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认知、开放式创新与企业成长
——两职合一的调节作用

李云健1,张振刚2,李 莉3,沈 鹤2

(1.广州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3.广东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

要:基于认知评价理论,通过173家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有效问卷调查,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管理者认知如何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与企业成长。结果表明:①管理者对开放式创新的易用性与合法性认知评价,有助于促进企业开放式创新,进而推动企业成长;②管理者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对企业开放式创新存在替代效应,而管理者感知有用性及易用性与感知合法性存在互补效应,且管理者感知有用性、易用性与合法性对企业开放式创新存在三阶交互效应;③两职合一能够增强管理者感知合法性与企业开放式创新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管理者认知;开放式创新;企业成长;两职合一

Managerial Cognition, Open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Growth——The Moderating Role of Executive Duality

Li Yunjian1,Zhang Zhengang2,Li Li3,Shen He2

(1.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China;2.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China;3.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52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ffect of managerial cognition on open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growth.Through the effectiv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173 middle and senior managers, we use th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data.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manager’s cognitive appraisal about the ease of use and legitimacy of open innovation a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nterprise’s choice of open innovation, which eventually lead to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growth performance.②In the process to promote the open innovation, cognitive usefulness is substitute to cognitive ease of use on open innovation, cognitive usefulness and cognitive ease of use all have a complementary effect with cognitive legitimacy on open innovation, and there is a three-way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cognitive usefulness, ease of use, and legitimacy on open innovation.③Executive duality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rs' cognition of legitimacy and enterprises' choice of open innovation.

Key Words:Managerial Cognition; Open Innovation; Enterprise Growth; Executive Duality

DOI10.6049/kjjbydc.202002054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1)08-0086-08

收稿日期:2020-04-02

修回日期:2020-06-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02062);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2018A070712042,2020B1010010013,2016B070702001);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2018GZQN62,2020GZGJ161)

作者简介:李云健(1989-),男,广东信宜人,博士,广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创新与战略管理、科技创新政策、领导与创新行为;张振刚(1963-),男,广东南海人,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与战略管理、科技创新政策;李莉(1989-),女,安徽淮北人,广东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创新与战略管理、高管认知;沈鹤(1993-),男,安徽阜阳人,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与战略管理、科技创新政策。本文通讯作者:李莉。

0 引言

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整合内外部资源并利用外部商业化途径进行价值创造与获取[1]。研究表明,开放式创新虽然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2],但也存在搜寻成本、整合成本及知识与技术泄露风险[3],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鉴于创新的“双刃性”特征,管理者常会陷入“创新是找死,不创新是等死”的两难困境。现实中,企业管理者往往渴望创新又害怕创新[4]

关于开放式创新促进作用与成本风险权衡问题目前尚无统一定论,企业可能会基于自身实际情况而选择不同的开放策略[3]。研究发现,企业开放式创新受企业研发能力、资产专用性、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5]。Alexy等[6]发现,当开放式战略能够降低企业成本或比原来的非开放模式获取更多价值时,企业倾向于更加开放。由此可见,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除受内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决策者对开放式创新收益与成本风险等认知评价的影响。然而,很少有研究从认知视角探究企业开放式创新[7],特别是缺少个体决策逻辑对企业创新决策方面的实证研究[8],开放式创新模式如何被管理者采用亦未得到充分论证。事实上,开放式创新引入企业并在企业中实施,与管理者认可程度和执行力度密切相关,管理者认知对开放式创新采用程度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从认知评价理论出发,探讨管理者认知对企业开放式创新和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旨在为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并从中获益提供指导。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管理者认知与企业开放式创新

管理者认知是指管理者对关键决策要素认知所形成的图式特征[9],是管理者基于自身知识结构对决策信息进行筛选、编码、解释和评价的过程。根据认知评价理论,管理者对特定事物的认知评价影响其决策判断与行为反应[10]。基于此,本文将管理者基于自身知识结构与所处情境对开放式创新属性进行的解释与评价界定为管理者对开放式创新的认知评价(简称“管理者认知”)[11]。在此基础上,以认知评价类型为依据,从管理者对开放式创新有用性、易用性与合法性评价3个方面,将管理者认知划分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感知合法性3个维度。其中,感知有用性是指管理者对开放式创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认知评价[12-13],是对开放式创新意义与价值的一种综合感觉;感知易用性是管理者对开放式创新实施难易程度的评判[12-13],是从针对性、操作性、可行性等方面对开放式创新进行的综合评判;感知合法性是管理者对开放式创新一致性、接受性、适宜性、正确性的评价[14],即管理者对政府部门、企业组织、内部员工等鼓励倡导、普遍采用、认可支持开放式创新的综合评判。

当管理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开放式创新上,其会在搜寻决策信息时更关注与开放式创新相关的信息、知识等资源,并对开放式创新有用性、易用性与合法性等作出评价。学者普遍认为个体或组织对某事物的有用性、易用性等认知评价因素决定其是否接受该事物的使用[12]。只有被人们认可与使用,该项事物才能体现出其潜在价值[15]。换言之,某事物能否起作用首先取决于决策者感知到的易用性和有用性[16]。同理,企业是否采纳开放式创新模式,一定程度上受管理者对该模式有用性、易用性等认知评价的影响。此外,管理者感知合法性也影响企业合作创新[17],进而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模式的采用。当管理者认为实施开放式创新是外部倡导与内部认同且实施开放式创新能够给企业带来收益时,管理者才会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推行开放式创新上,进而促使企业增加对开放式创新的采用。换言之,企业开放式创新采纳与实施受管理者认知的影响。

根据构型理论观点,3个自变量交互组合比其加总与独立效应更能准确预测[18]。换言之,感知有用性、易用性与合法性可能会作为一个“构型”组合影响开放式创新。具体来看,当管理者感知到实施开放式创新较易操作时,其感知到的有用性会增强。反之,如果管理者感知到开放式创新难以操作或难以推广,那么管理者对开放式创新模式有用性的感知就会降低;其次,当管理者感知到开放式创新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接受性、适宜性、正确性且不会威胁企业生存与发展时,才会对开放式创新持积极态度。反之,当管理者认为开放式创新不合法时,就会怀疑其有用性和易用性;再者,当管理者感知到开放式创新作用、价值与意义很高时,实施开放式创新的困难和风险会被人为低估。由此可见,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感知合法性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们有可能作为一个“构型”组合对开放式创新产生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管理者认知对开放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H2:感知有用性、易用性与合法性对开放式创新有显著交互效应。

H2a:感知有用性、易用性与合法性两两组合有助于促进企业开放式创新;

H2b: 感知有用性、易用性与合法性三者组合有助于促进企业开放式创新。

1.2 两职合一的调节作用

领导权结构配置是影响企业决策与成长的关键治理安排。近年来,学者逐渐重视企业领导权结构对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特别是企业CEO与董事会主席两职合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两职合一有利于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并帮助企业增加研发产出[19],能够强化CEO开放性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20]。从对创新决策的影响看,吴建祖等[21]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对创新的关注并不意味着企业一定会实施某项创新战略,其还受到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合一的正向调节作用。根据管家理论观点,两职合一使得CEO在作出创新决策与组织变革决策时拥有更大自主权[20],能够提升CEO创新风险承担能力进而提高管理层对创新决策的通过率[22],进而促使企业采纳开放式创新模式。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两职合一在管理者认知与企业开放式创新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1.3 开放式创新与企业成长

在VUCA时代,企业需要更新知识库以保障其创新取得成功[23],而开放式创新恰好是企业快速、广泛、多样化更新知识库以获取成长的重要途经。开放式创新是企业在价值创造与获取过程中整合内外部资源并利用外部商业化途径的过程[1],包括内向型、外向型与双向型3种类型[24]。研究表明,多样化外部创新主体与创新绩效密切正相关[25],而多用途性资源使得企业可以重组资源以创造新增长途径,进而帮助企业获得更高水平的成长[26]。内向型开放式创新能够为企业获取外部信息、知识与技术等创新稀缺资源[27],甚至是互补性创新资源,进而有利于企业成长。企业创新资源共享、输出对创新绩效提升具有积极作用[28],即使是免费技术也能提高企业绩效[29]。除内向型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外,企业更可能受益于双向型开放式创新[30]。研究表明,联盟是企业获取新知识的重要途径,企业向知识相似的联盟伙伴学习能够深化现有知识,而向知识不相似的联盟伙伴学习能够拓展自身知识[31]。联盟组合越多样,组织绩效越好[32]。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开放式创新对企业成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本文构建如下理论关系模型,见图1。

图1 理论关系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考虑到研究内容涉及管理者对开放式创新的认知评价,属于个体认知层面构念,难以通过观察和企业财务统计指标反映,因此采用主观测量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鉴于珠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与创新的先驱地,孕育着一大批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并且技术交易与产学研合作活动活跃,因此,本文主要通过政府科技部门及事业单位发放问卷,被试均来自于珠三角。由于管理者认知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属于企业战略决策,因此,本文问卷由中高层管理者填写,同时设置填答者岗位级别作为题项进行筛选。本文共发放问卷230份,剔除填答者非中高层管理者的样本,有效问卷17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5.217%。其中,63家属于新兴产业,110家属于传统产业;成立8年以内、8~20年、20~30年、30年以上的企业分别有28家、67家、59家、19家;国有企业12家,民营企业133家,其它企业28家;员工人数在20~299人、300~999人、1 000人以上的企业分别有67家、48家、58家;近3年平均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企业34家、1亿~10亿元企业71家、5 000万~1亿企业23家、1 000万~5 000万元企业36家、少于1 000万元企业9家;近3年研发经费与营业收入比值大于16%的企业17家、11%~16%的企业17家、7%~11%的企业43家、4%~7%的企业43家、1%~4%的企业38家、小于1%的企业15家。由此可见,样本企业大多属于中大型企业,且比较重视创新投入。表2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样本企业开放式创新均值为3.762,表明被试企业拥有中高度水平开放式创新,因而适合作为内容分析对象。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对企业成长的测量参考杜运周等[33]的方法,从销售收入增长率、市场占有率、税前利润增长率3个方面进行衡量,包含“公司平均销售收入增长率更高”等3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度量。①管理者感知有用性与易用性参考Davis[12]、Jiao & Zhao[13]的做法,从外部知识、外部商业化途径、合作研发与推广3个方面衡量,包括“外部知识和技术源是对公司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的有益补充”、“由外部组织进行技术商业化有利于提升公司研发绩效”、“与外部组织联合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或商业化推广有利于提高公司竞争力”3个题项;②感知易用性从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利用外部商业化渠道、找到合作创新伙伴难易程度衡量,包括“公司能够轻易获得外部组织知识、信息、技术、产品创意等”、“公司能够轻松利用外部组织将自身技术进行外部商业化推广”、“公司能够容易找到联合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或商业化推广的合作伙伴”3个题项;③管理者感知合法性主要参考俞园园和梅强等[34]的测量工具改编形成,基于管制、规范与认知合法性设计3个题项,从开放式创新模式被国家鼓励、行业惯用、内部认可程度进行衡量,包括“公司实行开放式创新是国家政策与各级政府鼓励和支持的创新发展模式”、“公司选择开放式创新行为是行业与产业内倡导和常用的创新方式”、“公司开展开放式创新活动能够得到组织内部一致认可和支持”3个题项;④开放式创新测量主要借鉴Gassmann & Enkel [24]、张振刚等(2015)的研究结果,包括内向型、外向型与双向型开放式创新3个维度。其中,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包括“购买外部知识产权应用于技术研发或产品开发”等4个题项;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包括“出售知识产权以获取商业价值”等4个题项;双向型开放式创新包括“通过政产学研合作、供应链合作、跨行业企业合作等方式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或商业化”等4个题项;⑤两职合一测量主要借鉴黄庆华等[19]的做法,采用CEO与董事长是否为同一人测量,当CEO同时兼任董事长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此外,本文将企业年龄、产权性质、员工总数、行业属性、近3年年均营业收入与研发强度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产权性质分为国有、民营与其它,近3年年均营业收入分为少于1 000万元、1 000万~5000万元、5 000万~1亿元、1亿~10亿元、10亿元以上5个选项。研发强度是指企业近3年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总额的平均比重,分为小于1%、1%~4%、4%~7%、7%~11%、11%~16%、16%以上6个选项。另外,笔者还邀请3位相关领域学者、两位企业管理人员对概念内涵外延、问卷内容进行修正,形成最终调查问卷。

2.3 量表信效度

变量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开放式创新、企业成长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00、0.819、0.804、0.886、0.807,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其次,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开放式创新、企业成长因子载荷均介于0.556~0.886之间,并且P值均小于0.001,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量表有较好的聚合效度。此外,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与单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相比,五因子模型拟合度最好,其卡方自由度为1.545(介于1~3之间),CFI、TLI、IFI均大于基准值0.9,RMR为0.038(小于标准值0.05)、RMSEA为0.056(小于标准值0.08),PCFI为0.769(大于标准值0.5),说明五因子模型能够较好地代表测量构念,量表间区分效度较好。此外,各潜在变量AVE平方根均大于变量间相关系数(见表2),再次表明各核心变量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1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χ2dfχ2 /dfCFITLIRMRIFIPCFIRMSEA五因子模型349.1092261.5450.9400.9260.0380.9410.7690.056三因子模型507.5872342.1690.8660.8410.0440.8680.7340.082二因子模型664.5642362.8160.7890.7540.0530.7940.6750.103单因子模型805.7112373.4000.7210.6750.0570.7260.6190.118

注:①五因子模型(基准模型):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开放式创新、企业成长;②三因子模型: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将感知有用性、易用性、合法性合并为一个因子;③二因子模型: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将感知有用性、易用性、合法性、开放式创新合并为一个因子;④单因子模型:将5个变量合并为一个因子

2.4 同源性偏差检验

为降低同源性偏差的影响,本研究参考彭台光等[35]的建议,在设计调查问卷时降低被试顾虑,并排除填答前后矛盾的样本。为检验同源性偏差是否得到有效控制,本研究通过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基于特征值共抽取5个因子,因子一解释18.964%的变异,总变异量为65.094%,因子一未占到总变异的一半,表明同源性偏差问题不严重。

3 实证检验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感知有用性与合法性,感知易用性均值较低。由此可见,大多数企业管理者认为开放式创新有用且合法,但实施起来有难度。此外,企业成长、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开放式创新间显著正相关,假设H1、H4得到验证。

表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1234561企业成长0.8502开放式创新0.346**0.7303感知有用性0.142+0.416**0.7674感知易用性0.254**0.557**0.440**0.7805感知合法性0.400**0.503**0.559**0.557**0.7486两职合一0.034-0.0570.028-0.050-0.099--均值3.7923.7624.2163.7534.1230.324标准差0.6050.5780.5540.7020.5740.469

注:**P<0.010;*P<0.050;+P<0.100。双尾检验;表中粗体部分为各潜变量的AVE平方根

3.2 多元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为进一步探讨管理者认知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影响机制,本文采用SPSS 22软件进行层次回归分析,依次分层投入控制变量、管理者认知、两职合一等解释变量及其交互项。结果显示,在标准化处理后计算交互项的基础上,所有回归模型的VIF值介于1~4之间,表明多重共线性问题得到较好的控制,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1)管理者认知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影响。由表3模型M2可以看出,感知易用性(β=0.397,P<0.001)与感知合法性(β=0.191,P<0.05)对开放式创新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感知有用性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假设H1获得部分支持。

表3 管理者认知与开放式创新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开放式创新M1M2M3M4M5M6Constant2.9520.8120.6990.9960.8170.784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0.1270.0710.0500.0450.0710.073 产权性质_民营0.192*0.177**0.167**0.165**0.177**0.180** 员工总数0.1160.0750.0570.0410.0770.069 行业属性_新兴产业0.0890.0420.0220.0210.0430.027 年均营业收入0.0140.0160.0520.0710.0150.014 年均研发强度0.083-0.033-0.022-0.027-0.033-0.035自变量 感知有用性0.1100.0360.0070.1090.116 感知易用性0.397***0.448***0.418***0.397***0.380*** 感知合法性0.191*0.255**0.236**0.194*0.211*调节变量 两职合一0.0080.009交互项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0.360**-0.349** 感知有用性×感知合法性0.224*0.371** 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0.196+0.194+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0.214+ 感知有用性×两职合一-0.021 感知易用性×两职合一-0.094 感知合法性×两职合一0.146+Adj.R20.0580.3790.4090.4170.3760.377△R2--0.3210.0390.0110.3210.012F2.764*12.678***10.939***10.473***11.343***8.993***

注:***P<0.001;**P<0.010;*P<0.050;+P<0.100,下同

模型M3、M4显示,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交互项对开放式创新有显著负向影响(β=-0.360,P<0.01),感知有用性与感知合法性交互项(β=0.224,P<0.05)、感知易用性与感知合法性的交互项(β=0.196,P<0.1)均对开放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感知合法性三阶交互项(β=0.214,P<0.1)对开放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及易用性均与感知合法性互补,感知有用性与易用性对开放式创新存在替代效应,且感知有用性、易用性与合法性存在三阶交互效应,假设H2a获得部分支持,假设H2b获得支持。

参考Dawson & Richter [36]的做法,绘制感知合法性、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三阶交互效应斜率图,见图2。结果显示:①在感知合法性、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三者均高的情况下,企业开放式创新程度最高,并且对于高感知易用性管理者而言,即便其感知有用性较低,企业开放式创新程度也较高,进一步表明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替代作用;②在感知合法性、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三者均低的情况下,企业开放式创新相对较低,并且当管理者感知到易用性与合法性均较低时,此时提高感知有用性对促进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的作用较弱;③当管理者对开放式创新易用性的认知评价较低且合法性认知评价较高时,此时提高感知有用性对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最明显。但是,当管理者拥有高感知易用性和低感知合法性时,此时提高感知有用性不仅不能促进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反而还会产生抑制作用。

图2 感知合法性、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三阶交互效应

本研究进一步按照Dawson & Richter [36]提出的斜率差异性检验方法检验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感知合法性三阶交互效应的各种组合差异。简单斜率对比差异t检验结果显示,在管理者对开放式创新有用性认知评价差异下,除高感知易用性和高感知合法性组合与低感知易用性和低感知合法性组合间斜率差异性不显著外(t's = 0.333, p>0.1),其它组合间的斜率差异性均显著,表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感知合法性不同组合间均对开放式创新存在显著差异化影响。

(2)两职合一在管理者认知对开放式创新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表4模型M6显示,感知合法性与两职合一的交互项对企业开放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46,P<0.1),而感知有用性与两职合一的交互项、感知易用性与两职合一的交互项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显著,表明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有助于增强感知合法性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假设H3c获得部分支持。

表4 t-test of slope检验结果

斜率对比组T值P值(1)和 (2)11.5250.000(1)和 (3)-1.8680.064(1)和 (4)0.3330.739(2)和 (3)-9.1860.000(2)和 (4)-12.5350.000(3)和 (4)3.0650.003

3.3 结构方程模型与假设检验

考虑到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开放式创新与企业成长均为潜变量,且3个自变量通过开放式创新影响企业成长的过程存在多条作用路径,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能够更好地分析多路径概念模型,并且能够修正概念模型。因此,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开放式创新在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与企业成长间的中介作用,并通过AMOS软件进行统计检验。理论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卡方自由度为1.540,介于标准值1~3之间,RMR为0.039,小于0.05,RMSEA为0.056,小于0.08,CFI 为0.939、TLI 为0.927、IFI 为0.941,均大于基准值0.9,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适配度。表5路径系数结果显示,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与企业开放式创新显著正相关,而感知有用性与企业开放式创新相关关系不显著,假设H1获得部分支持。此外,开放式创新对企业成长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假设H4获得支持。实证结果表明,管理者对开放式创新易用性与合法性的认知评价,有助于促进企业开放式创新,并推动企业成长。

表5 理论模型路径系数

变量间关系路径系数P值感知有用性→开放式创新0.0100.929感知易用性→开放式创新0.3690.003感知合法性→开放式创新0.4200.005开放式创新→企业成长0.4190.000

注:模型拟合指标如下,χ2=351.163,df=228,χ2 /df=1.540,RMR =0.039,RMSEA =0.056,CFI =0.939,TLI =0.927,IFI =0.941,PCFI=0.776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1)管理者感知到开放式创新易用性与合法性能够促使企业采用开放式创新。根据回归结果,虽然管理者大多数都认为开放式创新有用,但他们并不一定会在企业中采取开放式创新行动。这与Davis等[12]发现的感知有用性能够促进员工技术接受结果不同。本文发现,虽然管理者感知有用性与企业开放式创新显著正相关,但同时考虑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感知合法性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影响时,感知有用性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表明感知易用性与合法性影响管理者感知有用性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感知有用性对企业开放式创新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管理者在采用时更看重开放式创新模式合法性与易用性,当管理者感知易用性得分较低时,其不会在企业中推广开放式创新模式。原因之二可能是管理者创新决策思维过程较复杂。一是管理者在基于有用性进行决策时可能受不确定性的影响,即当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时人们偏好于当下[37],进而较少采用开放式创新模式;二是不确定性给管理者带来焦虑,高管工作焦虑会强化其实行低风险战略[38],进而不会采用开放式创新模式。

(2)感知有用性、易用性与合法性对开放式创新有显著组合效应。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感知有用性、易用性与感知合法性存在互补效应,且感知有用性、易用性与合法性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存在三阶交互效应。首先,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交互项对开放式创新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管理者感知有用性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影响会被感知易用性激活并逐渐弱化甚至替代。这与Davis [12]的研究结果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本文发现感知易用性能够激活感知有用性对企业采取开放式创新模式,但是这种激活作用随着感知易用性的增加而降低。首先,当管理者感知到开放式创新有用又较易操作时,管理者更可能采纳开放式创新。而如果管理员感知到过于容易时,说明这种模式很容易被模仿和复制,管理者对其价值和作用的判断随之降低,反而不利于企业采纳开放式创新;其次,管理者感知到国家政策、行业组织和企业内部对开放式创新认可与接受程度越高,其越认为开放式创新对企业而言合法合规,此时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对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再者,在管理者对开放式创新有用性、易用性与合法性认知评价不同组合下,企业开放式创新水平不同,并且在不同感知易用性与合法性组合下,提升感知有用性对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强度不同。

(3)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合一能够增强感知合法性对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但两职合一对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开放式创新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一方面,感知合法性实质上是管理者对外部组织与员工针对开放式创新模式“看法”的认知评价,这种“看法”本身就具有模糊性,因而管理者对他人“看法”的“看法”达成统一意见很难,所以对领导权结构配置要求较高。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实质上是管理者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开放式创新模式本身的认知评价。由于管理者对企业实际情况非常了解,很容易就能够判断开放式创新是否具备可行性与操作性,管理者较容易达成共识,因而对领导权结构配置要求较低。另一方面,管理者会基于合法性资源和职业生涯考虑而追求外部合法性[39],即管理者基于感知合法性作出创新决策是为与外部组织保持一致,进而获取创新合法性,这是由外部合法性信号驱动产生的开放式创新决策。而管理者基于感知有用性与易用性作出的创新决策是基于内部需求与能力,其更契合企业发展,因而具有较低风险水平。风险水平不同对管理者决策权力要求不同,决策风险水平越高要求管理者具备的权力越大[20,22];反之,风险水平越低则对管理者权力要求较低。

(4)实施开放式创新能够促进企业成长。开放式创新具备内增、外借与并购3条企业成长路径功能。首先,开放式创新并不意味着放弃内部自主研发,开放式创新强调广泛获取外部知识并将其整合到内部知识中,进而高效实现内增式发展,蕴含着“内增之路”;其次,开放式创新强调借助外部大学、高校、联盟伙伴以及战略并购等方式实现绩效快速增长,体现着“外借之路”与“并购之路”。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企业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即对外技术扩散方式也可以实施绩效增长,即“扩散之路”。

4.2 实践启示

本文对厘清管理者认知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及企业成长的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模式选择受管理者对创新模式认知评价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成长。管理者认知对企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决定企业创新发展方向,因而有必要对管理者认知进行干预管理。具体来看,可通过个体控制、制度控制与组织控制3个层面强化管理者认知。一是加强管理者应变能力与认知判断能力训练,可通过在职学习与脱产学习等方式提高管理者信息使用能力与决策力;二是建立科学的信息资料收集、加工处理与反馈管理制度,使管理者获得结构化、完整化、准确化、简明化、形象化的信息资料,保证管理者作出正确的认知评价;三是构建完善的组织沟通机制,拓宽组织中上行沟通、平行沟通与下行沟通渠道,通过双向沟通纠正错误认知,避免管理者决策差错,并快速达成共识。

4.3 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从认知视角探讨企业开放式创新,发现管理者认知有助于企业开放式创新发展,有效明晰了管理者认知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及企业成长的内在机理,不仅将认知理论拓宽至创新研究领域,还为企业开放式创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分析视角;其次,与以往基于人口特征进行管理者认知衡量的研究不同,也不同于技术接受模型仅关注有用性及易用性感知,本研究一方面注重测量管理者在决策时的心理反应,另一方面也注重考察发展中国家企业管理者在决策时对制度情境所传递合法性的关注。实证研究表明,从有用性、易用性与合法性3个维度衡量管理者开放式创新认知评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本文还发现,除感知有用性、易用性、合法性与开放式创新正相关外,它们还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开放式创新,即不同管理者认知评价组合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影响作用不同,这一发现有助于引导学者系统、全面考察多种认知评价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再者,与以往关注开放式创新影响企业绩效不同,本研究探讨并发现开放式创新能够推动企业成长,拓展了开放式创新作用效果,丰富了企业成长领域研究。

4.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①鉴于企业层面与高层管理者大样本跟踪调查困难,本文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未能体现开放式创新投入到产出的时间滞后性。未来可通过案例追踪方法探讨管理者认知变化对企业开放式创新变化及绩效变化的影响,以准确推断其因果关系;②本研究测量变量均由同一个体主观填答,同源性偏差问题虽不严重,但仍难免存在偏差。因而,未来可采取主观数据与客观数据相结合方式,由不同管理者填答,以确保数据更加客观和准确;③未考虑管理者开放式创新认知评价变化,未来应追踪管理者认知变化,并与员工认知一起探讨认知变化与认知匹配对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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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敬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