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因“我能”而拼凑：创业震荡的调节效应

当前，虽然选择创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成功率极低，原因在于：新创企业受新生性成长劣势和竞争弱性等先天缺陷的制约，容易陷入资源匮乏困境[1-2]。创业者有3条可供选择的行为路径：一是对手头现有资源进行审视、评估、组合和利用，通过创业拼凑解决资源获取难题；二是持续从外部搜索和获取新资源，借助外部力量摆脱资源困境；三是消极回避资源束缚，如维持现状、缩小企业规模或解散企业等[3]。对于创业者来说，持续从外部获取资源支持新创企业走出困境不太现实，而实施创业拼凑则是一种可行选择。创业拼凑是指创业者通过对手头现有资源进行重组和利用应对资源束缚困境，进而保证创业活动得以延续的行为[3]。现有研究表明，创业拼凑是创业者化解资源匮乏困境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帮助企业构建竞争优势，获取更好的创业绩效[1]。因此，创业拼凑作为创业者成功创业的关键，日益引起学者广泛关注。

关于创业拼凑的研究存在企业和创业者两类视角。其中，在关于创业者的研究中，创业拼凑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个体因素，涉及创业者职业价值观[4]、先前经验[5]或能力[3，6]、心理授权[7]、社会网络关系[8]和反馈寻求[9]；二是团队因素，涉及团队创造能力和协调能力[10]、个体在团队中的角色[11]。虽然上述研究发现个体因素能够促进创业拼凑，但未揭示个体因素驱动创业拼凑的内在机理，仅以创业拼凑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个体因素影响效应，难以解释“为何有些创业者积极开展创业拼凑，有些创业者却无所事事”和“创业者在何种情境下开展更多创业拼凑”等问题。

对于受到资源约束的新创企业来说，突破创业困境要求创业者具备很高的认知思维。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创业者认知思维和自我概念的重要维度之一，对创业者行为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也有可能对创业拼凑产生影响。具有高水平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会把创业纳入可行的职业选择范围，并把实现创业成功设为自身努力的目标。创业者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设定的创业目标也就越高，并且能够始终保持对目标的清晰认知。具有高目标清晰度的个体更有可能在面对资源匮乏时保持对创业目标的明确认知和坚定追求，并积极采取创业拼凑等方式助力新创企业可持续发展。此外，创业拼凑受动态环境的影响，创业者需要始终保持对环境的敏感度。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重点关注宏观环境对创业拼凑的影响，并将其视为调节变量或控制变量。除宏观环境外，微观主体经历的积极或消极震荡事件也是创业者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引入创业目标清晰度探究相关因素对创业拼凑的内在作用机制，引入创业震荡考察影响创业拼凑的边界条件，以期丰富创业拼凑前因研究。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

拼凑最初由法国学者Lévi-Strauss提出，将其定义为对手头拥有的一切可利用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以达成任务。Garud & Karnoe[12]将这一概念拓展至创业领域，认为企业可通过拼凑突破资源匮乏困境，应对新机遇和新挑战；此后，Baker & Nelson[11]提出创业拼凑的概念，即创业者通过整合利用手头资源解决新问题和发现新机会的过程，并总结了创业拼凑的3个关键特征：利用手头资源、即刻行动和资源重组；Domenico等[13]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认为创业拼凑还包括即兴创作和不屈从于约束的特征。总体来说，创业拼凑内涵存在资源、行为和能力3种视角。从资源视角出发，创业拼凑是一种资源调度方式；从行为视角出发，创业拼凑是企业面对资源约束困境采取的应对行为；从能力视角出发，创业拼凑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能力[14]。创业拼凑存在多种形式，学者们划分标准不一致。Baker等[3，15]先以创业拼凑频率和范围为依据将创业拼凑划分为并行拼凑和选择拼凑，随后又依据创业拼凑动机将其划分为需求型拼凑和构想型拼凑。创业拼凑类型在概念上存在重复，并且划分维度越多，研究难度越大。因此，本研究将创业拼凑视作一个整体，遵循行为视角，将其定义为创业者重新审视、评估、组合和利用现有资源，应对和突破资源匮乏困境，以保证创业活动得以持续开展的行为。

当个体行为与认知发生冲突时，个体将会出现心理失调，进而引起心理不适。自我一致性理论认为，个体为避免心理失调，倾向于证实自我概念(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试图保持信念、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16]。其中，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力、性格、价值观等的整体感觉和综合评价，能够引导和预测个人的态度和行为。自我效能感作为自我概念的一个维度，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念，会对个体决策、情绪状态、努力程度产生影响。在创业领域，创业者对自身创业能力的自信和信念不仅影响其创业决策，也会影响其在创业过程中的努力程度、心理状态以及在创业后管理企业的行为和效率。相比于低自我效能感个体，高自我效能感个体具备更高的注意力，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认知资源完成各项任务并持久地处理和应对特定领域难题。高自我效能感个体在面临复杂任务时从容淡定，低自我效能感个体则会产生压力、抑郁和焦虑[17]。大多数新创企业由于天生的成长劣性和竞争弱势，导致其可以获取和利用的资源有限，因此经常在资源不足困境下识别和开发新机会，这就需要创业者创造性地运用手头资源。遵循自我一致性理论，与低自我效能感创业者相比，高自我效能感创业者会更加积极地采取行动，对手头拥有的现有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和利用，以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正相关。

1.2 创业目标清晰度的中介作用

当个体担任某一角色时，需要明确角色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履行角色责任的具体行为及预期结果，否则会导致角色冲突与角色模糊，并给个体带来角色压力。Sawyer[18]将角色清晰度划分为目标清晰度和过程清晰度两个维度，前者是指员工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后者是指员工明白自己应该如何做；马海波等[19]借鉴Sawyer对于目标清晰度和过程清晰度的定义，根据具体情境将目标清晰度、过程清晰度分别限定为工作目标清晰度和过程目标清晰度两个维度。在创业情境下，创业目标清晰度来源于创业目标和目标清晰度的融合，因此本研究将其定义为创业者对创业任务和要求、价值、努力方式、内容效果等目标内容的明确程度。

根据自我一致性理论，创业者设定的目标是其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真实体现，即创业者自我效能水平越高，通常设定的创业目标也越高。拥有高水平自我效能感的创业者不仅敢于设定更高的目标，对目标内容也更加明确和坚持，能够更清楚地明白创业活动任务和要求、创业价值以及实现创业目标所需付出的努力。因此，拥有高水平自我效能感的创业者往往具有高目标清晰度。由于创业活动存在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创业者无法像组织中的员工一样熟悉自己的工作流程，因此更需要明确创业目标。遵循目标设定原则，当设定的目标比较清晰时，个体角色压力较小，有机会将更丰富的认知资源专注于自身职责和任务[19]。创业者对自身目标越清晰，越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达成目标的举措上。反之，如果个体从事创业的目标不明晰，则很有可能迷失方向，由此带来更多倦怠。因此，在资源束缚情境下，目标清晰度越高的创业者越会坚定自身信念，并采取创业拼凑方式实现创业目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创业目标清晰度在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3 创业震荡的调节作用

从社会认知视角看，创业拼凑不仅取决于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还受创业环境的交互影响。客户需求变化、技术更新迭代等宏观环境会正向影响创业拼凑[1]，创业者经历的震荡事件也会使个体从创业活动惯性中脱离出来，驱使个体在创业过程中作出重大改变，进而影响创业拼凑频率和效果。Shapero等[20]提出“个人震荡”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个体在生活中经历的快速、不寻常和非议程设定的事件”,指出消极的个人震荡有助于推动个体创办公司，从事创业活动；Tang[21]将其延伸至创业领域，译为“创业震荡”，将其定义为“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经历的计划外或震荡事件”。这些震荡有可能是积极事件(获取资金支持和商业机会)，也有可能是消极事件(经历财务危机和健康危机)。已有研究发现，创业震荡正向调节创业者个人特征与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22]，有助于激发创业者的创造力，且消极创业震荡比积极创业震荡对创造力的影响作用更大[21]。

认知评价理论认为个体将自身行为归因于内部需求，并为获得内在回报和满足而执行这些行为。个体虽然了解创业过程中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仍会选择创业，通常是因为对自身创业能力有足够自信，秉承着创办成功企业并实现个人价值的目标，能够接受创业活动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与受雇于组织的员工不同，创业者更受内在动机的驱使。但是，从事创业活动充满风险，创业者对环境的认知影响其行为选择。依据认知评价理论，从认知—评价过程来说，积极震荡事件(获得一笔资金支持或一次商业合作机会)正如雪中送炭，可为创业者提供这样一种信息解读——自己面临的创业环境相对稳定，或者创业活动处于良性发展状态并且已经得到肯定和激励。从评价—反应过程看，由创业自我效能感产生的“我能”内在动机和创业者对积极震荡事件解读的外在激励对创业拼凑具有交互影响作用。面对由积极震荡事件带来的外在激励，因“我能”而从事创业拼凑的内在动机更弱。并且，在认知—评价—反应过程中，积极震荡事件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外部激励驱使高创业自我效能感个体对创业活动过分乐观，有可能设置过高的不合理目标，从而降低创业目标清晰度，导致创业拼凑行为减少。因此，创业自我效能感通过创业目标清晰度对创业拼凑的影响受积极震荡事件的负向调节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积极创业震荡负向调节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之间的正向关系。

H4：积极创业震荡负向调节创业目标清晰度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关系的中介效应。

从认知—评价视角看，消极创业震荡意味着一种有问题的状态，被创业者解读为自己可能处于危险或令人不满的境地[21]。在评价—反应过程中，相比于积极创业震荡，消极创业震荡对于陷入资源困境的创业者来说可谓雪上加霜，更能促使创业者采取行动以应对和解决问题。个体创业自我效能感不同会对消极创业震荡产生差异化行为反应。面对消极震荡事件，自我效能感水平高的创业者不会被复杂问题或困难击垮，反而会越挫越勇，想出各种办法解决问题或应对资源困境；反之，拥有低水平自我效能感的创业者会担心自己失败。自我效能感高的创业者会重新审视和评估自己的创业活动，重新衡量创业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并及时作出调整以提高目标清晰度，在明确的目标指引下通过整合和利用现有资源解决眼前困境或开发新机会。反之，自我效能感水平低的创业者在面对消极震荡事件时容易屈服而迷失方向，从而减少创业拼凑行为。因此，创业自我效能感通过创业目标清晰度对创业拼凑的影响受消极震荡事件的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消极创业震荡正向调节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之间的关系。

H6：消极创业震荡正向调节创业目标清晰度在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之间的中介效应。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研法，选取正在创业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创业震荡和创业拼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采用短时间内两个或3个时点收集样本数据不一定能捕捉到这些变量。根据创业震荡和创业拼凑具有“事前不知，事后才知”的特性，本研究采用回溯式自我报告法收集问卷。并且，采用时间标记帮助被试者回忆，即在情境导语中设置具有明确时间标识的事件，如过去最近经历的一次事件、过去最近面对的一次资源短缺困境等。向各地创业校友会、众创空间和创业园区内的创业团队或企业创始人发放纸质问卷423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50份，问卷回收率为82.74%。剔除填写不完整、连续选择相同题项、答案呈明显规律等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9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4.86%。在样本中，男性创业者占67%；26～40岁创业者占78.1%；本科及以上学历创业者占79.10%；创业3年及以上的创业者占47.10%，创业3年以下的创业者占52.90%；选择独自创业或与家庭外人员合作创业的创业者分别占33.70%和38.70%；雇用人数少于100人的创业者占93%。

2.2 变量测量

(1)创业自我效能感。Chen等[23]于1998年开发的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包括22个题项，Forbes等[17]在其基础上对量表进行修订，调整后的量表共有15个题项，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更能够适应新情境，应用更广泛。因此，本研究采用Forbes等修订的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包括“相信自己能够开发新想法”“相信自己能够开拓新市场”等题项。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8。

(2)创业目标清晰度。采用Sawyer[18]于1992年开发的目标清晰度量表，包括“我清楚自己的工作任务和要求”“我清楚知道自己的工作预期效果”等5个题项。Breugst等[24]将该量表引入创业领域，进一步检验量表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1。

(3)创业拼凑。采用Senyard[25]于2014年开发和测试的创业拼凑量表，包含“我经常整合手头上的现有资源和廉价获得的资源应对创业中的新挑战”和“我经常整合原本用于其它目的的资源，以成功应对创业中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新挑战”等8个题项。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4。

(4)积极创业震荡和消极创业震荡。采用Tang[21]开发的创业震荡量表，包括积极创业震荡和消极创业震荡两个维度，分别设置5个题项和7个题项，如“我最近发生了重大而愉快的变化”和“我在创业中经历一场严重危机(如创业伙伴离开)”等题项。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672，接近0.7；积极创业震荡、消极创业震荡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19和0.832。

(5)控制变量。基于数据可得性及创业者与就业者差异，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学历3个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以及创业持续时间、创业形式及雇佣人数3个创业特征变量设为控制变量。

3 实证检验

3.1 同源偏差分析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和双因子模型检验法对变量进行检验，以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造成的不良影响。在Harman单因素检验分析中，利用SPSS23.0软件对问卷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在未旋转前第一个主成分变异解释量为25.627%，低于40%，说明同源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随后，采用双因子模型检验法，在五因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一个方法因子组成六因子模型，结果如表1所示。从中可见，六因子模型拟合效果(χ2/df=1.761；TLI=0.845；CFI=0.854；RMSEA=0.051；SRMR=0.058)相比五因子模型未得到显著改善，反而CFI和TLI拟合指数变小，SRMR指数变大，RMSEA指数未发生改变，说明本文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利用Mplus8.3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中可见，五因子模型拟合效果(χ2/df=1.756；TLI=0.846；CFI=0.856；RMSEA=0.051；SRMR=0.057，最理想，明显优于单因子模型和其它竞争模型。

3.3 相关性分析

本文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可见，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r=0.647, p<0.01)、创业目标清晰度(r=0.698, p<0.01)均显著正相关；创业目标清晰度与创业拼凑(r=0.685, p<0.01)显著正相关；积极创业震荡与创业自我效能感(r=0.348, p<0.01)、创业目标清晰度(r=0.306, p<0.01)和创业拼凑(r=0.420, p<0.01)均显著正相关,表明积极创业震荡与创业自我效能感均能独立促进创业拼凑，但二者可能由于作用相似性而产生替代效应。消极创业震荡与创业自我效能感(r=-0.362, p<0.01)、创业目标清晰度(r=-0.419, p<0.01)和创业拼凑(r=-0.326, p<0.01)均显著负相关,表明消极创业震荡与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拼凑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但二者可能由于中和反应产生放大效应。上述相关性分析结果为后续假设检验提供了一定基础。

3.4 假设检验

本研究利用Mplus 8.3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控制性别、年龄、教育、创业持续时间、创业形式和雇佣人数等变量后，在路径分析的基础上配合Bootstrap=5 000方法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为揭示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目标清晰度与创业拼凑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构建创业目标清晰度中介作用路径模型(模型一)，分别纳入积极创业震荡、消极创业震荡构建有调节的中介作用路径模型(模型二和模型四)。同时，构建模型三和模型五，排除创业目标清晰度的中介作用，分别探究积极创业震荡、消极创业震荡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直接作用路径的调节效应。

如表 3 所示，在未纳入创业震荡之前的直接效应模型中，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目标清晰度和创业拼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目标清晰度对创业拼凑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纳入积极创业震荡的调节作用后，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目标清晰度的正向影响及创业目标清晰度对创业拼凑的正向影响作用依然显著，假设 H1得到验证。在有调节的直接效应模型中(模型二)，积极创业震荡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目标清晰度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显著。在排除中介变量后(模型三)，积极创业震荡显著负向调节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的关系，假设H3和H4得到验证。无论是否排除中介变量的影响(模型四和模型五)，消极创业震荡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目标清晰度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关系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假设H5和H6未得到验证。

如表4所示，在未纳入调节变量创业震荡的中介作用模型中，创业目标清晰度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行为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β= 0.324，p<0.01)，且为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1得到验证。当纳入积极创业震荡的调节作用后，创业目标清晰度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关系的正向中介效应依然显著(β= 0.277，p<0.01)。并且，积极创业震荡对创业目标清晰度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关系的中介效应发挥调节作用，即存在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当积极创业震荡程度较低时(均值之下一个标准差)，中介效应值为0.315(p<0.01)，9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为[0.219,0.451]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当积极创业震荡程度较高时(均值之上一个标准差)，中介效应值为0.238(p<0.01)，9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为[0.159,0.353]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另外，积极创业震荡程度较低时的中介路径间接效应值与程度较高时的中介路径间接效应值存在显著差异(β=-0.078，p<0.1)，且9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为[-0.167,-0.021]不包含0。换言之，当积极创业震荡较低时，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目标清晰度的正向影响作用较强；当积极创业震荡程度较高时，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目标清晰度的正向影响作用较弱，调节效应大小具有显著差异。调节作用关系简单斜率如图2所示，假设H3和H4得到进一步验证。

由表4可知，在纳入消极创业震荡的调节作用后，创业目标清晰度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关系的正向中介作用依然显著(β= 0.292，p<0.01)。但是，消极创业震荡在对创业目标清晰度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行为关系的中介效应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当消极创业震荡程度较低时(均值之下一个标准差)，中介效应值为0.285(p<0.01)，9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为[0.190,0.417]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当消极创业震荡程度较高时(均值之上一个标准差)，中介效应值为0.299(p<0.01)，9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为[0.204,0.424]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另外，消极创业震荡程度较低时的中介路径间接效应值与积极创业震荡程度较高时的中介路径间接效应值不存在显著差异(β=0.014，p>0.1)，且9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为[-0.055,0.086]包含0，假设H5和H6未得到进一步验证。

4 结语

4.1 结论与讨论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创业自我效能感既能直接促进创业拼凑行为的产生,又能通过创业目标清晰度发挥间接促进效应。当从外部获取资源困难时，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决定个体是否采取创业拼凑的重要影响因素。创业自我效能感水平高的创业者往往敢于设立较高的创业目标，并对创业价值、任务、努力方式等有着更明确和清晰的认知。拥有高创业目标清晰度的创业者清楚实现创业目标应该付诸哪些行动和努力，并会作出更合理的行为选择。也即，在资源匮乏的困境中，高目标清晰度的创业者清楚从外部获取资源这条路径实施难度大，不会轻言放弃，所以会采取更多创业拼凑行为，因为其可行性和有效性更高。总的来说，创业者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创业目标清晰度越高，在面对资源获取时也就越会采取更多创业拼凑行为。

(2)积极创业震荡削弱了创业自我效能感通过创业目标清晰度对创业拼凑的驱动效应。创业个体通常受内在动机的驱使。创业活动所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和微观个人环境不断发生震荡变化，创业者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影响其内在动机对创业行为的驱动效果。当面临资金支持或商业机会等积极创业震荡事件时，创业者会认为这是一种肯定和激励。然而，外部激励对内在动机也会造成不良影响，创业者会将自己的创业活动更多归因于这些外部激励，从而造成内在动机不足。并且，这些外部激励会使创业者确信创业活动处于良好发展状态，对自己的创业能力和创业选择更加自信，从而设定不合理的创业目标，导致不能选择正确、可行的创业拼凑方式帮助企业获取发展所需资源。

(3)消极创业震荡未能调节通过创业目标清晰度对创业拼凑的驱动效应。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在于：一是缺乏对消极创业震荡破坏特性的考量。创业环境具有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只有小部分创业者能够实现创业目标和达成创业成功。消极震荡事件会对创业者造成巨大冲击，新创企业抗压能力差，不一定能够在冲击中继续经营下去。创业震荡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目标清晰度和创业拼凑关系的调节作用建立在创业者继续创业的基础之上。即使创业者具有高创业自我效能感和高目标清晰度，但如果新创企业在消极震荡事件的冲击下无力回天，那么创业者也就没有机会采取更多创业拼凑行为。因此，破坏性过强的消极创业震荡不会显著调节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目标清晰度与创业拼凑的关系。二是未充分考虑消极震荡事件对创业者自我效能水平的影响。当个体付出巨大努力或代价做一件事却没有成功时，就会发生认知失调。如果与自我概念不一致的行为已经发生且不太可能作出改变，个体就会改变自身态度使其行为合理化。创业者从事创业活动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物力，如果创业不仅没有带来回报，反而让其承担健康危机、财务危机、家庭变故等消极后果，个体将会出现认知失调，并会调整自己的信念和认知，以合理化自身创业行为。在消极创业震荡的冲击下，创业者会认为自己的创业能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并将不好的结果归因于过高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因此，在后续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可能会降低创业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其目标清晰度和创业拼凑行为。

4.2 研究贡献

本文理论贡献在于：

(1)从自我一致性理论视角揭示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之间的作用机制。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创业拼凑带来的结果效应(企业创新、企业竞争优势、企业绩效)，忽略了驱动创业拼凑的前因。本研究从创业者内在因素入手，揭示通过创业目标清晰度对创业拼凑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丰富了创业拼凑前因研究。

(2)从认知评价视角发现，积极创业震荡在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并且削弱了创业目标清晰度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关系的中介效应。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宏观环境或组织因素对新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忽视了个体在创业过程中所经历的事件如何影响创业拼凑行为。本研究引入创业者经历的震荡事件，探究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拼凑的作用边界，发现积极创业震荡能够削弱创业目标清晰度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拼凑关系的中介效应，消极创业震荡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揭示出积极创业者在哪些情境下更容易产生创业拼凑行为，拓展了促进创业拼凑行为产生的新思路。

4.3 实践启示

本文提出如下启示：

(1)通过多种途径提升个体创业自我效能感。新创企业天生实力弱、没有经营业绩、成长不确定性等特征使得创业者难以从外部获取和整合足够多的资源，资源短缺是众多创业者经常面临的难题。如何使用手头资源解决问题或开发新机会是不二选择，而激发创业者产生创业拼凑的内在因素之一便是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自我效能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创业过程中逐步培育、学习或唤醒的。因此，地方政府可通过加强创业教育、提倡创业学习、塑造创业榜样等方式给当地创业者提供创业机会，加强个体对创业活动的认知，提高个体创业自我效能感。同时，个体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业扶持平台应充分发挥互动交流功能，借助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开展线上创业培训，传播创业榜样的模范事迹和拼搏精神，提高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

(2)高水平自我效能感个体应提高创业目标清晰度。创业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倾向于设置更高的创业目标，既定的清晰目标能引导个体创造性地利用手头资源达成目标，并决定个体开展资源拼凑的努力程度。因此，应引导那些拥有高水平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创业之初或创业过程中有意设定合理的清晰目标，不但清楚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还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对手头资源进行策略性利用，克服新创企业“新生弱性”和“小而弱性”的双重劣势，最终形成竞争优势。

(3)平衡积极创业震荡事件与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积极创业震荡事件对于个体而言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创业自我效能感是个体拥有更高资源拼凑能力的体现，对于个体来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积极创业震荡会削弱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拼凑的预测效应。因此，面对资源有限的既定事实，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需辩证看待积极创业震荡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具体来说，当面对积极的创业震荡事件时，拥有低水平自我效能感的创业者不能过多依赖和期待这些外部回报和反馈，而是需要积极开展策略性资源拼凑以应对创业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短缺困境；拥有高水平自我效能感的创业者在面对积极创业震荡事件时，需要坚定目标，利用手头资源开拓新机会，切勿在偶尔的外部反馈和回报中迷失方向。

4.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如下不足：第一，在内在动力源方面，仅关注创业自我效能感如何影响创业拼凑行为，未涉及创业者深层次价值观、人格特征。未来可深入剖析创业者价值观、人格等深层次特质对创业拼凑行为的影响。第二，在外部情境边界挖掘方面，本研究仅关注微观主体经历的创业震荡如何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拼凑的预测效应，未涉及宏观环境在二者之间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创业拼凑作为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策略性行为，是个体因素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等突发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对积极创业者如何开展资源拼凑必然存在影响。因此，未来可从外部情境视角出发，挖掘创业者深层次特质，揭示创业拼凑行为的更多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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