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产业集群与政策资源依赖关系研究

我国正由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强国转变，政策驱动是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特色[1]。然而，有些部门和地区将政策资源作为产业发展兴衰的决定因素，背离了产业政策扶持的初衷[2]。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这明确了提升核心竞争力、克服政策依赖的发展方向[3]。

在培育产业集群竞争力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集群对政策资源的依赖。竞争力提升后，集群对政策资源的依赖是趋于加强还是减弱？产业集群的政策资源依赖情况直接影响产业集群政策效果、发展战略和核心竞争优势发展路径，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

按照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和产业分工理论，产业集群包括3个主要环节，即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设计环节、产品服务的生产环节以及面向市场的品牌运营环节。集群内企业分工既有不同企业参与3个环节的模式，也有一家企业实行两头控制，将中间制造环节外包的分工模式。以手机与平板市场为例，华为控制了上游的创新与设计及下游的品牌运营，手机和平板生产组装则由多个专业工厂完成；再以芯片行业为例，芯片技术创新与设计及品牌资源由高通、英特尔等行业领导企业控制，加工则由台积电、中芯国际等专业代工企业承担。因此，产业集群竞争力由各个分工环节的竞争力整合而成[4]，包含产业集群技术研发环节的创新竞争力，生产运营环节的规模竞争力，以及市场营销环节的市场竞争力[5]。在各分工环节竞争力发展过程中，其政策资源依赖表现出怎样的变化特征？为进一步分析此问题，本文选择创新型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创新性产业集群试点认定管理办法》的定义，创新型产业集群是指产业链相关联的企业、研发和服务机构在特定区域集聚，通过分工合作与协同创新，形成具有跨行业、跨区域带动作用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组织形态。创新型产业集群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制造业集群，主要存在于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政府管理的集群试点工作一般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重点，通过政府组织引导、集群科学规划和产业链协同发展，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6]。

因此，创新型产业集群具有3个突出特色：首先，集群发展以创新为核心。集群以技术含量较高的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也包括积极进行技术创新的传统转型企业。集群企业的创新涉及技术、商业模式和组织网络，具有良好的创新文化、企业文化和创新制度环境。其次，以培育先进制造力为目标。我国将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之一[7]，创新型产业集群已经分布于生物医药、半导体、电子电路、电子信息、电子元器件业、汽车、生物制品、光伏、医疗健康、智能输配电、智能电网及设备制造等制造行业，且已经成为部分地区的龙头产业、主导产业[8]。最后，创新型产业集群由国家考核认定并给予大力扶持，政策资源的影响效应极为突出。上述特征使创新型产业集群成为观察集群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问题的理想对象。

1 文献综述

1.1 资源依赖

Mcgowan等[9]详细阐述了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的内涵，并提出组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都离不开资源，因而会对提供资源的环境或组织产生资源依赖。学者们结合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和实际需要，拓展了资源依赖问题的研究，主要形成以下研究方向：

(1)自然资源依赖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效应研究。Sachs & Warner[10]将地区依赖丰富自然资源却经济发展缓慢的现象称为“资源诅咒”；赵康杰[11]、邵帅等[12]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论证发现，地区资源依赖会阻碍本地经济发展，摆脱自然资源依赖成为改善当地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

(2)资源依赖对企业的影响效应研究。首先是资源依赖与企业竞争力。谢永平等[13]研究并构建企业资源依赖程度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而影响企业关系治理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冯伟等[14]具体分析企业关系治理中的合作策略有利于企业在市场化创新网络中获得资源并提高规模报酬。其次是资源依赖对创新的影响。一些研究证实资源依赖正向推动创新，如Mowery[15]实证论证资源依赖理论在企业选择技术联盟伙伴决策中的预测性效应；林润辉等[16]从资源依赖视角出发，论证补助作为一种有效政策资源，对民营企业经营行为具有正向引导效应；安同良等[17]研究揭示出政策资源的创新效果还会受到企业行为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余明桂等[18]研究证明，政府创新资源会刺激企业加大创新投入；郭晓丹等[19]通过调研发现，企业获取技术资源往往以政府为重要组织者和中介。另一些研究提出资源依赖会对企业内生创新能力形成挤出，如韩君辉等[20]研究发现，企业对外部环境资源的依赖造成区域创新挤出；李丽[21]进一步研究指出，资源依赖会降低企业创新需求并挤占企业创新要素投入，从而对创新产生抑制作用。最后是资源依赖对制造企业提高生产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作用。Claessens等[22] 研究解释政策资源依赖影响规模效率的机理，即企业追求规模效率、提高制造竞争力，必须降低劳动力和资本成本，通过政府获得的这些要素(税收减免和补贴等)，可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或寻租收益；Boldrin[23]进一步解释通过政策获得超额收益的同时，也可能抑制企业通过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竞争力的动机。

(3)资源依赖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李新春[24]总结出集群企业成长路径，并提出以政府资源为核心的制度化资源是集群企业成长的重要支持；罗友花[25]详细分析产业集群在劳动力资源、环境资源和企业网络资源方面的优势有利于保障集群内企业竞争力发展；黎开颜等[26]提出集群发展中的技术依赖会造成创新发展被“锁定”在初始模式的现象；任曙明等[27]研究发现，在促进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方面，政策资源可以弥补市场化资源的不足，但同时会带来负面作用；陈思霞[28]在区分集群内分工的基础上，揭示出产业集群依靠创新平台提供的优惠资源(如劳动力池、金融资源、原材料等)保持其规模效率，但是制造环节的政策依赖反而会削弱企业提升生产力的决心。

1.2 产业集群竞争力与政策资源

关于产业集群竞争力与政策资源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首先是创新竞争力与政策资源。彭纪生等(2008)在政策测量的基础上研究创新政策对集群创新的影响，并论证创新政策对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新产品开发等领域的不同效应；黎文靖等[29]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政策只会刺激企业为获得创新补贴而策略性增加非发明创新，而非开展实质性的发明创新；丁方飞等[30]采用创业板企业数据证实，我国财税手段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具有显著刺激效应，进一步证明政策资源在实现创新发展中的重要性和主导性。其次是规模竞争力与政策资源。黄群惠[31] 、王俊等[32]研究国家政策鼓励“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投入制造生产的效用，发现其能够促进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唐荣等[33]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发现，竞争性产业政策能够有效刺激制造业升级，而选择性产业政策却不能。最后是市场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产业集群发展往往与本地传统和资源环境优势有关，同时也是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政策资源投入对集群企业在销售、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开拓等方面建立市场竞争力具有关键作用[34]，如广交会和国际进口博览会由政府组织推广，产业集群企业进入市场的牌照制度管理取决于政府的产业政策[35]，产业发展政策决定产业集群销售渠道的管理模式与监管[36]，政府采购是对集群发展的重要支持性策略。

对资源依赖与产业集群竞争力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现有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已有研究关注资源依赖对产业集群的影响效应，但是缺乏对产业集群政策资源依赖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产业集群在成长过程中，其政策资源依赖状况也在发生改变，二者是一个互动过程，而已有研究缺少对这一过程的关注。其次，缺乏集群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之间关系的具体变化特征分析。集群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含创新竞争力、规模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等，其政策资源依赖特征并不一致，研究这些具体变化特征对创新政策制定和集群发展规划具有现实意义。最后，创新型产业集群的认定与扶持是国家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政策资源的大量投入和运用对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鲜有学者将创新型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产业集群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的关系。

为深入研究政策资源依赖问题，本文将创新型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对集群各分工环节的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进行量化计算和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产业集群内各分工环节竞争力的政策资源依赖变化特征，并探索降低政策资源依赖、推动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的针对性策略和路径。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分析

2.1.1 政策资源依赖

资源依赖理论源于对组织间网络关系形成原因与机理的解释和分析[37]。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为了发展，需要获得资源，组织间由于资源需求与获取而形成社会网络。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企业组织，还包括政府组织对当地社会群体的依赖、企业对金融机构的依赖、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等[38]。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由政府认定，有明确的集群边界、集群主体和任务目标。创新型产业集群内部以及与政府之间客观上存在具有资源依赖特征的社会网络[39]。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政策是资源的重要来源。Fisman[40]、Faccio[41]将政府政策作为与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同等重要的资源要素。在部分产业发展中，政策甚至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资源[42]，为企业、产业集群等组织发展带来所需的金融、土地、劳动力、技术、税收优惠、市场准入资格、补贴等资源。对政策资源的依赖也可能诱导产业发展背离市场，一味依靠政策资源延续发展，从而使产业失去竞争力[2]。

2.1.2 产业集群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

Molina-Morales[43]提出产业集群竞争力优势来自集群内共享资源的理论。共享资源 (如集群生产能力、创新能力、组织学习能力、竞合规则等无形战略性集群资产)对集群外部企业具有排他性，而对集群内部企业却具有公共物品特性。集群内部企业凭借企业间资源交换和共享性资源赢得集群外部企业不具备的竞争优势，从而使整个产业集群竞争力提高[44]。

魏后凯[45]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表现在低成本、区位品牌、价值链分工优势、市场议价能力、技术垄断和产品差异化等多个方面；波特(1985)从分工视角诠释竞争力构成，按照分工环节，将竞争力解构为从开发设计、制造到营销环环相扣的价值链，并认为每个企业、集群都可以在价值链任一环节发展出竞争优势，即集群竞争力既可以来自研发与技术创新环节，也可以来自制造环节或市场营销环节，也可以兼而有之；刘爱雄和朱斌[4]按照竞争力的核心概念是核心资源论、动态能力等理论依据，结合分工理论和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提出产业集群的显性竞争力由创新竞争力、规模竞争力、市场竞争力和投资竞争力构成。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解构和分类有利于系统深入研究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发展。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竞争优势主要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形成和确立，而非依赖国家政策资源，但我国产业发展政策赋予产业集群特殊资源优势。政策资源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保障，涉及产业集群发展的各个方面，从人才、技术创新、生产制造到市场销售，都能够从政策中获得发展所需关键资源。产业集群能够轻易获得集群专属的共享资源，为其内部企业源源不断输送发展所需资源，导致产业集群容易产生对政策资源的依赖。

2.2 研究假设

2.2.1 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

创新型产业集群分布在我国内地30个省域的国家级创新平台，从平台中获得各类制度、政策、技术支持及服务资源，与创新平台联系紧密。因此，其竞争力发展受创新平台环境的影响较大[46]，如依赖优惠政策保证经济收益，依赖创新政策与资源开展技术创新[47]，通过平台的税收减免、信贷、人才引进、政策性扶持、奖励与补贴等措施，营造有利于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的环境[48]。

王俊(2010)研究发现，研发补贴会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却并未有效提高创新产出。从创新产出发明专利数量看，获得研发补贴最多的国有企业，其创新成果数量远低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17]。这说明自主创新能力是创新的主要推动因素，政策资源依赖并不能实质性提高企业创新竞争力。因此，随着企业创新竞争力不断提高，如果能够减少对政策资源的依赖，那么企业就能朝着自主创新的方向发展；如果企业创新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对政策资源的依赖也随之加深，那么这种竞争力发展模式就是将创新与政策资源捆绑在一起，不具有可持续性。

从产业集群视角出发，创新竞争力是产业集群中从事关键技术开发与创新环节的企业群展示出的竞争力，代表产业集群的技术水平和创新高度，是产业集群从市场获得更高回报与持久发展的核心和保障。

创新对政策资源依赖程度越高，意味着产业集群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越离不开各项政策资源的扶持，这是一种用公共资源弥补集群自身创新低效率的现象。创新对政策资源依赖度低，则说明产业集群自主创新实力强，本身能够在市场环境下进行自主创新发展，不依赖政策资源扶持。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随着集群创新竞争力提升，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度降低。

2.2.2 创新型产业集群规模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

根据分工理论与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产业集群的核心活动是产品与服务的制造生产。创新型产业集群以制造为核心，制造包含所有分工环节，各环节竞争力以掌握关键部件的生产制造能力和工艺诀窍为核心，以要素投入与产品产出之间的规模效率为特征。创新型产业集群通过提高制造效率实现规模扩大的能力即为规模竞争力[4]。

我国在过去30年依靠低价格的人力资本和资源，快速发展起部门齐全、产业链完整的制造业格局。技术创新与制造力相互促进、互为依托，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制造模式向追求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先进制造模式发展[49]。

在现有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企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递减和不变3种情况。规模竞争力是基于技术与管理水平带来的要素配置的规模效率。如果企业自身具备规模优势，可以通过市场获得生产要素，不会因为自身效率低下而出现收益下降，则会减少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如果不具备规模优势，创新平台提供的具有优惠性质的生产要素将用于弥补低效率造成的损失，也会造成集群对政策资源的规模依赖程度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随着集群规模竞争力提升，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度降低。

2.2.3 创新性产业集群市场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

创新型产业集群由中小企业构成，以制造业为核心、创新为优势，主要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受政策引导与影响显著，集群内企业营销方式与营销成果同样需要政府支持[50]。由于产业集群具有地域集聚性，集群内企业开展营销需要本地区具备系统的硬(道路、交通设施、通信及互联网、仓储物流等)、软(市场秩序、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建设、市场管理等)公共设施。

创新型产业集群以B2B为主要市场，生产的产品多为工业用中间品。在B2B市场营销中，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政策导向、财税激励对集群销售具有关键性影响。其中，政府采购、定点采购是政府支持下创新型产业集群的重要销售渠道，政府牵头组织系列宣传与文化活动是扩大创新型产业集群品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是创新型产业集群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根本途径。集群市场竞争力提升有利于集群积累市场资源、开拓国际市场、获得更多订单，政策资源比重也将相对降低，从而减少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随着集群市场竞争力提升，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度降低。

3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3.1 研究方法

3.1.1 DEA三阶段分析

本文采用DEA三阶段分析法对产业集群的政策资源依赖进行量化。第一阶段，借鉴Farrel(1957)关于生产前沿的效率计算方法，测算出每个DMU达到目标效率需要调整的投入量，即冗余量(Slack)。冗余值为当前DMU效率与目标最佳效率值之间的差值，反映生产前沿当前值到理想值之间的调整方向和调整策略。第二阶段，将投入要素的冗余量作为产出，采用SFA模型计算环境因素与冗余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在剥离出政策资源影响、干扰项和管理无效率因子后，计算出所有DMU在相同最劣环境水平下的投入值。第三阶段，用去除政策资源影响因素的投入值替换原始投入值，采用第一阶段的方法计算出理论最优效率值。理论最优效率值与实际效率值的差值即为政策资源依赖的量化测算值。

3.1.2 主成分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创新型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量化，通过对各考察因素指标构建参数矩阵，计算各因素的特征根及对应特征向量，根据信息含量确定主特征根和特征向量。由于主特征向量相互独立且包含所有特征向量信息，因此称为主成分向量。通过分析主成分向量包含的各考察因素特点，确定该主成分向量包含的综合意义。

其中，λu为主特征根，u为主特征根数量，Cu为主特征根的对应向量，t为被研究单位个数，ztk为第t个研究对象在第K个主成分上的综合得分，zt为第t个研究对象的综合得分。

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政策资源依赖，解释变量包含产业集群的3种竞争力，即集群创新竞争力、集群规模竞争力、集群市场竞争力。回归分析样本为我国109个创新型产业集群。

3.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政策资源依赖(Y)。参考陈升等[51]、魏谷等[52]的研究，DEA分析第一阶段采用产业集群专利申请量和上缴利税作为双产出，选择高新技术固定资产总量、创新人才占比、当年生产管理投入成本作为投入。第二阶段选择孵化基金总额[53]、对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投融资额、政府投入、促成项目成交总金额、解决企业需求、组织交易活动6项资源指标。其中，后3项是国家认定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促成技术转移的管理考核指标，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以政府及事业单位为主，主要为技术转移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是落实和发放政策资源的重要平台。数据采用《火炬统计年鉴》(2018)中的创新型产业集群统计数据，因西藏、海南和宁夏数据不全，故未纳入统计。

(2)解释变量：创新竞争力(X1)、规模竞争力(X2)、市场竞争力(X3)。参考刘爱雄和朱斌[4]的研究，产业集群创新竞争力采用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拥有软件著作权数、拥有集成电路布图数及当年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数衡量；规模竞争力采用企业总数、高新技术企业数、年末从业人员数、大专及以上从业人员数、净利润及上缴税费衡量；市场竞争力采用营业收入、出口总额、拥有注册商标数及产业联盟数衡量。竞争力测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指标数据来自《火炬统计年鉴》(2018)。

(3)控制变量：市场需求(X4)、金融发展(X5)、地区信息化水平(X6)。借鉴赵康杰[11]的研究，本文采用人均GDP作为市场需求的衡量指标；参考杨有才(2014)的做法，结合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特征，选择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总额表征金融发展；借鉴纪祥裕和顾乃华(2021)的研究思路，结合本文研究对象特点，选择互联网入户数衡量地区信息化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

4 实证分析

4.1 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资源依赖量化分析

DEA三阶段分析采用规模报酬可变下的投入导向模型(BC2模型)，BC2可以将投入产出中的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即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计算结果显示，除4个产业集群始终保持DEA有效，不受平台政策资源影响外，其余105个产业集群对创新平台均存在政策资源依赖。第二阶段DEA模型中创新平台提供的政策资源与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要素冗余量的相关性分析如表1所示。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平台的6项政策资源分别对创新型产业集群的3项投入要素具有影响，解释了产业集群对创新平台政策资源的依赖程度和依赖结构。

4.2 创新型产业集群竞争力量化分析

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109个创新型产业集群中，在规模竞争力、创新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3个方面排名前10位的集群如表2所示。

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109个创新型产业集群在规模竞争力、创新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3个方面发展水平存在差异，部分集群综合发展程度均衡，部分集群3个方面竞争力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综合发展程度均衡的产业集群中，深圳下一代互联网创新型产业集群3个方面竞争力均处于第一位；广东江门轨道交通修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滞后，3个方面竞争力均处于109个集群的末位。部分创新型产业集群3个方面竞争力发展不均衡，如襄阳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市场竞争力发展落后，创新竞争力发展较好，而规模竞争力表现一般；北京国家级轨道交通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竞争力发展滞后，而规模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发展良好。

4.3 创新型产业集群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的回归分析

本文对创新型产业集群规模竞争力、创新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进行整体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规模竞争力、创新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采用主成分分析的计算结果，政策资源依赖采用109个创新型产业集群的DEA分析数据。

表3结果显示，在当前发展模式下，随着创新型产业集群规模竞争力提升，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度显著提高；随着集群创新竞争力提升，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度提高，但不显著；随着集群市场竞争力提升，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度显著下降。控制变量中，市场需求与集群竞争力的政策资源依赖显著负相关，需求水平越高，政策资源依赖度越低；金融市场发展会导致集群整体政策资源依赖度提高，金融市场发展会带动金融资源集聚，金融要素集聚可为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多资源获取渠道，从而扩大企业生产研发规模，增加对政策资源的需求规模和依赖程度；地区信息化水平与政策资源依赖负相关，但不显著。

4.3.2 分区域分析

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制造业集聚度、政策驱动发展模式、发展环境和政策内容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区域创新发展系统与产业集群对政策、智力等资源的整合能力存在复杂的影响关系[54]。因此，本文进一步对东部和中西部创新型产业集群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结果显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政策资源依赖特征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随着东部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规模竞争力提升，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度提高。该地区市场需求增加，集群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度降低。随着中西部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规模竞争力提升，其政策资源依赖提高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同时，随着中西部地区市场竞争力提升，其政策资源依赖降低程度也较东部地区显著。

4.3.3 三大经济圈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资源依赖对比分析

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并称我国三大经济圈，是特大型城市集中、高端制造业集聚、创新领先区域。同时，三大经济圈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创新驱动模式、政策导向等均存在显著差异。为更详细分析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政策资源依赖问题，本文分别对上述3个区域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结果显示，随着环渤海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规模竞争力提升,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度显著提高；长三角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规模竞争力提升的同时,政策资源依赖度有所提高,但不显著；随着珠三角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规模竞争力提升，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度呈下降趋势，但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政策资源依赖模式存在差异，反映出政策资源依赖的地域异质特征。

4.3.4 分行业分析

我国产业政策具有突出的行业倾向性和针对性[55]，政策对具体行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具有关键性影响。目前认定的109个创新型产业集群，按照所属行业,主要分布在先进装备制造、信息与互联网、生物医药、新能源与汽车四大产业中。本文对四大行业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政策资源依赖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结果显示，先进装备制造业创新型产业集群规模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的相关性比较显著。此外，随着市场需求增加，集群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度显著降低；随着地区信息化水平提升，集群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度降低。相较于先进装备制造业，信息与互联网产业及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型产业集群规模竞争力的政策资源依赖度更高，随着市场需求增加，信息与互联网产业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政策资源依赖降低程度更高。此外，新能源与汽车产业创新型产业集群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未表现出显著相关性。上述结果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政策资源依赖具有行业异质特征。

5 结语

5.1 结果与讨论

本文基于价值链理论和产业分工理论，对创新型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解构，总结出各主要分工环节的竞争力类型及特点。在此基础上，研究各分工环节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的相关性。具体结论如下：

首先，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竞争力、规模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的关系特征存在差异，且受地域和行业影响。张冀新[46]研究证实，创新型产业集群整体上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发展趋势，展示出我国集群培育发展政策取得的实际成果。本文进一步揭示，创新型产业集群规模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的相关关系十分显著，创新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的相关性不显著，市场竞争力在部分地区、行业与政策资源依赖存在较为显著的关系。因此，需要针对性地对产业集群竞争力培育方式和措施进行调整，以整体减少集群对政策资源的依赖，提高政策资源利用效果和效率。

其次，在现有发展模式下，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充分证明了我国现有产业集群政策在推动自主创新方面的有效性。本文论证并支持了国家对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以及李金华[7] 提出通过“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培育全球领先的先进制造集聚区”的研究建议。

最后，赵康杰[11]研究指出，需求不足会弱化制造企业创新能力，并造成创新资源流失，最终形成创新挤出。本文研究表明，在大部分区域和行业，市场需求与集群政策资源依赖呈现负相关，说明市场需求增加会减少集群对政策资源的依赖。这补充了赵康杰[11]的研究结论：需求水平提升会刺激集群创新意愿，扩大制造规模，提高集群竞争力，并减少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张志强[56]研究论证了金融市场发展促进研发创新的效应，与本文研究结论一致，但本文进一步发现金融市场发展会提高集群整体对政策资源的依赖度。这说明金融促进创新发展后，集群更加需要相应政策提高各分工环节的竞争力，从而丰富了金融促进创新的中间路径。曹玉平[57]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推动产业集聚。本文则发现，信息化水平提升有利于减少集群对政策资源的依赖，但效果不显著。原因可能是，信息化水平提升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利于集群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减少对政策资源的依赖，但是知识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不够完善，未能充分发挥信息化的积极作用，因此效果不显著。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政策资源是产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保障，政策资源依赖在产业发展中不可避免，特别是在集群规模扩张过程中，政策资源依赖仍然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应根据政策资源依赖产生的区域和行业背景，掌握政策资源依赖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政策内容、重点和方向，发挥政策资源对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规避政策资源依赖的消极作用。

5.2 理论贡献

本文聚焦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政策资源依赖问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有益补充：首先，本文分析了企业与产业集群在资源依赖层面的内在联系，拓展了资源依赖理论的分析对象，将产业集群纳入到政策资源依赖问题的研究范围。其次，本文分析了产业集群的政策资源依赖特征，通过整体及分地区、行业等多角度研究，论证了产业集群竞争力与集群政策资源依赖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拓展和丰富了产业集群研究和资源依赖理论，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最后，创新型产业集群对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创新型产业集群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问题进行探索，补充了创新型产业集群相关文献，为产业政策设计、创新政策制定和创新平台管理等提供了有益参考。

5.3 建议

整体而言，创新型产业集群整体发展和扶持政策取得显著成效，但是随着集群发展，各方面竞争力提升会对集群政策资源依赖产生复杂影响，且因地域、行业而有所差异。因此，需要对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进行局部优化与调整，即在继续培育和提高集群自主创新竞争力的同时，提高基于自主创新的市场竞争力；提高集群资源管理能力，实现高效规模化发展；将政策资源供给转化为创新服务提升、营商环境优化，以此实现集群稳步发展并逐渐摆脱对政策资源的依赖。

首先，强化集群市场导向型的自主创新，鼓励企业通过市场获得发展资源，减少集群对政策资源的依赖。鼓励集群通过创新增强产品与服务在细分市场上的差异化优势；针对下游客户需求，创新产品功能、性能、材料等，提高客户满意度，扩大集群产品市场需求；与核心技术研发企业进行合作或联盟，构建创新网络，形成多层次、彼此支撑、相互促进的创新系统，提高集群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其次，加强集群资源管理，提高集群资源配置效率。探索企业微观层面的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创新激励工具、创新人才政策；鼓励企业间创新分工与合作，提高集群创新效率；培育和发展集群专享资源，为企业竞争力培育提供良好的集群环境，提高资源配置规模效率和集群规模竞争力。

最后，充分研究本地区主要行业的政策资源依赖特点。以降低企业自主创新成本和风险为原则，将政策资源供给转向创新服务提升与营商环境优化。具体包括：加强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更加公平和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公共技术服务、市场服务、法律服务和信息服务。

5.4 不足与展望

本文尝试在集群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的关系研究中深入分析不同类型竞争力的政策资源依赖问题，得到了一些有益结论，既与相关文献研究结果相互印证，又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然而，随着政策资源依赖研究的深入，还需要改进研究方法，将更多影响因素、中介路径和情境因素等纳入分析框架。未来研究还可以将集群企业规模和产业类型纳入分析，对比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集群竞争力的政策资源依赖问题，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集群进行比较研究；结合“去全球化”发展趋势，研究国际产业政策资源依赖问题；通过企业调研，探索集群竞争力与政策资源依赖的微观机制；通过对不同区域与行业的产业集群进行对比分析，更系统、深入地掌握影响政策资源依赖的区域与行业因素。

[1] 冯宗宪,王青,侯晓辉.政府投入、市场化程度与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28(4):3-17,33.

[2] 韩超.新能源产业发展态势、政府扶持逻辑与政策调整方向——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J].国际贸易,2013,32(9):29-35.

[3] 林火灿.提升核心竞争力克服政策依赖症:再谈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N].经济日报,2019-01-28(9).

[4] 刘爱雄,朱斌.产业集群竞争力及其评价[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23(1): 144- 146.

[5] 赵莹,肖建华.服务与制造业创业企业的创新竞争力关键要素比较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7,33(11):99-106.

[6] 陈松洲.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及政府作用探析[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5,22(6):46-52.

[7] 李金华.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分布及其培育策略[J].改革,2020(3):98-110.

[8] 翟万江.整合优质创新资源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解读《关于深入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意见》[J].中国科技产业,2020,34(7):53-54.

[9] ROBERT P MCGOWAN. Enacting the environment:organization persistence and change[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80,40(1):86.

[10] SACHS J D,WARNER A M.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4-6):827-838.

[11] 赵康杰,景普秋.资源依赖、资本形成不足与长期经济增长停滞——“资源诅咒”命题再检验[J].宏观经济研究,2014,36(3):30-42.

[12] 邵帅,范美婷,杨莉莉.资源产业依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效率:有条件资源诅咒假说的检验及解释[J].管理世界,2013,29(2):32-63.

[13] 谢永平, 孙永磊, 张浩淼.资源依赖、关系治理与技术创新网络企业核心影响力形成[J].管理评论, 2014,6(8):117-126.

[14] 冯伟,王修来,张丽丽.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科研资源整合模型[J].统计与决策, 2010,26(19):158-160.

[15] MOWERY D C,OXLEY J E,SILVERMAN B S.Technological overlap and interfirm coope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Research Policy, 1998, 27(5) : 507-523.

[16] 林润辉,谢宗晓,李娅,等.政治关联、政府补助与环境信息披露——资源依赖理论视角[J].公共管理学报,2015,12(2):30-41,154-155.

[17] 安同良, 周绍东, 皮建才.R&D补贴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J].经济研究,2009,44(10):87-98,120.

[18] 余明桂, 范蕊, 钟慧洁.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 2016,33(12):5-22.

[19] 郭晓丹,何文韬,肖兴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补贴、额外行为与研发活动变动[J].宏观经济研究,2011(11):63-69,111.

[20] 韩军辉,柳典宏.R&D投入、资源依赖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7,36(3):139-146.

[21] 李丽.资源依赖对区域创新的挤出效应及传导机制——企业创新需求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15):42-48.

[22] CLAESSENS S,FEIJEN E,LAEVEN L.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eferential access to finance:the role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8,88(3):554-580.

[23] BOLDRIN M,LEVINE D K.Rent-seeking and innovation[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4,51(1):127-160.

[24] 李新春.企业集群化成长的资源能力获取与创造[J].学术研究, 2002(7):10-12.

[25] 罗友花.产业集群资源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影响的实证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 38(4):83-86.

[26] 黎开颜, 陈飞翔.深化开放中的锁定效应与技术依赖[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25(11):56-70.

[27] 任曙明,吕镯.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4,30(11):10-23,187.

[28] 陈思霞.政府投资激励与工业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的政策实验[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229(4):71-81,159.

[29] 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6,51(4):60-73.

[30] 丁方飞,谢昊翔.财税政策能激励企业的高质量创新吗——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42(4):74-81.

[31] 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9,36(8):5-23.

[32] 王俊,陈国飞.“互联网+”、要素配置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技术经济,2020,39(9):61-72.。

[33] 唐荣,黄抒田.产业政策、资源配置与制造业升级：基于价值链的视角[J].经济学家,2021(1):63-72.

[34] 毛蕴诗,莫伟杰,袁静.广东中小企业成长特点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博会、广交会的问卷调查及与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对比[J].广东社会科学,2007(6):48-54.

[35] 张晔.新兴战略性产业的进入管制与管制绩效——以我国手机“牌照制度”的实践为例[J].产业经济研究,2009,38(1):10-18.

[36] 佘依林.以渠道为特征的互联网理财销售模式的风险与监管——以对余额宝为例[J].武汉金融,2014(7):39-40,66.

[37] 马迎贤.组织间关系:资源依赖视角的研究综述[J].管理评论,2005,17(2):55-62,64.

[38] 马迎贤.资源依赖理论的发展和贡献评析[J].甘肃社会科学,2005(1):116-119,130.

[39] 张骁,唐勇,周霞.创新型产业集群社会网络关系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6,36(2):184-188.

[40] FISMAN R.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4) : 1095-1102.

[41] FACCIO M.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369-386.

[42] 戴玲玲,陈仲常.基于Var模型的我国农业利用外资对农业政策依赖度衡量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1,38(7):172-175.

[43] MOLINA-MORALES F X,MARTINEZ-FERN width=11,height=14,dpi=110

NDEZ M T.How much difference is there between industrial district firms? a net value creation approach[J].Research Policy,2004,33(3):473-486.

[44] 吴晓波,耿帅,徐松屹.基于共享性资源的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4,16(4):1-7,13

[45] 魏后凯.对产业集群与竞争力关系的考察[J].经济管理,2003,25(6):4-11.

[46] 张冀新,王怡晖.创新型产业集群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效率[J].科学学研究,2019,37(8):1385-1393.

[47] 魏守华,周斌.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基于技术进步与规模经济融合的视角[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52(5):15-26.

[48] 孙智慧,孙静,王伟.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绩效提升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4):366-370,376.

[49] 张嵎喆, 王俊沣.全球制造业新变局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及建议[J].科学管理研究, 2013,31(5):33-36.

[50] 张晓艳.政府行为对集群企业合作营销影响研究 :基于传统集群和高新技术集群的比较[D].合肥:安徽大学,2013.

[51] 陈升,王京雷,谭亮.基于三阶段DEA的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9,40(9):148-157.

[52] 魏谷,汤鹏翔,杨晓非,等.基于三阶段DEA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效率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7):155-163.

[53] 许治,蔡恩娣,陈朝月.孵化补贴提升了孵化服务吗——基于广东省孵化器数据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1,42(5):20-31.

[54] 徐维祥,楼杏丹,余建形.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资源整合提升区域创新系统竞争能力的对策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20(4):87-90.

[55] 江飞涛,李晓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J].管理世界,2018,34(10):73-85.

[56] 张志强. 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J].经济评论,2012(3):82-92.

[57] 曹玉平. 互联网普及、知识溢出与空间经济集聚: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42(10):2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