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在改变人类生存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的同时，也越来越引起人们对其进步目的和结果的伦理思考，如大数据带来的个人隐私侵犯问题，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和就业机会带来的隐患以及如何应对人工智能越来越具有向主体性存在发展的趋势等问题。代表着人类最先进生产力水平的高科技企业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多，技术伦理的可及范围也越来越广。但由于信息不完备与非对称分布，高科技企业间竞争互动导致企业非伦理技术行为普遍存在。随着全媒体不断发展，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信息披露日益透明[1]。发生非伦理技术行为的高科技企业极容易受到舆论媒体关注，遭受客户不满与抵制、公众谴责和政府惩罚，进而导致企业形象和利益受损。企业非技术伦理事件舆论产生后，当事企业及同行企业会感知各方压力变化而调整决策行为，这为将舆论引入企业技术伦理领域打下了坚实基础。
技术伦理指对人类技术设计和试验、技术产品生产和使用等技术实践中所面临的伦理问题的道德反思，注重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和谐[2]。高科技企业伦理技术行为主要指企业技术研发与应用阶段的伦理行为[3]，具体是指行为主体在处理与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时，遵循了应该遵循的技术行为规范及道德标准而表现出的真实、道德与和谐行为。
现有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动因和边界条件相关研究探讨了各种外部因素，如政府规制[4]、多元伦理治理[5-6]、公众参与[7]等，以及内部因素，如技术能力[8]、组织环境[9]、企业伦理培训[10]、高管伦理意识[11]等，少有研究探讨舆论监督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因此，现有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原因和条件的研究尚不充分。
本文主要贡献如下：①探讨舆论监督和技术伦理行为的结构范畴。现有对舆论监督和技术伦理行为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比较笼统的外部关系上，对两者结构研究不全面，对两者影响因素、互动机理等内在逻辑缺乏深入研究；②基于舆论监督视角研究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动因。以往技术伦理外部动因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规制及公众需求等方面。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使舆论监督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增强。这一视角的探索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研究，有助于理解舆论监督促进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边界条件。
我国现行的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政府规制与监管施行。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涉及政府、企业、员工、公众、媒体等不同主体，包含多层复杂的博弈关系，在各方博弈关系中，因为缺乏有效的成本收益分担机制，政府出于私利会“不负责任”地放松监管以诱使企业提升经济目标，多数高科技企业会“短视”地进行或纵容非伦理技术行为。而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政策制定或技术决策中缺乏话语权[12]，作为微观的现代技术承受者的公众由于自身科技素质欠缺，对现代技术产品的认知度较低，多持中立态度，技术伦理行为也就成为企业机会主义的选择而无法真正落实到位。因此，需发挥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权利制约作用。公民社会通过意见表达、职能分担、舆论监督、决策参与等监督政府权力[13]，其本质是通过多数人的意见进行公共事务治理，这为通过舆论影响权力运作提供了应然性依据。舆论具有社会整合作用，众多舆论互动构成的有机总体构成了舆论监督环境。舆论监督环境能准确反映利益相关者意见互动博弈关系的内在结构[14]。利益相关者的合法要求通过舆论表达出来，在社会心理作用下产生压力，并以某种话语符号呈现出来，对企业决策行为产生影响，舆论监督的价值由此显现出来。
舆论监督对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影响的研究，多散见于公众、媒体、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伦理行为影响的文献中。企业应关注内部、外部规范如公众意见的合法性要求[15]，在对技术伦理风险的控制方面公众应持有较主动的态度，公众呼吁被告知的技术信息应符合客观事实[7]，公众认知对于改善企业伦理现状有直接或间接影响[16]。在存在技术争议的情况下，公众参与技术决策非常必要[17]。媒体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具有公司治理作用[18]，媒体与科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有越来越密切的趋势[19]，新闻媒体带来的舆论压力能够正向影响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能力[20]。媒体对企业伦理的报道会影响政府对企业伦理行为的监管[21]。
主流舆论对技术发展抱有慎思和质询的消极伦理态度[22]。舆论是约束企业管理者伦理行为的有效社会机制[23]，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上而下的传统问责方式的补充，并调节其他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的压力关系[24]。叶俊宇[14]把舆论引入管理领域，指出舆论环境通过公众知情、媒介反应、传播途径3个维度对中小企业安全生产产生影响。
综上可以看出，现有研究虽然把舆论作为影响决策的一个内在变量，指出舆论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作用，但存在两个明显的缺点：日本学者伊藤阳一1993年在其《日本与美国的大众传播》一书中，提出了舆论形成的“三极模式”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政府与公众是影响社会舆论的最重要的三极，这三极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共同促成社会舆论的形成与发展。三级模式合理又简明地把握了社会舆论形成的基本过程[25]。但现有研究归纳出的舆论环境仅包括公众知情、媒介反应、传播途径3个方面，即媒体和公众传统的两极相互作用构成了舆论，忽略了政府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舆论监督对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驱动路径尚不清晰，边界条件有哪些，如何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在舆论学、伦理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进一步交叉融合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是本文探索研究的方向与目标。
舆论监督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过程还不完全清晰，缺乏成熟研究。鉴于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这一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法对其进行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两种渠道收集资料。
(1)访谈。考虑到质性研究要求访谈对象对访谈主题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本文选择的对象为大专学历以上，对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和舆论监督有一定理解的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企业技术研发人员、相应技术消费者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地域分布上，访谈对象遍及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安徽等省市。受访人群具有较好的表征意义和普遍代表性，访谈时间为 2019年9-12月，依据理论饱和准则，共选取36个访谈对象，访谈对象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性别占比(%)年龄占比(%)受教育程度 占比(%)职业 占比(%)男性63.824～308.3大专16.7政府人员19.4女性36.231～4052.8本科47.2研发人员36.141～5022.2本科以上36.1大学教师27.851～6016.7技术消费者16.7
在访谈之前，先向访谈对象介绍说明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内涵，以确保访谈对象正确理解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深度访谈围绕如表2所示的提纲进行，并进一步拓展提问，对每一个受访者访谈时间控制在40～60分钟，以尽可能多地获取真实资料，最终获得4.2万字访谈记录。
表2 访谈提纲
访谈主题具体问题基本信息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公众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关注及采取的行动您会关注新闻媒体上关于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问题的报道吗?为什么会关注?针对引起您关注的企业非技术伦理行为,您采取了什么行动?媒体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的报道您是通过什么媒体渠道关注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问题的?您认为媒体在企业技术伦理报道中存在哪些优点和不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的发声在您印象中政府对企业技术伦理是怎么引导和宣传的?存在哪些优点和不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公众、媒体、政府三者互动产生的舆论监督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您认为舆论监督的变化会引起哪些利益相关者的相应行为或反应,进而影响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2)网络数据。使用各大门户网站以及自媒体对华为、腾讯等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的报道以及中国知网相关论文作为补充验证材料，两种渠道收集的材料互相补充、互相核实，以提高研究信度与效度。
为确保探索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按照扎根理论通常采用的步骤进行操作。本文随机选取24个样本用于扎根分析，其余样本和网络数据用于饱和度检验。
为深度发掘舆论监督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驱动路径，尽可能地消除偏见，本文采用编码小组讨论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编码，首先从访谈对象的原话中梳理直接命名或抽取所能标示的概念及属性，以形成初始概念；接着对初始概念进行分析筛选和范畴化，最终获得44个范畴。受篇幅限制，对每个范畴仅罗列部分原始数据和初始概念，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开放性编码结果
主体原始数据概念化范畴化公众我会关注新闻媒体上关于技术伦理的报道,尤其发生影响比较大的技术伦理新闻时关注技术伦理问题公众关注关注热点问题关注热点对于高新技术公众分享成果少但承担风险多技术风险敏感技术风险敏感关注新闻媒体报道的最新消息,弄清楚技术所处阶段,可能会面临的风险及其会给普通公众带来的影响关注最新信息,探寻技术后果技术风险知情探寻真相与办公室同事一起评论参与公共议题,表达意见并互动表达意见公众互动
续表3 开放性编码结果
主体原始数据概念化范畴化媒体 新技术一般会涉及保密性问题,媒体在传媒工作中对新技术发展缺乏相应的信息来源,不能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信息披露及评价,有时也会为迎合特殊利益,对政府、企业、公众等各方的意见披露不平衡信息披露不足信息披露意见迎合意见迎合技术伦理问题的社会关注度不高,平时基本没有报道,大家更关注娱乐新闻社会关注度不高社会环境非技术伦理事件报道信息获取难,采访阻力比较多,没有挖掘到事件的真实原因信息获取难,阻力大采编成本信息供给受限信息垄断探寻真相探寻真相通过自媒体关注新闻自媒体自媒体通过腾讯、搜狐、网易等大型网络媒体关注新闻网络便于传播网络相关利益群体以及相关企业所在社区的人际传播人际网络人际网络媒体没有对技术发展及社会影响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报道质量舆论质量相关新闻的数量有限,形成的舆论效果相对有限报道数量有限,效果不好舆论强度对发生的非技术伦理事件如厦门的px项目,报道热点也是一阵风报道持续时间舆论韧度政府 政府更强调技术创新,对如何理解和建立技术被误用/滥用的治理规则做的不多,执行力度不够宣传强调方向宣传方向执行力度不够执行不力政府只注重GDP,不关心企业本身的品质利益至上利益至上政府技术伦理信息公开不充分,监管信息反馈倾向报喜不报忧信息不公开信息垄断监管信息反馈信息反馈政府会对技术发展规模、方向和速度进行宏观调控,但由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因此,政府应与高新技术企业加强交流,了解技术发展情况,及时更新相关法规政策技术宏观调控技术宏观调控探寻真相探寻真相技术政策更新技术政策更新企业 舆论监督促使我们意识到不能只关注利润,还要进行技术伦理培训,检查企业内部是否存在技术伦理问题,企业现有的技术发展是否符合国家法律相关规定,能否做到“科技向善”,技术创新投入是否遵循伦理等考虑对现有技术伦理自查现有技术伦理自查的意愿考虑技术伦理整改现在技术伦理整改的意愿遵循伦理的技术创新投入的意愿遵循伦理的技术创新投入的意愿技术伦理培训的意愿技术伦理培训的意愿由于市场竞争压力比较大,导致我们只能更关注利润,加上缺乏研发资金以及专业技术人才,技术创新在整体上表现出能力不足,导致遵循伦理的技术创新困难重重关注利润利益至上缺乏资金资金保障缺乏人才人才保障技术能力不足技术保障技术的后果只能有限地被事先认识到,遵循伦理的技术创新行为,可能产生超出其目的之外的后果技术后果预见能力不足技术后果预见能力总体上积极影响比较多,技术发展的速度远远快于伦理规范的变化速度,舆论监督让我们遵守相关法律,加强技术伦理规范建设,在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阶段更多地关注生态环境,考虑企业员工、公众、媒体、政府、竞争对手、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促使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与自然和谐的技术伦理行为与自然和谐的技术伦理行为技术伦理规范建设技术伦理规范建设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考虑利益相关者诉求的技术伦理行为员工 现在的举报渠道很多,可以把企业非技术伦理行为举报给相关部门,由相关部门督促企业整改非技术伦理行为举报非技术伦理行为举报企业或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技术伦理信息,员工不了解企业中存在的技术伦理风险,不能把和谐的技术行为意见与建议表达给企业技术风险知情技术风险知情意见表达意见表达行业协会舆论监督促使行业协会加强技术标准化建设以及技术伦理规范建设技术伦理规范建设技术伦理规范建设技术标准化建设技术标准化建设
对抽象出来的44个范畴进行深度分析，通过梳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归纳出19个主范畴，具体见表4。
表4 主轴编码结果
主体范畴主范畴 主体 范畴主范畴公众技术风险敏感知情需求政府执行不利技术监管技术风险知情利益至上公众关注关注舆论技术宏观调控关注热点探寻真相技术政策吸纳公众互动公众参与技术政策更新表达意见企业现有技术伦理自查的意愿科技自省的意愿探寻真相现有技术伦理整改的意愿媒体信息披露如实报道技术伦理培训的意识遵循伦理的技术投入的意愿意见迎合遵循伦理的技术创新投入的意愿探寻真相利益至上技术资源保障能力采编成本资金保障能力信息垄断人才保障能力社会环境技术保障能力自媒体传播途径技术后果预见能力技术后果预见能力网络与自然和谐的技术伦理行为与自然和谐的技术伦理行为人际网络技术伦理规范建设与利益相关者和谐的技术伦理行为舆论质量反应舆论考虑利益相关者诉求的技术伦理行为舆论强度员工非技术伦理行为举报非技术伦理行为举报舆论韧度技术伦理风险知情技术伦理行为建言政府宣传方向政府宣传与引导意见表达信息垄断行业协会技术伦理规范建设技术伦理规范建设信息反馈技术标准化建设技术标准化建设
表4中5个范畴具有两个或多个主体共有的特点:探寻真相(公众、媒体和政府)、信息垄断(媒体和政府)、利益至上(政府和企业)、技术伦理规范建设(行业协会和企业)、技术风险知情(公众和员工)。这正体现了主体之间的某种互动因果关系。
从主范畴中挖掘出核心范畴，并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非核心范畴之间的关联，以求对已经概念化但尚未发展完善的范畴加以补充完善，这是选择性编码的主要任务[26]。
公众、媒体和政府并非直接、独立影响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三者在价值判断、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促使其为自身利益相互之间形成博弈：政府在舆论引导中处于优势地位，在全媒体时代政府可与公众直接互动，也可通过媒体与公众进行间接互动；政府会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性地对技术伦理信息进行公开，媒体在对技术产品或技术事件进行报道时，往往需要行政领导的批示，而且为了提高收视率和点击率，媒体往往会忽略或不能客观地对技术产品或技术事件进行报道，公众虽然会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对技术产品或技术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或看法，但其意见往往会经过媒体过滤。三者在不断互动中形成舆论和反映舆论，营造舆论监督环境，影响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
因此，把公众、媒体的主范畴以及政府主范畴中的政府宣传和引导进一步归纳为舆论监督，维度分别是公众知情、媒介反应、政府宣传与引导，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舆论监督环境细分结构
本文在了解舆论监督环境细分结构的基础上，探讨其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路径。首先，确定“舆论监督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路径”为核心范畴，进而基于该核心范畴提炼出完整的故事线：舆论监督通过政府技术监管与政策吸纳行为、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实施意愿、员工举报建言行为以及行业自律行为等四大因素，影响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此外，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实施意愿对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受到企业实施技术伦理行为能力的影响。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舆论监督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路径
运用余下的样本资料和网络数据进行校验，得到的结果仍然符合“舆论监督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路径” 构念模型中所表现的脉络和关系，未产生新的范畴和关系，由此确定理论达到饱和。
本文理论模型是中国背景下政府、媒体、公众、行业协会、员工等众多制度构建者对企业运营影响的集中反映，其机理阐释如下:公众作为现代技术风险的主要承受者理应享有知情权。政府通过媒体传递自己关于技术伦理行为的声音，以联系公众、引导舆论。但政府在信息传播时，往往会结合自身利益，对信息进行筛选；媒体在公众的关注下有动力去追逐有影响力的新闻，但社会环境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关注明显不足，公众对其兴趣不高，加上媒体对非技术伦理事件采访难度较大，导致媒体对技术伦理信息披露不足，不能突破信息垄断，报道数量偏弱，难以形成具有一定质量、强度及韧度的舆论热点。公众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结合自身实际体验，对已有信息进行评论、验证和传播，产生舆论监督压力，在高科技企业外部形成一个技术伦理最低要求的围栏，才能最终给政府或者相关责任人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促进事态向有利于公众的方向发展。让公众对技术发展情况及影响了解越多，公众就越有安全感，这是舆论监督的最大意义。否则，平时看起来“岁月静好”，突然曝出一个非技术伦理的大新闻，对公众的冲击将是爆炸式的。政府宣传与引导主范畴以及宣传方向、信息垄断和信息反馈3个维度，可以涵盖以上政府行为；媒介反应主范畴以及如实报道、反应舆论、传播途径3个维度，可以涵盖以上媒体行为；公众知情主范畴以及技术风险知情需求、关注舆论、公众参与3个维度，可以涵盖公众行为。三者互动形成有针对性的舆论监督环境。
政府会感知舆论监督相应结构与压力变化，调整其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技术监管和政策吸纳行为。政府一般以经济目标为中心，会在信息控制范围内，选择性地应付技术监管目标，对如何理解和建立技术被误用/滥用的治理规则做的不多。而舆论监督改变了政府部门原有的监管和政策吸纳行为及力度，其行为除要适应企业技术发展本身要求外，还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大小、范围等影响。以上政府行为可以由技术监管、政策吸纳两个维度以及相应的5个范畴涵盖。
高科技企业决策层会感知舆论监督相应结构与压力变化，调整其技术伦理行为实施意愿。面对舆论压力，高科技企业决策层会产生技术自省和遵循伦理的技术投入意愿。决策层技术伦理实施意愿构成了企业实施技术伦理行为的基石，但意愿能否落实到行动上还受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实施能力的影响。以上企业行为可以由技术自省意愿、遵循伦理的技术投入意愿与相应的4个范畴，以及技术后果预见能力、技术资源保障能力和相应的5个范畴涵盖。
员工会感知舆论监督相应结构与压力变化，调整其参与企业技术伦理的行为。高科技企业过多关注盈利指标，致使技术伦理规范建设不完备，管理人员也缺乏足够的技术伦理管理动力与能力，而舆论监督压力变化会促使员工从自身利益出发，乐于进行技术伦理举报与建言。以上员工行为可以由非技术伦理行为举报、技术伦理行为建言及相应的3个范畴涵盖。行业协会感知舆论监督相应结构与压力变化，调整其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管理的自律行为。面对舆论压力，行业协会进行技术标准化建设以及技术伦理规范建设。以上行业协会行为可以由技术伦理规范建设和技术标准化建设两个范畴涵盖。
高科技企业不仅感知舆论监督相应结构与压力变化，而且感知政府技术监管与政策吸纳行为、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实施意愿、员工举报建言行为以及行业协会自律行为变化，调整其技术伦理行为。在缺乏相关压力下，经济利益至上主导企业行为，技术伦理行为经常“被遗忘”或“不在场”[10]，而舆论监督、政府、企业经营者、员工、行业协会的压力变化改变了高新技术企业原有的技术伦理行为。上述企业行为可以由与自然和谐的技术伦理行为、与利益相关者和谐的技术伦理行为以及相应的3个范畴涵盖。
该模型从实质上反映了舆论监督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舆论监督直接影响并通过政府技术监管和政策吸纳行为影响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比较契合Delmas & Toffel[27]指出的公司感知的市场机制压力和非市场机制的压力越高，越有可能承担社会责任。舆论监督通过影响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实施意愿，进而影响其技术伦理行为，这一路径印证了柯斯特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知信行(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理论，即决策者的知识和态度会影响其行为。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在控制权配置过程中，企业将面临知识成本约束，因此，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实施意愿对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作用受到企业实力的调节。舆论监督通过员工举报建言行为影响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符合Morrison[28]指出的建言是社会互动和集体释义共同推动的结果。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社会舆论传播到达企业员工，给员工带来公众对技术伦理的价值尺度，在员工之间形成关于技术伦理的共享理念，这种共享理念不论是对建言氛围的强化，还是对企业推行技术伦理行为，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效果。舆论监督通过行业协会的自律行为影响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这与Reveley等[29]指出的舆论促使行业协会更好地监督成员企业，使行业协会利用自身的意见领袖作用，推动企业合法生产是一致的。
舆论监督可以引导社会资源，影响多方利益博弈，促使高科技企业履行技术伦理责任。但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领域的舆论资源总量不足，结构失衡，阻碍了社会关注的导入，形成“低关注→低报道→浅结构→低关注”的低水平循环。这可能导致舆论压力依赖，即不出事故就不理。缺乏舆论监督对技术伦理日常报道的相关铺垫，人们会把非技术伦理问题想象得严重得多。这是信息不对称下人们出于本能的心理防卫，是对“突发非技术伦理新闻”的报复性反弹。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源头的舆论监督入手，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领域舆论资源的总量与结构进行调整。
良性的舆论监督能扩大利益相关者认知，打破既有利益与制度局限，形成合法性要求压力，促使高科技企业实施技术伦理行为。但舆论监督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因公众认知局限，导致其不能对高科技发展情况作出准确判断，由此产生的舆论压力可能误导企业管理决策。因此，应通过充分的信息交换，让舆论监督与企业管理决策在各自边界内不断协同互动，以使整体决策获得最优。
本文在融合新闻学、伦理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确定以“舆论监督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路径”为核心范畴，发掘“政府技术监管与政策吸纳行为”、“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实施意愿”、“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实施能力”、“员工举报建言行为”以及“行业协会自律行为”5个范畴与该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由此构建了舆论监督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影响机理模型。舆论环境可以分为公众知情、媒介反应、政府宣传和引导3个维度。舆论环境以政府技术监管与政策吸纳行为、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实施意愿、员工举报建言行为以及行业协会自律行为为中介，影响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其中，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实施意愿对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受到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实施能力的影响。有限的舆论监督应从高科技企业实际出发，通过充分的信息交换促进各主体博弈，以此弥补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资源能力的不足。
5.2.1 理论方面
本研究跳出业务管理范畴，研究舆论监督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伦理行为驱动力更多源于外部环境压力，并非出于企业自愿，这在上述扎根分析中得到明证。正因如此，解决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问题的一条显见路径是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在失衡的“政府→企业→员工”关系中加入其他利益相关者，调整为“舆论监督(公众—媒介—政府互动)→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员工→舆论监督”五者关系的约束闭环。
5.2.2 实践方面
(1)政府应与各大媒体构建“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营造政府与媒体良性互动的氛围，加大对技术伦理的宣传教育力度，通过舆论主动传播或吸收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信息，开展公众科技素养教育，满足公众知情要求，鼓励公众参与科技伦理评价，促使全社会关注企业技术伦理建设。
(2)在财政支持、税收减免及法律政策支持等方面，切实帮助高科技企业实现遵循伦理的技术发展。
(3)颁布相关法律，通过舆论宣传，鼓励企业员工对企业技术伦理问题进行检举揭发，并为内部揭发者提供法律保护。
(4)新科学技术的“保密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公众知情权、决策参与权，只有建立面向公众开放的伦理观，通过舆论监督激发高科技企业自身伦理责任及道德意识，使技术伦理意识成为技术行为习惯的一部分，才能达到技术至善的目的。
(5)鼓励行业协会展开技术伦理领域的活动，对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伦理行为实施更具操作性的标准和更为有效的监督。
只有不断优化舆论监督规则，使政府、媒体和公众的意见充分交互博弈，使舆论监督与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良性互动，让更多利益相关者商谈沟通，合作参与企业治理，在各自边界内发挥最大作用，才能从本质上解决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风险问题。技术伦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结构，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影响因素众多，要成功建立一种具有前瞻性、可持续发展的科技伦理治理方式并非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企业自我发展与制度变迁不断演进的累积结果。
本文跳出业务管理范畴，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舆论监督与企业决策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本研究缺乏实证支持，未来可结合模型主范畴设计相关问卷，对本研究提出的模型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进行实证检验，以增强研究结果的说服力并提高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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