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近年来，创业作为独立研究领域，通过探究其核心问题，即创业机会从何而来，鼓励研究者发现并利用创业机会。无独有偶，战略学家们也将视角转向创业，从企业内创业机会的挖掘中构建持续竞争优势[1]。作为创业领域与战略管理领域交叉地带的企业内部创业，被视为企业竞争优势和战略更新的贡献者[2]。Miller[3]指出，日益加剧的环境不确定性，促使企业纷纷采取不断创新、承担风险与超前行动的创业导向战略；Lisboa等[4]在研究公司创业导向与出口市场绩效时，强调平衡企业双元能力的重要性。在组织双元能力基础上，Ren&Guo[5]根据创业机会与核心业务、核心能力的关系，将内部创业机会划分为利用性内创业机会和探索性内创业机会，用利用性机会表示与公司核心业务、核心能力相关的机会，用探索性机会表示与公司核心业务、核心能力无关的机会。
中层管理者作为连接高层管理者与一线员工之间的纽带，在企业战略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得到了学者们广泛关注。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市场环境下的中层管理者对企业创新[6]、企业创业[7]、战略决策[8]以及国际化行为[9]的影响，而忽略了从制度背景解读中层管理者在企业创业中的关键作用，也忽略了中层管理者注意力配置对推动企业内部创业的重要影响。
因此，针对上述局限，本文从注意力视角切入，将情境置于国有企业，构建中层管理者视角下的企业探索性内创业过程机制模型。本研究一方面超越了已有研究聚焦于中层管理者多重角色行为下的静态结构，有助于从动态角度理解中层管理者在企业创业中的战略作用；另一方面，结合我国时下推行并不断深化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究中层管理者推动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的作用机理，一定程度上拓宽和丰富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内部创业相关话题。
Simon[10]最早提出关于公司行为的新观点，并大胆地从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理论中分离出来，强调人类有限理性在公司决策中的重大影响。因此，决策的关键在于管理者如何有效配置其有限的注意力。1997年，Ocasio[11]开创性地提出企业注意力基础观。该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种结构上分散的注意力系统，管理者行为是其注意力配置的结果，也是管理者选择性关注某些信息的表征，解释管理者行为首先就要解释其如何配置注意力。鉴于企业的注意力对理解其战略行为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学术界开始持续关注企业注意力研究。如Cho&Hambrick[12]通过航空公司案例研究，检验了高管团队注意力配置与企业决策之间的关系；Plourde等[13]指出，外派人员有助于子公司吸引总部的注意力；吴建祖和毕玉胜[14]指出，当高管团队的注意力配置集中于技术自主研发、品牌自主建设等方向时,对企业国际化战略具有重要影响。
随着企业内部创业研究的不断深入，现有文献分别提供了两种不同视角解释中层管理者在企业创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其中，一种视角强调市场环境下中层管理者的战略角色，如Huy[15]认为，中层管理者在企业家、沟通者、治疗者、协调者这4个角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Floyd&Wooldridge[16]指出，中层管理者是企业创业的轨迹，并进一步阐述了中层管理者在企业创业过程中需要发挥3种角色能力，即识别机会、主动开发和更新组织的能力。另一种视角则关注中层管理者不同战略行为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如Mair[17]实证检验了中层管理者的战略行为、人口统计数据与企业利润增长之间的显著关系；谢荷锋[18]等通过调查问卷验证了中层管理者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显著影响。
自从Duncan首次用双元性描述组织能力概念以来，学术界对组织双元性进行了深入研究。March[19]开创性地将组织双元性定义为同时追求利用性和探索性创新的能力，并指出利用性是对现有市场、产品和能力的认识，而探索性则是对现有思想的挑战。已有研究在组织学习[20]、技术创新[21]、组织适应[22]和组织设计[23]等方面，探讨了利用性和探索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平衡这两种能力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Ren&Guo[5]将双元性引入创业领域，依据是否与核心业务或能力相关联，将企业内创业机会划分为利用性创业机会和探索性创业机会，并将利用性内创业机会定义为与企业核心业务或能力相关的内创业机会，将探索性内创业机会定义为与企业核心业务或能力不相关的内创业机会。参考Ren&Guo[5]的研究，本研究将企业探索性内创业定义为关涉企业未来战略布局，但与企业当前核心业务不相关的创业活动；将利用性内创业定义为建立在企业核心业务基础上，对现有知识、技术、能力迭代与升级的创业活动。利用性内创业是对企业现有核心技术能力的突破，属于企业战术层面创新；探索性内创业关涉企业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指向企业的未来。因此，有关企业如何开展探索性内创业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鉴于注意力对理解企业战略行为以及竞争优势的重要性，注意力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出3个特点。首先，重高管团队而轻中层管理者。不可否认，高管团队是注意力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主体，而在企业战略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中层管理人员，却未得到太多关注。其次，重跨国企业而轻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子公司如何获取总部的注意力以及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而鲜有立足中国特殊情境对国有企业展开研究。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有企业始终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并不完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自由市场选择，这就导致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注意力对象可能比民营企业更具有复杂性和广泛性。值得指出的是，国有企业的优势往往依靠先天的政策红利，普遍沿袭其核心业务开展利用性内创业。但随着全球竞争加剧，迫使国有企业不得不探索与开发新的技术、新的领域以及新的增长点，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因此，充分挖掘国有企业探索性创新创业活动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重结果而轻过程。已有研究将注意力基础观与企业绩效相结合[24]，而很少对中层管理者注意力配置方向如何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过程机制进行研究。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层管理者视角下，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过程机制与路径选择。
本文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现有研究在阐释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行为方面存在理论缺口，而扎根理论是一种运用系统化程序，针对某一现象，发展并归纳式地引导出扎根理论的定性研究方法[25]，是一个不断比较、思考、分析、将资料转化成概念而建立理论的过程；②本文旨在探索国有企业中层管理者如何识别、筛选探索性机会并将其兜售给高层管理者的过程机制，从研究问题角度看，扎根理论能够敏锐且细致地捕捉企业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③本研究选取4家具有代表性的国有企业，遵循复制逻辑，通过一系列独立实验不断证实或驳斥各种新观点，在已有理论文献与访谈数据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与对话，从而使相关理论构建扎根于数据，既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又能够增强研究的稳健性和普适性。
根据扎根理论概念驱动和理论饱和度原则，本研究首先选取能够代表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发展历程，并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取得初步成效的A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A企业进行扎根分析，获得中层管理者视角下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动机、创业过程、创业结果等一系列概念和范畴，但这些概念和范畴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内创业过程中的所有现象，因此需要继续进行二次抽样。在二次抽样过程中，充分考虑国有企业行业类别、成立时间、企业规模以及中层管理者个体特质的异质性，先后对B、C两家典型国有企业进行扎根分析。二次理论抽样后，基于国有企业在实施探索性内创业成果方面的异质性，进行第三次抽样，对D企业进行扎根分析。经过3次理论抽样，提炼出的概念和范畴已经能够解释国有企业中层管理者开展探索性内创业过程中遇到的现象和问题，满足理论抽样的饱和度检验要求，因此不再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抽样。
为保障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本研究从多个来源渠道获得案例企业的详尽数据。数据来源以一手资料为主，二手资料为辅。本研究使用的一手资料来源主要包括深度访谈与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参加公司会议等企业活动；二手资料来源包括企业档案资料(如企业总结、内刊、公司档案材料)、企业官网或中外主流媒体新闻报道资料等。本文采用多层次、多数据源的资料收集方法，以便形成三角验证，增强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由于集体访谈容易受多种因素干扰，受访者往往不愿意透露更多信息，因此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即对每个受访者分别进行单独访谈，以获取更加详实的资料信息。访谈大致可划分为3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访谈主要是本文作者与天津市国资委进行项目合作时，对A企业业务部门和战略部门的中层管理人员进行深度访谈，以获取有关A企业探索性内创业过程的具体历程；第二阶段，经过天津市国资委推荐，分别与B、C、D3家实施探索性内创业的国有企业接洽，与负责该创业项目以及相关部门的中层管理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其开展探索性内创业的变革历程；第三阶段访谈主要与各样本企业高层管理者确认之前收集的资料信息是否准确，并从企业战略层面了解该项目整个历程，采访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战略、愿景与规划的看法。本研究的被访者均为涉及探索性内创业的国有企业各相关部门中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者，其工龄均在10年以上，并参与推动了所在企业探索性内创业的全过程。与每位被访者进行面对面交谈时间约1小时左右，每家样本企业选择5个被访者，合计约20小时。
开放式编码是数据分析的第一步，目的是分析原始资料，以此归纳现象、界定概念、发现范畴。在这个过程中，编码者带着理论触觉以及开放中立的心态，不断对原始资料中的现象进行比较，逐步将现象概念化，即对一些具有共性的现象进行抽象化和命名，并发现可能的主要范畴。据此，以A企业为例，根据数据来源进行编码，如表1所示。
表1 原始数据编码(A企业)
数据来源分类编码一手资料对刘副总的访谈数据对杨经理的访谈数据对鲍(副)经理的访谈数据对刘经理的访谈数据对王经理的访谈数据A1A2A3A4A5二手资料企业内部文件:内刊、档案、PPT等资料企业官网或中外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资料B1B2
开放式编码过程将案例企业收集到的样本资料设置最小分析单元，然后提炼出反映资料各分析单元的概念、范畴。通过对不同访谈资料进行分解并贴上标签，初步得到102个标签。为准确界定每个标签所反映的事件或现象，研究小组根据对标签的持续整合与讨论，对已经得出的初步概念进一步归类、抽象，逐次提炼出高阶概念和范畴。经过概念化和范畴化两个过程，最终提炼出49个概念和20个范畴。
通过三轮扎根分析，共得到49个相关概念。鉴于开放性编码涉及大量分析表格，限于篇幅，此处仅以A企业为例说明开放性编码过程，如表2所示。
表2 开放性编码举例(A企业)
案例资料概念化范畴化A1:集团的主营业务是大宗物资贸易,以前属于自然垄断行业,现在国家将大宗物资经营资质放开,国有企业的红利渐渐褪去……A2:……国家放低了准入门槛,很多民营企业都进入行业A1—红利褪去A2—门槛放低优势不再A1: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价格战等问题日益升级……A3:民企灵活机动、优势突出,国企效率相对较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曾经的优势荡然无存……A5:下游客户企业的需求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A1—竞争升级A4—民企冲击A5—需求提升竞争激烈A2:集团从事的大宗物资的进出口业务,从中赚取差价,是最传统的贸易模式,并没有利用金融杠杆使其增值……A3:民企审批流程少、效率高,国企效率相对较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A5:民企业务模式灵活、丰富……A2—模式单一A3、A5—效率较低模式落后A1:传统业务模式的利润越来越薄,市场占有率也下降了……A5:客户粘度下降,下游老客户流失……A1—市场占有率低A3—客户流失份额下降A2:这一年多筹措新公司一波三折,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A3:我私下问过杨经理,新项目要是失败了该怎么办,他说,不能因为害怕失败就畏首畏尾…… A5:经济下行,集团业务逐渐精简,杨经理提议引进新项目面临着很大的压力……A2—勇于尝试A3—容忍失败A5—不畏压力风险承担A3:杨经理干事不墨守成规,总是有自己一套章法A4:杨经理研究期现结合,一开始并不被看好,因为这些新的金融手段接受起来确实挺困难的……A5:杨经理在集团是出了名的敢想敢干,年轻人的想法就是多A3—不墨守成规A4—勇于创新A5—敢想敢干勇于创新A1:杨经理每周都会向我汇报期货市场的新知识新动向,而且他跟杭州的期货公司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A2:……通过政府搭建的平台结识了一些优秀的期货公司,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群里经常分享期货知识……我会定期记录、总结相关知识A2:我还开通了一个期货的账户,每天记录期货大盘的走向,边实践边总结……光纸上谈兵、不实际操作是永远学不会的A1—紧跟趋势A2—主动学习A2—积极实践超前学习A2:我在集团工作十多年了,伴随了国贸部门一起成长,我们年轻人都想干出点名堂来……干事创业哪有不难的,作为年轻的中层,不能辜负集团的信任A3:新公司顺利落地历时一年多,看着项目从无到有,我们都特别振奋、干劲儿十足……A2—自我成就A3—自我效能感成长导向A1: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所有国有企业考核的重中之重……A2:……一旦启动新项目需要经过集团党政以及国资委逐层审批、论证A1—制度压力A2—审批程序制度规则A2:我一直觉得刘总是我的“伯乐”。新项目的启动对集团的传统业务模式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难度不言而喻……老业务员存在为难情绪,如果没有刘总等高层领导的多方协调、跨部门沟通,项目也不可能这么顺利落地A3:集团高层领导非常注重培养年轻的干部,给我们搭设平台、提供了很多外出业务学习的机会……在这次推进期货结合的新项目中,不仅抽调了年轻的业务骨干集中组织学习,还由刘总带队前往杭州公司多次实地考察A2—多方协调A3—创设平台高层支持A2:现货的业务是相对期货来说的,集团作为大宗物资贸易商,盈利模式一直是从中赚取差价,但是了解了期货知识后,才知道期货手段能为现货业务做保值,所以我们手上的现货信息可都是资源啊A5:……杭州X期货公司希望跟集团合资成立新公司,也是看准了国企的平台优势以及集团多年积累的现货渠道资源A2—现货业务资源A5—国企平台优势冗余资源A1:杨经理一直是集团的业务骨干,由于工作表现突出,晋升为集团中层领导A2:……我在国贸部工作10年,对国贸部的现货业务环节的各个流程比较熟悉……我现在同时担任集团国贸部部门经理和混改新公司的业务经理,既能盯紧现货市场走向,又能推进新公司的期现结合业务A1—业务部门A2—跨部门职位结构职位A2:2017年底,国家进一步推行混改,天津市国资委也加快了混改步伐,下发了第38号文《关于进一步发挥国有平台公司和金融企业国有股东作用加快推动混改工作的通知》……新公司的成立也是赶上了混改的“东风”了B1:集团响应国家混合所有制改革号召,在国企改革的时代浪潮中砥砺奋进,开启了国企改革的新篇章B2:……辉煌承载史册,愿景擎起未来,作为国企改革的先锋,再次踏上续写集团未来辉煌的新征程A2—政策引导B1—积极响应B2—改革先锋政策窗口
续表2 开放性编码举例(A企业)
案例资料概念化范畴化A2:……在政府搭建的平台上结识了几家行业领先的民营期货公司,并一直保持着交流。我深入了解了这几家公司期现结合业务模式……据我判断和长时间的学习调研,期现结合的业务新模式能够有效地规避现货单边业务风险,这是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A2:在了解杭州X期货公司强烈的合作意愿后,经集团授权,刘总带领我们业务骨干多次进行实地调研,……在中、高层领导班子会议上多次讨论研究,反复商议项目的可行性。每一次的进展虽然困难重重,但是都令整个团队欢欣鼓舞……A2—前景预判A2—目标坚定自我效能感A2:刘总作为集团业务副总,从业多年,非常熟悉物资贸易行业的“痛点”……他在会议上多次提出国企想要有所发展,就必须要从风险控制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A5:期现结合的业务模式起初在推行过程中并不顺利,因为金融期货并不属于集团主营业务并且财务杠杆比较高,风险防控的压力比较大……但是经过半年多的实地考察、上会研讨,集团最终通过了成立新公司的决议A2—战略规划A5—达成共识高层共识A3:在杨经理的带动下,我也在中华会计网校上报了名,一起考取了期货从业资格证……在杨经理的积极推动下,集团的业务骨干与杭州的期货公司定期召开视频会议,向专业人士请教学习A4:杨经理曾多次向我咨询意见,但是我认为从财务的角度来看期货的杠杆高、风险大。期现结合业务起初并不被看好,但随着长期的学习和实地考察,我们现在比较认可他的想法,所以经常在财务上会给他一些建议A3—带动他人A4—意见趋同同侪影响A1:期现结合的模式能够有效对冲风险,助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B1:新公司的成立不仅实现了期现业务相结合的业务模式创新,更重要的是利用金融手段对冲市场风险,为现货业务保驾护航A1—降低风险B1—风险防控降低风险A2:高层领导班子出于风险防控的考虑,将与集团合作多年的老牌采购商唐山Y公司加入到期现结合的新项目中来,成立了集团占股30%、杭州X公司占股30%、唐山Y公司占股40%的混改新公司B1:……集团与杭州X公司、唐山Y公司三方出资组建合资公司。新组建的合资公司主营期现货结合业务,杭州X公司和集团作为产业链中的供应商角色出现,而唐山Y公司作为终端采购商向两家供应商采购原料。在传统业务过程中使用期现结合的经营模式,不仅完善了整个业务链条,还使既定利润得到了充分的保障A2—整合资源B1—完善业务链条整合资源A1:国企的行业号召力和影响力强,杭州公司也是看准了集团的平台优势和政策优势,合作双赢A2:……集团看准了杭州X公司专业的期现结合业务能力,而对方也是看准了集团的优质平台和多年积累的现货资源A1—合作双赢A2—相互借力合作共赢A2:……混改新公司的成立是集团经营模式多元化创新,不仅完善了整个业务链条,还使既定利润得到了充分的保障B2:改革创新再吹号角,直面“软肋”勇破难题。新公司的成立体现着集团作为国企“混改”的弄潮儿正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奋力担起大型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重任,向着世界级企业阔步进军A2—多元发展B2—混改创新多元发展
主轴编码是将开放性编码中得到的范畴建立关联，进而深度提炼出开放性编码阶段所得范畴之间逻辑关系的过程。本研究采用“条件→现象→策略→结果”这一典范模型分析框架，识别各个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归纳出对应不同逻辑主线的5个主范畴，分别是环境条件、中层管理者个体创业导向、中层管理者注意力配置、组织内注意力聚合以及探索性内创业实施。主轴编码过程如表3所示。
表3 主轴译码过程与结果
条件现象策略结果主范畴优势不再竞争激烈模式落后份额下降环境条件成长导向风险承担超前学习勇于创新个体创业导向制度规则冗余资源结构职位高层支持注意力配置政策窗口自我效能感同侪影响战略共识组织内注意力聚合整合资源风险防控合作共赢多元发展探索性内创业
主范畴的提炼过程如下：
(1)环境条件。对于区别于其它所有制形式的国有企业来说，优势主要来自于政策红利，如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垄断经营权、政府平台的优质资源独占等。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放低行业准入门槛，引入竞争，国有企业昔日的优势不复存在。同时，技术的动态性为竞争提供了更多动因，使市场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这种加速竞争给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固守原有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如市场份额下降、市场占有率萎缩等。因此，以寻找新增长点、开发新能力为主要特征的内部创业成为国有企业应对挑战的重要战略选择，不仅可以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战略转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更重要的是能够降低国有资产流失风险。
(2)中层管理者个体创业导向。相对于利用性内创业，探索性内创业本身就具有产生新思想、运用新技术、开拓新市场的重要属性。国有企业中层管理者往往会主动探索工作中的未知问题，并善于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创新性能够促使其迸发新思想、拥抱新技术，最终引导国有企业实现探索性内创业。由于前景、回报等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探索性内创业相比利用性内创业风险更高。中层管理者愿意承担风险，敢于追求不确定的创业计划并在失败发生时表现出对失败的高容忍度，不满足于对现有业务的改进提升，而是不断探索新的创业机会。有超前学习特质的中层管理者能够根据外部市场环境变化，优先学习新技术、践行新方法，并能够提前预测市场变化趋势。超前学习使中层管理者在面对组织外部的各种潜在危机时，更早地获取新知识、掌握新技术、发现新机会，为推动国有企业开展探索性内创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3)中层管理者注意力配置。由于中层管理者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同时关注所有事件。因此，通过有效配置自身注意力筛选创业计划就显得尤为重要。案例资料表明，有4种机制共同影响着中层管理者的注意力配置。第一，国有企业的制度规则。国有企业具有较高的政治嵌入度，即在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因此，中层管理者必须遵守国有企业的制度规则，将自身注意力配置到符合国有企业制度规则的创业机会识别和机会筛选中来。第二，冗余资源。组织从事创业创新活动的能力会受到其资源基础的制约[26]，而冗余资源的可用性通常鼓励试验和冒险行为。同时，冗余资源使中层管理者注意到创新带来的好处，促进新策略、新想法和新项目的试验。第三，结构职位。Ocasio[8]将结构职位定义为决策者的职能和方向，以及其与组织内外其它结构职位之间相互关系的角色和社会认同；Shi 等[27]指出，中层管理者的结构位置会影响其战略作用发挥的程度；Keil等[28]以是否任职于组织的风险部门考察了结构职位，并指出企业风险部门(销售、市场、研发)因其探索性角色而广为人知，侧重于开发新的机会和能力，而非利用现有能力。案例资料表明，推动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均任职于企业的风险部门，其擅长鼓励与推动企业成员跳出现有业务逻辑，探索可能看起来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新机会。第四，高层支持。高层支持表明高层管理人员愿意促进公司的创业活动,高层支持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支持创新想法、提供必要的资源或专门知识以及在公司系统中使创业活动制度化。高层支持程度会直接影响中层管理者如何看待自己在企业中的战略角色，如果中层管理者认为自己被赋予了战略角色，很可能会相应地采取行动[29]，如主动嵌入战略开发、增强与高层管理者的交流；相反，如果中层管理者被排除在与战略相关的谈话外，会使其缺乏实施战略的动力。
(4)组织内注意力聚合。实现国有企业组织内注意力聚合的机制主要有4种。第一，政策窗口。政策窗口是政策议程设置文献中的一个重要概念，Kingdon[30]首次以注意力基础观为视角将其扩展到公共政策语境中。案例资料表明，政策窗口在推动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该机制描述了中层管理者何时以及如何向高层管理者兜售其创业计划。当政策窗口打开时，对中层管理者来说，正是采取行动推动其关注的创业计划或项目的好时机。在案例资料中，政策窗口体现在涉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双创”等相关政策的推行。当政策窗口打开时，中层管理者可以预见到具有较高政治嵌入度的国有企业将会采取自上而下落实政策的行动，在此时提出符合政策窗口的创业机会可能会赢得高层管理者青睐，进而增加创业计划被选中以及进一步开发的可能性。第二，自我效能感。Boyd[31]将自我效能感定义为个体对自己成功胜任内部创业者角色或完成内部创业任务的信念；Chen等[32]指出，创业自我效能感不仅是对自己能够达成目标和产生创造性成果的信念，也包括对自己能够通过创造性手段或方法激励他人的信念。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行为紧密相联，缺乏创业自我效能，潜在的创业者就不会有足够动力从事新企业的创建[33]。在案例资料中，中层管理者面对探索性内创业的种种困难时，并未产生消极情绪，而是不断寻找突破口，耐心等待时机到来，同时还鼓励其他中层管理者加入到该项目中来。由此可见，自我效能在中层管理者探索性内创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同侪影响。Hyman(1942)在社会学研究中最早提出同侪影响一词，并将其定义为社会参照组内其他个体行为和态度对组内焦点个体的影响；Ahern[34]的实证研究表明，同侪影响会显著正向影响个人风险厌恶程度。也有学者在创业管理研究领域内探索了同侪影响的作用，如买忆媛[35]将同侪影响引入创业管理中，发现个体与同侪之间的关系类型影响创业者的创业路径选择；王兵[36]的实证研究表明，同侪群体与大学生个体是否创业以及创业意愿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本研究中，同侪影响通过榜样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发挥作用，即中层管理者间相互支持、共同制定方案，消除高层管理者对探索性内创业计划的疑虑。第四，战略共识。在组织内部达成共同的战略思维，能够协调与整合集体努力，使战略实施更加顺利，提高组织绩效。这种战略共识促使组织成员努力整合各自资源，为改变原有业务模式、寻找企业新增长点打下坚实基础。
(5)探索性内创业实施。引入民营资本，打破国有企业的组织边界，通过资本运作与股权配比，实现新公司独立运营，标志着国有企业开展探索性内创业。新创企业的建立表明国有企业实现了多元化发展与商业模式创新，在进入新领域、发现新市场的同时，新创企业在价值创造的各个环节可以共享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而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是，新创企业由于政治嵌入度较低，独立运营效率较高，依托资本引入带来的诸多产业链资源与技术优势不断创新发展，极大促进了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与优势共享。
选择性编码是指将核心范畴与其它范畴系统地联系起来，从而描述故事线索的编码过程。通过对案例资料、众多概念与范畴尤其是主范畴不断分析思考、对比和归纳发现，可以用中层管理者视角下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过程机制这个核心范畴统合所有案例资料。选择性编码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选择性编码过程
核心范畴表明，由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以及竞争的国际化趋势，国有企业无法继续延续政策红利带来的竞争优势，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促使国有企业积极寻求变革与转型，这使得具有个体创业导向的中层管理者的战略角色逐渐从被动性与操作性转向主动性和决策性。中层管理者将其注意力配置到符合国有企业制度规则并利用结构性职位对探索性创业机会进行识别与筛选，通过冗余资源和高层支持实现创业计划合法化与资源整合；利用政策窗口、自我效能感、同侪影响、战略共识，向高层管理者兜售创业计划，实现与组织内达成战略共识，重塑高层管理者的战略选择；通过资源整合与风险防控，不仅与民营企业达成合作共赢，同时实现新公司的独立运营，最终实现探索性内创业。
通过梳理主范畴的内在联系及其与核心范畴的交叉互验，本研究构建出中层管理者视角下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过程机制模型，如图 2所示。
图2 中层管理者视角下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过程机制模型
(1)动机形成阶段。随着国家放低行业准入门槛，民营企业纷纷加入竞争行列，国有企业的政策红利渐渐褪去，固守原有核心竞争力反而给国有企业带来组织惰性，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具有勇于创新、超前学习和风险承担精神的中层管理者，从以往利用性机会自上而下的执行者逐渐转变为探索性创业机会自下而上的勘探者，从较低的组织层次中挖掘与识别出探索性创业机会，将组织带向新的战略方向。因此，探索性内创业动机形成阶段是国有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起点。
(2)制度性筛选阶段。首先，由于国有企业的制度身份，中层管理者在筛选探索性创业机会时，要将注意力配置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一系列制度规则方面，同时兼顾企业利润最大化。国有企业的政策倾向性能够使符合制度规则的探索性创业机会获得特权。其次，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具有先天资源优势，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冗余资源的可用性与稀缺性，为中层管理者开展探索性创业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探索性创业的成本与风险。再次，处于结构职位的中层管理者善于利用国有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确保其更好地感知外部环境变化，并跟踪最新市场与技术发展形势。最后，高层管理者的支持激发了中层管理者主动嵌入组织战略的热情以及实施战略的动力，进而提升组织的反应能力和战略创新能力。中层管理者通过将注意力配置在以上4个方面，促使符合国有企业制度身份的创业计划合法化，增加其被进一步开发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制度性筛选阶段是推动国有企业探索性创业的有力保障。
(3)嵌入性销售阶段。探索性创业机会的嵌入性销售阶段体现了中层管理者通过与制度、自我、同侪以及高层管理者达成战略共识，实现组织层面注意力聚合，同时也揭示了在中层管理者推动下，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的关键脉络。其中，中层管理者对政策窗口的利用，在制度上嵌入国有企业主导逻辑，将符合政策窗口的探索性创业计划作为最高优先级目标；自我效能感增强中层管理者成功胜任探索性内创业任务的信念；从同侪以及高层管理者处获得关注与支持，达成组织内部战略共识并输出创业计划，通过引入资本、打破组织边界成立新公司，最终实现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共赢以及国有企业经营模式创新。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以4家国有企业案例资料为样本，归纳出中层管理者视角下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过程机制模型。该模型动态阐释了中层管理者推动下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的3个战略阶段：动机形成阶段、制度性筛选阶段和嵌入性销售阶段。研究结果表明，政策红利不再以及中层管理者的个体创业导向，引发国有企业探索性变革；中层管理者通过自身注意力配置机制，对探索性创业机会进行制度性筛选；通过制度、自我、同侪、高层管理者4个层次，实现国有企业注意力聚合，最终实现探索性内创业，为国有企业多元化发展找到新的增长点、注入新的活力。
本文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聚焦于企业创业行为与制度环境的互动，丰富了国有企业情境下的企业内创业研究。国有企业作为深化改革的重点对象，仍旧是新形势下稳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由于国有企业的制度身份，其内创业活动大多围绕核心业务展开，即利用性内创业，而本研究探讨的是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过程机制，不仅可以与国有企业改革相辅相成，而且是新常态下其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其次，动态揭示了中层管理者的战略作用。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中层管理者多重角色行为下的静态结构，本研究重点关注中层管理者注意力配置机制如何支持与推动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的动态过程。厘清这一过程机制有助于从动态视角解读中层管理者的战略作用，理解中层管理者在企业创业过程中的关键战略行为。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本文构建的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过程机制模型，为中层管理者推动下国有企业多元化战略转型提供了实践参考；鉴于中层管理者在探索性内创业过程中的重要战略作用，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要充分激发和调动中层管理者的探索能力，鼓励中层管理者的探索性战略行为，从而实现企业能力更新。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由于研究条件限制，本研究案例样本均为天津本土大型国有企业，虽然这4家案例企业分别与全国各地民营企业开展了探索性内创业活动并成立合资公司，但仍缺乏其它省市地区的国有企业案例支持。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对其它地区国有企业案例开展更多深入的比较研究，以期得到更具普适性、更准确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本研究仅从中层管理者视角对国有企业探索性内创业过程展开研究，未来可以对中层管理者在利用性和探索性内创业行为双路径下的过程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完善并促进中层管理者视角下企业内部创业领域相关理论与研究。
[1] HITT A,IRELAND D,CAMP M,et al.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for wealth cre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22 (6/7):13-25.
[2] COVIN G,MILES P.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ursuit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1999,23(3):47-64.
[3] MILLER D.The correlate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ree types of firms[J].Management Science,1983,29(7):770-791.
[4] LISBOA A,SKARMEAS D,LAGES C.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exploitative and explorative capabilities,and performance outcomes in export markets:a resource-based approach[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11,40(8):1274-1284.
[5] REN R,GUO CHAO.Middle managers' strategic role in the 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attention-based effects[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1,37(6):1586-1610.
[6] CHEN Y,JIANG Y J,TANG G,et al.High-commitment work systems and middle managers' innovative behavior in the Chinese context:the moderating role of work-life conflicts and work climate[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18,57(5):1317-1334.
[7] WU Y,MA Z,WANG M S.Developing new capability:middle managers' role in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J].European Business Review,2018,30(4):470-493.
[8] HUY N.How middle managers' group-focus emotions and social identities influence strategy implement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1,32(13):1387-1410.
[9] PINHO C,PRANGE C.The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s and dyna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capabilities on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6,51(3):391-403.
[10] SIMON A.Administrative behavior: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M].New York:Free Press,1947.
[11] OCASIO W.Toward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S1):187-206.
[12] CHO S,HAMBRICK C.Attention as the mediator between top management team characteristics and strategic change:the case of airline deregula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2006,17(4):453-469．
[13] PLOURDE Y,PARKER C,SCHAAN L.Expatriation and its effect on headquarters' attention in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3,35(6):938-947.
[14] 吴建祖,毕玉胜.高管团队注意力配置与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华为公司案例研究[J].管理学报,2013,10(9):1268-1274．
[15] HUY N.In praise of middle managers[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1,79(8):72-79.
[16] WOOLDRIDGE B,SCHMID T,FLOYD W.The middle management perspective on strategy process:contributions,synthesis,and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8,34(6):1190-1221.
[17] MAIR J.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unit performance:the role of middle managers in stimulating profit growth[J].Group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2005,30(3):263-288.
[18] 谢荷锋，贺桥辉，牟腊春.网络嵌入视角下中层管理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J].科研管理,2018,39(12):10-17.
[19] MARCH J G.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1):71-87.
[20] 彭新敏,郑素丽,吴晓波,等.后发企业如何从追赶到前沿?双元性学习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7，33(2):142-158.
[21] ATUAHENE-GIMA K.Resolving the capability-rigidity paradox in new product innovation[J].Journal of Marketing,2005,69(4):61-83.
[22] PROBST G,RAISCH S.Organizational crisis:the logic of failure[J].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2005,19(1):90-105.
[23] GIBSON B,BIRKINSHAW J. The antecedents,consequences and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4,47(2):209-226.
[24] GABA V,JOSEPH J.Corporat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feedback:aspirations and adaptation in m-form firms[J].Organization Science,2013,24(4):1102-1119．
[25] GLASER G,STRAUSS A.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Chicago:Aldine,1967.
[26] HORNSBY S,NAFFZIGER W,KURATKO F,et al.An interactive model of the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proces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1993,17(2):29-37.
[27] SHI W,MARKOCZY L,DESS G.The role of middle management in the strategy process[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9,35(6):1453-1480.
[28] KEIL T,AUTIO E,GEORGE G.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disembodied experimentation and capability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8,45(1):1475-1505.
[29] MARGINSON W.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 and their effects on strategy formation at middle-management levels:evidence from a UK organiz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2,23(11):1019-1031.
[30] KINGDON W. Agendas,alternatives,and public policies[M].Boston:Little,Brown,1984.
[31] BOYD G,VOZIKIS S.The influence of self-effica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action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1994,18(4):63-78.
[32] CHEN C C,GREENE P G,CRICK A.Doe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distinguish entrepreneurs from managers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98,13(4):295-316.
[33] ZHAO H,SEIBERT E,HILLS E.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5,90(6):1265-1272.
[34] AHERN R,DUCHIN R,SHUMWAY T.Peer effects in risk aversion and trust[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5,27(11):3213-3240.
[35] 买忆媛,辜雪娜,陈懿黾.同群效应对创业路径选择的影响[J].技术经济,2011,30(5):33-38.
[36] 王兵,杨宝,冯子珈.同群效应:同辈群体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吗[J].科学学研究,2017,35(4):593-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