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推进经济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方 炜1,2,冯启良1

(1.西北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2; 2.陕西省军民融合发展协同创新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72)

摘 要:军民融合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重大创新,是实现发展与安全兼顾的重大决策,是加快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大举措,为实现富国强军提供了根本遵循。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乘势而上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上,梳理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关系从萌芽阶段上升为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5次历史性飞跃,将军民融合发展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始终坚持先进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领地位,始终坚持国防建设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始终坚持发挥改革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精神特质。新发展格局下以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军民融合要以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科技创新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根本动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经济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经验总结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Fang Wei1,2, Feng Qiliang1

(1. School of Management,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Shaanxi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is a major innov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long-term explor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a major decision to achieve both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 a major measure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provides a fundamental basi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a prosperous country and a strong military. Based on the time node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marching towards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five historical leaps in the past 100 year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infancy stage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development is summarized as always adhering to the guiding role of advanced scientific theories, adhering to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hering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economy, and adhering to the spirit of reform, innovation and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are used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should provide fundamental impetus for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with deeper reforms and higher-leve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Key Words: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ummary of Experience

收稿日期:2021-03-15

修回日期:2021-0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GL020);陕西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2021KRM082)

作者简介:方炜(1976-),男,湖南平江人,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军民融合;冯启良(1995-),男,四川广元人,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军民融合。

DOI10.6049/kjjbydc.202103041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1)17-0010-09

0 引言

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成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走向成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建党以来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回眸历史,伟大的成就归功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领地位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优势。100年来,军民关系不断演进,进入新时代上升为军民融合国家战略,这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实践探索、梳理历史并结合现实环境发展的伟大创新。在后疫情时代,努力实现经济恢复、稳定发展仍然是中心任务,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而军民融合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必由之路,是新形势下调整经济产业结构、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有力举措。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应坚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军民融合发展全过程和诸领域,构建有生机活力的经济生态圈,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广泛而深远,成为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变的催化剂。军民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党中央应对世界新发展格局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加速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军事革命复杂交织的核心战略,是“十四五”时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突破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快完善科技创新机制,增强国家新兴科技力量,保证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相平衡、相匹配。军民融合发展是国家直接主导、统筹规划的重大战略,长期深刻把握着新生产力要素发展和新质战斗力生成耦合,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需求为牵引,高效破解军民二元孤立结构[2]。进入新时代以来,军民融合的核心是解决“怎么融的问题”,强调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追求“1+1>2”的经济效应。在新五年规划里,军民融合发展一方面要坚持作好战略层面谋划布局,强化政策制度落地,深化军地资源要素共享;另一方面也要充分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克科技前沿“卡脖子”技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军民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国防领域重大工程突破。在新发展格局下,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有助于增强核心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韧性,有利于建立具有明显领先优势的先进经济技术力量和国防力量,实现经济长远、稳定发展。

建党100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军民关系经历从革命战争年代的萌芽阶段到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度融合阶段,是从简单到高级阶段的渐进演化,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战争思想的继承和发扬。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抚今追昔,回顾100年来军民关系发展理论演进脉络、实践历程,总结中国共产党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成功经验;展望未来,军民融合在新发展格局下不断坚持深化改革、加强科技创新,对“十四五”时期顺利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指导和启示意义。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关系发展的5次历史性飞跃

1.1 萌芽阶段(1927-1949年):军民兼顾、军政民一体化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传播并生根发芽。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革命走向具有划时代意义。建党之初,毛泽东深刻领悟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并将其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体,革命斗争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初次意识到人民群众对革命胜利的重要性。1929年12月,古田会议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保证军队是人民军队的重大属性,论述党的思想建设原则,强调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发展好军民关系提供了指引。

土地革命时期,为保障人民军队的经济生活,毛泽东要求把军事和经济结合起来发展,只有确保军事斗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才能保障军队战斗力。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政权发动、组织、武装群众,解除农民遭受的封建剥削,使农民在政治、经济上得到解放,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军队根据地组织建立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公营经济相结合的新型生产形式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军队所需物资和经费从“军队自筹”模式逐步发展为“军地共筹”模式[3]。在突破国民党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期间,军民协调合作促进根据地财政、金融、邮电、交通、文化教育发展[4]。在长征期间,红军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真诚帮助群众,尤其是深入开展民族工作,增进当地群众对红军的人力、物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认识到发展军民关系的重要性,指出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只有依靠、动员群众才能取得革命战争胜利。“军民兼顾,军政兼顾”这一思想明确了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依存的逻辑关系,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探索如何处理军民关系的伟大实践。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巩固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提出良好的军民关系是革命与战争的基础,决定革命战争成败。1942年,毛泽东在《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中指出厉行“军民兼顾”原则[5]。在敌后根据地为搞好军民关系,开展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举行拥政爱民和拥军的群众运动[6]。军民兼顾思想深得人心,延安大生产运动保障了部队需求,改善了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增强了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开展持久战的物质基础。军民关系升华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有效的政策实施,发展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建设,也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与国民党整体实力差距仍然很大。1945 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人民战争”、“人民的军队”等概念,深刻总结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始终坚持牢固树立军民血肉联系的原则。国民党政府在扩大内战需求时军费开支猛增,财政入不敷出,最后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工厂大批倒闭,农业生产大幅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工农业生产有序恢复和发展,积极促进了解放区政权、财政与民兵建设。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在与国民党斗争时,在把握好民心的基础上,以“发展经济、“耕战互助”等方式充分调动民间后勤补给,鼓励人民群众在物资、人力方面积极支前,为战争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军民兼顾、军政民一体化保障体制最终带领人民走向胜利。

1.2 第一阶段(1949-1978年):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内百废待兴,国外仍受到敌视和封锁。国家整体物质匮乏,劳动力水平低,科技发展水平滞后。为解决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存问题,中国共产党计划实施国防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建设“两条腿”齐步走战略。1952年,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决定兵工企业要贯彻军需与民用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论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指出国防不可不有,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比例,只有经济发展更好更快了,才能更好地进行国防建设[7]。1957年,为贯彻党中央指示,第二机械部提出“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建设方针。在“一五”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统筹军民均衡发展、推动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一方面加强同苏联、东欧国家之间的联系,借助贷款、技术支持集中建设社会工业和军事工业体系;另一方面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集中提取社会劳动剩余价值,再集中进行分配,从而实现民生基本保障。1958-1960年,军工企业民品产值占军工总产值比重平均值的60.8%,积极促进了国家经济发展[8]。这种政策基本实现了我国初步的工业化建设和国防自主化建设,形成带有浓重计划经济色彩的“以军为主,寓军于民”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国防工业”与“社会民生”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经济有序发展的初步探索。这种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正式进入系统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相结合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的任务除抗美援朝、和平解放西藏、平定叛乱、消灭反动势力等,还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中国共产党有序进行土地改革,人民解放军在保障部队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复原部分军人帮助地方行政系统整编,辅助地方对旧教育事业进行改革。为解决国防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军队加大力度投入社会建设,派出大量军队人员参加交通、钢铁、化工、矿业、石油、煤炭、电力、防洪大坝等工程建设,陆续组建各类生产建设兵团,一方面达到巩固边防、安置人员的目的,另一方面建成半军事化组织和社会经济体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20世纪50年代中期还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突出强调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性,对后期国防科技重大突破、军民基础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新变化,冷战趋势凸显。中苏矛盾不断尖锐化,苏联撤除资金和技术人员,我国在工业化建设中投入大量社会劳动资本,巨额国防支出导致国民经济严重下滑,1958-1961年GDP增长率从32.2%下降到-31%,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如图 1所示。中国共产党面对边境环境安全问题,迅速做出“大打,早打,打原子弹战争”的预判,举全党全国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重新布局,虽然社会经济发展稍有滞后,但“两弹一星”等国防科技工程的顺利实施为国家安全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国防建设优先的思想导致国防费用逐年上升,1968年军费占财政比突破26%,同时军队员额大幅增加,截至1975年人民解放军规模达到660万人,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严重负担。1964-1978年,党中央统筹谋划和推动“三线建设”,在保证战时经济生存能力、战备应急保障能力的同时带动三线地区国防和经济发展,到1975年三线地区建设投资1 269.67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2 919.7亿元的43.5%,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为后续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现实环境安全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思想影响和囿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防科技工业并未真正形成军民结合发展模式,反而形成较为封闭的军民发展格局,割裂了国防建设和民用生产的内在联系。

图1 1950-1978年中国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1961-2019年世界银行公开数据整理

1.3 第二阶段(1978-1993年):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国际环境作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的重大判断,并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国防建设战略发生重大改变,从临战备战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要求国防、军队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1979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但在1982年,邓小平提出将“以军为主”改为“军品优先”,其它不变。在实施“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邓小平认为“国防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及农业发展基础上才有可能”[9]。同时,“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9]。进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尝试,使中国国防工业走上以“军转民”为主要模式的“军民结合”新征程,国防工业一方面将过剩的军工生产能力转为民用,一方面不断尝试建立军民结合的军工体制。

1985年军队精简机构,1987年完成裁军100万,直到1997年再裁军50万,当年国防支出降到历史最低,占GDP比重的1.03%[3],有效降低了国防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在此期间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规定,利用固定时间组织两用人才培训和科学文化学习,努力培养一批专业技术过硬和实践能力超强的军地两用人才,同时加大力度培训退伍士兵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有力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大局[10]。此外,党中央越来越重视军队后勤保障现代化建设,不断适应社会转型,逐渐树立“双重保障”观念,使军队科研、医疗、运输、修理、物资、储备等技术力量转向为社会提供服务,在保障军队需求之余,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转化为社会经济力。改革开放后又恢复退役军人预备役登记制度,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现代化、正规化预备役建设。在大、中学生中间开展军事训练,传授基本军事知识与技能,同时贯穿国防思政教育,进一步推动国防动员制度建设。

1979-1994年,中国经济实现历史性飞跃,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6%,国防支出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从5.56%、17.5%下降到1.26%和9.5%[11],经济发展势头整体向好。改革开放前20年,国防建设属于“韬光养晦”式发展,充分发挥军队人才技术优势,开展科技助民。军队向地方开放部分军事设施,国防工业参加地方1万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向社会转让科技成果1万余项,数千项国防专利技术解密后被广泛应用于电子、通信等领域,核电站、民用飞机、气象卫星等已成为具有军工特色、军民兼容的产品,同时培训各类科技人员近百万人,帮助地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2]。在发展“军转民”模式的同时,为使国民经济发展和生产能力在国防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民参军”模式成为继“军转民”模式之后中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新态势,丰富了军民结合发展内涵。

1.4 第三阶段(1993-2003年):两头兼顾、寓军于民

20世纪90年代,世界军事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揭开高技术战争的面纱,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现代化高科技信息作战使中国国防工业面临严峻挑战[13]。新形势下,为使国民经济系统迅速适应未来多变的战争环境,1995年,江泽民指出按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提高军民兼容程度[14]。在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国防科技工业逐步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突破旧的军民界限,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之路。在进行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的同时,江泽民提出要积极建立 “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的具有活力的新体制。“寓军于民”方针的提出,将军工发展寓于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之中,在全社会吸收、配置、优化军用和民用资源。例如,把军事设施建设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尤其进行公路、铁路、机场、码头等大型基础建设,进一步改进军地物资统筹、供应策略,大力提高军民兼容的后勤保障体系[14],为构建新的国防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民参军”模式和“军转民”模式在“寓军于民”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政府和市场推动国防工业改革,一方面充分发挥全社会科技和生产优势,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地人才培养体系极大推动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等重大项目发展;另一方面,军事装备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从而使国防科技工业更好地植根于整个国民经济基础中。为加强军事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军队科技人才素质,进一步调整军队院校体制编制,依托地方国民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大大优化了国防育人机制,提高了军队整体文化程度,为后期开展科技大练兵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寓军于民”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①国防科技工业受计划经济和旧体制的影响,在“民参军”模式和“军转民”模式中始终存在观念障碍;②军民产学研结合科研体系尚未完整确立;③改革不到位。国防科技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国防军工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与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比较突出。

1.5 第四阶段(2003-2012年):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全球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军事变革进程不断加快。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日趋成熟,社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防建设得到大幅度提升,进而以最短时间助力军事装备发展[15]。胡锦涛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高度,继承中国共产党成立几十年来军民关系发展的实践经验和宝贵成果,结合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创新性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整体思路。将军民融合式发展列入“十二五”规划,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在国家战略规划层面进行统筹谋划,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将军民融合发展融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16]。新的军民融合思想科学阐明了军民融合发展思路、主攻方向,即进一步完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保障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及国防动员体系,为接下来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防费用进入“补偿期”发展阶段,到2009年,国防支出增加到4 951.1亿元[3],接近10年前的3倍左右。

2005-2008年,国家出台一系列关于“民参军”模式的指导意见和实施办法,为“民参军”企业发展指明方向。2008年3月,新成立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设军民结合推进司,承担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通用标准体系建设等任务,进一步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国防工业不断进行结构调整和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统计资料显示,“十五”至“十一五”期间,军工民品收入实现年均增长19%[17]。2000-2012年,国民经济总收入持续增长,2007年GDP增长率达到14.23%,开创了新世纪以来的最高经济增长率,如图 2所示。

图2 2000-2019年中国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整理

1.6 第五阶段(2012年至今):军民融合国家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军民融合工作,并在2015年3月全国两会解放军代表团讲话时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旨在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18]。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驶入高速增长“快车道”,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率面临趋势性下降危险,经济发展进入“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状态。近10年来,GDP增长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从2012年的7.8%下降到2019年的6.1%。从总体发展趋势看,我国GDP总量与经济质量、经济结构与科学技术水平存在不平衡;从社会建设层面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文化、国防建设等存在不平衡。而军民融合国家战略有利于打破既有资源配置模式,助力军民科技创新,协调增长动力从要素、资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推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军民融合发展中,国防和经济两大体系的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呈现双向扩散、交流和融合态势,推动生产力和战斗力耦合[19]。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2017年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2018年通过《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加速推动军民融合理论建设、组织建设、机制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国家主导、政策制度牵引下,军地资源互动共享步伐明显加快,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序推进,在核电与核应用、航空航天等硬科技领域已做出重大成绩,孕育了国家科技创新活力,增强了国家经济和军事硬实力。

新形势下,始终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鲜明的特色,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党指挥枪”的属性也是我国有别于西方国家发展军民融合的核心优势。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练兵备战”,预示着“十四五”期间国防政策由过去“强军目标稳步推进”转变为“备战能力建设”,这是后疫情时代党中央把握国际局势作出的重要决策,也是有序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从“忍耐期”、“补偿期”社会工业体系更加完善到现阶段“强化期”军民协同发展、先进军事装备不断突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却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的大国,军队处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阶段,也是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时期。进入新时代后,2012-2017年我国国防支出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3%,国防费世界排名第六,远低于美国、俄罗斯的平均比重,如图 3所示。因此,“十四五”期间,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国防建设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国防支出需要保持适度稳定增长。而在深度融合大环境下,最有效的发展方式就是在完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和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夯实国防军工“脊梁”,疏通军民口领域资源共享、协同创新发展的 “主动脉”,从而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系统、高效地支撑军事斗争准备,预防和遏制战争发生。

图3 2012—2017年国防费占同期GDP平均比重国别比较

资料来源:《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特色军事理论体系建设的加快,新时代国防动员体制也进一步完善。为适应军队改革进程,国防生制度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军队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直接引进和现役军人转改相结合的文职人员招录聘用制度,一方面实现军地人才互通共享,保证人尽其才、实现专业性突破;另一方面优化部队资源,为后备力量现代化提供保障。新冠肺炎疫情狙击战就是对新时代国防动员建设最有效的证明,也是国防动员体制改革重塑后迎来的一次重大考验,充分展现了军民联合抗疫的超协同性、高效率性。此外,全军多次参加抢险救灾、支援农业和扶贫开发工作,直到2020年底全军定点帮扶的4 100个贫困村全部脱贫,主要包括发展产业、兴办教育、医疗扶贫等。

2 100年来军民关系发展的成功经验

“十四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2021年将如期开启统筹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回顾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统领军民关系发展走过的道路,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梳理和总结,对“十四五”时期新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1 始终坚持先进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100年以来的实践证明,军民融合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对军民关系发展的认识与实践均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代国家领导人的军事思想都是基于实践基础高度凝练总结而来,对军民融合思想升华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20]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前提是联合行动,而无产阶级斗争只有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才能为革命斗争提供保障,进而实现社会变革和进步。建党100周年之际,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军队组织形态实现重大变革,现代化战争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社会生产方式转变逐渐与军队改革相协调。科学合理的国防建设布局不断涌现出批量高精尖技术装备,为新质战斗力的快速生成提供了根本保证,“十四五”时期要继续攻克重大任务,最终实现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

梳理回顾100年来军民关系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着军民融合发展思想和军民融合发展实践演进。新时代军民关系上升为军民融合国家战略,军民融合思想不断升华、与时俱进,军民融合实践不断深入、快速发展,两者相互促进。在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框架下,军民融合发展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统筹社会经济效益和国防安全效益。面对新形势下国内外现实环境,新阶段下军民融合思想与实践要重点根据各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真空[21]、制度冲突进行新机制完善与耦合,尤其是在军地之间落实融合标准与规范、监督问责与评价机制,激活军地协同发展动力和活力,协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优化产业结构。而军民融合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就是要加快建立完善的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借助军民融合科技创新成果带来的市场活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最后再反作用于军事科技创新和新质战斗力生成[22],实现富国和强军目标。

2.2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领地位

组织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一次又一次伟大成就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23]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力量的凝聚和运用在于科学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具有伟大的使命担当、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组织纪律,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凝聚力、战斗力,使军民融合在革命斗争中孕育,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中成长,在国内国际局势演变中逐渐发展成熟。首先,在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正确理论和先进思想武装头脑,使得军民关系发展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路筚路蓝缕,实现以建党引领建国;其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高度集中统一和正确的组织路线,充分发挥系统思维、创造性思维,使得高度凝聚的组织堡垒成为克服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艰难险阻的利器;最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将组织发展壮大起来,还带领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奏响了“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乐章,对后疫情时代打破发展新常态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国内国际复杂严峻的局势,军民融合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统领是开启新发展的“金钥匙”,为破除现代化建设重大挑战和重大风险提供了极为宝贵和丰富的经验。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独特的“制度红利”。邓小平同志[24]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策,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从建党初还是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落后中国,通过100年的艰苦奋斗,国防建设不断加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100年里,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坚持全国一盘棋、军政民一体化发展,统筹整个社会资源,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等重大军事战争胜利。军民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由点的突破到系统升级,从“两弹一星”的横空出世到“神舟”载人飞船、“嫦娥”探月工程、“天宫”载人空间站、C919大飞机、“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等大国重器为民族挺起脊梁。新世纪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为世界提供了中国制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等治理策略为世界之治提供了中国方案。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复杂局势,中国共产党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摆脱“卡脖子”困境[25],统筹国家安全健康发展。

人民战争思想不仅是战时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26],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核心利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人民战争思想这一法宝,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最终取得革命战争胜利。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也是运用人民战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领人民战胜风险挑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令全世界震惊的成绩。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党中央充分挖掘人民战争思想的新内涵、新特质、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战争思想。21世纪以来,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的战争给国防军事提出新要求,部分人过分重视先进武器装备的重要性而陷入“唯武器论”。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继续建立和完善人民战争国防动员体系,在继承新时代人民战争思想优势的同时与时俱进,进而不断创新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将高科技武器装备建立在人民战争理念上,促进人与武器最佳结合。

2.3 始终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协调推进

军民融合发展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问题,协调配置全社会资源以寻求“黄金分割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都在不断探索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新路径,这绝不是关于“大炮”和“黄油”在资源配置上的简单竞争和替代关系,两者对国家发展全局发挥着重要作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新世纪以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都明确指出国防发展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国防发展的指导思想,并适当把国防军费降至最低。“军队要忍耐”的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却限制了国防建设。直到20世纪90年代,局部现代化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受北约袭击后,党中央认识到国防建设的紧迫性,国防建设开始从“补偿期”逐步转入“强化期”。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就“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系列论述,指出要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放到国家总体战略中来[27],经济和国防规划要协调布局,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规律的认识上升到新高度。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实现协调、平衡、兼容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国内国际复杂环境历经实践后得出的深刻认识,统筹社会经济发展“棋局”和国防建设“战局”,“融”则两利、“合”则双赢。现阶段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面临持续下降威胁,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问题需要理性处理。尽管我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始终低于2%,但是“十四五”时期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国防现代化建设必然会提高国防费用比重。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有利于破解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国防开支增加对国民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国防建设带来的乘数效应、引致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现阶段军民融合大多集中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领域,构建军民一体化互动产业链和分工协作新格局,有利于新要素、新技术向全产业链流动,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转型升级。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国家将走向前所未有的“强国风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有利于推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进程,增强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破解现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封锁和垄断。

后疫情时代,党中央为应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下,要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国防建设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28],统筹好国家全局安全健康发展。从改革开放到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国外资源要素、扩大投资以及推动产品走出国门带来丰厚利润。进入发展新常态后,发展模式不能满足新时代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打破发展新常态,国家主导下的持续改革、政策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成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新发展格局下,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秉承新发展理念,最有利于从全局高度重新调整和优化布局我国产业链、创新链,推动发展方式系统性变革、整体性转变,借助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优势和两个市场作用推动军工民用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29]。同时,注重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高精尖技术相互转移和成果快速转化落地,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成果向战斗力转化[30],把备战能力建设深深根植于社会经济发展中,真正实现深度顺畅的平战结合、高效灵敏的平战转化。

2.4 始终坚持发挥改革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精神特质

建党100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科学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基于实践的实事求是,不断发挥改革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将军民关系发展统筹纳入到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中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建党建军伊始人民群众有了“主心骨”,到古田会议确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遵义会议的历史大转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再到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中国共产党始终深刻把握着发展全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以革命的形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军民关系发展伴随着革命事业进行,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经济文化事业发展、党的民族政策与实践都坚持以最广大范围的人民群众为基础,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带领下,我国逐渐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社会主义建设真正进入新阶段后,面对国内国际严峻复杂的环境,中国共产党总能富有创造性地打破僵局,开辟新道路破解一切困难,国防科技发展方针从“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向“自力更生,迎头赶上”转变,“两弹一星”的横空出世不仅巩固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有效推动了国家工业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党中央的中心工作进一步转变,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开展新的伟大革命实践。经济体制改革、国防工业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助力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努力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心任务。100年来,国家从积贫积弱到世界大国,军民关系从萌芽上升为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社会经济实力与国防实力发生质的变化,逐渐实现从“落后于时代”步入“引领时代”。站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理性审视内外环境,始终同人民群众一道坚持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革新,从而创造更大价值。在新发展阶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后疫情时代经济快速复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统筹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在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唯有继续保持这种精神特质,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把握好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新时代要求,以原始科技创新为牵引,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突破。

为真正实现国防安全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需要进一步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科技原始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打破国外某些领域垄断性关键核心技术对产业链的“一剑封喉”。站在“两个一百年”目标交汇期,经济体制发展不断成熟,科技发展制度、科技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也进入更高水平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实现从“模仿学习”向“自立自强”的根本转变。

3 “十四五”时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展望

建党100年以来,军民融合发展取得巨大飞跃,新形势下要继续坚持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十四五”时期,在党对军民融合发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把握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大格局,结合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程,加快国防科技工业改革,以机制创新和制度改革为抓手,坚决破除壁垒,最大限度优化完善“军转民”、“民参军”发展结构,更深层次激发“军转民”、“民参军”的潜在市场活力。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于改革全过程,统筹建立军民协同创新机制,充分发挥军口民口企业核心优势,打造创新式、高端型、数字化产业集群,从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面对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中的外需疲弱问题,加快军民融合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高端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促进军地产学研创新培育出新增长点,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

科技创新是“十四五”乃至以后更长一段时间破除发展壁垒的关键因素,必须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建立在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上,为2050年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科技力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演进和新发展格局下,要坚信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的,抓住创新,就控制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 “主动脉”。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31],通过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集中全社会领域项目、人才、资金等资源要素,形成一体化配置,对内聚焦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对外以国家安全发展为特定目标,持续开展引领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动力、内在要求和具体途径[32]。新形势下新发展格局必须突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快速突破发展瓶颈,面对军地重大项目,充分利用“揭榜挂帅”等制度,以市场“赛马”和竞争机制进行科技攻关。充分释放市场创新潜能,突破“卡脖子”等关键核心技术,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技术创新是助推国家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加速器”,因此应加强军地核心技术协同创新,加快技术成果双向转化,共同瞄准新型产业发展,全面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国防实力和部队战斗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战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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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敬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