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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中国政府迅速调集各方力量，展开积极应对，通过掌握病毒传播途径、获得基因序列、新建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等举措，率先有效控制了疫情发展。疫情期间，各地科技企业通过捐款、捐物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并将科技创新应用于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过程中。如河南某企业研发的新型隔离帽解决了医护人员同时佩戴护目镜与口罩时面屏易雾化、脸部留勒痕等问题，还有病毒检测试剂盒的开发以及基于“5G”和云技术的智慧医院建设。在该背景下，企业科技向善(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的创新案例不断涌现。企业科技向善也作为一个重要理念，在中国社会传播开来。
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科技治理成为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建立有效的科技治理框架是解决科技发展中的伦理与社会问题的关键措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是解决人类问题的有效方案之一，符合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基于“命运共同体”思想，“科技向善”理念提倡科技为人类社会利益服务，是构建科技治理框架的重要原则。很多中国企业怀有科技向善理念，如腾讯公司以科技向善作为企业使命，积极构建“善意+产品”的产品能力；在疫情期间，优必选科技公司、清华大学等企业或机构提供了巡检和测温机器人，以减少医护人员暴露、感染的风险。
高新技术应用具有不可预测性并对人类的伦理规范提出挑战，而法律的强制约束措施具有滞后性，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技术的负外部性和技术伦理问题。技术伦理的前期研究聚焦于技术主体责任意识和自律性，研究停留于技术主体的说服教育。随后技术伦理开始融入政策监管，如“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提出了责任式创新[1]，相关理论研究也开始关注科技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效益，创新主体通过兼顾产品伦理的可接受性等方式让科技融入社会。技术伦理开始作为创新的内在动力，内嵌于具体技术的实践过程中，并通过制度响应保障技术创新责任目标的实现[2]。维贝克提出 “道德物化”思想，要求重构人与技术的关系。其宗旨是将道德理念嵌入技术人工物的功能中，推动个体行为向善，即技术物的道德属性是实现技术主体道德的实践，达到伦理与技术的共同发展，如人工智能合乎伦理的设计主动解决了系统中存在的伦理问题[3]。但道德技术物能否被认为是道德行动者仍然存在争论。道德技术物通过影响人的善恶选择，对人的自由意志提出挑战，进而引发人们对技术失去控制的担忧。因此，从哲学层面针对技术伦理的讨论及其发展开始影响科技企业战略制定与产品设计，如企业界和学界共同呼吁 “科技向善”，科技向善也成为企业树立负责任形象和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方式。那么在企业行为与产品提供中如何嵌入技术伦理，进而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呢？科技向善是道德物化的一种体现吗？针对上述问题，来自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还十分匮乏。
基于企业实践需要和理论研究思考，通过对疫情期间企业创新与企业科技向善行为进行分析，本文引入技术伦理思想，从文化差异角度研究科技治理与企业科技创新问题，提出企业科技向善概念与内涵框架。企业科技向善是关于科技活动约束的一种理念和规范，强调科技创新服务于社会公众利益，解释技术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明确界定企业科技向善内涵，分析科技向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深化技术伦理在企业战略管理与产品创新中的作用，拓展战略管理研究领域，探讨企业科技向善的未来研究方向，并为企业在科技创新和社会价值创造等方面的战略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发现，许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已经将科技向善理念融入企业经营中，这些企业通过善意的产品和科技应用解决社会问题。如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中央企业通过供应链一体化方式同时创造出显著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4]。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政府通过快速应对，有效控制了疫情发展，同时，许多中国企业进行了科技向善的管理实践。本文将对这些案例进行归纳整理，作为提出企业科技向善概念的实践基础。
表1展示了疫情下中国企业和相关机构的科技向善实践。新冠疫情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政府“众志成城、抗击疫灾”的倡议很好地展现了东方集体文化的精髓。以钟南山、李兰娟等院士团队为代表，各生物基因企业迅速作出反应，生产用于诊断的试剂盒，解决了最紧迫的病毒检测和诊断问题；新型肺炎智能分析系统和远程医疗会诊系统的开发缓解了病毒爆发中心城市的医疗资源缺乏问题；智能消毒和巡诊机器人的应用解决了医护人员的高感染风险问题，并有助于提高治疗效率。此外，汽车生产商五菱集团和比亚迪集团基于现有自动化生产技术，转产口罩、口罩机和消毒液等防疫物资，解决了医疗物资短缺问题。其它科技企业充分调用资源，为疫情防控、社会管理、隔离期工作、生活、学习的有序进行不断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虽然疫情的发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但也蕴含许多创新机遇。这些企业在利用科技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也创造了企业的社会价值，获得公众认可并度过了停工停产甚至破产的危险期。
1.2.1 研究现状
科技向善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相关文献较少，直到近几年才备受关注。本文以“科技向善”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文献检索与分析，发现截止到2020年9月中文核心期刊中只有2篇文献关注软件应用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向善[5, 6]，数量较少，说明该类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在外文核心期刊库中(web of science)，以Technology/AI/Innovation for social good/common good为标题进行检索，共发现73篇文献。从专业领域看，社科经管类有38篇，管理学五大顶级期刊尚没有文章关注科技向善，但国际主流具有影响力的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JIBS)、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JBR)和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TFSC)开始有少量文章关注科技向善对社会变革的影响[7-9]。计算机科学领域有11篇，如Nature Communications在2020年发文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向善带来的机会与积极影响[10]，以及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期刊刊发的文章，特别提出从7个重要方面设计人工智能并实现科技向善。其它工程类文献24篇。从出版时间看，2001-2009年只有6篇文献；2010-2019年数量逐渐增长，但每年文献量仍处于个位数；2020年文献量快速增长，达到13篇。从国别看，美国发表文献最多，为18篇，其次是英国(12篇)和意大利(8篇)。
表1 疫情下的企业科技向善应用
社会问题企业科技向善应用方式病毒检测诊断1.华大医学、康圣达医学等企业基于生物技术和基因技术,针对COVID-19开发出核酸试剂检测并大规模生产试剂盒2.依图医疗、阿里巴巴、北京精诊科技等公司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基因组,开发出CT影像的智能化诊断与定量评价系统,提高了诊断效率,并利用5G和云技术,开发出远程会诊系统,实现合理分配医疗资源治疗及物资1.科大讯飞企业与医院合作开发智能语音系统和导诊机器人,辅助进行发热人群筛查和分流2.创泽智能、灵至科技、优艾智合和灵至科技等企业研发出智能消毒和巡诊机器人,有助于降低医护人员感染风险3.五菱和比亚迪等企业利用现有生产线转产口罩、口罩机、消毒液等医疗防护物资,并采用无人机专门配送至各医院,提升了效率,缓解了物资紧缺问题4.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利用生物科技和基因技术进行疫苗研发疫灾防控和社会管理1.大疆科技和极飞科技等企业基于无人机技术增设测温传感器与消毒装置,进行人群体温监控与大范围消毒,降低防控人员感染风险2.BAT互联网企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等企业基于云技术,实现疫情信息实时更新,如患者地理位置、交通通行、疫情地图等,提高社会管理效率隔离期的学习、工作、生活1.阿里云、腾讯等利用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开发出多人在线视频会议和在线学习应用软件,保障了非常时期人际交流的及时与稳定2.阿里云、京东等企业基于云计算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利用在线办公系统优化工作流程和提升工作效率3.苏宁、美团和京东等采用5G无人机、智能物流机器人、送餐机器人、无人车等科技产品进行无接触式生活物资配送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科技向善概念的提出与研究起源于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自此，学术界开始讨论如何利用科技创新解决社会、环境与发展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如“城市科技设计与公共利益”会议的召开(public good)[11]、科技向善与社会变革的实施[7]，Mobile Networks & Applications期刊在2016-2019年发布的智能项目与科技向善征文专刊[12]。科技向善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表2展示了科技向善的研究主题和代表性文献。在社会科学领域，如Bason(2010)在其文献中提出“引导社会创新，协作共创美好和谐社会(Co-Creating for a Better Society)”的呼吁，其核心理念是促进科技向善发展，文献引用率最高。其次是Levidow(2013)从宏观层面分析了英国生物科技创新发展与公共利益。还有Varadarajan(2014)和Mirvis(2016)从企业社会创新角度探讨科技如何创造更多公共利益。此外也有学者关注科技向善在公共健康领域的积极作用[13]。在自然科学领域，国际电气工程师学会(IEE)高性能计算会议也呼吁科技创新向善(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 Social Good)，利用科技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创造性解决方案[14]。随着人工智能(AI)、深度学习(ML)等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不断受到科技伦理方面的质疑，相关领域学者积极倡议科技向善，提出了智能科技向善(AI4SG)的十大协作准则[10]、程序设计原则[15]以及智能项目在科技向善方面的应用案例。科技向善激发了人们对科研能力和创新应用方向的重新思考[16]，虽然科技向善的内涵尚没有统一，但人们对“科技应用让更多人受益”的观点达成共识，即科技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social/public/common good)，如环境、健康、安全和教育等。
表2 科技向善研究问题及代表性文献
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创新与和谐社会(Bason,2010);创新与公共利益(Laursen,2013);企业社会创新(Mirvis,2016;Varadarajan,2014);科技向善与社会福祉(Mao等,2020);科技向善与公共健康(Ross,2020;Berridge,2016)自然科学领域“科技向善”协作准则(Tomasev等,2020);智能项目和智能科技向善 (Guidi,2017);智能科技向善(AI for social good,AI4SG)的设计准则(Floridi,2020);创新、技术、科学知识与公共福利(Mormina,2019)
1.2.2 企业科技向善的理论背景
Hans Jonas[17]提出《责任命令》，促使技术伦理在技术哲学和伦理学领域获得广泛讨论，人们开始关注技术研究和科技成果的负面效应，并推行技术伦理教育。德国学者Hans lenk[18]通过《技术与社会》等著作对责任进行分类，如行为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倡导制定伦理规则框架，为责任承担提供制度保障。道德责任是普遍的，需要团队成员或集体共同承担。技术伦理逐渐演进发展出生物技术伦理、纳米技术伦理和信息技术伦理等前沿研究，推动基因技术、个人隐私、生物安全等热点问题的探讨。但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技术伦理范围与原则遭受挑战。Hellstrom(2003)提出了“负责任创新”概念，要求提高科技创新和产品的道德可接受性。道德可接受性和人类利益是负责任创新的基本要素，也成为欧盟制定政策的基本理念[2]，其要求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并通过制度保障伦理责任的承担[19]。此时，技术伦理研究超越了科技伦理教育阶段，开始引入政策和制度架构约束科技人员。
科技创新如何提升社会福祉和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科技伦理的研究热点。我国学者引入西方技术伦理思想[18, 20]，并结合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道德进行研究[21]，推动了我国政府将技术伦理纳入政策框架中，如《科技工作者道德行为自律规范》等，以及在“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中强调加强科研诚信、科研道德、科研伦理建设和社会监督；“科技为民”的政策导向要求企业用科技解决环境问题、扶贫问题等。
技术伦理研究开始进入企业战略领域。如Carroll[22]认为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该承担伦理责任，重视社会贡献和环境保护等，即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社会责任能够激发技术创新并提升企业绩效。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并被赋予道德属性，企业目标不再仅仅是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是具有道德价值，对内部员工、环境和社会发展都要作出贡献。有学者开始使用“企业公民”概念来研究企业行为。企业公民要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普遍的伦理约束，这些规范和约束构成了企业伦理，而企业技术伦理是企业伦理的重要类型。当企业承担的伦理责任与经济目标产生矛盾时，就出现了伦理困境。企业家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进行社会创业[23]，从而产生社会企业的组织形态，使社会企业同时具有企业公民与经济组织的双重身份[24]，解决了伦理困境。社会企业通过社会创新解决社会问题或创造社会价值[25]，因此以提高社会服务效率和创造社会价值的科技创新能够改变企业组织形态与价值目标[26-27]。
正如前面所述，企业承担伦理责任、进行社会创业和社会创新[28]，最终表现为通过科学技术解决医疗、教育和环境等社会问题，提升社会公共利益。据此，可以将其归纳为企业的科技向善战略，其中，向善是指企业科技创新的应用方向——解决社会问题和提升公共利益。科技向善赋予企业道德与伦理的组织文化，让企业在产品设计和科技创新活动中自觉融入责任意识，创造社会价值。科技向善引导企业发展符合制度规范的伦理监管要求，同时，获得利益相关者认可。因此，企业科技向善研究是基于技术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管理理论的扩展，并关注企业通过科技创新进行社会价值创造的方式和应用路径。
“企业科技向善”概念的提出基于中国文化背景，西方创新管理理论是基于西方社会文化与价值观，而中西方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为企业科技向善提供了重要基础。
首先，集体主义文化体现了中西方文化间的显著差异。中国文化强调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依赖和依存的关系 [29]。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和个体更愿意创造社会价值，对集体利益的重视程度超过个体利益。而文化差异也会影响科技应用与技术创新方式，如企业在集体主义文化下更倾向于突变式创新，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下倾向于渐进式创新。但杜旌[30]持相反观点，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下新想法和新措施会破坏集体和谐、损害集体利益，进而认为集体主义会阻碍个人创新。
其次，东西方文化下的思维模式存在差异。在西方文化下，人们倡导独立型自我，崇拜英雄主义，从不放弃属于自我的权利。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认识世间万物的尺度”，随后文艺复兴为个人主义发展提供了土壤。个人主义强调自信和个人利益，代表了创造性、开拓性和不向权威屈服的精神。但同时，托克维尔指出，如果个人主义不受压制就会走向利己主义。亚当斯密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才能促进社会利益。然而个体自私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先秦哲学家老子提出的“上善若水”和“水利万物”，强调 “至善”是为集体利益服务的；《礼记》中记载的“天下为公”体现了中国大同世界的基本价值观；中国提倡的“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是这种价值观的继承，有利于人类整体利益的统一。
最后，企业科技向善作为一种理念和规范，在集体主义文化里更易被人们遵守。儒家和道家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代表，在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并进行了融合。儒家五常 “仁、义、礼、智、信”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天人合一”和“仁爱忠恕”的思想受到广泛认同。科技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是为集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服务的，通过“仁爱”和“德治”实现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本文基于东方文化价值观，提出企业科技向善的基本理论框架，主要从企业战略管理角度考察企业科技向善内涵，主要体现在：①道德属性——负责任(经济、环境和社会等)的技术创新；②应用目的——科技应用于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③服务对象——为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追求社会服务效率提升而非商业利益最大化；④价值创造——社会价值，集体利益相对优先于个人利益，致力于创造社会价值和广义的社会贡献。《老子》记载，“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强调崇高的美德是“利万物”。因此，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恪守道德规范的“利万物”就是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科技服务于人类共同价值和利益的目的，达到“天人合德”的境界。
企业科技向善是指企业主动地利用负责任的创新技术解决社会问题，把道德理念融入产品设计与科技应用中，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追求社会服务效率提升和社会价值创造，在实现集体利益的过程中获得商业利润。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应遵守法律与商业道德，对人、环境和社会承担责任，如社会投资、慈善捐助等，其具有符合监管要求、获取合法性的动机。企业科技向善则强调社会问题与公共利益是企业的发展机遇和再创业机会，采用负责任的创新技术是广义上的贡献社会价值和经济福利，从而获得商业利润，这是聚焦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策略，具有战略主动性。
企业科技向善强调企业在创新与产品设计过程中的道德伦理属性和责任意识，企业要开展负责任的创新，把伦理责任作为创新的内在动力。负责任的创新往往通过预测性(anticipation)、包容性(inclusion)、自反性(reflexivity)和响应性(responsiveness)等要素促进技术创新与伦理的结合。创新主要对技术的负面效应和不确定性进行预测及评估，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技术与产品设计过程[32]，实现多元参与和责任共享的包容性创新机制，同时，创新主体与社会、环境互动迭代，通过制度响应实现伦理责任目标。企业通过确定“善意+产品或服务”的模式，在产品设计时嵌入道德价值和善意理念，将道德物化到企业产品或服务中，即把道德规范落实到企业行为、产品或服务中。但向善的产品和技术不应该强迫客户进行善意行为，这会导致人服从于机器和技术，而应该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人)，否则善意的产品也会引发伦理问题，如移动智能应用未经客户授权就收集个人隐私信息并进行健康资讯推送，或者企业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里包含保险与慈善捐赠，而消费者不知情，这些善意产品都是缺乏责任意识的表现。
企业科技向善要求企业科技创新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或重大难题。政府、市场和公益部门未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机会，企业的技术创新应着眼于解决复杂社会问题并推动社会变革和效率提升。而社会企业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基于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进行创业[24]，利用新理念方法创造共享价值和提高社会效率。企业在追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创造社会价值和获取合法性是其重要途径，如通过技术创新为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提供创造性解决办法。五菱汽车公司在新冠疫情期间提出“人民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口号，利用现有生产线技术，制造口罩和口罩机等防疫物资，从而度过停工停产危机。因此，将社会问题作为科技应用目的和动机是企业进行机会识别和价值创造的有效方案，也是企业科技向善的基本要求。
企业追求科技向善，久而久之会将其作为一种战略。这种战略会驱动企业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增加社会福祉、提高社会效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思想，界定了新时代社会福利的基本范畴。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群众最迫切的福利需求。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也提出“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和利民谨厚的社会福利思想。因此，科技向善战略驱使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和解决方案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使社会公众共享价值，即“保养万民”，这也符合东方文化的传统社会规范。
企业科技向善战略要求企业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社会价值创造和广义的社会贡献，在实现集体利益的过程中获得商业利润。企业的终极追求是社会价值。科技向善是解决企业商业利润和社会价值冲突的有效措施。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和善意产品服务，与政府和社会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等共享价值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获取商业利润和社会认可(合法性)，在追求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实现短期效益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平衡。
企业科技向善是企业的一种理念与战略导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企业科技向善的核心范畴与基本逻辑主要体现为企业创新的道德属性、应用目的、服务对象和价值创造4个基本要素。科技向善战略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并促进企业成长，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具有内在一致性。与西方理论体系强调“个人”不同，东方文化更加看重“集体”、“天下为公”与“命运共同体”，因此集体主义文化是企业科技向善的基本假设。表2展示了科技向善的核心范畴、逻辑，以及相关企业理论与代表性研究。
表3 企业科技向善范畴与逻辑
企业科技向善战略要素企业逻辑范畴企业理论范畴代表性研究及关键词1.道德属性-负责任的创新技术企业资源获取、利用以及核心能力培养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基础观责任式创新/负责任创新(Pandza,2013)(Voegtlin,2017)2.应用目的-科技应用于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或困难等社会问题企业机会识别和动态环境适应动态能力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创新(Zahra,2008)(陶秋燕和高腾飞,2019)3.服务对象-公共利益服务企业与社会共生共存和责任承担共生理论制度理论社会创业/数字社会创业(刘志阳等,2018)4.价值创造-社会价值价值模式变革和持续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外生理论(SCP和五力模型)社会企业(刘振和张玉利,2015)(Wry,2017),(Battilana,2015)
从企业外部视角，社会制度和社会转型存在的困难或问题，以及疫灾、地震等外部冲击是影响企业科技向善的外部因素；从应用目的看，科技向善企业利用科技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即企业从社会问题中识别机会并适应由突发社会问题引致的环境变化；从动态能力理论角度，企业科技向善有助于提升企业机会识别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从服务对象和价值创造要素看，企业实施科技向善战略强调为公共利益服务和创造社会价值，推动企业与社会融合，这也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而社会价值创造促使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并在产业价值链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如基于社会创新的社会创业[33]，让新兴的社会企业受到投资者关注，企业通过价值创造模式变革形成差异化竞争战略。
从企业内部视角看，企业从社会问题中发现新技术应用场景、获得创业机会/创新机遇的机会识别能力是影响科技向善战略实施的内部因素。从道德属性看，负责任的创新技术强调多元参与和责任共享的包容性创新机制，鼓励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技术和产品设计过程，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外部关键资源。多元参与和“善意+产品或服务”模式有利于企业充分调用内部资源，培养协调能力、创新能力、机会识别能力等核心能力，这与资源基础观的思想一致。此外，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和疫情等外部冲击下，企业与社会共生共存的需求也会促使企业科技向善，善意的科技创新和产品服务也是进行制度响应的一种方式，能够让企业获取合法性，符合制度理论的观点。
基于企业科技向善的内外驱动因素及4个基本原则构建企业科技向善战略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它包含几个相互联系的部分：①科技向善的4个基本要素；②科技向善的内外部驱动因素；③综合绩效，即企业可持续发展、社会变革及发展。
图1 企业科技向善逻辑框架
Porter & Kramer[34]提出，社会问题深刻影响企业行为和价值创造，企业和与社会具有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企业必须把社会伦理规范融入核心竞争力范畴，同时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即商业决策要遵循共享价值创造的原则。企业科技向善让企业的科技和产品竞争进入新赛道，即社会价值是企业竞争的新维度。社会价值创造是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企业科技向善有助于企业获得核心资源，进而获得竞争优势。实施科技向善战略的企业将道德伦理属性和责任意识融入科技创新与产品设计过程中，并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其多元化参与和责任共享的包容性创新机制有助于获得政府及社会公众认可。从制度理论角度，这有助于企业获得合法性和企业声誉。在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企业能够通过政府和社会支持获得外部稀缺资源，如外部知识、市场准入权、土地使用权等。资源基础观从企业内部资源角度解释企业竞争优势构建和企业成长范式，即“核心资源—竞争优势—组织绩效/企业成长”，那么从西方战略管理角度看，企业通过实施科技向善战略解决社会问题和服务公共利益，可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获取核心资源，帮助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企业科技向善有助于增强企业核心能力，进而获取企业竞争优势。科技向善要求企业从社会问题或重大难题中识别机会，企业要与社会共生共存就必须具有适应外部冲击和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从动态能力理论框架“核心能力—竞争优势—组织绩效”角度分析(焦豪，2011)，科技向善企业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可以提升自身的机会识别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典型的是，降低碳排放和能耗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格力电器公司致力于绿色创新，将科技创新应用到善意产品和解决碳排放问题，并制定了光伏空调产品行业标准，进而提升了格力公司的竞争优势。
企业科技向善是一种重要的竞争战略，有助于企业变革价值创造模式，进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企业竞争优势外生理论和“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组织绩效”范式是解释企业外部竞争优势来源的重要理论框架。迈克尔波特通过“五力模型”和“三大战略”具体分析竞争优势来源。科技向善战略是企业为公共利益服务，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价值。目前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把社会维度纳入其战略规划中，但社会价值创造可为企业竞争策略提供差异化选择，企业通过社会价值创造进入另一个赛道和维度以参与竞争。科技向善促使企业产品形成差异化，实现商业模式创新，这会改变既有市场结构，让企业在价值链中处于更有竞争力的位置。此外，企业通过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和价值创造，有助于降低企业监督成本。因此，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科技向善又可以提高企业效率并扩大企业边界，这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企业科技向善促使企业主动与社会融合(corporate social integration)，这超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企业没有足够资源和能力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方式易使企业与社会产生对立现象。如李增福[35]发现，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背离初衷，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明显；还有学者提出，慈善捐赠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掩盖内在社会责任的缺失(高勇强,陈亚静,张云均，2012)。而科技向善让企业主动嵌入特定的社会问题，通过善意的科技应用和产品创新创造出共享价值，使社会和企业共同受益。企业与社会的融合互动是一种双赢，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也提高了整个社会福利。
基于以上分析，在企业科技向善与社会互动融合过程中，从内部视角看，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核心资源并提升核心力；从外部视角看，有助于企业变革价值创造模式和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差异化，帮助企业占据价值链高端，进而获得竞争优势。科技向善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逻辑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企业科技向善与竞争优势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会影响企业行为。企业科技向善是在中国集体文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应对疫情的战略实践。新冠疫情期间，相比传统的捐款捐物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于集体主义的中国企业科技向善的创意产品与科技服务供给更引人注目。西方的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于“世界是什么”的实证分析，而中国哲学普遍探讨“应该怎么做”，强调“积极入世”、做到天人合德。基于中国的企业实践和相关文献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梳理了疫情下企业科技向善行为的理论逻辑。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科技向善是企业进行社会价值创造和商业模式变革的主动战略，通过善意的产品提供与科技应用解决社会问题是企业提升声誉、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
(2)阐述了企业科技向善的丰富内涵。科技向善是企业主动利用负责任的创新技术解决社会问题，将道德理念融入产品设计和科技应用中，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追求社会服务效率提升和社会价值创造，在实现集体利益的过程中获得商业利润。
(3)解释了企业科技向善与竞争优势的关系。科技向善是一种重要的企业战略，有助于促进企业与社会融合，帮助企业获取核心资源，增强企业核心能力，进而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新冠疫情下的中国企业科技向善现象备受关注，但很少有文献对相关概念和逻辑进行系统阐述，这导致了科技向善概念混乱、使用不准确等问题，进而妨碍了科技向善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的理论贡献是，首先，从实践基础、理论背景和东方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等角度厘清了企业科技向善概念，并初步探讨了科技向善的理论内涵和逻辑范畴。这对企业开展科技向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基于文献梳理构建的科技向善理论框架为科技向善后续研究的规范性和严谨性提供了参考。其次，本文分析了科技向善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扩展了Porter & Kramer(2006)对企业与社会关系的相关研究，并为企业科技创新和社会价值创造等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相比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科技向善促进了企业价值创造模式的变革。企业通过共享价值与社会价值创造融入社会，改善了社会关系网络。最后，本文从基础研究、模型方法和应用等层面对企业科技向善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基于中国文化情境提出未来研究的切入点，可为企业科技向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研究对政府政策监管和企业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1)政府应该将企业的社会价值和公共利益创造作为监管与考核的新维度，其中，企业科技向善是重要原则。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公共企业的科技伦理监管和治理规范还不完善，仅有《科技工作者道德行为自律规范》等非量化指引条例。2020年，香港证券交易所修订并实施最新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以“重要性、量化、平衡和一致性”原则，对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的关键性指标进行考核。而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引》还处于滞后阶段。企业科技向善理念强调企业的科技创新和产品供给服务于社会价值与公共利益，是对传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深化和再发展。因此，在新的上市公司监管政策中，应该将上述维度作为关键性指标进行考核，引导企业科技创新应用方向。
(2)企业管理者应该把科技向善融入企业经营策略和竞争战略中，从预测、过程设计和结果等方面保障企业进行负责任的创新，使科技向善理念嵌入到科技创新和产品设计中，将社会价值和共享价值创造作为企业终极追求目标，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本文厘清了企业科技向善的概念框架，分析了其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为企业战略管理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操作思路，但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未提供详细的操作指南引导企业实施科技向善战略。未来研究可以从基础研究、方法模型和应用等方面展开。①企业科技向善的基础研究。企业科技向善的定义内涵和方法模型还未统一，没有形成有效的测量指标和评价体系。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扩展科技向善概念，挖掘科技向善的动因和形成过程，探讨影响企业科技向善的政策和商业竞争因素，完善企业科技向善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②科技向善方法和模型研究。疫情期间，中国出现很多科技向善的企业案例。可以充分利用科技发展和数据丰富等优点，如社交媒体数据和疫情地理数据，采用多种方法分析企业科技向善的基本要素、原则、情境变量和理论框架，利用多案例、计量模型、大数据等方法不断完善现有科技向善理论体系；③企业科技向善的应用研究。国外针对人工智能向善和科技协作提出了倡议、指南[10]，国内研究关注如何促使科技向善理念在企业内传播，但其作用机理还未得到广泛认同。未来研究可以关注科技向善如何影响企业组织架构、行为与战略决策。如中国情境下企业实施科技向善如何处理与政府、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科技向善对企业绩效和产品的提升作用，以及科技向善对企业的负面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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