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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studies on the concept, key elements and process stage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have improved the understanding, but how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occurs in China's institutional context, what and how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need further answers. These have hindered China's exist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rom further reform.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two key questions: which core factors (especially institutional fa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How do these factors interact to play a catalytic role? Through the answers to the above ques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vide facts and evidence for clarifying the debate of multiple values.
This paper selects 8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enterprises as the sample represented by Shenzhen Canyou Group, and the path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explored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by a multi-case stud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path conceptual model of willingness—behavior realizatio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which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willingness, institutional situation, social pain point, resource rationality, sudden circumstances,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centive effec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is the preconditio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it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cial entrepreneurs flexibly use rational tools such as legal construction and resource patchwork in the vague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continuously accumulate and update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play a ration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urning social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into practice. Emotional traits and sudden events regulate the rhythm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n terms of stability. The emotional trait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can provide stable emotion for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Incentive effect connects the cycle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social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When positive/negative incentive feedback is transmitted to social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a new round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start from new willingness.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first of all,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is more comprehensive in the sample selection, focusing on not only the results of entrepreneurial cases, but also failure cases. In addition, case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different periods of entrepreneurial processe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Second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latively complete concept model of willingness—behavior realizatio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y using the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It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alization path in China, and discovers some unique Chinese elements, such as institutional situation and resource rationality.Moreover, as an exploratory study, there are still some limitations, such as the sample data collection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onclusions need to be further t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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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社会创业理念与实践开始在海外兴起，与商业创业追求利润至上的价值不同，这种旨在运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创造社会价值的现象[1]，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路径和想象空间，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新制度主义理论指出，某一制度形式移植到新的政策场景中，实现本地化的相应过程，应嵌入到自身制度体系和治理场景中。社会创业是一项从国外引入并推广的新兴社会创新实践，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约束和制度挑战。同时，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体系下，创业过程深深嵌入在独特的制度情境中，社会创业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受到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影响。鲜有研究就国外社会创业过程模型在中国制度环境下的适应性进行深入分析[2]，这影响了各界对社会创业面临障碍的把握，也妨碍了国家对现有制度环境的进一步改革。
鉴于此，本研究尝试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哪些核心因素(尤其是制度层面因素)在社会创业行为实现过程中发挥影响？这些因素通过怎样的相互作用才能发挥促进作用？然而，针对社会创业行为在中国独特制度环境下的实现路径，鲜有理论模型进行概括。为尝试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利用我国8位社会创业者深度访谈材料，采取扎根理论和多案例研究方法，对我国社会创业行为实现过程进行探索性分析，以期增进对社会创业过程的整体理解，为廓清社会创业的多元价值争论提供事实和证据。
社会创业是围绕创业意图或创业机会等核心要素，并由核心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创业过程[3-4]。Guclu等[5]认为，社会创业主要是基于创业机会识别、创造和开发的过程。有学者采用案例研究或扎根理论方法，对上述要素机制进行实证分析[6-7]。然而，零散的创业要素研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种碎片化的知识谱系并不利于对社会创业过程整体图景的理解。Dees等[8]提出包括过渡、变革和稳定等阶段的社会创业三阶段模型，确立社会创业者在各阶段的角色和任务；Lumpkin等[9]基于投入—产出框架提出社会创业过程三要素模型，包括前置因素、创业方向和创业结果；焦豪和乌其爱[10]在整合国外经典社会创业过程理论模型基础上，提炼出社会创业过程四阶段模型，主要包括创业意向、发展创业机会、评估创业机会和实施创业行为4个不同阶段。上述图景式全过程理论模型丰富了社会创业过程知识，但更多限于理论框架建构，鲜有来自中国素材的经验证据。
社会创业要素在不同阶段会受到创业者特质和外在环境的影响。学者们较早关注到社会创业者个体特征对社会创业行为的影响，如年龄、性别、种族、身份、利他主义、亲社会性、同情心等[11-13]。然而，社会创业并非只是由精英主导的过程，创业者工作经验以及进入的市场或社区等环境特征也会影响创业过程中的机会识别[14]。林海等[15]从知识与信息、价值感知、警觉度、资源及社会网络等因素出发，为社会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搭建理论框架；Mair&Noboa[14]考察社会企业家基于个人特征，通过愿望与可行性感知，对创业意图形成的作用机制进行讨论。该模型被后续学者广泛引用并进行相关实证研究[16-18] ，但普遍将社会创业意愿等同于社会创业行为，从而忽视了社会创业过程的制度复杂性。因此，社会创业过程的现实场景进入研究者视野[19]。如彭伟等[20]首次提炼出社会创业机会识别的中国社会创业过程机制，但忽视了制度环境的作用机理。
总之，部分本土化社会创业过程模型勾勒出诸多核心创业要素，但仍局限在以社会创业机会为主的单个、零碎典型要素及其整合上。同时，社会创业研究缺乏学科间的互动，公益慈善学者主要关注价值争论、发展模式、域外经验和政策分析[21-22]，缺乏对内部机理的探索；商学院学者则更关注社会创业过程要素和内在机理，缺乏对过程嵌入特殊政策环境的进一步考察[23-24]。尽管上述研究丰富了社会创业概念、关键要素、过程阶段等细节和知识，但中国制度情境下的社会创业行为是如何发生的，影响社会创业行为的关键因素有哪些，以及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知识还需要进一步回答。
扎根理论方法是一种旨在从资料中建立理论的特殊方法论，提倡在数据研究中发展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理论中演绎可验证的假设，通过不断进行数据收集、编码和比较，提炼出概念和类属，从而构建理论[24]。扎根理论方法具有一整套研究程序，具体要经历现象界定、文献探讨、资料收集、三级编码、理论抽样、饱和度检验和理论建构等步骤[25]。
具有典型性和多样性的案例是扎根理论研究的重要数据源和概念提取对象，也是其归纳性逻辑思维展开的前提和基础。本文样本选取主要遵循如下标准：首先，为尽量展现我国社会创业行为过程的整体图景，选取社会创业者案例尽可能涵盖多样化行业领域，如教育、助残、扶贫、创业、科技等重点社会创业领域；其次，为呈现社会创业的典型性，选取样本尽可能具备一定社会知名度和行业认可度，无相关负面社会影响；第三，与既往研究均关注成功的社会创业案例不同，本文还选取失败的社会创业案例；第四，为体现我国社会创业历时性的阶段特征，选取样本尽可能涵盖各个时期社会创业过程，如第一代社会创业者和新生代社会创业者；最后，考虑到社会创业过程中的性别影响，选取样本尽可能涵盖男性和女性创业者案例。为此，本文主要选取以残友集团为代表的8家社会创业者和社会创业企业作为样本对象(见表1)，并随机选取7家进行编码分析和模型建构，案例H作为理论饱和度检验。
表1 样本基本信息
Tab.1 Sample basic information
创业者创业组织年份领域创业内容A郑卫宁兔王集团1995助残雇用残疾人从事软件开发等工作获取收入B任旭平残友集团1997产业扶贫带动贫困农民通过养兔产业化脱贫致富C孟维娜慧灵中心1985弱智教育采用社区化、正常化的理念开展智障人士服务D肖培琳利智中心2000弱智教育以社会企业模式服务智障儿童E兰紫乐朗乐读2009读写困难研发创新性的读写困难教育课程和产品F苏菂车库咖啡2011创业服务孵化早期创业项目团队G贝晓超微公益2012互联网公益打造中国第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化劝募平台H杨茂彬戴托普1998戒毒矫正美国戒毒模式的中国实验
扎根理论方法的数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民族志、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等单独或多元资料[24]。本文主要选取对社会创业者口述历史访谈中积累的文字、录音、视频等资料作为数据来源，同时检索相关创业者社会创业的新闻报道，以期从较为全面和丰富的创业者深度访谈和公开报道资料中，更为直观、深入地展示历时性和多样性的社会创业过程。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访谈资料逐字逐句进行编码、标签和登录，以从原始资料中产生初始概念，形成范畴的过程。同时，将研究对象的一些独特词语作为一种原生代码，原生代码有助于编码时保留研究对象自己的观点和行动的意义。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对数据中可能识别的任何理论保持开放性。本研究开放式编码遵循以下3个步骤：首先，以7个案例文本为基本数据库，结合内容分析法与语言情境，逐句逐段摘录出能反映创业过程的词句并进行标识；其次，对摘录的词句不断简化、缩编并提炼出初步概念，这一过程尽可能保持开放性；最后，进一步将初始概念提炼抽象，形成范畴。经过这一过程，一共得到350余条原始语句及相应初始概念，由于概念之间存在重复和矛盾，本文对上述原始语句的概念化进行再次判别，剔除无效、相关性较低及重复信息，最终获得79个初始概念和19个范畴。限于篇幅，本文只选取最能有效展现初始概念的原始资料语句，如表2所示。
表2 开放式编码范畴化
Tab.2 Categorization of open coding
范畴原始词句(概念化)印记效应A儿童时期(“文革”)特殊经历带给我很多收获,如无比坚强的意志、家庭环境和对社会人生的情形认识,我的童年对我这一生影响非常大(政治运动经历)D我和共和国同岁,是唐山地震让我第一次有了公益的念头(自然灾难经历)F我做公益的动因,可能跟我读书有关,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哲学,研究生是偏企业伦理学,所以在情感上,比较希望看到企业在这方面的改变(专业教育经历)C之所以做NGO,跟我当初做的工会工作有很大关系,工会工作是访贫问苦,接触的大多都是工人生老病死,这些是人生中最困难的阶段(早期职业经历)B我从小就从祖辈那知道我们家戴着很多为国家奋斗的光环(爱国主义教育)A“文革”这段对我人生非常之重要,我对苦难怀有感恩之情(苦难精神)C觉得冥冥中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的就是人道主义,榜样就是兰德修女(亲社会性)行为动机C对孩子们的帮助更多,应该是我的选择,股份少点就少点(付出不求回报)D到唐山后接触到了两位地震后孤寡老人,当时我尽力照料他们,那时我就想,将来一定要办一家敬老院,我亲眼看到老人太难了(帮助弱势群体)G我想着用一种新的公益性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抱着一定要去试一试,拿着互联网的那种探索精神去尝试的心态(公益创新)B当时不是创业,是谋生(养家谋生)G当初车库咖啡成立的时候,本来是想打造全球第一家创业主题的咖啡厅(商业创新)D她说趁年轻,圆了自己这个埋在心里20多年的梦(实现个人梦想)效能感知A残疾人在软件设计和动漫方面比健全人强,只要耐心就很快超过健全人(人力资本感知)A我当时觉得残友会成功,第一是残疾人的特点,第二是残疾人技术抱团(技术资本感知)A弱势群体要实现强势创业,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我没把握(创业前景感知)E我们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办慧灵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创业经验感知)C作为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残障康复学校,利智康复中心最困难的就是资金。除了争取残联的支持外,肖培林更是拿自己的房子抵押借钱(资金基础感知)失灵现象A残疾人的福利政策在全国一盘棋造成了残疾人真的无法解决温饱(政策失灵)E他们更渴望有一家更专业的机构可以直接对孩子们进行辅导(市场失灵)F微公益与传统公益是不一样的,首先是对传播和筹款方式是一个改变(志愿失灵)B中国的社会企业应该是2009年火起来的,比国外晚很久(社会创业引入晚)社会痛点B 1993年养殖经济发展以后,中国农村家庭作坊的企业受到很多挑战,农工潮出现,青壮年农民都出去了,农业企业怎么发展,那个时候遇到了瓶颈(“三农”问题)A残疾人的就业现状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政策信号B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我看了十几遍,我是准备战天斗地,围绕一个产业,一定要搞大,做强(市场改革信号)D 1999年内退政策一出台,刚满50岁的肖培琳马上办理了内退(人事改革信号)G彼时的创业这把火越烧越旺,李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政策号召)E那个时候有很多社会红利、组织孵化器、基金会等,我们都曾经参与过(政策帮扶措施)G今天创业的黄金时代,我觉得移动互联网甚至称之为第四次产业革命,这个时代绝对是颠覆性的时代(互联网概念)G华盛顿邮报记者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说中国最可怕的是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开始走向市场,开始创业,科技和资本的结合(外媒舆论引导)政府态度B 1983年,县委书记看到我在市场上卖兔子,实地考察后以游街的形式表扬了我(领导注意力)A中残联对我都是有敌意的,认为我这么多年不报告发展这么好,都没给过我支持(部门利益竞争)B后来我在《四川科技报》等杂志上发表文章,慢慢引起了成都市科技情报所,四川农业厅的关注,后面他们来找我了,说我很专业(行政认可)A开始打电话给民政,民政说残联管,咱们国家官办机构对残疾人打的电话肯定是非常冷漠的,残联说不管就业,只管教育和维权(部门间推诿)突发事件B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两口子去汶川救灾,在那个环境中发现人生是非常短暂的,活着要积极向上(自然灾害)F微公益与传统公益是不一样的,首先是对传播和筹款方式是一个改变,就成为了我最早设计这个产品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公益丑闻)外界帮助B源头是当时的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理念引入)E一个偶然的电话,后面香港NGO帮助我们组建了一个很好的团队,后来我才知道我跟整个亚洲读写困难领域最好的老师在合作(团队建设)B国际小母牛给了他48只加州和纽西兰种兔,并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项目资助)合法性A刘勇出国比赛拿了奖回来的时候,劳动部派人去接他,还给他颁发了高级技能证书(技术合法性)B邓小平当年摸着我的头说,一个人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富 (政治合法性)B后来我在《四川科技报》等杂志上发表文章,慢慢引起了四川农业厅的关注(行政合法性)E我们应该是拿社会企业奖项最多的组织之一(社会合法性)
续表2 开放式编码范畴化
Tab.2(Continued) Categorization of open coding
范畴原始词句(概念化)E在业界,我们知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拿到了中国第一笔社会企业的风投,在业内是很有意义的,其本身的意义大过资金本身(市场合法性)资源拼凑D参加培训班时候认识邓老师,邓老师引荐我认识王老师,王老师一直很支持我(智库资源)C有人感叹,孟维那成功的因素主要就是依靠媒体支持(媒体资源)B我当上了政协委员,在政协里认识了很多教授,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也结识了畜牧养殖方面的专家(政治关联)F团队再牛也不可比智能运算软件牛(技术资源)E在业界,我们知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拿到了中国第一笔社会企业的风投(资本资源)C我之前通过军医大学的一个朋友得到500个智障孩子的名单,我就按照那个名单给这些孩子的家长发信(私人关系)A打电话给深圳义工联,义工联热情回应,这种民间组织就是不一样(行业资源)知识变迁E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做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机构,如果运营能力弱会对项目的发展不利,运营是考核项目是否持续进展的重要因素(运营能力)A残友复制不容易成功,就在于他的精神深邃难复制(组织文化)C我真的不会因为别人给钱而失去了独立的思想,NGO固然希望钱,但客观上完全独立性已经很难做到了(公益理论更新)E我曾经很困惑,这个学校究竟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慈善机构呢(双重逻辑竞争)B我们俩最关心的和最爱学习的就是政策,中央的必须通读,省市县的也要通读,通读之后在定位,未来3年怎么办(战略规划)A拿着互联网的那种精神去尝试的心态(互联网思维)冒险精神D除了争取残联的支持外,肖培林更是拿自己的房子抵押借钱(不怕破产)A 不成功,我还是要自杀(破釜沉舟)E我是国内读写困难儿童实务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为人先)D刚满50岁的肖培琳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与惋惜,马上办理了内退(果敢) 激情人格B我们俩最关心的和最爱学习的就是政策,中央的必须通读,省市县的也要通读,通读之后在定位,未来3年怎么办(保持敏锐)C在北京慧灵最初创办的3年间,我的心根本没法放松(紧张感)C我们宗旨还是回到满足社会服务需求层次考虑(坚守公益使命)B我当初根本没有专业基础,唯一有点就是想做事的热情(事业心)中止创业F未来某一天我也可能离开车库咖啡,抱歉,你们玩吧,我不玩了(中途退出)C随着学校办的越来越好,在发展理念上存在分歧,大家更希望走政府的路,同事和家长都希望有一天政府收编我们,变成国家教师(被收编)持续创业A从5名残疾人和一台电脑开始起家,现已发展成为残友集团共安排了300余名残疾大学生就业(规模逐渐变大)B父亲创办的旭平兔业有很多的社会责任,不能够停止,我们的客户、扶贫对象需要我们,这个也是我父亲生前的愿望(代际交替)再次创业E重新创业,很累,但我们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东山再起)E经过培训后,颠覆了我原先对于公益慈善的认识,革新了我的公益观,也更见坚定了改变了学校的营运方式,走社会企业的决心(变更经营模式)负激励F明明一流的精神旗帜却被做成了二流的商业(使命漂移)C曾有媒体评论慧灵走的是下坡路,几度搬家是因为经营不善(经营困难)C一些孩子的父母也认为智障儿就该“圈养”,附近不了解情况的居民甚至议论说,这哪是学校啊,简直就是精神病院(舆论质疑)正激励E孩子母亲的话,让我体会到存在感和价值感,自豪感和责任感也更加强烈(自我价值实现)A 2008年郑卫宁被民政部授予“中华慈善奖”,后当选为全国自强模范(政府表彰)E一个母亲给我说,您这个学校如果关闭了,我的孩子该去哪儿(社会认可)B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两口子去汶川救灾,送东西,我们就感到非常快乐,因为在那个环境中,发现人生是非常短暂的,活着要积极向上,提升正能量(不可替代)
主轴编码的任务是发现范畴之间的潜在逻辑联系，发展主范畴及其副范畴。主轴编码将类属与亚类属联系起来，使得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具体化，重新排列初始编码中分裂的数据，使生成的分析产生连贯性。在主轴编码过程中，本文形成社会创业意愿、社会痛点、制度情景、资源理性、突发情节、情绪特质、创业行为和激励效应8个主范畴，各主范畴对应的副范畴和开放式编码如表3所示。
开放性编码得到的概念与范畴彼此之间都是独立的，而范畴之间关系的建立是得出结论的必要前提。Glaser等[24]构建出主要包括条件、行动/互动、结果的结构框架，通过运用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的流程，对经开放性编码得出的范畴进行继续归类和逻辑链接，使得所有数据形成一个证据链。
表3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Tab.3 Main category formed by the spindle coding
主范畴副范畴关系内涵创业意愿印刻效应专业教育、早期职业、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经历、爱国主义教育、苦难精神、亲社会性行为动机赚钱谋生、关注弱势群体、公益创新、实现个人梦想、付出不求回报效能感知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创业前景、市场需求、创业经验、资金基础感知社会痛点失灵现象政策失灵、市场失灵、志愿失灵公共需求空白、细分化、模式落后、社会创业引入晚制度情景政府态度领导注意力、部门利益竞争、行政认可、部门间推诿政策信号市场改革信号、人事政策变迁、创业政策号召、政策帮扶措施、互联网概念、外媒舆论引导公共认知公共意见竞争、大众创业、互联网时代、资本关注突发情节冲击事件自然灾害、公益丑闻资源理性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技术合法性、行政合法性、社会合法性、行业合法性资源拼凑智库资源、媒体资源、政治关联、政府资源、资本资源、私人关系、行业资源知识变迁公益理念更新、组织文化、互联网思维、运营能力、战略规划、双重逻辑境外介入理念输入、项目资助、团队建设情绪特质冒险精神不怕破产、敢为人先、破釜沉舟、果敢激情人格保持敏锐、紧张感、坚守公益使命、事业心创业行为中止创业中途退出、被收编再次创业变更经营模式、东山再起持续创业规模逐渐变大、代际交替激励效应负激励使命漂移、舆论质疑、经营困难正激励政府表彰、社会认可、自我实现、不可替代
选择性编码则是通过描述现象的故事线，梳理和发现核心范畴，并在核心范畴与其它范畴之间建立系统联系，通过资料与正在成型的理论互动，进一步把握各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最终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本文核心范畴是社会创业行为实现的内在机理，根据社会创业实现路径逻辑线(见表4)，围绕核心范畴衍生出社会创业意愿、社会痛点、制度情景、资源理性、突发情节、情绪特质、创业行为和激励效应8个范畴。其中，创业意愿是催化社会创业行为的前置，在社会创业意愿达到一定阈值后，向社会创业行为转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痛点、制度情景、资源理性成为社会创业行为的外在驱动因素，并以不同方式影响社会创业行为的实现。同时，突发情节和情绪特质对社会创业行为发生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社会创业行为实现路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表4 社会创业实现路径故事线
Tab.4 Story line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alization path
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行动或互动策略结果社会痛点/制度情景社会创业行为社会创业意愿情绪特质/突发情节资源理性激励效应
为检验研究结果是否达到理论饱和，本文对剩下的1份口述材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经过重复比较分析，未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涌现，概念与范畴间关系也没有发生新的变化。这说明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通过了理论饱和度检验，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
社会创业行为主要存在中止创业、持续创业和再次创业3种发展状态，分别呈现出从弱到强的社会创业可持续性强度。其中，中止创业是指社会创业者实施的创业行为因某种原因中断，意味着创业行为失败；持续创业是指社会创业行为积极且稳定，组织规模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再次创业是指对社会创业模式进行调整或创业行为中途经历失败后东山再起。图1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创业实现路径概念框架，便于直观理解社会创业实现路径的核心因素，但尚不能展示核心因素影响社会创业行为的逻辑脉络。
图1 社会创业意愿—行为实现路径概念模型
Fig.1 Realization path conceptual model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behavior
社会创业意愿是实施社会创业行为的前置因素，也是催化创业行为的内部动力根源，其阈值大小影响创业行为的转化程度。
创业者对某一项特定社会创业采取行动的意愿程度和行为心理边界具有差异性。当社会创业意愿达到某一阈值时，创业者就具备一定创业行动转化的可能性。创业者的社会创业行为正是创业意愿的实践过程，通过影响印记效应、创业动机和效能感知等其中一个或多个维度，降低或提高意愿阈值，阈值越大，创业意愿就越不容易被转化，从而影响创业行为的可持续强度，反之亦然(见图2、3)。
图2 创业意愿阈值与创业行为可持续性
Fig.2 Threshold of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图3 部分关键因素与意愿—行为一致性
Fig.3 Key factors and willingness-behavioral consistency
制度情景和社会痛点孕育创业者的社会创业意愿。社会创业行为需要置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宏大背景中理解，在渐进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制度供给滞后、制度安排不协调等诸多制度性缺陷，原有制度难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而失效，但是新的替代性制度还没有及时产生或出台，导致许多结构性社会问题涌现出来，而公共服务供给的“三重失灵”难以得到快速有效的协调解决，加剧了社会不公感和矛盾冲突。制度变迁意料之外的社会痛点不断涌现，会强化社会创业意愿，进一步增强社会创业动机，同时某些特定制度情景释放出的政策信号，也会对创业者自我效能感知和行为动机产生影响，从而调节创业意愿阈值，最终影响社会创业行为的实现过程。在案例A中，郑卫宁面对残疾人福利政策全国一盘棋造成残疾人无法解决温饱的社会痛点，深受刺激，从而产生围绕残疾人进行创业的强烈想法，在残友集团筹办过程中，不同层级残联、民政部门、群团组织、政府部门又表现出不同态度，当关键领导考察和深圳市出台更具体的社会创业政策时，显著激发其创办残友集团的自我效能感知。
在社会创业面临严峻资源约束和制度逻辑张力的情境下[26-28]，创业意愿何以科学实现？要求创业者具备一定工具理性。创业者通过与媒体、专家、同行、受益群体等形成多元化网络关系，显著提高社会企业行业声誉和专业水平，获得社会合法性基础、网络结构资源和前沿理念，从而降低创业行为的制度和资源成本[29]。在案例D中，肖培琳在创办利智中心之初，就与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保持良好关系，为利智中心转型发展带来巨大帮助。
知识更新成为除合法性和资源外的又一重要理性工具。随着社会创业知识增长与更新，早期创业者能在复杂情境中灵活运用策略工具的知识与技巧，增进平衡公益和商业策略的理性，即改善创业团队建设、组织运营、战略规划、文化塑造和使命坚持等内部治理，以及合法性构建、资源拼凑等外部环境治理。否则，创业者处于知识瓶颈或管理困惑状态，将限制有效使用资源策略的工具理性，进而影响到社会创业行为的实现。引入社会企业理念是中国社会创业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情节，英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处扮演了重要角色。2009年，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正式在中国落地，英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处每年会甄选200～300名社会企业家进行培训，旨在增进社会创业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共处观念认知和运营技能，促进中国社会创业事业发展。
突发情节以不可预期的方式冲击社会创业意愿，加速其转化并实现创业行为。在案例中，多位创业者谈及汶川大地震、郭美美事件对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首先，突发社会事故或事件带来的剧烈社会伤痛，会强化个体的印记效应，产生巨大的社会同情心，进而增强其社会创业动机，缓解社会问题带来的不安和紧张感。其次，针对突发社会伤痛事件，社会注意力和资源会在极短时间内集聚，少数人会觉察到社会同情带来的资源机会，从而进一步增强创业者自我效能感知。最后，政府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回应突发事件，满足公众的关注需求。突发事故会强烈冲击理性决策程序设置通过政策议题优先排序的方式，快速推动多个政策议题领域内的议程设置和政策改革[30]，从而形塑和推动社会创业行为的方向与进度。
情绪特质是保证创业行为持续稳定进行的心理变量[31]，具有高强度冒险精神和激情人格的社会创业者更容易实现创业意愿。创业本身是一种极易失败的探索性行为，在政策窗口和关键机会的瞬息变化中，创业者需胆识过人，敏锐嗅到创业机会并抓住机会，敢为人先地付诸实践[32]。当创业面临艰难甚至即将失败时，创业者仍始终保持高昂的创业激情，坚信自己的工作对特殊群体有重要影响和不可替代性[7]。感知自我价值实现和不可替代性的信念赋予个人社会创业的意义，建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实现的意义关联，反过来激发创业者保持创业热情和激情，从心理气质上保障创业者持续稳定地进行社会创业。
激励效应是指社会创业意愿转化为社会创业行为后，通过在社会环境中，对社会与经济价值的评估和反思，形成正激励或负激励，提炼出创业行为回应社会需求的创业心理变化，从而反向传导并调整创业意愿的过程。当创业行为达成个体谋生、企业盈利、社会创新等个体与社会需求的正外部性，得到政府表彰、社会认可和自我认同后，会增强其创业意愿，进而促使其保持较强的可持续行为。当创业行为未达到预期创业效果时，可能会反向降低其创业动机和效能感知，从而影响社会创业行为的可持续发展，出现中止或暂缓创业行为。
创业行为的激励效应会反过来影响创业行为动机和效能感知，从而导致整个创业意愿发生较大变化，使得新一轮创业行为建立在新的创业意愿上，激励效应由此形成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之间反向传导过程。在案例C中，当创业者看到自身创业成果能惠及残疾儿童家庭时，更多体现的是被特殊群体家长的社会认可，以及创办社会企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极大激励了社会创业的可持续性。
本文基于我国8位典型社会创业者素材资料的扎根理论探索，构建社会创业意愿—行为实现路径概念模型，其中社会创业意愿、制度情景、社会痛点、资源理性、突发情节、情绪特质、激励效应等主范畴在社会创业行为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社会创业意愿是社会创业的前置因素，意愿高低直接决定创业行为的产生及其可持续性发展状态，而社会创业意愿高低与特定制度情景和社会痛点涌现有关；创业者在模糊的多重制度逻辑中灵活运用合法性构建和资源拼凑等理性工具，并持续积累、更新创业知识和技巧，发挥社会创业意愿转化为创业行为的工具理性作用；情绪特质和突发情节从稳定性方面调节社会创业行为节奏，创业者的情绪特质能为社会创业意愿转化提供稳定情绪，而突发情节能显著调节创业行为发生节奏；激励效应连接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的循环过程，当正/负激励反馈传导至社会创业意愿时，新一轮创业行为将始于新的创业意愿。
尽管本文深化了对中国情境下社会创业实现路径机理的理解，但仍属于探索性研究，主要还存在如下不足：首先，由于本研究构建的社会创业实现路径概念模型是基于深度访谈资料和质化研究得到的，难免存在一定选择偏好，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信效度，未来应更强调对细节故事的呈现和多案例间的比较分析。其次，本文选取的样本涵盖了第一代创业者和新生代创业者，由于我国社会转型带来了巨大时空差异，未来需要进一步聚焦社会创业过程的时空变迁逻辑，以便为政府政策制定和创业者创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实践参考。
[1] MAIR J,MARTI I.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a source of explanation,prediction,and delight[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06,41(1):36-44.
[2] 傅颖,斯晓夫,陈卉.基于中国情境的社会创业:前沿理论与问题思考[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7,39(3):40-50.
[3] HSU D K,BURMEISTER-LAMP K,SIMMONS S A,et al."I know I can,but I don't fit":perceived fit,self-efficacy,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9,34(2):311-326.
[4] TRAN A T, VON KORFLESCH H.A conceptual model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ased on the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6,10(1):17-38.
[5] GUCLU A, DEES J G, ANDERSON B B.The proces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reating opportunities worthy of serious pursuit[M].Durham: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Duke-Fuqua School of Business,2002.
[6] 刘振,丁飞,肖应钊,等.资源拼凑视角下社会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的机制研究[J].管理学报,2019,16(7):1006-1015.
[7] 仇思宁,李华晶.亲社会性与社会创业机会开发关系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8,36(2):304-312.
[8] DEES G J, EMERSON J, ECONOMY P.Strategic tools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 enhancing the performance of your enterprising[M].New Jersey: Wiley,2002.
[9] LUMPKIN G T,MOSS T W,GRAS D M,et al.Entrepreneurial processes in social contexts:how are they different,if at all[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3,40(3):761-783.
[10] 焦豪,邬爱其.国外经典社会创业过程模型评介与创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8,30(3):29-33.
[11] DRAYTON W.The citizen sector: becoming as entrepreneurial and competitive as business[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02,44(3): 120-132.
[12] YITSHAKI R,KROPP F.Motivations and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2016,54(2):546-565.
[13] CASTELLANETA F,CONTI R,KACPERCZYK A.The (Un) 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institutions lowering barriers to entrepreneurship:the impact on female worker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20,41(7):1274-1304.
[14] MAIR J,NOBOA E.Social entrepreneurship:how intentions to create a social venture are formed[M]//Social Entrepreneurship.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6:121-135.
[15] 林海,张燕,严中华.社会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框架模型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30(1):36-37,67.
[16] HOCKERTS K.Determinants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17,41(1):105-130.
[17] FOWLER E A R,COFFEY B S,DIXON-FOWLER H R.Transforming good intentions into social impact:a case on the creation and evolution of a social enterpris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9,159(3):665-678.
[18] ASARKAYA C,KELES TAYSIR N.Founder's background as a catalyst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J].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2019,30(1):155-166.
[19] SCHEIBER L.How social entrepreneurs in the third sector learn from life experiences[J].VOLUNTA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2016,27(4):1694-1717.
[20] 彭伟,郑庆龄,唐康丹,等.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J].南方经济,2019(10):90-101.
[21] 王世强.政府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15(2):101-107.
[22] 李健,卢永彬,王蕾.组织法律形式、政策工具与社会企业发展:基于全球28个国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9,31(1):1-9,66.
[23] 彭伟,于小进,郑庆龄.中国情境下的社会创业过程研究[J].管理学报,2019,16(2):229-237.
[24] GLASER B G,STRAUSS A L,STRUTZEL E.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J].Nursing Research,1968,17(4):364.
[25] 费小冬.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要素、研究程序和评判标准[J].公共行政评论,2008,1(3):23-43,197.
[26] BAKER T,NELSON R E.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5,50(3):329-366.
[27] DESA G,BASU S.Optimization or bricolage? overcoming resource constraints in glob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J].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2013,7(1):26-49.
[28] PREMARATNE S P.Networks,resources,and small business growth:the experience in Sri Lanka[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2001,39(4):363-371.
[29] 梁祺,张纯.社会网络影响个体创业意图的传导机制研究[J].管理评论,2017,29(4):59-67.
[30] 赵静,薛澜.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一类案例的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7(3):42-51,126.
[31] CUNNINGHAM J B, LISCHERON J.Defining entrepreneurship[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1991,29(1): 45-61.
[32] ZAHRA S A,RAWHOUSER H N,BHAWE N,et al.Globalizatio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ies[J].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2008,2(2):117-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