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演化特征与治理机制研究

孙国强1,李 腾2,张宝建3

(1.山西财经大学 组织创新与网络治理研究中心;2.山西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3.山西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摘 要:以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逻辑规律为主线,针对企业网络数字化现有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并利用判读法与函询法提取影响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将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划分为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起步期、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发展期、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失衡期,围绕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建立相应系统基模,并分析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障碍,最后,通过分析杠杆解与相关案例提出有效的治理机制。

关键词: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系统基模;关键因素;治理机制

Research on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Network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n Guoqiang1, Li Teng2, Zhang Baojian3

(1. Research Center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Network Governance,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3.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31,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the logic law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 network as the main line, analyzes the knowledge graph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enterprise network digitalization and extracts the key factors using interpretation and correspondence method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 network is divided into the initial perio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mbalance perio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system archetypes are established around the key factors of enterprise network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enterprise network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e analyzed. On this basis, the problems and obstacle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e discussed, and some effec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re formed by analyzing leverage solutions and case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helpful to clarify the internal laws of enterprise network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guiding valu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enterprise network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Enterprise Network;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ystems Archetypes; Key Factors; Governance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20-09-28

修回日期:2020-10-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2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GL046);山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1801024)

作者简介:孙国强(1963-),男,山西万荣人,博士,山西财经大学组织创新与网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组织创新与网络治理;李腾(1989-),男,山西太原人,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组织创新与网络治理;张宝建(1980-),男,山西交城人,博士,山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与政策。

DOI10.6049/kjjbydc.202008001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1)07-0085-10

0 引言

数字技术使得企业间联结效率提升,数字类生产要素呈现几何式倍增,企业网络整体表现出更为强劲的网络规模效应。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数字化变革需要企业积极寻找外部资源助力实现其数字化战略目标,而企业网络是企业与外部建立有效联结并获取资源的重要形式[1]。单个企业疲于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技术与环境挑战,企业需要通过网络化联结形成共同体,迈向企业网络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随着数字技术开始穿透企业网络,企业网络中地域、行业、技术的界限越发模糊,组织联结的边缘结构也愈发复杂。企业间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构建新型协作关系,以组织间数据联通为重要特征,形成数字经济时代下新兴企业网络组织。

数字经济发展受到摩尔定律、梅特卡夫法则以及达维多定律的影响,拥有巨大的市场与活力[2]。数字经济的三大要素分别为:数字类生产要素、数字技术、数字载体。首先,数据和信息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该类生产要素具有易传播、易复制等特点,且其传播与复制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3],而企业网络更有利于此类要素传播与流通;其次,数字技术使得原有组织生态突破了单一产品供给约束,数字化赋能后企业网络生态中形成的异质性资源组合与网络协同可以有效满足消费终端日益凸显的碎片化要求,从而获得数字经济时代的长尾效应[4];最后,数字经济由1.0时代迈向2.0时代最重要的表现是产生了平台等形态的新兴经济体,此类联结载体运用数字技术并收集、生产、分析企业运行全过程以及消费终端市场相关数据与信息。因此,互联网平台、工业互联网、云平台等数字载体组织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企业网络形态。数字经济三类要素叠加产出的网络效应,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对整体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同时有利于形成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性动力。数字经济三类要素与企业网络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随着数字技术与数字资源进入到网络组织领域,必将给企业网络带来新的治理难题与挑战。

图1 企业网络与数字经济要素关联

1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1.1 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动因与机理

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市场与企业的关系结构[5]。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激励企业通过相应的数字化创新获得持续发展,与数字化转型相结合的创新活动产生的数字红利不断刺激企业谋求新的创新变革活动[6]。Galindo等[7]认为引入和使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业务变化是组织数字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数字技术加快了企业决策速度,P&G、GE以及Cisco等处于市场核心领导地位的企业开始大量投资数字技术,并且将数字技术扩散至其关键合作伙伴与盟友[8]。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来源于各个经济主体的价值共创行为,组织需要创造各种形式的组织间合作,形成数字化的价值创造结构与体系。Moore[9]指出,企业应该被视为跨越多种行业的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数字技术与创新的传播降低了潜在组织成员进入障碍[10],异质性企业通过共同的数字基础设施被广泛地关联起来[11],企业在数字时代越来越依赖企业周边网络保持自身竞争力[12],这正是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与演化起点。

随着信息化等战略的实施,产品、流程与服务之间互联愈发紧密,商业架构也变得越来越数字化,数字技术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战略、流程与能力,还扩展企业网络间业务关系。各行业形成网络组织体系的速度不断加快,数字时代的企业网络演化方向是形成全新的组织能力以及网络结构,从而弥补企业能力不足与资源短缺[10]。同时,数字化使得企业网络覆盖了广泛的异质性节点,企业网络间合作存在松散耦合等多种联结形式[13]。相关数字联结载体成为企业获取数字经济红利的重要通道,利用数字平台作为中介载体联结诸多节点企业,从而形成企业间协调与沟通的控制枢纽[14]。此外,此类价值网络所有者通过部署数字技术资源不断建立与控制网络联结,而网络组织提供的资源整合效应与数字应用也在不断吸引客户、商业合作者等共同创造价值[15],这种良性循环直接强化了企业网络整体数字化水平。与此同时,部分学者注意到企业网络层面的数字化发展可能引发一些新的风险,例如,产生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等企业行为从而抑制消费者剩余[16]。此外,Senyo等[17]在对数字商业生态进行文献回顾后,认为治理、安全、监管仍然是企业网络数字化需要关注的核心议题,也是未来研究热点。

综合现有研究,企业网络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强调数字技术对网络组织的整体贯穿性,企业网络应用数字技术在前端聚合系统中互补性资源,解决生产资料整合等问题;在中端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从而使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高效协同,解决网络协作效率等问题;在后端通过联结消费市场,快速获取反馈信息,解决生产与消费端的价值共创等问题,赢得数字经济的市场红利。虽然数字化转型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企业群体层面,但对于企业网络层面尚未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演化与治理分析框架,且针对企业网络的数字化转型融合研究相对薄弱,缺少基于系统性、微观层面的研究,因而难以有效把握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规律,也难以发现阻碍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另外,针对企业网络层面的数字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平台、工业互联网等具体网络形态,缺乏一般性研究,未能体现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一般特征与基本规律。

1.2 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阶段划分

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演化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探究其数字化转型的周期性规律,有必要将生命周期理论与转型阶段划分结合起来,揭示其转型发展的内在机理与一般规律,分析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的演化特征与治理机制。任何经济实体的发展与演进都遵循一定规律,且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企业网络中出现的运作困境应该与生命周期相结合进行动态分析[18]。组织生命周期理论常用来对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演化路径进行分析[19]。现有文献对企业网络生命周期与其行为模式、治理机制相结合研究发现,企业网络的行为模式选取与生命周期有关。在不同的周期阶段下,企业网络应结合自身情况选取相应发展模式[20],还需要对其中出现的重要拐点进行控制,建立相应治理机制延长网络生存期,防止网络组织早衰或者解体[21]

科学且适用的阶段划分标准,对于准确识别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所处发展阶段、判断企业网络转型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建立企业网络治理机制与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学界对组织生命周期阶段划分标准众多,其中以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落期划分最为常见。起步期,也可称为结网期。此阶段对网络规划能力要求较高[22]。数字化转型要求下的企业开始结网形成企业网络,此时企业网络的主要目标是扩大网络规模,吸纳外部成员加入企业网络,成为网络节点成员;发展期,也称为成长期。该阶段主要特征是企业网络内中小企业大量涌现,网络成员出现生态位重叠,成员之间资源与知识的同质性提高,产生内部竞争[23]。另外,企业网络的数字化转型带来网络规模扩容、数据与信息骤增,随着企业网络治理难度不断提高,需要对网络成员进行有效识别,构建合适的治理机制[24];一些学者认为,组织在成熟期与衰退期之间存在“变革期”,变革期像一个拐点,决定着变革中的组织是衰退还是向重生演化[25]。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此阶段产生的公地悲剧、垄断性凸显以及核心企业明显爆发等问题。当垄断性达到峰值水平时,企业网络的利润与权力出现明显失衡,需要建立有效的审查制度,促进联盟合作分配机制[18]。因此,对成熟期与衰落期的划分进行修正,概括为“失衡期”更能体现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变革要求。

综上,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按照事物的一般规律经历起步、发展、成熟等阶段。当前对企业网络层面数字化转型的研究鲜有结合组织生命周期进行讨论分析。因此,本文依据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发展逻辑,结合生命周期成长性与适应性标准,将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阶段划分为起步期、发展期、失衡期。各个阶段的重要表现特征是:起步期高度依赖外部力量或者结网发起者的个体优势,外部企业开始进入企业网络成为其中节点,网络治理机制开始形成;发展期节点规模激增,出现无序竞争与治理难题,网络治理机制逐步成熟;失衡期出现“路径锁定”现象,网络核心权力优势明显,网络规模扩张出现瓶颈,网络治理机制效力下降。

2 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关键因素识别

本文使用文献计量确定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研究的核心议题,利用人工判读法和反馈匿名函询法识别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关键词高度凝练了某类研究主题领域下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向,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系统性审视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核心议题。本文使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主题词为“Enterprise Network”和“Digital”,时间跨度2000-2020年,共得到777篇文献。采用知识图谱法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使用VOSviewer作为知识图谱分析工具。选择作者关键词进行词共现分析,涉及关键词数量为2 591个,词共现阈值设置为5。之后通过人工判读法,对同义词与近义词进行合并,删除无意义或者与本研究主题相关性较低的关键词,最终形成32个主题关键词,重新建立词集并进行词共现聚类分析,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企业网络与数字化研究分为3个聚类,这3个聚类描绘了企业网络数字化领域聚焦的核心议题。其中,节点大小表示节点词频强度,连线表示词共现关系,连线粗细代表共现强度,颜色表示聚类分类。

上述聚类分析结果能够为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识别划分研究界限,可以清晰识别核心议题之间的联系程度,有利于对关键因素的提取识别,但并不能直接得出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取文献中摘要部分与结论部分整理成文档形式,通过15名相关专业在读研究生进行人工判读。第一轮判读,每5人一组独立阅读同一聚类下的全部文档资料,对每一篇文献中涉及“数字化转型所在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如何解决问题”、“谁来解决问题”进行程序化标注,并在文献中标明依据。第二轮判读以及第三轮判读与第一轮判读相一致,仅交换不同聚类文献,重复上述工作,对每一篇文献形成3次标注。第四轮判读,对上述3次判读结论进行比对,删除判读结论差异明显的标注,保留2次或3次判读结论接近的标注。对形成的判读标注进行整理,通过反馈匿名函询法邀请5位相关领域专家独立阅读标注并且给出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之后分别告知每位专家其余专家形成的结论。反复多次形成对关键因素识别的结论如下:

图2 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议题聚类图谱

(1)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在内的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对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具有影响作用,现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与企业网络数字化密切相关,构成了商业模式与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根据判读结论并且结合对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阶段的划分,此类关键因素基本位于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起步期。

(2)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大量企业主体形成不同形态的网络化组织,企业相互之间的协同合作等问题成为难点,标准化与集成治理成为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若无法提高企业之间数字资源的互换性与互用性,方便数字商业生态下企业间协同与合作,则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将无法持续。根据判读结论并且结合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阶段划分,此类关键因素常出现在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发展期。

(3)在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核心企业资源聚集性与网络权力日益增强,中小企业逐渐形成对网络组织的依赖,由此可能引发网络安全与“数字鸿沟”问题,这两类问题对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效果产生明显制约作用。根据判读结论并且结合对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阶段的划分,此类关键因素主要出现在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失衡期,成为数字化转型中后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3 基于系统基模的阶段性演化分析

根据组织复杂性理论,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企业个体的数字化转型总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引致的一些问题在企业网络这一复杂系统中被不断放大,一些微小问题可能成为影响系统全局的关键要素,甚至会引发原有网络系统的崩溃与解体。借助系统基模方法有助于在宏观尺度上分析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逻辑,解释系统无意识行为,并为企业网络数字化演化发展制定可持续的战略决策与治理措施,从而不断纠正系统失灵、失衡等问题。

系统基模是系统动力学的一类定性研究方法,能够对事物运行规律进行因果凝练,针对系统运行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进行预测并提出解决方案,从而提高决策者对系统整体的预见性。本文在彼得·圣吉提出的经典系统基模中,结合关键因素识别结论,选取3类典型基模对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进行分析[26],并在此基础上求得基模杠杆解。3类系统基模分别是:投资不足基模、增长上限基模和富者愈富基模。分别对应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3类关键因素,投资不足基模用来分析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起步期面临的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问题;增长上限基模用来分析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发展期由于节点成员增加带来的联结与治理难题;富者愈富基模用来分析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失衡期面临的“数字鸿沟”等问题。

每个系统基模由4个通用元素构成[27]:第一个元素是一种随着时间变化的特定行为模式;第二个元素是用来呈现目标系统结构的因果循环图;第三个元素是解释行为与结构的因果联系;第四个元素是一些用来解决系统问题的通用解决方案。现有文献使用案例对系统基模本身进行现实性解释,本文主要通过系统基模对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系统性问题进行凝练,并提出治理机制或者杠杆解。因此,本文选取案例作为治理机制的现实性启发更加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其规律与机理尚不明晰,但是,对于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性问题需要作出预先判断以及治理准备。采取系统基模分析方法并结合对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阶段的划分,有助于厘清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演进过程与内在机理,并针对出现的问题作出有效治理安排。

3.1 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中投资不足基模——数字化转型起步期

企业网络发展需要匹配市场规模,而数字经济不仅孕育了全新的市场增量,还对传统经济起着补充与渗透作用,使之前的饱和市场产生新增长空间。原先的企业网络规模“天花板”被打破,市场空间的放量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竞争需求,成为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市场动因。另外,新一代数字技术使得原有的信息、决策、运营、监督、协商、履约等成本大幅度降低,交易数量与效率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成为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因,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与可获取市场规模关系如图3中强化回路所示。数据与信息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一类新的生产要素,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与积聚性,其共享与复制的便捷性以及无限供给的资源禀赋能够打破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但是,数字类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有效的技术与载体支撑,企业网络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等,因此,需要对企业网络进行数字化专用性资产投入,形成有效的数字中枢系统,例如企业网络共享的云端与大数据处理中心。同时,需要在各个节点层面解决数字化合作、运营、供应、销售等微观联结问题,将企业网络整体数字化资源传输到网络节点末端,实现边缘与中枢系统的有效联结,这都离不开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有效支撑。

数字技术与数字载体需要覆盖生产消费的全域环节才能使数字生产要素发挥最大乘数效应,单个节点无法实现规模庞大的数字技术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在该基模中,数字技术投入的边际成本前期较大,且相关投入在初期未有显著回报,投入与回报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延迟,企业网络依靠自组织机制进行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投入缓慢、“搭便车”等低效率行为。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会降低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动力与收益,继而导致企业网络无法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战略目标,弱化企业网络获取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市场红利,降低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动力来源。此类基模显示,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起步期具有明显投资不足的风险。

图3 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中投资不足基模

注:箭头表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表示变量变化趋势相同,“-”表示变量变化趋势相反;R表示强化回路,指反馈回路放大了某一特定变量的原始变化;B表示平衡回路,指反馈回路抑制了某一特定变量的原始变化

3.1.1 治理机制(杠杆解)

为了解决数字化转型投资不足的问题,此类基模中需要建立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数字服务资源池或者其它必要的数字基础设施,使企业网络形成联结规模与联结范围不断扩展的势能。特别是一些无明显龙头企业的传统企业网络,可以由政府进行数字化转型引导,通过引入数字服务商以及建设数字转型服务资源池等方式,积极引导传统企业网络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网络数字化投入与回报不仅存在系统层面的延迟问题,还伴随高初始投入等特征,针对企业网络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投资,政府需提供数字化转型土壤,优化企业网络数字化金融政策,把力量放在数字化前端,积极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将数字化转型不断推向企业网络层面,从而更有效地发挥数字经济规模化、网络化等优势。同时,需积极引导培育一批产业龙头作为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企业,使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

此外,具有核心节点的企业网络可由核心企业主导相应的数字化投资,建立数字化网络生态,通过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外部企业能够积极加入到网络生态中来,提升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网络的竞争力。企业网络中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企业,包括龙头企业、平台企业等核心企业,在构建数字化企业网络生态时,需要发挥主导性,弥补因企业网络自组织机制带来的投入不足或者滞后等问题,而核心节点在对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进行投入的同时,也能获取相应网络主导权与利益,从而进一步激发核心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3.1.2 案例启示

案例一:以广东省推动产业集群工业互联数字化转型为例,解释上述基模杠杆解。为了提升当地产业集聚效应与竞争力,引导产业网络实施数字化转型升级,进一步优化产业协同,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制定了培育一批实力较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立完善的工业互联网应用服务体系等相关政策措施。自2017年11月以来,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开始遴选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以及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商,逐步构建完善当地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对接华为等60余家企业,同时不断发掘当地优秀工业互联网服务商,引导数字化服务商面向中小企业推出云制造与云服务等平台,鼓励数字化服务商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平台接口,提供数据与计算等数字化资源。

为了加速产业网络整体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引导网络节点企业“上云上平台”以及激励外部工业互联网服务商,当地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财政扶持政策。首先,对工业企业购买工业互联网应用产品提供专用服务券等奖补措施;其次,针对覆盖企业数量众多的供应商进行重点推广,不断激励其在产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最后,针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项目予以重点扶持。目的在于培育一批工业互联网产业基地和标杆示范企业,进一步加快传统企业“上云”、“上平台”,推动整体产业集群网络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案例中政府在企业网络结网初期发挥着引导作用,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技术应用,鼓励企业结网形成企业网络。该案例所处阶段属于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起步期,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基础设施是此阶段的关键因素。

案例二:以小米公司为例解释上述基模杠杆解。成立于2010年的小米公司以开发小米手机与MIUI系统为先导进入互联网市场,之后于2013年战略布局物联网,开始建设小米生态系统并逐步建立“米家”体系。通过不断吸引外部企业加入小米创新生态形成网络效应,并对其中有潜力的企业提供供应链与软硬件支持,不断完善小米价值网络的资源整合与战略协同建设。为了实现“连接一切”,小米围绕其价值网络生态系统进行了大量投资。自2015年我国电商增速放缓之际主动进行新零售建设,打通数字销售的线上与线下平台。截至2020年1月,小米已经投资了270余家企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智能硬件与物联网生态体系,投资涉及云服务、移动电商、智能穿戴、安全等领域。随着生态系统的不断投资与建设,MIUI用户、软硬件商、增值服务商等不断融入价值网络,分化了BAT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入口优势,提升了小米网络体系的市场竞争力。

小米公司通过构建价值网络快速完成创新资源整合,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激活传统市场,明确打开IOT生态边界,形成规模庞大的小米生态体系。具体来讲,小米为了更好地吸引外部资源,扩展网络联结边界,前期进行了大量接入性智能设备与软件模块的投入与开放,进入小米生态体系的节点企业无需进行重复性投入,只需编制相应通信协议即可实现联结。因此,以小米为核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基础建设帮助小米实现了低端逆袭与全面颠覆[28]。小米通过主导企业网络数字化建设,投资并挖掘系统内潜力企业进行数字化生态构建,提升网络组织吸引力以及网络节点的数字化能力,弥补其资金与技术上的不足。案例中小米公司作为核心企业开始组建企业网络,强化数字投入,吸收外部企业加入其主导的网络中。该案例所处阶段属于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起步期,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基础设施是此阶段的关键因素。

3.2 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中增长上限基模——数字化转型发展期

在解决转型起步期的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问题后,企业网络边界被进一步打开,对外部资源的联结进入快速发展期,企业网络迅速扩容,在此阶段网络节点数量激增以及由此带来的集成与协同难题成为这一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数字经济遵循梅特卡夫定律,企业网络中整体创造的价值总和等于节点数的平方,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为了获取网络规模效益。企业网络数字技术的运用与基础设施的提升突破了企业间联结所遇到的距离障碍,打破了资源积聚的空间约束,最大程度释放了节点企业数字化潜能。另外,随着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深入,企业间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持续下降,不断促使企业进入数字化网络生态体系,形成大规模协作联结。

相比于工业信息化或者互联网时代,数字经济时代带来了网络节点规模的指数性增长,企业网络面临异质性节点协同治理的复杂性问题。当节点增量带来的治理难度超过现有治理能力水平时,可能诱发网络负效应甚至系统性崩溃。此外,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涉及行业种类繁多,各行业数字化发展均衡程度与实现路径均存在一定差异,不同行业在研发、制造、产业链等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数字化特征[29],当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涉及跨行业的“综合集成”等问题时,网络系统的协同治理能力会面临巨大挑战。

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使得网络节点具有越来越广阔的联结通路,继而使原有网络中结构洞出现弥合,不断优化的联结使得企业获取外部资源障碍不断降低,原先的资源路径依赖进一步减弱,网络节点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但同时网络节点更加敏感,网络结构愈发复杂,网络治理难度也随之增加。网络中节点数目与联结数量不断增加时,会加剧组织内部的数字资源分配与合作协调难度,当组织复杂性程度超过企业网络治理水平时,网络组织效率降低,拉动节点规模扩张的引擎开始失去效力,造成节点脱网,抑制网络规模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成效。在此情况下,企业网络的传统治理模式可能存在失灵风险,因此,需要积极探索这一阶段的新兴治理模式。

图4 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中增长上限基模

3.2.1 治理机制(杠杆解)

在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发展期,企业网络突破了起步期数字技术与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带来的成长约束,通过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的融合,联结了大量异质性节点企业以及外部资源。因此,企业网络面临着联结扩容带来的治理难题,例如,网络节点的机会主义行为、异质性企业的协同问题,甚至企业网络集体的行为偏差等。针对此阶段的网络治理,需要构建与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网络治理机制,统一节点成员的数据接入口径,打造数字化标准联结模式,推动企业网络的共同价值主张,并且形成数字时代的企业网络合作文化、合作模式与合作关系。

此系统基模杠杆解不在于努力推动网络本身的增长引擎,应该更多关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限制网络效应增长的关键因素,并在增长极限到来之际消除或者降低限制的影响。在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网络联结需要进行统一标准化建设,避免后期兼容等问题。如果说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起步期带来了网络联结扩容,那么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发展期则需要规范这种规模化扩张,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网络治理机制与治理能力,进一步释放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潜能,使其发挥网络效应同时避免网络规模扩张带来的无序与混乱。

3.2.2 案例启示

案例三:以海尔集团为例解释上述基模杠杆解。海尔集团自采用网络化发展策略以来,其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基础上对设计、研发、采购、生产等环节采取模块化治理措施,进一步开放其网络生态边界。模块化组织本质上是海尔作为核心企业通过模块化的联结方式构建企业间柔性契约网络[30],模块化的合作联结方式提升了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减少不同模块之间的知识依赖程度,能够降低企业之间的协调成本,发挥数字技术对治理能力的潜在提升作用,形成网络平台价值共创发展理念[31]。随着海尔的不断转型,海尔意识到需要采取对应的机制措施提高网络资源管理水平,利用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便捷性,对来自全球的优质资源进行无障碍引入[32],并且及时剔除不合格的现存网络化资源。因此,海尔提供标准的网络生态接口与规范,统一数据与信息的标准化传输和储存,实现了跨平台、跨行业、跨地域之间的资源调运、数据共享、产业联动、技术扩散等。海尔打造具有标准化接口的模块,将复杂的“大组织”划分为灵活的“小组织”,企业网络中合作各方围绕统一目标与标准进行联结合作,有效治理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日趋复杂的节点兼容性、协同性等问题。在这种模块化的联结形式下,个别节点成员的进入与退出对整体网络并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节点成员动态变化带来的治理难题。案例中以海尔为核心的企业网络规模不断扩容,与外部资源联结广泛,数字化转型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形成了一定的合作模式与成功经验。为了适应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生产要求,企业网络联结方式不断优化,企业网络治理水平得到有效提高。该案例所处阶段属于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发展期,标准化与集成治理是此阶段的关键因素。

3.3 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中富者愈富基模——数字化转型失衡期

数字经济时代下,核心企业权力的马太效应明显,存在“赢家通吃”现象。数字经济时代之所以能够开启,是因为数字技术不断整合孤立的数据源,结束了数据与信息的“无政府状态”。但随着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在经历数字化转型起步期由核心企业主导的数字化投入以及发展期由核心企业主导的标准化治理后,可能出现以核心节点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文化。如图5所示,随着“富者愈富”基模系统演化的进一步加剧,形成了一种数字时代的“独裁权力”,网络核心节点可能会对网络非核心节点进行数据与信息资源剥削。

在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核心节点的数字资源投入使得其占据绝对的网络优势位置并拥有网络权利,在支配数字资源流通以及设立门槛与标准中具有明显的主导性和话语权。随着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核心节点的权力地位出现明显集聚优势且不断强化。由于非核心节点成员在数字化投入实力等方面比较薄弱,其对核心节点与整体网络生态的数字技术与联结载体形成依赖。例如,企业网络在运营协作中会出现海量数据与信息,而数据与信息只有经过筛选与再加工才有使用价值,非核心节点需要借助核心节点数据处理能力才能使用有价值的数字资源。因此,拥有数据处理优势能力的核心节点与位于数字处理能力边缘的非核心节点之间产生新的权力不对称,继而导致企业网络中出现“数字鸿沟”现象。在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失衡期,除非核心节点与核心节点的数字化差距不断增大、形成企业网络内部的“数字鸿沟”问题外,“富者愈富”基模系统演化也可能导致企业网络中非核心节点数字安全建设水平有限,使得整体网络数字安全水平不高,其系统基模分析类似于“数字鸿沟”问题,本文不再详细展开。

图5 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中富者愈富基模

3.3.1 治理机制(杠杆解)

在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失衡期,需要健全企业网络数字发展预警机制,维护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秩序,警惕数字化发展失衡期引起的“数字鸿沟”等问题。当“数字鸿沟”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企业网络负效应等低效率现象,此时需要不断规范企业网络数字化进程中的网络秩序。

首先,政府需要加强市场监管,针对企业网络数字化发展中核心节点不断获得的优势地位与资源设置预警界限,降低企业网络内部权力引起的“剥削问题”,防止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发展失衡与解体。其次,核心节点企业应该明确数字化共生网络发展思路,即企业网络数字化必须通过进一步开放网络边界,不断吸收外部异质性资源,强化企业网络创新能力,将数字经济“蛋糕”做大做优,核心节点在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过数字化投入与数字化治理使其网络权力不断强化,但一味寻求网络权力与网络地位只能使得企业网络由开放转向封闭,无法获取数字经济带来的指数级创新增量与市场红利。因此,相比于强化网络权力,企业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更应重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打破企业网络权力的“富者愈富”桎梏,使得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由失衡期转向生态平衡。

3.3.2 案例启示

案例四:以阿里云生态为例解释上述基模杠杆解。阿里云在成立5周年之际启动“云合计划”,拟招募1万家云服务商,以便扩充其网络生态,从而建立合作共生的云生态系统。在此期间,为了协调阿里云生态系统中的各类合作伙伴,阿里云甚至将产业收入占比从原先的8∶2变成2∶8,负责应用创新的云服务商可拿80%的收入。云计算可将软硬件平台投入占企业IT开销的比例从80%降到20%,并为云服务商创造大量价值空间[33]。从治理角度来看,阿里云完善了利益分配体系,平衡了系统中失衡的利益分配机制,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阿里云生态网络的繁荣发展。回顾阿里云10年发展发现,阿里云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国内第2~8名的总和。阿里云通过重新设定收益机制对网络利益进行再分配,不断优化合作伙伴的价值成长空间,使得整体网络生态系统不断发展壮大。案例中的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已经相对成熟,但是出现利益分配失衡等问题。因此,企业网络重新建立了利益分配机制,使得企业网络数字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该案例所处阶段属于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失衡期,“数字鸿沟”等问题是此阶段的关键因素。

4 结语

4.1 结论与建议

(1)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起步期需要提升组织吸引力,发挥企业网络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协同效应与网络效应。只有数字技术不断发展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初见规模,网络系统才能解决扩容问题,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才能进一步获得网络规模效应。根据杠杆解与案例一、案例二启示可以发现:网络核心节点在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起步期起到显著的领导力作用,对于无明显核心节点的企业网络而言,政府的政策引导同样起到牵引作用。只有不断加大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等投入,才能凝聚广泛的外部企业过程入网、资源上链,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数字化网络生态。

(2)企业网络数字化发展期最重要的是提升应对组织扩容的治理能力,从而有效治理结构与关系日趋复杂的网络关系。根据杠杆解与案例三启示可以发现: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企业网络合作,不仅需要建立有效的协作关系,形成标准化联结模式,还需要在网络链条上传递共同的数字化价值主张,形成企业网络数字生态意识,降低企业网络治理难度与成本。同时,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过程还需要对网络节点进行遴选与剔除,不仅需要有效吸收优质外部资源,还需要剔除网络冗余节点。目的在于降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网络节点规模与差异性扩大带来的治理难度,提高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网络治理效率。另外,数字技术发展也使得一些新的治理手段成为现实,例如,模块化等协作形式。这种松散耦合的合作联结形式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网络提供了一定治理思路。

(3)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失衡期需要对企业网络进行再平衡治理,才能避免网络节点成员的差距不断扩大。根据杠杆解与案例四启示可以发现: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网络“富者愈富”现象可能带来组织生态创造力与凝聚力的丧失,产生网络组织负效应。处于网络核心节点的企业需要清晰地认识到,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需要发挥网络群体成员的创造与协作水平。短期来看,利用网络权力优势地位,可能会使得自身借助网络化资源迅速发展,但长期来看,可能造成节点成员脱网,从而失去网络整体竞争力。企业网络治理主体需要平衡“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问题,避免网络权力失衡。只有合理进行数字资源分配,在网络链条上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协同意识,才能凝聚网络内部节点企业不断发挥创造力,使得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获得成效。

4.2 研究贡献

本文以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逻辑规律为主线,针对企业网络数字化现有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并利用判读法与函询法提取了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将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分为起步期、发展期、失衡期,围绕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关键因素建立相应的系统基模,并分析了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的演化特征以及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障碍,最后通过分析杠杆解与相关案例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其次,本文探讨了系统基模在研究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中的理论价值,即利用系统基模能够有效简化企业网络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动态复杂性,有助于厘清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规律。

此外,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还在于回应了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涉及的若干核心议题:①去中心化是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网络不需要核心节点或者龙头企业,在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前期,核心节点的作用不可忽视;②去中心化不能简单地“搞平均主义”,而是对网络权力的再平衡,对信息不对称的再对称;③日趋复杂化或者权力结构失衡的企业网络产生的路径依赖可能会引起更为复杂的治理难题,数字经济时代需要不断调整企业网络治理目标;④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需要正确处理好数字载体、数字技术、数字生产资料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无限边界联结能力与有限边界治理水平的关系,防范日益增加的系统性网络风险。

4.3 不足与展望

(1)本文只选取彼得·圣吉提出的部分系统基模进行分析,这是因为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部分经典系统基模并不适合分析其系统特征。例如,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源泉是庞大的数字消费市场,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避免原有的红海市场,因此“两败俱伤”这一系统基模目前并不适用。但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是动态发展的过程,数字化转型下企业网络在后期也可能出现网络间竞争等问题,因此,需要持续结合实践进行模型提取,丰富符合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系统基模。

(2)本文对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提取来源于文本计量分析,通过多次判读分析,结合专家函询综合得到,具有一定主观性。随着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深入,下一步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进一步确认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关键因素,得出更加细分的治理机制与对策建议。另外,系统基模并非覆盖现实的全面模型,换言之,作为现实系统的简化形式,主要用来提供定性理解、预判和策略。若要确定要素具体的流量、存量,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复杂的系统动力学仿真建模。

参考文献:

[1] 朱秀梅,陈琛,蔡莉. 网络能力、资源获取与新企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2010,13(4):44-56.

[2] 逄健,朱欣民. 国外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与数字经济国家发展战略[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8):124-128.

[3] GOLZER F,FRITZSCHE A. Data-driven operation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industrial practice[J]. Production Planning and Control,2017,28(16):1332-1343.

[4] 肖旭,戚聿东.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与理论逻辑[J]. 改革,2019(8):61-70.

[5] SUSARLA A,TAN Y.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diffusion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evidence from YouTube[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12,23(1):123-141.

[6] DEICHMANN U,GOYAL A,MISHRA D.Will digital technologies transform agricul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6,47(S1):21-33.

[7] GALINDO M M,CASTANO M M,MENDEZ P M. Digital transformation,digital dividends and entrepreneurship:a quantitative 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9,101:522-527.

[8] BHARADWAJ A,SAWY O A E,PAVLOU P A,et al. Digital business strategy:toward a next generation of insights[J]. Mis Quarterly,2013,37(2):471-482.

[9] MOORE J F. Predators and prey: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3,71(3):75-83.

[10] LANSITI M,LAKHANI K R. Digital ubiquity:how connections,sensors,and data are revolutionizing busines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4,92(11):72-88.

[11] TILSON D,LYYTINEN K,SORENSEN C. Digital infrastructures:the missing is research agenda[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10,21(4):748-759.

[12] KOCH T,WINDSPERGER J.Seeing through the network: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digital economy[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 Design,2017,6(6):1-30.

[13] YOO Y,HENFRIDSSON O,LYYTINEN K. The new organizing logic of digital innovation:an agenda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10,21(4):724-735.

[14] EVANS D S,SCHMALENSEE R. Matchmakers:the new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s[M]. 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6.

[15] EATON B,ELALUF-CALDERWOOD S,SORENSEN C,et al. Distributed tuning of boundary resources:the case of apple's ios service system[J]. Mis Quarterly,2015,39(1):217-243.

[16] VIAL G. 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a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2019(28):118-144.

[17] SENYO P K,LIU K,EFFAH J. Digital business ecosystem:literature review and a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2019,47:52-64.

[18] 张翠梅,吴国邦. 企业专利联盟运作困境与化解策略[J]. 学术交流,2017(2):146-151.

[19] LESTER D L,PARNELL J A,CARRAHER S. Organizational life cycle: a five-stage empirical scal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2013,11(4):339-354.

[20] 李明惠. 生命周期视域下大企业集群自主创新模式选择[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8):92-99.

[21] 刘晓燕,魏云凤,杨娟. 演化视角下技术创新网络节点进退机制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4):10-13.

[22] 倪渊,张健. 基于生命周期的联盟企业网络能力评价[J]. 中国科技论坛,2015,30(11):66-72.

[23] 姜红,孙舒榆,吴玉浩. 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演化机理分析——闪联产业联盟案例[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21):1-9.

[24] GULATI R. Alliances and network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4):293-317.

[25] 周青,邹凡,何铮. 生命周期视角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冲突影响因素演变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4):66-71.

[26] 彼得·圣吉. 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M]. 张成林,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27] BRZEZINA N,BIELY K,HELFGOTT A,et al. Development of organic farming in europe at the crossroads:looking for the way forward through system archetypes lenses[J]. Sustainability,2017,9(5):821.

[28] 杨桂菊,陈思睿,王彤. 本土制造企业低端颠覆的理论与案例研究[J]. 科研管理,2020,41(3):164-173.

[29]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课题组. 数字经济:迈向从量变到质变的新阶段[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

[30] 曹宁,任浩,喻细花. 模块化组织中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的内涵与结构——以海尔集团为例[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24):65-70.

[31] 王凤彬,王骁鹏,张驰. 超模块平台组织结构与客制化创业支持——基于海尔向平台组织转型的嵌入式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2019,35(2):121-150,199-200.

[32] 王海军,张悦. 企业模块化协同创新及网络化资源管理:基于海尔的探索性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21):97-105.

[33] 严建援,乔艳芬. 云生态系统形成动因的多视角分析:以阿里云生态系统为例[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6(11):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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