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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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成熟企业，初创企业由于存在新生性负债而导致其运营过程面临诸多经营风险[1]。此外，由于初涉市场，交易记录缺失带来的组织合法性问题也容易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2]，以上两个问题普遍被认为是创业失败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如何为初创企业的新生性负债提供信用担保(Guarantee)进而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以及如何为企业交易记录缺失提供信用背书(Endorsement)进而降低创业门槛并促成交易合作，成为提高创业企业存活率的关键[3]。网络组织的出现为此带来了新途径。一方面，网络基于信任机制为初创企业新生性负债提供担保，并为初创企业资源整合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网络赋予的身份资质也为交易记录缺失提供第三方信用认证。网络组织作为介于市场与科层的第三方组织形态，也为其成员带来了独特优势。Burt等[4]将这种基于关系配置产生效益的资源界定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由此成为继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后，有效推动创业实践的第三类资本。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及信息技术的不断渗透，网络组织发展形态日新月异，以生态化网络结构有机对接科技创新群落、技术开发群落及市场应用群落实现可持续创新发展成为当前创业的最佳实践，创业生态系统应运而生，并成为网络组织的高级形式[5]。社会资本作为关系结构的叠加及关系资源的累积，其对创业生态系统的涌现得到学者广泛关注[6-8]。
创业生态系统作为网络组织的高级形态，其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创业企业成长方面具有独特优势[9]。创业生态系统属于有机网络组织形态，其源头是科技创新群落，中间是技术开发群落，终点是商业应用群落，三大群落互为依存，形成人才、资本及技术等创新要素持续流动的有机组织，创业生态系统降低了初创企业市场进入门槛，提高了初创企业存活率以及存活企业的成长性[10]。依托生态学分析框架，创业生态系统区别于一般网络组织形式，具备个体、种群、群落及系统的嵌套隶属关系。杨武等[11]对中国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健康性进行分析，从生态系统总体层面给出评价依据，明确了创业生态系统功能研究价值；张宝建[12]从过程维度出发，认为个体间的竞合互动形成特定种群、不同种群的集聚融合，而群落、群落间的循环过程生成生态系统。目前，关于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生态学隐喻层面，忽略了网络关系的初始本质，难以实现实质性突破。本文回归到创业生态系统逻辑起点，遵循创业生态系统关系主体多元、关系内容多样、关系层次多级的典型特点，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研究创业生态系统中个体、种群、群落以及系统的梯次隶属与嵌套关系，据此归纳出创业生态系统动态演化过程，并从创业生态系统功能维度和结构维度两个方面分析其内在驱动机制，可为创业生态系统运行规律、功能涌现提供更有力的理论解释，为创业生态系统构建提供更加明确的理论指导。
Iansiti等[13]通过对硅谷创业进行考查发现，纵横交错的创新合作以及纷繁多样的衍生创业普遍存在，广泛的信任基础以及崇尚创新的文化成为世界各地学习的标杆。硅谷作为创新雨林的典范，虽然经常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Iansiti[14-16]认为，硅谷弥漫的创业氛围难以有效复制的原因在于其生态系统的独特性，简单的合作关系的建立并不必然带来创业涌现，创业生态系统的有机复杂性也使其成为创业网络组织的高级形态。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由Dunn等[14]、Cohen等[15]、Isenberg等[17]学者提出。其中，Dunn等[14]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创业现象，初步提出创业生态系统这一概念，但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原长弘[17]结合中国情景，基于西安光机所案例，研究科研院所科技创业生态系统，得出构建高效创业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Cohen[15]提出创业生态系统是特定群落的良性互动，能够促进特定区域新企业创建及持续成长，对地区经济繁荣具有促进作用；Isenberg等[16]从资源要素视角出发，认为创业生态系统包含创业所需要的人力、资金和物质资源，通过激励性政策制定，构建包容失败的氛围，能够促进创新要素有效流动；Christos等[18]从动态视角出发，认为创业生态系统存在一个交互群落，其由相互依赖的创业主体和环境共生演化，进而催生新企业创建与发展；Marques等[19]回归到网络组织的联系本质，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由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创业主体(创业企业、投资机构、大学等)和创业环境(政策、文化等)，通过正式联系和非正式联系提升创业绩效；项国鹏[20]系统梳理国外创业生态系统相关研究，明确指出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研究将成为未来重点。基于此，创业生态系统可理解为一个能够支持和促进创业主体获取创业资源，有机整合科技创新、技术开发及商业应用过程，提供完善的创业配套服务的群落。伴随着对创业生态系统内涵的深入挖掘，创业生态系统关系的本质重新受到关注；Brown等[21]认为，关系作为创业生态系统形成的逻辑起点，应该成为创业生态系统的元理论。创业生态系统作为网络组织的高级形态，其内在有机构成与功能涌现也应该基于这一理论进行深入探索。
创业生态系统为置身于其中的创业主体提供直接资源和间接资源，而这种资源实质上仍然是基于联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个体、种群、群落以及系统不断涌现正是创业生态系统生成过程，在此过程中形成“个体属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占有个体”的相对稳定的网络构型。与此同时，这种生态系统赋予栖息者特定的身份标签，促进生态系统中成员间身份认同、关系维护及行为规范，形成难以复制的有机组织形态。Taylor等[22]认为社会资本具有动态累积及粘滞特征，即对于生态系统整体而言，社会资本是一个渐进累积过程。但对个体而言，只有存在于特定的生态系统中，其个体社会资本才有意义。从匿名假设(Anonymous hypothesis)到身份认知(Cognitive identity)，从市场交换(Market exchange)到关系交换(Relationship exchange)，社会资本赋予网络组织存在及演化多种解释。创业生态系统作为网络组织更加复杂的高级形态，研究社会资本在创业生态系统中的流动轨迹和涌现现象，对于理解创业生态系统生成及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创业生态系统起始于创业主体间的互动，基于主体间的强弱联系，创业生态系统具备各种创新资源流动通道。创业生态系统只有回归主体结网——资源流动的逻辑起点，才能有效解释其动态演化规律。创业生态系统作为当前配置创新资源的有效手段，已成为网络组织的高级形态，区别于科层命令式资源配置以及市场原子式资源流动，其现实存在依据仍然无法脱离网络组织理论体系。社会资本作为网络组织中的独特资源，能够撬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其在创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的流动规律必然有其更为特殊的表现形式。据此，本文按照社会资本中关系资本、认知资本和结构资本划分依据，研究其创业生态系统演化规律，从中观层面嫁接起微观“生态个体”、宏观“生态系统”互动过程与演化路径，进而完善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理论。
创业生态系统形成的逻辑起点为创业主体间的联系，联系已成为创业信息、创业资源的主要通道[23]。其中，强联系为初创企业构建提供物质与精神双重支持，而弱联系则以异质性信息形式为创业者提供潜在资源。由强弱联系混合承载的实际资源和潜在资源共同构成创业生态系统社会资本，并为创业主体提供排他性资源，支持创业活动开展。Nahapiet等[24]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三大类，即关系资本、认知资本和结构资本；Cheung等[25]将新生组织的诞生视为社会化建构，认为企业创建首先来源于创业主体的社会活动，这些创业活动内嵌于人际网络，相关论点也符合中国创业实践情景，Burt[26]认为，研究合作关系联接方式有助于全面深入考察创业发起过程的本质。基于此，关系层面研究为创业生态系统的发起提供了线索，在关系构建与维护过程中通过关系纽带形成互补性资产投入。同时，关系的重复性投入形成更为密集的圈层，圈子内成员能够分享经验，规避常规风险[27]。此外，关系的重复性投资还能够产生学习曲线效应，促进信任累积式增长[28]。其中，信任是促成合作的催化剂，维护信任需要一套约定俗成的惯例，继而成为创业主体的行为规范。联合制裁则从约束层面为创业生态系统提供保护屏障。联合制裁机制能够减少搭便车行为，有效维护创业生态系统中的交易秩序，这种由关系叠加而促使网络自发具备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被称为认知资本，成为创业生态系统的惯例来源。随着创业主体的加入，生态系统规模进一步扩大，关系更替出现，社会资本为创业生态系统带来自增长效应。伴随着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结构资本在创业生态系统中更加凸显，成为影响创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关系建立—资源获取—关系再建立的循环过程为创业生态系统构建提供了动力机制。
因此，创业生态系统演化伴随着社会资本中关系资本、认知资本及结构资本的生成，遵循路径依赖特征，通过社会资本的三分法能够更加清晰地揭示创业生态系统演化轨迹。因此，从创业生态系统个体、种群及群落层面能够对社会资本流动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Nahapiet等[24]认为社会资本3个维度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存在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基于结构与功能匹配视角，社会资本3个维度更替累积，在不同创业生态系统演化阶段，其主导作用不同。
关系资本是指节点间以二元关系为基础的个体社会资本，其是创业生态系统的逻辑起点。创业生态系统起源于创业主体的个人关系网络，关系性嵌入是在历史互动背景下产生的个人网络[29]。这一概念聚焦于特定的人际关系，正是基于创业主体的个人网络导致创业活动的社会化特点。创业生态系统中的个人关系更多是基于亲情、友谊等附加在特定关系节点上的属性，属性不同交易自然也不同。因此，关系型资本特指负载在特定关系上的个体社会资本，其具有人格化特点，与之相关的要素有信任、规范、义务、期望及身份等。关系资本在创业生态系统发起阶段借助于信任的粘合，能够迅速形成特定种群，这种二元关系为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提供了基本元素。信任首先体现为关系合作过程中的意愿，通过初次合作验证行动者的能力，进而由意愿建立信任关系。重复性合作推动了更多信任的产生，进而又助推二元关系的稳定。关系资本的第二个方面即规范(Norm)借助于二元关系的进一步扩展，上升到共同第三方层面。信任通过个体合作意向推动关系信任的产生，而规范则要求跳出二元关系审视自身行为。因此，规范在关系资本中使得创业主体兼顾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规范在创业活动探索中形成，其中开放式批评或“诤友”关系的建立促成规范的成熟。关系型资本的第3个要素称之为义务或期望。义务代表在未来行为活动中的一种预期承诺。义务与规范的区别在于，义务在经济学中被视为一种“交易信用”，体现了关系合作过程中的道义原则，期望则是互动合作过程中义务的一体两面，期望值越高需要承担的义务也就越多，进而在创业生态系统合作过程中形成一种正和博弈关系。义务和期望的存在超越了经济学中的契约性义务，使得创业合作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稳定性关系。信任、规范、义务及期望发展使得创业生态系统在动态中成长，新关系的建立以及原关系的维系、重构和调整促进创业生态系统构型不断完善 [30]。身份标签赋予关系型社会资本的第五重含义，创业生态系统中的身份使得创业成员建立起一种归属感，通过身份标签作为创业生态系统合作的通行证，使得创业交易过程中合约的甄别与建立更加容易，合约监督也更加及时有效。关系资本的出现使得创业系统由离散个体逐渐聚合，形成创业生态系统种群，种群内部基于关系资本形成聚合力更强的特定产业种群，并占据一定的生态位。
认知资本侧重于强调群体范围内的共享资源以及群体活动层面的共享愿景。由关系资本转向认知资本，社会资本成长具备战略性特征。由个人关系性嵌入导致的关系型资本属于微观范畴，由结构性嵌入导致的结构型资本属于宏观范畴，认知资本则属于中间形态的资本类型。从结构上看，认知资本属于自我网络结构到整体网络结构过渡中的局域网络。从功能上看，认知资本属于生态系统群落[31]。创业生态系统群落隶属于更大的生态系统，但又有其独特性。因此，认知资本类似于创业主体间关系的同类集合。认知资本来源于3个方面：一是共享语系，由语言和词汇构成；二是共享愿景；三是共同的价值体系。例如，创业生态系统中的科技创新群落主要由高校、研究机构、技术认定与技术转移机构等创新主体构成，主要承担科技创新源头的重要职责，有其独特的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创业生态系统群落形成了不受创业个体主观意志作用的创业小生境。共享语系是在创业生态系统内部特定群体间形成的沟通内容和沟通方式，这种在交易合作过程中形成的信息交互模式支持创业交往过程中的群落认同。共享语系一方面为创业成员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便利，同时促进二元关系外第三方成员的跨关系互动。共享语系有助于创业主体间互相理解，通过特定语系交往，有助于在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评估合作关系，同时为创业合作开展提供基于共同认知的预期，由此提高合作成功概率。因此，认知维度语系扎根于关系合作过程，并在合作过程中涌现与固化。在创业生态系统中，基于探索的创业经验尚未得到市场的充分检验，默会性知识充斥其中，而共享语系则为创业生态系统深层次合作提供了保障。另外，共享愿景来自于群落内创业主体深层次互动产生的情感支持，成为认知资本成长的来源，为创业活动中的战略合作奠定了基础。Spigel等[32]认为共享语系提供了信息沟通模式，而共享愿景及共同的价值体系则将认知资本升华，成为创业生态系统中相对稳定的资本元素。创业生态系统中的认知资本将种群关系升华到群落关系，有效促进创业生态系统成长。
结构性嵌入从宏观意义上揭示了生态系统整体构型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价值、习俗等的影响。认知资本具有群落特征，而结构资本则是在此基础上的顶层设计，属于整体创业生态系统。结构资本具有跨群落特征，在创业生态系统中表现为特定群落内创业主体与群落外创业主体的互动或群落间的互动关系。结构性嵌入将创业生态系统关系分析上升到整体生态系统层面。交易费用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创业生态系统能够降低内生性交易费用与外生性交易费用。其中，内生性交易费用产生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行为，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创业合作行为受到系统中文化、习俗和价值体系的共同影响，创业生态系统内部成员间关系由“个人实施”的一次性博弈行为转变为“社会实施”的多次重复性博弈行为，进而降低了内生性交易费用。而外生交易费用则借助生态系统中约定俗成的惯例影响降低外生交易费用，即有效监督交易机制和联合制裁下的履约机制。结构资本从宏观系统层面为创业生态系统中社会资本形成提供了新视角。基于结构洞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结构资本的宏观涌现；基于特定二元关系结构，占据结构洞位置的行动者能够获取信息与控制两大优势。Aven等[33]认为，借助于结构洞开发，网络结构实现了动态调整，资源实现了再分配。在资源有限情形下，结构性竞争机制为创业生态系统的成熟提供了理论基础，跨群落关系的形成正是基于群落资源不足情况下的二次创业，进而使得创业生态系统整体表现出一定的连通性 [34]。结构资本也将创业生态系统中的群落理论上升到生态系统层面。
据此，社会资本遵循创业生态系统二元关系逻辑起点，有机地将生态系统中个体、种群、群落及宏观系统整合起来，以此为创业生态系统演进过程提供全面而准确的解释，见图1。
图1 创业生态系统生成过程与社会资本
关系资本作为创业生态系统的基本元素，其基于创业主体间各类二元关系(共生、寄生、竞争、捕食等关系)互动促进创业生态系统种群的形成，而基于异质性资源整合的创业活动带来了认知资本的形成、累积与固化，促成创业生态系统中群落认知资本的累积与固化以及创业生态系统中群落(科技创新、技术开发、市场应用三大群落)的形成，跨群落活动开展贯通创新源头与市场应用群落，进一步将认知资本升级为结构资本，形成更为稳定的区域性文化、习俗、价值体系，进而构成完整的创业生态系统，成为区域创业精神的重要栖息地。从结构层面看，关系资本对创业生态系统中二元关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很好的诠释，解释了种群的形成；认知资本从群落层面揭示关系累积形成的相对闭合派系结构；而结构资本则是在跨群落互动中产生，由此形成生态系统多样性。从功能层面看，关系资本以个体间信任为依托，基于创业机会开发与资源信息获取形成特定的认知体系，完成认知资本积累，有限资源下的结构性竞争推动资源跨层次流动，带来结构资本增长。结构与功能两个方面同时促进创业生态系统的发起并实现自组织过程。
社会资本3个维度并非相互独立、互相排斥，而是相互影响、互相转化。在创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伴随着创业主体的加入与退出、关系的缔结与重构，实现了社会资本的累积变化，而3类社会资本对于整体社会资本的贡献也伴随着创业生态系统演化此消彼长，体现出创业生态系统演进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流动性。
创业生态系统的发起源于创业主体人际层面的活动实践。创意产生、机会开发以及企业创建具有鲜明的人际网络特征，即由创业主体自身直接关系形成的信任和规范，通过人际关系实现信息联接、资源重组，这种人格化关系为创业活动开展奠定了基础。在合作交易过程中，基于人际关系，信任才得以建立，而承担义务才能保证创业活动的连续开展。在创业生态系统中，人际关系是其进行合法化活动的身份标签，并通过正和博弈巩固下来，形成创业生态系统中的种群。在此过程中，关系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其它两类资本，即认知资本和结构资本也同时存在，但受人格化特征的影响，这两类社会资本并未发挥实质性影响作用，而是依附于关系资本，呈现出渐进式累积特征。创业机会开发吸引了更多创业主体的加入，创业生态系统渐具雏形，种群形成过程中的身份定位逐渐明晰，以信任为纽带形成的二元关系对接各类异质性资源，不同创业主体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共同承担创业面临的风险，共同分享创业带来的收益。
关系资本累积使得个体关系逐步升级到种群层面，创业者的人格化影响开始削弱，创业初期的人格化创业活动转变为群体规范影响下的一致性行动。创业合作过程中的交易关系逐渐稳定，交易合作惯例初步形成，并通过象征性语系符号实现显性表达，共享语系促进信息的有效沟通，群落层面规范不断完善，逐渐形成群体性愿景及价值体系，并用于指导创业交易行为。此时，行动者属于群落，群落占有行动者。通过创业活动的规范化，认知资本超越个体层面关系资本，并占据主导地位。认知资本使得创业生态系统更多具备了非人格化特质，群落层面沟通范式提高了创业成员合作的有效性。这一阶段认知资本超越关系资本而占据主导地位。
在认知资本主导下，创业生态系统将群落层面协作效率提升到极致，在有限的创业资源约束下，群落内资源开发殆尽。跨群落创业机会及异质性资源开发带动生态系统整体结构的嬗变。跨群落关系互动促进创业生态系统中结构资本的壮大。生态系统中合作关系强弱变化以及资源跨群落流动使更多创业机会得到开发，群落间的关系鸿沟通过弱联系到强联系转化实现有效衔接，结构资本超越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在创业生态系统成熟阶段占据主导地位。在结构层面，创业生态系统表现出层级构型。创业生态系统密度与连通性提高，结构洞被进一步开发，生态系统结构不断优化。在功能层面，创业生态系统中的非冗余资源进一步减少，多样化合作关系跨群落实现对接，更多市场机会得以开发。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创业活动得到进一步升级，实现科技创新、技术开发及商业应用群落的有效衔接，形成真正意义的创业生态系统(见图2)。
在创业生态系统中广泛存在竞合关系(独立共存、竞争共存、竞争替代和互惠合作等)，并形成多样化商业模式。创业主体充分发挥研发、生产、营销等价值点优势，与外部主体互补联结，占据特定生态位。这种基于个体间由点到线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关系资本的粘合效应过程。创业生态系统主体通过信息搜寻、参与行为、责任承担及互动合作实现关系资本累积。与此同时，基于市场竞争的“关系序列”形成价值链，为种群的形成奠定基础，而由价值链到价值网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交织关系的复杂升级，基于点对点的“关系元”通过更广泛的融合，形成基于认知资本的价值体系，网络惯例成为行动准则，为创业生态系统群落治理提供依据。进一步，创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依赖于群落间良性循环机制的建立。其间，结构资本发挥粘合群落的重要作用，并通过降低外生交易成本，促成创业生态系统大循环的建立和繁荣。
图2 创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的社会资本流动
综上所述，在创业生态系统发起阶段，关系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推动种群的形成，产业种群构成创业生态系统的基本单元。在创业生态系统成长阶段，认知资本占据主导地位，推动群落的形成，创业生态系统群落功能逐渐形成。在创业生态系统成熟阶段，群落间关系被打通，结构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创业生态系统功能不断完善，正式步入可持续循环发展状态。
创业生态系统演化存在两种驱动力量：一是来源于资源共享引导下的基于资源互补推动的创业生态系统共益增长；二是来源于创业主体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自益增长。其中，前者形成基于“合”的共享驱动机制，后者则形成基于“竞”的自利驱动机制。
创业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具有共享性特征，共享合作驱动下的创业生态系统，其驱动力来源于创业主体对生态系统中资源的利用与创业机会的开发，而社会资本正外部性可促进创业机会的有效开发。同时，联合制裁约束机制可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保证合作效率。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创业生态系统成员有动力结成合作关系，并为获得合法身份缔结关系盟约。
社会资本积累要求创业主体针对特定关系的维系与巩固进行再投资，形成正反馈回路，并通过桥接尚未开发的联系，助推二次创业。正如Bourdieu[35]所言：“社会资本是实际和潜在可用资源的总和，通过合作关系的占有实现交易合作的制度化。”制度化可提高创业合作效率，创业主体通过复制既定存在的关系提高组织社会资本，但在无形中又增加了社会资本整体外部效应。创业生态系统在发起阶段，随着创业主体的不断加入，形成不同需求组合下的互补合作关系，这种异质性关系为创业活动交易中的专用性资产注入活力，推动创业生态系统的兴起。通过社会资本积累，创业主体获取系统层面的社会资本。创业主体获取的社会资本越多，越容易形成新关系及正反馈机制。因此，共享合作驱动社会资本成长，并反过来吸引参与合作的外部创新者，进一步推动社会资本再生产。
综上所述，个体层面多样化角色身份为异质性合作带来机会，并形成互补性资产匹配过程。创业生态系统为个体层面成长带来驱动力量。同时，群落中的认知资本有助于提高创业主体合作效率，即通过联合制裁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实现资源共享或互补下的创业生态系统自增长。诚然，只有共享驱动并不能满足创业生态系统的持续扩张，特定群落规范下的约束还有可能形成群落“领地意识”，反而不利于跨群落关系构建，而这需要由个体自利驱动下的结构性扩展机制予以解释。
共享机制促进创业生态系统融合，但由其形成的排他性认知却阻碍了外来物种的进入。因此，创业生态系统成长还需要从外部竞争维度给出更合理的解释。Burt[36]研究发现，紧密、全连通的网络关系并不能产生高绩效；Tokman等[37]强调创业生态系统开放的重要性。生态系统位置决定个体社会资本份额，在既定社会资本下，创业主体竞争性动机逐渐掩盖合作性动机，并形成网络的占位竞争，而结构洞理论为创业生态系统的动态重构作出了很好的诠释。Burt[36]认为，占据核心网络位置能够为占位成员带来更多经济回报。如果一个节点能够与两个互不连通的节点成员联系，则该节点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成为两个互不相联群落的桥梁，则这种收益将被进一步放大。自利竞争驱动创业主体跨群落互动，进而解释了群落中由认知资本主导下的社会资本再增长。结构洞产生的自利竞争一方面通过信息优势享受决策先行者的利益；另一方面，通过控制优势掌控资源流向，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就创业生态系统而言，跨群落结网行动为创业者带来更多机会，通过开发创业生态系统孤岛或桥接两类互不相连的高密度群落，进而开发更多商业模式，实现更大意义上的集成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占位”与“创位”成为创业决策的关键。结构洞驱动下的创业主体占位竞争使得跨层次关系得以开发，这种强弱连带关系形成竞争驱动下的创业生态系统自增长，并最终促使结构资本形成。
创业生态系统中的自利竞争、共享合作两种推拉力量有机地将创新源头和实践应用贯通起来，实现创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循环。其中，科技创新群落水平取决于市场应用群落消费需求(质量、便捷、安全、高效等)和创新供给(人才、创意、资金等)，只有具备旺盛的消费需求以及充足的创新供给才能为科技创新群落提供源头活水，推动科技创新发展。与此同时，科技创新群落为技术开发群落输入科技创新成果，成为技术产业化源头。具备市场潜力的科技成果以创业项目形式成为市场开发对象，吸引风险投资，完成技术和资本嫁接，并进入市场应用群落。由此，创业生态系统循环过程实现闭环。共享合作及自利竞争两种推拉力量推动跨群落联系，共同促成群落对接与创业生态系统大循环机制构建。
创业生态系统驱动机制从共享和竞争两个方面提供系统演化的动力源，创业生态系统驱动过程存在由共享产生的同化封闭以及竞争产生的信任减损等问题。因此，正确把握两种驱动力量，厚植科学规范的生态土壤，才能发挥创业生态系统驱动力的正面作用。一方面，应防止在共享过程中，过度同化带来的小群体排外现象，保持创业生态系统动态开放；另一方面，还应严格制定并执行违反市场秩序的相关制度，预防自利竞争机制带来的市场欺诈行为。
本文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纵向考察创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关系资本、认知资本及结构资本的更替演变，并从功能与结构两个范式出发考察创业生态系统演化各阶段的转化驱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由关系资本、认知资本与结构资本流动3个维度构成，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依赖于3类社会资本的交替演进。其中，关系资本促成种群的形成，认知资本促成群落的形成，结构资本促成系统的形成。社会资本成为创业生态系统个体、种群、群落及系统的粘合剂，有效解释了结构层面的嵌套隶属关系及功能层面的涌现现象。进一步，本文基于“合”的共享机制以及基于“竞”的自利机制分析创业生态系统驱动力量，完善创业生态系统循环机制解释。创业生态系统动态治理应该设计一种制衡机制，促进关系资本、认知资本及结构资本流动，推动3类资本交替演讲。
创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已经呈现出社会资本累积现象。但如何更好地发挥创业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优势，实现匹配发展，未来还需要打开创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的“暗箱”，深入分析社会资本中关系资本、认知资本与结构资本触发机制与跃迁过程，突破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瓶颈。
(1)创业生态系统微观主体合作第三方信任机制。创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已经表明，关系资本有助于创业主体间合作，但创业项目由于信息不对称及高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在现实中很多合作关系难以建立。与此同时，基于熟人信任关系而导致的创业项目失败加剧了合作风险，为关系资本形成带来一定困扰。因此，如何发挥第三方信任机制，让真正具备市场潜力的创业项目获取各类异质性资源，需要深入研究第三方信任机制实现和维护的问题，通过完善第三方信任体系，消除信息孤岛，构建成熟的创业主体信用市场，构建良好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公信与社会资本的协调作用，有效维护关系资本的形成，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领域。
(2)创业生态系统功能种群耦合机制。创业生态系统中创业主体基于相似的业务内容，通过关系资本的作用形成独特种群，占据一定的生态位，但不同功能种群协作才能推动创业项目落地。例如，产、学、研、用创新主体功能各异，创业项目产业化过程需要相关种群功能互补，未来可探讨差异化功能主体间关系，以实现功能种群耦合。进一步，丰富从关系资本到认知资本过渡机制，研究功能种群耦合过程中组织距离的影响以及共同认知形成过程，以破解创业过程中的掉链子问题。
(3)创业生态系统三大群落反馈机制。创业生态系统可持续依赖科技创新、技术开发、商业应用三大群落的良性互动，由此形成创新供给到创新需求的正反馈过程。三大群落循环机制的建立依赖于跨群落合作关系的联结。认知资本如何过渡到结构资本，进而推动三大群落反馈循环机制的实现，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由于当前体制产生的群落身份差异以及既定群落认知产生的排外问题，跨群落合作关系的建立应该破除当前的体制约束，基于创新导向评价机制，构建公平透明的制度环境，消除群落身份带来的隔离问题，培育壮大区域结构资本，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创业生态系统。
[1] FREEMAN, JOHN, CARROLL,et al.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age dependence in organizational death rate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63(9):23-36.
[2] CHAPMAN T L.Audience belief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egitimacy[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9, 87(10):70-89.
[3] YOSHIHIRO.Interorganizational business development utilizing legitimacy for resource mobilization in large firms: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case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8, 23(10):25-40.
[4] RONALD S BURT.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J].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0, 58(7):66-80.
[5] ACS Z J, STAM E, AUDRETSCH D B, et al.The lineage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approach[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7, 49(1):1-10.
[6] CARAYANNIS E G, PROVANCE M, GRIGOROUDIS E.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s: an agent-based simulation approach[J].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6, 41(3):631-653.
[7] KALYONCUOGLU S, FAIZ E.Evaluation of techno-initiative capital support program in building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within the scope of social marketing[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2017, 10(10):132-147.
[8] CESAR B, ELLEN T.The role of innovation ecosystems and social capital in startup survival[J].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18, 12(1):1-10.
[9] PITELIS C.Clusters,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co-creation, and appropriability: a conceptual framework[J].Industrial & Corporate Change, 2012, 21(6):1359-1388.
[10] 项国鹏, 宁鹏, 罗兴武.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述评及动态模型构建[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6, 37(2):79-87.
[11] 杨武,田雪姣,李亚红.中国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健康性评价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8):112-118.
[12] 张宝建.“双创”背景下企业孵化生态体系构建[J].中国科技论坛, 2019(3):12-14.
[13] IANSITI M, LEVIEN R.Strategy as ecolog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4, 82(3):68-78，126.
[14] DUNN H, HEFFER D.The tasmanian conservation of freshwater ecosystem values project: defining and selecting special values[J].Journal of Geology,2005.
[15] COHEN B.Sustainable valley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6, 15(1):1-14.
[16] ISENBERG D J.How to start an entrepreneurial revolu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0, 88(6): 40-50.
[17] 原长弘,张树满.科研院所高效科技创业生态系统构建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5):18-25.
[18] CHRISTOS, PITELIS.Clusters,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co-creation, and appropriability: a conceptual framework[J].Industrial & Corporate Change, 2012, 35(12):25-38.
[19] MARQUES C, MARQUES A V, BRAGA V, et al.Technological transfer and spillovers within the RIS3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a quadruple helix approach[J].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 Practice,2020:1-10.
[20] 项国鹏,曾传圣.国外创业生态系统研究最新进展及未来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4):151-160.
[21] LUX A A , FLAVIO ROMERO MACAU, BROWN K A.Putting the entrepreneur back into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 Research, 2020, 35(20):35-50.
[22] TAYLOR D W, JONES O, BOLES K.Building social capital through action learning: an insight into the entrepreneur[J].Education + Training, 2004, 46(5):226-235.
[23] BENDICKSON J S, IRWIN J G, COWDEN B J, et al.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knowledge spillover in the face of institutional voids: groups, issues, and actions[J].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 Practice, 2020(2):1-10.
[24] NAHAPIET J, GHOSHAL S.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2): 242-266.
[25] CHEUNG C W M, KWONG C, MANZOOR H, et al.The co-creation of social ventures through bricolage, for the displaced, by the displace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 Research, 2019, 25(5):1093-1127.
[26] BURT R S.A note on social capital and network content[J].Social networks, 1997, 19(4): 355-373.
[27] CARAYANNIS E G, PROVANCE M, GRIGOROUDIS E.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s: an agent-based simulation approach [J].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6, 41(3):631-653.
[28] NEUMEYER X, SANTOS S C, CAETANO, ANTONIO, et al.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s and women entrepreneurs: a social capital and network approach[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8,55(2):13-29.
[29] GRANOVETTER M.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firms and entrepreneurs[J].Entrepreneurship: The Social Science View, 2000(3): 244-275.
[30] MENON K, KARKKAINEN H, JUSSILA J, et al.Analysing the role of crowdfunding i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a social media event study of two competing product launch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 Small Business, 2018, 33(4):1-12.
[31] BERNARD H R, KILLWORTH P D, SAILER L.Informant accuracy in social network data IV: a comparison of clique-level structure in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network data[J].Social Networks, 1980, 2(3): 191-218.
[32] SPIGEL B, HARRISON R.Toward a process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J].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18(10):45-61.
[33] AVEN B, HILLMANN H.Structural role complementarity in entrepreneurial teams[J].Management Science, 2017(8):42-67.
[34] NIKIFOROU, ARGYRO IRO.Network structure and firm-leve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e role of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networks[J].Journal of Business Reasearch.2020，106(1): 129-138.
[35] BOURDIEU P.The forms of capital [J].Cultural theory: An anthology, 2011(3): 81-93.
[36] BURT R S.The contingent value of social capital[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42(2)：339-363.
[37] TOKMAN M, MOUSA F T, DICKSON P.The link between SMEs alliance portfolio diversity and top management's entrepreneurial and alliance orientations[J].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9(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