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remental" or "Radical"？Enterprise Enterprise and Du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volvement of Family

Chen Canjun，Xu Changxin

(Business School，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The behavior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re the important cornerstone for a firm,but there has much of controversy ov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preference in the case of family involvement. Based on this premise,this paper discu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dual innovation of family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se theories about family business governance,and analyzes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volvement in the family succession period furtherly. Then,we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family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09 to 2018.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behavior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bring a lot of effective resources to enterprises,which could play a promoting effect both i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However,compared with exploitative innovation,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a more obvious promoting effect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fter considering the situational factor of family inheritance,the innovation strategy of family enterpris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succession is relatively conservative,which will promo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furtherly,while the is just opposite for exploratory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family enterprises,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innovation categories and hav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novation behaviors of family fimes.

Key Words:Family Involvem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ual Innovation; Second Generation Succession

DOI：10.6049/kjjbydc.202006073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1)15-0090-10

收稿日期：2020-07-19

修回日期：2020-09-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AGL079)

作者简介：陈灿君(1996-)，男，湖北黄冈人，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创新管理；许长新(1963-)，男，江苏扬州人，博士，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金融创新管理。

0 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是组织的一种必要实践，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竞争优势并产生显著经济效益[1]。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针的提出，在万众创新市场导向下，创新能力在市场竞争中越发重要，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行为时产生的延伸效应如何驱动企业创新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焦点[2-3]。据《2018年全球家族企业调研》显示，中国A股市场家族企业占私营企业份额已达到55.7%，作为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其集所有权与管理权于一体的组织结构不同于一般企业。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厘清在家族涉入情形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创新的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组织创新行为且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

目前，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关系的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一方面，有些学者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利益相关者等视角，认为活跃的社会活动能够提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公信力，从而带来更多外部资源，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4-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加剧了企业运行成本，导致企业创新投入减少。而且，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行为存在投机现象，影响企业内部运转效率，从而抑制了企业创新能力提升[3,6]。面对这一争议性话题，本文从两个视角对这些观点进行调和，可为当前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关系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①明晰研究对象。以往学者对研究对象进行细分的探讨较少，根据Kellermanns等[7]的研究，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不同企业可能因目标导向不同而存在差异性行为。具体而言，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可有效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稳固关系，但不同性质企业其发展导向和利益诉求不同，导致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存在投机现象。考虑到目前家族企业的蓬勃发展，其“非经济性目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创新决策。因此，本文聚焦于家族企业这一特殊组织，基于家族社会情感财富(以下简称SEW)视角，通过对家族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划分，分析这一行为对创新导向的影响；②划分创新类型。技术创新行为存在异质性，不同类型创新行为对企业战略规划、风险周期及资源需求不同[8]。因此，在家族成员“非经济目标”导向下，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不同类型创新行为产生的影响不同。本文将企业创新划分为利用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两种，以此分析家族治理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两种创新影响的差异。

此外，根据权变视角，企业创新行为受到组织内部环境的影响。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其具有传承性，考虑到目前中国家族企业大多进入传承期，聚焦于二代自身，为作出成就而受到认可的心态促使二代对企业战略决策进行改进。而且，为保障二代的顺利接班，家长会进行相应的“铺路行为”，这对于企业人事变动、战略导向都会产生相应影响，而这些内部变化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原先的创新进程[9]。相应地，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与双元创新二者间的关系也很可能受制于传承期二代介入这一现实情形的影响。为此，结合研究对象发展态势，本文引入家族传承期二代接班这一现实情境因素，以此探究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双元创新行为关系的影响。

本文贡献在于：①以往研究虽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社会责任对创新的影响机理，但未进行细分，从而产生了促进或抑制等充满争议的论点。本研究基于二元创新视角，从家族SEW着手，梳理家族企业实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目的和动机，结合两种创新行为驱动因素，分析社会责任对两种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这种对企业特质的聚焦以及对创新的细分，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创新的关系，促进目前分歧观点的弥合；②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带来的优质资源与外部隐性知识需要结合企业内部环境进行分析。在家族权力更替阶段，其战略导向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变动，这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以社会责任为研究主题的情形下，将家族传承纳入研究体系，分析二代上位过程中企业不同的创新行为决策导向，这种结合企业特定情境的战略行为解析，对目前该领域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背景

企业社会责任被定义为“企业在努力处理、建立与众多利益相关者及自然环境间关系时所制定的一系列广泛的战略和实践操作”，与之相关的活动反映出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和导向[10]。目前，学者普遍认为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更容易使客户、员工对企业产生满意度和忠诚度，有利于建立更深层次的社会网络关系，从而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既得利益，并且还会促使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共享信息和知识，而这些资源能够充实企业内部知识库，为企业在市场技术竞争中建立优势，进而促进企业创新[11-12]。

对家族企业而言，基于家族成员对于SEW的偏好，企业声誉和形象往往与家族成员个人紧密相关，家族成员会将企业视为自身的延伸，因此家族企业被描绘成一种“亲社会”的组织形象[13]，从而使得许多学者认为家族企业更青睐于社会责任行为[14]。但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嵌入在利益相关者观点中[15]，家族成员在追求不同维度SEW情形下，可能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需求呈现出不同的态度[16]。具体而言，在企业内部，SEW中的企业控制和情感依附导致企业内部利他主义的存在。家庭成员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极易导致家族成员使用特权满足自身利益需求，进而在家族企业实施社会责任行为过程中将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的利益区别对待。而在企业外部，当社会责任行为涉及外部利益相关者时，由于企业形象与声誉也是SEW的一个维度，与内部利益相关者不同，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家族成员在企业控制和情感依附方面并不构成直接威胁，加之家族成员对企业外部形象的重视，由此导致家族成员实施更多有益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这种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区别对待的情形，导致家族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行为时同时具备“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双重特征[17]。

尽管在非家族企业中也存在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差别化对待现象，但由家族成员对SEW的追求而在企业内部形成的不公平现象，从理论上更能够解释其异质性行为对企业战略导向的重要影响[18]。因为根据双元创新观点，其所包含的利用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两种创新驱动因素存在一定差异[19]。Romijn等[20]认为，利用式创新是通过对现有产品进行改进和完善的一种创新行为，具有较低的新颖性，适用于那些风险保守型企业，尽管该类创新技术和经济潜力较低，但却具有较快的回报和较低的现金流不确定性。而探索式创新则恰恰相反，该类型创新所创造的成果往往能拓展至某一行业技术领域，导致组织或企业竞争地位发生根本性改变，但也因为周期长和高度不确定性而存在大量风险。相对于前者，探索式创新难度更大，更依赖于企业技术人员的努力以及风险偏好程度。因此，家族企业在实施社会责任行为时，由于对利益相关者所产生的差异性影响以及自身所具备的“非经济目标”，可能会使双元创新行为存在不同偏好。

1.2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与双元创新

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具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能够为家族企业塑造良好的形象，为企业带来诸多优质资源，进而为双元创新行为提供助力。一方面，积极的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企业在市场中建立正面组织形象，而家族企业往往与家族名称联系在一起[21]，这种独特身份或品牌间的维系关系为整个家族市场利益相关者创造了良好的知名度和声誉。Kashmiri等[22]发现，相比于一般企业，家族企业长期发展导向以及由家族内部控制的稳定组织结构有益于增强市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赖度，而良好的家族企业形象则进一步增强了两者间的联系。产品是企业与市场利益相关者建立桥梁的媒介，因此积极正面的形象有助于家族企业获取更多市场利益相关者对产品服务建议的相关信息，这些来源于市场的反馈能够使企业更加清晰地了解到自身产品优劣势及未来市场需求，在此基础上，企业可利用现有知识体系对当前产品、技术进行打磨和升级，充分发挥知识库的潜能，从而有利于企业对后续相关系列产品进行改进和完善[23]。另一方面，外部利益相关者有助于加强家族企业社会联系，良好的家族声誉有助于拓宽信息资源交换渠道，并且有利于企业从外部吸引更好的专业人士[24]。而企业开发式创新需要大量储备知识与新想法的相互碰撞，那些高层次交流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引入[25]，有助于扩充企业内部知识库及隐性知识分享，识别与突破企业技术壁垒[26]，这些资源对企业新产品开发和设计提供了助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发挥促进效应;

H1b: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开发式创新发挥促进效应。

企业技术创新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研发团队的努力，研发人员的主动性有助于新想法的产生与新技术的实现[27]，具体体现在员工利用自身对新技术的正确理解，克服高层对于发展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潜在阻力，并将其进一步推向市场[28]。因此，企业员工主动性程度对开发式创新思想的产生和策略推进有直接影响，而团队氛围和待遇与员工主动性息息相关[29]。然而，尽管家族企业通过社会责任行为帮助企业在市场上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进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更多便利性资源，但在实际践行过程中，出于对SEW多重维度的追求，容易造成企业对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区别对待的情形。相比之下，非家族员工自身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30-31]。而且，基于家族成员对内部控制及外部形象和名誉的追求，这种践行社会责任行为过程同时“不负责”又“负责”的态度和行为导致员工产生心理落差，不利于企业内部和谐氛围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非家族员工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实现技术突破和跨越。

而反观利用式创新，在积极的社会责任行为导向下，企业得益于稳健的社会关系网络，外部信息资源为企业目前产品提供了良好的反馈条件，在自身产品问题和缺陷改良上有明确目标和市场导向[32]。尽管研发员工的主动性较弱，但基于目前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及创新带来的积极效应，有利于增加企业对员工以任务、绩效考核等方式而进行的利用式创新行为[33]。同时，家族企业因保护SEW而催生的风险规避性战略偏好也会使企业创新行为更多偏向于稳健型创新模式，尽管开发式创新对企业发展较好，但出于维持家族对企业稳定控制的情感需求，也可能导致家族领导人过多偏向于低风险创新行为[34]。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与开发式创新相比，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

1.3 家族传承期二代交接的调节效应

家族代际间权力交接不意味着权威交接，家族企业在二代继位过程中还面临诸多问题。朱沆[35]指出，因家族成员对企业控制产生的股权分割、权力分散会使接班人难以建立领导人的权威身份。尤其是对于多子女家族，继任过程中不公平的财产分配容易引爆家庭成员争夺控制权的内部斗争，家族企业有可能随着内部斗争而造成管理疏散，进而土崩瓦解。新加坡的“杨协成”企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因其在传承过程中，家族叔辈亲戚等过多干涉，给决策和执行带来了诸多困难，家族内讧严重阻碍了企业发展，最终导致被收购。因此，在传承阶段，家长为将二代接班人“扶上马”，辅助其进行相应的战略变革，帮助其建立权威并获得企业内部外认可，成为接班成功与否的关键[36]。技术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和生存具有重要影响[37]，对家族企业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它增加了跨代生存的可能性[38]。接班期间，在父辈的支持下，二代开展企业创新行为与其所取得的成就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信力的建立[39]。尽管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助力，但创新类型差异决定了企业未来可能遭遇的不同风险。因此，考虑到两种创新的异质性，本文将二代交接纳入研究体系，进一步探讨这一现实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双元创新的作用效果。

具体而言，二代在继承过渡阶段，为获得家族内更多呼声，倾向于维持企业原先的战略部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能够稳固与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长期稳定的联系[21]。由于开发式创新是通过实现企业产品和技术跨越而进行的战略行为，如果在二代上位过程中过多地开展开发式创新活动，将会导致企业寻求新的资源供给方，还有可能被迫中断企业之前的研发项目，将资金和资源挪用到未知技术领域。通过对比创新类型可知，开发性创新行为周期更长、风险更大，一旦失败，不仅将破坏之前企业因社会责任行为而建立的牢靠的多方利益体系，而且家族信誉与形象也会因此受损，二代上位也会受到更多阻碍[40]。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二代为保障以往决策的稳步实施以巩固企业内外部各方成员的利益，其在创新决策上倾向于与企业之前的战略偏好相一致，循序渐进地进行创新，而不是采取冒险的激进式创新行为[41-42]。

进一步讲，二代在传承期间，企业因社会责任而获得的相应外部资源以及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人脉资源等也会不断交接，这一社会化过程是继承人顺利接班企业的重要起点[43]。作为未来的接班人，二代亟需消化并整合这些信息和资源，了解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反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良，稳步推进企业发展，尽快取得成效，以此赢取企业内部支持。而且，家族企业存在任人唯亲的现象，当家族继承人是次优选择并受到一个低效的家族董事会监督时，为避免减少家庭SEW的威胁并保障接班的顺利进行，即使家族通过社会责任行为从外部引入了大量有利于创新的资源，但为确保企业内部传承的平稳过渡，其战略导向依然偏好于利用式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家族传承期二代交接正向调节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效应；

H3b:家族传承期二代交接负向调节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2018年在沪深上市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为体现家族管理特性，本文以多人家族企业为样本，即除实际控制人以外，至少有1名具备亲属关系的家族成员持股、管理、控制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公司组成的家族企业[44]。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剔除金融行业以及数据缺失的公司；②剔除样本期内存在ST及*ST的公司；③剔除财务数据3年内缺失的样本；④通过手工查阅上市公司年报及相关公告，搜集家族成员企业任职情况，并通过网络搜寻对存在缺漏的信息进行补充。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首位两端进行1%水平的Winsor处理。最终，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家族企业511家，大多为非平衡面板数据，总样本累计2 268个。其中，企业财务及高层结构等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社会责任评分数据来源于润灵环球数据库。

2.2 变量测度

(1)因变量：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将双元性创新划分为利用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两种。本文借鉴毕晓芳等[45]的研究方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将研发支出划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两种。其中，企业研发活动费用化支出作为研究支出衡量开发式创新投资，资本化支出作为开发支出衡量利用式创新投资。

(2)自变量。本文中的主要解释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选用润灵环球数据库中的企业评分数据，该评分对企业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及行业性4个维度进行测评，其中涉及环境、消费者、企业声誉及社区关系多个层面，包含15个一级指标和65个二级指标。总评分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即该评分越高，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履行情况越好。目前，此数据已作为国内一些学者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重要依据[24,46]，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合理性。因此，本文借鉴这一做法，将其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指标。

(3)调节变量。本文研究范畴主要是指在家族传承期二代接班过程中家族企业风险偏好和战略导向，其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二代交接是一个持续性行为，其分为两个阶段，即父子共治阶段与二代上位后自治阶段。结合研究目的，本文主要以父子共治阶段判断此情境下所起到的调节效应。本文参考祝振铎等[9]的做法，引入虚拟变量Succession，将子女进入企业董事会或担任高管职务视为家族进行交接行为的标志，子女进入董事会或担任高管且父辈在位，Succession=1；否则，Succession=0。

(4)控制变量：参照以往对家族企业创新的研究，本文设置企业特征、家族影响、财务状况3个层面控制变量。其中，企业特征包含企业规模和年龄，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并获得较低的资源成本。企业年龄反映企业在该行业的资历与声望，企业累积的经验与人才资源也会对企业创新决策产生影响[47]。家族影响主要包括家族控股程度以及家族成员在高管成员中所占比例，以此控制家族因社会情感对企业行为的干涉[48]。考虑到企业研发活动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本文参照以往文献[49,24]，用企业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及营业收入增长率3个指标衡量资金控制效应。另外，本文进一步控制市场创新环境指数，因为市场创新环境也能带动企业创新。此外，还在模型中设置年份( Year) 和行业( Industry) 虚拟变量。以上变量设置及具体含义见表1。

2.3 模型设计

在验证假设H1时，由于企业研发投入费用化支出具有非负性，且不具有最小二乘法要求的正态分布特点。因此，本文采用Tobit回归，以使结果具有无偏和一致性，并建立如下模型。其中，式(1)、式(2)用于验证假设H1a和H1b，控制变量用Controls代替。

Incremental=α +α1Csr+α2Controls+∑Yeart+∑Industryt+εit

(1)

Radical=β +β1Csr+β2Controls+∑Yeart+∑Industryt+εit

(2)

由于家族企业对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划分，导致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可能存在投机主义行为，进而影响企业内部员工主动性，从而对企业双元创新行为产生异质性影响。为进一步检验社会责任对家族企业利用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借鉴蒋琰[50]的做法，建立一个选择模型引入虚拟变量Q，对其与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交乘 Q*Csr，并将其它控制变量直接引入模型，将被解释变量分为两部分，即当被解释变量为利用式创新时，虚拟变量Q=1；当被解释变量为开发式创新时，虚拟变量Q=0。通过观察交乘项系数γ的正负性与显著性，判断企业社会责任对两种不同类型创新的影响程度，以此检验假设H2，具体如式(3)所示。

Innovation=γ +γ1Csr+γ2Csr*Q+γ3Controls+∑Yeart+∑Industryt+εit

(if Q=1,Innovation=Incremental,if Q=0,Innovation=Radical)

(3)

在检验调节效应时，在模型1和模型2中加入去中心化处理的交乘项，建立模型如式(4)和式(5)所示。

Incremental=ζ+ζ1Csr+ζ2Csr*Succession+ζ3Succession+ζ4Controls+∑Yeart+∑Industryt+εit

(4)

Radical=λ+λ1Csr+λ2Csr*Succession+λ3Succession+λ4Controls+∑Yeart+∑Industryt+εit

(5)

3 实证检验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在样本期内，利用式创新投入的平均值为0.001，而开发式创新投入的平均值为0.021，表明企业开发新技术的力度较大，由此验证了在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市场技术竞争激烈。而社会责任评分的均值为33.54，标准差为8.28，表明中国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得分整体偏低，并且不同企业间存在较大的波动性。从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结果看，企业社会责任与双元创新变量均呈正向影响，且在1%水平上显著，验证了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家族涉入变量与企业开发式创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体现了家族成员管理对创新行为存在一定的干涉作用。其它变量两两相关系数均小于0.6，通过进一步计算方差膨胀系数VIF发现，其最大值为3.28，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2 假设检验

本文使用Stata14.0工具分别对以上假设进行tobit回归分析。根据表2中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2用来验证企业社会责任对开发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影响，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0.002 9和0.016 2，在5%和1%水平上显著，假设H1a和H1b得到验证。在模型3中引入虚拟变量Q，当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虚拟变量交乘项的系数为正且显著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效应大于开发式创新，反之则反。根据表中结果，交乘项与自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假设H2得到验证，即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双元创新的促进效应不同。究其原因在于，家族企业因SEW偏好，存在对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差别对待现象，进而造成内部员工在技术研发方面缺乏主动性，加之家族成员的风险规避性，导致企业更偏好于技术难度小、风险系数低的利用式创新(见表3)。

表4为检验二代交接对社会责任与双元创新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在模型4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家族传承期二代交接变量Succession，根据各自的系数可知，二代交接对开发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分别起负向和正向影响作用。进一步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乘项发现，模型5、模型7交乘项系数分别为-0.000 1(p<0.1)和0.002 2(p<0.05)，表明家族企业二代交接对利用式创新发挥显著正向调节效应，而对开发式创新的调节效应呈现相反的影响，假设H3a和假设H3b得到支持。根据这一结论，表明在家族企业二代交接过程中，为更好地保障二代顺利上位，企业更偏好于利用式创新，以这种渐进方式控制企业风险，最终保证权力平稳过渡。而对于开发式创新而言，在进行该系列创新时，企业所遭受的风险倍增，尤其是在传承这种动荡期，稍有不慎，可能会使家族的延续意愿就此破灭。

3.3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稳健性检验包括两部分：①替换因变量与自变量。在因变量选取上，借鉴黎文靖等[51]的方法，用专利申请类型与数量衡量两种不同的创新行为。根据其研究，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型专利划分为策略性创新，而发明专利则属于实质性创新，前者往往是微小且低技术水平改进，而后者则是一定程度上的技术突破。两类不同的专利申请情况代表企业不同的创新动机，这一划分方式与本文研究的利用式创新、开放式创新方式定义相契合。由于家族企业当期战略行为所产生的创新成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本文选取下一年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专利申请数量之和衡量利用式创新，以下一年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衡量开发式创新。考虑到一些企业产品或技术创新可能并不以专利形式呈现，导致专利申请为0的情形从而影响回归结果，造成一定误差。因此，本文对专利申请数量大于0的企业进行分析，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通过对这两个变量的1%和99%百分位进行Winsorize处理后，再取自然对数。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数据有多种测量方式，本文参照王站杰等[49]的做法，选用和讯网发布的企业评分数据重新进行回归测量；②在验证调节效应时，由于在传承期间，二代接班过程中家族战略导向可能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将两者均纳入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相互干扰的情形。因此，本文借鉴连玉君等[52]的方式，通过将二代接班与否进行分组回归，比较在有无二代接班这一情境下，企业社会责任对各自双元创新的影响，进而验证传承期二代接班的调节机制。

由于变换了被解释变量，通过手工匹配，企业数量由原来的511家减少到478家，样本数量减少到1 986个，但通过t检验发现最初样本和处理样本在各变量上并无显著差异，因此符合稳健性检验标准。利用处理后的样本再一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中可见，模型8和模型9中自变量正负性与前面回归结果一致，在模型10中引入虚拟变量与自变量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假设H1a、假设H1b和假设H2。

由于分组后是不同样本下的回归分析，不能直接比较两者系数大小，通过费舍尔组合检验方法，将分组后模型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系数相减，并获得经验样本，对两者之差的值进行统计检验，基于Bootstrap的1 000次重复抽样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通过区分二代处于交接与二代未开始交接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二代交接样本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开发式创新的系数为0.096(P<0.1)，小于二代未进行交接样本中对应的0.196(P<0.05)；但在利用式创新中，结果却相反，二代接班样本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系数为0.423(P<0.05)，大于二代未接班的0.231(P<0.05)。两组比较的经验P值均显著，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创新的影响效应不同，即二代未接班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利用式创新，其促进作用在二代接班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3a和H3b。

4 结语

4.1 研究结论

本文聚焦于家族企业这一组织群体，通过引入SEW理论，分析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两种不同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①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利于企业引入大量资源，对利用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行为均能起到促进作用，但家族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行为时存在一定的投机现象，即通过区别对待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满足家族成员的SEW。这种不公现象使员工在开发式创新上难以产生很强的主动性，进而导致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效用更强；②在家族传承期二代接班这一行为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导向间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具体而言，由于开发式创新产生风险与形成绩效的时限远大于利用式创新，在很大程度会影响二代的顺利接班。因此，为保障二代顺利上位，家族领导人和二代偏向于利用式创新战略决策，以便更好地让二代迅速作出成就并建立权威。由此可见，二代在接班过程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利用式创新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而对开发式创新的效应则恰好相反。

4.2 管理启示

本文为当前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带来如下启示：①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是一种双向利好战略。本文结果显示，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利于企业创新，这为当前企业市场技术竞争起到助推作用，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家族成员因保护SEW而呈现的短视行为。因此，家族企业未来发展需要加深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重视程度；②基于SEW这一固有特性，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仍需改进。为更好地保障长久发展愿景，家族企业应协调好非家族成员与家族成员的利益关系，杜绝企业内部以亲属关系上位以及对非家族成员的排挤，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对广泛利益相关者有利的战略行为，而不是仅服务于家族成员的个人情感偏好。因此，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内部非家族人员的利益，通过激励方式激发企业成员的创新潜能，充分提高既有资源使用效率；③根据研究结论，二代接班期间激进的创新战略并不是家族企业的首选。基于对家族永续传承的期望，家族企业更多采用稳步的渐进式创新，与开发式创新所能带来的长期优势相比，二代平稳交接更加重要，接班期间二代涉入为企业带来了新生力量，其渴望认可、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使企业在创新进程上依然稳步前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二代“富则思安”的怪圈。

4.3 不足与展望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如何影响创新是一个复杂过程，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然而，本文仅以中国家族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在结论上存在一定偏差。根据Bohlmann等[53]的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包含3个维度：经济、社会与环境。未来研究可针对各维度社会责任行为进行分解，从分类视角分析其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另外，在结合家族企业传承期进行联合分析时，由于在二代继位过程中，其个人风险偏好与家族企业控制权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战略计划[54-56]，这或许会对企业创新产生不一样的影响，但本文缺乏对此层面的深入分析。同时，在不同行业，企业社会责任践行方式不同，容易受限于市场制度环境的影响，这会反过来影响到企业创新。因此，未来可扩充研究背景，了解不同区域文化、政策及市场环境下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差异性，深入探讨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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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敬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