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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成就斐然的科技创新道路，形成了一套立足中国大地、指导中国科技实践的科技创新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发源于救亡图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形成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完善于新时代，随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不断丰富、完善与发展。当前，学界对科技创新的历时性考察集中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上，如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通过对科技创新的考察，学者提出如下观点：第一，科技创新趋势。张永凯[1]认为，科技政策发展呈现出从“忽视发挥市场机制”向“注重发挥市场机制”转变，从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创新向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转变[1]，从供给主导向需求引导、单向政策向多项政策、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行政指令向市场调节转变等总体趋势[2]。第二，科技创新历史节点说。牛利娜[3]认为，我国科技创新思想变迁经历了以科技与生产力关系为明确破题、深化科技与教育之间的联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探索以自主创新为基点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以非对称赶超战略思路谋划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布局的4个里程碑式节点。第三，科技创新三大逻辑说。王娜[4]认为，科技创新思想变迁是对科技-经济-社会一体化思想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作出的必然选择，是中国解决当前发展瓶颈的迫切要求。从已有研究看，学界鲜有涉及科技创新话语研究，而对建党100年来科技创新话语规律以及历时性、动态化、过程性结构进行探讨，对于总结百年科技创新经验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视角，探寻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体系的历史生成、变革逻辑与形塑机制，展示中国共产党围绕“为什么要进行科技创新、怎样实现科技创新”而进行的艰难探索，揭示各时代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为掌握科技创新话语言说规律、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借鉴。
历史制度主义受结构因果观的影响，将某一政体制度组织或经济结构看作是构造集体行为且产生差异化结果的主要因素。它着力于透析历史背后的多元动力，梳理沉淀性结构要素，强调历时性结构、共时性结构与行为主体的链接性，将政治结果看成是对系统需求的反映[5]。具体来说，历史制度主义往往从利益、阶级关系、观念等角度探讨制度变迁动力。如斯考切波(1979)通过考察3个国家革命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指出阶级关系、国家结构、国际力量3个关键要素推动革命的发生和新制度的生成；古尔德温(2001)指出，精英阶层组织、阶级结构对革命运动的连贯性和能效性起到促进或限制作用；彼得·霍尔(1989)指出，凯恩斯主义理念在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主要受执政党导向、国家结构与国家社会关系、国家政治话语特征、二战发生等因素的影响；玛格丽特·维尔(1992)研究凯恩斯主义对美国就业政策的影响，认为观念和物质利益在决策制度背景下产生了显著影响。总之，利益、观念和制度三者间的结构性关系一直是历史制度主义关注的核心[6]。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框架，本文从利益、观念、结构3个维度出发，考察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发生和演进的动力，寻求解释话语变迁的结构性原因。第一，利益是话语发生与变迁的理性基础。汉斯·摩根索[7]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包括生存安全需求、归属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国家发展层次上升，国家需求层次也随之上升。第二，观念是话语发生与变迁的价值导向。许多历史制度主义学者指出，政治制度或思想观念在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起决定性作用。阿夫纳·格雷夫指出，中世纪前期比欧洲发达的穆斯林世界，由于文化观念差异，在后来一直到今天都落后于欧洲。“以扳道工身份规定轨道”的观念通过影响制度选择模式、方向和结果而发挥作用，当主体对自身利益不明确时起路线图作用，并植根于制度之中形成长久性影响。第三，结构是话语发生与变迁的条件约制。社会结构由各种相互关联而又相互作用的角色、要素组成，包括社会阶层结构、社会整合结构、国际关系结构、城乡结构、分工结构等。历史制度主义主张用结构解释行动主体的行为，不同结构组成方式及关系格局为言说行为选择提供了背景条件。从利益、观念和结构三者出发，可以构建一个话语变迁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充分揭示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变迁的内在机理。
中国共产党提出：“党除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中国语境中，国家利益、阶级利益、政党利益、人民利益是一个统一体，对外需要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对内则是政党所代表的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利益表现，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需要和科技创新话语策略选择。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经历了从救国时期着眼于军事防御科技创新、立国时期着眼于国防和重工业建设科技创新，到兴国时期着眼于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再到强国时期着眼于综合国力科技创新的转变。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在革命战争年代，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解放是国家利益的最大需要。这一时期，将科技创新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科技服务抗战，“粉碎敌人经济封锁”是党关于科技创新话语的主旨。一方面，科技创新要服务于军事斗争需要，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工具。毛泽东[8]曾指出，边区科技工作“是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有第二个目的”。边区政府以施政纲领形式规定科学技术必须与抗战大业结合起来，要求“发展工业、植物、土木工程、动物、化学、地质等科学研究，造就科学人才，以供应发展国防经济之需要”[9]。在抗战救国需求下，人们普遍以鲜明的功用观看待自然科学。曾作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的徐特立[10]对自然科学发展进行了如下定位：“无论是一般研究、专门研究，还是理论研究和技术研究，其总任务只有一个：在物质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抗战建国力量。”朱德把自然科学视作“一个伟大的力量，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充实我们的力量，充实军队战斗力，使人民获得富裕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程度与政治觉悟，来取得抗战胜利，建国成功[10]。”《解放日报》社论阐明，“一切的科学研究都应该服从于‘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施政纲领》) 这个总政治目的”[11]。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要面向生产建设，为军事防御提供保障。尤其是在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之际，中国共产党以“自力更生，发展边区经济”为方针，提出“用自然科学粉碎敌人经济封锁，打败敌人文化政策”的主张，倡导科技创新适应当时生产建设需要。毛泽东主张人人都来赞成并研究自然科学，因为“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11]；陈云看到自然科学研究对于提高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大意义[10]；徐特立对“科学替生产服务，同时生产又帮助科学正常发展”的辨证关系进行了阐释[12]。《解放日报》社论认为要根据生产进展和需要来发展技术，“只有如此，技术研究才不致于变成脱离实践的东西，才能够达到建设边区的目的”[11]。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和武力包围，以及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撤消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如何跨越“一穷二白”，保障国家安全，成为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言说的关键背景。因此，着眼于战略安全防御和工业立国需要，“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成为此时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的重点。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强调科技创新对于国防的意义。毛泽东认为“国防尖端技术过关关系到加速现代化国防建设，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13]。为保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提高国际地位，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4]。此时，中国进入“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15]。基于这一战略思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修正草案)》将原子核物理、半导体科学、自动化系统及飞机、导弹、电子计算机等技术列入未来10年发展重点；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强调科技创新对于重工业生产的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技术革新运动，通过群众运动方式，推进新中国工业化、机械化和自动化进程，走出一条主要依靠群众力量的科技创新道路。1960年，中共中央批转《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指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连续大跃进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希望“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群众运动”[16]。毛泽东对鞍山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作出批示，倡导通过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实现生产工具革命，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发生变化，世界多极化格局更加明朗，各国经济依存度进一步加深，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起更加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一场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浪潮席卷全球，带来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国际竞争由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军备竞争转向以科技创新为引擎的经济实力竞争。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也由早期基于生存安全利益考虑转为寻求归属利益满足。邓小平[17]强调科技发展对于国家安全的意义，认为“高科技领域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发展，其它高科技领域同样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一旦断了线，就很难赶上世界发展”。他同样忧患于“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的生产技术水平[18]，认为科技创新应满足人民需要，提出“没有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高度发展”的观点[19]。
20 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壁垒政策，将贸易往来与人权挂钩，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事件、中国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使得国家主权安全问题得以凸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在以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能否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已经成为竞争焦点，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20]。江泽民[21]指出：“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面对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巨任务，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劳动生产率低、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等问题[20]，都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长期规划纲要(汇报稿)》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1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科技发展规划)》进一步强调“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解决科研领域内部门所有和单位分割等问题，保持创新活动与社会经济环境相协调”[13]。
迈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贸易竞争更加激烈，各国争相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以谋求国际主动权，西方强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更加突出。胡锦涛[22]指出将：“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应尽快壮大我国国防实力，壮大我国科技实力。”从微观层面上，胡锦涛提出将“坚持以人为本，让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作为科技发展的根本出发点、落脚点，坚持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发展方向，将科技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结合起来，让科技创新惠及广大群众。2011年，科技部推出旨在推动民生领域科技创新的《关于加快发展民生科技的意见》，指出要“着力开展民生科技成果应用推广和产业化示范，着力加强民生科技队伍建设和市场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培育和发展民生科技产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3]。
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潜流暗涌”，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面临重塑，国际上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动设置了更多显性及隐形障碍，国际竞争由贸易领域逐步向科技创新领域转移。我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实现突破，但缺乏重大原创性成果、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习近平总书记[24]指出：“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的科技。”面向未来，我国确立了科技创新发展“三步走”战略和非对称赶超战略，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发展目标，使我国创新能力从“跟踪、并行、领跑”并存、“跟踪”为主向“并行”、“领跑”为主转变。面向当下，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地方下大功夫[25]，增强引领商品、资本、信息等全球流动的能力[24]。科技创新不仅要满足国家战略需要，还要面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发挥其在推动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解决发展不协调不充分方面的积极作用，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重要方向[25]。如在重大疾病防控、食品药品安全、人口老龄化等领域增加公共科技供给，在医学领域发展低成本疾病防控和远程医疗技术，实现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普惠共享，在教育领域促进优质文化教育资源均等化[24]，使科技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百姓。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认识论层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科技创新的引导作用，重视科技创新在人类解放和探索真理方面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主张从自然、社会、思维统一性看待自然科学，认为科技进步对于推动政治解放、帮助人们认识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恩格斯[26]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受此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强调科技创新作为人类解放工具的重要作用。毛泽东[27]曾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解放日报》社论指出“自然科学是人类说明自然与征服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是认识社会与改造社会的武器，两者都是重要的”[11]。1945年，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一份文件写道：“人类如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来，一个必须经由的而也是主要的途径就是科学和技术。[28]”同时，受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强调将科技创新作为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和探索真理的手段。早在1940年初，毛泽东便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要做一个好的革命者就需要去研究自然科学。《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指出：“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人们探索真理的武器。[29]”因此，作为认识自然的手段之一，自然科学应与社会科学相统一、建立统一战线，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自然科学，运用自然科学证明与充实唯物辩证法理论[10]，延安时期各单位组织学习马列著作，其中就涉及自然科学问题[11]。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治理实践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科技创新的引领进入实践层面，科技创新活动由此焕发出高昂向上的精神面貌。一是强调科技创新必须吻合政治要求，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目的和要求，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实际情况，有利于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制定技术政策时需要考虑相关政治因素[30]。二是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指导意义。《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将“科技工作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列入科技发展的主要经验。《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关于黄烟生产的故事，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对于解决生产难题的意义。文中讲到：“春烟栽上后，遵循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不断总结经验，改善栽培管理，解决‘底烘病’等问题，使黄烟产量和质量有了很大提高。[31]”三是强调社会主义性质改造与技术改革相配合。毛泽东认为，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社会制度革命”和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技术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要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32]。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科技创新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并没有因市场、社会力量的兴起而弱化，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下更加完善了对两者关系的科学建构。一方面，继续强调科技创新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水平如果得不到提高，就会导致“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实力不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33]，就不能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安全就没有可靠保障。只有科技创新，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34]。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自觉。早在建国初期，《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就指出“把我国科学技术从十分落后的基础上提高到接近于现代先进水平，最根本的有利条件是我国业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13]。邓小平[17]更加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科技创新的优势，认为相较资产阶级领导的外国科技而言，“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合理组织起来，人数少，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且，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江泽民[35]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技术运用和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前景，使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攻克一批对发展国民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关键作用的重大科技课题。”
进入新时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科技泛政治化思潮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制度与科技创新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起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科技创新的凝聚力和引导力，强调以中国梦凝聚科技创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科技创新价值取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科技创新担当等。另外，也更加重视从科技创新本真规律出发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36]指出：“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观大势、谋全局、抓根本，形成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和统筹协调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他认为，我国过去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主要依靠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24]。
结构分析注重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视角考察话语规律。德国历史学家奥托·海因兹[37]指出：“有两种现象限制国家实际组织，一是社会阶级结构，二是国家外部秩序。”话语分析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从外部环境结构看，国家外部环境结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经历了从自力更生、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转变。而内部社会结构变动则使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再到联合运行，从大众创新到专业创新再到系统创新的转变。
国家总是处于一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作为一个后发型科技创新国家，中国科技创新探索离不开对发达国家经验的学习借鉴。因此，国家外部政治结构对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言说具有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封锁，自力更生成为中心话语。《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指出“使我国建设中许多复杂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能够逐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作到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38]。尤其是在苏联撤回技术援助后，《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鲜明有力地喊出“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口号，提出“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一切反动派仇视和害怕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科学技术力量，独立地、创造性地解决建设中遇到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13]。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全球化加快，先进技术流向中国。邓小平[33]强调对外开放对于科技创新的意义，提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他清醒认识到，“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39]。因此，在引进技术的同时，“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40]。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提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思想。所谓“稳住一头”，就是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对那些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和前瞻性作用的重大科技课题实现自主创新，“在有条件的领域有所发明”；“放开一片”指“大力加强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作到优势互补，成果共享”，对于技术引进坚持消化、吸收、提高、创新[35]。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国内企业面临与发达国家企业的直接竞争，胡锦涛进一步强调自主创新的意义和目标，明确指出“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只能依靠我们自己，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41]。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明确了我国科技工作以“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为指导方针，提倡“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先进技术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再创新”[43]，要求“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在全球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进一步提升，主要西方国家试图遏制中国在全球创新链分工中崛起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44]指出：“在引进高新技术上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核心技术尤其是国防科技花钱买不来，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它安全。”他提出“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及时确立发展战略，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24]，“要以关键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5]，同时还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44]。
内部社会结构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结构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整合结构和阶层分布结构两个方面阐明内部社会结构对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的影响。其中，社会整合结构指对经济社会各种资源进行分配的力量构成，社会阶层结构指社会成员阶层分布构成，这两种内部结构是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变迁的重要条件。
(1)从资源分配力量构成看，随着社会整合结构从政治一元整合向一核多元整合转变，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经历了从强调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再到联合运行的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社会整合呈现出政治整合的单一结构，政治力量支配着其它领域的运行目标、轨迹和评价标准，因此形成主要运用政府力量部署科技创新体系与科技创新活动、通过计划方式配置科技资源的模式，国家意志左右着科技活动方向和过程。如《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要求科技工作“必须配合整个建设计划的需要，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相互协调的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力量”[13]。《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各地区、各部分、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统一要求，统一部署，协同动作，并且自觉按照国家需要，对人才和装备进行合理安排，集中优势力量，取得重点突破”[13]。这一时期科技创新在政治一元式整合结构下呈现出线性垂直性、高度计划性、目标导向性和强制执行性特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单一政治整合结构逐渐被打破，经济、社会作为一种新整合力量逐渐兴起。与之相适应，政治主导的一元化科技创新模式也渐渐松动，市场、社会组织力量介入其中成为重要的一极。1995年，江泽民[45]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要把建立技术创新机制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要把建立、健全企业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关键环节。”1999年，他再次论述了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重要性，提出“产学研相结合”、“科研机构同企业结合”的思想，以此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46]，要求“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和设计单位实行企业化转制”，推行科技项目公开招标，反映出科技创新的市场化导向。进入21世纪后，科技创新活动日益复杂，过分依赖市场的科技创新机制暴露出一定局限性。因此，胡锦涛提出“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综合政府和市场的多元创新力量，促使科技创新向综合集成创新体系转变。在国家创新体系之中，集合政府主导作用、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以此形成科技创新整体合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整合结构由分化回归综合，逐步形成以政治整合为核心，带动经济、社会等多元力量有序发挥作用的一核多元整合结构，更加注重从创新要素及其组合方式视角把握科技创新规律，实现科技创新由偏重经济范畴的市场适应型向全域统筹的国家治理匹配型转变。建构“要素流动顺畅、高效配置”的创新生态系统，成为这一时期科技创新话语的要点。习近平总书记[24]指出“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必须全面部署创新系统改革。因此，应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发展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36]。《“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也明确提出“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创新网络”[47]的战略方针。
(2)从社会成员阶层分布看，随着社会阶层结构从以工农为主体向多元化方向转变，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经历了从主张大众范式到主张专业范式再到主张系统范式的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工农为主体的阶级结构使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带有浓郁的大众色彩和动员色彩。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通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提出“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自然科学教育”。1950 年《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应该成为群众性事业，应该把科学理论与群众经验结合起来，把专家智慧与群众智慧结合起来，把科学研究工作与群众生产工作结合起来”[48]。科技创新大众范式言说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且持续得到强调，如“专业研究和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相结合”[13]，“要大搞科学实验群众运动，认真做到专业队伍和广大群众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领导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科研、生产、使用相结合”，“要拥有宏大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13]。与此相对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中国兴起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见证了这一期间科技创新群众的参与热潮。《人民日报》记载了一个典型案例，东北汽车总厂制钉一厂工友王延隆与技工合作改造压延机，他自己画出样板改造压延机滚子沟，减少每次压延差度，增加每个滚子来回压延次数，复活了南厂压延部，提高了北厂压延机效能，创造了由日产道钉一吨半到日产四吨半的新纪录[49]，对科技创新大众范式予以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出现大规模社会分化，以工农为主体的阶层结构转变为多阶层共存的复杂社会结构，科技创新领域职业化、专业化倾向得以凸显。邓小平将知识分子纳入劳动人民阶层，使得科技创新领域以高水平专业科学研究队伍为主体的观念得以确立，科技创新大众范式开始向专家范式转型。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讲话中，他强调劳动者需“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没有一支强大的高水平的专业科学研究队伍，就难以攀登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也难以持久深入地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18]。此后，科技创新人才要素得到进一步强调。江泽民指出：“科技要发展，人才是关键，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胡锦涛[50]指出：“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阶层功能分化逐渐加快，创新群体从以专业科技人员为主体向包括大众在内的多元主体转变。明确各类主体的功能定位，使其在科技创新系统中协同互动运行，成为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的新内容。习近平总书记[25，36]强调“科技创新需要不同主体的参与，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明确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激情和活力”，体现出基于主体功能差异的整合倾向，科技创新步入系统创新轨道。
从利益、观念、结构3个方面考察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的百年变迁可以发现，国际宏观背景、政治、社会等因素与执政党科技创新话语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其中，利益形塑机制表明，党的科技创新活动是维护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话语体系。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向来强调认清国情、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将其作为科技创新话语言说的基本依据，形成科技创新话语的阶段性主题。观念形塑机制表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活动始终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导向，通过话语体系构造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坚持科技创新活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正确方向。而社会结构机制则表明，中国共产党百年科技创新话语积极回应社会结构变化，从当时国情、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阶层条件出发，完成各历史阶段任务，取得显著成效。话语生成与变迁是观念、结构、利益等要素互动互构、有机作用的结果，国家宏观制度安排、国际环境等构成影响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变迁的关键变量，意识形态则规定着科技创新话语的价值方向和长远蓝图。百年话语变迁体现了话语者在结构变动张力之下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结构整合过程和自下而上的能动建构过程。
历史制度主义比较强调结构对行动的制约，但吉登斯的“二重性”理论却强调结构制约性与行为主体能动性之间的互构关系。这启示我们，不仅要考察科技创新话语言说主体的外在结构制约，理解话语言说受利益、观念和结构的形塑，还要关注科技创新话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理解话语言说对科技创新行为、政策选择、效果及能力的积极影响，因为“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51]。第一，话语通过科技创新成果创设、科技创新演化与科技创新范式形成，对科技创新行动主体的行为加以预测、引导、规划和规范，为科技创新实践提供行动基石，并通过持续性的话语供给，保障科技创新实践的顺利进行，以满足不同时期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第二，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通过理顺创新活动行为层级、明确权责归属，引导不同层级和不同领域参与主体配合协作，规范科技创新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和秩序安排，将不同群体力量融合成科技创新共同行动，从而使社会结构在实践中发生调整。第三，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言说通过明确科技创新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国家利益目标，塑造科技创新行动者偏好排序，促使其遵从适宜性逻辑，从而使科技创新活动更加符合组织规范与现实需要，进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得到巩固。
历史过程本身是一种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关系，话语既在特定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又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一以贯之的连续主题。建党100年来，我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随之经历了由以国防为主的单维度科技创新向以综合国力为标准的多维度创新转变，由行政力量单维组织向行政、经济、社会多元组织的转变，由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创新向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转变，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科技创新活动的持续指导，以及每一阶段对前一阶段开展的批判性继承和创新，使得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呈现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科技创新实际问题，使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产生了方向、内容、模式上的同质性和依赖性，形成“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主线，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保持了意识形态的一贯性。面向未来，科技创新话语仍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随着中国创新能力从“并跑”到“领跑”的跨越，科技创新话语也将持续向前演化，迈入与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发展、中华民族复兴实践进程相适应的崭新阶段，并为之提供更加强劲有力的支撑。
从历史视野对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进行回顾，探寻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话语变迁内在机理，对于从总体上理解、把握科技创新话语所反映的历史内涵、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以及科技创新的长远目标和价值原则，同时获取现阶段科技创新的基本启示，对于稳定有序地实现阶段性任务具有积极意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处于综合累积的“时空压缩”场境，科技创新任务目标存在多重性和叠合性。因此，面向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话语自觉规划和自觉实践，努力建设与国家利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内外结构相匹配、相适应的科技创新话语系统，形成反映科技创新复合过程的话语多维复合结构，凸显话语的系统性与突破性、实效性与长远性、针对性与操作性，从而引导科技创新科学、系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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