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epreneurship Bricolage，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tewardship Culture

Zhao Ling1, Tian Zengrui1

(Donghua University, Rising Su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20005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bricolage and stewardship, taking 199 social enterprises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ship bricolage on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 and constructs a proposes a moderated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with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s mediating variable and stewardship culture as moderating variable.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repreneurship bricolag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nd social enterprise performance; employee-centered Stewardship culture and entrepreneur-centered Stewardship Culture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bricolage and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The conclusion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ship bricolage,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enterprises to break through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improve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Key Words:Entrepreneurship Bricolage；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Stewardship Culture; Social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收稿日期：2019-10-21

修回日期：2020-01-17

作者简介：赵玲(1984-)，女，江苏沭阳人，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业及创业投资；田增瑞(1962-)，女，河南新乡人，博士，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业及创业投资。本文通讯作者：田增瑞。

DOI：10.6049/kjjbydc.Q20190816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1)07-0115-10

0 引言

社会创业创新性地通过商业化运作帮助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贫困、环境、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社会问题，能够有效弥补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提供社会服务、创造社会公益等方面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1]，并成为促进社会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国内外学者针对社会创业内涵、特征及影响因素等展开了广泛研究。然而，已有社会创业研究多以现象驱动，相关研究仍然是一种“累积性碎片”，且涉及社会企业成长议题较少。与一般商业创业相比，社会创业在资源获取方面面临更大挑战。社会企业如何应对资源短缺、如何提升社会企业绩效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另外，哪些因素影响社会企业绩效与成长？其内在机制如何？厘清以上问题对社会企业绩效与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国情差别、文化认知及法律缺失等问题，社会企业在中国仍面临组织合法性障碍[2]。同时，由于社会企业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商业化运作解决社会性难题，使得与商业创业相比，社会企业更加难以获得创业资源，资源限制成为阻碍社会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3]。此时，创业拼凑通过创造性地整合利用手头资源，成为帮助社会企业突破资源约束并提升企业绩效的有效途径[4]。然而，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关注影响社会企业创业拼凑的前因要素。如Desa[5]研究标准、规范和文化认知等制度因素对社会企业采取拼凑手段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环境不友好会促进企业采用拼凑手段。在此基础上，Desa&Basu[6]进一步探究环境包容性和组织突出性对社会企业采取两种不同资源调动手段(资源拼凑和资源优化)的影响。但是，鲜有学者关注创业拼凑对社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且已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现象的简单讨论，缺乏对社会企业成长内在作用机制的深入挖掘。

此外，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不仅取决于创业资源可获取性，还取决于企业掌握机会的丰富程度。Timmons(2004)在创业过程模型中指出，资源和机会是创业的核心。创业拼凑体现了对资源用途的选择，其将资源用途看作是发现、创造和开发机会的方法途径。因此，创业拼凑成为连接资源开发与机会发现的纽带。通过对手头资源的创造性利用，能够有效帮助企业识别新创业机会。社会创业机会识别是社会企业成功的关键，但社会创业领域中对机会识别的定量研究较少，仅González等[7]在商业创业机会识别的基础上，开发社会创业机会发现和创造量表，并探讨影响这两种机会识别方法的因素。机会识别在创业拼凑与社会企业成长绩效间起到何种作用有待深入研究。

另外，社会企业公益属性及面临的资源困境要求企业能够充分调动创业者及组织员工积极性。管家文化是创业公司的重要资源[12]，其通过鼓励组织成员团结、协作从而有效加强社会企业资源获取和能力提升。Estrin等[8]有关社会创业的社会资本建构观指出，相比商业创业，社会创业者面临更严峻的资源稀缺，在发展初期难以利用既有社会资本实现外部新资源整合，其必须通过创造性利用手头资源不断积累社会资本，进而拓展原有关系网络，随着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才能实现组织层面社会企业成长[9]。这就要求社会企业创业者、组织员工及志愿者间建立信任关系，通过充分调动各方关系网络，不断积累社会资本，才能有效帮助企业突破资源约束[10]。Deshpande等[11]指出，组织文化能够帮助个人理解组织功能，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模式，并为组织行为提供规范。管家理论将经理人视为可以高度信赖，且具备高度组织承诺的“管家”，认为组织成员受内在动机驱使，愿意将个人目标服从于组织目标，并愿意为组织目标承担责任。在企业内部形成以企业家和员工为核心的管家文化，对社会企业绩效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已有研究大多沿用代理理论解释社会企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有必要引入管家理论探讨管家文化在创业拼凑影响社会企业绩效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

鉴于此，本研究聚焦社会企业这一特定研究对象，基于“资源—机会—绩效”理论逻辑，探索资源约束环境下创业拼凑、机会识别、管家文化与社会企业绩效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将机会识别作为中介变量，将管家文化作为调节变量，有效揭示创业拼凑成功转化为社会企业绩效的机理。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社会创业理论研究，为社会企业成长实践提供相应启示。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创业拼凑与社会企业绩效

拼凑最早由法国学者Levi-Strauss提出，并将其定义为“对手头资源的再利用和再整合”。直到2005年，Baker & Nelson(2005)正式将拼凑引入创业研究领域，并提出“创业拼凑”概念。他们指出，创业拼凑是新创企业为解决资源约束，通过重新组合和重新利用手头资源开展创业活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创业拼凑概念。如张敬伟[13]从资源理论视角将创业拼凑定义为对闲散、看似毫无价值资源进行创造性重组，以实现新价值创造的过程； Maguire 等[14]从制度理论视角将制度创业拼凑界定为通过调动资源创造新制度或改变既有制度，旨在从某种特定制度安排中获利的一系列活动；Baker&Nelson[15]从社会网络视角定义“网络拼凑”，即创业者通过挖掘一切自己所能接触到的关系以尽可能低成本搜寻和利用资源要素的战略行为。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创业拼凑是指创业者在资源短缺背景下，通过创新性地利用手头资源，迅速行动以顺利开发创业机会的一种资源行动。

Hynes等[16]指出，社会企业绩效包括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两种，社会企业需要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并在公益上解决社会问题。其中，社会绩效是指组织社会使命的实现程度，其是社会企业的根本目标；而经济绩效是完成社会使命的前提和手段，也即社会企业社会绩效在社会使命完成上的最终体现，社会价值通常通过受益对象规模扩大、新增就业人口数量等体现。就经济绩效而言，社会企业与商业企业相似，同样来源于商业化手段的经济收益，通常通过企业规模扩张、产品市场占有率、净利润增长及销售收入增长体现[17]。目前，国内对社会企业尚未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已有研究对社会企业绩效的评价主要围绕评价体系展开，如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绩效测度以及基于社会投资回报模型的绩效测度。其中，对社会企业绩效的测度充分考虑社会企业双重属性，从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展开绩效测量[18]。本研究借鉴Pless等[19]的观点，从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两个方面对社会企业绩效进行考量。

社会企业由于其公益属性，通常难以积累资源，且面临高度的资源约束。因此，社会企业需要通过对手头一切资源的拼凑和创新利用实现价值创造，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一方面，依据资源基础理论，创业拼凑通过创造性利用手头资源、增加企业资源储备、快速响应转瞬即逝的商业机会，使企业拥有更多战略选择，从而提升企业组织柔性和企业绩效[20]；另一方面，企业通过要素拼凑、顾客拼凑及制度拼凑3种不同的资源运用方式促进企业机会识别能力，帮助企业快速建立资源结构、市场结构，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绩效[21]。

拼凑对于面临严重资源约束的社会企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帮助社会企业各项功能正常运转。例如，Domenico[22]在对英国8家社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识别出社会企业创业拼凑六要素(拒绝被束缚、即兴创作、将就、社会价值创造、游说及利益相关者参与)，指出社会企业家通过带有社会属性的社会拼凑能够在提升企业绩效过程中实现企业愿景，解决社会问题；Sunduramurthy等[23]通过对教育领域社会企业案例进行研究发现，成功的社会创业者通常通过拼凑手段调动资源帮助社会企业顺利突破资源束缚，并采用工程师类型拼凑方法创建可复制系统以实现企业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创业拼凑能够帮助面临严重资源约束的社会企业实现对手头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保障社会企业正常运转，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并帮助企业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企业社会愿景。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创业拼凑对社会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2 机会识别与社会企业绩效

正确识别和评估创业机会是社会创业成功的起点和关键因素。Robinson在其构建的社会创业过程模型中指出，社会创业是一个识别社会创业机会并排除障碍、开发机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创业者需要不断探索以排除经济、技术、社会和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壁垒，最终利用社会创业战略解决社会问题并实现社会企业社会愿景。

成功的社会创业需要创业者具备创新性逆向思维，在复杂环境中挖掘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创业机会[24]。Katre&salipante[25]通过对比成功和失败的社会创业发现，成功的社会创业者通常都基于个人、家庭及社会经验识别能够带来社会变革的创业机会，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开发与机会相协调的商品和服务，提升企业绩效并满足社会需求，最终促进社会企业成长。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社会创业者是否具备识别和开发机会的能力, 能否在复杂环境中发现未满足的社会需求、准确识别社会创业机会，直接影响社会企业后续产品和服务开发方向，决定企业能否成功创造社会价值、推动社会创新和变革[26]。因此，社会创业机会识别有助于促进创业者对市场、技术及社会需求的洞察与分析，促进企业资源与社会需求相协调与匹配[27], 从而顺利通过商业运作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企业成长。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机会识别对社会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3 机会识别对创业拼凑与社会企业绩效的中介作用

创业拼凑的本质是一种试错性学习，能够促使企业对手头资源产生新认识并加以创造性利用，从而激发企业对环境产生新认知，有效提升企业机会识别和开发能力。一方面，创业拼凑强调在资源约束背景下对手头资源的重新认识和创造性利用，要求企业用不同眼光审视手头资源并对其进行重新组合，采取即刻行动，以达到开发现有机会、创造新创业机会并支持组织活动的目的[13]；另一方面，创业拼凑是一种即兴发挥、突破限制约束的创业方式，能够打破惯性思维，充分利用现有非标准化资源促进机会识别和开发[28]。创业拼凑将资源用途看成是发现机会和创造机会的有效途径，是一种突破常规的创新行为[29]。综上所述，创业拼凑有助于激发创业者对环境和资源形成新认知，产生新创业灵感，进而提升自身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创业拼凑对机会识别具有显著积极影响。

资源基础理论和创业理论指出，创业活动开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掌握机会集的丰富程度及创业资源可获取性。Timmons(2004)指出资源和机会是创业的核心。一方面，企业越善于开展拼凑活动，越有可能积累手头资源及经验知识，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大的机会集。企业根据这些经验知识进行判断，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资源供应行动，从而创造更多有利可图的创业机会[30]；另一方面，社会创业从识别或创造市场机会开始，资源拼凑能够帮助企业打破惯性思维，充分利用非标准化资源，在提升企业机会识别能力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企业绩效。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机会识别对创业拼凑与社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起到中介作用。

1.4 管家文化对创业拼凑与机会识别关系的调节作用

不同于代理理论的理性人假设，管家理论基于人性假设指出，经理人行为不受利益驱动而受保持与委托人目标一致的动机驱动。管家理论将经理人视为可以高度信赖，且具备高度组织承诺的“管家”。经理人受社会动机和成就动机的驱动，其行为具有集体主义倾向，以追求委托人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当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时，将优先考虑企业利益[31]。管家理论认为组织成员受内在动机驱使，愿意将个人目标服从于组织目标，并愿意为组织目标承担责任[32-33]。具体而言，管家理论基于3个假设：①管家理论承认员工集体主义和合作行为；②管家理论将员工视为支持组织和值得信赖的人；③管家理论认为企业领导者具有目标感、高度动机以及对组织目标的承诺。管家文化旨在创造一种企业环境，让员工感受到关怀和授权，而不是被控制[34-35]。

Clay & Miriam[36]、Bacq等[37]将管家文化定义为一种将信任和共享目标嵌入到组织中，培养组织成员协作和公民意识的组织文化，并将其划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关注企业对员工忠诚度和集体主义的激励程度，即以员工为中心的管家文化；二是关注企业对企业家自我价值实现的贡献程度，即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管家文化。Yannick等[38]将管家文化定义为鼓励组织创新的文化，并将其划分为3个维度：自主导向、高度信任与集体主义导向。之前文献主要探讨家族企业中管家文化的影响，而在社会创业领域研究较少，且管家文化对社会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

管家文化是一种将信任和共享目标嵌入到组织中[39]，培养组织成员协作和公民意识的组织文化，其通过明确组织目标，加强社会企业家在情感上对社会使命的认同，其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关注企业对员工忠诚度和集体主义的激励程度，即以员工为中心的管家文化；二是关注企业对企业家自我价值实现的贡献程度，即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管家文化。

以员工为中心的管家文化重视对员工内部价值观的肯定和塑造，通过鼓励员工参与、协作、授权等，有效促进组织内部快速的知识共享、合作和公民行为[10]。在资源约束背景下，这种强调信任和共同责任的组织文化使社会企业员工能够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探索资源获取途径(如寻求利益相关者和政府支持，以及提高企业自身创收能力等)，并对手头资源有效拼凑以识别和利用转瞬即逝的创业机会。以员工为中心的管理文化促使员工从企业利益出发，积极主动与社会公众、政府、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沟通，更加有效地向外界传递企业能力、效率、规范性及价值观，有助于组织合法性获取[21]。基于裕度搜索理论[40]，社会企业获取合法性后，在后续创业活动中会更加大胆地投入其所获取的资源，并积极探索新商业机会。综上所述，以员工为中心的管家文化通过组织成员公民行为，能够使社会企业从多种资源途径获取资源进行拼凑，并充分识别创业机会。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a：以员工为中心的管家文化正向调节创业拼凑对机会识别的影响，即以员工为中心的管家文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创业者从拼凑行为中识别创业机会。

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管家文化强调组织目标(社会使命)是企业家满意度、成就感和自我形象的重要来源[10]。社会企业家作为公司资产管理者，通过建立和追求企业目标与使命，获得个人目标和自我效能感。在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管家文化下，社会企业家认同企业目标和使命，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完成任务，克服障碍并解决问题。资源和创业机会是社会企业成长的关键要素，而社会企业的公益性特点使其面临巨大的资源约束和机会短缺。因此，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管家文化促使社会企业家充分发挥主动性，克服资源限制等障碍，并在资源拼凑过程中，搜寻一切可以发展的创业机会[8，41]。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管家文化更容易从多方面拼凑资源并识别创业机会，具体而言：①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管家文化能够使社会企业家坚守企业社会使命，防止发生任务漂移，促使其充分发挥社会企业家精神。Mair等[42]指出，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在于“创新使用和组合资源，以寻求促进社会变革和/或解决社会需求的机会；②社会企业家坚定不移地追求组织社会使命，通过与客户、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沟通，向其传递社会企业使命、能力和规范，帮助企业获得信任、合法性并获取资源和机会[43]；③社会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使命使其更易于获取政府支持[25]，而政府支持又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合法性[44]。同时，政府支持还可以通过帮助社会企业获得稀缺资源，从而克服社会企业在其资源有限环境中所面临的困境[25]。 综上所述，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管家文化是一种战略资源，能够有效促进企业通过创新使用和组合资源，进而寻求促进社会变革和/或解决社会需求的机会。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b：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管家文化积极调节创业拼凑与机会识别间的关系。

假设H4、H5a和H5b共同构成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即机会识别传导创业拼凑对社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这种中介作用受组织管家文化水平的调节。具体而言，当组织管家文化水平较高时，创业拼凑对社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较强，通过机会识别传导的中介作用也就更强。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a：以员工为中心的管家文化正向调节机会识别对创业拼凑与社会企业成长绩效的中介作用。

H6b: 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管家文化正向调节机会识别对创业拼凑与社会企业成长绩效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调研活动由教师、博士研究生等6人参加，调研过程如下：①首先，由两位博士生将国外成熟量表翻译成中文，并对翻译差别进行调整，再将中文量表进行回译，对部分偏差进行调整，从而形成初始量表；②选择十余家社会企业进行访谈和预调研，根据现场沟通和问卷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得到初始问卷；③利用初始问卷进行小样本预测试，并根据结果修改得到正式问卷；④利用正式问卷开展大规模调查。本次数据收集时间为2018年8月25日-2019年2月19日，共发放调查问卷 320份，回收问卷 219份，问卷回收率为68.4% 。剔除不合格问卷 20 份，有效问卷为199份。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本文研究对象为社会企业。对于社会企业选择，本研究依据赵萌等学者对社会企业的界定框架，从元素组合视角出发，选择同时满足以下3个标准的企业作为样本：①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组织使命；②用符合企业家精神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③社会使命不轻易产生漂移[45]。问卷由社会企业创始人或高管填写，以确保受访者熟悉企业资源状况、组织文化、企业战略及企业绩效。问卷数据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收集：①在2018年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现场发放问卷并收集资料；②收集各地政府网站对社会企业的认定名单，通过网络电子邮件、电话联系等方式发放并收集问卷；③通过与社会企业研究中心、育公益创投基金以及敦和慈善基金会等机构联系，获取部分社会企业名单，并通过现场、电子邮件等方式发放问卷。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变量测量都是在广泛查阅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学者成熟量表修订而成。研究项目均采用Likert五级打分法进行，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要求被试人员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打分。

2.2.1 创业拼凑(EB)

对创业拼凑的测量主要借鉴Senyard等[46]的研究，设置7个题项，分别为：“我们相信通过现有资源能够找到解决新问题的方案(EB1)”；“我们乐于承担更多挑战(EB2)”；“我们能应用所有能使用的手头资源应对新问题和机会(EB3)”；“我们能结合现有资源和可以廉价获得的资源来应对挑战(EB4)”；“通过有效整合手头资源，我们能遇到更多新挑战(EB5)”；“当遇到问题时，我们能将手头资源的可行解决方案整合起来(EB6)”；“我们将手头资源结合起来，以实现原本不打算实现的新挑战(EB7)”。

2.2.2 管家文化(SC)

本文参考Zahra等[43]及Bacq等[37]的研究，从以员工为中心的管家文化和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管家文化两个维度测量管家文化。其中，设置4个题项测量以员工为中心的管家文化(PCSC)，分别是：“您的企业允许员工充分发挥潜力(PCSC1)”；“您的企业培养了一个专业工作场所(PCSC2)”；“您的企业充分激励员工关心和忠诚(PCSC3)”；“您的企业鼓励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文化(PCSC4)”。设置5个题项测量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管家文化(ECSC)，分别是：“您的企业能够充分满足您的成就需求(ECSC1)”；“您的企业能够充分满足您的个人需求(ECSC2)”；“您的企业能够充分满足您的增长机会(ECSC3)”；“您的业务有助于您的自我形象(ECSC4)”；“您的业务能够让您感到自我实现(ECSC5)”。

2.2.3 机会识别(OI)

对社会创业领域机会识别的测量主要借鉴González等[7]的研究，从机会发现和机会创造两个角度设置3个题项，分别是：“我们擅于发现社会问题(OI1)”；“我们对新社会创业机会有着特殊的警觉性和敏感性(OI2)”；“我们擅于为社会问题创建新解决方案(OI3)”。

2.2.4 社会企业绩效(EP)

社会企业绩效测量参考Pless等[19]的研究，从社会价值创造和经济价值创造两个角度设置5个题项，分别是：“我们获得了公共服务合同(EP1)”；“我们能够提供更多(不同类型)社会服务(EP2)”；“我们帮助更多人口就业(EP3)”；“我们业务盈利能力提升很大(EP4)”；“我们实现了财务目标(EP5)”。

2.2.5 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它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选取企业年龄、业务类型、企业规模和资产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用企业员工人数代表企业规模，并将业务类型以产业扶贫类为参照进行虚拟化处理。

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3.1 数据同源偏差与无应答偏差分析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为避免同一被试填写问卷带来的同源方差问题，本文采用Harman单因子方法对问卷结果进行同源方差检验。对问卷所有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未旋转矩阵中第一个主成分对总方差的解释率为23.671%，表明样本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同源方差问题。

本研究参照 Armstrong & Overton[45]的建议，检验问卷是否存在无应答偏差，按照问卷回收先后顺序选择前10%和后10%的问卷，并对控制变量和关键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样本数据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无应答偏差问题。

3.2 信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一致性指数Cronbach's α系数、组合信度CR值测度量表信度。运用SPSS软件计算得出各变量Cronbach's α系数均高于0.700，同时组合信度CR系数大于0.700，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变量信度较高。

量表效度主要包括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两种。其中，建构效度主要分为聚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本文变量测量主要采用已有成熟量表，以保证量表内容效度。量表聚敛效度主要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的各效度指标进行判断。结果显示，各变量因子载荷均不小于0.5，AVE均大于0.5，说明问卷聚敛效度较好。通过MPLUS7.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χ2/df值为1.849，RMSEA小于0.08，CFI、TLI值大于0.9，说明模型拟合较好。另外，将五因素模型与替代模型进行比较，以检验5类结构的区分效度，结果如表2。可以看出，五因素模型指数明显优于其它替代模型，说明五因素模型与数据拟合度最好。

量表区分效度主要通过平均变异萃取量法进行判断，也即平均变异萃取量(AVE)的平方根必须大于相关系数，才能说明量表区分效度较好，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各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潜变量间相关系数，说明量表区分效度较好。

表3列示了各变量均值和标准差以及因子间的相关性。从中可见，创业拼凑与机会识别、以员工为中心的管家文化、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管家文化以及社会企业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从而为理论假设提供了初步证据。

3.3 假设检验结果

3.3.1 主效应检验

采用层级回归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在模型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及中介变量，表4为层级回归分析结果：①从模型7中可以看出创业拼凑对社会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81,P<0.001)，H1得到验证；②从模型8 中可以看出机会识别对社会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51,P<0.001)，H2得到验证；③从模型 2 中可以看出创业拼凑对机会识别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82,P<0.001)，H3得到验证。

3.3.2 中介效应检验

从模型7和8可以看出创业拼凑对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但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在模型7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机会识别)后，自变量(创业拼凑)对因变量(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没有消失，但显著降低(β值由0.581降为0.210，P<0.001)。这就说明，机会识别对创业拼凑与社会企业绩效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H4得到部分验证。

3.3.3 调节效应检验

由模型3和模型4可以看出，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创业拼凑与以员工为中心的管家文化的交乘项，交乘项回归系数显著(β=0.185,P<0.01)，回归方程显著(△R2=0.012，P<0.05)。同时，从表5可以看出，创业拼凑对机会识别的影响在高水平以员工为核心的管家文化上(均值加上1个标准差：β=0.432，P<0.001)与低水平以员工为核心的管家文化上(均值减去1个标准差：β=0.201,n,s)具有显著正向差异(△β=0.231，P<0.01)，因此，H5a得到验证(见图2)。

由模型5和模型6可以看出，在模型5基础上加入创业拼凑与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管家文化的交乘项，交乘项回归系数显著(β=0.131,P<0.05)，回归方程显著(△R2=0.059，P<0.05)。同时，从表6可以看出，创业拼凑对机会识别的影响在高水平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管家文化上(均值加上1个标准差：β=0.299，P<0.001)与低水平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管家文化上(均值减去1个标准差：β=0.079, P<0.01)有显著正向差异(△β=0.22，P<0.01)，因此，H5b得到验证(见图3)。

3.3.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根据Edwards等[48]的建议，采用Bootstrap法分析不同管家文化水平下，机会识别在创业拼凑与社会企业绩效间的中介关系。从表5可以看出，在高水平以员工为核心的管家文化下，创业拼凑对社会企业绩效的间接效应(β=0.027,P<0.001)与低水平以员工为核心下创业拼凑对社会企业绩效的间接效应(β=0.008,n,s)差异正向显著(△β=0.019,P<0.05))，说明以员工为核心的管家文化对机会识别在创业拼凑与社会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H6a得到验证。

从表6可以看出，在高水平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管家文化下，创业拼凑对社会企业绩效的间接效应(β=0.039,P<0.001)与低水平以企业家为核心下创业拼凑对社会企业绩效的间接效应(β=0.010,n,s)差异正向显著(△β=0.029,P<0.05)，说明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管家文化对机会识别在创业拼凑与社会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H6b得到验证。

4 结语

4.1 研究结论

本文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管家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创业拼凑对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探讨机会识别的中介作用以及管家文化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

(1)创业拼凑对社会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文将创业拼凑引入社会创业领域展开实证研究，进一步拓宽了创业拼凑理论适用范围。这也解释了资源基础观无法解释的一个问题，即在资源约束背景下，拥有同质资源的企业为何能创造异质价值，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了资源基础理论[49]。

(2)创业拼凑对社会企业机会识别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机会识别对创业拼凑与社会企业绩效关系起到中介作用。本文将机会识别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深化了创业拼凑对社会企业绩效影响机理的认知。

(3)管家文化正向调节创业拼凑与机会识别关系，同时也正向调节机会识别对创业拼凑与社会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企业管家文化水平越高，越能有效培养一种促进员工间协作和公民行为的集体组织文化，有助于社会企业获取社会公众、政府等利益相关者支持，在获得资源保障的同时充分识别和利用创业机会，并最终有效提升社会企业绩效。本文验证管家文化在提高社会企业绩效中的重要调节作用，对进一步寻找甚至创建适用于社会创业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4)本文不仅关注社会创业发展的独特性，也关注其与商业创业的共性。以往研究大多关注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的区别，实际上两者都属于创业活动，必然存在共性。创业学之父Timmons指出资源和机会是创业成功的核心要素，社会企业绩效提升也同样需要合理的资源配置和创业机会。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在创业核心目标上存在差异，但创业过程本身并无根本区别，这也给未来社会创业研究带来了一定启示。

4.2 管理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启示社会创业者创业应注重开展资源拼凑、充分识别创业机会，以实现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同时，应认识到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不同，充分重视发挥企业家和员工的积极主动性，对企业家和员工充分授权，提升组织成员对社会企业使命的认可，形成高度团结、协调合作的管家文化。社会企业由于其公益属性而面临着天然的资源短缺，这就要求社会创业者重视资源获取，不仅要掌握有效资源，也要重视手头资源的创新利用。同时，社会企业的核心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创业者应重视对社会问题的挖掘，并从中识别可以利用的创业机会。尽管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在核心目标方面存在差异，但是社会创业过程与商业创业并无本质区别，资源和机会仍是社会创业成功所必须具备的核心要素。社会企业发展需要组织成员的共同努力，在组织内形成高水平管家文化以增强组织成员积极性，进而为企业获取利益相关者支持。因此，本文对社会创业者提升企业绩效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4.3 不足与展望

虽然本研究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①本文仅考虑组织文化在创业拼凑与机会识别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而未考虑外部环境对这种关系的影响，如制度环境、环境动态性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环境动态性较强，同时社会企业又是新兴组织形式，组织合法性仍然是影响社会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因此，未来可研究社会企业组织合法性获取，以及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对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②本文将创业拼凑作为单一维度进行研究，没有进一步讨论不同类型拼凑间的关系。研究不同拼凑方式内在联系及其交互作用对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揭示拼凑内在机理的一个重要方向；③采用横截面数据有可能带来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未来研究可考虑采用纵向分析，选用滞后期绩效指标对社会企业整个生命周期发展进行动态研究；④采用传统方法对变量间关系进行分析与检验，未来可采用fsQCA方法对提升社会企业绩效的前因条件从整体视角上展开组态分析，厘清社会企业提升绩效影响因素与结果间的复杂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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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敬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