉尚调查指出，很多高校教授创办的公司以惊人的速度倒闭，失败率高于90%，只有极少数成为高成长公司。其原因之一在于未能平衡角色张力、化解角色冲突，没有实现角色协同、促进角色增益[6]。因此，进入创业实践领域的学者，应努力在创业者与学者角色的交互中取得平衡。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已成为学者产生持续创业承诺，并推动学术创业企业发展的关键力量。
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是指个体在扮演不同角色过程中所内化的自我概念与行为意义之间的平衡水平，是一种复杂的多因素作用结果。现有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单个因素的独立作用进行净效应分析，忽略了多重并发条件的存在性[7]，缺少关于多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于角色协同的研究，难以解释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程度的差异性和实现路径的多样性。事实上，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是一个复杂过程的结果，必然受到多层次因素的综合影响。Ragin[8]提出的定性比较分析法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基于溯因逻辑识别特定结果产生的复杂因果机制。该研究方法和视角指出，影响组织管理的诸多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而且能够通过其排列组合产生相同的结果。因此，组态视角适用于剖析多层次驱动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9]。
基于此，本研究基于现有文献分析，通过对6位学术创业者进行深度访谈，提炼出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前端因素。然后，以37位学术创业者作为样本案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多个驱动要素与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非对称因果关系，充分挖掘多个层次条件对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影响。
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是指个体为实现更大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学术界和商业界建立直接的积极性、创造性互动，并融合二者差异，整合二者一致性，最大程度减少角色规范带来的冲突，达到两个角色之间的和谐状态。现有少量关于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驱动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主要关注学术创业者自身性格、认知模式与能力以及角色扮演能力等对学术创业的影响。在学术创业过程中，面对创业的不确定性和商业活动的复杂性，学术创业者双重角色引发的角色过载会引起角色冲突。积极乐观的性格倾向有助于缓解学术创业者的角色压力，增强角色协同的内在动力。个体认知模式通过认同调控机制和整合调控机制，使得学术创业者在面对较为复杂的学术创业活动时，能够建立悖论整合的认知[10]，化解角色紧张关系，提高角色协同的调适能力。同时，元价值层面的身份认同和对创新价值实现的追求，通过意义建构和意义给赋，提升自身角色扮演能力，提高角色协同的可能性。二是团队层面，主要探讨创业团队构成及动态性对角色协同的驱动作用。团队构成对角色协同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团队成员的多样性通过资源整合机制提升角色协同能力，若创业团队中有成员来自产业界，则能够弥补学术创业者在吸引合作伙伴等方面的不足[11]；另一方面，团队成员异质性带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缓解学术创业者角色压力具有关键作用[12]。团队成员随着创业阶段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带来不同经验，进而影响学术创业者的认知广度。三是社会层面，认为学术创业者所在高校支持、政府政策通过影响个体内在价值判断，促进角色协同。所在高校支持是学术创业者双重角色协同的基本前提，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能够为学者提供专业知识和经验，鼓励通过创业进行创新成果转化的组织制度和评价体系可以有效支持学术人员有效融合学者角色与创业者角色[13]，高校组织内部的结构支撑、社会资本、组织文化和激励政策等因素也会对角色协同产生重要影响。政府政策激励可以为学术创业提供合法性，是双重角色协同的制度保障。发达国家的学术创业经验表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完善的高校教师创业支持体系能够有效避免角色冲突。
综上，已有研究主要从个体、团队、社会3个层面识别影响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因素。其中，个体层面主要是基于学术创业者个体特征差异，探讨个体认知层面影响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心理机制，但未能明确指出何种认知能力对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具有促进作用。团队层面因素主要是团队异质性，探讨资源整合机制对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影响，但缺少创业实践的进一步检验。社会层面主要探讨政府支持、高校支持的促进作用，但忽视了家庭支持的影响。因此，仅从文献中总结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驱动因素，不够全面、具体，容易与创业实践相脱节。本文借鉴孙谋轩等[14]的研究，以现有文献中已经识别的影响因素为基础，通过深度访谈，对角色协同的影响因素作进一步归纳与提炼，力求做到客观、全面。
本研究选择6位学术创业者进行深度访谈，在访谈中，主要询问受访对象两类问题：一是举例说明在学术创业过程中，自身学者角色与创业者角色冲突的例子，并阐述当时的感受；二是列举可能影响角色协同的因素，并详细描述。针对6份有效的描述性资料，运用内容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具体步骤如下：①把6份访谈资料转换为文本格式，导入NVivo；②通过NVivo的差别节点类型，将相近内容数据合并，便于下一步分析；③利用NVivo的查询选项，统计文本资料出现频次和来源，得到材料来源和参考点数值，筛选并保留材料来源大于3的数据；④通过NVivo的群组功能，对保留的数据进行归纳和提炼(见表1)。经过多次讨论，最终得到个体认知柔性、团队异质性、政府支持、高校支持和家庭支持5个影响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因素。
表1 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驱动因素提炼
Tab.1 Distillment of driving factors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 role synergy
类别影响因素数据归纳典型证据援引个体个体认知柔性意义感知说实话,如果你不喜欢干这些事,其实很难平衡,我之所以看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主要还是知道其中的价值与意义,就充满热情啦变通事情那么多,那么复杂,我自己得会变通才不至于陷入手忙脚乱逐步适应机会窗口有时候并不是一直等着你,可以说转瞬即逝,我怎么处理二者的关系?努力适应不同情景呗,慢慢就有这种能力了团队团队异质性创业团队技能互补我是搞技术的,我们创业团队的其他人,有非常具有市场经验的,有金融专业的,比较互补,共事的过程中,对我的帮助和改变很大创业团队性别年龄差异团队共5个人,有1名女性,年龄最大与最小差20岁,我觉得这些差异,能够给我带来不同的视角和思考方式,也缓解了我的很多压力社会支持政府支持政府政策支持最近几年国家到地方上上下下,反正政策越来越宽松,也越来越积极支持,比如说行政审批啊、平台提供、中介机构等等,这些给我心理上减少了负担政府资金支持钱是创业过程中很重要、很令人困扰的事,政府在这方面给了我支持,你说压力是不是少了一些高校支持调整的考核评价制度虽然到我这个年龄,评职称什么的不用再操心,但是学校现在执行的分类评审,像教学型、科研型、教学科研型、科研+社会服务型等,确实会降低创业老师教学科研这一块的冲突感有效的技术转移部门我们学校的技术转移部门相对来讲,算给力的,不像很多学校形同虚设,工作人员是切切实实帮助我们转化科研成果,比如找投资人、创业指导、政策指导等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现在国家不是有一个最低比例限制嘛,学校在此基础也有自己的分配机制,总体来讲,是比较合理的,有吸引力的,能够减少那种吃力不讨好或者付出收入不匹配的感觉家庭支持家庭成员支持与鼓励我和我爱人,商量过、徘徊过,犹豫人生这么折腾是否真的有意义,不过我们俩都属于不安分的人,她的支持、帮助和压力疏解,对我的精神恢复起着重要作用
认知柔性是指个人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愿意且有能力灵活适应外界变化情况，展现出的乐观信念和转换自主性[15-16]。其主要包含两种能力：一是感知问题情景不同元素与视角的能力，即个体能够在环境刺激下重新安排认知结构、转换认知系统；二是判断不同认知策略是否适合情景的能力，即个体在面临新情况时善于找到不同解决方案。在应对不确定性环境和多重目标时，认知柔性水平高的个体在决策和行动时更倾向于采用积极应对策略，更善于排解压力[17]，对未来也抱有更积极的期待[18]。
伴随社会认知心理学对人类行为解释力的提升以及应用范围的扩大，认知柔性被引进到管理学领域。Canas等(2003)认为，认知柔性代表认知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是管理者认知处理策略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能力，包括从不同角度评估事件的能力、更容易适应新情况的能力以及不拘泥于某种模式而容忍不同想法的能力。同时，研究者们也指出，认知柔性存在循环交替特征，个体在面对不熟悉的环境时，会调节自身注意力焦点并采取差别化措施，从而产生适应性解决方案。
学者参与创业活动通常要求个体探寻自我的不同面，这一过程隐含的两种逻辑必将带来不一致感和不连续感，导致角色冲突和超负荷，引发认知系统的无序状态。学术创业者的认知柔性有助于个体感知变化的环境，评估已有认知图式的适用性，然后转换注意力焦点，运用更加多元化的方法解释面临的相关问题，进而在多项任务中快速自如切换，达到自身情感、认知、行为与环境和角色任务相适应的目的。因此，在面临角色冲突时，认知柔性水平高的学术创业者能够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并整合知识的不同方面，从而产生协同性、创造性成果。
创业团队异质性是指创业团队成员在经验、专业、年龄、教育经历、性格等方面的差异性或多样性。现有研究指出，拥有经验异质性的团队更能充分识别和综合把握来自于环境不同方面的信息[19]。因此，异质性创业团队拥有多元认知和思维，能从多样化来源中搜寻与获取信息、知识，有利于突破个人认知和思维局限。
对于学术创业者而言，学术研究能力强而商业能力不足的状态会让其觉知到角色压力[20]，而个体难以依赖原有脚本和已知认知模式解决当前困难。因此，同时拥有市场经验、管理经验和科研经验的异质化团队，对于缓解学术创业者角色压力，推动角色协同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异质性团队能够提供丰富多样的知识和视角，使学术创业者接触到更多社会互动方式和认知模式，提高对外界信息接受、辨识的宽泛度和灵敏度，具体包括熟悉企业运作方式，如组织结构、市场竞争格局、利益相关者预期以及企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模式等[21]。沿着该认知线索，学术创业者对其接触过的不同观点和想法进行合并吸收，完善自身认知框架，提升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力。另一方面，异质性创业团队展现出更加丰富的智力组合和更强的问题解决能力，有利于获得外部资源所有者尤其是投资者认可和青睐[22]，从而减轻学术创业者的角色压力，促进角色协同。
社会支持是指个人在其所在社会网络中得到帮助、关爱等的感知或经历。Cohen(1985)指出，社会支持能够在个体遇到冲突事件时发挥缓和作用；Jain等[23]认为，在一个角色之上叠加另一个角色，复合角色导致思想和行为上的干扰。如果公众对两种角色的期待差异较大，此种干扰将更容易发生，从而对个体资源带来耗损。因此，社会支持成为学术创业者适应社会情景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其通过作用于学术创业者自我效能感影响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本研究从政府、高校和家庭3类主体分析社会支持对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影响。
(1)政府支持。政府支持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部门提供的制度保障、资金支持[24]。政府支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一方面，政府制度保障(如平台搭建、创业指导、审批程序简化等)能够提升学术创业者在信息搜寻、风险感知和企业筹建等方面的效率，降低创业结果的不确定性，从而为学者与创业者角色间的平衡提供更大空间。同时，国家层面的制度支持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创业氛围，是对学术创业者认可的具体体现，能为学术创业者大胆创业提供心理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学术创业常发生在高技术含量、高投资行业，产品开发所需投入较大，充足的资金支持会减轻学术创业者因资金匮乏产生的不适感和压力，使之能够快速调动资源，保证创业活动有条不紊地开展，进而日益相信自己的能力并提升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越强，学术创业者越有可能实现角色协同。
(2)高校支持。高校支持是学术创业者所在高校为其提供氛围营造、中间机构设立、利益分配激励、考核评价和教学科研任务调整等一系列支持性行为的总称。学术创业者的原始角色是学者，隶属于高校系统，学术创业使用的科研成果，部分产权归属于高校，因而高校组织支持必然对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形成重要影响[25]。首先，高校组织通过设立技术转移部门，培养一批熟知技术、法律、金融和管理的服务人员，整合校内外资源，为学术创业者提供创业指导和产业界联络渠道[26]，不仅使学术创业者在创业风险感知、资源获取方面更有优势，而且也能获得更多替代性经验，进而减轻创业者角色压力，提升自身完成艰巨任务的预期。其次，高校通过修正绩效考核与职称评价指标，破除唯项目、唯论文的单一标准，将科研成果转化效果纳入考核中，不仅能提升学术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且使学者角色更加自如。最后，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提高学术创业者的风险承担能力，获得良好的物质回报预期，而且使得创业所获收益反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实现学者角色与创业者角色之间的良性互动。
(3)家庭支持。家庭支持是指通过家庭纽带获得的情感与资源等支持[27]。情感支持(如家庭工作关系调节、情感激励、压力疏解等)偏向于正面情绪强化，能够增强创业者动力，提升其自信和认可度，从而使其更好地应对多重角色压力与负面情绪。资源支持包括技术支持、社会关系共享、资金筹集等。许晟等[28]认为，家庭支持能为创业者建造可靠的后方阵地。当创业者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与帮助时，会增强生活幸福感和掌控感，提高工作效率。学术创业通常属于机会型创业，而并非生存型创业，学者创业目的一般不是为提高个人或家庭生活水平，而是为实现更大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家庭成员不赞成或不支持是常态。反过来，若得到足够的家庭支持，感受到和谐的家庭氛围，则会强化学术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这能有效缓解和克服学者与创业者两种角色之间的文化观念、行动逻辑冲突，改善学术创业者的心理状态。进一步地，学术创业者会更加积极评价自己的行为，保持较高的个人成就感和工作热情，继而坚定学术创业信念并投入更多注意力资源到双重角色中。
本文选择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的原因在于，该方法基于整体视角，把案例当作条件组态，用组态思想代替净效应思想，更加符合管理实践的相互依赖性和因果复杂性。有别于主流研究方法选择数据结果拟合最优的单一因果模型，QCA方法着重于因果关系的复杂组合，在诸多可比较案例间明确不同因果模型的特征和意义[29]。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是一个多要素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采用QCA方法更接近真实情景。
QCA方法不仅适用于案例数少于10或15的小样本研究，也可用于100以上的大样本案例，还适用于中等样本[9]。本研究37个样本量属于中等样本，样本规模与QCA方法匹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外部效度的同时，还可保留案例的独特性与深度。QCA方法包含清晰集、模糊集和多值集3类，其中，清晰集比较分析法须对变量进行二分制校准，多值集比较分析法需要变量取值在3分或以上，而模糊集比较分析法(fsQCA)可以对变量取0～1之间任意值进行校准。本研究变量都是代表程度的变量，隶属得分在0～1之间，因而选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最为合适。
本研究采用Likert5级测量法测量构念。为确保测量问卷的信效度水平，本研究借鉴国内外已有成熟量表，并根据访谈情况和预测试过程，对问卷相关题项进行多轮修正，如表2所示。认知柔性主要参照Martin & Rubin[15]的研究成果，共12个题项，典型题项如“在任何情景中，我都能采取恰当的行动”；团队异质性借鉴Naranjo-Gil[30]编制的量表，从年龄、专业、工作背景3个方面进行测量，典型题目如“我们创业团队成员工作经验背景差异很大”；政府支持改编自李颖等[31]的量表，从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持两方面进行测量，典型题项如“当地政府出台有益于学术创业的政策”；高校支持的测量参考Siegel[32]的研究，从学术创业氛围营造、技术转移机构设置、考核评价机制和利益分配政策4个方面进行测量，典型题目如 “我所在高校/科研院所设有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且工作人员经验丰富、专业高效、社会网络广泛”；家庭支持量表借鉴杨昊等[33]的研究成果，从情感支持和资源支持两方面进行度量，典型题项如“一边进行教学科研工作一边创业导致我的生活方式需要随之改变时，家人能够理解并接受我的这种改变”。此外，由于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概念较为新颖，本文在借鉴郭峰等(2019)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访谈和文献，将其划分为协同意愿和协同能力两个维度，共5个题项，典型题项如“为适应学术创业需要，调整个人角色使命及目标”。
依据QCA样本选择原则，即案例间异质性和案例内同质性[29]，在案例选择上既要包含角色协同度很高的个体，也要有角色协同度较低的个体，以便突出案例的差异性，也有助于提高结论的适用性。案例选择标准为：①学者在创业前隶属于高校，且创业之后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并未因创业而辞职；②在学术创业公司担任具有重要决策权的职位，如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或首席技术官等；③学者启动创业的技术来源是在高校积累的科研成果。
遵循上述标准，向南京、杭州、成都、上海、北京等地高校的45位学术创业者发放问卷。本次问卷采取实地调研和网络问卷两种方式，实地调研由研究团队亲自进行，网络问卷发放则利用各种人脉关系，如校友、老师和同学协助开展。最终，删除8份数据异常或无效问卷，本次问卷有效回收率达82.2%。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在问卷设计和调查两方面实施控制：其一，在问卷首页用加粗字体注明问卷的匿名性、保密承诺以及学术目的，降低被调查者的心理压力，减少社会称许性偏差；其二，分两个时间点(间隔两个星期)收集数据，从而提升所获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如表2所示，通过信效度分析可知，各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都高于0.7，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问卷的EFA结果显示，KMO统计量为0.801，通过0.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60，变量平均萃取方差(AVE)也都高于0.5，说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较高。
表2 信效度分析结果
Tab.2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变量题项因子载荷Cronbach's αCRAVE认知柔性我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传达同一个想法0.8610.8770.8610.647我通常会避免出现新的异常情况0.822感觉自己永远无法作出决定0.792我能找到解决看似无法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0.834在决定如何行动时,我很少有选择0.765我愿意创造性地解决问题0.804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能采取恰当的行动0.902我的行为是我有意识决定的结果0.820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有很多可能的行为方式0.899现实生活中,我不善于解决知识体系以外的问题0.740我很愿意倾听并考虑解决问题的其它办法0.746我有必要的自信去尝试不同事情0.848团队异质性我们创业团队成员年龄差异很大0.6790.7710.8520.621我们创业团队成员的教育专业差异很大0.833我们创业团队成员工作经验背景差异很大0.638政府支持政府出台鼓励学术创业的政策0.8750.8420.9200.702政府为本企业成长提供财税支持0.811政府为本企业入驻园区、行政注册、审批等简化程序0.871政府在融资/资金资助方面帮助本企业成长0.792高校支持我所在的高校/科研院所鼓励开展学术创业活动0.9550.8910.8950.611我所在高校/科研院所设有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且工作人员经验丰富、专业高效0.832我所在高校/科研院所改革和完善了考核评价制度0.874我所在高校/科研院所明确了科学技术发明人的知识产权占比和创业收入分配方案0.890家庭支持一边进行教学科研工作一边创业导致我的生活方式需要随之改变时,家人能够理解并接受我的这种改变0.8930.8590.9230.602家人会从精神上支持我的事业,经常给予我鼓励0.922当我因角色负荷产生情绪时,家人能容忍并安慰我0.868家人帮我分担角色压力,如联系我的研究生、参与企业管理事务等0.801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从事的科研教学工作和创业工作与我的基本信念非常吻合0.8900.8730.8630.671从意识上把自己定位为学术创业者并作出相应改变0.912为适应学术创业需要调整个人角色使命及目标0.803我能够同时处理好科研教学工作和创业工作0.854我的学术角色和商业角色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0.904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将每一个案例当作一个集合，案例被赋予集合隶属分数的历程称之为校准[9]。对变量的校准过程常常是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上，设置3个临界值：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借鉴Kraus等(2018)的成果，本研究通过Likert5级测量取得所有变量数据，将5设定为完全隶属、3为交叉点、1为完全不隶属。在设置3个阈值后，相关变量数值被转换为0～1之间模糊分数。各变量校准锚点如表3所示。
表3 各变量校准锚点
Tab.3 Variable calibrations
变量类型变量目标集合锚点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完全隶属条件变量认知柔性高认知柔性135团队异质性高创业团队异质性135政府支持完善的政府支持135高校支持成熟的高校支持135家庭支持充足的家庭支持135结果变量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135非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531
必要条件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过程中被当作一个超集(super set)。因此，在组态分析前，首先对单个要素是否构成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必要条件展开分析。在fsQCA分析过程中，若单项的一致性大于0.9，则意味着该条件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Schneider等, 2010)。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Tab.4 Necessity test results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 role synergy
条件变量结果变量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非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个体层面认知柔性0.9120.269～认知柔性0.2770.863团队层面团队异质性0.8240.650～团队异质性0.1790.413社会层面政府支持0.7120.351～政府支持0.3090.715高校支持0.6290.449～高校支持0.4310.620家庭支持0.8320.573～家庭支持0.1120.422
注：～表示逻辑运算中的“非”
由表4可知，高个体认知柔性(一致性为0.912>0.9)是产生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必要条件，说明认知柔性对结果出现与否形成关键影响。然后，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将认知柔性纳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探究产生高、非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组态。
fsQCA会取得3个解，分别为复杂解(没有使用逻辑余项)、简约解(使用所有逻辑余项，但不评价其合理性)和中间解(根据研究者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纳入具有意义的逻辑余项)。根据拉金(2019)的建议，中间解不会消除必要条件，可作为汇报QCA结果的主要参考。同时，根据简约解辨别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8]。如果某一前因条件既存在于中间解又存在于简约解中，则为核心条件，即对结果生产重要影响的条件；若仅存在于中间解中，则为边缘条件，其对结果出现与否起到辅助作用[9]。
在进行必要性分析后，本研究采用fsQCA3.0对37个样本数据进行充分性分析，也即组态分析，结果见表5。借鉴Schneider等(2012)的研究，根据样本量将频数设为1。同时，参考杜运周和贾良定[9]的做法，设置一致性为0.8，PRI一致性为0.75。
表5 产生高、非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组态
Tab.5 High-level and non-high-level configuration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 role synergy
条件变量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H1H2H3非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NH1NH2认知柔性●●● ●团队异质性● 政府支持●●●●高校支持● ● 家庭支持 ● 一致性0.8140.9100.9530.9500.893原始覆盖度0.4170.3620.2980.2980.374唯一覆盖度0.2030.1560.0770.0130.051解的一致性0.9050.872解的覆盖度0.8830.859
注：●表示核心条件变量存在，⊗表示核心条件变量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变量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变量缺失，空格表示该条件无关紧要，即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如表5所示，本文得到3组一致性高于0.75的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驱动因素组合，其一致性分别为0.814、0.910、0.953，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水平。3个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组态的原始覆盖度分别为0.417、0.362、0.298，意味着组态H1、H2、H3中的案例占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案例的41.7%、36.2%、29.8%。唯一覆盖度是指去除组态共同案例后，单一组态解释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案例的比率，3个组态的唯一覆盖度分别为0.203、0.156、0.077，H1的覆盖度最高。解的一致性为0.905，大于0.8。解的覆盖度为0.883，说明3组驱动路径共解释了88.3%的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样本。此外，本文还得到两个非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组态。其中，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872，大于0.8的阈值；解的覆盖度为0.859，解释了非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大部分样本。
3.2.1 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驱动机制分析
为更加有效地解释驱动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3条路径，本文结合理论与案例进行说明。
H1: 认知柔性*政府支持*高校支持。该路径表明，无论学术创业团队是否具有较高的异质性，家庭是否支持，只要政府和作为母体组织的高校积极支持学术创业，且个体具备较高的认知柔性，就能形成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根据制度逻辑理论，个体的战略选择离不开其所处社会地位以及对社会地位的感知，行为主体也通过理解制度逻辑明确角色定位。创业是一种背景依赖性很强的社会性历程，学术创业更是集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于一体，要求学术创业者把握科学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融合。在目标多元化和复杂化背景下，学术创业者往往面临身份转化的合法性劣势[34]。当政府和高校支持力度较大时，意味着对学术创业行为较高的认可度。此时，个体认知柔性进一步塑造灵活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影响其对情景的评价、判断和解读，当其意识到自身具备兼顾教学科研与商业实践的社会认可度、尊重、制度安排和知识结构时，则表现出更强的效能感，从而让创业者角色利用学者角色的科研成果进行企业实践，而学者角色可以从创业者角色中抓取科研灵感[20]，二者相互促进，实现角色协同。组态H1通常发生于各级政府和高校组织积极推进学术创业的战略机遇期，大量资源汇集，学术创业者在良好的外部环境助推下，能够很好地将教学科研与创业活动有机整合起来，实现共生相融的效果。
H2: 认知柔性*团队异质性*政府支持*～高校支持～家庭支持。该路径表明，当学术创业者个体认知柔性和创业团队异质性作为核心条件、政府支持作为边缘条件时，即便缺乏高校支持和家庭支持，也可以产生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基于创业认知理论，知识框架丰富的创业者更能理解不同现象、趋势间的关联，进而展现出更高层次的认知和情绪管理能力[35]。学术创业需要将一项技术转化为产品直到成为被市场认可的商品或服务，其中的产品设计、成本控制、规模化生产、产品营销和售后等需要足够的商业技能或商业能力，而学术创业者常常表现出商业能力不足，极易产生角色茫然感，不利于个体学者角色与商业角色之间的整合。在异质性创业团队中，同时拥有市场管理和技术开发经验的成员能够为彼此提供差异化知识、资源和认知，拓展学者知识框架。同时，政府支持反映出区域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政策保障，加上学术创业者个体较高的认知柔性，会促进其利用创业实践指导科研活动开展，最终更好地融合两个角色间的关系。在组态H2中，地方政府为培育高质量创新创业生态，鼓励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高度认同学术创业。高校组织囿于现实条件和观念转变不及时等，并未展现出积极支持态度。学者出于物质预期或成就导向预期，能够跳出现有框架，摆脱传统观念束缚，并在创业过程中建立异质性较高的团队，受到社会认可、尊重，角色压力得到分担，从而实现一边做学者一边进行创业。
H3:认知柔性*～团队异质性*政府支持～高校支持*家庭支持。该路径表明，当个体具有较高的认知柔性，且获得政府和家庭支持时，即便缺乏高校支持和异质性创业团队，也能实现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与H2相似，该组态的学术创业者个体也有较高的认知柔性，具备调整自身思想与行动的意愿和能力，而且获得政府支持，但高校组织未表现出足够热情。与H2不同的是，这一组态的学术创业者获得了充足的家庭支持。调研发现，家庭成员(通常是配偶)也参与到公司运营中，夫妻双方合力创业往往更具稳定性和灵活性[36]，并且以共有关系为情感支持的活动会激发各自独特能力，使学术创业者更加合理地将注意力配置到两个角色中，深刻影响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身处的社会环境通常能够对其释放一些信号，个人在接收到这些信号后会形成合意性和可行性判断。具体来说，在学术创业过程中，优质完善的制度、充裕的资金资助能够提高学术创业者对外部环境的熟悉度和亲切度，有利于把握整体趋势。适时的情感激励和人力支持能够解决双重角色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挑战，使学术创业者在不确定性环境中迅速感知变化并采取行动，从而提升兼顾学者角色和商业角色的信心，促进角色协同。
3.2.2 非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驱动机制分析
由于QCA方法具有因果非对称性，驱动预期结果出现与否的原因组合并不相同。如表5所示，导致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原因，并不是导致非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原因的反面条件。本文结合理论与案例对导致非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组态进行分析。
NH1: ～认知柔性～团队异质性*政府支持*～高校支持。该路径表明，无论家庭是否支持，如果团队异质性和个体认知柔性不高，即便政府和高校组织积极推进学术创业，也会抑制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建立。主要原因在于，学术创业者需要兼顾教学科研任务和科研成果商业化的重任，而两种角色内含的研究取向、价值判断、行为准则、制度规范和能力要求存在矛盾关系。充足的政府和高校支持虽然能够提供基础保障和可操作的现实条件，提升学术创业者的预期，但不能直接作用于个人思维。如果学术创业者个体认知柔性不高，也即个体内生情景中独特的认知对环境释放的信号不能形成与其匹配的激励解读，而且未构建异质性创业团队，则很难应对角色挑战，从而导致角色协同水平不高。现有研究也表明，制度环境更多地是提供一个框架，其本身并不会直接发挥作用，必须借由个体对框架的把握间接影响个体行为。
NH2:认知柔性*～团队异质性*～高校支持*～家庭支持。该路径表明，无论政府是否支持，当未得到足够的高校支持和家庭支持且缺乏异质性创业团队时，即便个体具有较高的认知柔性，也难以实现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这一组态的案例是学术创业者基于传播研究成果和充实自身职业道路考虑，积极投身学术创业活动中，但未处理好与高校、家庭的关系，未能获得其支持。同时，团队成员多是技术出身，年龄相仿，背景较为单一，获取、吸收异质知识的经验不足，导致角色超负荷。最终结果是教学科研和商业活动难以互相促进，甚至处于冲突状态。调研发现，几位角色协同水平不高的学术创业者，并非能力不强，而是外部环境支持水平较低，不利于认知向实践转化过程中的行为优化。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对6名学术创业者进行访谈，提炼出5个影响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前因要素，分别为个体认知柔性、创业团队异质性、政府支持、高校支持和家庭支持。借助组态思维和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导致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度差异的多重并发机制和因果复杂机制。结果表明：首先，个体较高的认知柔性是产生学术创业者高角色协同的必要条件，说明个体对独特环境的适应性解决能力尤为重要。在3个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组态中，政府支持均作为边缘条件出现，表明外部环境中合法性的建立，有助于提高创业活动被接纳和支持程度，对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具有关键价值。其次，实现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路径有3条，即认知柔性、政府支持和高校支持的联动匹配，认知柔性、团队异质性和政府支持的联动匹配，以及认知柔性、政府支持和家庭支持的联动匹配。其中，第一条路径更能有效提升学术创业者的角色协同程度，即当政府、高校组织和自身条件有效组合与匹配时，能够显著形成耦合效应。再次，在解释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条件组态中，不同路径涉及的要素既发挥协同作用，也具有替代作用，即当认知柔性和政府支持力度较高时，只要家庭支持强有力，或者建立异质性创业团队，或者高校各项组织制度较为完善，均可实现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最后，导致非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路径有两条，且与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关系。
首先，已有研究注重探讨学术创业的驱动因素，即剖析学者为何选择学术创业这一问题。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其延伸，分析学者在产生学术创业意愿之后，又存在哪些因素和因素组合驱动其建构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研究结果对于理解学术创业者为何呈现不同角色状态具有一定价值。其次，现有关于学术创业者角色管理的实证研究较少，且多采用线性回归方式进行检验，较少关注变量间的复杂因果性，难以揭示多因素影响下角色协同的复杂过程。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发现了驱动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各因素间组态关系和更多细节，有助于提高对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现象的解释力度。
首先，根据3条驱动学术创业者高角色协同的路径可以看出，当团队异质性不足或高校支持力度不大时，政府支持与其它条件的良性耦合，可以有效促进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这说明在中国制度背景下，政府支持的典型外部性和传导性特征，能够提高学术创业者的可见度，进而将政策资源有效转化为个体和企业的经济资源，提升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度。基于此，各级政府应该结合本地区产业发展特色，细化国家层面的学术创业政策，协同构建符合市场规律和学术创业者心理规律的服务保障体系，如加大学术创业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引导产业资本和风险资本介入、丰富创业培训形式、完善中介机构运营机制等，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氛围。
其次，本文研究发现，当政府和母体组织都大力支持且个体具备高认知柔性时，能够形成友好的环境，产生高角色协同度。该组态案例最多，说明当政府大力支持学术创业时，作为母体组织的高校也应转变观念，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外部条件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细化配套措施，处理好政策措施“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如通过聘任专技人员充实科技成果转移团队，及时了解学者创业过程中的心理状况和现实需求，制定有吸引力的利益分配方案等，形成与政府一致的政策导向，为学术创业者提供组织保障。
最后，存在多条驱动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路径，其中个体认知柔性是必要前提，是否具备认知柔性直接决定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能否实现。这启示学者应该深刻认识国家宏观格局变化和学术创业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义，了解高校职能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在决定进行学术创业之前合理评估自身认知特征，如是否善于转换注意力和灵活处理异常情况等。同时，有意识地培养自身认知柔性，自觉转换注意力，勇于打破常规，从多角度思考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为学术创业做足准备。
尽管本文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采用QCA方法分析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驱动机制，虽然克服了传统回归分析的缺点，能够更加合理地解释现实复杂问题，但对于驱动因素的挖掘还不足。后续研究应该扩大样本范围，进行更加深入的扎根理论分析，以发现更多驱动因素及各因素间相互作用机理，深化研究结果对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指导。此外，未来也可对学术创业者角色不协同进行进一步研究，得出高、低组态，并与本文研究结论相互对照，从而完善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1] SHANE S A.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spinoffs and wealth creation[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4.
[2] 熊文明,余维新,陈传明. 学术创业者角色重构过程研究——基于目标动力学理论视角的多案例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1,33(5):25-39，182.
[3] BALVEN R, FENTERS V,SIEGEL D S, et al.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s of identity, motivation, championing, education, work-life balance, and organizational justi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2018, 32(1): 21-42.
[4] SAUERMANN H, STEPHAN P E. Conflicting logics? a multidimensional view of industrial and academic scienc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3, 24(3):889-909.
[5] 苏洋.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平衡教师学术创业引发的冲突——斯坦福大学的经验与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20,42(4):10-17.
[6] AMBOS T C, KRISTIINA M K, BIRKINSHAW J, et al. When does university research get commercialized? creating ambidexterity in research 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8,45(8), 1424-1447.
[7] 鞠伟,周小虎.学术创业与制度环境——制度激励下的大学科研人员创业意愿实证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21,402(4):41-50.
[8] 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9] 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2017,33(6):155-167.
[10] 刘林青,吴汉勋,齐振远.基于悖论思想解决技术商业化难题——以杨代常的学术—创业历程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22):51-60.
[11] BJRNLI E S, ASPELUND A. The rol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team 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cademic spin-off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2012, 10(4):350-377.
[12] NIKIFOROU A,ZABAR T,CLARYSSE B.The role of teams in academic spin-off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8, 32(1):78-103.
[13] FOGELBERG H, LUNDQVIST M.Integration of academic and entrepreneurial roles: the case of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at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13, 40(1): 127-139.
[14] 孙谋轩,朱方伟,孙秀霞.创新项目中水平领导者角色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20,23(4):142-153.
[15] MARTIN M M, RUBIN R B. A new measure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J].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95, 76(2):623-626.
[16] IONESCU T.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J].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2012, 30(2):190-200.
[17] MARTIN M M, ANDERSON C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affinity seeking strategies[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2001(4): 69-76.
[18] MARTIN M M, STAGGERS S M, ANDERSON C M.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gnitive flexibility with dogmatism, intellectual flexibility, preference for consistency, and self-compassion[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2011, 28(3):275-280.
[19] 邓新明,刘禹,龙贤义,等.高管团队职能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管理者认知和团队冲突的中介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20,34(3):32-44.
[20] 熊文明,余维新,陈传明.基于意义建构—意义给赋理论的学术创业过程研究[J].管理学报,2021,18(2):243-252.
[21] 胡晓,杨德林,谢真臻.创业者和创业初始环境对创业进入策略的影响[J].管理科学,2020,33(2):17-32.
[22] CLARYSSE B, WRIGHT M, LOCKETT A, et al. Spinning out new ventures: a typology of incubation strategies from European research 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5, 20(2):183-216.
[23] JAIN S, GEORGE G, MALTARICH M A. Academics or entrepreneurs? investigating role identity modification of university scientists involved in commercialization activity[J]. Research Policy, 2009, 38(6): 922-935.
[24] 陈子韬,孟凡蓉,王焕.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0,38(10):1782-1790.
[25] MEOLI M, VISMARA S. University support and the creation of technology and non-technology academic spin-off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6, 47(2):345-362.
[26] LANDRY R, AMARA N, RHERRAD I. Why are some university researchers more likely to create spin-offs than others? evidence from Canadian universities[J]. Research Policy, 2006, 35(10):1599-1615.
[27] ARREGLE J L, BATJARGAL B, HITT M A, et al. Family ties in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 and new venture growth[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5,39(2):313-344.
[28] 许晟,邵云云,徐梅珍,等.政府支持、家庭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19(2):181-189.
[29] 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 C·拉金. 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M].杜运周,李永发,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30] NARANJO-GIL 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strategic performances: the role of top team composi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09, 29(2):104-110.
[31] 李颖,赵文红,周密.政府支持、创业导向对创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8,15(6):847-855.
[32] SIEGEL D S, WALDMAN D A, ATWATER L E, et al. Commercial knowledge transfers from universities to firm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 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03, 14(1):111-133.
[33] 杨昊,贺小刚,杨婵.异地创业、家庭支持与经营效率——基于农民创业的经验研究[J].经济管理,2019,41(2):36-54.
[34] 李纪珍,李晓华,陈聪,等.学术创业企业从0到1的成长[J].科研管理,2020,41(6):139-148.
[35] 胡望斌,焦康乐,张亚会.创业认知能力概念、整合模型及研究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41(10):125-140.
[36] BRANNON D L, WIKLUND J, HAYNIE J M. The varying effects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entrepreneurial team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3, 37(1): 107-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