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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稀释创业风险，增强组织对不确定因素的把控能力，当前创业活动逐渐由个体创业模式向团队创业模式转变[1]。2019年中国终止创业公司占新增创业公司的比率由2018年的6%激增至23%，创业团队能力、行为等话题在实践和研究领域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创业团队如何提升创业绩效是创业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2]。从团队认知理性研究层面，总结、甄别具备共性规范的创业团队认知特征，以追溯创业行为所隐含的诱导机制，能够对创业活动可管理因素研究产生更深入的理解[3]。据此，本研究从认知视角下所隐含的“认知能力”切入，探讨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和创业绩效之间的作用关联与机制路径。
创业团队认知能力作为团队动态调整行为的重要触发器，其构建有助于引导创业团队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组织结构化理论认为，组织战略行为在组织者认知基础上进行建构，组织者认知与行为活动之间彼此依赖，因而从认知视角窥探创业行为成因具备合理性[4]。已有学者运用实证方法从交互记忆、战略共识等视角阐述创业团队认知对创业绩效的重要影响[5,6]。但鲜有学者聚焦于“认知—绩效”的间接路径研究，其内在激发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创业即兴行为作为一种相悖于理想资源的突发决策行为，是初创企业应对环境模糊性、克服资源短缺困境的战略选择[7,8]。已有研究证实，即兴行为隐含开发式和探索式双元特征，既依赖于原有经验，也涉及变化与创造[9]，但组织双元性研究较少涉及以“新生弱性”为特征的创业团队。此外，企业创业行为对创业绩效的作用过程会受创业政策、文化氛围等环境因素影响[10]，组织行为只有与组织环境相匹配才能产生更高的绩效[11]。本研究聚焦于创业政策这一创业环境变量，将其作为边界条件，试图探讨在不同创业政策支持程度的影响下，双元创业即兴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研究遵从“认知—行为—绩效”范式和认知行为理论，将“探索—开发”双元理念，即双元创业即兴(探索式即兴和开发式创业即兴)引入到创业团队情境中，构建以双元创业即兴为中介变量，以创业政策为调节变量的创业团队认知能力与创业绩效关系模型。本文研究意义和创新性在于：首先，从认知视角出发，关注创业团队认知能力构念，解析其各结构维度对创业绩效的驱动过程；其次，厘清创业团队认知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将双元创业即兴引入“认知—绩效”理论范式中，从行为视角阐释创业团队提升创业绩效的合理路径，并揭示创业行为产生的认知诱因；再次，探究创业政策在创业团队产生即兴行为时所发挥的边界作用，对于丰富创业政策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研究结论可以丰富创业团队认知与创业绩效关系理论路径，并为复杂环境下创业公司提升创业绩效提供理论依据和方向指引。
1.1.1 创业团队认识能力
创业团队认知能力是以团队成员间的认知互动为基础，通过团队心智交互并对认知结构进行构建、推导的结果[12]。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视角阐释创业团队抽象概念的某些特征，例如Eva等[1]从状态视角切入，发现创业团队认知是团队成员对创业任务所体现出的相似性认知表征。也有学者基于过程观指出，团队认知是团队成员将内外部信息加以吸收整合并再次分配输出的循环式过程[13]。彭正龙[14]从功能观视角，将团队认知能力定义为团队成员获取信息、设计方案、作出决策并解决问题的能力。综上，本研究将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定义为创业团队成员通过存储、解析和分配相关信息或知识，实现对团队专长分布和创业任务的共同理解与把握能力。同时，借鉴周建林和王国红的研究成果，将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划分为创业共识能力、专长配置能力和监测调控能力三要素。
1.1.2 双元创业即兴
即兴行为被认为是个体、团队或组织在快速变革的环境下，未经计划发起的实时创新活动[15]。在创业领域即兴行为普遍存在，能够帮助创业企业即时地将解决方案设计和执行进行融合，以应对环境快速变化。早期研究大多片面地将创业即兴理解为探索行为，未经计划的活动均被笼统视为即兴创造。但Cunha等[16]认为，即兴行为可能会偶发性地对组织产生突变效应，但从组织发展整体视角看仍然呈渐变效果，其兼具驱动革新和保持稳定的双重导向，分别代表探索和开发，这与双元性理论观点相契合。随后，叶竹馨等[7]通过扎根理论挖掘出探索式和开发式创业即兴概念，前者旨在快速开拓创业视野并持续为企业注入活力，后者则是为了维持企业日常性经营活动。本研究借鉴叶竹馨[7]和熊立等[9]的研究成果，将团队层面的双元创业即兴定义为当企业在创业初期面对突发状况时，创业团队协调探索式和开发式即兴行为的能力，通过均衡两类即兴行为激发二者交互的增益效应。
本研究引入认知行为理论和“认知—行为—绩效”研究范式，探讨认知、行为视角下创业团队提升创业绩效的合理路径。认知行为理论认为，认知用于行为修正，强调认知在活动过程中的重要性，个体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为发展趋势[17]。双元创业即兴作为企业瞬间决策活动，属于行为要素。高水平的创业团队认知能力能够帮助创业者及时纠正认知偏差，引导团队作出正确的行为，更好地实现创业团队即兴发挥并快速决策。“认知—行为—绩效”研究范式将认知、活动和行为看作是绩效产出的关键要素[18]。认知要素是个人感知、理性推断和信念构建的能力，是基于感觉器官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行为要素是在认知基础上对外界环境刺激的反应；绩效则是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展现的有效输出。该范式的实质是“信息加工—实际行为—效益产出”的信息过程，从认知能力和行为过程视角为创业绩效提升提供了全新思路。
基于认知行为理论和“认知—行为—绩效”范式，本研究构建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绩效之间的路径关系模型。该模型的认知要素，即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包含创业共识能力、专长配置能力和监测调控能力3个维度。行为因素包含探索式即兴和开发式即兴2个维度。另外，引入创业政策作为边界条件，探究其是否在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绩效间起调节作用，本文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1.2.1 创业团队认知能力与创业绩效
资源基础观认为，稀缺的、有价值、难以模仿的资源和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创业团队认知是指对创业进程的理解与把握能力[19]，作为一种团队资源，对初创企业绩效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创业共识能力是指团队成员对企业发展目标、商业模式等相关问题能够较快形成共识的能力。高水平创业共识能力有助于创业团队构建趋同的认知结构及框架，驱动团队成员在分析解读外部态势时形成共通理解，协调自身行为以适应团队发展需求[20]，有利于明确创业理念、夯实创业行为基础，从而推动创业活动开展。专长配置能力是指创业团队成员间协作互助，借助彼此专长知识有效进行合作性分工以共同解决创业难题的能力。专长配置能力有助于将任务及时分配给最具胜任力的成员，促使团队成员充分发挥各自专长以提升团队知识整合与加工效率[21]，加快创业进程，进而提升创业绩效。监测调控能力是指创业团队基于创业任务变化感知，对其认知进行有效监督并适时纠偏的能力。监测调控能力有利于引导团队成员对环境动态及实践进程进行甄别[22]，确保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反馈，调整既定目标及战略，降低认知偏差对创业进程的负面影响，从而促进创业绩效提升。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对创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
H1a：创业共识能力对创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
H1b：专长配置能力对创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
H1c：监测调控能力对创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
1.2.2 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绩效
在面对未曾预谋、计划外的突发情况时，团队瞬时计划的行动内容既包含对全新资源的探寻与获取，也包含对已有资源的调集、拼凑，即探索式即兴和开发式即兴[7,9]。前者横向拓展创业团队即兴发挥时能够实时获取的资源范围，藉此创造兼具革新性与有效性的解决方案，如搜索并开发新技能、构建新的生产流程及结构等[23,24]。后者倾向于通过精炼及添饰已有技术和范式对当前产品或服务进行优化，纵向提高既有资源使用效率及核心技能[25]。探索与开发两种行为并存且缺一不可[26,27]，二者交互效应能够帮助企业持续提升创业绩效。一方面，企业需要通过方案制定和风险投资为新的客户群体开发新产品，依靠探索式即兴为企业注入活力，进而获得较高的财务和非财务绩效；另一方面，需要依靠开发式即兴延伸原有计划方案以降低风险，保持稳固的市场份额和收益水平，确保创业企业长久发展[28]。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双元创业即兴对创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
H2a：探索式即兴对创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
H2b：开发式即兴对创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
1.2.3 创业团队认知能力与双元创业即兴
探索式即兴强调组织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涉及探寻、风险承担、尝试、革新等行为。高水平创业共识能力有利于提升成员间创业认知模式的相似度，共识性较高的创业团队具协同性与灵活性，能够采取更加迅速且有效的行为方式。专长配置能力强调团队成员对差异型知识或信息进行编码、检索和交流[29]，加快各类资源共享以实现新创意持续涌现，创造性地制定全新解决方案，引发更多探索式即兴，持续为企业提供活力。在监测调控能力的影响下，创业团队加快重构彼此认知图示或脚本以建立反思性逻辑体系[22]，引导创业团队形成差异化观点，激发团队成员的创造性想法，有效诱导探索式即兴产生。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对探索式即兴有显著促进作用。
H3a：创业共识能力对探索式即兴有显著促进作用；
H3b：专长配置能力对探索式即兴有显著促进作用；
H3c：监测调控能力对探索式即兴有显著促进作用。
开发式即兴与经验积累、趋同行为等相关，涉及精炼、整合、改进与执行等行为。创业共识能力有利于实现个体对组织目标及愿景的认知一致性[30]，当出现需要立刻解决的情况时，能够实现决策信息或资源的即时共享，保证对已有资源进行配置和最大化利用。专长配置能力帮助创业团队在面临突发事件时有效协调分工并及时聚焦事件本身，精炼并延伸现有应对方案，为创业团队提高瞬时决策的正确性奠定基础。监测调控能力较强的创业团队在面对突发状况时能够突破原有认知锁定，构想出多样化解决方案并基于环境和目标选择最佳策略，通过迅速配置已有资源触发开发式即兴行为。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对开发式即兴有显著促进作用。
H4a：创业共识能力对开发式即兴有显著促进作用；
H4b：专长配置能力对开发式即兴有显著促进作用；
H4c：监测调控能力对开发式即兴有显著促进作用。
1.2.4 双元创业即兴的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认为，双元创业即兴对创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9]。探索式和开发式即兴行为既能对已有资源进行配置，又能快速获取新的即时可用资源，创造性地捕捉与利用机会或解决问题，帮助企业迅速且有效适应创业进程中的变化，进而推动创业企业快速发展，实现创业绩效提升[31]。
本研究认为，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双元创业即兴进行传导。根据认知行为理论，个体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为发展方向及最终产出[32]。创业团队认知能力作为企业适应外部不确定因素的重要驱动力[12]，可以避免创业团队在创业进程中陷入无序状态，帮助团队成员面对突发事件时更快作出整合性判断，实现创业情境下双元即兴发挥，从而为创业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提供可能。由此，本研究认为，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对双元创业即兴具有积极作用，具体原因如下：首先，创业共识能力有利于团队成员对创业任务或集体使命形成共同理解，帮助成员开展有效沟通与交流，在面对市场变动时能够迅速采取更为统一的行为方式[20]，以此实现对创业即兴的积极作用；其次，专长配置能力引导团队成员整合彼此的专长知识，最大程度地提升信息处理与解析效率，从而为创业团队提升瞬时决策的正确性奠定基础[33]，即提高创业即兴质量；最后，在复杂、动态、模糊的创业环境中，监测调控能力促使创业团队面对某些偶然事件或突发性信息时能够及时转换认知，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和认知任务反馈对原有计划或目标作出调整[22]，制定全新且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应对突发情况，激发双元创业即兴。
综上，基于“认知—行为—绩效”范式，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可以帮助团队在遇到突发状况时有效解读外界环境状态，深入挖掘潜在即时可用资源，继而进行双元创业即兴以提升创业绩效。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探索式即兴在创业团队认知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5a：探索式即兴在创业共识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5b：探索式即兴在专长配置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5c：探索式即兴在监测调控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6：开发式即兴在创业团队认知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6a：开发式即兴在创业共识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6b：开发式即兴在专长配置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6c：开发式即兴在监测调控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2.5 创业政策的调节作用
创业政策是指当地政府为促进创业活动而制定的政策和支持措施[34]，是对创业企业态度的反映，包括创业教育政策、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和规制环境扶持政策等[35]，是推动创业企业成功并谋求存续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所制定和实施的政策与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创业企业新产品研发、市场开拓，创业政策支持性越高，创业企业越容易获取有利的条例规定、法律法规等政策资源，创业企业提高创业活动水平的可能性就越大[36]。Hart[34]认为，政府采取创业政策的目的在于降低创业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影响。当下即时可得的信息、物质资源是创业企业迅速、有效制定应对策略，实现即兴发挥的重要前提(叶竹馨等，2018)。当创业团队面临未曾预期的问题或机会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时，政府政策支持可以帮助创业团队及时获取创业所需的生产要素资源，如资金、技术等[35]，降低创业团队在创业进程中因资源稀缺性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好地激发探索式和开发式即兴行为，提升创业企业在动荡性环境下即兴发挥的频率及有效性，促使创业团队作出更迅速、更准确的决策，实现创业企业在动荡环境中“逆境求生”。因此，创业企业的即兴行为在受创业政策支持时，二者结合可能会促进创业绩效提升。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7：创业政策正向调节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绩效间的关系，即创业政策支持性越高，双元创业即兴对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
H7a：创业政策正向调节探索式即兴与创业绩效间的关系，即创业政策支持性越高，探索式即兴对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
H7b：创业政策正向调节开发式即兴与创业绩效间的关系，即创业政策支持性越高，开发式即兴对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
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以确保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并根据研究目标和创业团队情境加以适当调整，问卷采用Likert 5点量表进行测量。
(1)创业团队认知能力测量参考周建林等[12]的研究成果，从创业共识能力、专长配置能力与监测调控能力3个维度度量。其中，创业共识能力从愿景共识、任务共识两个方面进行测度；专长配置能力从专长知觉、相互信任、协调检索3个方面进行测度；监测调控能力从认知监测、认知调控两个方面进行测度，共确定13个题项。
(2)双元创业即兴测量参考叶竹馨等[7]的研究量表，其中，探索式即兴量表包括“当场探寻和获取全新的技术信息构建应对策略”等5个题项；开发式即兴量表包括“迅速改进现有产品或工艺以推出新的产品和工艺”等5个题项。
(3)创业绩效的测量根据Venkatraman & Ramanujam[37]的研究成果，采用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考察，通过资产收益率、投资回报率等指标评价创业组织财务绩效，产品市场份额等指标用来测量运营绩效或非财务绩效，顾客满意度等指标反映利益相关者诉求，共确定4个题项。
(4)创业政策测量在Stevenson等[38]的研究量表基础上，结合访谈结果对创业政策测度内容进行修订，最终确定4个题项，如“政府扩宽创业融资渠道”、“政府放宽经营场所限制”等。
(5)控制变量选择参考周建林[12]、吕途等[19]的研究成果，将团队规模、团队成立年限、企业规模设定为控制变量。其中，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采用团队成员数量测量团队规模，采用年营业额测量企业规模。
依据以往研究对创业团队的界定[39]，研究对象选择成立3个月至8年的创业企业，同时创业企业必须由2名及以上创始人组成的团队创立。出于样本区域代表性的考量，本研究主要对北京、上海、青岛地区进行调研，于2019年10—12月进行问卷发放和回收。除实地调查外，还借助社会网络关系进行在线调查，与符合调研标准的团队管理层建立联系，要求团队或者部门至少2人及以上填写问卷，以代表团队整体情况。本次调研共回收问卷368份，剔除填写不完全及极端规律化的无效问卷，获取有效问卷299份，有效回收率为81.3%，样本企业基本特征见表1。
表1 样本特征统计结果(N=299)
分类属性样本数样本占比(%)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下5117.0本科18260.9硕士5819.4博士及以上82.7团队规模2人8227.43^4人10133.85^6人7625.47人以上4013.4团队年龄3个月-1年3812.71^3年6722.43^5年7826.15^7年9230.87^8年248.0企业规模50人及以下11137.151^100人8929.8101^500人6220.7500人以上3712.4所属行业类别电信8227.4机械制造7123.7医药6923.1化学工艺3712.4其它行业4013.4
使用Cronbach's α和CR值对同一建构下各题项间的一致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所有变量的α信度、CR值均满足大于0.7的参考值标准，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以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检测聚敛效度，所有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的参考标准，呈现出较好的聚敛效度。此外，表3中各变量间相关性系数均小于对角线上AVE的平方根，展现出理想的数据区分效度。以Pearson双侧检验作为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方法，结果见表3。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临界值0.75，基本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为后续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依据。
表2 各研究变量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Cronbach's alpha组合信度CR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创业共识能力0.7890.8560.543专长配置能力0.7850.8790.710监测调控能力0.8480.8920.624探索式即兴0.8480.8910.620开发式即兴0.8630.9020.647创业政策0.7990.8700.626创业绩效0.8030.8720.630
3.2.1 主效应检验
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检验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见表4。从M3、M4和M5可以看出，创业共识能力(β=0.316，p<0.001)、专长配置能力(β=0.293，p<0.001)和监测调控能力(β=0.304，p<0.001)均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得到证实。
3.2.2 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双元创业即兴在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和创业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Baron等[40]的研究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表5。M1显示，创业共识能力(β=0.465，p<0.001)、专长配置能力(β=0.385，p<0.001)和监测调控能力(β=0.412，p<0.001)均对探索式即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3得到验证。同理M2显示，创业团队认知能力三维度均对开发式即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4得到验证；M6、M7显示，探索式即兴和开发式即兴均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β=0.336，p<0.001；β=0.350，p<0.001)，H2得到验证。结合表4中M3、M4和M5以及表5可知，创业共识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系数由0.316(p<0.001)降至0.198(p<0.001)，并且探索式即兴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52，p<0.001)，表明探索式即兴在创业共识能力和创业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同理，探索式即兴在专长配置能力、监测调控能力与创业绩效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开发式即兴在创业团队认知能力3个维度与创业绩效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H5、H6得到支持。
表3 变量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矩阵
注：对角线上的黑体数值为AVE的平方根；**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p<0.01和p<0.05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下同
变量均值标准差12345671.创业共识能力3.8290.5660.7372.专长配置能力3.6340.6460.284**0.8433.监测调控能力3.7980.5940.335**0.396**0.794.探索式即兴3.8610.5860.437**0.421**0.417**0.7875.开发式即兴3.8430.5170.277**0.111*0.250**0.218**0.8046.创业政策3.8490.5780.344**0.172**0.299**0.396**0.520**0.7917.创业绩效4.2340.5650.300**0.279**0.284**0.341**0.322**0.454**0.794
表4 层级回归分析结果
注：***表示p<0.001，下同
变量探索式即兴M1开发式即兴M2创业绩效M3M4M5M6M7M8M9团队规模0.0620.0130.0560.0120.0430.0080.0160.0120.010团队年龄-0.071-0.0470.0130.0300.0580.0250.0210.0140.011企业规模0.0470.1180.1220.1240.1190.0470.0310.0380.028创业共识能力0.465***0.262***0.316***专长配置能力0.385***0.098*0.293***监测调控能力0.412***0.221***0.304***探索式即兴0.336***0.197***开发式即兴0.350***0.131*创业政策0.370***0.417***探索式即兴*创业政策0.060开发式即兴*创业政策0.233**R20.3340.1210.1070.0940.1000.1300.1110.2460.237调整后的R20.3210.1030.0950.0820.0870.1190.0990.2310.221F值24.453***6.677***8.812***7.638***8.133***11.020***9.173***15.918***15.098***
表5 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创业绩效M10M11M12M13M14M15团队规模0.0240.0070.0190.0340.0140.028团队年龄0.0180.0230.0310.0140.0200.029企业规模0.0550.0550.0540.0440.0450.043创业共识能力0.198***0.243***专长配置能力0.154***0.225***监测调控能力0.182***0.226***探索式即兴0.252***0.265***0.261***开发式即兴0.274***0.316***0.285***R20.1610.1560.1600.1640.1750.162调整后的R20.1470.1410.1450.1500.1610.148F值11.274***10.802***11.147***11.505***12.462***11.368***
3.2.3 调节效应检验
M8显示，探索式即兴与创业政策的交互项系数为0.060(p>0.05),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故H7a未得到支持。M9结果显示，开发式即兴和创业政策间的交互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33，p<0.01)，H7b得到支持，说明与拥有较低创业政策支持的创业团队相比，创业政策支持性越高，开发式即兴与创业绩效的正相关程度越高。为了更清晰地说明创业政策的作用，本研究采取Cohen等[41]的方法，分别以创业政策高于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准，揭示创业政策在开发式即兴对创业绩效作用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如图2所示。
图2 创业政策在开发式即兴对创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运用Sobel检验[40]和Bootstrap法[42]分析研究模型的稳健性，见表6。Sobel检验Z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a表示自变量(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对中介变量(双元创业即兴)的非标准化系数，Sa是对应的标准误差；b表示中介变量(双元创业即兴)对因变量(创业绩效)影响的非标准化系数，Sb是对应的标准误差。表6为双元创业即兴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Sobel检验Z值均高于检验比率的临界值1.96，同时，百分比置信区间和偏差纠正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Sobel 检验与Bootstrap置信区间结果一致，再一次支持双元创业即兴(探索式即兴、开发式即兴)在创业团队认知能力三维度与创业绩效之间中介效应显著的结论。
本研究实证检验创业情境下团队认知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阐述两者间的作用机理(双元创业即兴)以及边界条件(创业政策)，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创业共识能力、专长配置能力和监测调控能力均能够促进创业绩效提升。创业团队认知能力作为初创企业适应外部不确定因素的重要驱动力，使团队成员在面对动荡环境时表现出更高效的行为。团队成员对创业相关问题达成共识，并借助彼此专业特长进行有效协作，根据反馈信息监测创业进程并调整认知策略，以维持创业企业的竞争能力。
(2)双元创业即兴在创业共识能力、专长配置能力和监测调控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双元创业即兴可以创造出新的行为模式、分析框架和条例等(马鸿佳等，2018)，能够激发团队认知，进而更好地影响团队战略选择，帮助创业团队系统性地创建行之有效的决策机制，从而实现创业绩效持续提升。
(3)创业政策正向调节开发式即兴与创业绩效的关系，而创业政策对探索式即兴和创业绩效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未得到验证。可能原因在于探索式即兴活动包括众多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及前瞻性行为，上述行为需要大量资金、技术等资源投入，而由于资源流动性较差、市场要素缺失以及市场机制不健全等原因，社会创业政策无法快速给予相应的支持，导致创业政策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后续研究进行补充。
(1)聚焦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发掘团队认知能力各维度及其关键作用路径。本研究将创业团队认知能力描述为一系列构念的集合性标签，打破以往将创业团队认知能力视为单维结构剖析其效能的惯性研究思路，并解析其各维度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当前研究中，创业团队认知能否被视作一个独立概念存在争议，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一种构念，创业团队认知较为模糊且不够收敛，导致创业团队认知研究局限于表象，无法深入剖析问题的本质[12]。
(2)揭示创业团队认知能力提升创业绩效的中介传导机理，即双元创业即兴的中介作用。探讨创业情境下即兴行为特征及规律，拓展创业管理领域研究视角，并基于组织双元性理论，将即兴行为研究从传统的一元理念演进到双元理念，丰富了即兴行为领域的双元性研究范式，同时延伸了组织双元性适用边界。另外，现有研究既忽略了团队认知能力和绩效之间的“黑箱”，也忽视了其关系机理。本研究遵从“认知—行为—绩效”范式，实证检验双元创业即兴在创业团队认知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作用，为更好地解释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对绩效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3)厘清创业团队产生即兴行为的边界条件，即发现创业政策的调节作用。创业政策是政府为促进创业活动而制定的支持措施，对于创业企业在即兴过程中的资源获取具有重要意义[43]。本研究引入创业政策作为调节变量，挖掘其对双元创业即兴(探索式即兴、开发式即兴)与创业绩效间的作用，为现有组织即兴与创业绩效关系研究明确了限制条件和适应范围，拓展了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即兴行为—创业绩效分析框架。此外，本研究聚焦于创业环境的一个重要维度，即创业政策的影响，单独对其进行探究，对于完善创业政策具有一定的贡献。
表6 双元创业即兴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1百分位置信区间,2内部偏差校正置信区间；Bootstrap样本量N=5 000
路径Sobel检验Z值标准误Bootstrap(95%置信区间)置信区间(P)1置信区间(BC)2创业共识能力→探索式即兴→创业绩效5.072***0.031(0.059 9,0.174 0)(0.062 9,0.180 2)专长配置能力→探索式即兴→创业绩效4.974***0.026(0.051 4,0.156 2)(0.054 8,0.158 6)监测调控能力→探索式即兴→创业绩效4.913***0.028(0.057 1,0.162 4)(0.060 0,0.169 6)创业共识能力→开发式即兴→创业绩效3.864***0.024(0.034 6,0.115 4)(0.036 7,0.119 4)专长配置能力→开发式即兴→创业绩效2.001*0.017(0.000 5,0.061 0)(0.0001,0.061 5)监测调控能力→开发式即兴→创业绩效3.568***0.022(0.030 5,0.102 7)(0.034 0,0.109 7)
(1)作为创业行为背后驱动创业团队完成复杂认知任务的重要因素，团队成员认知能力应当作为创业团队的重要培育内容。在创建创业团队时，应尽可能选择具有相似价值观的成员，形成稳定的思维方式或判别标准，以提升团队成员的凝聚力与认同感。同时，应注重团队成员在知识或职能等方面的互补性，发挥团队内部技能，实现功效潜能最大化。此外，应引导成员通过回顾整理、反思等方式，对其认知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和自反调节，以此帮助创业团队及时发现并纠正不适当的认知状态或错误行为，实现基于环境、任务反馈的适应性调整。
(2)本研究证实了双元创业即兴对创业绩效的重要作用，企业只有不断打破常规，以创新成果或通过巩固创业能力的形式激发双元创业即兴，才能克服内部的“核心刚性”以提升适应能力。相反，投机取巧或墨守成规只会使企业陷入创业误区，无益于自身长久发展。同时，应加强团队成员间知识及关键经验迁移和共享，加强跨部门协同能力和信息渠道建设，在创业进程中通过不断即兴发挥应对突发事件和环境变化。此外，创业团队应重点关注即兴的类型和时机，满足创业情境需要，根据市场反馈调整方案,从而作出适当的决策。
(3)处于初创期的创业团队，容易受到资金、实践经验以及项目机会短缺的约束限制。政府应积极制定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创业政策，帮助新创企业获取专业服务，为其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激励与保障[44]。同时，应清除不合理的限制性条款，建设统一化的政策空间，并着力降低政策门槛，让更多创业者受惠于创业扶持政策，切实提高政策普惠性。此外，政府应该由市场活动参与者逐步向市场机制完善者转变，致力于发挥导向作用，加快市场机制完善以营造有利于创业的环境。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有待未来探讨。首先，本研究选取青岛、北京、上海等地区高新技术型创业团队作为研究对象，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扩充样本来源及范围，以此提升本模型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其次，本研究探讨了创业政策在即兴行为与创业绩效间的边界作用，由于情境多样性和动态性，任务情境、商业模式等因素可能在此过程中具有潜在影响，未来可尝试构建更加全面的研究模型，细化研究结论。最后，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截面研究设计，揭示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即兴行为和创业绩效之间的静态关系。后续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数据或案例研究方式对各变量间的动态演进关系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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