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Suppor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High-Level Talents

Xiang Saihui，Sun Yonghe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China)

Abstract：The 5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larifies that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long-term target of 2035, in order to promote double circulation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ope. Among them, high-level talent entrepreneurship is the key. Based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theory,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theory and self-efficacy theory, a theoretical model of government support affec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high-level talents is built up with the self-efficacy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and the relationship strength of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The data samples are from high-level talent entrepreneurship park, youth entrepreneur association, local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previous provincial governor award winners of youth entrepreneurship. The study shows that government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survival and success performance of high-level talents. The knowledge internalization ability and extroversion learning belief of self-efficacy are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s of entrepreneurial survival and success performance process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period of initial stage and growth period. Strong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strength and weak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strength also have a positive moderating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survival and success performance process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period of initial stage and growth period.

Key Words:Government Support;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Self-efficacy;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Strength; High-level Talents

DOI：10.6049/kjjbydc.202012022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1)15-0143-08

收稿日期：2020-11-26

修回日期：2021-01-18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团队建设项目(2014cx05)

作者简介：向赛辉(1982-),男，湖南娄底人，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创业管理；孙永河 (1978-)，男，山西大同人，博士，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复杂系统管理决策。

0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对“十四五”时期进行细致谋划，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明确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强调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高层次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在创新创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在促进国内大循环中，高层次人才创业项目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多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的产品。近年来，各地出台了“万人计划”“千人计划”等高层次人才引进措施，营造的创业氛围与提供的帮扶政策有效促进了高层次人才创业活动[1-2]。但在调研走访中发现，高层次人才创业普遍存在“三三现象”，即1/3的企业略有起色、1/3的企业勉强生存、1/3的企业倒闭，能够快速成长的企业凤毛麟角，这需要反思政府支持、高层次人才自身因素、市场三者之间的匹配程度及适应性。考虑到政府支持、高层次人才自身因素、市场之间的复杂程度，除政策层面提供的市场咨讯及重要行业或领域发展规划信息外，不将市场因素作为本研究的主要维度，只是探究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政府支持只有适应地域以及群体差异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效应。好的创业政策不仅要关注支持对象的创业诉求、激情和能力，还要关注政策如何落实资源、营造创业氛围等。以往创业研究中，主要针对大学生创业者、初次创业者、“海归”创业者等[3]，仅关注政策同质化高、政策协调性差、发文主体多、需求类政策偏少、发展阶段政策少等问题，对适用对象、政策精准性、配套产业差异性、激励时机、创业需求变化等内容进行梳理完善，主要从政策供给角度进行分析[4]。而高层次人才创业者通常将创业视为一项关乎自身事业前途的重要挑战，赋予创业行为带动产业发展、促进技术革新、发挥更大经济社会效应等价值，而非简单地获取创业经济回报[5]。因此，关注创业过程中的自我体验感、获得感、成就感显得尤为重要，这需要重点分析高层次人才的独特属性、需求以及影响过程。

通常情况下，无论经历创业失败还是成功，创业行为本身带来的积极情绪体验，都在很大程度上带来比财务收益更好的创业回报。譬如周围群体的支持及对自身创业角色的认同，都能帮助创业者认清角色、责任和任务，激励自己挖掘资源、发挥潜能，全面识别创业机会、评估创业决策、分析创业阻碍等，增强创业信念。因此，引入自我效能感阐释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创业者积极自我效能感的知识内化能力、外向学习信念等维度，能够帮助理解高层次人才创业特质对创业绩效调控方式及程度的影响。同时，考虑创业网络强度对创业者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在模型设计中分析不同状态下创业网络强关系、弱关系分别对上述作用产生影响的边界条件。

1 研究述评与假设

1.1 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的影响

高层次人才综合了能力、态度、品质等方面的良好素质，更加关注自身发展及价值体现。结合实地调研情况，本文将高层次创业人才界定为具有较高专业知识水平、卓越创新能力、强烈社会责任感、自主创业基础，能够在重点或新兴产业领域突破关键技术、实现产业化运营、创新商业模式，可在区域内引领某个行业或领域发展，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体。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是衡量创业成功的重要标准，具体衡量方法有很多，可以选取的维度包括效率、成长空间、利润、规模等方面。借鉴创业绩效相关概念，将创业绩效分为生存绩效、成功绩效两个方面[6]。生存绩效反映创业目标的落实程度，以及创业过程中资源竞争优劣情况、企业在市场中的稳定情况等，包括初期的资源识别、后期的规模效益以及自由竞争环境下的生存能力等。成功绩效反映企业长远发展，实现发展利益最大化，包括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上升空间等。同时，相关研究对创业绩效的测量一般使用感知测量方式，原因在于，虽然主观感知数据会存在测量误差和潜在主观方法偏差，但新创企业不需要对外公布这些绩效内容，客观数据很难获取，且实证研究表明主观、客观两种测量得到的企业绩效在整体效果上趋于一致。鉴于此，采用感知测量方式，从生存绩效、成功绩效两个维度评估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政府支持促进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方面，政府支持作为一个完整创业过程的起始环节被创业者关注，为新创企业提供资源及政策，对新创企业优化创业决策并获取创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政府支持促进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方面，丰富合理的创业支持政策有助于激发和引导创业文化，推动社会各界以及利益相关者更加支持创业、包容创业失败以及尊重企业家等[7]，改善甚至重塑创业者对企业及自身创业效率、贡献的认识。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a：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1b：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1.2 自我效能感对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的中介效应

创业者通过感知到的资源、机会、困难衡量自身创业能力，这些感知到的积极因素包括优惠政策、行业准入门槛、产业发展规划等。自我效能感仅能一定程度反映而不完全代表个人真实能力水平，但它影响个体行为的任务选择、后续决策等[8]。依据自我效能感的主流研究，从知识内化能力、外向学习信念两个维度关注自我效能感对政府支持影响创业绩效的中介作用。知识内化能力的中介作用方面，创业者知识内化作用反映创业者在面对创业失败时的一种有效反弹和适应机制，能够在面临逆境或压力时保持镇定和有效应对问题；高层次人才在有压力的状态下或处于陌生环境中害怕社会负面评价，这时政府提供的创业信息支持、情感关怀等政策能够形成化解不良情绪的积极因素。外向学习信念的中介作用方面，激情、兴奋、幸福感、满意度等积极情绪在创业初期盛行[9]，能够提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与创业绩效；在创业发展阶段，收入与工作不稳定、奋斗成效不显著、决策不自主等个体感知对创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此时政府支持对外向学习的支持作用开始形成，借助政府搭建的交流平台，扩大外部利益相关者，有利于提升政府支持对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a：创业初期，知识内化能力在政府支持促进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H2b：创业成长期，外向学习信念在政府支持促进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1.3 创业网络强度对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的调节作用

关于创业网络的资源结构，外部资源主要包括家庭、亲戚朋友、相关供应方等垂直网络，以及市场竞争对手等水平网络[10]。在生态选择下，新创企业会通过合作等方式建立创业网络以创造机会、获取资源[11]，且不同强度的网络关系均能促进创业企业成长、增强竞争优势、提升创业绩效，但它们具有差异化的作用机理[12]。现有研究中，强关系、弱关系创业网络对创业者行为及创业绩效的影响仍存在不一致的观点，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研究尚未考虑创业者特质以及创业企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影响。强关系创业网络调节作用方面，高层次人才创业者在企业运行初期缺乏经验，与强关系的深度交流有利于他们获取商业机会、运营对策等方面的可行建议，强关系的介入能够跨越技术和市场对新创企业的不利判断，有助于提升高层次人才创业者潜力、可靠性、能力等。弱关系创业网络调节作用方面，弱关系不仅可以弥补新创企业发展带来的结构缺陷，而且可以置身于差异化合作环境中更新自身知识结构与创业思维，相比于强关系网络的有限资源容量与高昂交易成本，弱关系创业网络有利于创业企业加快信息传递和反馈，帮助企业在发展中后期寻找能够提供关键市场资讯与相关服务的合作关系。同时，企业发展壮大也导致强关系网络提供的资源逐渐同质化，原有网络无法满足日益多样化创新需求，促使高层次人才倾向于转向广泛的异质性弱联系。综合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a：创业初期，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对政府支持促进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的过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3b：创业成长期，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对政府支持促进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的过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构建本文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问卷设计

首先，结合云南省高创园、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创业省长奖获得者、省级商会的创业者访谈情况，参阅相关文献资料，初步提出相关变量构念及维度。其次，参考相关成熟量表，结合调研对象特点属性，加入体现调研对象特点的关键表述，初步形成问卷测项。然后，2019年6～7月组织访谈，验证测项是否合理。第一次采取调查问卷形式，邀请创业省长奖获得者中的15位创业者填写，调整修正可能出现歧义的测项内容。第二次采取专家访谈形式，根据专家建议调整问卷测项相关表述。最后，2019年8～9月对云南省高创园、云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省级商会的创业团队、创业省长奖获得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填写对象为符合高层次创业人才特质的团队负责人或主要合伙人、管理人员。收回有效问卷112份，删除信度和效度没有达到要求的测项，最终问卷测项统一采用Likert 5级量表，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

2.2 数据收集

2020年2～4月收集相关数据。调研对象主要是云南省高创园、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各地商会、历届青年创业省长奖获得者中符合高层次人才特征的创业企业，共发出问卷499份，收回有效问卷37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4.7%。剔除成立时间不长、不具备研究价值的10份问卷，最后收集363份问卷，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高创园(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各地商会，最终有效问卷分布情况为云南省高创园108家、省青年企业家协会96家、各地商会108家、历届青年创业省长奖获得者51人，涉及多个行业和经营领域。

借鉴大多数学者关于企业发展阶段的定义，研究对象为成立时间8年以内的企业，成立时间3年以内界定为创建期，4～8年界定为成长期，其中，163份样本处于创建期，200份样本处于成长期。

问卷样本中本科学历占比最高，达到43.3%，其次是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均在25%左右，符合高层次人才创业者的研究要求；创业者年龄25岁及以下的偏少，这也反映了一般高层次人才在获取高学历的过程中，前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成本。

2.3 变量测量

(1)自变量。政府支持的测量主要参考以往研究的政策支持量表[13]，包括5个题项，分别为：政府制定实施了厂房、办公场所、税收减免等支持企业运营的政策(GS1)；政府提供技术信息和其它技术支持(GS2)；政府提供重要的市场信息(GS3)；政府提供咨询、免费培训等帮助(GS4)；政府在投融资、资金补助等方面提供帮助(GS5)。

(2)因变量。主要借鉴以往研究构建的创业绩效指标体系[14]，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包括生存绩效和成功绩效两个方面，生存绩效包括3个题项：目前公司没有碰到财务困境(SP1)；目前公司整体运营状况良好(SP2)；公司将会持续经营8年以上(SP3)。成功绩效包括4个题项：与行业相比，公司销售额增长很快(CP1)；与行业相比，公司员工数量增加很快(CP2)；与行业相比，公司的市场份额增长率较高(CP3)；公司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CP4)。

(3)中介变量。参考相关文献并结合高层次人才创业现实情况，积极自我效能感测量包括知识内化能力和外向学习信念两个维度[15]。其中，知识内化能力包括4个题项：对初始、基础、内部创业能力有积极的把握(IA1)；对社会比较信息更为关注和敏感，比较害怕负面评价(IA2)；能够在面临困境或者压力时保持镇定并有效解决问题(IA3)；能够对失败和失误进行客观的内部归因(IA4)。外向学习信念包括3个题项：善于利用创新思维寻找解决办法，具有应对挫折的能力(OC1)；针对现实缺口积极作为,善于寻找外部合作机会(OC2)；具有追求成功、勇于探索、独立自主的积极个性(OC3)。

(4)调节变量。借鉴文献[16]的社会网络量表，结合高层次人才创业现实情况，将高层次人才创业网络分为以家庭成员、同事、师长和同学等为主的强关系，以及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同行竞争者等弱关系，从上述两方面测量创业网络强度，分别包括3个题项。其中，强关系包括：就创业问题，我与家庭成员存在密切联系(SR1)；就创业问题，我与工作同事存在密切联系(SR2)；就创业问题，我与学校师长和同学存在密切联系(SR3)。弱关系包括：我与大学等科研机构存在密切联系(WR1)；我与创业管理部门存在密切联系(WR2)；我与业界同行存在密切联系(WR3)。

(5)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分为企业层面和个人层面。其中，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考量创业者个人特质，包括创业者年龄和学历层次，创业者年龄分为4个等级，1表示25岁及以下，2表示26～35岁，3表示36～45岁，4表示46岁及以上；学历层次结合高层次人才特征，以大专(高职)学历为下限，博士学历为上限，分为4个等级，分别用数字1～4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考量企业发展周期及企业特质带来的影响，发展周期包括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企业特质指企业所属行业[17]，企业年龄指企业成立时间；企业规模包括员工数量和资产规模，均分为4个等级；所属行业分为12个门类(见表1)。通过对上述变量的控制获得更加准确的研究结果。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检验

(1)信度效度检验。对样本进行信度以及组合、聚合和区分效度检验(使用SPSS 22.0和Amos 21.0软件)，结果如表2所示。变量各维度的Ch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8(以0.8作为Chronbach′s α信度系数的临界值)，具有良好的信度。因素负荷量均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最小为0.604，最大为0.932，符合介于0.5～0.95之间的要求。组合信度(CR)最小为0.843，达到大于0.8的要求。平均变异量抽取值(AVE)最小值为0.648，达到大于0.5的要求，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同时，对政府支持、创业生存绩效、创业成功绩效、知识内化能力、外向学习信念、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7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使用Amos21.0软件)，反映模型拟合情况的指标包括相对卡方(χ2/df)、RMSEA、CFI和IFI，其中，χ2/df=1.440<3，CFI=0.983>0.9，IFI=0.983>0.9，RMSEA=0.035<0.08，TLI=0.979>0.9，各指标均良好，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样本数据来自云南省高创园、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省级商会中的高层次人才创业者，可能出现同质化现象，因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取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在未转轴时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5.241%的变异，小于40%，所以，同源偏差不显著。

(3)相关分析。表3给出了变量相关分析，政府支持与创业生存绩效((β=0.329,p<0.01))和成功绩效之间(β=0.365,p<0.01)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政府支持和知识内化能力(β=0.357,p<0.01)及外向学习信念(β=0.326,p<0.01)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知识内化能力与创业生存绩效(β=0.239,p<0.01)、外向学习信念与创业成功绩效(β=0.305,p<0.01)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3.2 假设检验

使用SPSS22.0进行层级回归分析，验证H1、H2、H3，按照企业发展阶段分为初创期(小于3年)和成长期(4～8年)两类，得出163份创业初期样本、200份创业成长期样本，对总样本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主效用，对分样本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中介效用和调节效用。

主效应和中介效用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和模型5为控制变量(企业年限、员工规模、资产规模、学历、年龄以及所属行业)对创业生存绩效和创业成功绩效的全样本回归；模型2和模型6是在模型1、模型5基础上增加自变量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和创业成功绩效的回归。模型1和模型5结果显示，企业年限(β=0.037,p<0.05)、企业员工规模(β=0.061,p<0.05)、资产规模(β=0.108,p<0.01)、学历(β=0.081,p<0.05)、年龄(β=0.070,p<0.05)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显著正相关，企业员工规模(β=0.077,p<0.05)、资产规模(β=0.104,p<0.01)、学历(β=0.122,p<0.01)与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显著正相关；模型2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β=0.190,p<0.01)和创业成功绩效(β=0.269,p<0.01)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假设H1a和H1b得到支持，即政府支持力度越大，高层次人才的创业生存绩效和创业成功绩效越高。

参考中介作用的相关检验方法[18]，首先，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具有显著性(如模型3、模型7)；其次，依次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是否具有显著性(如模型9、模型10)，以及全模型中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具有显著性(如模型4、模型8)；最后，检验全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具有显著性。模型3、模型7的回归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初期的创业生存绩效(β=0.293,p<0.01)和创业成长期的创业成功绩效(β=0.323,p<0.01)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9、模型10的回归结果表明，创业初期政府支持对自我效能感的知识内化能力(β=0.260,p<0.01)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成长期政府支持对自我效能感的外向学习信念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22,p<0.01)；模型4、模型8回归结果表明，全模型中创业初期知识内化能力、创业成长期的外向学习信念分别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β=0.131,p<0.05)和创业成功绩效(β=0.276,p<0.01)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4、模型8的全模型关系中，在知识内化能力的中介作用下，创业初期政府支持与创业生存绩效的回归系数下降(β=0.259,p<0.01)，在外向学习信念的中介作用下，创业成长期政府支持与创业成功绩效的回归系数也出现下降(β=0.211,p<0.01)。由以上分析结果可知，假设H2a、H2b得到验证，即知识内化能力、外向学习信念分别于创业初期和成长期在政府支持与创业生存绩效、创业成功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依据调节作用层级回归检验步骤，先检验创业初期政府支持对创业生存绩效以及创业成长期政府支持对创业成功绩效的作用(模型3、模型7)，再依次检验添加调节变量(模型11、模型13)和调节变量与因变量交互项后是否产生调节作用(模型12、模型14)，结果如表5所示。

模型3和模型7的结果在上文中已经得到验证，模型11的结果显示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的关系不显著(p>0.05)，模型13的结果显示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与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β=0.257, p=<0.01)的关系显著；模型12的结果显示，创业初期政府支持与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交互项的标准化系数为β=0.127(p<0.05)，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在政府支持与创业生存绩效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意味着在创业初期，随着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的提升，政府支持影响创业生存绩效的幅度增大(反之亦然)，如图2所示，因而假设H3a成立；模型14的结果显示，创业成长期的政府支持与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交互项的标准化系数为β=0.168(p<0.01)，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在政府支持与创业生存绩效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意味着在创业成长期，随着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的提升，政府支持影响创业成功绩效的幅度增大(反之亦然)，如图3所示，因而假设H3b成立。

为清晰表述创业网络强度如何调节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数据中心化的基础上，绘制调节变量高分组和低分组情况下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间关系，如图2、图3所示。

由图2可知，在创业初期，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政府支持对创业生存绩效正向影响关系的斜率大于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水平比较低的情形，说明高强关系创业网络能够增强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的影响，同理，图3显示在创业成长期，高弱关系创业网络能够增强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3a和H3b。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与意义

在考虑企业发展阶段的前提下，讨论了自我效能感在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创业网络强度的调节作用。首先，研究发现政府通过各种针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的支持手段，在创业生存绩效和创业成功绩效两方面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其次，在创业初期，知识内化能力在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在创业成长期，外向学习信念在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和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分别在创业初期及成长期对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成功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理论贡献在于：①关于政府支持对创业绩效的作用，现有文献尚未针对高层次人才这一特定创业群体展开研究，本文关注高层次创业人才与一般创业者的特征差异，明晰了高层次创业人才的内涵和特征维度，扩充了现有研究对象范围；②考虑企业发展周期情况，引入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探讨高层次人才如何通过知识内化能力和外向学习信念的路径实现自身创业绩效提升，完善了现有研究；③创业网络作为高层次人才创业的重要载体，将其纳入研究框架，考察了强、弱关系创业网络在企业不同发展时期对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的调节作用，探究了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在创业网络层面上的作用边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的管理启示：首先，针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差异化现状，政府作为宏观调控方，可以通过加大政府支持帮助高层次人才提升创业绩效，进而发挥其在经济活动中的支撑作用；其次，高层次人才创业管理部门还要关注政策支持的方式和策略，把握高层次创业者心理状况，通过对情景和创业者心理状态的复合分析，在创业初期多采用促进高层次人才知识内化能力的支持手段，在创业成长期多使用促进企业外向学习信念的手段，灵活使用政府支持提升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最后，企业应加强创业网络关系构建，在创业初期，高层次创业者应该把精力放在运营强关系上，但也需要积极开拓自己的弱关系网络，在企业进入成长期前未雨绸缪，在成长期侧重于增强与弱关系创业网络成员的交流。

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问卷样本来源于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范围较为局限，后期研究应扩大样本收集范围，以体现不同地区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的特性和共性，增强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其次，政府支持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而且各变量存在动态变化比较大的情况，未来可以采用动态时序性研究，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最后，本文针对高层次创业人才在概念和特征上进行了简单梳理，未来可以针对高层次人才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系统化梳理和归纳其创业行为，进而为高层次人才创业管理和研究提供更清晰、系统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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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