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子公司自主权如何影响逆向知识转移
——来自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实证研究

冯永春1,苏萌萌2,崔连广3

(1.天津财经大学 商学院,天津 300222;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学院,北京 100029;3.南开大学 商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海外子公司自主权对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具有重要影响,但已有研究对此存在明显“悖论”。收集132家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数据,对不同类型海外子公司自主权与逆向知识转移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海外子公司自主权中,营销自主权、人事自主权与逆向知识转移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财务自主权和研发自主权能够显著正向影响逆向知识转移;知识复杂性负向调节海外子公司自主权与逆向知识转移之间的倒U型关系。深化海外子公司自主权研究,对跨国公司开展子公司管理与逆向知识转移活动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海外子公司自主权;逆向知识转移;知识复杂性;中国跨国公司

How Does Overseas Subsidiary Autonomy Affect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Overseas Subsidiarie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Feng Yongchun1, Su Mengmeng2, Cui Lianguang3

(1.Business School,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2.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3.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Autonomy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knowledge transfer 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but there is an obvious "paradox"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es.This study collected data of 132 overseas subsidiarie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onomy of different types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and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s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subsidiary autonomy, marketing autonomy, personnel autonomy and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Financial autonomy and R&D autonomy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Knowledge complexity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invers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subsidiary autonomy and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This study deepens the study of overseas subsidiary autonomy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carry out subsidiary management and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Key Words:Overseas Subsidiary Autonomy;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Knowledge Complexity; Chinese Multinationals

DOI10.6049/kjjbydc.202006005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1)05-0115-10

收稿日期:2020-06-02

修回日期:2020-07-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87209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7YJC630025)

作者简介:冯永春(1987—),男,河南周口人,博士,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服务营销;苏萌萌(1995—),女,山东济宁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崔连广(1980—),男,天津人,博士,南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商业模式创新、创新与创业、制造业服务化。

0 引言

随着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持续提升,其海外子公司的职能与角色也在不断演变。许多海外子公司的工作重心由销售与服务逐渐转为研发与战略[1-2],其扮演的角色由海外市场的开拓者”,逐渐演变为先进知识的“转移者”与竞争优势的“创造者”[3]。在全球战略制定与实施中,跨国公司需要赋予海外子公司自主权,提升其战略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与主动性[4]

海外子公司自主权是跨国公司内部权力配置与组织管理的具体体现[5]。自主权能够提高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市场经营的灵活性与主动性,促进子企业获取并创造先进知识,对其在东道国市场成长发展与逆向知识转移(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RKT)具有重要影响[6]。然而,现有研究中自主权对海外子公司RKT的影响存在明显“悖论”。部分学者认为,自主权有助于海外子公司获取并创造更多高价值知识,进而促进RKT[7]。另一些学者认为,母公司赋予子公司较多的自主权会促使其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不利于RKT[8]。此外,现实中跨国公司会根据自身战略与子公司的具体需求,赋予海外子公司不同类型的自主权[9],而后者可能会对RKT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鉴于以往研究尚未深入剖析上述问题,故本文构建研究模型,深入探究海外子公司自主权对RKT的影响机制。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述评

1.1.1 海外子公司自主权

自主权是指不受母公司干涉的情况下,子公司能在关键战略问题上自主作出决策的程度[10]。研究者根据自主权职能,将其划分为4种类型[11]。第一类为营销自主权,是指自主进行营销决策以及处理营销事务的程度[2],能够使子公司根据东道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并执行具有针对性的营销方案。第二类为人事自主权,是指自主进行人事决策以及处理人事事务的程度,能够使子公司根据海外市场状况选择适配的人员与招聘方式,制定并实施相关人事制度等[11]。第三类为财务自主权,是指自主进行财务决策以及处理相关财务事务的程度,使子公司能够相对自主地调配资金[12]。第四类为研发自主权,是指自主进行研发决策以及处理研发事务的程度,使子公司根据东道国市场和技术情况选择研发方向[13]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多种因素对海外子公司自主权的影响[14],忽视了海外子公司自主权对跨国公司的影响[4]。自主权能影响知识搜集与创造[1-2],拥有较高水平的自主权有利于海外子公司快速作出决策,识别并利用东道国的机会,收集、创造知识资源,促使个体产生内在动机,增强其知识分享的主动性与意愿[15]。然而,海外子公司自主权对RKT的影响存在明显“悖论”:一种观点认为,较多的自主权能使子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充分发挥主动性,有助于知识创造和获取,进而促进RKT[7];另一种观点认为,较多的自主权会促使机会主义产生,从而不利于RKT[8]

1.1.2 逆向知识转移

RKT是指子公司从东道国获取或创造知识资源,并通过各种渠道将其传递给母公司,最终通过母公司吸收、整合应用于跨国公司实践,以提升企业整体竞争优势的行为过程[16]。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学者们对RKT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5类:①环境因素。母国和东道国间的文化、制度和经济距离以及子公司区位会影响RKT[9,17];②主体因素。子公司类型、绩效、转移意愿、能力以及母公司的“跳板”意图和吸收能力会对RKT产生影响[18-19];③关系因素。母子公司间的共同目标和语言、沟通频率以及内部嵌入性会影响RKT[20-21];④组织机制。跨国公司内部沟通、激励、协调和控制机制会对RKT产生影响[13,22];⑤知识因素。知识类型、特点和相关性会影响RKT[23-24]

尽管研究者们探讨了多种因素对RKT的影响,但RKT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一些关键因素,如海外子公司自主权如何影响RKT缺乏系统研究。自主权能够为海外子公司提供充分的成长空间,激励其进行知识获取与创造,使其更好地发挥“跳板”功能[25]。然而,过多的自主权不利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可能会降低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进而对RKT产生负向影响[8]

1.2 研究假设

1.2.1 海外子公司自主权与逆向知识转移

海外子公司开展国际经营面临许多风险与不确定性,需要母公司赋予其一定的自主权[26]。适度的自主权有助于海外子公司获取或创造先进知识资源,对RKT产生积极影响。首先,自主权可以提高子海外公司决策的灵活性和主动性[27],促进其对优秀知识的搜寻与获取,增加其知识资源储备,为其开展RKT提供知识基础。其次,海外子公司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能够增加其在东道国开展学习与创新的机会,提升其资源整合和创新能力[28],对RKT产生积极影响。此外,自主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信任,能够直接增强子公司开展RKT的意愿和动力。

然而,自主权持续提升可能会引发海外子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利于RKT。首先,当拥有“充足”的自主权时,子公司为了自身发展可能会将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市场拓展、产品创新等活动,而忽略RKT。其次,子公司开展RKT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等资源,无法在东道国直接获取竞争优势,因而随着自主权提升可能导致海外子公司RKT意愿降低[29]。此外,自主权提升有助于子公司在东道国积累战略资源,提升其相对优势与战略地位,使其具备与母公司博弈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母公司控制,从而减少RKT活动。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海外子公司自主权与RKT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为深入剖析海外子公司自主权对RKT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以往研究[11],将自主权划分为营销、人事、财务和研发自主权4种不同类型。营销自主权能够确保海外子公司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快速作出营销决策,是跨国公司提升竞争优势的关键[2]。随着营销自主权提升,子公司能够根据东道国市场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营销策略,进而获取或创造更多市场知识,促进RKT。然而,当营销自主权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子公司为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会更倾向于将资源与精力用于拓展东道国市场而减少RKT。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a:海外子公司营销自主权与RKT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同理,人事自主权提升能够使海外子公司根据东道国市场拓展、研发需求等实际情况招聘合适的营销、技术和管理人员,有利于先进知识获取与创造,对RKT产生积极影响[11]。然而,当人事自主权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子公司可能为减少或摆脱母公司的人事控制,降低RKT的动力。财务自主权提升能够促使子公司针对海外资金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当的财务策略,通过财务处理活动,子公司能够提升相关财务知识,为RKT创造条件[12]。然而,当财务自主权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子公司能够摆脱母公司的资金束缚,降低知识转移动力,从而不利于RKT。研发自主权提升能够促使海外子公司根据东道国客户的实际需求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进而创造和积累相关知识,有利于RKT。然而,当研发自主权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子公司可以依靠新技术和产品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提升其在跨国网络中的战略地位,进而削弱RKT意愿,降低RKT的频率和数量[2]。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b:海外子公司人事自主权与RKT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H1c:海外子公司财务自主权与RKT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H1d:海外子公司研发自主权与RKT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1.2.2 知识复杂性的调节作用

知识复杂性可能在海外子公司自主权与RKT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在自主权较低的情境下,尽管子公司自主权提高有利于其学习与创新,激励其进行更多的RKT。但知识复杂性较高,转移过程困难且繁琐[30],既需要转移者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良好的传授能力,又需要接收者能够充分理解这些知识并用于实践。因此,需要母子公司投入较多的资源与精力[15]。在自主权较高的情境下,尽管可能会引发海外子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阻碍RKT,但中国企业为实现创新追赶,母公司对高价值复杂知识的需求强烈[2],会采取激励或强制措施促使子公司开展RKT[24]。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知识复杂性负向调节海外子公司自主权和RKT之间的倒U型关系。

海外子公司自主权类型不同会导致RKT难度存在差异,进而对知识复杂性的调节作用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a:知识复杂性负向调节海外子公司营销自主权和RKT之间的倒U型关系;

H2b:知识复杂性负向调节海外子公司人事自主权和RKT之间的倒U型关系;

H2c:知识复杂性负向调节海外子公司财务自主权和RKT之间的倒U型关系;

H2d:知识复杂性负向调节海外子公司研发自主权和RKT之间的倒U型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为样本,开展数据采集。根据研究框架中的变量设计调查问卷,为确保数据的有效性,进一步对问卷结构和内容进行调整。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企业基本情况,包括母子公司规模、成立年限、母公司所处行业、所有制、国际化经验、进入模式以及子公司是否为“旗舰”子公司等;第二部分为主要研究变量,分别为海外子公司自主权、逆向知识转移和知识复杂性。在数据收集阶段,研究团队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CCPIT)的发展研究部合作,由CCPIT发展研究部安排相关人员赴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印度和韩国等地的驻外代表处进行问卷发放与收集。

本次数据收集时间为2018年3~6月,共收集173份问卷,剔除无效和不完整问卷后,得到132份有效问卷,样本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问卷样本来自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国家。样本企业所属行业包括生物制造、IT、化工、通讯、新能源、机械电气等。受访者主要为海外子公司的CEO、总经理、部门经理等对企业整体情况较为了解的中高层管理者,共117人,占总调查人员的88.63%。表1中的样本特征结果与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7)中的内容类似,跨国公司规模、成立年限、国际化经验等所占比例较为接近,说明本研究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有变量均取自现有量表,其中,潜变量测量采用Likert 7级指标测量法,1~7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1)海外子公司自主权。本研究借鉴张娜[11]的研究量表,从营销、人事、财务和研发4个维度对海外子公司自主权进行综合测量。

(2)逆向知识转移。对RKT的测量主要借鉴Rabbiosi[13]和张娜[11]的研究量表,共13个条目。

(3)知识复杂性。借鉴Simonin[31]和Silveira等[15]开发的量表,采用3个条目对知识复杂性进行测量。

(4)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母子公司规模(员工人数取对数)、成立年限、母公司所有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1,其它为0)、母公司国际化年限、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全资及并购公司为1,其它为0)、子公司行业(高科技行业为1,其它行业为0)、子公司是否为旗舰子公司(是为1,否则为0)、母子公司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和母公司吸收能力。制度距离测量采用《全球国家治理指数(2017)》中的指数进行计算;文化距离根据Kogut&Singh[32]基于Hofstede[33]的研究成果所提出的4维度测量法进行测量;吸收能力测量采用Lane等[34]开发的3条目量表。

表1 样本特征描述

特征数量百分比特征数量百分比母公司规模(员工人数)海外子公司成立年限<1 00064.55<10年3728.031 000^50006146.2110^20年6549.245 000^100005843.9421^30年2619.70>10 00075.3031^50年43.03母公司所有制>50年00.00国有及控股4937.12进入模式民营及其它8362.88全资及并购5541.67母公司成立年限其它7758.33<10年53.79行业10^20年1410.61高科技7355.3021^30年3828.79其它5944.7031^50年4534.09海外子公司所在位置>50年3022.73美国3123.48母公司国际化经验加拿大32.27<10年129.09英国1511.3610^20年3526.52德国2216.6721^30年5138.64法国53.7931^50年2619.70意大利43.03>50年86.06澳大利亚75.30子公司规模(员工人数)日本1813.64<504735.61新加坡1410.6150^1004030.30印度64.55101^5003022.73韩国75.30>5011511.36被访者职位是否是旗舰子公司高层管理者8564.39是9471.21中层管理者3224.24否3828.79基层管理者及员工1511.36

2.3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通过Cronbach's α系数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测量模型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表明信度良好。所有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AVE)均大于0.5,组合信度值(CR)均大于0.7,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内聚效度。在RKT测量中,“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基础技术知识”和“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应用型技术知识”的因子载荷小于0.5,故在后续数据处理中将其删除。

3 实证分析

3.1 同源方差检验

本研究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对问卷所有题项进行因子分析,析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累积方差变异量为74.633%。其中,第一主成分所解释的方差比例为21.051%,远低于先前研究所建议的门槛值,说明同源方差问题不严重。

3.2 相关性分析

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如表3所示。海外子公司自主权(β=0.744,p<0.01)、营销自主权(β=0.490,p<0.01)、人事自主权(β=0.609,p<0.01)、财务自主权(β=0.566,p<0.01)和研发自主权(β=0.555,p<0.01)与RKT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为避免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法,探讨不同类型自主权对RKT的内在影响机制,并对所有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发现,VIF最大值为1.883,均远低于临界值10,说明本研究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严重。

3.3 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Lind&Mehlum[35]提出的U型关系三步检验法对变量间的倒U型关系进行检验。首先,由表4中模型2和模型3回归结果可知,自主权与RKT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b=0.572,p<0.001),自主权平方项与RKT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b=-0.145,p<0.01);其次,计算曲线关系在自主权最大值和最小值处的斜率。如果两点斜率检验符号相反且均显著,则可确定曲线同时具有向上和向下的分量,即倒U型的两边,排除了曲线关系为对数型或指数型[36]的可能性。计算结果表明,斜率在自主权最小值处显著为正(t=20.135,p=0.000),在自主权最大值处显著为负(t=-2.222,p=0.014);最后,曲线拐点为6.700,接近自主权最大值,在95%置信区间内,如图1所示。综上,海外子公司自主权与RKT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H1得到支持。

在模型6中,知识复杂性和自主权平方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b=-0.003,p<0.05),说明知识复杂性负向调节自主权和RKT的倒U型关系,即知识复杂性会使倒U型曲线变得平缓。此外,本研究发现,知识复杂性的调节作用会使倒U型曲线拐点发生显著变化:随着知识复杂性提升,倒U型曲线拐点向右移动,进一步证明了知识复杂性对变量间倒U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H2通过检验。

表2 变量测量、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测项载荷AVECRα营销自主权母公司授权我们在海外自主进行东道国市场分析0.6580.5750.8430.841母公司授权我们在海外自主进行顾客需求分析0.792母公司授权我们在海外自主进行营销渠道选择0.793母公司授权我们在海外自主进行营销手段选择0.782人事自主权母公司授权我们在海外自主进行中层以下员工的人力资源规划0.5950.5560.8320.827母公司授权我们在海外自主进行中层以下员工的招聘与配置0.747母公司授权我们在海外自主进行中层以下员工的绩效考评0.835母公司授权我们在海外自主进行中层以下员工的薪酬制定0.784财务自主权母公司授权我们在母公司预算范围内进行海外市场的财务预算0.7680.5120.7590.754母公司授权我们在海外市场进行海外市场的收支控制0.675母公司授权我们进行海外市场的资金监督0.701研发自主权母公司授权我们在海外自主进行产品概念设计0.7100.6310.8720.866母公司授权我们在海外自主进行产品研发计划的制定0.879母公司授权我们在海外自主进行产品研发的推进0.833母公司授权我们在海外自主进行产品研发的管理工作0.744逆向知识转移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东道国市场相关知识0.9440.6260.9530.836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顾客需求的相关知识0.921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营销渠道的相关知识0.805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营销手段的相关知识0.582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营销管理知识0.731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人力资源管理知识0.821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财务管理知识0.790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生产及研发管理知识0.863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采购管理知识0.764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基础技术知识0.343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应用型技术知识0.424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产品研发知识0.993我们积极为母公司提供产品生产知识0.981知识复杂性我们(海外子公司)的市场知识复杂、难传递0.8360.8000.9230.921我们(海外子公司)的管理知识复杂、难传递0.888我们(海外子公司)的技术知识复杂、难传递0.955

同理,由表5中模型7和8可知,营销自主权与RKT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b=0.274,p<0.001),营销自主权平方项与RKT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b=-0.124,p<0.05)。通过计算,曲线在营销自主权最小值(t=12.552,p=0.000)和最大值(t=-2.595,p=0.005)处,斜率符号相反且均显著。曲线拐点为6.133,在95%的置信区间内,如图2a所示,H1a通过验证。在模型9~11中,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即知识复杂性对营销自主权与RKT间的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H2a未通过检验。

由模型12和13可知,人事自主权与RKT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b=0.334,p<0.001),人事自主权平方项与RKT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b=-0.110,p<0.01)且曲线在人事自主权最小值(t=11.210,p=0.000)和最大值(t=-2.740,p=0.004)处,斜率符号相反且均显著。拐点为6.032,在95%的置信区间内,如图2b所示,H1b通过验证。在模型14~16中,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即知识复杂性对人事自主权和RKT间的关系无调节作用,H2b未通过验证。

由模型17和18可知,财务自主权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b=0.322,p<0.001),而财务自主权平方项系数为负值但不显著,即财务自主权正向影响RKT,但两者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如图2c所示,H1c和H2c不成立。模型19和20的回归结果表明,知识复杂性不会直接影响RKT,而且知识复杂性对财务自主权与RKT间的关系无调节作用。

表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p<0.05、p<0.01、p<0.001;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下同

变量均值标准差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海外子公司自主权4.6490.5952.营销自主权4.8960.7130.623**3.人事自主权4.3470.8380.819**0.315**4.财务自主权4.9440.7040.782**0.543**0.508**5.研发自主权4.4830.9020.762**0.1410.551**0.448**6.逆向知识转移5.5750.4800.744**0.490**0.609**0.566**0.555**7.知识复杂性4.8911.0250.0620.026-0.0320.0830.113-0.0428.母公司规模3.6160.617-0.070-0.053-0.072-0.037-0.043-0.1640.0859.母公司所有制0.3710.485-0.152-0.080-0.216*-0.148-0.025-0.1490.0510.02310.母公司成立年限37.92423.0100.1650.0460.1210.1630.1640.145-0.186*-0.045-0.08011.母公司国际化经验26.59113.8860.1590.0230.1000.1220.212*0.160-0.100-0.025-0.0230.827**12.母公司进入模式0.4170.494-0.424**-0.464**-0.304**-0.388**-0.173*-0.373**0.0730.219*-0.001-0.194*-0.210*13.海外子公司规模2.0260.498-0.019-0.069-0.037-0.0670.081-0.0400.0720.1220.0770.236**0.397**0.234**14.子公司成立年限15.1747.391-0.041-0.217*-0.014-0.0800.130-0.002-0.0230.0400.171*0.432**0.604**0.1000.475**15.子公司所处行业0.5530.4990.0140.179*-0.0970.132-0.0930.1510.1080.048-0.0980.1540.1120.0350.219*0.02316.是否为旗舰子公司0.7120.473-0.185*-0.205*-0.139-0.209*-0.045-0.187*0.0870.039-0.0220.1060.209*0.490**0.394**0.340**0.431**17.文化距离2.6121.198-0.312**-0.340**-0.224**-0.242**-0.155-0.292**0.0270.250**-0.101-0.074-0.231**0.735**-0.068-0.1180.0090.234**18.制度距离4.9731.458-0.048-0.243**0.103-0.1200.049-0.1170.016-0.127-0.1360.1080.1350.016-0.214*0.010-0.354**0.184*0.13919.母公司吸收能力4.9451.141-0.107-0.134-0.024-0.007-0.133-0.1310.1160.073-0.056-0.0030.0280.111-0.002-0.0040.0340.0720.0200.085

表4 自主权对RKT的影响分析结果

项目RKT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常数项6.293***3.414***0.2230.031-0.236-0.245母公司规模-0.080-0.094*-0.110*-0.107*-0.107*-0.108*母公司所有制-0.152-0.040-0.047-0.039-0.039-0.040母公司成立年限-0.002-0.003-0.004-0.005*-0.005*-0.005*母公司国际化经验0.0060.0060.0070.0070.0070.007母公司进入模式-0.1790.1100.1040.1080.1070.107海外子公司规模-0.027-0.075-0.081-0.070-0.067-0.065子公司成立年限0.0030.0060.0070.0070.0070.008子公司所处行业0.2100.252**0.248**0.271**0.275**0.278**是否为旗舰子公司-0.196-0.231**-0.245**-0.255**-0.255**-0.255**文化距离-0.025-0.019-0.010-0.007-0.006-0.006制度距离-0.0150.0060.0100.0170.0180.020母公司吸收能力-0.004-0.025-0.020-0.015-0.014-0.013自主权0.572***1.943**2.078**2.134**2.074**自主权2-0.145**-0.157*-0.157**-0.145**知识复杂性-0.052自主权*知识复杂性-0.012自主权2*知识复杂性-0.003*R20.2310.6220.6390.6490.6500.651调整R20.1540.5810.5950.6040.6050.606△R20.2310.3910.0170.0100.0010.001F2.986**14.954***14.762***14.314***14.373***14.421***

表5 各类自主权各对RKT的影响分析结果

项目营销自主权-RKT模型7模型8模型9模型10模型11人事自主权-RKT模型12模型13模型14模型15模型16财务自主权-RKT模型17模型18模型19模型20研发自主权-RKT模型21模型22模型23模型24常数项4.645***1.6401.5891.4861.4814.842***2.663**2.678**2.641**2.635**4.658***2.8332.9192.7524.973***3.917***3.893***3.672***母公司规模-0.091-0.103-0.102-0.102-0.102-0.089-0.101-0.101-0.100-0.100-0.090-0.098-0.096-0.096-0.082-0.090-0.086-0.087母公司所有制-0.124-0.100-0.096-0.096-0.097-0.020-0.021-0.020-0.020-0.020-0.091-0.101-0.095-0.095-0.125-0.135-0.128-0.128母公司成立年限-0.002-0.002-0.002-0.002-0.003-0.003-0.005-0.005-0.005-0.005-0.003-0.003-0.004-0.004-0.002-0.003-0.004-0.004母公司国际化经验0.0050.0070.0070.0070.0070.0090.012*0.012*0.012*0.012*0.0060.0060.0060.0070.0030.0040.0040.004母公司进入模式0.0100.1060.1100.1110.112-0.003-0.023-0.023-0.023-0.024-0.004-0.012-0.010-0.010-0.104-0.128-0.132-0.133海外子公司规模-0.039-0.067-0.062-0.063-0.062-0.076-0.054-0.052-0.051-0.050-0.032-0.042-0.035-0.032-0.059-0.061-0.050-0.047子公司成立年限0.0090.0100.0100.0100.0100.0020.0010.0010.0010.0010.0040.0050.0050.0060.0020.0020.0020.003子公司所处行业0.1910.1970.207*0.208*0.209*0.282**0.287**0.290**0.292**0.293**0.1600.1520.1630.1660.279**0.285**0.312**0.315**是否为旗舰子公司-0.245-0.281*-0.287*-0.288*-0.290*-0.219-0.245*-0.246*-0.246*-0.245*-0.161-0.156-0.160-0.161-0.214-0.226*-0.237*-0.233*文化距离-0.023-0.044-0.044-0.044-0.044-0.0110.0040.0050.0050.005-0.036-0.032-0.031-0.031-0.022-0.018-0.015-0.016制度距离0.0210.0280.0310.0310.031-0.028-0.031-0.030-0.029-0.0290.0010.0050.0090.010-0.014-0.012-0.005-0.003母公司吸收能力-0.031-0.032-0.030-0.029-0.029-0.044-0.042-0.042-0.041-0.041-0.051-0.048-0.045-0.044-0.018-0.013-0.007-0.006自主权0.274***1.521**1.567**1.585**1.564**0.334***1.327***1.328***1.338***1.326***0.322***1.0561.0501.0850.281***0.764*0.838*0.875**自主权2-0.124*-0.128*-0.128*-0.124*-0.110**-0.110**-0.110**-0.107**-0.072-0.071-0.071-0.052-0.059-0.057知识复杂性-0.023-0.006-0.029-0.053自主权*知识复杂性-0.005-0.002-0.007-0.012自主权2*知识复杂性-0.001-0.001R20.3420.3720.3740.3740.3740.5160.5490.5490.5490.5500.4070.4140.4180.4190.4840.4950.5060.507调整R20.2690.2970.2930.2930.2930.4630.4950.4910.4910.4910.3420.3440.3420.3440.4270.4350.4430.444F4.708***4.946***4.619***4.615***4.615***9.676***10.171***9.417***9.425***9.433***6.240***5.914***5.548***5.574***8.507***8.201***7.932***7.962***

图1 海外子公司自主权与逆向知识转移关系

由模型21和22可知,研发自主权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b=0.281,p<0.001),而研发自主权平方项系数为负值但不显著,即研发自主权正向影响RKT,但两者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如图2d所示,H1d和H2d未通过检验。模型23和24的回归结果表明,知识复杂性不会直接影响RKT,而且知识复杂性对研发自主权和RKT间的关系无调节作用。

3.4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结果的准确性与说服力,本研究在模型3、模型8和模型13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海外子公司自主权、营销自主权和人事自主权的立方项,以检验变量间倒U型关系的稳健性,结果如表6所示。在模型25~27中,自变量立方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海外子公司自主权、营销自主权、人事自主权与RKT间的关系均为倒U型,而非S型。此外,将表6中每个模型的R2值和调整R2值分别与模型3、模型8、模型13进行对比,由此可知,加入立方项并没有显著改善模型的拟合度,为变量间的倒U型关系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支持[36]

图2 海外子公司各类自主权与逆向知识转移间的关系

4 结语

4.1 结论

(1)海外子公司自主权对RKT具有倒U型影响,尤其是在营销和人事自主权方面。首先,一定程度的营销自主权有助于子公司根据东道国市场环境制定营销决策,进而促进知识获取和创造,有利于RKT[2]。然而,过多的营销自主权可能会导致母公司无法控制子公司的相关市场活动。而且,子公司创造的知识具有情境嵌入性,即使知识能够顺利流转,母公司也很难进行吸收和应用,因而不利于RKT[11]。其次,一定程度的人事自主权有利于子公司自主进行人员调动和配置,提高运营效率,进而有利于RKT。但过多的人事自主权一方面会降低子公司对母公司的依赖性,降低其开展RKT的动力,另一方面会使子公司的人事活动脱离母公司控制,阻碍母公司与子公司员工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不利于RKT。

(2)财务自主权、研发自主权和RKT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但由实证结果可知,财务和研发自主权对RKT具有积极影响。上述结果的产生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当子公司拥有的财务或研发自主权较小时,该类自主权的获得能够使子公司自主处理东道国的相关财务和技术问题,提高自身财务决策能力及技术创新能力,有利于创造更多知识[13]。但当财务和研发自主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方面,与营销和人事自主权不同,子公司无法依靠该类自主权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开发、人员配置等与绩效直接相关的活动,即使该类自主权得到极大提升也很难引发子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因而不会阻碍RKT顺利开展;另一方面,该类自主权提升会继续激励子公司基于东道国的制度准则进行独立核算、自主研发,进而促进RKT。因此,财务和研发自主权对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为线性,而非倒U型。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项目RKT模型25模型26模型27常数项0.1170.1150.167*母公司规模-0.151*-0.138-0.138*母公司所有制-0.050-0.099-0.025母公司成立年限-0.184-0.094-0.231母公司国际化经验0.1900.1930.335*母公司进入模式0.0880.097-0.028海外子公司规模-0.079-0.067-0.051子公司成立年限0.1060.1380.008子公司所处行业0.250**0.1840.295**是否为旗舰子公司-0.229-0.232-0.240*文化距离-0.015-0.0940.014制度距离0.0250.065-0.087母公司吸收能力-0.055-0.077-0.100自主权0.649***自主权2-0.127*自主权30.036营销自主权0.559***营销自主权2-0.109营销自主权3-0.033人事自主权0.600***人事自主权2-0.178**人事自主权30.023R20.6420.3770.550调整R20.5950.2970.492F13.840***4.685***9.453***

(3)知识复杂性负向调节海外子公司自主权与RKT间的倒U型关系。在自主权较低时,虽然自主权提升有利于子公司对优秀知识的获取和创造,但知识复杂性会提升子公司知识资源获取难度,而且随着转移成本和难度提升,子公司会减少RKT,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主权对RKT的促进作用。当自主权过高时,可能会引发子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阻碍RKT,但复杂知识通常具有较高的价值,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可以依靠这种知识资源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提升竞争优势,提高国际地位。因此,母公司对该类知识的寻求动机极强。为获得母公司支持并与母公司实现协同发展,子公司依然会向母公司转移部分知识资源,进而弱化海外子公司自主权对RKT的阻碍作用。

4.2 管理启示

(1)中国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应充分意识到自主权对RKT的影响,赋予海外子公司不同类别、不同程度的自主权。适度的营销与人事自主权有助于激励子公司在东道国获取和创造更多知识资源,并将其转移至母公司,实现协同发展。然而,过多的营销与人事自主权会促使子公司将战略重点聚焦于东道国市场开发,或产生机会主义行为,或脱离母公司控制,这有悖于中国跨国公司建立海外子公司的目的,将导致母公司既要负担子公司一定的经营成本,又无法获取所需要的知识资源,最终阻碍企业整体发展。为促进跨国公司内部知识流动,管理者应给予海外子公司适度的营销与人事自主权。同时,管理者可以给予海外子公司较大的财务与研发自主权。

(2)为提高RKT效率并激励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独特优势,跨国公司管理者必须对转移知识的复杂程度加以把控。当拥有的自主权较少时,海外子公司应积极开展简单知识的逆向转移活动,尽量降低RKT的成本,简化知识协调流程,促进知识流动;当自主权过高时,应积极鼓励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复杂程度和应用价值较高的知识,增强母公司对该类知识的寻求动机和意愿,降低子公司机会主义行为对RKT的阻碍作用,推动中国企业实现技术和创新追赶。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虽然证明了知识复杂性对海外子公司自主权与RKT关系的调节作用,但通过理论研究发现,知识复杂性可能对RKT具有U型影响,未来可以对其作进一步探讨。第二,仅以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情境局限性。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收集其它国家海外子公司数据,分析本结论是否适用于其它研究情境,以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通用性。

参考文献:

[1] GUPTA A K, GOVINDARAJAN V.Knowledge flows with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 21(4): 473-496.

[2] MUDAMBI,R,NAVARRA P.Is knowledge power? knowledge flows, subsidiary power and rent-seeking within MNC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4,35,(5):385-406.

[3] MUDAMBI R,PISCITELLO L,RABBIOSI L.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in MNEs: subsidiary innovativeness and entry modes[J].Long Range Planning, 2014, 47(1-2):49-63.

[4] 王娜,王永贵.跨国公司子公司自主决策权的战略性影响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7,39(5):58-72.

[5] NAJAFI-TAVANI Z, ZAEFARIAN G, NAUDÉ P, et al.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and subsidiary power[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5(48): 103-110.

[6] LIU Y, MEYER K E.Boundary spanners, hrm practices, and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the case of chinese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8.

[7] 刘明霞,于飞.在华跨国公司母子双向知识流动及其转移逻辑[J].科研管理,2015,36(2):160-166.

[8] AMBOS B, ASAKAWA K, AMBOS T C.A dynamic perspective of subsidiary autonomy[J].Global Strategic Journal, 2011, 1(3-4):301-316.

[9] ASAKAWA K, PARK Y J, SONG J, et al.Internal embeddedness, geographic distance, and global knowledge sourcing by overseas subsidiar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6): 743-752.

[10] ROTH K, MORRISON A J.Implementing global strategy: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subsidiary mandates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2,23(4):715-735.

[11] 张娜.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国际扩张过程中海外子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研究:基于战略资产寻求与自主权视角[D].天津:南开大学,2017.

[12] BIRKINSHAW J, HOOD N, JONSSON S.Building firm-specific advantages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role of subsidiary initiativ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19(3): 221-242.

[13] RABBIOSI L.Subsidiary roles and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s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11,17(2):97-113.

[14] YAMIN M,ANDERSSON U.Subsidiary importance in the MNC:what role does internal embeddedness play[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1, 20(2): 151-162.

[15] SILVEIRA F F, SBRAGIA R, LOPEZ-VEGA H, et al.Determinants of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for emerging market multinationals: the role of complexity, autonomy and embeddedness[J].Revista de Administracão (São Paulo), 2017, 52(2): 176-188.

[16] HAKANSON L, NOBEL R.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reverse technology transfer[J].MI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0(8): 29-48.

[17] AWATE S, LARSEN M M, MUDAMBI R.Accessing vs sourcing knowledg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between emerging and advanced economy firm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5, 46(1): 63-86.

[18] PARK C, VERTINSKY I.Reverse and conven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s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8):2821-2829.

[19] KONG L, CIABUSCHI F, MARTN O M.Expatriate managers' relationships and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within emerging market mnc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ubsidiary willingnes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8(93): 216-229.

[20] PELTOKORPI V, YAMAO S.Corporate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shared vision and communication frequency[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7, 52(3): 404-416.

[21] LIU Y, VRONTIS D.Emerging-market firms venturing into advanced economies: the role of context[J].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7, 59(3):255-261.

[22] 赵云辉,李亚慧,郭毅.社会网络结构对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影响研究——看门人角色的中介作用[J].中国软科学,2018(5):147-159.

[23] YANG Q, MUDAMBI R, MEYER K E.Conventional and reverse knowledge flows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34(5): 882-902.

[24] NAIR S R, DEMIRBAG M, MELLAHI K.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in emerging market multinationals: the indian context[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6, 25(1): 152-164.

[25] 崔连广,冯永春,苏萌萌.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研究[J].管理学报,2019,16(1):142-149.

[26] WANG S L , LUO Y , LU X , et al.Autonomy delegation to foreign subsidiaries: an enabling mechanism for emerging-market multinational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4, 45(2):111-130.

[27] YOUNG S, TAVARES A T.Centralization and autonomy: back to the future[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4, 13(2): 215-237.

[28] 和金生,陈国绪.海外子公司反向知识转移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6(11):3-7.

[29] AMBOS T C, AMBOS B, SCHLEGELMILCH B B.Learning from foreign subsidiari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headquarters' benefits from 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s[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6, 15(3): 294-312.

[30] GALINA S V R, MOURA P G D.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D by brazilia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8): 55.

[31] SIMONIN B L.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35(5): 407-427.

[32] KOGUT B, SINGH H.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3): 411-432.

[33] HOFSTEDE G.Cultural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related values[M].London:SAGE,1980.

[34] LANE P J, SALK J E, LYLES M A.Absorptive capacity,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12): 1139-1161.

[35] LIND J T, MEHLUM H.With or without U? the appropriate test for a U-shaped relationship[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 72(1): 109-118.

[36] HAANS R F J, PIETERS C, HE Z L.Thinking about U: theorizing and testing U-and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s in strategy research[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7): 1177-1195.

(责任编辑: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