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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the logical chain of “embeddedness-capability-behavior”,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theory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resource base theory, higher order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to further analyze its internal mechanism.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green dynamic abil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managers' environmental attention ar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is study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obtain sample data. 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mainly from Shandong, Zhejiang, Jiangsu, Tianjin, Hebei and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The confidentiality and research purpose of the questionnaire are attach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uestionnaire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data. The survey time is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2019. Questionnaires with repeated options and more missing values are excluded. It took four months to distribute questionnaires to 939 enterprises, and 498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with effective rate of 53.03%.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play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green innovation. And green dynamic ability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green innovation. Furthermor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managers' environmental attention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dynamic ability and green innovation respectively.
The main contribu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this paper expands the analysis boundary of green innovation by constructing theoretical model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green innovation.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enterprises should make extensive contact with outside organizations, strive to occupy favorable posi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d establish reciprocal cooperating relations with partners. These are helpful for enterprises to obtain high-quality scarce resources, stimulat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carry out green innovation. (2)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green dynamic ability between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green innovation. It complements and perfects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f network theory.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re important ways and source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green resources acquisition and integration. They can create opportunities and conditions for enterprises to search, obtain, allocate and reorganize green resource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adopt new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3)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boundary of the influence of dynamic ability on green innovation, and it expounds the applicable situation of dynamic ability theory. Situational variabl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enterprises to make strategic behavior choices. When facing strict extern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green dynamic ability are more likely to obtain scarce resources and realiz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optimiz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when manag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perceive potential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obtain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refore,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green dynamic ability are more likely to carry out gree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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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坚持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进一步强调“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2021年2月，国务院在《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导作用，鼓励支持企业整合科研机构及高校等部门力量构建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绿色创新将生态学思想全面引入技术创新活动中，强调通过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减少环境污染，具有系统复杂性和双重外部性等特征，导致企业创新意愿和动力不足。现有文献主要探讨外部环境规制压力[1-2] 、制度压力[3-4]和合法性压力[5-6]等因素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不可否认的是，绿色创新是主体间相互合作与互动的结果，属于突破式创新范畴，是对现有技术范式的转换与变革，需要组织进行全方位系统布局与战略谋划，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要求。开放经济背景下，仅依靠组织自身资源积累难以有效开展绿色创新活动，需要企业突破组织边界获取创新所需的异质资源，并通过高效重构与配置，全面提升组织创新能力，在与合作成员良性互动中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已意识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受制于自身资源匮乏与研发路径依赖等束缚，企业绿色创新的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对于上述问题, 网络嵌入理论可提供合适的研究视角。该理论认为，嵌入外部合作网络，同伙伴成员建立持续互惠网络关系，有利于稀缺创新资源获取，可以提高企业创新成功率。虽然网络嵌入为组织接触和获取稀缺资源提供了机会和便利，但要真正实现绿色创新，企业需具备一定的绿色动态能力，将从外部网络获取的稀缺资源进行有效转化与整合，并用于指导自身绿色创新实践，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网络资源价值。绿色动态能力被认为是企业在绿色转型背景下，通过内外部绿色资源整合与重组，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进行调整和适应的独特能力。但绿色动态能力并不是组织与生俱来的，而将其嵌入于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被认为是探讨与解释动态能力形成途径的有效方法[7]。
此外，情境因素是企业经济行为决策分析的重要参考，战略管理研究继承权变理论思想，认为动态能力对企业战略行为选择的作用取决于某些内外部因素，在不同情境因素作用下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8]。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并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外部环境规制的驱动效应较为显著。企业绿色行为决策与高层管理者的环境注意力及认知模式具有密切联系，只有当管理者对环境问题持积极态度时，才会将组织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绿色创新活动中。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认知对绿色创新的直接作用，鲜有研究探讨两者所发挥的调节效应。为此，本文综合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制度理论及注意力基础理论，探究外部网络嵌入与内部绿色动态能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基于内外部双元视角，揭示不同权变因素情境下，组织动态能力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期深入理解绿色创新复杂驱动机理，为企业有效开展绿色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网络嵌入研究已成为企业界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领域，被证实对企业生存及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多数学者从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两个方面对网络嵌入进行划分。结构嵌入描述网络成员间的联结规模以及成员在网络中所占据的结构位置，主要包括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及网络异质性等；关系嵌入则关注合作网络个体成员间相互连接关系的亲密程度，采用关系强度和关系质量进行衡量。
1.1.1 结构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网络规模反映合作网络中个体成员的联接数量。个体成员所嵌入的合作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其拥有越多机会同外界组织接触并建立联系，可缩短组织捕捉、搜寻与挖掘有价资源的时间，使组织更容易获得战略性绿色稀缺资源支持，有助于拓展创新思路并激发创新灵感、潜能与活力，从而降低创新难度和不确定性[9]。
企业在整个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意味着个体在获取网络资源数量与速度方面存在差异性。不同网络位置代表个体成员接触新知识的机会和渠道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其识别、获取外部信息知识和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位于网络中心位置并占据更多结构洞的企业，因具有与众多网络成员直接沟通交流及学习的机会，能够接触和获取大量异质性信息资源，积累更多宝贵经验，更容易捕捉市场商机和把握行业发展动态，高效甄选合作伙伴，拥有较多机会与信誉良好、资源丰富和创新能力较强的优质企业合作，突破技术研发难关，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促进作用[10]。此外，在合作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的企业，能够把控甚至改变网络信息资源传播流向和速度，快速弥补自身资源短缺，大幅度提高资源整合利用效率[11]。并且，因其具有较高的可见度，容易被合作伙伴模仿，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如果不遵守环境保护法规就会被曝光，因而企业会积极开展绿色环保行动，以获取更多合法性资源。同时，网络伙伴采取绿色低碳行为而产生的机遇和收益将迅速被焦点企业感知，并被借鉴学习，这对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具有促进作用。
另外，异质性网络结构能够促使个体成员凭借不同的组织联系、角色与职位接触到大量新鲜、独特和异质性知识，获取同自身组织认知和储备差异较大的异质性信息，提高个体成员对稀缺、互补、新颖及独特资源的搜寻效率，摆脱自身固有思维模式束缚和路径依赖，激发创新灵感和活力并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因而对企业技术创新特别是激进式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12]。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结构嵌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1.1.2 关系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网络关系强度指组织与其他网络成员间的互动联系频次，对网络个体间信息与知识传递速度、质量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具有强网络关系联接的个体成员间交流频繁，能够形成持续稳定、互惠互利和密切联系的合作关系，有利于促进技术知识在个体成员间的共享，加深伙伴间的信任，增强彼此资源共享意愿，有利于稳固的合作联盟建立，因而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具有重要促进作用[13]。强网络连接关系能够有效缓解个体间的恶性竞争，减少搭便车行为，有助于组织集中精力解决重要问题，通过与合作伙伴的通力合作共同研发新产品和新技术，从而大幅度降低技术创新难度及风险[14]。
作为衡量网络关系的主观指标，网络关系质量表示成员个体间的信任理解及互惠承诺程度。高质量网络关系能使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更为稳固、持久、和谐，减少成员间沟通障碍，增强各方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及协作意愿和动力。具有高质量合作关系的企业可以快速鉴别与捕获有价值的商业资讯和潜在发展机会，有效整合与利用知识资源，增强自身环境适应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15]。吴松强等[16]从网络关系强度和关系质量两个维度分析网络关系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利用210家软件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关系强度与关系质量均正向影响组织创新绩效。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b：关系嵌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1.2.1 结构嵌入与企业绿色动态能力
绿色动态能力是描述企业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对组织内外部绿色资源进行整合与重构，努力摆脱原有路径依赖，进而开发绿色新产品的特殊能力。广泛的资源搜索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异质性信息与技术，有助于企业了解和把握市场变化动态，是企业提高自身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17]。外部嵌入网络规模越大，合作伙伴间网络联系越紧密，企业与更多的网络成员建立合作联系，有利于信息传递与扩散，其感知与搜索绿色信息、技术的机会越多，网络成员资源获取效率就越高，从而有利于企业动态能力提升[18]。
相对于竞争对手，处于合作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能够优先获得信息来源，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搜寻和获取网络资源，增加与网络成员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的机会，为组织资源整合优化与重构提供便利条件，有利于产品研发与更新，可以显著增强企业技术能力。此外，多样化网络关系可以使焦点企业在与网络个体成员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从合作伙伴那里接触和学习多元化知识，进而将自身积累的技术、知识、经验转化为创新思维和行为模式，并通过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完善和更新现有组织惯例，进而培养和提升组织动态能力(王双龙，2018)。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结构嵌入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动态能力。
1.2.2 关系嵌入与企业绿色动态能力
网络个体成员间联系时间越久、互动频次越高，表明行动者间的合作联系越紧密，关系强度越大。合作网络强联结一方面可以使网络成员拥有更多学习机会，提高信息识别及搜寻效率，有利于资源尤其是默会知识的分享、流动与配置，促使个体成员从网络合作伙伴处获取关键知识与信息，确保资源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从而有效提升企业技术能力[19]。同时，较高的网络关系强度可以促进组织成员间的信任与互动，使彼此间的交流与融合更持久、默契，降低组织间信息沟通与资源共享障碍，减少个体成员机会主义行为和搭便车行为，促进合作伙伴间深度交流与沟通，有利于资源互换与共享，从而提升企业资源获取与整合能力[20]。
此外，亲密互惠的网络关系可以促进个体成员间深层次沟通与交流，增强网络参与者分享技术与知识等资源的主观意愿，促进网络成员信息交流与资源获取，有利于企业发掘市场机会和摆脱内部技术路径依赖，形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独特优势，对培育和增强企业动态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网络关系质量越高，成员间联系越密切，越有利于先进技术知识尤其是诀窍、经验和直觉等隐性知识交流，因为隐性知识获取是建立在必要的信任与理解基础上的，需要双方多次面对面的切磋与磨合。如果合作关系中断，则很难有效传播与学习有价值的隐性知识(熊捷，孙道银，2017)。互惠优质的网络关系可以保证合作沟通质量和持久性，信息、技术等资源共享与整合更多地依赖于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间的关系质量，相互间交流越频繁、联系越密切，越有利于管理制度、技术标准和产品说明等显性知识，以及技巧、经验和感悟等隐性知识传播、共享与获取，进而提高组织创新能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b：关系嵌入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动态能力。
外部网络嵌入有利于维护成员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企业获取、整合和利用异质性创新资源创造便利条件，但仅仅拥有得天独厚的静态资源并不能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产生有效推动作用，企业需要具备一定的动态能力，以便对外部获取的新技术与新知识进行有效吸收、转化、重组及商业化，最终实现技术创新[21]。当高度动荡和不可预测的外部环境使企业现有能力不再适应发展需求时，企业应迅速重构具有竞争力的资源基础和创新管理体系。这需要组织具有较高的动态能力，更新现有资源和能力，及时调整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行动方案。外部网络嵌入会影响企业绿色动态能力，可以使企业及时捕获外部商业机会，并通过对异质性资源的重组配置与优化整合，提高组织应对环境变化的速度和效率，有利于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22]。吴兴宇和王满[23]认为，联盟网络能够拓宽企业知识技术获取渠道，使组织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互惠合作关系，而动态协同能力可以加速组织对技术知识的应用，同时使组织间的合作关系更加亲密和持久，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和提高技术创新成功率。实证结果表明，协同能力在网络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绿色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间起中介作用；
H3b：绿色动态能力在关系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间起中介作用。
权变理论表明，企业资源与能力对组织战略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在不同条件下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内部管理者环境认知和外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已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但目前鲜有考察其调节效应的研究。因此，本文将其作为重要情境因素纳入能力—行为决策理论模型，深入考察两者在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明确动态能力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适用条件，提升本研究的稳健性与说服力。
由于人类对客观事物认知与处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企业不可能对全部信息进行回应。面对动荡变化的市场环境和纷繁复杂的信息资源，管理者只能根据企业实际发展需求并结合其价值认知，将有限的注意力聚焦于某些特定领域，筛选、挖掘和处理与之密切相关的有价信息，从而进行有限理性行为决策。根据注意力基础观,本文认为绿色动态能力虽然为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机会，但要想真正转化为有效行动，还需要管理者有意识地将其注意力集中到绿色环保问题上。管理者对资源分配和部署具有充分的控制与支配权，是协调公司内部环境管理实践的关键纽带。管理者对自然环境的态度会影响企业从事绿色创新活动的努力程度，企业能否主动进行环境保护，取决于管理者是将环境问题解读为市场机会还是环境威胁，将其视为发展机会的企业会更多地采取前瞻型环境战略[24]。只有当管理者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投入大量精力与时间关注、了解、识别、解释并进行解码转换后，才会重视绿色环保新技术和节能产品相关信息，进而实施积极的环境响应行为，进而通过绿色转型寻求、发掘市场机会，从而提升自身竞争优势。此时，具有较强绿色动态能力的企业能够更好地识别潜在商机，持续学习与吸收消化新知识，并在重构、配置与整合异质性资源的基础上，激发创新思维，突破组织原有惯例束缚，进而不断研发绿色环保技术和产品(叶一娇等，2020)。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管理者环境注意力在绿色动态能力与绿色创新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绿色创新是强调环境绩效改善的创新行为，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双重外部性等特点，因而导致企业投资动力不足，单靠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模式难以产生有效驱动作用。因此，外部环境规制被认为是企业绿色创新的初始原动力。战略管理领域专家认为，内部资源对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取决于某些外部条件，而动态能力已被多数学者视为特殊战略资源[8]。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外部环境规制可能在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当面临较高的环境规制压力时，绿色动态能力强的企业能捕捉瞬息变化的市场动态，并迅速从外部搜寻、获取更多高质量的绿色知识与信息，形成新的组合创意与思想，改进现有落后管理方法和更新环保设备，有利于组织绿色资源优化配置，从而缩短新产品研发周期并实现产品商业化。Tsai&Liao[25]对台湾地区制造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外部环境政策力度较大和客户环保需求较高的情况下，创新能力对企业生态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也就是说，在外部特定因素的影响下，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更有可能开展生态创新；Menguc等[26]认为，创业导向是组织独特的能力，其基于内部动因视角的资源观和外部动因视角的制度合法性理论，实证研究发现，内部创业导向对企业积极的环境战略制定起显著促进作用，同时两者间关系受客户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5：环境规制在绿色动态能力与绿色创新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研究框架
Fig.1 Theoretical research model
本研究选取山东、浙江、江苏、河北以及天津等省市制造企业作为调查对象。首先，在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和研究情境进行适当调整，形成预调研题项；其次，进入山东、江苏等地多家企业进行访谈与调研，深入了解企业实际情况，并与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和环保部门工作人员进行探讨，确保测量题项表述清楚且易于理解，形成调研问卷初稿；再次，根据高校技术创新领域专家的意见进一步修改问卷题项，并与企业界相关人员进行确认；最后，通过向高校MBA学员与部分企业进行预调研和小样本测试，形成最终调查问卷。
向EMBA、MBA及项目管理班学员发放139份调研问卷，最终得到128份有效问卷；向济南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往届本科毕业生发放500份问卷，最终回收267份有效问卷；利用课题组成员社会网络关系，发放300份问卷，最终回收103份有效问卷。从企业规模来看，500人以下占41.57%，501～1 000人占9.86%、1 001～3 000人占14.15%，3 001～5 000人占17.63%，5 000人以上占16.79%。从企业年龄看，5年以下、6～10年、11～15年、16～20年以及20年以上的分别占19.21%、27.83%、26.47%、18.41%及8.08%。从所属性质看，国有控股占29.59%；非国有企业占70.41%。可见，样本分布较为科学合理。
为降低同源偏差的影响，本研究主要从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两方面进行规避，利用Harman单因子检测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存在多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并且第一个主成分载荷量小于50%，累积解释总变异的69.48%，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变异问题。
本文问卷题项均取自国内外成熟研究量表，并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修正，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对量表进行测度，1～5对应“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1) 网络嵌入(NE)。根据多数学者的经验，本研究将网络嵌入分为关系嵌入(RE)和结构嵌入(SE)两个维度。结构嵌入变量题项主要考虑网络中心性、异质性和规模3个方面；关系嵌入变量题项主要从关系强度与关系质量两个方面进行设计。借鉴易朝辉[27]和周中胜等(2015)的问卷题项，结构嵌入量表主要由“很多企业都愿意同我们合作”“本公司很容易找到理想的合作伙伴”“本公司经常介绍其他企业相互认识”等10个题项组成；关系嵌入量表主要由“本公司容易获得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组织的支持”、“本公司与供应商、客户等上下游企业可交换机密信息”以及“本公司与咨询机构、中介机构等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等8个题项组成。
(2)绿色动态能力(DC)。参考Makkonen[28]、Lin&Chen[29]的研究成果，绿色动态能力变量量表主要由“本企业可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创新资源”“本企业可以有效加工处理绿色资源”“本企业可以有效整合利用绿色资源”等6个题项组成。
(3)绿色创新(GI)。借鉴Xie[30]、Cai[5]以及孙丽文[31]的研究成果，围绕绿色产品和绿色工艺两个方面，企业绿色创新变量量表主要由“本企业经常使用易回收和再利用的新产品”“本企业经常使用低能耗的产品”等8个题项组成。
(4)环境规制(ER)。参考王娟茹[32]、邢丽云和俞会新[33]的研究量表，本研究主要使用“本企业面对的环保法规较完善”以及“如违反环保法律法规，本企业将受到严格惩罚”等9个题项测度环境规制变量。
(5)管理者环境注意力(EA)。参考和苏超等(2016)、于飞等[34]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预调研及访谈结果，设计“管理者了解环保法规政策”“管理者较关注环境保护问题”等8个问卷题项。
(6)控制变量。本研究将企业性质(Own)、企业规模(Size)、所属行业(Ind)和企业年龄(Age)作为控制变量。
利用Cronbach's α系数和CITC对量表信度进行检验分析。结构嵌入、关系嵌入、绿色动态能力、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和绿色创新量表题项的α值分别为0.822、0.819、0.836、0.879、0.865和0.881，均大于0.7的最低标准。同时，量表题项总体相关系数CITC值均大于0.40的可接受标准，且删除任一题项后并未使α值增大。因此，量表整体信度较高。
从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个方面进行效度检验。首先，本研究所有测量题项均参考成熟研究量表，并在正式调研之前，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管理者进行商讨，在小规模预调研后，删除部分不妥题项。因此，本研究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其次，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量表的KMO值最低为0.796，Bartlett检验卡方值为1 258.316，因子载荷系数大于0.7，且在p<0.001下显著。同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2/df均小于3，GFI 大于0.9，CFI 大于0.9，RMSEA 小于0.08，AVE值大于0.5，组合信度CR大于0.8，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由表1可知，变量平均值及标准差均在正常范围内，并且自变量(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与因变量(绿色创新)以及中介变量(绿色动态能力)均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中介变量(绿色动态能力)与因变量(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本研究的主效应得到初步验证，但还需借助多元回归作进一步分析。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相关系数矩阵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variab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变量MEANSD123456789101企业规模0.3251.3962企业年龄1.8181.3450.0813企业性质3.3841.1730.082-0.0164所属行业0.2921.2350.404**-0.022-0.0725结构嵌入3.5650.9360.264**0.0360.0550.180**0.8566关系嵌入3.2810.8340.115-0.054-0.0070.0580.307**0.8167绿色动态能力3.2790.9170.187**-0.9640.0860.1140.435**0.465**0.7468绿色创新3.5461.0480.568**-0.005-0.0780.632**0.437**0.246**0.334**0.8219环境规制3.4720.8920.0440.087-0.0920.0190.214**0.006**0.198**0.105**0.74710管理者注意力3.0240.9730.0260.2110.0840.0080.165**0.013**0.162**0.076**0.198**0.735
注：**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对角线上为 AVE的平方根
(1)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通过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见表2。模型1检验控制变量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变量构建模型2，结果显示，结构嵌入(β=0.246，p<0.001)与关系嵌入(β=0.109，p<0.05)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a和H1b得到验证。由模型5可知，结构嵌入(β=0.308，p<0.001)与关系嵌入(β=0.385，p<0.001)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动态能力，H2a和H2b得到验证。由模型2～4可知，绿色动态能力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β=0.179，p<0.01)。引入绿色动态能力后，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虽有所减小，但仍然显著(β=0.215，p<0.001；β=0.078，p<0.05)。因此，绿色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H3a和H3b得到验证。
表2 层次回归检验结果
Tab.2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绿色创新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绿色动态能力模型5Size(企业规模)0.386**0.321**0.335***0.315***0.069Age(企业年龄)-0.018-0.0150.004-0.009-0.091Own(企业性质)-0.076-0.087-0.089-0.0910.063Ind(所属行业)0.473***0.447***0.467***0.449***-0.032SE(结构嵌入)0.246***0.215***0.308***RE(关系嵌入)0.109*0.078*0.385***DC(绿色动态能力)0.179**0.091*R20.5240. 6040.5850.6120.317Adj R20.5170.5940.5730.5990.298F64.127***58.923***54.069***51.445***61.931***
注：***表示显著性p < 0.001；**表示显著性p < 0.01；*表示显著性p < 0.05，下同
本研究同时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绿色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中，95%置信区间为(0.352，0.611)，未包含0，H3a得到验证；②绿色动态能力在关系嵌入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中，95%置信区间为(0.276，0.472)，未包含0，H3b得到验证。
(2)调节效应检验。利用层次回归法检验管理者环境注意力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将自变量(绿色动态能力)和调节变量(管理者环境注意力与环境规制)纳入模型，并逐步引入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3 Results of moderating effect
变量绿色创新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Size(企业规模)0.335***0.318***0.319***0.341***0.316***Age(企业年龄)0.0040.0040.022-0.069-0.011Own(企业性质)-0.089-0.039-0.123-0.074-0.075Ind(所属行业)0.467***0.401***0.454***0.506***0.312***DC(绿色动态能力)0.179**0.207***0.193*0.237***0.164*EA(管理者环境注意力)0.321**0.245*DC*EA0.158*ER(环境规制)0.081*0.256*DC*ER0.104*R20.5850.5040.5940.5680.576Adj R20.5730.4760.5670.5430.556F54.069***48.083***42.635***52.157***48.376***
模型3显示，绿色动态能力和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交互项与绿色创新的系数显著(β=0.158，p<0.05)，即管理者环境注意力在绿色动态能力与绿色创新间起正向调节作用，H4得到验证。模型5显示，绿色动态能力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与绿色创新的系数显著(β=0.104，p<0.05)，即环境规制在绿色动态能力与绿色创新间起正向调节作用，H5得到验证。为了直观地反映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注意力对绿色动态能力与绿色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绘制相应的调节效应图，具体见图2和图3。
图2 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效应
Fig.2 Moderating effect of managers' environmental attention
图3 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Fig.3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等，对网络嵌入、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间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并引入外部环境规制和内部管理者环境注意力两个情境变量，分析其调节作用，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动态能力与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外部合作网络中占据有利位置，能使企业有效搜索和获取大量绿色信息、技术与知识等异质性资源，激发创新思维，有利于企业资源重组，对组织绿色动态能力提升和绿色创新活动开展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同时，亲密互惠合作网络关系有利于组织间深层次沟通与交流，提高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获取与学习效率。彼此间的信任可以降低伙伴间沟通与合作障碍，减少个体成员机会主义行为和搭便车行为，有利于企业绿色动态能力培育和塑造。
(2)绿色动态能力在网络嵌入和绿色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外部网络嵌入可以显著提升组织绿色资源获取及资源整合能力，为网络成员搜寻、获取、配置与重整绿色资源创造机会，为企业绿色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绿色动态能力越强，企业就越能够从所嵌入的合作网络中获取有价值的绿色技术与信息，进而有效感知潜在市场机会，抓住市场机遇，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此外，绿色动态能力有助于组织灵活调配与整合内外部资源，使组织对所获取的绿色信息和技术进行有效吸收、重组与转化，有利于企业采用绿色技术生产环保产品。
(3)环境规制与管理者环境注意力在绿色动态能力和企业绿色创新间具有调节作用，动态能力对组织行为决策的作用受某些内外部情境因素的影响。本文关注外部环境规制和内部管理者环境注意力，考察两者对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权变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两者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由于绿色创新具有投入大、风险高以及双重外部性等特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成为企业绿色创新实践的重要驱动力。当面对严格的外部环境政策时，绿色动态能力强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取稀缺资源，并通过优化重组实现技术创新。此外，管理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高，越容易感知市场绿色发展机遇和获取相关信息，并愿意将有限的组织资源投入到绿色创新实践中。因此，具有较强绿色动态能力的企业更可能开展绿色创新。
(1) 企业应积极嵌入合作网络，并与网络成员建立互惠合作关系，从而获得更多资源支持。开放经济背景下，企业需要借助社会合作网络获取创新所需的知识、资金和人才等异质性资源，并通过资源配置与整合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在与其他网络成员良性互动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企业应充分利用和调动网络资源，努力收集和筛选相关信息资料，汇聚创新资源、激发创新思维。同时，企业应积极与外部组织构建紧密、互惠的网络关系，通过与网络成员进行全方位互动，获取组织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从而最大程度地提升动态能力。
(2)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环境法规，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引导作用。由于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并不能获取全部收益，如果缺乏必要的环境政策干预，会直接影响企业创新积极性。首先，政府应根据地方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合适的环境规制政策，将清洁生产、污染控制等作为企业定期检查与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与惩罚制度。其次，政府应制定绿色环保激励与扶持政策，建立绿色采购制度，积极引导与鼓励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同时，进一步健全企业绿色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及时、客观地公开企业绿色信息，主要包括绿色新技术研发、资源消耗情况、污染排放总量及处理方法、废物回收利用情况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等。对于严格遵守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并主动公开绿色信息的企业，应给予各种形式的奖励。此外，政府应加强与企业管理者的联系，鼓励、支持组织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通过开展环保教育、产品展示、技术交流、企业家论坛和培训等活动，向企业管理者定期普及环保知识，促使其树立良好的绿色价值观并提升其环境责任感，助力企业绿色创新实践。
首先，未来可深入分析网络嵌入多维度变量间交互驱动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其次，进一步细化绿色动态能力维度及其测度方法。动态能力作为企业重构、整合资源的高阶能力，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未来可考虑综合采用案例研究、面板数据和动态仿真等方法进行全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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