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质量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作用机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随着万物互联和智能社会等新理念提出，企业创新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企业期望通过广泛合作获取和整合异质性知识，从而实现技术突破和产品创新。从事合作创新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们大多聚焦于分析技术创新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并将知识创造行为视为实现上述绩效的重要中间环节。但是，企业在合作创新中实施的知识创造行为并非都能在短时间内转化为新技术和新产品。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与合作伙伴共建实验室、研究院，共同承担关键共性技术的攻关克难，他们在合作创新中的知识创造行为大多涉及基础科学和技术原理研究，而非应用型新产品研究，但为企业长远发展和战略布局积蓄了宝贵的科技实力[1]。在合作创新中，企业与伙伴的重复接触会形成一定关系质量，即基于合作经验形成的对彼此合作关系或状态的总体评价[2]。基于嵌入性理论，这种双向的关系质量会一直伴随企业获取和整合伙伴知识的始终，有助于显著降低合作中的机会主义风险和协调成本[3]，进而对合作创新企业的知识创造绩效产生影响。学者们还发现，关系质量是企业实现知识创造绩效的有力保障。吉利汽车集团首席技术官冯擎峰[1]在第八届技术管理大会上曾表示，早期与沃尔沃的合作过程中，在获取重要技术标准的过程中经常遭遇瓶颈，而不断改善双边关系是解决问题和实现知识创造的根本手段。由此可见，双边关系质量是异质的，企业需要根据合作创新进程，建立和维护不同类型关系质量。遗憾的是，以往研究对关系质量的探究较少，对其评价也仅限于好坏优劣之分，未涉及类型划分，因此深入探讨不同类型关系质量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嵌入性理论虽然可以说明关系质量是企业实现知识创造绩效的重要平台和条件，但是无法说明关系质量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具体过程。Rynes等[4]认为，企业应该与其它组织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以顺利转移知识，这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非常重要。换言之，企业必须先采取一定行为，顺利转移知识，进而才能创造知识[5]。因此，有必要引入知识转移的中介作用，打开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间的关系“黑箱”。同时，关系质量作为合作创新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必然会受到正式治理机制的约束，并与正式治理机制一同作用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有研究发现，兼顾非正式治理机制与正式治理机制更有利于合作创新(党兴华,孙永磊,宋晶，2013)，这为本研究引入合作模式的调节作用提供了启示。

本研究试图在合作创新背景下划分双边关系质量类型，融合嵌入性、知识转移和合作治理理论，以知识转移为中介、合作模式为边界条件，构建关系质量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整合模型，帮助企业识别不同类型关系质量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具体路径，并权衡不同合作治理模式与该路径匹配关系，从而克服知识转移和知识整合障碍，为企业提供促进知识创造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经济型与社会型关系质量

关于关系质量的内涵和维度，学者们的认识并不统一。基于状态维度，Young和Pelton等[2]认为，关系质量包含关系强度、关系持久性、关系频率、关系多样性、关系灵活性和关系公平性等。基于内容维度，Smith和Barclay[6]认为，关系质量是反映多种积极关系内容的高阶框架，包括双方在期望上的满足程度，如信任、满意和承诺。还有研究指出，专用资产作为关系投入，可以被视为关系质量的一个维度[7]。关于关系质量的类型，一直以来仅限于好坏优劣之分，没有具体的类型划分，不利于细致分析关系质量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试图将关系质量划分为经济型和社会型，原因如下：第一，根据双边层次的关系质量与网络层次的联结强度。以往学者分别从网络和双边两个层面定义双向关系的紧密度，即联结强度和双边关系质量。相比之下，以Hansen[8]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强联结和弱联结两个独立的网络联结类型，认为它们是关系性嵌入获取信息和资源且内容迥异的两种渠道。强联结具有知识转移优势，利于复杂的非解码知识转移；弱联结则有助于新信息搜索。因此，基于双边层面的关系质量也可以划分为具有不同渠道功能的两种类型。第二，关系质量的内容维度存在显著异化。Mcallister[9]提出，信任分别存在情感和经济两种基础,可以细分为熟悉型信任和威慑型信任[10]。前者是在持续的互动和联合行动中形成的，因拥有共同积累的良好评价和高效惯例而表现出相互支持的一面，是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下的信任；后者因双方都关注各自的利益得失而表现出功利性计算的一面，是经济学视角下的信任。此外，从合作发展过程看，初始阶段形成的信任具有经济性，持续互动后形成的信任则表现出更多情感性。第三，关系质量投入和内容维度的异化进一步支持了关系质量可以划分为经济型与社会型。武志伟和陈莹[11]提出并验证了不同性质专用资产投入分别对应不同状态的关系质量，其中，普通专用资产投入显著提升了关系的持久性和公平性, 人情专用资产投入则显著提升了关系强度。

综上，依据双边关系质量在投入、状态和内容上的异化，双边关系质量可以分为经济型和社会型两类。其中，经济型关系质量是企业围绕物质和生产要素投入而与伙伴建立起来的联系，由于合作双方只关注各自的利害得失而使得相互信任中包含了更多防范和监督。该关系重视合作带来的短期、经济性收益，因此聚焦于合作关系的公平性。社会型关系质量是企业围绕交往互动和联合投入而与伙伴建立起来的联系，由于合作双方都关注共同利益和伙伴得失，使得相互信任中包含了更多的熟悉与情感。该关系重视合作带来的长远发展、互动性惯例，因此聚焦于合作关系强度。经济型关系质量包含普通专用资产投入、关系公平和威慑型信任三方面，而社会型关系质量包含互动专用资产投入、关系强度和情感型信任三方面。

1.2 经济型/社会型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

基于嵌入性理论，任何企业都是通过嵌入关系网络与外部环境发生交互，进而获取组织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反之，企业的交易行为和结果也会受到嵌入性特征的影响。因此，企业在合作创新中形成的关系质量作为企业双边层面的嵌入性特征，必然会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上官萌[12]认为，由关系性嵌入带来的适度社会化机制有效控制了合作中的机会主义和不确定性，提升了双方合作意愿，有利于合作绩效提升。本研究认为，关系质量有助于改变企业仅考虑自身发展，从多元化格局和互利视角思考问题，有效避免了交易过程中出现机会主义和矛盾冲突，从而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提升。

具体而言，经济型关系质量可以从3个方面提升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第一，伴随普通专用资产投入增加，制造商为避免专用投资损失而采取高效的实际行动以促进投入资产转化为期望的商业价值，因此大大提高了企业知识创造绩效。钱丽萍等[13]认为，制造商在合作中的资产投入水平代表了企业对未来合作的期许程度，因此较高的资产投入对应着较少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较高的共同收益关注。第二，关系公平性会带来更多的合作双方满意度，起到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提升的作用。公平是一切交易关系产生的前提，尤其对于具有重复性的交易行为，公平可以降低合作双方的不确定性，促进共享，有利于合作绩效提升[14]。公平性关系还体现在双方预先协定资源投入、工作任务和利润分配等方面，这些可以有效避免合作纷争和冲突。第三，合作双方的威慑型信任通过双方对自身经济利益和伙伴对抗性优势的考虑，会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进而提升企业知识创造绩效。

同样地，社会型关系质量的3个维度也有利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提升。第一，互动专用资产投入促使企业与伙伴建立紧密的互信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产生交叉性理解[15]，促进企业明确自身与合作伙伴知识库中已有和欠缺的知识，大大提高企业知识更新和重组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第二，企业关系强度主要表现为企业间互动频率，其有利于提供知识创造机会和提升准确性。Sherif和Xing[16]等认为，频繁互动有利于减少交流中的逻辑绕行和信息误解，提高企业知识转化和应用效率。第三，如果企业与合作伙伴间的信任关系跃迁为情感型信任，则双方之间会形成较高的配合度和默契度，不仅可以从伙伴处快速识别、编码和传递企业所需知识，而且有助于合作双方明确自身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互补性，提升知识创造绩效。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a：经济型关系质量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

H1b：社会型关系质量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

1.3 经济型/社会型关系质量、结构性知识转移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关系

嵌入性理论提出关系质量是企业实现知识创造绩效的重要前提，但是无法说明关系质量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路径。在合作创新实践中，企业进行知识创造需要经过知识识别、接收和整合等一系列具体环节。结合知识转移理论，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包含第一阶段的识别接收和第二阶段的内化整合[17]，这也是企业知识创造的实现过程。也就是说，企业知识转移理论可以弥补嵌入性理论“无法说明关系质量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具体途径”的不足。由此，本研究引入知识转移的中介作用，认为关系质量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企业知识转移实现的。

为了细致对比不同类型关系质量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作用路径和效果，有必要进一步厘清知识转移渠道。以往学者普遍认为，将合作创新中的知识转移视为一个同质过程不利于知识转移影响效果分析[18]；Henderson和Clark[19]认为，企业内部知识都是由元素和架构两种结构组成；有研究者基于知识结构的研究指出，不同知识结构间的转化，即模块化、进化和结构化、变异分别对应着企业知识创造的两种方式——更新和重组(王毅，2001)。由此可见，元素知识与架构知识转移分别为企业知识创造方式提供了有利条件：来自合作伙伴的知识凭借其新颖性，助力企业对原有知识进行替换或者嫁接产生知识更迭；架构知识凭借其联结多样性通过在新知识池中进行科学有序的组合，实现知识重组。因此，将知识转移按照元素和架构两种类型划分，不仅有利于深入分析关系质量提升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作用路径，而且有利于借助不同类型知识转移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直接关系，揭示企业知识创造过程的本质。其中，元素知识转移主要描述企业从合作伙伴处接收有关产品原件、组织特征等独立知识的效果，架构知识转移主要描述企业从合作伙伴处接收有关原件整合方式和特定流程、沟通、冲突解决方案等序列知识的效果。

相较于架构知识转移，经济型关系质量的3个维度更能促进元素知识转移。第一，普通专用资产投入代表了双方对合作创新项目的认同和对未来共同利益的信心[20]，有助于促进更多知识转移和共享行为。双方在合作中投入较多的物质性普通专用资产，体现了参与者对未来合作资产回报率的较高期许。为了实现较高资产回报率，合作伙伴通常会配合项目发展，向企业转移新元素知识。第二，公平性关系体现为合作双方对维持合作关系的双向性肯定，因此会更加强化相互支持，在合作中为实现共同利益，及时向伙伴转移低粘滞性元素知识，提高知识转移效率。王勇[21]在营销渠道研究中发现，渠道公平(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会带来经销商的利他行为，如知识转移。公平性关系还包含双方对合作流程进行彻底、公允的探讨，相互尊重彼此的观点、方法和决定，进而有利于增进合作双方的相互了解，促进涉及新想法、新观点的元素知识更加快速有效地转移。第三，威慑型信任也有利于双方元素知识的顺利转移。当企业需要从合作伙伴处转移易于识别和理解的元素知识时，也需要配合伙伴，向他们转移需要的元素知识。当双方都拥有并主导对方需要的目标资源时，合作双方势力均衡，具有威慑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更能促进企业间的资源共享。因此，企业通过拥有对方目标知识的主导性，可以威慑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督促对方更快更好地转移元素知识。

相比而言，社会型关系质量的3个维度均有利于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第一，更多互动专用资产的投入有利于合作伙伴采取易理解的方式对转移知识进行编码，提升企业理解和接收转移知识的成功率。更多互动专用资产的投入有利于双方选择和搭建适当的知识传输媒介，促进元素和架构知识顺利转移。第二，企业关系强度主要表现为企业间的互动频率，其有利于合作双方在反复交涉中明确适合不同性质(如显性和隐性)和内容(如技术和市场)知识的转移方法，通过选择恰当的知识转移媒介，有效转移这些知识中包含的元素知识和架构内容。曾德明[22]在模块化创新网络研究中发现，模块供应商的关系强度和系统集成商的关系强度越大，越有利于企业间知识转移。第三，不同于威慑型信任，情感型信任为合作伙伴间的知识转移提供了非经济性情境基础。情感型信任反映出更强的关系紧密度，更有利于企业对合作伙伴元素和架构知识进行识别、编码和传递。Sherif和Xing[16]等认为，中观层面的情感型信任主要表现为对合作伙伴的认可和依赖，一旦双方中止合作项目，企业首先会觉得非常遗憾和惋惜，而不是考虑自身经济利益损失。情感型信任还有利于随时转换知识接收方与发送方角色，形成知识转移双方的良性互动，促进更多更有效的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a：元素知识转移在经济型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间具有正向中介作用；

H2b：架构知识转移在经济型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H2c：元素知识转移在社会型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间具有正向中介作用；

H2d：架构知识转移在社会型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间具有正向中介作用。

1.4 合作治理模式的调节作用

前文融合嵌入性和知识转移视角，揭示了不同类型关系质量通过不同类型知识转移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作用路径。然而，关系质量作为合作创新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必然会受到正式治理机制的约束。有研究表明，二者协同更有利于知识创造绩效提升(党兴华,孙永磊,宋晶，2013)。由此，可进一步探究不同合作模式下关系质量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差异。在股权式合作模式下企业会根据一定比例投入资源，成立研发机构，通过较为正式的组织进行研发运作。契约式合作范围较广，包括共同发展协议、共同研究合同、交叉许可以及研发契约等形式，其更倾向于市场化运作[23]。两种不同组织模式各有优势：股权合作模式具有组织结构固定、合作紧密、合作周期长、双方共享研发成果等特点；契约合作模式具有组织结构灵活、合作宽松、周期较短、目标和阶段性强、成果协议约定等特点(陈永广，韩伯棠，2011)。此外，股权式合作过程相对稳固且涉及一定的组织和资本承诺，非股权合作相互依赖性较低，合作双方对伙伴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水平均不如股权式合作(杨建君，郭文钰，章良华，2018)。

契约合作模式更有利于企业通过元素知识转移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提升，原因有三：一是在契约合作模式下企业会投入更多普通专用资产，由于互动投入少，组织间依赖性较低，因此合作双方更倾向于转移不涉及深入机理和技术合成序列的元素知识[24]，通过知识更新提升知识创造绩效。二是契约合作模式结构灵活，更加关注短期利益的公平性，企业能在相对宽松环境下在自己擅长领域开展研发[25]，因此对领域内新颖元素知识的关注度较高。同时，契约合作模式关系松散，合作者可以跳出合作关系搜寻更多新颖知识，所以不会投入过多精力在架构知识的理解和吸收上，而是通过提高元素知识转移效率提升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三是契约合作模式具有较强目标和阶段性，通过促使双方快速识别与获取低粘滞性元素知识并进行转移，提升知识创造绩效。由此，契约合作模式更加注重引导经济型关系质量通过元素知识转移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但是，契约合作模式并不能提供架构知识转移需要的紧密互动和联合行动等条件，所以不能提升经济型关系质量通过架构知识转移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显著性。

在股权合作模式下，其以正式化的股权治理机制补充了非正式社会型关系质量欠缺的合法条件，营造出更多有利于社会型关系质量促进架构知识转移的条件，因而能够强化社会型关系质量通过架构知识转移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间接作用。一是在股权合作模式下双方能有效监督合作过程，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26]，有利于企业双方全面投入项目管理人才、知识、技术、设备等，保证和促进深层次的知识与技术互动，促进架构知识转移，进而提升知识重组机率。二是股权合作模式中常常伴随持久地交流、频繁地互动，双方在各方面形成合作惯例和经验，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大大提高架构知识转移效率，为企业重组知识提供更多组合序列方案。组织间联系紧密，尤其是联合行动，使双方以相互负责的态度共同解决问题，有利于快速找到问题突破口，降低时间成本。三是在股权合作模式下双方更倾向于开发核心技术，合作信任度高，有条件深入探讨知识关联和组合原理[27]，甚至直接获得来自伙伴的指导，因此易实现更多的知识转移和再创造。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a：在契约合作模式下，元素知识转移在经济型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间的正向中介作用更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型关系质量通过元素知识转移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

H3b：在股权合作模式下，架构知识转移在社会型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间的正向中介作用更显著。也就是说，社会型关系质量通过架构知识转移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整合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取全国抽样方式，同时，为了提高样本针对性，避免行业发展差异对结果的影响，调研对象聚焦于合作较为频繁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被调研对象主要是企业高管和关键的研发人员且工作10年以上，以确保充分了解企业合作经历和发展战略。此次调研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490份，回收370份，回收率为75.51%。筛选后最终确认有效问卷为277份，有效率达74.86%，调研结果理想。经初步整理，调研地域主要分布在陕西(36.73%)、江苏(13.09%)、河南(8%)等；民营性质企业占48.45%，国有企业占30.75%，其它性质企业占20.8%；企业处于成熟稳定阶段的占57.62%，成长期的占30.18%，处于初步和衰退期的有12.2%；2005年以后(含2005年)成立的企业占12.47%，大部分企业成立10年以上。综合其它样本特征可见，获取的数据分布均匀。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采用Likert七级量表设计，各指标测量值均在1～7之间。自变量经济型和社会型关系质量的测量主要基于二者的概念界定与维度，并借鉴Luo等[28]、Mu和Benedetto[29]和Poppo等[30]的测量量表，形成经济型关系质量共9个题项(普通专用资产投入、关系公平性和威慑型信任各3个题项)，社会型关系质量共9个题项(互动专用资产投入、关系强度和情感型信任各3个题项)，具体如表1所示。

因变量企业知识创造绩效借鉴Zhang等[31]，钱锡红等[32]的知识创造绩效测量指标，从知识创造范围(工作方法和营销方法)、成本控制、速度3个方面衡量企业知识创造绩效，共3个题项。如“通过合作，我们创建了先前没有的新工作方法”。

中介变量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的测量借鉴曹兴等[33]等对知识结构的定义，以及Becerra等[34]和Judith等[35]对知识转移的测量。其中，元素知识转移共4个题项，如“我们和合伙伙伴交流产业发展趋势相关信息”；架构知识转移共3个题项，如“合作伙伴的技术支持常帮助我们解决技术难题”。

调节变量契约和股权合作模式，借鉴Rajnees等[36]在战略联盟转移研究中的测量量表，契约合作模式选择3个题项，如“我们与合作伙伴的相互依赖性较低”；股权合作模式选择3个题项，如“我们的合作关系相对持久和稳固”。

另外，本研究还从组织因素(5个变量)、合作因素(5个变量)方面控制它们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所有调节变量见表5所示。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22.0对变量信度进行检验，如表1所示。所有变量中，只有二阶三因子“经济型关系质量”的因子“关系公平性”的Cronbach′s α值最小,为0.675，但也达到了可以接受的信度水平,因此整体数据具有较高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此外，各变量复合信度的最小值为0.826 6，高于0.7的要求。由于本研究量表采用国内外成熟量表并进行了双向翻译，同时，根据中国语境进行了修改，满足内容效度要求。由于所有变量的KMO值均在0.6以上，适合作因子分析。所有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0.7以上，表明变量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通过平均抽取方差变异量测试，最小的AVE值为0.614 6，高于0.50的最低要求，因此各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

本研究共包含11个潜变量、2个自变量(各包含3个因子)、1个因变量、2个中介变量和2个调节变量。通过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600的题项并在模型修正设置中加入允许误差相关性的WITH语句，十一因素模型的拟合效果达到理想水平，如表2所示。进一步将经济型双边关系质量的一阶因子模型与二阶三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进行对比，如表3所示，可以发现，经济型和社会型双边关系质量的二阶三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值显著优于一阶单因子与一阶三因子，因此更加适合解释经济型、社会型双边关系质量特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晓萍等[37]指出，即使一个构念在性质上是多维的，研究者有时也可能只对整体构念有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将该构念当作一个单维构念处理是完全合理的。为简化模型和便于实证检验，在后续的相关与回归检验中将双边关系质量的二阶三因子结构处理成一阶结构。合并后，经济型关系质量的AVE值和CR 值分别为0.658 6与0.850 1，社会型关系质量的AVE值和CR 值分别为0.568 5与0.796 4。

3.2 相关性与回归分析

所有潜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性系数均在合理范围内(-0.280～0.591)。除10个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Log10，2-企业类型，3-所在行业，4-发展阶段，5-市场占有率，6-合作年限Lg，7-项目类型，8-行业异同，9-此前接触频率，10-是否建立创新团队)外，所有潜变量(11-知识创造绩效、12-经济型关系、13-社会型关系、14-元素知识转移、15-架构知识转移、16-契约合作模式、1-7股权合作模式)的相关性系数均比各变量的平均抽取方差变异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的平方根小(对角线上的粗体数字为各变量的AVE平方根值，最小为0.756 4)，如表4所示。这表明各变量并未因相关性系数过大而无法区分。还可以看出，所有潜变量之间都具有一定相关性，为后续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支持。

使用SPSS22.0软件，根据Baron等[38]检验中介效应的三步骤法，采用层级回归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模型1为控制变量对知识创造绩效的回归模型，模型2为控制变量和经济型关系质量对知识创造绩效的主效应模型。模型2中自变量回归系数(β=0.379，p<0.001)显著，说明经济型关系质量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提升，H1a得到支持。经济型关系质量分别对应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的回归模型3和4(表中省略)，自变量回归系数(β=0.309，p<0.001；β=0.415，p<0.001)显著，为检验中介作用提供了支持。模型5为加入中介变量元素知识转移的全模型，模型6为加入中介变量架构知识转移的全模型。模型5、模型6的自变量回归系数(β=0.234，p<0.001；β=0.183，p<0.001)与模型2的自变量回归系数(β=0.379，p<0.001)相比，显著性仍存在。可见，元素/架构知识转移在经济型关系质量与知识创造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H2a、H2b未得到支持。该结果与前文假设推导内容不符，有可能是因为经济型关系质量倾向于直接，而非间接通过提高企业元素/架构知识转移效率促进知识创造，实践中只有社会型关系才能通过频繁互动和深度信任强化知识转移效果。

同理，模型7为控制变量和社会型关系质量对知识创造绩效的主效应模型。模型7中自变量回归系数(β=0.185，p<0.01)显著，说明社会型关系质量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提升，H1b得到支持。社会型关系质量分别对应元素/架构知识转移的回归模型8和模型9(表中省略)，自变量回归系数(β=0.135，p<0.01；β=0.174，p<0.01)显著，为检验中介作用提供了支持。模型10为加入中介变量(元素知识转移)的全模型，模型11为加入中介变量(架构知识转移)的全模型。模型10、模型11的自变量回归系数(β=0.108，p<0.05；β=0.092，p=0.065)与模型7的自变量回归系数(β=0.185，p<0.01)相比，显著性减弱，甚至消失。可见，元素知识转移部分中介社会型关系质量与知识创造绩效关系，架构知识转移完全中介社会型关系质量与知识创造绩效关系，假设H2c和H2d得证，且架构知识比元素知识更能显著传递社会型关系质量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

使用SPSS22.0软件和Preacher等[39]提供的Process插件，将样本数量设置为1 000，置信区间设置为95%，model number设置为7，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即当调节变量发生变化时(分别取均值减1个标准差、均值、均值加1个标准差)，观察中介效应是否变得显著。如表6所示，当契约合作水平较低时，95%的置信区间均包括0，即中介效应不显著。当契约合作水平较高时，95%的置信区间为(0.050 3，0.193 8)，置信区间不包括0，中介效应变为显著。当元素知识转移的中介效应在加入了契约合作模式的调节效应后，其回归系数由0.057 6提高到0.106 8，有力支持了契约合作模式对元素知识转移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使得该中介作用越来越显著。同理，当股权合作程度较低时，95%的置信区间为(-0.105 6，0.028 3)，置信区间包括0，即中介效应不显著。当股权合作程度较高时，95%的置信区间为(0.054 5，0.258 6)，置信区间不包括0，即中介效应显著。而且，架构知识转移的中介效应在加入了股权合作模式的调节效应后，回归系数由-0.038 1提高到0.159 8，说明股权合作模式对架构知识转移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更显著。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融合嵌入性、知识转移和合作治理视角，将经济型/社会型关系质量、结构性知识转移、合作模式和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整合到同一模型中，得出主要结论如下：①经济型/社会型关系质量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②元素知识、架构知识转移在经济型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但是在社会型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③契约合作模式使得元素知识转移在经济型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从不显著变为显著，股权合作模式则进一步强化了架构知识转移在社会型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4.2 理论贡献

首先，细化了关系质量研究。一方面，根据关系质量的性质差异，将关系质量划分为经济型和社会型，并明确两种关系质量的维度和测量指标，为后续学者辨析两种关系质量提供了借鉴；另一方面，基于嵌入性理论，本研究认为经济型与社会型关系质量都是企业创造知识的重要前提。通过构建不同类型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关系模型，丰富了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前置研究。正如孙耀吾和熊思煜[40]指出的，不同伙伴关系强度会对合作创新产生不同影响。

其次，拓展了知识转移类型研究，明确了关系质量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内在机理。本研究构建了“关系质量-知识转移-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分析框架。田庆锋[41]在对IJVs企业的研究中也得出类似结果，即隐性知识转移在非正式控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同时，融合知识结构的相关研究，将知识转移划分为元素知识和架构知识转移，发现新知识池中的元素知识可以通过替换或嫁接，产生知识更新，而架构知识通过科学有序的重新排列与组合，实现知识重组，契合了徐露允、曾德明[42]在知识网络密度与双元创新绩关系研究中的发现，即企业通过提升知识网络密度探寻连接知识元素的架构知识，为未来的知识创造提供了更多机会。

最后，本研究将反映非正式治理机制的关系质量和反映正式治理机制的合作模式整合于模型中并发现，在契约合作模式下经济型关系质量更倾向通过元素知识转移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提升；在股权合作模式下，社会型关系质量更倾向通过架构知识转移提升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上述研究不仅为分析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前置因素提供了系统思路，更促进了嵌入性与合作治理视角的融合。

4.3 实践启示

本研究基于合作创新背景，探究了不同类型关系质量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提升的内在机理，对当下开展合作创新的企业具有指导意义。

第一，指导企业判断自身与合作伙伴的关系质量类型，明晰不同类型关系质量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内在逻辑。以经济型关系质量为例，在合作创新中，如果双方投入的大多是机器、设备等物质要素，存在相互防范和监督现象，并且重视合作带来的短期经济收益，则该关系质量属于经济型。这种围绕物质投入的关系会使得双方为避免投资损失而采取更加积极、高效的实际行动促成资产投入转化为自己期望的商业价值，进而大大提高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由于相互防范和监督，双方会预先协定资源投入、工作任务和利润分配等，从而大大减少合作中的纷争和冲突。

第二，指导企业管理者明晰元素知识、架构知识转移在社会型关系质量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的中介传导作用。如果创新者与伙伴的关系质量属于社会型，则需要充分评估自身缺失和伙伴拥有的元素及架构知识，从而在日常互动和联合行动中准确识别欠缺的新颖知识和组合序列，进而有针对性地转移和获取不同类型知识，促进知识更新和重组。如对于来自伙伴的元素知识，即有关产品原件和组织特征等独立知识，可以根据知识的新颖性促使企业对原有知识进行替换或者嫁接，形成知识更新；对于来自伙伴的架构知识，即有关原件整合方式和特定流程、沟通、冲突解决方案等序列知识，则能结合其联结多样性通过在新知识池中进行科学有序的组合，实现知识重组。

第三，为企业综合应用关系质量和合作治理模式提供系统方案，促使企业将不同类型关系质量和不同类型合作模式有机结合，更大程度地提升企业知识创造绩效。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在明辨关系质量类型的基础上，还需结合自身与合作伙伴的合作治理模式(如契约和股权模式)，发挥不同合作模式对不同关系质量不利条件的挤出效应，降低知识转移和创造过程中的机会与协调障碍，提升元素知识和架构知识转移效率，最终提高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例如，在契约合作模式下，企业间依赖性较低，少有互动投入，所以合作双方更倾向于转移不涉及深奥原理和序列的元素知识，但是其合作结构灵活，注重短期利益的公平性，因此对领域内新颖元素知识的关注度较高。由于合作关系松散，合作者可以跳出合作关系搜寻更多新颖知识。同时，合作创新者也必须认识到，在契约合作模式下企业并不能提供架构知识转移所需的紧密互动和联合行动等条件，所以不能通过架构知识转移提高企业知识创造绩效。

4.4 不足与展望

在变量上，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将企业知识、企业文化等双边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分析多重双边因素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模型上，本研究侧重于对比不同关系质量对企业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两条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而在实际合作创新过程中不同类型关系质量对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也会存在显著差异，后续可作深入研究；数据上，本次研究样本量有限，难以排除由于样本集中而产生的地域或领域偏差，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在更大范围内采集更多样本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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