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paper select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T enterprises,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and chemical enterprises as initial samples for screening and analysis. Based on 498 questionnaires from 158 enterprises, th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is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The stduy verifies the hypothesis by defining variables and builds a cross-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earch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1)The depth of social policy support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s' basic R&D capability, but it is easy to provide support beyond the boundary.(2)The normaliz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support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but i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henomenon of support crossing the boundary. (3)The two modes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ir common use must be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age, the objective needs of enterprises and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market.
Taking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 as theoretical clues, this paper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literature and examines the support situation of enterprise basic R&D in the micro context and takes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s the situational factor to re-examine and test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arrot and stick" view.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provide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government. Firstly, the supportive policies and measures in social support should abide by the supportive boundary. There are certain constraints on the public service 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play of market mechanism,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not intervene excessively in planning and promo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Secondly,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combining enterprise, market and government has been formed, which slows down the rigidity of economic policy support.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economic policy support in the future,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lat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reflect enterprise demand and market condition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dynamic and pluralistic role of policy support, and be able to choose the appropriate support mode dynamically and diversely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support dis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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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形势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职能，促进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是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任务之一。创新行为不同于企业常规经营，具有高不确定性、高复杂性和情境依赖性[1]。企业创新因个体差异而呈现不同特征，整个产业中创新现象呈现多样化特点，并且个性大于共性，而这种个性化差异在基础研发方面显得更为突出[2]。现在的企业创新与以往的工业经济(低技术而高劳动力密度)情况完全不同，因而传统的“整齐划一”的政府扶持方式——“经济政策支持”无法充分照顾到企业创新个性特征，由此演化出相对具有针对性的扶持模式——“社会政策支持”[3]。
许多地区将两种扶持模式共同使用，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政府过度干预、扶持越界或者扶持不足，企业骗取补贴、为获得扶持而偏离主营目标。经济政策支持和社会政策支持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但以往研究倾向于说明两种扶持模式的优点，忽视了它们固有缺陷导致的适用范围局限，因而难以对政府扶持实践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致使扶持行为边界、扶持范围和扶持方式未形成共识。
本文将深入阐释两种扶持模式的作用机理，分析政府扶持中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各自优缺点，以政府规制理论和“政府—市场”关系学说为理论线索，探讨和总结不同扶持模式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社会政策支持是指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针对企业创新，采用因地制宜的扶持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给予企业的信息支持、公共服务平台、技术与知识培训、管理支持等，通过非市场手段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促进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具体表现为：①市场机会瞬息万变，创新成功的前提是及时获得准确的市场需求信息和产业新技术信息，地方政府加强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和大数据技术，建立行业信息支持与反馈系统，促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4]；②企业员工知识素养是影响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地方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帮助企业提高员工素养，如聘请专家学者深入企业，通过咨询服务、现场技术指导等方式对技术员工进行培训，同时，地方政府作为中介部门，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③中小创新型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方式落后、经营效率较低等问题，影响企业资源积累，不利于研究项目实施[5]。地方政府协助企业建立健全章程制度、合理设置组织机构等，提高企业管理效率。
社会政策支持要求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与企业确定双边互信关系，通过调查、互动、谈判等方式明确具体扶持措施，以谨慎态度看待扶持行为[6]。但是，社会政策支持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扶持模式，缺乏统一的扶持标准，由于地方政府管理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官员过度追求“政绩”，容易发生扶持越界情况，导致扶持脱离企业实际，超越其发展水平，甚至忽视市场竞争机制而越俎代庖。扶持越界行为主要表现为：第一，考核压力下的揠苗助长。企业创新涉及微观层面(企业资源与能力)和宏观层面(产业技术水平与市场需求)，受到企业经营状况、技术背景、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且，基础研发能力提升是一个长期过程[7]。但地方政府在考核压力下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当下政府扶持已经成为对地方政府的重要考核指标，尽管考核初衷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如果与中央支持的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挂钩，就容易形成政府参与企业经营的偏好，对企业具体情况缺乏深入理解，仅关注绩效数据和形象工程，忽视企业发展阶段而刻意追求创新规模提升。第二，标准模糊导致分配障碍。社会政策支持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扶持模式，难以制定统一操作标准。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理性评估能力不足或因主观情感而在政企关系上厚此薄彼，特别是企业创新具有极大不确定性、未来前景难以准确预判，致使这种情况较为普遍。此时，受惠企业更多是那些最早接触政策信息并能解读信息者。该困局的严重性在于：企业不再致力于通过创新提高竞争力，创新成为“骗取”扶持资金的手段，企业精于投机而未真正关注长期发展。
基于以上推理，社会政策支持由低度发展到适度水平，企业逐步增强基础研发，加强与政府间合作。政府为了鼓励企业对地区经济作贡献，为企业提供扶持，促进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但是，过度的社会政策支持会提高政府越界可能性：政府过多干预企业发展，导致企业出现投机行为，骗取扶持资金。因此，社会政策支持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的影响呈现“先提升后阻抑”的特点。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会政策支持深入程度与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呈现倒U型关系。
H2：社会政策支持深入程度与地方政府扶持越界正相关。
经济政策支持是指地方政府部门通过正式文件规定企业或行业应具有的资格，依据明确的操作程序为企业提供扶持，主要指政府给予企业的产业政策倾斜、财政支持、金融支持、税收优惠、配套设施优惠等相关经济政策，并规范政府扶持行为。财政政策支持和产业政策倾斜是经济政策支持的主要形式[8]。当经济政策支持规范化程度过低时，扶持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具体扶持标准和审核程序，容易导致企业或地方政府部门滥用扶持资金，进而导致政策不透明，企业对如何获得扶持并不明确，地方政府主导相关扶持使用权和实施权，公共咨询服务缺口和法律保障缺口明显，难以促进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
随着经济政策支持规范化程度从低度向中等程度转变，扶持过程中政府与企业间权力和义务能够明确界定，详尽规定的扶持实施程序可有效约束各方行为并防止操作不当。这为双方共同努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框架[9]，可以增强政府与企业对扶持政策的信心。政府对企业的了解更加深入，能够更好地支持企业。规范的经济政策支持有利于增强扶持政策普惠性，较少出现地方政府对企业厚此薄彼的情况，企业为获得扶持而讨好政府部门的动机减弱，专注于利用扶持政策提高自身基础研发能力。
但另一方面，环境动态性不断增强，加上政府—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客观存在，过于规范化的经济政策支持可能抑制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10]。当经济政策支持规范化程度过高，审核和实施过于复杂时，政策柔性的欠缺会限制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和政府与企业间互动，增加政府—企业间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全面掌握企业能力水平信息，扶持政策相关信息也难以被企业全面了解，导致扶持政策失灵风险。具体表现为：①过于规范化的扶持审核与操作程序形成评价刚性[11]。经济政策支持强调以企业绩效数据为依据，根据数据展现的企业经营能力决定是否提供扶持，但在动态环境中，企业创新行为多变，相关信息是局部的、碎片化的，特别是在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难以掌握和评估所有绩效数据，导致扶持更容易发生在基础研发能力弱的传统企业中，因为这些企业拥有繁琐详尽的企业绩效指标体系；②过于规范化的扶持程序导致政策信息在到达、知晓与被企业使用方面效率较低，限制企业操作化应用，使得扶持政策在企业层面的落实存在明显时滞性。
综上，经济政策支持规范化程度较低时，其规范化程度提高使得企业和政府双方目标越来越具体，政府如何扶持、企业如何借力于扶持政策逐渐明确，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适度规范化的经济政策支持作为一种“硬”扶持模式，能有效界定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权力义务关系，减少政府越界和个别官员权力寻租可能性，同时，规范的审批和监督程序可以降低企业投机倾向。但过于规范化的经济政策会增加扶持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扶持政策落实的时滞性，导致政府扶持脱离企业发展水平和现实环境，简单复制发达地区模式或“机械”实施上级政府政策方针，过度强调地区整体性统筹和布局，降低市场发挥资源优化配置作用，抑制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3：经济政策支持规范化程度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呈倒U型。
H4：经济政策支持规范化程度与扶持越界行为负相关。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两种扶持模式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有所不同。社会政策支持可以提高企业基础研发能力，但可能导致政府扶持越界行为，降低企业经营水平和政府扶持效率。而经济政策支持通过规范的操作程序能够有效避免政府扶持越界行为，但其普惠特征产生的“刚性”可能抑制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鉴于两种模式各有长短，结合起来使用能否起到更好效果呢？目前，围绕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
以往研究关于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联合使用存在争议，一方面，“替代性”观点认为，当存在完善的经济政策支持时，政府—企业间正式沟通较充分，可以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实现与社会政策支持同样的扶持作用，因而没必要同时使用社会政策支持。因为社会结构中交易关系嵌入性可以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如果组织双方互相信任，即使不建立复杂的谈判和监督程序，双方也会采取对方期望的行动[12]。政府—企业间信任会减少双方对扶持失灵的担忧，使得经济政策支持中详尽的规范化程序和监督机制显得多余[13]。另外，考虑到两种扶持模式的实施都要耗费政府大量财力和精力，因而政府应当把精力集中在其中一种扶持模式上，而不是两者同时采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两种模式是互补的，各有利弊，结合使用能够取长补短，降低政府扶持的运行成本和交易成本[14]。“互补性”观点强调，经济政策支持作为“硬”模式，为“软”性的社会政策支持提供制度基础和实施空间，两者共同使用能够增加扶持政策普惠性，促进整个地区经济发展。
综合考量替代观点、互补观点，结合我国政府权责体系、经济运行特征，本文认为在产业发展周期短、市场参与度高、产业创新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增强社会政策支持，减少“整齐划一”的经济政策支持，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效能；在产业发展周期长、产业集中度高、强调重资产的传统产业中，由于环境不确定性较低、企业发展规律明显，同时增强经济政策支持和社会政策支持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并抑制政府越界行为。
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社会政策支持更有利于政府照顾到高科技企业发展复杂性、个别性和灵活性，若采用“整齐划一”经济政策支持，则可能难以及时反映市场和技术变化，降低企业创新弹性。我国财政体制中的分税制是限制地方政府采用社会政策支持的关键因素，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可自由支配资金大量缩减[15]。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受资金限制而容易追求相对短期的目标如企业数量、产业规模等，忽视对复杂性、动态性和环境不确定性高的基础研发的扶持。经济政策支持针对性差且具有时滞性，导致扶持政策无法很好地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变化和需求动态更迭等诸多不确定因素，“整齐划一”的经济政策支持难以针对性地符合产业特点、企业成长规律，在真正需要扶持的企业运营、融资、知识积累、组织间学习等方面较为薄弱，造成政府扶持缺失，而有些方面又存在扶持越位，阻碍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5：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社会政策支持与经济政策支持共同使用会阻碍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H5a)，增加地方政府扶持越界行为(H5b)。
在传统产业中，环境不确定性相对较低、企业发展规律性明显，采用经济政策支持为主、社会政策支持为辅的扶持策略，将有利于促进企业发展并抑制政府越界行为。传统产业发展周期长、产业集中度高、环境不确定性较低，企业发展规律明显，因而容易建立规范化经济扶持政策。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如果仅强调社会政策支持而缺乏普惠性经济政策支持，仅依靠地方政府有限财权与公共服务职责进行扶持，则难以满足企业需求[16]。因此，对于传统产业，经济政策支持和社会政策支持的结合可以产生协同功能，经济政策支持形成扶持的“硬”机制，地方政府依靠上级政府资金支持实施公共服务，加强货币资本供给，弥补企业创新资源禀赋不足；社会政策支持形成“软”机制，为企业提高信息整合水平等提供支持服务，并针对性为企业提供知识资本。依据不同阶段生产要素需求，提供配套的扶持方式组合，扶持过程注重政府作用的发挥，同时，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6：在传统产业中，社会政策支持与经济政策支持共同使用，会增强企业基础研发能力(H6a)，减少地方政府扶持越界行为(H6b)。
经济政策支持和企业专利数量可以通过宏观数据取得，但社会政策支持是“因地制宜”扶持模式，需通过微观的问卷调查获得数据。为了保证样本同一性，除部分控制变量外，研究涉及所有变量数据都以问卷形式获得，以邮件、邮寄和访谈等方式向企业发放问卷。本研究关注企业基础研发能力，因而调研对象主要为制造企业(41.34%)、化工企业(26.87%)、IT企业(17.12%)、医药企业(14.67%)。为了保证问卷数据全面性，被调查者主要来自与研发工作直接相关的部门，包括研发部门(28.51%)、技术管理部门(27.54%)、制造部门(29.78%)、高管团队(14.17%)，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共发放问卷612份，涉及158家企业，共计回收问卷562份，有效问卷498份。
本文基于相关文献确定测量变量，通过“翻译—回译”程序确保主观测量题项概念同一性。各变量量表来源如下：①社会政策支持：按照Aisbett等[8]的定义，结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下简称《纲要》)和近年来地方政府实践，本研究从政府给予企业的信息支持、公共服务平台、技术与知识培训、管理支持4个方面衡量社会政策支持程度，代表题项如“本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能为本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以促进或支持本企业的基础研发活动”；②经济政策支持：按照Aisbett等[6]的定义，结合《纲要》和近年来地方政府实践，本研究从政府给予企业的产业政策倾斜、财政支持、金融支持、税收优惠、配套设施优惠5个方面衡量经济政策支持程度，代表题项如“在本企业的基础研发活动中，能够享受国家或地方政府给予的产业优惠政策”；③企业基础研发能力：借鉴Justin[17]开发的量表，以探索式创新测试题项为蓝本，从6个方面进行测量，包括基础研发促进长期竞争优势、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本地(现有)市场中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基础性新兴技术推广应用、关注产业基础性技术趋势、基础性研发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代表题项如“本企业承认，基础性研发活动可能为企业创造长久的竞争优势”；④政府越界行为：借鉴Lee等(2014)的定义，本研究从政府干预企业发展目标、战略思路、经营活动、运营流程、合作机构选择、发展思路6个方面，测量政府过度干预企业行为，代表题项如“地方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在扶持(或帮扶)过程中，容易过度干涉本企业的经营活动”。以上变量均以7级量表进行测度；⑤控制变量：本研究涉及组织间层面(地方政府与企业间对耦关系)和地区层面(地方政府与该地区企业)，其中，社会政策支持属于组织间层面，而经济政策支持属于地区层面，选取政府与企业互动频率和互动时长作为组织间层面控制变量，以本地行业规模、行业平均年化利润和地区市场化程度作为地区层面控制变量。采用双方每月正式或非正式沟通次数衡量互动频率，互动时长为企业与政府持续往来的时间(以年为单位)。
采用单因子检测法检验同源偏差，未旋转的第一个主成分贡献率为24.86%；将所有多指标变量负载到单一因子上，拟合度结果为：χ2/df=7.659，GFI=0.541，CFI=0.446，NNIF=0.289，NFI=0.445，RMSEA=0.243，因此，同源偏差不会影响研究结果。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0。对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结果显示各变量结构效度良好(见表1)。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值和标准差如表2所示，潜变量AVE值平方根均大于其对应行和列相关系数，说明区分效度良好。
采用Amos 7.0进行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效度检验，利用Pasw statistics 18.0进行描述性统计检验。本研究同时控制组织间层面和地区层面，因而采用跨层次回归模型，利用HLM 6.08建构二层次线性模型并进行假设检验。
表2中各变量相关关系为检验研究假设提供了一定依据，任意变量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75，且对变量作中心化处理。因此，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影响回归结果。
表1 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与信度检验结果
Tab.1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test
变量χ2/dfNNFINFICFIRMSEACranach's α社会政策支持2.2790.9590.9750.9840.0830.743经济政策支持2.5890.9820.9820.9890.0700.729基础研发能力2.7510.9560.9550.9710.0720.739政府越界行为1.1510.9780.9780.9940.0360.765
表2 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矩阵
Tab.2 Mean value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matrices
变量(企业层面)均值标准差123451.社会政策支持5.2631.230(0.717)2.基础研发能力5.7120.7800.171**(0.762)3.政府越界行为3.2441.200-0.379**-0.031(0.781)4.合作时长3.5215.0700.182**0.224**-0.149**15.互动频率12.67320.710-0.0360.193**0.0820.115*1 变量(地区层面)均值标准差1231.经济政策支持4.2641.170(0.732)2.行业规模328.527608.010-0.05713.行业利润1 353.8324 013.270 0.0550.0841
注：对角线括号内数字表示AVE平方根；*、**分别表示p<0.05、p<0.01水平上显著
在假设检验前，对组织间层次变量社会政策支持、社会政策支持平方项，以及地区层次变量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平方项进行中心化处理。按照Hofmann等[18]的研究，以总平均数中心化处理第一层面(Level-1)的社会政策支持及其平方项，分别估计它们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和政府越界行为的影响。再用同样方法处理第二层面(Level-2)的经济政策支持及其平方项，分别估计它们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和政府越界行为的影响。如表3中M2所示，社会政策支持平方项与企业基础研发能力负相关(β=-0.107，p<0.05)，临界点的值为：0.107/ (2*0.119)=0.449 6，也就是说，当社会政策支持达到44.96%的水平时，拐点出现，社会政策支持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从有利转向不利，假设H1得到验证。如M3所示，经济政策支持平方项与基础研发能力负相关(β=-0.037，p<0.05)，临界点的值为：0.037/ (2*0.067)=0.276 1，也就是说，当经济政策支持达到27.61%的水平时，拐点出现，经济政策支持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从有利转向不利，假设H3得到验证。如M5所示，社会政策支持对政府扶持越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39，p<0.01)，假设H2得到验证。如M6所示，经济政策支持对政府扶持越界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85，p<0.05)，假设H4得到验证。
表3 政府扶持模式HLM分析结果
Tab.3 HLM analysis of government support model
变量企业基础研发能力M1M2M3Null ModelLV-1LV-2政府越界行为M4M5M6Null ModelLV-1LV-2截距项2.332**2.252**2.209**3.734**3.674**3.701**LV-1预测因子合作时长0.043*0.056**-0.045-0.050互动频率0.399**0.395**0.0560.045社会政策支持0.119**0.155*0.139**-0.335*社会政策支持2-0.107*-0.025*LV-2预测因子行业规模0.0450.067行业利润率0.0100.156经济政策支持0.067*-0.185*经济政策支持2-0.037*σ20.4230.3550.3240.1950.1890.186τ000.176**0.171*0.169+0.053**0.051**0.048**τ110.0890.0870.074*0.072*R20.2580.206R2Level-10.160.031R2Level-2截距式0.0390.037
注：**、*、+分别表示p<0.01、p<0.05、p<0.10水平下显著，下同
关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能否结合使用，结论因产业特点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两组，高新技术产业样本209个，传统产业样本289个。组间回归系数的z-score=2.17>1.96，说明分组方式可行。高新技术产业回归结果见表4，如M10所示，高新技术产业中，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交互效应显著，回归系数为负(β=-0.128，p<0.10)，说明二者共同使用会降低企业创新可能性，H5a得到验证。如M14所示，二者交互效应不显著，回归系数为负(β=-0.051，p>0.10)，说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共同使用没有引发扶持越界，H5b未得到支持。
传统产业中交互作用检验结果见表5，如M18所示，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交互效应显著，回归系数为正(β=0.218，p<0.05)，说明二者共同使用会增加创新可能性，H6a得到检验。如M22所示，交互效应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β=-0.435，p<0.05)，说明二者共同使用会减少政府扶持越界，H6b得到验证。
本文对政府扶持模式展开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而言，经济政策支持是政府扶持企业基础研发的“硬”模式，政府给予企业的产业政策倾斜、财政支持、金融支持、税收优惠、配套设施优惠，可以帮助企业在基础研发方面获得更多资源支持，降低企业基础研发风险和运行成本，提高企业基础研发积极性并提升创新能力，但需注意，经济政策规范化程度过高时，会增加扶持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扶持政策落实的时滞性，难以适应企业所属行业特性、区域差异和多样化需求；社会政策支持是针对企业具体特点进行扶持的“软”模式，地方政府部门通过提供企业员工培训、信息咨询和技术对接机会，协助企业提升管理能力，达到提高企业基础研发能力的目的，但需注意，这是一种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扶持模式，缺乏统一扶持标准，由于地方政府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和部分官员过度追求“政绩”，容易使扶持脱离企业客观实际，忽视市场机制而越俎代庖；②对政府干预企业行为而言，经济政策支持更多以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行业规范等形式呈现，越是规范化经济政策支持，越能有效减少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在扶持中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干预，而社会政策支持缺乏统一标准，追求因地制宜的扶持目标，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会产生大量互动，导致扶持越深入，越容易出现政府扶持越界行为，受惠企业多是与政府部门密切互动者，使得企业更关注政府关系而非研发目标；③两种扶持模式是否结合使用，应根据产业特性有所区分，对于产业发展周期短、市场参与度高、产业创新密集高、环境不确定性强的产业，更适合采用社会政策支持，针对性扶持企业提升基础研发能力，此时，整齐划一且具有时滞性的经济政策支持难以满足这类产业发展要求，反而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产生抑制作用。对于运行机制相对稳定的产业，经济政策支持不但不会形成扶持刚性，而且能够提供扶持制度框架，同时，社会政策支持根据企业运营特点进行针对性扶持，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
表4 高新技术产业HLM分析结果
Tab.4 HLM analysis results of high-tech industry
变量企业基础研发能力M7M8M9M10Null ModelLV-1LV-2交互效应政府越界行为M11M12M13M14Null ModelLV-1LV-2交互效应截距项7.329**6.448**4.867**1.7572.717**2.648**2.457**2.449**LV-1预测因子合作时长0.049*0.061**0.053*-0.047-0.042-0.051互动频率0.408**0.392**0.364**0.0460.0350.027社会政策支持0.136**0.123*0.112*-0.368**-0.367*-0.339**LV-2预测因子行业规模0.0390.036-0.062-0.059行业利润0.0060.0040.1540.148经济政策支持0.298*0.281*-0.161*-0.153*经济政策X社会政策-0.128+-0.051σ22.4292.2312.2182.2270.3640.3320.3310.332τ000.349**4.517+4.088+4.216+0.163**0.152+0.139+0.138+τ110.1980.1270.1860.0810.0790.078R20.3190.294R2Level-10.0870.083R2Level-2截距式0.0980.141R2Level-2交互项0.0020.009
表5 传统产业HLM分析结果
Tab.5 HLM analysis results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变量企业基础研发能力M15M16M17M18Null ModelLV-1LV-2交互效应政府扶持越界M19M20M21M22Null ModelLV-1LV-2交互效应截距项2.332**2.252**2.209**2.210**3.734**3.674**3.701**3.703**LV-1预测因子合作时长0.043*0.056**0.053*-0.045-0.050-0.053互动频率0.399**0.395**0.369**0.0560.0450.037社会政策支持0.119**0.115*0.105*-0.322**-0.335*-0.348**LV-2预测因子行业规模0.0450.0410.0670.071行业利润0.0100.0080.1560.164经济政策支持0.467*0.387*-0.185*-0.196*经济政策X社会政策0.218*-0.435*σ20.4230.3550.3240.3240.1950.1890.1860.148τ000.176**0.171*0.169+0.166+0.053**0.051**0.048**0.040*τ110.0890.0870.0830.074*0.072*0.069*R20.2580.206R2Level-1a0.160.031R2Level-2截距式b0.0390.037R2Level-2交互项c0.0460.042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政府扶持实践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政策应当恪守扶持边界。社会政策支持对于企业创新具有巨大推动作用，能够因地制宜建立支撑创新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平台，强调企业发展阶段与扶持政策相适配。但需注意，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本身存在一定边界约束，地方政府在规划和推动企业创新过程中不能过度干预，特别是对于已经进入市场良性循环环节的企业，政府要坚决放手，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提升创新与资源配置效率。创新方式、商业模式等应由企业自己决策，政府则负责完善专利申请机制、新创价值保护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供给。
(2)形成企业—市场—政府有机结合的信息披露机制，降低经济政策扶持刚性。经济政策支持的刚性更多源于信息障碍，企业缺乏信息传递渠道，导致基础研发项目融资困难[19]。地方政府即使愿意为其提供经济政策支持，也难以获得可靠数据以供上级政府审批。同时，由于环境不确定性，政府难以第一时间了解企业创新需求和市场状况变化，因而扶持总是滞后。因此，在经济政策扶持实施过程中，应建立信息披露平台，反映企业需求和市场状况，使政府扶持能够契合企业创新需要，提高地区创新规模和边际产出，也使扶持政策更具时效性，与企业和市场环境相匹配。
(3)依照行业和产业特征，增强政府扶持的动态化和多样化。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应根据不同产业特点而有所不同，形成经济政策支持、社会政策支持、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机组合。对于产业发展周期短、市场参与度高、产业创新密集的产业，增强社会政策支持而减弱经济政策支持。对于产业发展周期长、产业集中度高、企业发展规律性稳定的产业，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结合使用，并以政府扶持不越界为基准。在追求开放的市场竞争条件下，适度减弱社会政策，在追求地方保护的市场条件下，适度减弱经济政策。总之，政府动态化和多样化选择扶持模式，避免产生扶持负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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