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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6年达特矛斯会议上约翰·麦卡锡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概念以来，以机器人、专家系统、神经网络(模式识别、图像识别、人脸识别、字符识别、手写识别) 以及数据挖掘等为代表的相关技术应用探索获得了飞速发展，并被应用到社会生产与生活中。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以人工智能应用为核心标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进程也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然而，在人类对自身创造的人工智能发展欢呼的同时，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担忧也逐渐浮现：“它们最终像人一样吗”“它们会超越人吗”“人工智能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如何”“人工智能将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技术与伦理交锋问题持续发酵。这样的困惑甚至担忧伴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发展，彼此互构，影响着社会建构自我的方式，也塑造了现实社会的发展形态。
虽然人工智能概念出现较早, 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应用也较为丰富。但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多聚焦在自动化技术、计算机科学、情报学等基础性、应用性学科领域，绝大部分研究侧重于人工智能本身的技术性特征及其应用。自2016年人工智能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以及《“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等重要政策文件以来，人工智能研究热度显著提升，通过中国知网检索人工智能主题相关文献发现，数量已突破13万篇。其中，在自然科学领域，聚焦人工智能技术，研究计算机视觉、计算机网络、机器学习等尖端方向的成果占比超过85%。此外，近年来，新闻传播学、法学、伦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人工智能相关研究也显著增多，但研究的碎片化、分散化特征突出，无益于对上述论争作出有效回应，反思性研究和本源性思考相对不足。
事实上，纯粹的科学研究无法回答人工智能的限度究竟在哪里，也无法回答人工智能时代人的社会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特别是对人工智能发展引起的伦理、道德与文化的交锋、论争等议题也不能在科学的范畴内得到有效回应。本文认为，对上述问题的解答需要从哲学与社会思想角度进行源流考察和义理论辩，更需要对技术本质进行反身性思考和批判性分析。由此，本文重新回溯和反观不同理论视角，围绕人、技术和社会的本质三重维度定位智能时代的人机角逐，并从关系博弈与时空流变中观其迹、查其理，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限度，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人工智能与人和谐相处在未来社会何以可能、如何可能。
早在17世纪，莱布尼兹就产生了智能机器的设想，直到1956年“人工智能之父”麦卡锡在达特茅斯会议上正式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并将会议主题以此命名，人工智能时代随之开启。与此同时，图灵机理论模型的提出为现代计算机科学奠定了划时代基础。伴随着第五代计算机研制成功，DENDRAL化学质谱分析系统、MYCIN疾病诊断与治疗系统、Hearsay-II语音理解系统等专家系统的开发，以及神经网络理论视域的开辟，人工智能从采用启发式思维编写复杂程序的初始阶段走出，逐渐将其应用触角延伸至计算机科学、量子科学、心理学、生命科学、计算社会科学等相互渗透的综合领域[1]。
人工智能技术崛起是历史偶然王国中具有超越性和颠覆性的变量，也是包括马克思阶段论在内的社会形态演进模式无法驾驭的或然性变轨——核心“技术”代替“主义”的数据化智能社会的到来。17世纪以来盛行的实证逻辑主义将语言表达知识视为无条件的要求，成为“默会知识”，而依托大数据与云计算形成的机器自主决策内在逻辑范式中人工智能崛起已经突破了技术“黑箱”的局限[2]。波兰尼[3]认为，自发调节的商品交换市场嵌入社会与国家等共同责任体后，对社会产生了侵蚀和殖民，社会要发展出反向保护运动，以使其免遭伤害。通过波兰尼的嵌入性思想发现，定理证明、模拟预测、自动化系统、社交网络和思维趋向等领域被广泛地反向嵌入人工智能塑造的技术霸权环境中，其背后的全面理性主义和计算哲学正在发动着对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异化与殖民。即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在粉碎现有理论基础的同时，全面主导并重构着以计算哲学为法则的下一轮技术变革对社会与人类本体的再殖民。
计算哲学是技术手段与最艰深本质思维的对话，数据算法的介入已经不再作为一种方法论操作实践，而是蜕变为将人类整体纳入抽象范式的自然规律和统一命运中进行计算。计算机成为对世界所有存在进行重新编码的工具，看似史诗性的行为背后是一个充满焦虑的“避难所”以及预测并驯化一切个人偏好的信息茧房[4]。科学技术塑造的数字乌托邦幻象戕害了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引起了伦理秩序危机与警觉。然而，人工智能二次殖民人类社会的宏观运动不仅仅归属现象范畴，其外显的逻辑运行之下，嵌涵着回归终极本体论内隐的分合动能。因此，在继续剖析技术殖民社会的形而上哲学支撑与结构性特征的同时，需要对人、技术和社会的本质进行追问。
人工智能对人类意识器官和行为能力极致模拟的背后指向“科学扮演上帝”的形而上传统，大数据与算法联结构建的计算已经不限于实用学科和自然过程，而是通过哲学的物理主义进入认知和心灵。哲学层面的物理主义采用依附(Supervene)解释心灵现象与物理意义的关系，并使之与量子计算的最小立场适应[5]。基于此，人工智能对量化的极致推广使情感计算成为具有实在意义的弹性问题，人在情感计算上的可替代性与情感计算方案的可执行性 [6]两个层面的探讨被直接置入与人文主义对话交锋的场域。
追溯计算哲学的起源与流变，霍布斯认为，世界是由因果链组成的大机器。斯诺宾莎、狄德罗、梅特里等哲学家也纷纷依附于牛顿经典物理学范式下，承认机械因果论的合理性[7]。形而上的哲学命题站在普遍、抽象、宏观的理性高度对世界进行静态分割，计算与哲学因此具有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的耦合。黑格尔的辩证思想是一次对西方形而上传统的局部反叛，其对斯宾诺莎、康德等囿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惯式进行扬弃并提出了绝对精神概念[8]，从而在其分裂与重新统一过程中尝试突破形而上心物二元探讨框架；海德格尔重新探讨了美学，通过定义现代技术的本质，转向人类“诗意地栖居”，然而这种反形而上的观点最终落入了西方哲学体系的窠臼之中；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首次对形而上进行本质、全面的批判，但因其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对经典实证主义路线的偏离，因此仅作为西方哲学体系与社会学想象力的一支来源，并没有真正汇入西方思维建构主流。
计算哲学与普遍意义的形而上是西方主流哲学体系对认识世界并创造人工智能这种社会技术的映射，人工智能技术既是革命性、超越性的“激变”物质力量，又同时具有应运而生的必然逻辑和伦理支撑。吴冠军[9]在研究人工智能时代的三重哲学反思时提出，人工智能并非代表一种更智慧的文明从外部整体性挑战人类文明,其根本性挑战恰恰是从人类文明——人类意识形态建制的内部刺出。人类对依附于数据社会的恐惧和关注不能停留在技术现象表明，而是要洞穿本质，从计算哲学的全景中进行批判式思考。
人工智能既是历史脉络下的议题，也是连接个体困扰与公共命运的社会结构性议题。不同主体的点与点之间发生刺激性反应，推动历史切面不断前进积累的宏大景观被有序建构为智能“激变”的社会大转型运动。罗波尔(1978)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出发，进一步考察了技术活动具有的中间性、分工性、团体性、经济性以及“囚徒困境”五大特性，并基于此寻找社会机制对技术发展加以影响和调节的逻辑起点。而人工智能是根属于经济范畴的技术要素，却深度介入并影响着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复合领域，深刻建构与塑造了社会的现时构成。因此，本文在计算哲学的流变中继续引入社会技术系统与政治经济学的效用范畴，对人工智能背景下市场、国家、社会的三维关系格局作出解析。
波兰尼[3]从嵌入概念的逻辑起点出发，列举了经济体系互惠、再分配和家计3种组织互惠原则，由此指出物的交易原则应当在社会中居于从属地位。然而，19世纪的自由市场形塑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脱嵌式经济，因此反向社会保护运动与对共同体的关注是将经济体系重新嵌入社会本质的重要路径。布洛维[29]在资本主义概念框架中分析不同阶层、不同利益共同体的“合纵连横”，指出国家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中起到的作用是工具性的，其将成为社会反向运动的照看者，以此呼吁公共性和社会性重构。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维关系格局中，社会结构与公共秩序面临着再次反向嵌入技术主导、风险联动的扩张性市场风险。人工智能本身被视为一种最具活跃性与解放性的社会技术，同时也是一种从大数据计算过程中提炼抽象出的逻辑范式，由此上升至主义以至哲学的本体论高度。同时，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之间并不是技术决定论视角下单向、片面的因果关系，而是在全景场域折射出的人类在一般规定性中对社会意愿的相对表达[10]。因此，解读这个“激变”智能时代景观里波澜壮阔的大转型，需要对科学唯物主义技术观和人文主义技术观作空间与历史维度的整合[11]，继而梳理出智能解构的3个层次——人机关系—体制—社会。
本文认为，人机关系—体制—社会3个维度的解构是“激变”智能时代大转型的最直观表现。在人机关系层面，以联结主义为主的研究流派将人工智能阐释为模拟并重组人体机能(如机器视觉与思维、自然语言理解功能等)[12]，继而对智能时代人的本质、人机角色定位发起挑战。在体制层面，人工智能冲击并解构着近200年工业文明中由两大基本矛盾运动推进演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运行逻辑。在理论上将失误率降至零的全自动化机器流水线技术颠覆了人类对效率的认识，人工智能向制造业进发继而完成全面占领已然势不可挡。繁重劳动和高危劳动成为迎接人工智能应用的感触器；自动化驾驶、以各种APP呈现的个人助手服务、广布于城市社区的信息化电子化监测控制处理系统、智慧办公室、电子政务等均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推广和使用[13]；具备强大数据算法和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还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外延；搜集处理碎片化信息和模拟预测功能使其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博弈上举足轻重。由此，传统科层结构也因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充分参与亟待转型。在社会层面，人工智能正在助推后工业时代人类共同体加速解构。马克思通过批判主义视角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性的侵入，将人的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视为单纯的手段。以此类比，人工智能则凸显为通过数据算法，完备个体脱嵌于社会的功能系统，全新的数据联结模式割裂了共同体的有机联结纽带。人文艺术和人本主义的服务异化为普遍方法论效用内各个数据模型的附庸，人与人通过机器智能获得彼此交流的主体间性[14]，“同住地球村”的幻觉本质是以情感、价值为基石的共同体瓦解危机。然而，人工智能的扩张始终不可脱离社会场域和公共秩序，刚性技术与弹性社会的张力更加迫切地呼吁社会治愈和社会保护行为[15]。
本文从哲学本体层面反思人工智能在人、技术与社会三维空间中的意涵，尝试回答人工智能的发展限度与未来社会何以可能。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定义人的本质是探讨与解决所有人机关系问题的根本。物理意义上的人可以被计算哲学解构，但本体意义上的人却不可以。因此，生命美学和人文主义理性就构成了批判人工智能计算哲学逻辑的核心来源。
作为使生命美学凸显于历史的代表性人物，舒斯特曼指出,充满灵性的身体是感性欣赏和创造性自我提升的场所。在此意涵中，身体指向充满生命情感、感觉灵敏的身体，而非与心灵二元分割的单纯物质性肉体[16]。身体、知觉的重新定义对于在人机角逐中剖析人的本质有着关键助推作用，生命审美由此具备二重性，在特定情境中与它物关联的共生自我主导着个体自我风格化的能量运动[17]，身心二分的“鸿沟”伴随着现象学重回本质的过程得以消解。尼采对生存本质和终极归宿的哲学探讨，具有在变局中推倒与重建人类道德价值体系的美学张力[18]。尼采从艺术拯救维度解析生命的本质，“生而艺术”的强意志力伴随着“破—立”语境下“上帝死亡，超人诞生”的价值呼吁，在面临原子化、同质化、数据化风险的人工智能社会，具有将人的本质从算法程序中拯救出来的新解释效度。
与此相向，康德通过阐释理性自由是形式化、超越性的自主性自由，奠定了人文主义核心议题的本质意涵和方法论指引[19]。基于此，延伸至被智能化形塑的人，其实际意义也是主动性与被动性共同作用下的综合体，人工智能的超越与重构并没有从本质上突破人文主义对于人的概念界定。人工智能的崛起始于人类理性活动控制下，对不确定任务解决路径的探究，这在解释人的不完全理性的同时，也印证了理性的无边潜能与强大的创造自由度。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在本体层面与强人工智能的论断直接对冲，如果将人工智能弥散的不确定风险视为发展中人类理性的实然组成部分，那么人对人工智能的局限认识带来的茫然与恐惧也同样预示着人对人类智能的片面认识。
在面临基因编程挑战的新式人机关系范畴内，人的本质以及关于自我意义的寻觅，是一场在生命美学与人文理性相互渗透的开放性流动区间内，打破传统认识论的本体复兴革命。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亦可被视为一个人类挣脱理性牢笼、超越技术“奇点”前所未有的契机。由生命美学在三维空间内激发而出的人的本质解放，在理性与时间变量介入的四维时空中具有突破性创造力。
在技术范畴内探讨人工智能的本质与效用，是对西方古希腊传统哲学与现代技术管制的全面贯通，回溯技术的本质是突破并超越对人工智能单一工具性建构的关键所在。在充斥着海量不确定知识碎片的现代技术疆场中，具体的经验事实被逐步抽象模糊、遮蔽不见，宏大的科学体系不断进行着同质化、普遍化、片面化单向度运动。映射计算哲学的人工智能对人文主义的激进质性解构指向技术中立论的存在论原则，技术由此加速走上了目的因内部唤醒与外在权力意志目标实现二重分离、反向控制主体自由的负价值压倒助推人性成就自由的根本价值异化之路[20]。
置于智能时代技术异化语境下的本体论之思，必须具有突破资本主义劳动异化框架的反思性和创新性。异化本身具有让渡、疏远、转让、分离、差异、精神错乱的多层次释义，黑格尔将异化阐释为绝对精神从主体变为服从的客体，国家权力、财富等社会现象以及道德、法律等客观精神都是其产物。从人本主义的批驳立场以及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异化观看，异化意味着技术统治对自然人的本性进行残酷剥夺与压制[21]。马克思则认为异化是蕴含于资本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必然逻辑，技术实现自由与威胁自由的双向平衡被打破，威胁自由的异化逻辑演进成为现代技术愈发背离人文主义内涵的主流议题[22]。在这些理论视域下，技术与人性的自由解放始终处于尖锐冲突中，然而挖掘并重新赋予技术实现人性自由的原初目的，才是突破数据社会异化宿命与技术殖民困局的真正解放。
海德格尔透过偏离本质的存在论直抵存在本身，从形而上学的完成出发，论证技术作为真理的一种发生方式，不仅仅是囿于现象学的“座架”，而是承担着真理去蔽开显的目的归属性[23]。技术超越了自然性、中性的纯粹工具，与人进行本体论层面的互动，作为人的创作物的同时，也以非割裂的运动过程深入到人的本质活动中去。基于西方形而上渊源的人工智能映射出的计算哲学追求，实质是通过无尽的准确量化达到寻觅自由真理的极致境地，在方法论解释层面与马克思剖析的物化过程紧密联系，表现为物的属性对人的属性进行关系范畴的占有和剥夺，因而与人文主义对人的本质界定冲突对立。但在本体论层面，技术发生是真理的开显过程和主体自由的实现过程，技术的本质归属于人不断进入敞开的自由之域以及去蔽现象的相对过程，因此与人的本质存在目的因的同一性。
在风险型社会认识并引导、规制人工智能这一左右千年大变局走向的最前沿技术力量，需要重回哲学本体，连接技术与人类自由解放的终极通道。
基于对人与技术在本质归属上的同一性探讨，本文从历史脉络以及共同体、国家、社会概念的分合、互动关系中，对社会的本质进行追问，旨在实现本体层面上三者的和谐统一。
首先，理解社会本质始终是历史观的核心。本文认为，旧唯物主义界定的市民社会，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界定的以消除异化为基础建立的自主平等的人类社会，形成定义社会概念的第一道分野。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围绕个体权利、自由的合法性辩护，以及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卢梭对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特殊性—普遍性张力关系的探讨成为定义社会的第二道分野。布迪厄摒弃“空泛的社会”，以场域刺破传统实体社会局限，为陷入碎片化、逻辑化表征的社会空壳注入包罗万象的流动内涵，即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也在行动者之内。这种反叛符号价值体系的理论尝试可以视为诠释社会本质的第三道分野[24]。
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诸多探讨，黑格尔认为，社会本质的基本构成是追求个人利益、孤立的原子化主体，这与马克思以实践为发源地提出的三重基本关系交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意识)，基于对异化的全面反思批判建构出的共同体社会存在本质分歧[25]。这一组冲突对立概念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人工智能进入时空维度叠加而成的总体社会场域，引发对不同结果可能性预测的基本双面，亦是发展命题下指向哲学本体层面、接受技术挑战的社会如何抉择的岔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群己关系范畴中，社会作为与个体相对照的概念，也存在论争张力，这种张力集中表现为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排斥与反抗。存在主义阵营宣扬的主体自我与理性主义传统一并成为西方哲学体系建构的两条线索，透析社会本质意味着对个人与其生活世界的交往关系进行理论解答[26]。存在主义阵营认为，社会表现为一种沉沦于群己互动、消解自我主体性的强大外部约束力。例如，在尼采的“超人”哲学视域下，大众愚昧无知，社会提供的伦理道德亟需被粉碎重构；萨特则扬言自我与他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存在绝对冲突，每个人都可以抛却预设规范进行自我选择、自我设计和自我造就[27]。本文认为，虽然存在主义阵营普遍过于激进的立场否定了社会集群自在衍生的公共性，但其强调自我主体、立足交往互动对传统人与社会关系作出的哲学性批判，是正面迎击人工智能语境下技术占有个体、数据主义风险的重要力量，可汲取为以人本为核心重构社会本质的一种社会想象力来源。
此外，中西方人文主义主流对个人与社会关系作出的不同阐释是本体层面一条跨越异质文明的暗线。与西方中心论立场片面强调儒家伦理的血缘之爱不同，儒家思想的内核实质是一种兼具政治与社会建构，在多重维度中呈现的张力性仁爱观。从大同社会传递出“天下为公”的终极政治理想到宋明理学流派王阳明提出富有抽象思辨性的“万物一体”观，折射出在“不知生、焉知死”的儒学人文关怀底色下，从私爱到普惠、从血缘伦理到家国天下的极限价值进阶之路[28]。中国的社会之道具有和光同尘、与时流变的抽象感性特质，因此儒家思想蕴含的公私之辨并非置于二元对立语境中。这将成为激活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贯通人的本质与社会的本质、同构群己关系的重要想象力来源。人工智能时代拒绝数据化社会消弭主体存在，应当在进行技术本质之思的同时，完成群己范畴内对自我以至社会的内部唤醒，化关系博弈为共生共荣。
社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社会的质性重塑究竟何以可能？本文引入支撑并唤醒社会性的公共价值向度，从而剔除空泛的逻辑运作形式和表象概念，还原并切入这个遵循点、线、面、体的运动式命题。肖瑛[24]将利他主义纳入对社会本质的解释中，指出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个体性的存在，并在个人与社会的互构中归纳出社会的3种基本意涵：集体性与群体性、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互动以及利他主义。布洛维 [29]犀利地揭示出社会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政治与道德力量,是对社会的一种允诺与抱负。实际上，人工智能语境下的社会本质同样应当与具有价值导向的社会学使命相衔接，摆脱并超越绝对中性的原子化个人关系载体，回到卢曼描述的“太美好”、威廉斯赋予社会本质正面意涵此类设想图景中去[30]。社会的本质不仅仅是点、线搭建的抽象关系形式，而是扎根于流动成面与体的公义等意识形态介质充盈的价值向度。因此，贯通人、技术与社会三者本质的同一性,是在全景视野下对受蔽于技术殖民现象、屈从于数据算法二度异化人类社会这种宿命预言的内部唤醒与本质解放。
依据上文分析，人工智能议题存在外显和内隐两种反向却于本质归一的逻辑，此逻辑亦可被视为在现象与本体层面寻求深度关联并以此作出对未来社会何以可能展望的主线。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的分合逻辑结构如图1所示。本文认为，人工智能何以产生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加入人类理性变量的多维命题，人工智能何以发展是穿透普遍方法论、嵌入本体意义的关联性哲学命题，人工智能未来何从是归属于“真善美”的终极目的以及带有公共价值向度的解放与发展命题。在人类共同命运格局中重新审视智能社会未来何以可能，需要运用系统思维从根本上打破机械自然观，重新定义社会中人的结构性位置，并基于此作出一定前瞻性讨论。
图1 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分合逻辑结构
打破机械自然观首先意味着重塑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和社会性。赫拉利[31]宣布了人文主义的死亡，其认为绝大多数人将沦为无价值群体，与此过程伴随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在“数据主义”里湮灭，由人文主义从宗教神话中开显的个体自由被大数据异化殖民。因此在其设想的图景中，人类文明将会坍塌为人工智能周边的废墟，人类唯一的生机就是通过生物工程、半机械人工程和非有机生物工程这3条路径进化成神；库兹韦尔[32]采用“奇点”的隐喻描绘仿生大脑新皮质与人脑皮质的超越性对接，认为跨越“奇点”的人类认知单元将得到颠覆惯习与常识的井喷式解放，未来社会的文明导向将由全新的、苏醒的人机复合体创造。赫拉利和库兹韦尔可分别代表悲观的人文主义与兴奋的技术本位对人工智能社会未来的预见主流，本文在整合两种预测方向的同时，进一步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范畴下探究人的定位，提出一种“社会为体、技术为用”的新型共生系统。
“社会为体、技术为用”的概念范畴是借鉴19世纪60年代初中国社会涌现的“中体西用”思潮对“体用”关系的解释描述，同时也是对社会系统理论的本土化演绎与哲学化表达。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中国富强之术”；光绪皇帝于1898年宣谕“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33]。由此可见，“体”与“用”的关系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视域中“道”与“器”的经典关系命题，“体”是“道”、“顺”的形而上部分，是本原一方；“器”是“术”、“末”的形而下部分，是辅助与实用一方。需要注意的是，与纯一、静止的本原不同，在此共生意义上的社会并非一个抽象关系的总和或者实体，社会的“体”与技术的“用”亦非相互割裂、彼此独立的关系，社会是与上文讨论相一致的双重存在于事物和心智中的流动性场域概念，社会系统因技术系统变革而改变。哈贝马斯[34]认为，随着劳动世界日益成熟的独立秩序横亘于传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具有准公共性质和政治功能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公私阈限，社会领域和内心领域出现两极分化。在西方社会公法私人化趋势以及人工智能利用“算法殖民”混淆边界原则的背景下，人机共生要求社会性再次重返植根于社会本源的价值向度，指向 善与美、公平与正义等人机共生系统下的新共同体诉求，以国家逐步回归的社会公共性吸纳技术爆发的“洪荒之力”。质言之，“社会为体”意味着在拓展罗波尔技术评估机制以及遵循伦理规范与法律秩序的基础上，由机制责任代替个体责任，进而由社会责任代替机制责任，自然人与人工智能最终通过资料集体占有、劳动者自由联合形式结为紧密联盟。
同时，“技术之用”在共生框架中具有本体自主性唤醒与社会建构的双重逻辑。本文提出的“社会为体、技术为用”共生系统实质建立于本体互动的联系观之上，对人工智能“技术为用”的理解旨在超越困厄于形而下的方法论支配之用，即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质性重塑已经摆脱了“器”、“末”、“术”范畴内无价值负载的中性操作层面[35]。“用”的核心是一种引导大数据时代碎片化研究重返科学实事求是的原初属性，以及技术作为人类活动创造物的同时，深度介入理性变量时空流变的自由解放。在此意义上，技术之“用”不再囿于消极功利主义的服务端，智能的共生社会则表现为公共空间实体的负载能力和规制力量，同时也是心灵哲学的柔化与价值向度的引导。
本文认为，人机共生的要义并非人机合一或人进阶为智能人，而是在以理性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与技术解放人性自由的同一目的归属、技术主客体建构的基本工具化层面与实现的次要工具化层面[40]的同一性交汇处达到社会性的自洽统一。“社会为体、技术为用”的人机共生系统将成为人工智能社会未来何以可能的基本蓝图，本文基于此找回并反思在全新智能社会中“自由人联合体”的可能。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在历史维度中，通过各关系要素嬗变提出并阐释的社会形态三阶段式演绎的最高形态[33]。马克思[38]对“自由人联合体”作出了详尽的概念界定：“这(自由人联合体)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统治自己。”人工智能的超越发展正在加速对社会的解构，而马克思主义万物归宗所至的“自由人联合体”将进入可以看见的未来视野中。这个充满再度规制技术洪流的意涵，与生产力全面解放趋势一致且与中国人类命运共体和共产主义理想相耦合的未来社会图景由此具有了新的讨论可能性和空间。
在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中，被狭隘的资本生产方式束缚、高度分化冲突的资产阶级社会将在不可遏制的生产力驱动下，走向一个普遍交往、高度整合并且回归由集体掌握无限自然力的真正共同体社会。“自由人联合体”所指的自由应当嵌入社会和公共两重概念范畴中，因此“自由人”是指在生产力不受发展制约的公有制自由物质基础上负载社会性并实现自我全面发展的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39]提出的“联合体”则表现为一种更加高级的共同体逻辑运作实体，即在真正本质意义上实现与原初共同体“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对接的天人合一、古今共和以及个人与社会相融相生。
那么，“自由人联合体”的诞生是否会消解在传统视域下三维关系博弈格局中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马克思通过对摩尔根、拉伯克等思想的批判式吸收，整合出国家脱胎于社会并最终复归于社会的有机体理论作出解答[40]，完成了从国家—市民社会向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维度转换。与哈贝马斯等进行的以社会合理化拯救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单向度理论批判不同，马克思实现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批判[41]。“自由人联合体”中关于国家边界消弭的设想，与其在资本与权力立场上偏于中性的“剩余价值”学说有着内在统一之处[42]，均折射出人工智能极致效率与物质充裕度相匹配、从国家重归社会、从异化回归的人掌握自身并与重塑的社会融为一体的价值取向。若调转至文化—政治认同维度，从东方哲学视域下审视家国一体同构概念，则西方国家对自由市场中脱嵌的个人进行重返共同体保护，与中国传统家国环环相扣的同心圆共同体形态有着从不同轨道出发负载社会性的共同切面——政治与社会终将殊途同归。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关系彻底打通将是在人文主义重生的人工智能语境下，“自由人联合体”最终实现自由与联合的基础条件。
由此观之，“自由人联合体”是打碎西方计算哲学与伦理学内壁、依托实践支撑与历史负重建构的“人间天堂”，是从内核指向马克思实践至善追求的理想主义极限可能[43]。本文认为，这种趋于极限可能的人工智能未来社会联合体形态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之止，反而是马克思衷心希望的第二次具有创世纪意义的一部真正由人类自主、自由、自觉书写的人类史开端。基于前文对“社会为体，技术为用”共生系统的讨论分析，由人工智能变量介入并深度重塑的社会形态进阶将是方法论层面与本体论层面的加速归一。在技术大行其道、摄像头与监视器侵犯无孔不入的数字信息世界中，“技术为王”成为高悬于国际博弈之局与人类社会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面对生活世界再次殖民化危机，人类不幸却有幸生于此大变局时代，重新思考何以为人，追溯技术与社会的本质，寻求哲学本体层面的关联与内部唤醒，在人工智能语境下探讨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与未来社会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这个关乎全体人类共同命运的议题——与技术共生、与自然共存，人将成为真正社会意义上的人，社会将成为真正意义上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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