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串联中介模型的创业失败对再创业风险决策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双创”政策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创业热潮。然而，相关研究表明，新创企业延续3年以上的不足10%，大多数企业在创业初期便已夭折[1]。创业失败是坏事吗？Yin等[2]研究发现，失败是成功的基本前提之一，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区别在于，如何从失败中学习并再次尝试创业。而经历过失败的创业者在后续再创业活动中同样可以为社会带来巨大经济价值，失败经历也是此类创业者独有的人力资本。因此，创业失败与再创业已成为学者热议的话题。目前，该领域的热点已从创业失败的前因和结果变量转向创业失败对后续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尤其是创业失败对创业者后续选择再创业和再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3]。聚焦过程视角可以更好地揭示创业过程中的活动规律，而目前该视角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创业能力等领域[4]，对再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的风险决策研究较少，并且创业者先前失败过程中的经历也会对后续风险决策行为产生影响，甚至决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5]。因此，本文基于过程视角，探究创业失败对再创业情境下风险决策的影响，并从时间维度上对创业失败进行解构。

Wilson&Gilbert[6]认为，追求一定目标是人类的本性，而设定目标主要由预期价值、情绪强度和持续时间决定，情感上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影响后续决策。引申到创业失败情境中，创业者对失败的预感及其在后续创业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因此，从时间维度上将创业失败划分为失败前的失败预感和失败后的失败成本，可以兼顾失败实际发生前创业者的内心活动和失败实际发生后创业者付出的代价。当感知到失败即将发生时，创业者一方面可能会作出一系列决策阻止失败发生或者减少损失，另一方面也可能会破釜沉舟，加大投入，以期逆转形势。Boyd&Vozikis[7]发现，成功降低失败成本的创业者内心认知会更加积极。因此，失败预感、失败成本以及后续创业行为之间存在一系列连锁反应。此外，也有众多学者从归因理论或认知视角出发，探索失败归因、创业学习等与再创业活动之间的关联。如郝喜玲和张玉利(2016)在梳理创业失败研究的发展脉络后提出，创业失败对后续再创业行为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改变创业者创业思维、创业知识和创业能力实现的。因此，本研究突出创业时间维度，考虑时间先后顺序以及与失败预感、失败成本的关联程度，并选取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深入研究。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创业活动的重要预测要素，在创业失败与再创业活动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8]。首先，在认知方面，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对自身期望更高，倾向于采取行动，并能持之以恒。同时也会积极引导自身行为，将具有挑战的情境视为锻炼自己、突破极限的契机。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会将成功或失败都归因于自身，而忽略外界环境的影响，进而更愿意迎接挑战，在失败后再次创业。其次，在情绪方面，高自我效能的个体面对再创业的压力更积极乐观。因此，在创业决策方面，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有可能重整旗鼓再次创业。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重点研究创业失败对创业者自我效能感以及再创业活动中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首先，在已有创业失败、创业自我效能感、风险决策理论与相关文献基础上推导出假设；然后，利用Stata、Mplus等软件分析数据并得出研究结论；最后，根据结论，分别为创业者、创业企业、政府和创业支持机构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并分析本文的局限，展望未来研究方向。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再创业理论，拓展了自我效能应用范畴，也对创业失败进行了更深入探索。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失败预感、失败成本与创业自我效能感

对创业失败主要有3种定义方法：第一种认为业务被迫停止或终止即为创业失败，经营不善、合同纠纷等都可能导致业务停止或终止；第二种认为新企业破产倒闭或歇业即为创业失败；第三种则从过程视角出发，认为企业实际绩效与预期目标出现偏差就意味着创业失败[9]。与结果视角相比，第三种定义排除了自愿关闭的企业，更符合创业的复杂情境，也更贴切本文的时间视角，因此选取第三种观点作为创业失败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大多采取质化方法研究创业失败，部分学者以失败成本、失败学习、失败次数等作为切入口进行量化研究。如Shepherd[10]认为，失败成本主要包括情绪和财务两部分，财务成本可以反映创业者收入损失、投资损失以及债务等现实因素，情绪成本则可以反映失败给创业者情绪带来的消极影响；Shepherd[11]进一步提出，财务成本会影响情绪成本，即情绪成本会随着财务成本增加而增加；Cope[12]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创业者失败经历指出，失败成本除了财务成本和情绪成本外，还应包括社会成本、生理成本以及专家成本；于晓宇[13]提出，创业失败可能给创业者带来信用上的成本。

为了细化失败各维度对创业者的影响，本研究从时间上将失败划分为失败前的失败预感和失败后的失败成本。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实际悲伤程度往往取决于不幸事件发生前的预感程度，个体对失败的预感程度越高，即预感到失败的概率或损失程度越高，失败真实到来或损失实际发生时，个体的悲伤程度越低。将心理学上的失败预感引入创业领域，即为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预感程度。创业者的失败预感是有价值的，使得创业者在财务和心理两个方面为失败作好准备，有利于降低失败成本，影响再创业行为[14]。基于部分创业者对失败的偏见或羞耻感可能导致偏差，以及对创业失败的不同定义导致创业失败的次数难以界定，本文侧重于从创业者主观感受出发，研究创业失败对后续创业活动的影响。创业者预感到失败到来时，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以减少损失或阻止失败发生。在情绪方面，创业者会作好相应心理准备，以降低心理打击程度；在财务方面，创业者可以改变资金投入策略或采取一定对冲手段，以减少失败造成的损失。因此，本文假设：

H1: 失败预感负向影响失败成本。

自我效能最先由心理学家Bandura提出，是指个人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以及应对困难或者阻碍时对相应能力的感知。随后，Luthans&Ibrayeva[15]将自我效能感引入到创业领域，认为创业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否顺利进行创业活动的信心。失败预感反映创业者对失败的预见度，因此有着失败预感的创业者有更好的心理准备及应对措施。在先前的失败创业过程中，预见过失败的创业者会认为，在再创业过程中自己能再次提前预知失败，并且在吸取失败经验后，可以很好地应对危机，甚至转危为安，而且相信自己能够更好地识别机会、开发机会、创造机会。因此，评估自己能力时会持乐观态度，增强自我效能感。基于此，本文假设：

H2：失败预感正向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

1.2 失败成本的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理论认为，个体效能感主要来自替代性学习、直接经验、生理状态和社会劝说4个方面。其中，创业者通过实践获取的直接经验是自我效能最主要的来源，对自我效能感影响显著[16]。创业者通过自身努力顺利完成创业活动的经历，会转化为创业者内在效能感，使其在后续创业活动中遇到挫折或阻碍时更加自信，而失败的创业经历则会降低创业者对自我能力的评估，弱化效能感。具体来说，财产损失会使创业者陷入经济困境，打击个人自信，导致自我效能感降低；失败带来的消极情绪则会使创业者以更悲观的态度看待世界，使效能感难以提升；创业失败可能导致创业者信用下降，生活受挫，负向影响自我效能感。因此，本文假设：

H3: 失败成本负向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

根据心智模型理论，为了应对复杂的创业环境，创业者会在已有经验和学习基础上，建立心智模型，并用此模型接受和处理外界信息，作出决策。对以上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创业者能够很好地预见失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失败成本，减少损失。而失败成本的减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创业失败给创业者带来的打击。在以上过程中，创业者获得了通过自己努力减少损失的经历。而有效利用失败预感挽回损失的创业者，在心智上会认为自身有很好的预见和洞察能力，并且在发现危机后有能力应对危机，从而减少损失。因此会相应地高估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增强创业者自我效能感。据此，本文假设：

H4: 失败成本在失败预感与创业自我效能感间发挥中介作用。

1.3 失败成本、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再创业风险决策

目前，关于风险决策的定义大多从过程视角出发，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将风险决策定义为择优选择的过程[17]；另一种则认为，在复杂的决策情境下很难作出最优选择，因此风险决策是决策者选择自己最满意方案的过程[18]。考虑到创业本身就处于复杂的决策环境中，创业者很难知晓所有的可能并择优选择，本文沿用第二种风险决策定义方式，将再创业风险决策定义为创业者在再创业活动中遇到市场、技术、投资、财务等风险时，评估并选择自己最满意解决方案的过程。

失败成本影响再创业风险决策行为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个体认识和个人情绪。从个体认知视角看，一方面，创业失败造成的巨大成本将会打击创业者自信心，进而导致创业者在进行再创业活动决策时，缺乏信心，认为自己不能很好地开发机会，因此可能放弃参与，使决策最终趋于保守；另一方面，失败成本也会抑制创业者的冒险性思维[19]，失败带来的成本使创业者缺乏从事高风险活动所需的经济和心理资本，导致创业者认为自己不应该参与高风险创业活动，因此其在后续再创业情境下更可能选择规避风险。从个人情绪视角看，经历过挫折和失败的创业者思维模式会更加消极[20]，从而高估失败的概率而低估成功的概率，进而无视风险中潜藏的机遇，对风险更为悲观，更愿意采纳低风险决策方案。因此，经历过失败的创业者，在再创业过程中，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 失败成本负向影响再创业风险决策。

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创业者内在认知要素，受到先前经验影响的同时，也作用于整个后续创业过程，包括从创业意向到付诸实践的创业行为，以及最终的创业绩效。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者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创业者对机会的识别、开发、创造和决策上。Tumasjan & Braun[21]发现，高自我效能者心态更为积极，创业意愿更强烈，也更擅长识别创业机会，且识别机会后能积极主动地调动资源并承担相应风险，最终实现机会开发。同时，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创业者往往认为自身拥有创业成功所需的资源和各种能力，危机来临时可以很好地应对。此外，高自我效能感者往往感知到较少的风险，更倾向于冒险[22]。因此，创业自我效能感受到失败成本的打击后，将使创业者变得消极，决策也更加保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 创业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再创业风险决策。

H7: 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失败成本与再创业风险决策中发挥中介作用。

1.4 失败成本、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串联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从时间维度上看，创业者在预感到失败即将发生后，会采取相应措施阻止失败发生或减少损失，促使失败成本降低。成功减少损失的创业者认识到是自己的努力使得创业结果从原先较差的情况转向较好，因此会认为自己可以很好地预见失败并应对危机，进而评估自身能力时会更为乐观，使创业自我效能感上升。根据心智模型理论，以上过程作为创业者的宝贵经历，会影响创业者内在心智模型，在后期再创业活动中，使得风险决策变得更加保守或冒险，形成从失败预感到失败成本，再到创业自我效能感，最终到再创业风险决策这一链式反应。因此，本文假设：

H8：失败成本和创业者自我效能在失败预感与再创业风险决策之间发挥串联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理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从纵轴上看，先前失败的经历中，创业者感受到失败即将发生，进而采取行动影响未来，之后失败到来，创业者为此承担成本；从横轴上看，再次创业活动中，先前创业者对失败的预感以及实际承受的失败成本影响了创业者自我效能感，并最终影响创业者风险决策行为。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与数据收集

为了避免问卷设计者与被试者对问题理解不同影响数据质量，本研究利用预调研进行小样本测试。根据Shrader&Simon[23]的研究，本文将创业企业界定为创立时间在8年以内的企业，并选择在创业企业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或高管职务的人作为预调研对象。选择江浙沪地区创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信效度分析检验问卷质量后，调研以实地走访与网上发放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收回有效问卷287份，回收率为58.724%。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统计如表1所示。

2.2 变量测量

(1)再创业风险决策。风险决策是一种个体选择行为，其衡量方式主要包括实验法和问卷法。在心理学相关研究中，实验法是学者们普遍采用的方法。而在管理学与心理学研究的交叉领域，主流做法是采用情景案例配合问卷调查的方法。问卷法中的情景模拟能够反映被试者的真实心理活动，也能避免记忆出现偏差，从而兼顾研究成本和效率两个方面[20]。考虑研究对象是从事再创业活动的创业者，创业活动的风险可能来自各个方面。因此，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选取财务、投资、市场、技术等作为模拟场景[24-25]，以书面形式呈现，决策内容包含收益、损失以及不同风险的概率。具体来说，风险决策有5个不同题项，以模拟创业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在每个题项中，对应不同场景，给出两种不同方案，被试者首先对两种方案进行评估，选出被试者认为风险较大的方案；然后，被试者需要作出相应情境下自己认为适当的选择，若两个选择一致，即为创业者在相应的情境下选择了风险较大的方案，若不一致则表明创业者选择了相对保守的方案。若被试者选择了风险较大的方案，则可得到1分。总分为5分，分数越高，表明被试者在再创业活动中作出的风险决策越倾向于冒险。

(2)创业失败。已有研究主要从创业失败给创业者带来的财务、心理、生理以及社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对失败成本进行测量。参考Cope[12]对8位创业失败者的访谈研究，在已有量表基础上[26-27]，考虑到失败成本具体各维度仍在探索阶段，且失败成本不同维度之间存在着一定重叠，本文以财务成本、情绪成本、社会成本作为衡量失败成本的几个方面。此外，失败预感反映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预见程度。目前，失败预感多采用单项选择形式进行测量，即考察创业者能否在失败实际发生前预见失败即将发生并作好准备。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对失败预感进行程度化设计，具体题项见表2。

(3)创业自我效能感。目前，对自我效能感的测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创业者个人能力，主要从财务、市场、管理、风险承担等角度展开测量[28-29]；②创业角色或创业任务。De Noble(1999)提出，创业自我效能应该包括人际关系、机会识别等多个方面。结合中国具体情境，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以7个题项测量创业自我效能感，具体见表2。

(4)控制变量。本文探讨的是先前创业失败对创业者及其再创业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因此主要从创业者个人层面和创业企业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在个人层面选取性别、年龄、学历作为控制变量[30]，在企业层面则选取成立时间、员工人数、资产规模[31]。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是心理学研究中一种常见的系统性误差，可能会误导或混淆研究结论。为此，本研究在制作量表时尽量完善、精确地表达题项，并采用匿名方式填写。同时，对问卷数据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未经旋转时第一个因子的解释方差为31.035%，低于40%，可见没有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可进行进一步检验。

3.2 信效度检验

信效度检验是问卷调研数据分析的基础。信度包含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内部一致性侧重问卷各题项间的相关性，稳定性则侧重于填写偏差，若偏差在一定范围内，则视为可接受。问卷效度的内容也包含两个方面，即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其中，内容效度侧重问卷设计的科学性以及设计过程的规范性，即题项能否准确反映研究内容；建构效度反映的则是量表能够测验构念或特质的程度。结果显示，各量表的KMO值均大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2、0.667、0.848，AVE值分别为0.511、0.355、0.575；失败成本的题项3、4以及失败预感的题项1的因子载荷系数较小。考虑到失败成本中的创业者情绪成本以及预感到失败将要发生是失败预感中的重要一环，本文未删除以上3个题项。此外，除失败预感的χ2/df=5.603，RMSEA=0.122，略高于门槛值外，其余指标均满足要求。因此，问卷具备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具体结果见表2。

3.3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可以反映各变量间的关联程度。使用Stata14.1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创业失败、自我效能、再创业风险决策之间确实存在显著关系，初步验证了本文假设。

3.4 假设检验

3.4.1 模型拟合度

如表4所示，首先利用Mplus 8软件对研究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然后逐步合并变量，以验证模型拟合程度。结果显示，四因子模型拟合较好(χ2/df=1.558<3，CFI=0.92>0.9，TLI=0.91>0.9，RMSEA=0.044<0.08)，卡方差异性检验结果也显示，四因子模型显著优于其它模型。

参考刘嫦娥等[32]的做法，利用Mplus 8进行结构方程路径分析，如表6所示。首先，构建基准模型1，包含所有路径；在模型1基础上分别删除直接效应YG-JC、YG-XN、CB-JC，得到模型2、3、4；删除YG-XN、CB-JC后得到串联部分中介模型，即模型5；删除YG-JC、YG-XN、CB-JC后得到完全串联中介模型，即模型6。结果显示，模型2与模型1的卡方差异值最小，差异显著(p<0.05)；从AIC、BIC以及调整后的BIC看，模型1的数值小于其它模型。因此，模型1的路径拟合较好，将模型1作为最终模型。

模型1结果显示，失败预感对失败成本有显著负向影响(β=-0.255, p<0.01)，H1成立；失败预感显著正向影响创业者自我效能感(β=0.385, p<0.001)，H2成立；失败成本显著负向影响创业者自我效能(β=-0.218, p<0.05)，H3成立；失败成本显著负向影响再创业风险决策(β=-0.365, p<0.001)，H5成立；创业者自我效能显著正向影响再创业风险决策(β=0.239, p<0.01)，H6成立。为了进一步验证间接效应的大小以及显著性，采用Bootstrap法检验失败成本和创业者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如图2所示。结果显示，失败预感通过失败成本影响创业者自我效能感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56, p<0.05)，95%的置信区间为[0.007,0.104]，不包含0，H4成立；失败成本通过创业者自我效能感影响再创业风险决策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52, p<0.05)，95%的置信区间为[-0.099,-0.005]，不包含0，H7成立；失败预感通过失败成本和创业者自我效能感的串联中介作用影响再创业风险决策行为的间接效应不显著(β=0.013, p<0.1)，95%的置信区间为[0,0.027]，H8不成立，可能是由于部分创业者在感知到失败即将发生后，更加激进并试图扭转失败导致的。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理解创业者如何从失败走向成功是创业领域最有前途和令人激动的方向之一。以往研究大多将创业失败视作已经发生的事实，讨论创业失败的原因、影响、应对措施等[33]，如杨隽萍等[34]探讨了失败成本对再创业风险感知的影响。本文认为，创业失败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业者的种种遭遇都会对后续创业活动产生影响。因此，不能忽略创业失败实际发生之前的创业者行为。沿着这个研究主线，本文基于串联中介模型，结合创业者自我效能感，深入检验了创业预感、失败成本、自我效能感、再创业风险决策的影响机制。

(1)失败成本部分中介了失败预感与创业者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于晓宇等(2013)研究创业失败对后续创业学习的影响时发现，失败成本中的财务成本会损害创业自我效能感，进而改变创业者创业学习倾向。本文验证了先前的研究，并从时间维度上向前延伸，将创业失败解构为失败实际发生前的失败预感和失败真实发生后的失败成本，探究失败预感通过减少失败成本，进而对创业者自我效能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这对学术界和管理者深入理解为何不同创业者在创业失败中收获不同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创业者预感到失败即将发生后，将采取一定措施减少损失，并且影响是显著的。此外，失败成本的减少将进一步增强创业者自我效能感。因此，一定程度上，失败预感可以增强创业者自我效能感。

(2)创业者自我效能感部分中介了失败成本与再创业风险决策的关系。自我效能感对创业者至关重要，代表着创业者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坚定信念，并显著影响创业者的创业活动[35]。以往关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其对创业意向、创业绩效的影响，而忽略了其对创业者创业活动中风险决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创业者面对复杂创业环境作出的决策才是直接影响创业成败的关键。本文结合主、客观两个方面，利用5个具体情境度量创业者再创业活动中的风险决策行为。由创业者选出其认为风险高的选项，再作出相应决策，可以与创业者自我效能感这个心理因素更好地联系在一起。结果表明，失败成本通过自我效能感负向影响再创业活动中的风险决策行为。具体来说，在成功减少失败成本、提升创业自我效能感后，创业者的认知变得更加乐观积极，并最终导致创业者在再创业活动中的风险决策更倾向于冒险。该结论与已有的以失败归因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结果相似。不同的是，失败归因是由创业者对失败进行归纳总结并因此影响到后续创业活动，而自我效能感强调的则是创业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并据此作用于后续创业活动。因此，本文为创业失败和再创业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

(3)失败成本和创业者自我效能在失败预感与再创业风险决策之间具有串联中介作用。创业活动本身是极其复杂的，各变量之间不应局限于简单的中介关系或调节关系。目前，串联中介或链式中介模型更多地应用在心理学领域，在管理学领域尤其是创业领域的应用相对较少，本文基于此模型探究了失败预感、失败成本、创业自我效能感以及再创业风险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本文的检验中，尽管上述假设不显著，但也能提供一定启示。创业活动中的各个情境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着蝴蝶效应。从时间先后顺序上看，失败发生前的失败预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失败真实发生后的失败成本，而通过自身努力减少失败成本的经历将成为创业者的宝贵财富，增强创业者自我效能感。之后，创业者评估自身能力时将更为乐观，并最终影响到再创业活动中的风险决策行为。这对于探究创业失败与后续创业活动间的因果联系以及梳理再创业风险决策行为的过程机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已有研究视角。

4.2 管理启示

本文的管理启示在于，先前创业失败经历会影响再创业的风险决策行为，并且一部分是通过创业者的认知因素——自我效能实现的。

(1)对于创业者而言，创业的高收益也伴随着高风险，因此失败常会发生。对于企业运转正常的创业者而言，需要针对企业可能面临的技术、财务、市场、投资等风险作好充足准备，建立相应的风险预防应对机制；如果创业者对失败有所预感，需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以尽可能阻止失败的发生或减少损失，并在应对失败的过程中有所得，以更好地进行再创业活动；对于创业已经失败，还未进行再次创业的创业者而言，需要尽快克服失败带来的财务、情绪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总结失败经验并考虑是否进行新一轮创业，同时采用合适的学习方式为下次创业作好充足准备[36]；对于已经进行再创业活动的创业者而言，则需要将先前失败的经验应用到再创业决策过程中，以期最终提升企业绩效。尽管创业失败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换个角度看，失败也是一种资本。而对于经历过创业失败并成功走出阴影、再次创业的创业者而言，失败可以一分为二地看作资本和负债两个部分。负债指的是创业者由于创业失败背负的种种债务或者损失，主要是现实中的；而资本指的则是创业者内在资本，即面对失败的经验、个人视野等。负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解决，而资本则无可替代，除了亲身经历，别无它法。因此，如果可以正视失败，将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发展契机。同时，创业者应该重视创业活动各个环节，研究结论显示，哪怕是失败发生前的预感，对后续创业活动也有很大影响，创业活动中的蝴蝶效应不容忽视。此外，创业者应该客观、辩证地看待创业，由于自身感知偏差，高估或低估自身能力都是不可取的，会导致在后续创业活动中太过冒进或保守。

(2)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应该重视创业活动中人的作用。企业初创时十分依赖初创团队，而创业个人的预感、人力资本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创业成败。如果企业重视成员提出的潜在风险点，并积极采取对策应对风险，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失败发生，或者减少损失。即使创业失败，也将会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影响后续创业活动。创业者的人力资本也包含了创业者过往的经历，在创建企业时，应注重创业团队成员之间人力资本的互补，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发现、防范以及应对危机。此外，成员之间人力资本的互补，也可以避免企业决策太过激进或保守，最终导致风险过大或错失良机。创业企业应该建立完善的决策机制，防止因为某一成员的激进或保守影响后续决策而导致失败。

(3)对于政府等创业支持机构而言，应健全创新创业扶持机制，为初创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一方面，对处于正常运转状态的企业，政府需要给予相应的风险识别、应对指导，提升创业者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创业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对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政府需要积极引导和帮助，防止情况继续恶化，造成更大损失；对已经失败的创业者，在物质上帮助创业者缓解创业失败带来的冲击，在精神上帮助创业者更快地走出失败、正视失败，并指导和帮助有能力的创业者以此为契机再次创业；对于已经从事再创业活动的创业者，政府需要消除社会对创业者失败经历的负面印象，为再创业者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并引导创业者之间的经验与信息交流。另一方面，针对社会舆论导向，应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创业价值，提升公众对失败的容忍度，这不仅有助于有创业意向的创业者将自身想法付诸实践，也可以减少创业者失败成本中的心理成本，并因此有益于创业者后续再创业活动。此外，应对社会大众尤其是创业者进行创业教育。创业者人力资本的提升不仅有益于创业者识别、开发、创造机会，也有益于创业者及时发现创业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在决策过程中，创业者也不会因为自身经历而作出过于激进或保守的决策。

4.3 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文选择的数据是截面数据，研究结论具有一定局限性，后续研究可以在方法上加以改进；其次，串联中介模型不够显著可能是由于部分创业者在感知到失败即将发生后，更加激进并试图扭转失败导致的，后续研究可以继续探索什么样的创业者会减少投入，什么样的创业者会更加激进，以及创业失败后，创业者是如何进行再创业活动的；再次，本文重点关注了经历过创业失败并成功走出失败，再次创业的创业者，但并未关注其创业动机，如成就型创业、生存型创业等，未来研究可以更全面地考虑各个因素对再创业活动中风险决策的影响；最后，研究结论为处于失败边缘、难以走出失败或已经再创业的创业者提供了一定支持，但未考虑非创业失败的连续创业者，未来研究可以进行更全面的考量。此外，本文将创业企业界定为创立时间在8年内的企业，创业企业界定时间不同有可能导致结论不同，未来研究也可以关注成立时间不同的创业企业。

[1] 何永清，潘杰义.再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的多案例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8,36(8):1432-1441.

[2] YIN Y, WANG Y, EVANS J A, et al.Quantifying dynamics of failure across science, startups, and security[J].Nature, 2019,575: 190-194.

[3] 黎常.失败归因对创业者再创业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2019,40(8):145-155.

[4] 徐骏辉, 赵兴庐, 张建琦.创业过程视角下创业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1): 181-190.

[5] SHEPHERD D A, WILLIAMS T A, PATZELT H.Thinking about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making: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41(1): 11-46.

[6] WILSON T D,GILBERT D T.Affective forecasting:knowing what to want[J].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5, 14: 131-134.

[7] BOYD N G, VOZIKIS G S.The influence of self-effica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action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4, 18(1): 63-90.

[8] 杨特，赵文红，吕斯尧.创业失败经历对失败学习行为影响：失败归因的作用[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9,31(4):4-15.

[9] ZHAO H, SEIBERT S E, LUMPLIN G T.The relationship of personality to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performance: a meta-analytic review[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0(2): 381-404.

[10] SHEPHERD D A, WIKLUND J, HAYNIE J M.Moving forward: balancing the financial and emotional costs of business failure[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9, 24(2): 134-148.

[11] SHEPHERD D A, CARDON M S.Negative emotional reactions to project failure and self-compassion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9, 46(6): 923-949.

[12] COPE J.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rom failure: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26(6): 604-623.

[13] 于晓宇，汪欣悦.知难而退还是破釜沉舟——转型经济制度环境背景下的创业失败成本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1,30(2):47-50.

[14] POLITIS D, GABRIELSSON J.Entrepreneurs' attitudes towards failure: an experiential learning approa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Research, 2009, 5(4): 364-383.

[15] LUTHANS F, IBRAVEVA E S.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n central Asian transition enomonic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1): 92-110.

[16] TVERSKY A, KAHNEMAN D.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J].Science, 1982, 211: 453-458.

[17] 郝喜玲，张玉利.认知视角下创业失败研究述评和未来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6,38(8):3-14.

[18] BYRNE O, SHEPHERD D A.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entrepreneurial narratives of emotion, cognition and making sense of business failure[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5, 39(2): 375-405.

[19] 谢雅萍，陈睿君.创业失败复原研究现状探析与未来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3):153-160.

[20] 张玉利，郝喜玲，杨俊，等.创业过程中高成本时间失败学习的内在机制研究[J].管理学报,2015,12(7):1021-1027.

[21] TUMASIAN A, BRAUN R.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how regulatory focus and self-efficacy interact in influencing opportunity recognition[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2, 27(6): 622-636.

[22] CARDON M S, STEVENS C E, POTTER D R.Misfortunes or mistakes? cultural sensemaking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26(1): 79-92.

[23] SHRADER R C, SIMON M.Corporate versus independent new ventures: resource,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difference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7, 12(1): 47-66.

[24] OLSEN R A.Prospect theory as an explanation of risky choice by professional investors: some evidence[J].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7, 6(2): 225-232.

[25] POST T, ASSEM M J, BALTUSSEN G, et al.Deal or no deal? 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 in a large-payoff game show[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18(2): 38-71.

[26] 刘永芳，毕玉芳, 王怀勇.情绪和任务框架对自我和预期他人决策时风险偏好的影响[J].心理学报,2010,42(3):317-324.

[27] JENNINGS J E, BRUSH C G.Research on women entrepreneurs: challenges to(and from)the broader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3, 7(1): 663-715.

[28] FACCIO M, MARCHICA M T, MURA R.CEO gender, corporate risk-taking, and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J].Journal of Corporation Finance, 2016, 39(1): 193-209.

[29] 钟卫东，黄兆信.创业者的关系强度、自我效能感与创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2,28(1):131-137.

[30] SMITA S, CORNER P, PAVLOVICH K.Coping with entrepreneurial failure[J].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2007, 13(1): 331-344.

[31] FORBES D P.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o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5, 29(5): 599-626.

[32] 刘嫦娥，黄杰，谢玮.基于串联中介模型的上级无礼行为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8,39(3):165-174.

[33] 林嵩.创业失败综述: 研究传统、前沿议题与未来机会[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6, 37(8): 58-67.

[34] 杨隽萍, 肖梦云, 于青青.创业失败是否影响再创业风险感知行为——基于认知偏差的研究[J].管理评论, 2020, 32(2): 115-126.

[35] 周键,徐凤增.创业者是天生的吗——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19):74-80.

[36] 郝喜玲,朱兆珍,刘依冉.失败情境下创业学习、创业知识与再创业绩效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16):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