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Does the Female Chairman of the Board Affect the R&D Expenditures: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rporate Life Cycle

Qiu Ronggu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7,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a sample consisting of listed firms from 2007 to 2019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the femal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n the R&D expenditures. We find that the female chairman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D expenditures. And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 the mature period, followed by the growth period and the weakest in the recession period. We also find that when the chairman of board was female, the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decreased and the number of invention patent applications decreased. And the risk aversion behavior of the female chairman has restrained the innovation of the corporate.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enrich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also have som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Female Chairman; R&D Expenditure; Risk Aversion; Corporate Life Cycle

DOI：10.6049/kjjbydc.202007027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1)05-0087-10

收稿日期：2020-07-08

修回日期：2020-10-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880013)；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JYD010)

作者简介：仇荣国(1978—)，男，江苏盐城人，博士，盐城师范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企业投融资决策。

0 引言

创新是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途径[1-2]，也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方式[3-4]。然而，对企业而言，创新是一项高风险活动[5-7]。因此，企业创新与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息息相关，更具冒险精神的管理层往往倾向于增加研发投入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规避风险的管理层则会阻碍企业创新[8-9]。根据Hambrick & Mason[10]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管理层的人口统计特征对其偏好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11-12]。随着越来越多女性在职场中崛起，尤其是越来越多女性开始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高管性别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13-14]。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董事长更像发达国家企业CEO，对公司战略和决策具有重要话语权[15]。然而，鲜有研究就董事长性别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本文基于高层梯队理论，认为董事长性别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具有差异性。

从高层梯队理论视角分析，管理层的人口统计特征会影响其风险偏好。就性别特征而言，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厌恶风险，即女性风险承担意愿低于男性[16-18]。因此，由更具风险规避特质的女性担任董事长可能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视角分析，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决策等都随生命周期进程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19]。因此，女性董事长的风险规避特质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以高层梯队理论、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对女性董事长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进行研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搜集了2007—2019年沪深两市3 309家上市公司共计25 204个样本量，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研究结论：①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②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效应存在差异，这种抑制效应在成熟期最为显著，成长期次之，衰退期最弱；③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与女性董事长具有交互效应，成长期会正向调节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间的关系，成熟期则为负向调节，衰退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④女性董事长与企业创新产出负相关，尤其对发明专利申请具有阻碍作用，进一步佐证了女性董事长的风险规避行为对企业创新具有阻碍作用。为了确定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获得了基本一致的回归结果。

本文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将高层梯队理论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既研究了董事长性别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又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为切入点，对女性董事长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进行探索性分析，为全面理解管理层性别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提供了新视角；②探讨了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生命周期的交互效应，进一步完善了创新管理领域相关文献；③对女性董事长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为分析女性董事长的风险规避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研发投入

创新虽然能够为企业带来核心竞争力，却是具有高失败率、高风险性特征的经营活动。因此，企业创新往往与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息息相关。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管理层的基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决定了其在工作中的偏好，进而影响企业战略选择[10]。许多学者对管理层年龄、性别、教育经历以及职业背景等基本特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如Sunder等[8]研究表明，具有飞行员履历的CEO更有助于企业创新，这是因为有飞行员履历的CEO会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偏好特征；Barker & Muller[11]对CEO年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即随着CEO年龄增长，企业R&D支出下降。此外，CEO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也会对企业经营决策行为产生影响，自恋型CEO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正向作用[21]。总体而言，如果管理层个人特征有助于风险偏好形成和提升，会对企业创新起到促进作用。反之，则可能对企业创新活动起到阻碍作用。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性别作为人口统计学特征的重要方面，女性高管相关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研究分支。尤其是随着管理层多元化浪潮兴起，越来越多女性进入公司管理层并担任董事、CFO、CEO甚至董事长等关键职位，深刻影响企业决策，女性高管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得到关注。其中，关于女性高管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也是创新管理领域关注重点。如王清和周泽将[13]认为，企业R&D支出与女性高管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李井林和阳镇[21]研究表明，企业创新能力与董事会女性比例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女性相比男性更加厌恶风险，具有更强的风险规避意识，对高风险的创新活动会更为保守。当女性担任董事长时，其风险规避特征会深刻影响整个董事会以及高管团队的风险偏好程度，进而在风险决策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稳健而保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抑制效应。

1.2 生命周期与企业研发投入

创新活动具有极强的资源依赖性和高融资成本特征，需要企业有充足的资源支持[22]。首先，当企业具有融资优势时，企业会有更多资源配置到创新活动中，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反之，则会抑制企业创新[23]。鞠晓生等(2013)对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可持续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调整成本和不稳定融资来源制约着企业创新活动。此外，企业现金流冲击与创新之间也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当具有正向现金流冲击时，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总体而言，企业从事创新活动需要具备良好的融资能力、通畅的融资渠道以及充足的现金流作为保障。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在融资能力、融资渠道、现金流和经营策略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24]。成长期企业资产规模较小，尚未形成稳定的盈利能力，且企业在此阶段的任务主要是拓展核心竞争力。然而，巨大的投资需求与企业融资能力并不匹配，往往会面临较大资金缺口。因此，成长期企业虽然盈利能力逐步增强，但由于资金缺口大、投资风险高等客观问题存在，企业往往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25]。在此阶段，企业并不具备稳定的现金流支持创新活动。对成熟期企业而言，盈利能力大幅提高，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更为多样化，融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企业在此阶段的投资需求并不如成长期强烈。因此，成熟期企业往往面临较小的融资约束问题[26]。在此阶段，企业拥有更多资源可以配置到创新活动中。随着企业进入生命周期最后阶段，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不断下滑，企业财务状况开始恶化，资金较为紧张，可用于创新活动的资源有限[27]。因此，企业创新会受其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影响[28]。成熟期企业有更多资源可以配置到创新活动中，成长期次之，衰退期可用于创新活动的资源最为有限。因此，根据企业可配置到创新活动中的资源多寡，女性董事长的风险规避特征会使其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这种影响在成熟期最为显著，成长期其次，衰退期最弱。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在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这种影响在成熟期企业中最为显著，成长期次之，衰退期最弱。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与数据

2006年2月，财政部出台了我国上市公司新的会计准则，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须披露研发支出相关信息。因此，在实证过程中，本文选取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为控制数据可获得性和数据质量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根据以下规则对初选样本进行筛选：①剔除金融业公司；②剔除ST和退市公司；③剔除存在异常值以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共获取3 309家上市公司共计25 204个样本。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双向缩尾处理，统计分析软件为STATA15.0，研究数据全部来源于CSMAR数据库。

2.2 变量定义及模型设定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R&Di,t)。在进行测算时，根据刘放等[29]、童锦治等[30]的方法，用t年研发支出与t年年末总资产之比度量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同时，在测算过程中，对研发投入强度变量进行量纲调整，研发投入强度具体测算方法为：R&Di,t=RD_Spendi,t/TASSi,t*100。

本文解释变量为女性董事长(Genderi,t)。当t年董事长为女性时，Genderi,t取值为1；当t年董事长为男性时，Genderi,t取值为0。鉴于企业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会出现董事长年中更替情况，本文以继任者性别为Genderi,t赋值。

现有研究关于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有多种标准，包括产业增长率法、单变量分析法、财务综合指标法和现金流组合法等。其中，Dickinson[31]提出的现金流组合法主观性较低，实际可操作性更强，诸多学者利用该方法对企业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划分[24,25,32]。因此，本文通过经营现金流、投资现金流和筹资现金流的组合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3个阶段，具体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标准见表1。此外，本文变量定义及度量方法见表2。

基于上述分析和变量设定，本文通过实证模型检验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差异。回归模型如下：

R&Di,t=α+β1Gender+∑γiCVi,t+Yeari+provi+ε

(1)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处于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样本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平均值分别为1.49、1.59和1.29，方差分别为1.76、1.88和1.76，说明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被解释变量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存在较大差异，且整体呈现出成熟期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高于成长期企业，衰退期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最低的特征。对于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样本企业而言，解释变量女性董事长的均值都为0.05，说明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样本企业，女性董事长差异较小。

3.2 回归结果

表4分别报告了全样本以及企业生命周期分组下，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董事长为女性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227(p<0.01)，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董事长为女性的企业，其研发投入强度更低。根据已有研究，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具有更低的风险承担意愿所致。这一回归结果验证了H1。

从处于不同生命周期样本的回归结果可知，成熟期样本企业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显著性水平为1%)，回归系数为-0.366(p<0.01)；衰退期样本企业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负向影响的显著性最低(显著性水平为10%)，回归系数为-0.181(p<0.1)；成长期样本企业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回归系数为-0.211(p<0.01)。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看，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效应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存在差异是合理的。成熟期企业有更多资源配置到创新活动中；衰退期企业位于生命周期最后一个环节，往往难以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成长期企业创新意愿最强，然而受到资金缺口大、融资难度大等问题影响，可配置到创新活动中的资源相对有限。因此，成熟期企业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效应最为明显，成长期企业次之，衰退期企业最弱，这与生命周期各阶段企业融资能力相匹配。基于上述回归结果，H2得以验证。

3.3 稳健性检验

3.3.1 变换回归模型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研发投入强度存在左偏问题，可能使OLS回归结果存在偏误。Tobit模型能够较好地解决样本左偏问题，因此，本文利用Tobit模型对前述研究结论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结果显示，在全样本情形下，女性董事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回归系数为-0.31(p<0.01)，即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抑制效应，这进一步检验了H1。同时，根据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回归结果可知，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效应在成熟期最为显著，回归系数为-0.462(p<0.01)；在成长期次之，回归系数为-0.268(p<0.01)；在衰退期不显著。以上实证结果与H2以及表4的回归结果在符号及显著性上保持一致，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3.3.2 替换被解释变量

已有研究关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度量，除了前文采用的研发支出/总资产外，还有其它度量方式，如研发支出/营业收入[33]。因此，为保证前文回归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文进一步将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作为被解释变量研发投入强度的替代变量(RD)，进一步检验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以及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影响的差异，结果如表6所示。

结果显示，女性董事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RD)，即女性董事长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同时，从生命周期分组下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看，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效应在成熟期最为显著(回归系数为-0.598，p<0.01)，在成长期次之(回归系数为-0.330，p<0.1)，在衰退期则不显著。因此，在调整被解释变量度量方式后，在全样本以及企业生命周期分组下，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在符号和显著性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验证了H2，为前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提供了新证据。

3.3.3 调整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方式

根据已有研究，企业生命周期划分具有多种标准，即使是现金流组合法，也有不同划分标准，参考谷丰等(2018)的研究，本文将动荡期中更趋于成熟期的样本划分为成熟期，将动荡期中更趋于衰退期的样本划分为衰退期，具体划分标准如表7所示。根据调整后的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标准，本文进一步检验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关系，结果如表8所示。

结果显示，调整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标准后，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效应在成熟期最为显著(回归系数为-0.368，p<0.01)，在成长期次之(回归系数为-0.211，p<0.01)，在衰退期则不显著。表8回归结果与前文结果在符号和显著性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进一步验证了前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 进一步讨论与分析

4.1 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生命周期的交互效应

根据前文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效应受到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影响。那么，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究竟如何影响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关系？基于此，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生命周期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交互效应有待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根据现有研究，女性天然具有风险厌恶的特点，往往更关注其决策带来的损失，而不是收益[34-35]。同时，创新具有失败率高、投资回报不确定等特征，是一项高风险投资活动[5]。因此，对于创新这一高风险投资活动，女性董事长的风险厌恶特征和保守主义会始终发挥作用，而具体作用程度则受制于其可支配资源的多寡等要素。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当企业有较丰富的资源配置到创新活动中时，女性董事长的风险厌恶倾向会发挥更强的作用；反之，当企业可配置到创新活动中的资源极为有限时，女性董事长的风险厌恶倾向则相对较弱。不仅如此，成长期企业的任务是拓展核心竞争力并迅速成长，而创新则是成长期企业实现目标的最重要方式，因此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削弱女性董事长的风险厌恶特点。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具有交互效应。具体来说，企业处在成长期这一生命周期阶段，会正向调节女性董事长与研发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企业处在成熟期这一生命周期阶段，会负向调节女性董事长与研发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企业处在衰退期这一生命周期阶段，则有可能会负向调节女性董事长与研发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其调节效应的显著性会弱于成熟期。为探讨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交互效应，本文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结果显示，企业因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与女性董事长的交互效应也不同。首先，从成长期与女性董事长的交互效应看，企业处在成长期会对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间的负向关系产生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77(p<0.1)。也就是说，企业处在成长期阶段能够正向调节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效应。其次，从成熟期与女性董事长的交互效应看，企业处在成熟期会对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间的负向关系产生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18(p<0.1)。最后，从衰退期与女性董事长的交互效应看，企业处在衰退期并不会对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间的关系产生显著调节作用。

4.2 女性董事长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根据前文研究结论，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显著抑制效应，且这种抑制效应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存在显著差异。那么，女性董事长降低研发投入强度的风险规避行为究竟会对企业创新产出带来何种影响？这有待本文作进一步分析与探讨。如果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效应并未对创新产出带来负面影响，那么可以认为女性董事长的风险规避行为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反之，则认为这种风险规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为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本文进一步搜集上市公司专利产出数据并进行对数化处理，包括专利申请数(lnapply)和发明专利申请数(lniapply)。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女性董事长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

结果显示，在全样本情形下，企业专利申请数和发明专利申请数均与女性董事长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分别为-0.094(p<0.05)和-0.128(p<0.01)，说明女性董事长的风险规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创新产出减少。从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样本看，对于成长期样本而言，专利申请数和发明专利申请数均与女性董事长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分别为-0.081(p<0.1)和-0.138(p<0.01)；对于成熟期样本而言，专利申请数和发明专利申请数均与女性董事长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分别为-0.136(p<0.1)和-0.161(p<0.05)；对于衰退期样本而言，专利申请数和发明专利申请数均与女性董事长不相关。总体而言，女性董事长对发明专利申请数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其它生命周期阶段，女性董事长对成熟期专利申请数和发明专利申请数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这说明女性董事长的风险规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也为前文关于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抑制效应的研究结论提供了进一步证据。

5 结语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高层梯队理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实证分析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首先，女性董事长的风险规避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董事长为女性的企业，其研发投入强度更低。同时，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效应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存在差异，这种抑制效应在成熟期企业中最为显著，在成长期次之，在衰退期最弱。其次，受女性天然的风险厌恶倾向影响，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与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交互效应。其中，企业处在成长期会正向调节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之间的关系，企业处在成熟期会负向调节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之间的关系，企业处在衰退期对女性董事长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调节效应不显著。最后，进一步讨论与分析发现，女性董事长不仅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抑制效应，同时也会对企业创新产出产生负向作用，其中对发明专利申请的阻碍作用更为显著。

5.2 研究启示

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现有高层梯队理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相关内容，发现董事长性别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不同。上述研究结论对企业创新战略实施、董事会决策过程优化等都具有一定实践启示。

一方面，要不断培养女性董事长的创新意识。随着当前董事会多元化浪潮兴起，董事会成员中女性董事比例不断提高，许多女性开始担任董事甚至董事长，在企业决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实证结果揭示了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长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因此，不断强化女性在公司经营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也应当进一步通过设计创新激励政策和机制等方法，培育女性董事长和高管团队中女性成员的创新意识，推动企业创新战略实施，从而获取持续竞争力。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董事会战略决策过程。创新战略是当前企业在市场中持续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手段，而企业创新战略实施与董事会决策过程、决策结果息息相关。因此，在董事会决策过程中，应当正视女性董事长对创新战略实施的抑制作用，通过董事会多元化等手段缓解女性董事长创新意愿不足问题。同时，企业要不断优化董事会决策过程，发挥董事会群体决策功能，避免由于“一言堂”、“绝对话语权”等现象导致企业创新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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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 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