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Dynamic Competence of Family Entrepreneurs based on Enterprise Life Cycle

Zhao Tianle1,Lu Wei2,Li Changhong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xi University,China;2.School of Marxism,Party School of the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The competence of family entrepreneur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variable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family enterpris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ntent structure of entrepreneur compe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izability, showing the double defects of insufficient dynamic research and poor application effect. Based on the view of enterprise life cycl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ets up a structure system that can describe the static and dynamic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entrepreneur's competence. It is found that in different stages of family business development, the competency structure of family entrepreneurs is characterized by four dimensions: energy flow competence, material flow competence, information flow competence and personality competence, the common factor weights and contents are different, which can describe the evolution logic of dynamic competence of family entrepreneurs, make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mparison of competence between family entrepreneurs possible, and enhance the practicality of application.

Key Words:Enterprise Life Cycle; Family Entrepreneur; Dynamic Competence

收稿日期：2020-12-21

修回日期：2021-03-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630090)

作者简介：赵天乐(1983—)，男，江苏连云港人，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家胜任力；芦苇(1979—)，女，山西神池人，博士，中共山西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与社会；李常洪(1973—)，男，山西洪洞人，博士，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组织合作与竞争、物流管理、计算机仿真。

DOI：10.6049/kjjbydc.202012054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1)21-0063-10

0 引言

根据2019年公开数据计算，家族企业在我国企业中占比超过72%，家族企业家已然成为引领时代进步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骨干力量。另外，资源基础观指出，资源获取尤其是关键资源获得和配置决定企业竞争优势与发展地位。主流观点认为，民营企业在资源获得和国有资本支持方面处于劣势[1]，尤以家族企业最为突出，所处发展环境面临严峻的约束和限制[2]，家族企业要想基业长青，企业家的胜任力尤为重要。有学者强调，企业家在战略演进与组织变革中均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同发展阶段企业成长存在不同的实现路径[3]。企业家能力和精神的内涵也相应地进行动态演变，成为推动企业创新和促进发展阶段转化的重要动因，有必要探究企业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差异[4]。因此，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对企业家动态胜任力构成体系进行逻辑演化探究具有实践指导价值。

周鸿勇[5]认为家族企业成长始终伴随着危险，供给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发展的常态。据此，实现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关键是谋求企业家能力供需平衡或剩余。现有研究中，以家族企业家胜任力为明确研究对象的文献基本处于空白，仅有相关文献因忽视时代性和淡化情境性的双重缺陷而受到质疑。乐国林等[6]指出，大多数高管胜任力研究文献，在研究对象的背景假设处理中，存在简化施展条件、脱离行为发生情境的倾向，这种“概化”研究背景设定的做法，导致相应成果在实践中流于形式。本文创新之处如下：一是所构建的家族企业家动态胜任力演化逻辑体系可以填补相关文献盲区，兼具实践应用前景。二是契入时代性特征和家族企业典型特征两种特殊胜任力来源要素，以强化研究对象的情境设定，体现动态环境变化和家族企业特有的异质性特征对企业家胜任力的影响，弥补以往“概化”研究缺陷；三是贯穿企业生命周期全过程且经严格信效度检验的4个模型公因子，是在借鉴和匹配组织成长理论、系统观以及胜任力理论的基础上予以科学命名的，比起以往胜任力架构设计，更具弹性和兼容性优势，对探究胜任力研究领域的构面划分，以及考察动态胜任力演化进程中呈现的规律性和相互关联性不仅具有探索意义，而且克服以往文献中相关结论无法横向与纵向比较的不足。在当前背景下，家族企业家需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强化相关能力供给。鉴于此，家族企业家动态胜任力研究既迫切又具有重大意义。

1 文献述评

家族企业和胜任力相关概念界定有助于聚焦核心主旨，提升文献阐释效果。借鉴以往文献对相关概念核心内涵的阐述界定，基于所有权、控制权和经营权视角将家族企业定义如下：至少一个家族享有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所有权、拥有直接或间接控制权与经营权，且企业治理模式受家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大，这样的企业就是家族企业。将胜任力定义为个体在工作情景中拥有的能够使其与职位相匹配的知识、技能、能力以及个性特质等的集合。

1.1 企业家胜任力文献述评

对搜集的132篇核心文献进行分析发现，系统描述并实证检验企业家尤其是家族企业家动态胜任力的文献较少。因此，有必要将具有普适性特征的企业家胜任力相关研究成果纳入综述范畴。

基于归纳统计，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企业家胜任力方面的文献以国内研究为主，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和范围各有不同。乐国林等[6]主要研究企业高管胜任力与企业成长任务情境之间的动态匹配性问题，发现企业生命周期主要有4个阶段，研究结果囊括胜任力多个内涵构面，但对企业家个性特质以及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胜任力重要构面却未触及；卢毅和彭燕[7]采用SVM评价方法讨论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企业家素质，涉及胜任力元素较为丰富，但没有完整的维度设计，贯穿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胜任力元素在描述上过于接近，无法洞穿胜任力动态演化逻辑；雷卫[8]研究民营企业家，探讨民营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却只涉及企业生命周期前3个阶段，而且未关联胜任力其它维度；胡美琴等[9]研究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家管理周期匹配下的动态竞争力模型，强调创建期、成长期和变革期3个阶段的企业核心动态竞争力，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企业家管理能力；沙彦飞[10]的研究成果侧重于企业家精神与社会责任和企业发展阶段间的耦合，其主题是胜任力局部特征；王艳子和白玲[11]通过案例研究发现，资源型创业企业成长所需的企业家能力集合呈现不同时期资源型创业企业家能力拓展范畴,缺陷是适用行业面过窄，缺乏行业间的推广应用性。另有学者研究得出适用于企业生命周期的企业家部分能力如机遇感知能力，强调心智模式、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倾向影响的文化能力，注重领导和管理素养的改造组织能力，发现机会能力以及资源整合和配置能力[12-13]，关注点仍是企业家局部能力。宋培林[14]认为，企业家需要在专用胜任力和通用胜任力方面提高能力供给，并罗列出各维度下胜任力元素，不足之处是既没有进行信效度检验，也没有对胜任力元素遴选来源进行详细说明。对上述文献进行深入剖析发现，其均未在统一构面下清晰展现胜任力动态演化逻辑过程，而是侧重于胜任力元素提炼。企业家胜任力受地域、情境和时代的影响，胜任力元素刻画固然重要，但其辐射面之广也是不争的事实。

有些学者倾向于从企业动态能力理论和企业阶段性发展视角解读企业家胜任力。前者认为，企业应注重塑造动态核心能力，其中，学习力、变革力、快速反应能力、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的创新力，以及资源整合、重构和组织能力是重要的能力维度，因此，企业家职责就是帮助组织建立上述动态优势。研究企业家静态胜任力的学者关注初创期和创业期。初创期相关研究中，刘永根等[15]构建初创企业创业者胜任力模型，包含心理胜任力、认知胜任力、领导胜任力、职能胜任力和社会胜任力5个构面；潘建林[16]强调企业家的创新能力、谈判能力、沟通能力、抗压能力及创业自我效能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创业期相关文献较多，基本可以分为4类：①对胜任力元素的阐述比较全面，也有框架维度设计，不足之处是相关构面搭建未经过信效度检验，从表面效度看内容存在重合，如心理胜任力和认知胜任力、领导胜任力与职能胜任力间的区分存在模糊性，易导致应用上的混乱；②纯理论视角下对胜任力元素或关联情境元素进行阐述，缺陷相对明显，如元素来源阐述不清、构面划分过于极化、实证分析弱化等；③部分胜任力元素权重的评价在一些文献中虽有体现，但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元素遴选标准，而且采用的方法通常是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缺少对结构可靠性和有效性方面的测量，无法深入探求元素间的结构关系，尤其是归属关系；④基于企业软实力构建和动态核心能力建设视角对企业家素养进行考察，仅覆盖胜任力内涵的部分特征，难以反映企业家素质结构多元化特点。

在普适性能力方面，蔡卫星[17]研究指出，企业家能力是一项综合能力，涉及更高的人力资本，其中财务治理能力、现金管理能力、关系网络能力和战略管理能力尤为重要。张卫国和何颖[18]将战略管理划分为制定、实施、控制和评价3个阶段，研究每一阶段的元素构成，共提炼出16项胜任力元素。Ahmad[19]研究认为，企业家能力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方面：跟高层角色相关的战略能力、领导能力；跟心智模式相关的概念能力、学习能力；跟市场导向相关的机会能力、市场营销、管理和关系能力；跟情感态度相关的道德、家庭主义。项国鹏等[20]发现，民营企业家实施制度创新并促进自身发展的源泉来自于企业家制度能力。张根明和陈才[21]在研究企业竞争优势与企业家能力关系时发现，企业家能力理论模型在机会发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创新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学习能力6个方面较为显著。此外，更多学者关注企业家单项和局部能力，类似文献样本量占所搜集核心文献的一半。以上通用文献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我国家族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规模较小，企业家虽然具有战略管理者身份，但更多扮演的是企业经营操作实际执行者这一角色，仅从战略管理视角测量胜任力，忽视了企业发展和企业家成长的情境性，存在实践应用上的局限；二是战略管理视角下高层管理者胜任力模型虽然突破了传统用静态眼光去刻画胜任力的桎梏，也提取了与阶段特征相契合的元素词条，但仍忽视了对以信息和知识为代表的时代性胜任元素的考察，也未能体现以产品和服务为生存核心的企业物质化能力建设方面的企业家素养。剩余胜任力文献大多从局部视角度量企业家胜任能力，从胜任力核心内涵看，既缺乏全面性和代表性，也缺乏特定类型企业情境化背景分析。

综上所述，家族企业家动态胜任力研究领域存在如下 4个问题：相关文献基本处于空白阶段，理论研究亟待补充；构面设计厘定困难，维度间结构关系的设定缺乏实证统计检验，尤其是信效度的测量；绝大多数相关文献着重强调胜任力局部或单项能力的描述，却忽视了胜任力其它维度的阐述。企业家胜任力作为高阶人力资本，综合素养识别同样重要，有必要统筹好企业家整体能力与局部能力的关系，尤其是隶属关系；缺少与胜任力相关的情境化和时代化背景元素的提炼，导致研究应用效果不佳。

1.2 家族企业典型特征文献述评

家族控制是家族企业治理最鲜明的特征,历来作为分析家族企业异质性行为的重要来源[22]，也是家族目标得以落实的重要组织保障[23]。家族涉入被认为是家族控制的主要特征,研究领域不仅涵盖家族所有权、管理权与控制权[24],也涉及代际涉入和心理涉入。主流观点认为，家族涉入对企业的影响存在正反两种解释。优势方面，家族涉入可以有效抑制机会主义倾向，降低代理成本。家族成员间的亲情关系有利于企业获取资金、人力、投资等家族资源，而家族成员间的信任会促使家族企业家将家族利益与企业命运相结合,从而推动企业成长[25]。另外，家族承诺与家族声誉可以促使企业坚持长期创业导向，注重社会关系等外部效用。劣势方面，家族关系治理中的差序格局不利于外部资源和异质性人才引进。随着企业成长，家族成员内部冲突和矛盾凸显，带给企业负面影响。此外，代际传承作为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难以逾越的挑战[26]，对企业的影响多呈负面，带来显著价值损失。

综上分析，家族涉入作为一种非正式关系治理模式，与企业内正式契约治理是相互补充的，从动态视角看，属于共生演进关系[27]。适度的家族导向和创业导向及其有效耦合是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机制[28]。对此，家族企业家理应统筹协调好企业家族成员间利益关系，激发优势、抑避劣势，形成发展合力。具体地，在秉持家族创业初心和使命愿景、践行家族承诺、坚持长期发展导向、精心规划代际传承、维护好家族团结和声誉等方面，发挥家族资源整体优势和潜能。此外，在维护和强化社会网络关系、招选外部人才等涉及利用企业外部资源与人力资本方面革新除弊，采用社会能量场思维进行经营，借助外力提升企业整体位势。

2 家族企业家胜任力元素词条选择

以132篇中外文献为基础，共提取关键词条654项，既充分说明代表企业家胜任力内涵元素具有广泛性，也从侧面揭示企业家胜任力“概化”研究问题本源。结合家族企业情境，运用归纳法、基于中观层面对上述词条集合予以相同或近似意思上的提炼，即解读和归类，再进行重新编码，并统一命名且给予描述解释，最终构建家族企业家胜任力元素观测变量表。鉴于篇幅限制，仅举一例说明观测变量提炼和编码操作过程。例如，既往文献中“捕捉机会能力”“机会捕捉能力”“发现机会能力”可共同解读为企业家敏锐发现商机的能力，因而将其划分为同一类符合聚类原则，这一操作过程就是元素提炼阶段。为了便于后期分析，将归类后的胜任力元素集合统称为观测变量“市场机会捕捉能力”，并解释为“发现、识别和培育市场机会的能力”，这一过程称为元素编码阶段。考虑到相关概念多元性和非范式化，对编码后的观测变量予以标准化的概念定义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本文基于两点对观测变量进行解释描述：一是能反映概念间的同质性；二是能贴合企业家行为情境，以便在问卷调查实操阶段发挥辅助说明作用，此例表现为“企业家发现、识别和培育市场机会的能力”。重复上述操作过程，就可以获得整合后的观测变量集合。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了验证以往胜任力研究结论在家族企业家中的显著效应，同时考察贸易战、科技战、新冠疫情等情境因素对企业家胜任力的影响，将美、日等国家或权威机构编制的企业家素质标准，以及企业数字化能力、供应链保障和整合能力、资金链风险管控能力等能力要素纳入观测变量范围。经过反复操作，最终构建由37项基本词条组成的家族企业家胜任力元素观测变量表(见表1)，以此作为后续实证分析依据。在表1中，胜任力观测变量的具体解释借鉴了赵天乐和李常洪[29]相关文献的描述。

3 实证分析

3.1 样本采集与描述性统计

在调查问卷设计阶段，以“企业变革力”为例进行阐释，将题项具体描述为，“作为家族企业家，您认为企业变革力的重要性如何？请予以打分”。计分环节中，运用Likert式7点水平评价对观测变量进行采分操作，利用萨迪标度对部分分值对应的文字描述进行适当修改，以匹配问题项，结果赋予1～7分分别为“极端不重要”“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非常重要”“极端重要”。在调查对象选择上，为了呈现行业和地域代表性，通过查阅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框定符合条件的晋、京、苏、鄂、粤5个省(市)家族企业样本。以实访和网络形式发放调查问卷，受试对象为家族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总体而言，样本描述性统计特征基本符合行业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详细情况见表2。

3.2 企业家胜任力构成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SPSS 18分别对生命周期各阶段企业家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和Bartlett球性检验结果表明，KMO值分别为0.93、0.872、0.886和0.826，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分别为4 880.765(自由度253)、1 718.159(自由度66)、2 341.749(自由度190)和402.503(自由度45)，将显著性水平设置为P<0.001，结果显示，各期样本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变量间具有多重共线性，存在信息重叠现象，适合作因子分析。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并采用最大方差法作正交旋转，在结果中选择特征值大于0.966的公因子，因子的选择则采用公认的0.5这一临界阈值，因子载荷系数高于0.5表明符合公因子成分析出标准，经此操作最终得到的因子结构见表3。

表3显示，正交旋转后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下：初创期，解析出4个公因子，计23项观测指标，公因子特征值均大于1，累计方差解释变异量为64.77%；成长期，解析出3个公因子，计11项观测指标，公因子特征值均大于0.966，累计方差解释变异量为66.987%；成熟期，解析出4个公因子，计20项观测指标，公因子特征值均大于1，累计方差解释变异量为64.011%；再生期，解析出2个公因子，计10项观测指标，公因子特征值均大于1，累计方差解释变异量为68.927%。上述公因子下的子维度均满足载荷系数要求，方差解释贡献度超过普遍接受的50%的临界水平，各项数据指标表明，因子结构具备良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3.3 企业家胜任力测量模型

对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论继续采用SPSS Amos23.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测量模型结果见表4。数据显示，Cronbach's α信度介于0.713～0.928之间，公因子所代表的建构信度最小值为0.702，最大值为0.979，两项测量指标都高于临界阈值0.7，双双通过信度检验，表明因子结构信度良好。

表4显示，一方面，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观测变量所对应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均高于0.707，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71、0.99，这说明符合方差抽取量这一测量指标；另一方面，考察潜变量的AVE值发现，数据值大于0.5的临界标准，最小值为0.523，最大值为0.871，满足了聚合效度检验的第二个条件。由此得出，每个因子结构的聚合效度均符合要求。值通常作为检验因子结构间区分效度的常用指标，将其与各公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比对，经计算发现，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0.724、0.933，而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小值为0.01(成熟期公因子3与公因子4之间)，最大值为0.55(初创期公因子2与公因子3之间)，小于最小值0.724，说明公因子之间呈现出较好的区分效应。以上验证性分析过程表明，调查问卷用于整个生命周期样本搜集符合统计学特征。

3.4 公因子科学命名及内容补构

李书玲[30]研究发现，组织保持赓续发展理应关注如下3个核心构面:组织客体、组织能体和选择主体。其中，组织客体对应物质维度，注重企业有形资源的经营，强调通过各类生产要素的逻辑组合实现效率提升和价值产出；组织能体对应能量维度，追求企业无形资源的建设，注重企业内各场域主体正能量的激发和使用；选择主体对应意识维度，匹配组织发展的理念思维和决策模式。本文在借鉴上述组织成长理论的核心观点后，结合系统观和企业家理论，对公因子进行科学命名。

产品和服务是企业生存的根本，围绕物质流的组织管理一直是企业日常运作的核心，除供应链运营管理、生产和质量管理、市场营销和售后管理等重要治理领域外，还伴随和衍生出其它管理行为，如投资管理、资金链管理等。此外，有学者认为，投资论和货币论通常隶属于物质论[31]，而且金融资本运营也是物质论重要的涵括内容[32]。在公因子2中，解析出供应链保障和整合能力、资金链风险管控能力、资本运营能力等子维度，这与物质流范畴内诸多环节相契合。因此，将公因子2命名为物质流胜任力。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基于信息技术主导权的博弈在企业间反复上演。一方面，合理选择和调整信息生态位抢占先行优势，对创业者至关重要[33]。投射到家族企业，信息不对称的传统弊端，使得企业发展面临更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如何突破家族企业发展这一本源困境，信息流建设尤为重要。对外，它有利于增强外界对企业发展状况的了解和识别；对内，它不仅可以提升企业外界复杂环境认知能力，而且有利于解决家族企业在人力资本使用上的固有困境，使得家族企业一向重视“自己人”而排斥“外人”的人才使用观得以扭转。另一方面，对组织系统而言，熵理论一直强调信息流的双向流动，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交换，熵增现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阻碍企业向新的耗散结构平衡态演进，使其陷入混乱和停滞，甚至因不合时宜而陷入困局，现实中这样的企业失败案例不胜枚举。在知识管理中，数据、信息与知识具有天然递进联系，数据间的联系是认知信息的基础；信息间的模式关系是认知知识的基础[34]。鉴于信息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在数据与知识之间的桥介作用，可以将合理的知识结构、企业知识管理能力、战略管理能力、企业情报体系构建力和信息技术应用力等子维度聚敛得到的公因子1命名为信息流胜任力。

能量场理论来源于物理学，后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派生出组织场、管理场、话语场等理论分支。在这些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福克斯和米勒的公共能量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个具体情境中，不同场域主体因意图、动机、情感和目的的不同，所系缚的能量性质也呈现差异性，共同构成复杂能量场域。公共能量场理论和其它场理论一样，不仅指出能量场中存在不同性质的能量，即正能量、负能量和中性能量，而且强调这些能量能够相互流动，在互动中彼此影响、传染和转化，使得场域中场核间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聚合分化现象，影响能量位势最终演化方向。企业就是一个复杂能量场域，各类拥有不同知识、资源、才能、权力等禀赋的能量体相互交织，一起左右企业命运。企业家作为核心人物，自身也具有能量场，其能力素养、人格特质、情绪态度不仅影响个体身心状态，而且会因示范作用将能量辐射至周边人群，对企业员工产生群体效应。具体地，富有正能量的企业家会将正能量向企业传递，反之亦然。因此，企业家理应具备能量场的经营能力，即作为场促和场结，具有正能量的转进力、负能量的正向促进力和中性能量的引导转化力，这与企业家创新理论中强调企业家精神力的能动作用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正如一些学者认为，企业家灵性资本所带来的精神力量传染，能引导和激发员工产生积极、正向的工作行为和心理[35],激励其以更高的效率置身于组织问题解决[36]。能量场的运作形态，以及该理论所体现出的对应企业家群体胜任力诉求，客观上要求企业家们必须站在更高的管理艺术层面分析思考自身能力培育问题，尤其是企业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场域内总体能量强度与能量分布必然存有差异，企业家要根据企业发展情境，善于利用各种议题和场用，引导场势与企业长远利益同向并行，逐步提升企业整体位势。在因子分析中，由创新与勇担风险精神、愿景与实干精神、诚信、企业使命感、制度建设能力、开放与合作共赢精神、核心价值观和社会责任7个子维度构成的公因子3，较好地匹配企业家在能量场建设方面的胜任力需求供给。因此，将公因子3命名为能量流胜任力。

胜任力模型中，个性特质是必不可少的潜变量。公因子4中，反思、自控力、忧患意识、思维力等子维度适配企业家们在心智模式和人格特征上的能力诉求，从承继视角考虑，本文将公因子4命名为个性胜任力。

观察表3和表4发现，成长期因子结构中缺乏信息流胜任力表述，而再生期因样本调查过程中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导致样本数量过少，只析出两个公因子维度。为了利用已有数据发掘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有必要结合其它数据分析方法对成长期和再生期胜任力维度框架进行内容补构。这样操作的好处如下：一是可以克服因单一统计分析方法忽视主观剖析的固有缺陷；二是能够提高对企业家胜任力变异量整体可解释水平。为了保证补构研究的科学性，对37项观测变量进行均值降序排列，结果发现，在成长期，识才和用才能力、学习力分别排在第12位与第16位，均值为5.91、5.88；在再生期，忧患意识、学习力分别排在第11位和第14位，均值为6.06、5.98。均值分析表明，上述观测变量不仅平均值较高，而且能够有效契合企业家在信息与知识、个性特质方面的能力需求。因此，不妨将识才和用才能力、学习力作为信息流胜任力补构到成长期企业家胜任力模型中，并将忧患意识、学习力分别作为个性胜任力和信息流胜任力补构到再生期企业家胜任力模型中。

3.5 公因子权重分布以及企业家动态胜任力逻辑演化仿真

对各公因子在企业家胜任力中的理论贡献值进行度量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因此，进行权重分析十分必要。将测量模型中公因子方差可解释变异量作为标准化权重计算的基础。对于补构公因子权重，可先求出模型外各观测变量均值，然后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确定秩次，再将各秩次除以总秩次求出各观测变量权重，最后采用公式“(1-方差可解释变异量)×补构的观测变量权重的和”确定补构各公因子权重。经计算，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公因子权重如表5所示。

在公因子权重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家族企业家动态胜任力演化规律(见图1)。考虑到企业家胜任力元素具有稳定性特征，结合优秀企业发展S型波浪上升常态演变逻辑，对持续多个生命周期的企业家动态胜任力演化进行仿真，结果见图2。图2表明，前3个生命周期，各胜任力数值相差不大，进入第4个生命周期后，能量流胜任力呈现快速指数增长趋势，与其它类型胜任力具有巨大悬殊。与此同时，另外3个胜任力类型出现指数缓慢增长的情况，其中物质流胜任力和信息流胜任力步调较为一致，增幅较大，而个性胜任力则增幅较小。

4 结语

4.1 家族企业家动态胜任力构成体系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构建家族企业家动态胜任力构成体系，见表6。

4.2 公因子权重的外部性阐释

观察表5中公因子的权重分布以及表6中胜任力要素内容，并将其与组织成长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中关于企业发展阶段特征的描述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存在较高的契合性，从理论上既佐证了各时期公因子权重的外部效用性，又呈现出企业发展阶段特征与企业家胜任力间的匹配性。按企业生命周期分阶段阐释如下：

(1)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初创期比其它阶段更具灵活性，企业也更有创新精神，表明企业注重信息资本和以知识为代表的智力资本运用。聚焦于家族企业，由于受物质资源束缚，家族企业家在创业初期会尽力避免资源和成本损耗，从而缩短试误过程。因此，面对“乌卡环境”(VUCA)，企业家为谋求博弈所需的更多非对称信息，更注重信息流胜任力培育和发挥。这既有利于企业家灵活调整发展战略，发挥“船小好调头”的占位优势，也有利于企业家把控企业运行状态、有效识人授权以及洞察外部环境。此外，组织成长理论强调，初创期企业需要重视有形资源建设，以产品为中心，以市场为目标，着重打造生产方式、营销模式和业务模式上的雏形框架网络。这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观点一致：此阶段，企业犹如襁褓中的婴儿或是蹒跚学步的幼童，没有物质和资金支撑，难以运作和发展。能量流胜任力建设位居第3，这是由企业资源和企业家精力有限性决定的，也是企业发展的惯性遵循。在没有彻底摆脱生存危机之前，以企业制度为代表的企业文化等软实力建设将处于弱势地位。个性胜任力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因而提炼出符合初创期企业特点的胜任力元素很有必要，如忧患意识、思维力等个性特质可以很好地展现初创期企业家的人格特征。

(2)进入成长期，企业步入正轨，企业家开始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强调规范化运营和契约治理。因此，以制度建设、使命感与愿景等代表企业软资本的胜任力元素得到企业家关注，目的是激发员工为企业积极奋斗的情感动力，同时规范和抑制企业中的不良行为，真正做到正能量释放和负能量转化。首先，互联网时代，员工愈来愈重视精神和灵性上的自我实现[37],而企业家对员工精神和能量激发具有关键作用[38]。能量流胜任力培育既是企业成长阶段的必然需求，也是企业家借助文化资本赋能增效的能力依托。其次，伊扎克·爱迪思认为，在成长期，企业家要努力避免组织陷入“企业家陷阱”。企业家陷阱实质上描述的是，成长期企业发展对企业家才能的惯性依赖与企业家个性化心理需求间的矛盾博弈。成长期企业机遇大于危机，要想跳出企业家陷阱，企业家需要加强个性修养，在企业发展利好的大趋势下居安思危，跳出惯性思维，敏锐洞察和应对内外环境可能出现的变数，在革新中谋求发展。再次，成长期的企业恰如快速生长的少年，需要汲取各种营养能量促进自身成长。以供应链流运营与管理为核心的企业物质流建设犹如维持企业生命的“血液”，为组织输送营养，尤其当产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后，随即开展的规模化生产与运营都离不开成熟配套的物质流相关设施支撑。因此，企业家物质流胜任力有效供给是企业经营的关键。最后，成长期企业在前期路径依赖的作用下会沿着既定发展轨迹运行，这一时期信息流胜任力虽然不像初创期那般受到重视，但企业家也会加强识才和用才能力提升，以及学习力培育。上述能力有助于企业家突破企业认知边界，提升企业动态创新能力，有效减少非对称信息带来的逆向选择问题，提高企业灵活性等。

(3)生命周期理论和组织成长论均主张，成熟期企业既要注重有形资源利用，也要强调无形资源发挥，这是企业由先前依托产品“硬资本”发展转向“软实力”和“硬实力”共同驱动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果说成长期能量流胜任力培育强调的是搭建组织结构和功能框架，那么成熟期企业的治理目标必然是提升企业内生发展动力，犹如事业稳定的企业家关注内在涵养一样。因此，能量流胜任力和个性胜任力仍是企业家胜任力培育的重点。此外，在成熟期，企业处于前期发展利好盈余叠加的红利期，浸润在成功的光环下，正如伊扎克·爱迪思认为的那般，大多数企业开始丧失灵活性，对外界变化缺乏敏感，动态竞争力也趋于弱化。此时，有远见的企业家会未雨绸缪，出于风险防范和未来发展考虑，积极开拓和利用知识与信息资源，为企业发展谋篇布局，或整合企业自身累积的资源或借助外部利益相关方促进自身发展。供应链保障和整合、投融资等涉及企业资本运作的行为将应势增多，无疑对企业家在信息流和物质流建设方面寄以更高的能力期望。

(4)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将衰退期企业描述为充满官僚主义气息的臃肿组织，组织内系统能量涣散，缺少创新与灵活性，产品落后且缺乏竞争力。企业要想获得重生，首先要凝神聚力，调动一切能量攻坚克难、化解危机，同时实施变革。其次，企业家要顺势而为，识别新的发展机遇，以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赢取市场以获得再生。再次，此阶段能够带领企业走向重生的企业家必然是具有忧患意识且善于通过学习更新思想观念的领导者。

4.3 启示与展望

(1)家族企业家动态胜任力结构演化再一次验证了传统“概化”研究的非适切性和普适性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为同类型企业家胜任力间的比较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2)4个胜任力公因子框架维度构建及权重演变使得不同生命周期内企业家胜任力横向与纵向比较具有可行性，有利于企业家间的交流探讨和经验习得。

(3)4个公因子维度具有良好的弹性和包容性，经检验证实，能够很好地兼容以往胜任力模型内容。因篇幅限制，此处不再赘述。

(4)对照因子结构和观测变量表发现，传统视野中的代际传承能力、社会资本构建力、关系协调力等与家族企业发展特征紧密相关的胜任元素并没有包含在公因子中，这对以往理论认知提出了挑战，为后续探源性研究及比对研究指明了方向。

(5)对企业家而言，贯通供应链、融通产业链、深耕价值链意味着较高的胜任力供给，物质流胜任力注重企业经济基础的建设；能量流胜任力强调精神力、创新力、活力激发；信息流胜任力关注数据、知识和信息赋能增效，以及在决策模式和用人方式上的科学改进；个性胜任力关注人格特质的正向发挥和示范感染。在具体操作上，家族企业家应以系统观为指导去挖掘和提升生产要素的功效，促进各类资源在企业间、组织层级间、部门间畅通流转，增大流“势”、减少流“阻”，在保障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创造良好的社会和生态价值。

本文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因资源受限，无法对网络调研予以更为严格的规模和质量控制，导致衰退期样本数量过少，整体信效度无法进一步提升。上述不足之处可以在未来研究中得到有力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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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