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基于互联网资源量与普及度双重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经济发展要求向高质量方向转变，企业家精神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得到国家高度重视。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于创新创业。虽然中国企业家精神培育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据数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是7～8年，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40年相距甚远。因此，寻找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新动能成为新时代下亟需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互联网作为第四次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各领域纷纷加入互联网浪潮，凭借互联网力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互联网能否成为企业家精神有效发挥的新引擎？能否促进企业家精神均衡发展？在不同的互联网发展维度下两者之间呈现何种关系？正面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对于充分发挥互联网经济效益、激发企业家精神、缩小区域间差距、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于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成熟。Kautonen等[1]、Staniewski[2]、刘鹏程等[3]从个体层面分析年龄、经历、性别等因素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余文涛[4]基于中国创业产业角度探讨产业集聚对创新型和创业型两类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李后建[5]在经济系统互动关系中的内在非线性结构框架下，考察腐败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联性；邵传林和张存刚[6]基于法经济学理论分析法治发展水平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许和连和梁亚芬等[7]采用全球企业家观察(GEM)个体数据探究FDI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程俊杰[8]在分析民营经济演变的基础上，证实制度变迁对企业家精神配置方向具有影响；Audretsch等[9]采用1998—2005年德国一个地区横截面数据研究知识和文化多样性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不难发现，现有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特征、制度环境、文化环境、产业集聚等传统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因素尚未纳入研究，尤其是互联网经济时代，以创新、平等、互联为特征的互联网思维与企业家精神具有本质上的趋同性，互联网发展有利于企业家之间的知识溢出，可以降低企业家交易和获取知识的成本[10]。但是，互联网因素并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仅少数学者探究了互联网对创新创业的影响效应。Gumming等[11]分析互联网技术引入农村社区对区域创业的影响，发现使用宽带互联网的社区，其创业活动更活跃；Javalgi等[12]采用印度数据证实互联网可以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度，倒逼企业家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并采用新的商业模式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刘斌和辛伟涛[13]指出，互联网不仅能够直接促进机会型创业率提升，而且能够通过促进创新、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强化创业示范效应间接提高创业率；张旭亮等[15]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证实互联网不仅能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还能对邻近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溢出效应；惠宁和刘鑫鑫[15]通过面板门槛技术证实互联网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互联网发展水平提高，其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增强。

不难发现，目前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研究仍集中于传统因素，互联网对创新或创业的影响研究处于初级阶段，鲜有学者探究互联网这一新型要素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探讨两者间非线性关系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鉴于此，本文采用2006—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区市(西藏因数据缺失，未纳入统计)面板数据考察互联网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创新之处如下：第一，摒弃以往按照创业单方面指标衡量企业家精神的方法，将创新因素纳入研究框架，基于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两个维度构建区域企业家精神综合指标体系，并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度2006—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企业家精神水平；第二，互联网发展具有系统性，主要反映为互联网资源增加和普及范围扩大，其中互联网资源体现为平台建设、网站构建、技术开发等，互联网普及体现为网络扩散、信息普及等[16]。现有文献将互联网发展视为一个整体，忽视了互联网资源和互联网普及的经济效应差异。为了深入探讨互联网对企业家精神的溢出效应，本文基于互联网资源量和互联网普及度两个维度，考察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并以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样本检验互联网能否缩小不同区域之间的企业家精神差距，以验证互联网能否成为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新动能；第三，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互联网被证实具有显著网络效应[15，17]。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基于互联网资源量和互联网普及度双重视角，探讨互联网对企业家精神的非线性关系与门槛特征，并进一步考察互联网发展对不同区域企业家精神的非线性影响差异；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论，结合互联网经济环境，从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阶段差异性入手，针对如何发展互联网资源、推动互联网普及、激发企业家精神以及缩小区域之间不平衡的矛盾，提出创新性对策建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目前，学术界将企业家精神内涵归结为三大学派[18]，基于奈特和舒尔茨的芝加哥学派，强调企业家冒险精神；基于魁奈和熊彼特的德国学派，强调企业家创新精神；基于米塞斯和柯兹纳的奥地利学派，强调企业家开拓精神。总体来看，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在不平衡的市场中寻找尚未被发掘的机会，进而开展创业和创新活动。因此，本文从创业创新行为这一角度分析互联网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1.1 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内在机理

互联网资源效应体现为互联网平台和技术应用带来的红利，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如下：第一，提高资源整合效率。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成为连接全球的技术纽带、资产纽带和契约纽带[19]。资源整合方式由线下简单相加转变为线上线下多重资源的重组、整合与共享，进而推动资源跨区域、跨领域、跨平台自由配置，促进创新创业资源实现最优配置，不仅强化了开放式创新创业的资源匹配与响应能力，而且显著降低了创新创业的生产成本。第二，缓解创新创业压力。互联网技术突破了单一银行融资渠道，出现了如P2P网贷、支付宝、借贷宝等数字支付平台。企业家能够根据自身消费信用积分获取相应的贷款权限，可以有效缓解创新创业的资金压力，降低创新创业资金门槛。第三，降低创新创业风险。互联网打破了技术壁垒，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3D仿真技术的应用，使虚拟制造和全面模拟成为可能。企业家可以实时模拟活动开展过程，有效协调事前计划与实施过程的关系，大幅度降低创新创业活动风险，提高活动成功率。同时，互联网技术能够实现创新创业全过程可视化，促使企业家实时追踪创新创业情况，对于偏误行为及时进行纠正，并根据外部环境进行动态调整。第四，增加创新创业机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被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引发商业模式和创新模式重大变革，催生出“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新兴行业，出现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众包众聚等企业运行方式，为企业家进行新一轮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了机会。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互联网资源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家精神提升。

互联网资源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与其它生产要素不同，遵循边际报酬递增规律和梅特卡夫定律，即随着互联网资源投入不断增加，其发挥的作用和价值呈现指数型增长[15，17]。基于此，本文认为，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可能具有网络效应。互联网资源投入初期，互联网平台构建需要消耗大量资金，不仅提高了企业家创业进入壁垒，而且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企业自主研发、技术创新等相关领域的投入。此时，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但随着互联网资源持续投入，互联网资源边际成本大幅度降低，企业商业模式得以全面革新，催生出一批“互联网+”新业态，激发了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增加了互联网对企业家精神的溢出红利。同时，当一个企业获取创新创业租金时，会激发其他个体引进互联网技术的欲望，各企业纷纷开展创业创新活动，从而形成一个企业家呼唤其他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正反馈机制，使互联网对企业家精神的溢出效应达到最优。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影响。

1.2 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内在机理

互联网普及效应是指互联网借助网民规模优势所发挥出来的溢出效应、扩散效应和渗透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促进了知识外溢。互联网能够将杂乱无章的知识重组整合并共享于网络空间中，凭借广大网民持续更新形成一套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20]。企业家能够低成本地获取现有知识成果，借助知识溢出得到所需的知识资源，提高自身创新创业能力。同时，企业家可以借助互联网相互联系，分享创业经历、失败经验和主张观点，实现创新思想碰撞，解决初始创业遇到的困难，激发其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打破信息不对称壁垒[21]。随着网络规模拓展，单向信息传递已经无法满足需求，进而倒逼信息传递方式转变为多向扩散，因而政策信息、技术信息、市场信息能够及时扩散到全球各地。这种信息可达性提升有利于企业家准确找到所需信息，识别市场开发机会，从而促进创新创业活动开展。另外，随着消费者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和个性化，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了创新创业风险，互联网凭借其连接性可以将企业和消费者连接起来，通过分析消费者信息深度挖掘市场需求，有利于企业家选择合适的发展方向，使新产品契合市场需求，有效降低市场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从而刺激企业家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第三，营造开放式环境。互联网将社会各界连接，使其形成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经济网络体系，创造出无界、有效、自由、全面的开放式创新创业环境[22]。在开放式网络体系中，供应商、消费者、研发机构等相关利益者融入企业创新创业活动，创新模式由供给主导向需求引导转变，治理结构由集权式、金字塔式向去中心化、人人参与式转变，高校、研发机构和企业的合作更加紧密，他们共同探索市场消费需求，针对共性技术问题进行创新合作，营造创新氛围，充分激发协同效应，提升开放式创新创业的主动性。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互联网普及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家精神提升。

由上述分析可知，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具有网络效应，那么互联网普及是否对企业家也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即互联网普及度越高，是否越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随着互联网普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生活成为时代潮流，移动支付、网上购物、远程医疗、线上授课等新业态涌现，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者更加偏好定制化产品，市场范围快速拓展，为企业家开展“线上”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了契机。但随着互联网普及范围不断扩大，当现有条件下所有可能成为网民的群体都成为网民时，经济、技术以及知识的落后会限制网民规模扩大，其促进作用达到饱和。此时，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就会变得不显著。而且，过度的互联网普及促使不完全竞争市场逐渐走向完全竞争市场，会显著降低市场不确定性，而正是市场不确定性带给企业家创新创业机会，因而完全竞争市场会明显阻碍企业家创新创业行为。同时，过度的互联网普及会使网络空间中涌现出各种无用、过时以及虚假信息，严重妨碍企业家对于有效知识或信息的获取和利用，对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产生负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互联网普及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复杂倒U型非线性关系。

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2.1 模型构建

为了深入探究互联网对企业家精神的溢出效应，本文基于互联网普及度和互联网资源量两个维度构建模型。借鉴相关研究，选取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水平、性别差异、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同时为降低原始数据波动的负面影响，所有变量均取对数，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lnESit=α0+α1lnzyit+α2lneduit+α3lnmarkit+α4lnsexit+α5lnproit+α6lnfinit+ui+εit

lnESit=β0+β1lnpjit+β2lneduit+β3lnmarkit+β4lnsexit+β5lnproit+β6lnfinit+ui+εit

式中，i和t分别代表省份、时间；ES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i省份t时期的企业家精神水平；zyit和pjit是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代表i省份t时期的互联网资源量和互联网普及度；eduit、markit、sexit、proit、finit是控制变量，分别代表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水平、性别差异、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金融发展水平；ui代表个体效应；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α0、β0是截距项；α1-α6、β1-β6为待估参数，代表各变量对企业家精神的弹性系数。

然而，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互联网发展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线性拟合关系，很有可能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动态关系。因此，本文采用Hansen[23]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解释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作用的门槛特征，模型构建如下：

lnESit=δ1lnzyit·I(lnzyit≤γ1)+δ2lnzyit·I(γ2≥lnzyit>γ1)+…+δn+1lnzyit·I(lnzyit>γn)+δn+2lneduit+δn+3lnmarkit+δn+4lnsexit+δn+5lnproit+δn+6lnfinit+ui+εit

lnESit=φ1lnpjit·I(lnpjit≤γ1)+φ2lnpjit·I(γ2≥lnpjit>γ1)+…+φn+1lnpjit·I(lnpjit>γn)+φn+2lneduit+φn+3lnmarkit+φn+4lnsexit+φn+5lnproit+φn+6lnfinit+ui+εit

式中，zyit和pjit既是核心解释变量也是门槛变量；γ1～γn是n个门槛值；I(·)是指示函数，如果满足括号内条件赋值为1，否则为0。

2.2 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家精神水平(ES)。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研究了一些企业家精神衡量指标，如自我雇佣率[24]、新建企业成立比例[25]、每万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26]等。可以看出，上述指标大多从创业角度反映企业家精神水平，却鲜有考虑创新。然而，余文涛[4]、李宏彬等[27]提出，企业家精神主要包含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两个方面，单方面的创业指标并不能准确评价一国的企业家精神[28]。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仅仅考虑创业精神而忽视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水平就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来。因此，本文遵循全面性、可比性、可获得性原则，基于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质量两个维度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区域企业家精神评价指标体系。企业家创业精神表现为企业创办和规模拓展[27]，依据创业动机可将其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29]。可见，企业家创业精神反映在个体单位和私营企业创办与拓展行为中。因此，本文选取个体和私营企业相关数据，从区域企业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两个方面进行测度。企业家创新精神最早由Schumpeter[30]提出，他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进行的“创造性破坏”行为，即打破现有均衡，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主要体现为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故本文从区域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进行刻画，具体指标共12个，见表1。

核心解释变量是互联网资源量(zy)和互联网普及度(pj)，同时它们也是门槛变量。现有文献大多采用单一指标对互联网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常用指标有网站数、域名cn数、网民数、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数等。上述单一指标只能凸显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某一方面，为全面反映互联网发展水平，本文借鉴惠宁和刘鑫鑫[16]的做法，将互联网发展分为互联网资源量和互联网普及度两个方面加以衡量。互联网资源量表现为网络基础资源增加，采用各省区市拥有的网站数进行刻画。互联网普及度从网民规模这一角度体现互联网的扩散程度，为了消除人口基数的影响，本文采用各省区市互联网普及率加以衡量。

控制变量。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一致性，对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其它变量加以控制。

(1)人力资本水平(edu)。企业家精神的有效发挥需要企业家拥有冒险精神、市场识别能力和较强的创新思维，而区域人力质量是决定企业家才能的关键要素，良好的人力资本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本文选取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加以衡量。

(2)市场化水平(mark)。自由的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为企业家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强企业家活力，激发企业家精神，本文选取各地区国有企业就业人员与总就业人数的比值体现。

(3)性别差异(sex)。性别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与女性相比，男性不仅创新创业意愿较强，而且风险承受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和新产品开发能力强于女性，男性比例增加能够有效激发企业家精神，本文选取各地区男女性别比加以衡量。

(4)知识产权保护程度(pro)。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区创新创业环境，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能够保障创新创业有效实施，激发企业家进行创新创业活动，本文选取各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与GDP的比值进行刻画。

(5)金融发展水平(fin)。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决定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的融资环境质量。良好的金融系统通过为企业家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分担或降低企业家创新创业风险，从而提升企业家精神水平。本文选取各地区本外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及贷款之和与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2.3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择2006—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2为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所有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企业家精神变量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水平最高，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发展水平提升缓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发展水平的标准差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中国各区域间企业家精神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发展水平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但东部地区内部的企业家精神发展存在较大差距。

3 实证分析

3.1 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线性影响结果分析

3.1.1 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1～2、模型6～7分别以互联网资源量和互联网普及度为研究对象，在全国层面上考察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见表3)。首先进行面板模型筛选，发现所有模型均拒绝F检验、LM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说明所有模型均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减弱异方差的负向影响，所有模型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模型1结果显示，互联网资源量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互联网资源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家精神水平提升，互联网资源量每增加1%，企业家精神水平提高0.024%，可见互联网平台和技术应用能够推动企业家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激发企业家精神。从模型6结果看，互联网普及度的影响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水平具有积极影响，互联网普及度每提高1%，企业家精神水平提高0.020%。可见，互联网作为传播工具能够强化知识溢出效应，有利于企业家创业创新思维形成，使其及时捕捉市场机会，将已开发的知识转变为经济价值。两个模型对比发现，互联网资源量的影响系数高于互联网普及度0.004，说明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强于互联网普及，但总体来看，两者均能显著促进企业家精神水平提高，验证了H1和H3，即互联网可以成为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新动能和新引擎。

考虑到互联网发展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即互联网发展能够为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便利的技术、平台，推动知识溢出和信息扩散，促进企业家精神水平提高。同时，企业家精神水平越高，越容易产生互联网思维，对互联网技术的要求越高，就越倾向于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借鉴以往学者的做法，将网站数和互联网普及率的滞后一期作为互联网资源量与互联网普及度的工具变量进行IV估计，回归结果见模型2和模型7。结果显示，无论是互联网资源量还是互联网普及度，其影响系数均在1%或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且互联网资源量的影响略强，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因此，新时代下，各地区应充分重视互联网发展和应用，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以模型1和模型6为基础，简单分析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水平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有利于促进企业家精神提升，“人”仍然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因素。市场化水平为负不显著，说明区域市场化虽然能够促进创新创业活动开展，但这一效应尚未发挥。性别差异显著为正，说明男性较强的创新意愿、冒险精神和识别能力有利于企业家精神水平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显著为正，可见知识产权保护能够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保障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金融发展水平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现有金融制度和产品无法给企业家创新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没有发挥出其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

3.1.2 分区域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2结果发现，企业家精神发展在区域之间存在严重不平衡和不充分特征，那么互联网发展能否缩小区域间的企业家精神差距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总样本分为东、中、西部3个分样本进行估计，模型3～5、模型8～10分别以互联网资源量与互联网普及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互联网发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影响，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模型5和模型10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剩余模型均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由模型3～5回归结果看，互联网资源量对3个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互联网资源量的影响系数为负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且，中部地区的影响强度高于其它地区，说明互联网资源建设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具有积极影响，但对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不显著。可见，互联网资源能够缓解区域间的企业家精神发展失衡问题。由模型8～10回归结果看，互联网普及度的影响系数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而在东部地区不显著，且中部地区的影响强度大于西部地区0.040。可见，互联网普及能够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水平提升，对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却没有显著影响，说明互联网普及能够缩小区域间企业家精神水平差距。综合来看，互联网发展能够有效解决企业家精神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显著缩小区域间企业家精神水平差距。可能是企业家精神发挥受内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东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开放程度、市场范围不同，导致区域间企业家精神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然而，互联网的出现缩小了区域间的环境差异。首先，互联网模糊了区域边界，打破了资源流动限制，生产要素能够跨界配置，信息流、资金流和产品流自由流动，避免资源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解决了内陆地区难以获得优质资源的问题；其次，凭借互联网的传播优势，传统信息壁垒被打破，内陆城市的企业家不仅能够及时获取国内外各类信息，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动向，还能通过网络搜寻所需的信息资源，突破信息不对称困境，显著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信息差异，从而激发其创新创业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后，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受经济条件限制，未能吸引企业家投资。在互联网作用下，落后地区发展优势被放大，加上政府对西部地区的政策优惠，更多企业家会在低成本的西部地区开展创新创业活动，促使西部地区的物力和人力充分发挥作用，从而提升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水平。可见，互联网是解决区域间企业家精神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重要因素，中西部地区应积极形成互联网经济，促进“互联网+创新创业”深度融合，缩小与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水平差距。

3.2 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分析

3.2.1 门槛存在性检验

首先借助Hansen自举法进行互联网影响企业家精神的门槛存在性检验，以此确定门槛模型和门槛值，检验结果见表4。当互联网资源量作为门槛变量时，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显著通过第一门槛、第二门槛和第三门槛检验，中部地区在5%的统计水平下通过第一门槛检验，第二门槛检验结果不显著。可见，互联网资源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复杂非线性关系，但在不同地区，互联网资源量门槛值表现出明显差异，全国层面的门槛值分别是11.722、12.425和12.861，东部地区的门槛值分别是11.746、12.419和13.151，中部地区的门槛值是10.669，西部地区的门槛值分别是9.075、9.174和10.670。当互联网普及度作为门槛变量时，全国层面和三大地区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通过第一门槛、第二门槛及第三门槛检验，说明互联网普及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存在明显三重门槛效应。其中，全国层面的门槛值分别是-2.386、-1.178和-0.380，东部地区的门槛值分别是-0.562、-0.380和-0.323，中部地区的门槛值分别是-0.810、-0.740和-0.713，西部地区的门槛值分别是-2.564、-0.879和-0.687。可见，东部地区的互联网普及度门槛值高于中西部地区。

3.2.2 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门槛存在性检验结果，构建相应的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互联网发展与企业家精神间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互联网资源量的维度上，从全国层面看，根据3个门槛值将全样本分为4个门槛区间，在第一门槛区间，互联网资源量的影响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资源量较低时也能显著促进企业家精神水平提高，互联网资源量每增加1%，企业家精神水平提高0.013%；当互联网资源量增加到第二个门槛区间时，互联网资源量的影响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为正且影响强度提升了0.003，说明在第二门槛区间，互联网资源能显著促进企业家精神提升且促进作用有所增强；当互联网资源量跨入第三门槛区间时，互联网资源量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且影响强度进一步提升，可见在第三门槛区间，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持续增强；当互联网资源量达到第四门槛区间时，互联网资源量的影响系数仍显著为正且影响强度达到最大，此时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最强。可见，无论互联网资源量处于哪个阶段，互联网资源均能对企业家精神产生积极影响，而且随着互联网资源量增加，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增强，呈现边际效率递增规律，网络效应被激发，验证了H2。然而，目前全国互联网资源量平均水平(11.207)与最优水平(12.861)仍差距较大，仅北京、浙江和广东3个省(市)互联网资源量达到最优的第四门槛区间，辽宁、江苏、福建和山东4个省(市)达到第三门槛区间，四川处于第二门槛区间，剩余22个省(市)仍处于第一门槛区间。可以看出，大多数地区的互联网资源难以支撑企业家精神完全发挥，可能原因是企业家精神对互联网资源量有较高的门槛。因此，未来各地区应重视互联网资源构建，借助互联网平台充分释放企业家精神红利。进一步，对3个地区的门槛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互联网资源量的影响系数在3个门槛区间均显著为负，证实了东部地区互联网资源不利于企业家精神发挥的结论。然而，在每个门槛区间内，互联网资源量的影响强度不同，在第一门槛区间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负向作用为0.039，第二门槛区间其负向影响略有减弱，第三门槛区间其负向影响再次减弱，第四门槛区间其负向影响最弱。可见，在东部地区，互联网资源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负向作用的边际效率递增规律，随着互联资源量增加，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不利影响逐渐降低。就中部地区看，在第一门槛区间，互联网资源量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说明低水平的互联网资源不能激发中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当互联网资源量达到第二门槛区间时，互联网资源量的影响系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当互联网资源量跨越10.669门槛后，中部地区互联资源能够促进企业家精神提升。可见，中部地区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需要满足资源量大于10.669的门槛条件。就西部地区看，在第一、第二和第三门槛区间，互联网资源量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当互联网资源量低于10.670时，互联网资源难以促进企业家精神提升；当互联网资源量超过10.670后，互联网资源量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且影响强度最大，说明西部地区只有在互联网资源量跨越第三门槛值后，其互联网资源才能激发企业家精神。

从互联网普及度看，在全国层面上，互联网普及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显著非线性动态关系。当互联网普及度小于-2.386时，互联网普及度的影响系数为0.041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第一门槛区间内的互联网普及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家精神水平提升；当互联网普及度大于-2.386小于-1.178时，互联网普及度的影响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影响强度有所提升，可见随着互联网普及度提高至第二门槛区间，其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增强；当互联网普及度大于-1.178小于-0.380时，互联网普及度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且影响强度达到最大，说明第三门槛区间的互联网普及能显著激发企业家精神，且这种溢出效应在该区间达到最优；当互联网普及度突破-0.380时，互联网普及度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可见第四门槛区间的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降低，表现为负向抑制作用。究其原因在于互联网过度普及，网络中虚假、无用的信息泛滥，加大了企业家信息获取难度。信息不对称壁垒被打破，不完全竞争市场机会逐渐消失，阻碍了企业家精神有效发挥。总的来看，互联网普及与企业家精神水平之间呈现由正转负的倒U型关系，随着互联网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其对企业家精神水平的影响呈现先稳步上升后急速下降的规律，存在明显高水平陷阱，当互联网普及度超过-0.380后，互联网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转变为负向影响，验证了H4。就2018年各省区市互联网普及水平看，86.67%的地区处于第三门槛最优区间，而北京、辽宁、福建和广东4个省(市)落入了互联网普及高水平陷阱。上述地区亟需采取相应措施保障网络秩序，激发企业家精神。进一步，考察在不同地区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非线性影响的异质性。就东部地区看，当互联网普及度低于-0.562时，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为正，互联网普及度提高1%，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水平提高0.032%；当互联网普及度介于[-0.562,-0.380]时，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影响强度提升了0.045；当互联网普及度介于[-0.380,-0.323]时，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为负，互联网普及不利于企业家精神水平提升；当互联网普及度大于-0.323时，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显著为负且这种负向影响不断增强。可见，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呈现由正转负的倒U型规律，互联网普及的最优区间为第二门槛区间。就中部地区看，无论互联网普及度处于什么水平，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影响强度呈明显差异。在第一门槛区间，互联网普及度的影响系数为0.065；在第二门槛区间，互联网普及度的影响强度减弱为0.035；在第三门槛区间，互联网普及度的影响强度再次提升为0.105且超过第一门槛区间；达到第四门槛区间，互联普及度的影响强度再次减弱为0.068。可以看出，中部地区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呈现正向倒N型规律，即随着互联网普及度提升，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先增强后减弱再增强。就西部地区看，当互联网普及度分别处于第一门槛区间、第二门槛区间时，互联网普及均显著促进企业家精神提升，随着互联网普及度提高，其促进作用增强。然而，当互联网普及度达到第三门槛区间时，互联网普及仍能促进企业家精神发挥，但影响强度减弱。当互联网普及度跨越第四门槛区间时，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为负，互联网普及度提升不利于企业家精神发挥。可见，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度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在第三门槛区间，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最大。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以2006—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质量两个维度测度企业家精神指综合指数，并从互联网普及和互联网资源两个角度探究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1)互联网资源和互联网普及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家精神水平提升，但上述影响存在明显空间异质性，具体表现如下：中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则不显著，说明互联网发展能够缩小区域间企业家精神水平差距，互联网可以成为新时代下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新动能。

(2)互联网资源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复杂动态非线性关系，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规律，即随着互联网资源量增加，其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基于地区层面的检验发现，在东部地区两者呈现负向边际效率递增关系，即随着互联网资源量增加，其对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其促进作用分别在第二门槛区间和第四门槛区间显现。

(3)互联网普及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由正变负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互联网普及度提升，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呈先稳步提升后急速下降，存在明显高水平陷阱。其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与全国保持一致，而在中部地区，两者间呈现正向倒N型关系，即随着互联网普及度提升，其对中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再增强。

4.2 政策启示

(1)加大互联网资源建设力度，激发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网络效应。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呈边际效率递增规律，当前中国互联网资源量与最优值存在较远的距离，故推动互联网资源发展是未来网络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首先，政府应持续加大互联网资源投资强度，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提高宽带网络速度，完成网络平台更新迭代，全面提升信息供给能力，保障企业交流顺畅、便捷，促进企业家之间的思想碰撞，从而促进企业家创新创业思维形成。其次，政府应加强对信息基础技术研究的支持，打破当前网络技术壁垒，大力研发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3D等高端数字技术，建设一系列高质量互联网应用平台，鼓励企业家主动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平台实现企业内外部、产业上下游及跨领域要素配置重组，推动创新创业资源集成、开放和共享。最后，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以互联网产业发展基金、互联网创新创业基金、互联网技术孵化中心、互联网创业产业园区等方式，引导民间资本流向互联网技术研发关键领域，充分调动企业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网络效应。

(2)适当提高互联网普及率，避免互联网过度普及给企业家精神带来的负向影响。互联网普及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由正变负的倒U型关系，政府应该遵循这一规律，在互联网发展不同阶段采取差异化策略。在互联网普及前期，政府应重视普惠互联网构建，由PC互联网转向移动互联网，突破互联网使用限制，实现无线网络广泛覆盖，形成城乡互动的互联网发展架构，有效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同时，丰富网络服务内容，提高网络服务质量，适当设立互联网服务体验站，提高人们对互联网的认知程度，以及互联网用户活跃度，深度挖掘互联网普及潜力。在互联网发展后期，政府和企业要注意因互联网规模过大导致的网络管理困难、黑客侵入危机、虚假信息泛滥等负面影响。借鉴发达国家网络管理经验，完善现有互联网法律法规，严惩网络犯罪行为，构建事前预防与事后惩治衔接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有效遏制互联网虚假信息扩散和低劣网络行为，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3)制定动态化、差异化互联网发展策略，缩小区域之间的企业家精神差距。各地区政府应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发展阶段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差异性，在不同阶段制定具有针对性、差异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政策，充分释放互联网的能量。东部地区可凭借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优势加强互联网资源建设，构建高质量互联网创新开放平台，提供与需求相契合的应用服务，以吸引众多海内外创新创业企业入驻，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市场机会，从而激发企业家精神。同时，后期要适度控制互联网普及范围，加强网络综合管理，避免互联网过度普及给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中部地区，一方面，要积极引入互联网技术，持续扩大互联网资源投资规模，使之突破10.669门槛值，从而激发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要适度提高互联网普及水平，使之处于最优门槛区间，从而实现互联网普及的溢出效应最大化。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政府应适当将互联网资源向西部地区倾斜，降低宽带接入资费标准，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提高网络平台供给能力，使互联网资源跨越过10.670的门槛值，借助互联网资源力量激发企业家精神。但在缩小数字鸿沟的同时，要把握好互联网普及度，避免互联网过度普及对本地区企业家精神产生负向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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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基于互联网资源量与普及度双重视角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on Entrepreneurship:based on the Doubl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Resources and Internet Popularization

0 引言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内在机理

1.2 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内在机理

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2.1 模型构建

2.2 变量设定

2.3 数据来源

3 实证分析

3.1 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线性影响结果分析

3.2 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分析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4.2 政策启示

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基于互联网资源量与普及度双重视角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on Entrepreneurship:based on the Doubl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Resources and Internet Popularization

0 引言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内在机理

1.2 互联网普及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内在机理

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2.1 模型构建

2.2 变量设定

2.3 数据来源

3 实证分析

3.1 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线性影响结果分析

3.2 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分析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4.2 政策启示

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基于互联网资源量与普及度双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