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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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技术融合背景下，知识分工越来越细化，正在加速商业变革。以知识型专家为主体的员工系统挑战着科层制，越来越多的组织将市场机制引入科层体系。为破解知识分工深化和知识复杂不可分的矛盾，纯粹交易型的市场行为不再适合商业环境，协同合作使得市场机制从竞争走向竞合。科层市场化和市场协作化消磨着企业的传统边界，生态成为科层制与市场制相结合的新机制。伴随着信息技术对企业的渗透，信息的细粒度特性促使企业开放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企业融入由网络效应和协同创新催生的商业生态系统。纵观商业生态系统演化，企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企业可能是工业时代的巨头，也可能是互联网时代的独角兽。他们在过去和可预见的未来，都将不断探索如何与日益复杂的商业生态系统共舞。
商业生态系统概念自 Moore[1]引入管理学领域以来已有20多年的历史，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商业生态系统实践展开理论性研究。生态系统作为经济新结构[2]代替行业成为新的商业分析框架，在管理学界广受关注[3,4]。然而，已有商业生态系统研究仍停留在定义生态学概念与企业环境关联层面[5]。虽然学者从多个视角关注商业生态系统，但缺乏系统性整合研究[3]，致使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滞后于实践。
本研究以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为案例，通过分析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挖掘商业生态系统形成的关键机理，考量战略维与复杂维之间的平衡，以商业模式为工具分析生态系统各主体间的交互，从而剖析商业生态系统形成逻辑，深化对商业生态系统内涵的认知。
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起源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概念由英国生态学家 Tansley[6]于 1935 年提出，指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在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群落与其无机环境之间，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而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20世纪90年代，Moore[1]将生态系统的概念引入商业领域，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认为其是指跨越多个产业的企业共同进化与持续创新的有机整体。商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人的参与性决定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权力分配是复杂、多层面的。信息与知识作为商业生态系统的关键“流”，在加强生态内部协同耦合的同时，驱动商业生态系统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快速发展和迭代。也正因为信息的力量，在数字化情境中，商业生态系统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胡海波等，2018)。沿袭生物领域生态系统分类研究，商业生态系统中关于企业地位的研究在早期就已得到关注。比较有名的是将企业分为4类:基石型、坐收其利型、支配主宰型、缝隙型[7]。一般认为，基石型企业是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虽然在后续研究中，常有商业生态系统是否存在核心企业的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众多商业生态系统中都存在核心企业。核心企业通过制定自身战略目标驱动生态系统发展[8]，吸引其它企业加入商业生态系统[9]，决定商业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10]。
近年来，商业生态系统动态视角研究将某一商业生态系统进行阶段性划分[11]，对比各个阶段并研究每个阶段的动态变化[12]。伴随着实践界商业生态系统的飞速演进，很多学者采用案例研究法剖析商业生态系统的演进规律。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生态学视角、复杂视角和战略视角。①生态学视角研究倾向于用生态学概念解释商业生态系统，分析商业生态系统演进不同阶段各种群间的交互作用[13]，剖析核心企业基于生态位的共生战略[14]；②复杂视角研究将企业所处的复杂环境具象化为主体间(又称利益相关者或参与者)的交互博弈网络，该视角的关键词是演化。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的复杂结构[15]，探索商业生态系统治理机制[16]，采用博弈论和仿真模型洞悉主体交互过程中的商业生态系统演化[17]；③战略视角是商业生态系统研究的主流阵地。Moore在1996年构建的商业生态系统结构模型，就是在反思已有战略理论缺口情境下构建的包含价值网络和资源库两大基础部分结构。以此为基础，多位学者探讨价值网络和资源库演进与反馈过程(胡海波等，2018)。近年来，诸多以动态能力为理论基础阐释企业感知和驾驭生态系统演进的案例研究[18]也隶属于商业生态系统战略视角，尽管该类文献并不以商业生态系统为主题。
商业生态系统研究的3个视角较难区分，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生态学视角研究探索共生战略，强调生态系统内种群交互的复杂性；复杂视角研究探索战略演化过程和治理机制，以生态位为复杂结构的基本单元；战略视角研究类比有活力的自然界生态，以终局思维架构价值网络，在资源分析和网络分析中均强调复杂关系与演化逻辑。可见，当描述商业生态系统和思考商业生态系统解决方案时，3个视角缺一不可。“共同进化和持续创新”并非商业世界的初始状态，商业生态系统达到这个理想状态会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演化过程，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生态学视角研究聚焦终局状态，只剖析商业生态系统一个或少数几个横切面，从理论上无法打开商业生态系统“黑箱”，从实践上无法回答企业如何构建或形成商业生态系统，最终也将无法完成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对照商业生态系统理论与实践发现，战略视角研究能够很好地构建商业生态系统战略模型，但战略上的可控假设被实际中的复杂打破，偏离了实践；而复杂视角研究虽然采用复杂理论和方法构建商业生态系统演化模型，但缺失实践指导意义，见证现实的同时又远离了实践。因此，本文在复杂视角与战略视角的交互中获得启发，将复杂和战略作为商业生态系统形成的两个重要维度，探讨商业生态系统形成内在机理，指导企业构建商业生态系统。
具体来说，商业生态系统形成的战略维通过分析核心企业控制力变化，描述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企业策略逻辑，复杂维通过聚焦生态系统内企业复杂应配力的变化，描述商业生态系统参与者主动性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核心企业控制力表现为核心企业通过设计战略目标、吸引生态合作伙伴、整合生态资源、推动持续创新，并在动态时间维度上推动商业生态系统演进。生态系统内企业的复杂应配力强调每一个主体在商业生态系统演进中的主体地位，所有参与者都自主地对环境和核心企业的行为产生应配，包括被动纳入核心企业交易结构以及实现自组织创新。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战略维分析延续Moore的战略理论思路，并对该视角进行反思，分析核心企业通过突破边界主导商业生态系统走向，从而对商业生态系统形成产生的影响。复杂维分析延续演化理论思路，通过观察生态系统内企业被激活由被动融入转化为主动创新的过程，基于混搭组织治理范式[19]总结商业生态系统形成与升级逻辑。
图1 商业生态系统形成机理分析模型
考虑到分析的“细粒化”，本文选择商业模式作为分析工具，打开商业生态系统形成的“黑箱”。商业模式是与创造价值有关的多主体相互依赖的活动系统[20]，是进行战略维和复杂维分析的有效工具。已有研究运用商业模式作为工具分析商业生态系统演化，如运用商业模式交易结构内涵解释企业发展过程中商业生态系统交易关系和价值创造过程[21]，由此构成本研究重要的理论基础。为实现摩尔所言的“共同进化与持续创新”，商业生态系统将在战略维与复杂维平衡的前提下走出一条理想路线。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企业而言，这条理想路线可表述为：核心企业通过不断强化平台商业模式，增强商业生态系统对利益相关者的吸引力；经由边界调整优化交易结构，打破资源壁垒，强化数据资源权力；继而以数据驱动商业模式创新扩散，打破基于资源的生态边界，在数据权力的不断积累下形成“赢家(生态)通吃”的位势。在这一过程中，并非所有企业都能按照这条理想路线行进，核心企业的战略控制力和生态复杂程度决定商业生态系统的最终走向。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原因有3点：①商业生态系统这一研究领域虽由来已久，但在近年才得以蓬勃发展，整个研究领域的成果并不丰富，特别是商业生态系统形成存在大量未解难题；②本研究通过观察商业生态系统案例如何(HOW)演化，从微观企业活动与决策视角剖析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以便洞悉商业生态系统来源与内涵。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能够很好地诠释过程逻辑，发现深藏在现象中的理论；③案例研究擅长在纵向时间轴上穿行于多个层次之间，对于实践走在理论前面且以跨层次交互为重要特性的商业生态系统而言，案例研究更加合适。
本文基于案例研究法则，选取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理由有3条：①研究关注度高但尚未饱和。在前期进行文献学习过程中发现，有多项研究关注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这些研究是本研究推进的重要理论基础。但相关研究中的经典文献大多倾向于复杂系统分析，未探索商业生态系统战略维度与复杂维度融合；②案例与研究主题匹配。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以平台商业模式创新为起点，并在不断升级中演化，发展历程如图2所示。在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纵向时间演化和横向生态扩张足以支持本文研究主题。另外，阿里巴巴商业模式清晰度和理论关注度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③案例资源丰富。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公开信息资源丰富，足以支撑本研究案例推演。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众多高层的讲话内容以会议报告形式保存在官方网站供他人研究学习；以专业书籍、学术期刊论文、媒体报道等为载体的大量二手资料可以免费获取；在线社区和即时通讯软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可以方便与掌握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一手资料的专家进行交互，增加二手数据无法获取的案例细节。
图2 阿里巴巴发展历程
1999年，马云带领18位创始人在杭州公寓成立阿里巴巴集团，创立了首个全球批发贸易网站www.alibaba.com。从1999年到今天，阿里巴巴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99-2006年)：电商领导确立阶段。阿里巴巴在成立之初主要从事B2B业务，为发展处于弱势的中小企业提供交易平台。2003年，阿里巴巴创立淘宝网进入C2C市场，以免费策略与易趣展开竞争。通过创立支付宝解决网络交易安全支付问题、创建阿里旺旺满足买卖双方在线沟通需求，形成优势明显的电子商务平台商业模式。阿里巴巴电商平台连接供给与需求两类用户，商业生态系统中的物流企业、金融类企业为两类用户提供物流和金融服务。在这一阶段，平台用户比较稳定、流动较小。商家借助平台将信息流传播给用户，伴随着少量用户评论信息的传播。阿里巴巴在这一阶段主要是构建与巩固电商平台，大多数利益相关者都在电商平台上进行互动，既包括B端大企业、B端中小企业、C端消费者，还包括与电商相关的物流企业、金融企业、互联网服务商等。各方企业和消费者在阿里巴巴电商平台上的频繁互动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形成一种和谐积极的生态系统文化，并以此区别于其它企业组织，确立电子商务领域企业的领导地位。
(2)第二阶段(2007-2016年)：数据平台储能阶段。在淘宝占据市场领先地位后，商户免费进驻淘宝的招商策略限制并影响阿里巴巴的盈利空间。为此，阿里巴巴于2008年创立天猫商城，开展B2C业务。随着用户规模的急剧增长，阿里巴巴开始反思在数据大爆炸时代如何有效利用数据的问题。在以电子商务业务为赢利点的基础上，通过打造数据赋能能力，进一步强化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的溢价优势。2009年，阿里云成立，标志着阿里巴巴开始走上跨界旅程。在B2B、C2C和B2C三类商业模式的叠加集成下，阿里巴巴市场势力逐渐强大，在2011-2014年将餐饮及生活服务O2O模式发展成为全品类O2O模式，打造MWL商业生态系统(M-交易在阿里巴巴、W-工作在阿里巴巴、L-生活在阿里巴巴)。这一阶段，阿里巴巴电商平台积累的数据呈现爆炸式增长，越发成熟的电商平台带来的用户交易数据、智能物流、互联网金融在云端集成，通过对数据的处理实现增值。伴随着数据池的不断扩大，阿里巴巴电商平台属性发生深刻改变，即在拥有交易属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内容属性。UC商品推广、淘宝头条、有好货等均是借助社交媒体化模式将内容集成到平台上，通过对用户行为进行大数据分析，向用户精准推送内容，触发用户购买行为。此时，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围绕电商行业建立内容生产、分享和消费生态体系，通过用户与内容的互动重新组合商品，增强用户体验，促进用户与商业生态系统中各主体的交互。
(3)第三阶段(2016至今)：产业互联蓄势阶段。2016年10月，马云首次提出“五新”(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阿里巴巴开始探索新零售商业模式。与此同时，阿里巴巴开展了一系列跨界收购业务，范围涵盖电商、物流、大数据云计算、金融保险、搜索引擎等几十个行业，通过对并购企业进行融合重组，阿里巴巴构建了以全渠道零售服务为主营核心业务，以支付和金融服务系统、信息技术服务系统、数字营销服务系统为支撑的四大数字经济生态链体系。此时，阿里巴巴构建起更大的平台驱动商业生态系统发展。相比前两个阶段，供给侧商家和需求侧顾客有了更复杂的“流动”，顾客和商家在各行业间交互联系，在线上与线下频繁流动。平台成为更多元的交互介质，信息流、知识流甚至资金流从原来的单向流动转变为双向流动。阿里巴巴的“八路纵队”展示了其生态布局范围，同时预言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将通过产业互联蓄势完成生态系统升级。从阿里巴巴的战略意图可以看出，此阶段仍以平台战略为主。通过平台使新技术渗透到各种应用场景，提高运营效率，增强顾客体验，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同时提高生态系统对顾客的锁定能力。通过平台驱使新技术进入各行业生产环节以赋能传统产业，重塑流程。生产商借助云平台上的大数据服务能够更好地与顾客交互，精准了解顾客需求，更加有效地实现商品与顾客之间的供需适配。平台交互机制和网络属性使得创新速度加快，同时也加速商业生态系统更新与发展。
从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发展历程看，电商平台商业模式先于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战略布局。2006年，淘宝在电商平台领域占据绝对竞争优势，标志着阿里巴巴电商平台商业模式的成功。而直到2013年，阿里巴巴才对外宣称阿里不做“帝国”，要做“生态系统”。因此，本文首先以商业模式为分析工具，梳理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形成的现实逻辑，再基于战略维和复杂维双重视角剖析商业生态系统形成的理论逻辑。
(1)强化电商平台商业模式。阿里巴巴自形成B2B+C2C+B2C电商平台商业模式以来，一直致力于围绕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不断强化电商平台商业模式。第一阶段主要是推广电商业务，搭建基础平台，大力发展客户群，成功确立电商平台商业模式竞争优势；第二阶段主要是实现快速并购，发展多元化业务，为提高平台虹吸力积累多种属性用户数据，在完善数据池的同时形成数据资源与业务发展的良性互动，形成聚焦核心的商业生态系统；第三个阶段以“五新”为使命引领，推进商业模式创新跨界扩散，优化中台战略，集成商业生态系统中各类平台，形成耦合度较高的商业生态系统。由于第三个阶段的主导模式尚在探索中，没有形成一致认可的平台称谓，所以本文暂且用产业互联平台表述。
商业生态系统结构视角研究认为，商业生态系统并非围绕一个焦点企业演进，而是多边聚合的特定环境[16]。从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发展实践看，从第二阶段开始，阿里巴巴有意识地创造多边聚合的商业生态环境，通过增强电商平台商业模式强化核心地位。通过投资口碑网、淘淘搜等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不断提高技术优势，降低成本；通过投资百世物流等物流类企业，阿里巴巴不断增强电子商务模式用户体验，进一步降低成本；为实现云平台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阿里巴巴投资PHPWind、中国万网和翰海源等企业获取技术赋能。阿里巴巴以电商平台商业模式为根基，在不断外扩的同时又补齐了已有模式的短板。通过投资移动互联网和高德地图、UC浏览器等企业实现传统电子商务平台模式向服务大众数据驱动平台模式的过渡，完成基于移动互联网的O2O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并购大润发母公司、饿了么等战略投资行为探索新零售商业模式创新。基于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形成的比较优势，联合制造业龙头企业，探索1+N产业互联网平台模式。
从第一阶段开始，就有多类平台共存于阿里巴巴平台商业模式。多平台是应对知识深度分工情境下协作越来越复杂的必然产物。随着知识的深度分工，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在供需两侧呈现多元化、异质性分化，进一步增强了对多类型平台需求的拉动。在第一阶段，阿里巴巴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将原来处在线下的供需交易行为转移到电子商务平台，此时的信息化主要是供需行为的信息化。而随着平台与各类用户的不断融合，以平台供给方为主力，不断迎合消费侧的异质化、多元化需求，实现了几乎所有线下活动和场景的信息化。需求侧变化驱动整个产业链条发生变革，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迎来第三个阶段供需协作行为信息化探索。
(2)边界调优积蓄共享资源。阿里巴巴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如何增强商业生态系统吸引力，从而推进其不断发展壮大。最初，电子商务平台吸引利益相关者的突出优势是互联网平台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在O2O全场景时代，阿里巴巴凭借上一阶段积累的用户基础，吸引各类生态主体参与，并受益于各类参与者在生态系统中的互补性创新[22]。上一阶段形成的数据资源强化了阿里巴巴的数据权力，以数据权力聚合商业生态系统利益相关者形成的集成效应越来越凸显。
表面上看，阿里巴巴生态系统发展仍是基于平台商业模式。通过平台的连接功能和可扩展功能够更好地实现交易结构调整；在平台架构情境下，核心企业和其它利益相关者能够更有效地制定有利于整个商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战略，有效推进商业模式创新扩散。而真正让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拥有强大虹吸力的原因是阿里生态不断积蓄的数据池。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数据池成为破解隐性需求的利器。
积蓄共享数据资源是阿里巴巴的边界调优行为。阿里巴巴电商平台商业模式在不断强化过程中改变自身企业边界，同时驱动各参与主体企业边界调整。最初，阿里巴巴借势电商平台的低交易成本优势，吸引电子商务模式中的利益相关者，为企业提供差异化服务，聚集供给端，拉动需求端，在电商平台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数据平台储能阶段，吸引利益相关者加入的平台边界资源是海量的多元用户资源。由电商平台用户扩展到O2O平台用户，多元化业务形成多样化用户需求资源，由此扩展了数据资源使用范围。在产业互联蓄势阶段，阿里巴巴凭借领导位势洞察经济发展方向，以引领性使命感召企业创业，融入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在迅速形成的商业生态系统竞争格局中使权力聚合面向未来的创业主体。第三阶段的边界调优在生态系统竞争压力和新型技术融合驱动力的双重影响下，需要整合产业互联网领域有较强潜力的参与主体加入生态系统。阿里巴巴通过不断优化边界资源[23]，留住已有参与者的同时吸引了更多利益相关者，不断发展壮大商业生态系统。
在这一过程中，以阿里巴巴为核心的生态系统成员在信息技术发展与融合情境下不断碰撞交互，探索共生共融的生态架构[24]。不同于传统行业领域在位企业会随技术生命周期的更迭陷入创新困境[25]，失守技术权力的“山头”。在互联网领域，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价值创造类型[26]由信息技术环境和阿里巴巴共同定义的技术架构决定[27]。随着阿里巴巴从单纯的电子商务双边平台发展到跨行业数据平台，再到供需价值链咬合的产业互联网平台，阿里巴巴技术架构不断发生改变，特别是近年来中台战略的实施，更加高效地助力阿里巴巴边界资源优化和调整。随着边界资源的不断调优，数据池在数量和服务范围等多个层面迅速扩展。通过边界调优连接生态主体，阿里巴巴将环境外部合作者、资源及合作关系通过平台商业模式活动内化为共享数据资源，构建数据权力，同时基于数据权力和自身市场权力为生态系统内企业提供保护。
(3)商业模式创新扩散。从电商平台商业模式到O2O商业模式，再到新零售商业模式，阿里巴巴并非这一商业模式的原创者，只是在模仿已有商业模式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本土化创新。同样，发生在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创新也成为其它企业模仿的对象。本文将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创新向外传播且在行业内外不断被模仿的过程，称为商业模式创新扩散。这个概念借鉴“技术创新扩散”，主要取其中的扩散之意，强调整体商业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过程扩散。之所以不称为模仿，意在强调商业模式创新扩散是一个不断传导、传播与传染的过程。
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阿里巴巴既是商业模式创新扩散的采纳者又是母体。阿里巴巴的B2B、B2C和C2C商业模式都是采纳其它平台商业模式后的再创新，这些模式在之后十几年间扩散到各行各业，并在电商领域形成寡头垄断格局，成就了消费互联网领域的几大商业生态系统。O2O商业模式创新在国内的扩散源起初是在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之外，经由并购和联盟加入到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消费互联网领域其它商业生态系统也同步进行着O2O商业模式创新扩散，几大商业生态系统从消费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演化到移动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正在发生的新零售商业模式创新扩散以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为主导，现已扩散至其它商业生态系统。另外，阿里巴巴也是产业互联网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探索者，正探索通过与制造业龙头企业联盟的方式，以1+N的架构迅速完成扩散。此时，多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如华为、海尔等都在同步探索产业互联网平台商业模式创新，模式探索成熟度和扩散程度将影响接下来的产业互联网生态。
至此，商业生态系统以商业模式创新为起点，经由扩散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增强竞争，继而在竞争压力下不断探索商业生态系统演化。每一个商业模式创新都在打破企业边界，与其它主体一起构架活动系统。活动系统中的交互激活了主体潜藏的资源和能力，促进商业模式创新扩散。随后，商业生态系统自身不断发展壮大，有些主体拥有构建自身商业生态系统的能力。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商业生态系统竞争中。在新竞争压力下，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继续强化平台商业模式和数据池，增强虹吸力，并不断突破商业生态系统边界，在向外扩展的同时探索新升级路径。
从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发展的3个阶段可以看到其拥有的权力类型不断发生改变。在第一阶段，作为电商领导者的阿里巴巴拥有市场领导者的垄断权力；在第二阶段，当阿里巴巴拥有覆盖全行业的数据池后，其主要拥有数据权力；而在第三阶段，吸引和引领其它参与主体需要拥有使命权力，以使命感召各参与主体在生态系统中共生共赢。
综上所述，本文以商业模式为分析工具，通过梳理阿里巴巴价值创造逻辑，洞察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表1展示了关键因素。阿里巴巴以“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为价值主张，形成多平台布局，从连接电子商务交易中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到有能力整合多元用户资源、并不断激活有潜质的活动系统参与主体，依次实现供需交易行为信息化及用户活动与场景信息化，并不断探索供需协作行为信息化。随着平台商业模式的不断强化，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参与的竞争范围从电子商务领域扩展到移动互联网领域，再到产业互联网领域。而生态属性也随之发生变迁，从最初的交易中介发展为商业行为场信任中介，目前正在探索知识交互场协作中介。在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中，阿里巴巴拥有的权利也在发生改变。在电商领导确立阶段，阿里巴巴拥有电子商务领域的垄断权力。在数据平台储能阶段，阿里巴巴拥有数据权力主导边界调优行为，通过边界调优进一步增强数据权力。随着商业模式创新的不断扩散，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内外部创新不断涌现。而在产业互联蓄势阶段，阿里巴巴需要拥有使命感召的权力，在激烈竞争中构建由多元参与主体共同完成价值创造的知识协作体系。
表1 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
多平台类型电商领导确立阶段B2B+C2C+B2C数据平台储能阶段B2B+C2C+B2C+O2O产业互联蓄势阶段B2B+C2C+B2C+O2O+产业互联平台边界资源电子商务交易网络海量、多元用户资源有潜质的活动系统参与主体信息化程度供需交易行为信息化用户活动与场景信息化供需协作行为信息化参与竞争范围电子商务商业生态移动互联网商业生态产业互联网商业生态生态属性交易中介商业行为场信任中介知识交互场协作中介阿里巴巴拥有的权力垄断权力数据权力使命权力
(1)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战略维与复杂维。纵观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发现，阿里巴巴居于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地位，在平台商业模式强化方面一直拥有非常强的战略控制力。在电商平台商业模式强化过程中，各类组织参与到阿里巴巴平台商业模式活动系统中，为平台用户提供多样化服务，形成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主体网络。阿里巴巴的边界调优活动以强化平台商业模式为目的，打开多样化资源接口，并最终沉淀为共享数据资源。作为共享数据资源的拥有者，阿里巴巴的战略控制力不断得以增强。
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各主体间的交互以及广泛存在的边界调优行为，是新型信息技术与商业融合的结果，商业竞合反过来又促进新型信息技术融合，技术融合又助力商业生态系统形成与升级。边界调优行为在增强阿里巴巴战略控制力的同时，也在提高商业生态系统创新力和生态系统内企业的复杂应配力。基于共享数据资源，商业生态系统组织提高交易效率、创新机会捕获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数据资源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生态系统其它主体越有可能由被动连接者成长为主动的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者。同时，边界调优能够激活各主体资源，使其成为生态系统内其它主体创新商业模式可能的连接点，继而产生更多基于生态的互补性创新。不同行业业务级商业模式(如蛛网般)分布在商业生态系统的时空秩序中，以前所未有的主体间交互触发意想不到的创新涌现。当生态系统内其它主体的复杂应配力不断增强时，商业生态系统演化动力和能力越来越强。
随着阿里巴巴的成功，平台商业模式创新在商业生态系统内外部不断扩散。在电商领域，以京东、拼多多为核心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正在形成。在产业互联网竞争格局中，以华为、海尔等为核心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迅速崛起。当遭遇越来越激烈的商业生态系统竞争时，阿里巴巴“精心设计”的边界调优遇到挑战。在激烈的竞争态势下，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将科层机制外推到商业生态系统治理，吸引更有潜力的主体加入商业生态系统，孵化出更多商业模式创新，增强生态系统竞争力。而除共享数据对生态系统内外主体有吸引力外，还包括生态使命感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因此，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对外展示商业生态系统使命，以价值引领商业生态系统发展，从而形成命运共同体是商业生态系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阿里巴巴的价值观管理从企业内部扩展到商业生态系统，通过企业家和企业行为影响整个经济系统，这属于科层机制的外化。阿里巴巴将价值观管理扩展到商业生态系统的行为，可以解读为阿里巴巴增强战略控制力的探索。
作为核心企业的阿里巴巴一直致力于主动提高其在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战略控制力，而边界调优和创新扩散也同时增强着生态系统各参与主体的复杂应配力。若商业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的战略控制力和各主体的复杂应配力可以相互制衡，则商业生态系统会实现“共生进化和持续创新”。
(2)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失衡分析。当战略维和复杂维上的两股力量相互平衡时，能够走向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共生状态。然而，在现实的商业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战略控制力和其它主体的复杂应配力并非必然形成平衡态势。当两股力量失衡时，会产生3种不同的生态状态，如图3所示。
与阿里巴巴平台商业模式不断强化的结果形成对比，有些商业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在与其它主体博弈的过程中，对主导商业模式的战略控制力有限，而其它主体的复杂应配力较强。此时，核心企业无法在某一行业领域内形成垄断地位，也就无法迅速聚集共享资源。如图3所示，核心企业战略控制力较弱，而其它主体的复杂应配力较强，即在商业生态系统形成初期无法达成交易和协作，此种状态为前生态状态。
图3 商业生态系统状态
很多商业生态系统如阿里巴巴一样，虽然完成了商业模式强化，初步积累了可共享的核心资源，但如果生态系统内其它主体无法借力共享资源提升复杂应配力，而仅仅被动接入核心企业交易结构，当受到核心企业战略控制的强力钳制时，将无法产生有利于商业生态系统发展的互补式创新。此时，商业生态系统是“一枝独秀”的，“共生进化”将遇到核心企业的强大阻力，此种状态为生态内卷。
随着商业模式创新扩散及商业生态系统中互补创新的涌现，商业生态系统内产生多个次级核心，系统外存在来自其它商业生态系统的激烈竞争。此时，如果商业生态系统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主张，或虽有核心价值主张但核心企业使命权力较弱，核心企业的战略控制力将弱于其它主体的复杂应配力，商业生态系统会被复杂“打碎”，扩散为多个新的商业生态系统，此种状态为生态扩散。
商业生态系统的4种状态，即前生态状态、生态内卷、生态扩散和生态共生并非终局思维，意在强调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成是动态的，受核心企业战略控制力和其它主体复杂应配力的双重影响。商业生态系统可通过预判所处状态或可能走向，提前进行谋划。谋划主体可以是核心企业，也可以是生态系统内的其它主体，甚至是监管部门。
本文以商业模式为分析工具，探索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的纵向发展历程，刻画战略与复杂双重维度下商业生态系统形成机理，揭示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规律，深化对商业生态系统内涵的认识。
(1)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法，深入剖析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本文延续商业生态系统演化研究的主体思路，探索战略维与复杂维融合下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得出如下结论：①核心企业拥有较强的战略控制力，能够持续强化平台商业模式，这是商业生态系统形成的关键。在平台商业模式强化过程中，生态信息化程度不断提升，即从交易行为信息化到活动与场景信息化，再到协作行为信息化；②随着信息化活动范围的扩展，商业生态系统积蓄了丰富的共享数据资源，打开了资源交易和创造的边界，改变着系统的双维力量均衡，并重塑生态系统属性，即从交易中介演变为活动场和信任中介，进而演变为知识交互场和协同中介；③在新型技术融合的助力下，商业模式创新扩散催化商业生态系统竞争，进一步强化复杂应配力。随着竞争范围从电商领域转移到移动互联网领域，再到产业互联网领域，生态系统需要形成有更强生态凝聚力的使命权力。
(2)基于双维视角描述商业生态系统状态类型。战略维反映核心企业控制力，复杂维反映其它主体的主动性。当两者都弱时，“无力”形成商业生态系统。当战略控制力较强而复杂应配力较弱时，生态系统会持续强化核心企业的力量，形成生态内卷。当战略控制力较弱而复杂应配力较强时，核心企业失去对创新扩散方向的控制力，将走向生态扩散状态。只有当战略维与复杂维力量均衡时，商业生态系统才能朝着共生进化和持续创新的方向发展。当然，以上所有状态都不是终局，都在不断变化。
(3)重新领悟商业生态系统内涵。对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的剖析，进一步深化了对商业生态系统内涵的认识。与生物界的生态系统类似，商业生态系统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与循环，更重要的是由人组成的各参与主体会有意识地促进资源、信息和知识交互，并拥有迎接始料不及的涌现的能力。因此，理解商业生态系统需要首先理解其中的主体。商业生态系统主体是自主配置资源的行动者，是把握随时涌现机会的创业者，是根据情境采取异质化行动的决策者。商业生态系统主体间交互创造了无限可能，这一情境在强调战略管理的同时，又表征着足够的复杂性。
(1)对于构建商业生态系统的企业而言，应不断强化商业模式，提高对利益相关者的吸引力，增强商业生态系统控制力。平台企业可借力网络效应，迅速占领商业生态系统制高点。
(2)在商业生态系统复杂演化过程中，核心企业与生态系统内其它主体的博弈行为发生在核心企业以边界调优为目的的交易结构变革阶段。此时，若核心企业控制生态，则核心企业拥有更强大的能力控制数据权力，主导商业模式创新扩散方向；若生态系统内形成多家企业制衡的局面，则有利于以生态系统整体目标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创新扩散。
(3)商业生态系统整体性与内部主体主动性互为矛盾。商业生态系统内各主体因目标各异而产生对立，但可通过探索共同的价值主张，强化互补锁定，实现生态统一，达成共生进化和持续创新。
虽然本文致力于融合战略与复杂两个维度，通过展示商业生态系统形成的全局与细节构建商业生态系统框架性理论，但限于篇幅仍存在一些不足。后续研究将分析与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系统不同的案例，如强调供给侧协同的商业生态系统、成长自传统工业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等，探索其中的商业模式强化、边界调优及创新扩散问题，通过对多种商业生态系统的深入剖析与比较，继续完善战略与复杂融合的商业生态系统框架。另外，还有3类探索与本研究相关，随着这些主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也能推进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发展。
(1)基于平台的商业生态系统构建演化是未来研究热点[28]。本文提出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中的3类主要活动：平台商业模式强化、边界调优和商业模式创新扩散，这3个主题研究目前比较薄弱，后续可作深入分析，以深化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演化。
(2)当前，在新型技术融合情境下，随着技术的加速演进和商业的快速发展，新型技术融合不断扩大和强化，商业生态系统实践“近水楼台”，或主动或被动地与之共舞。后续应持续关注新型技术融合情境下商业生态系统演化，分析典型的商业生态系统案例，并多次进行梳理研究。
(3)将商业模式作为分析工具，对商业生态系统展开研究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商业模式架构思维能够系统解释跨组织边界现象，商业模式动态思维能够灵活捕捉环境不确定情境下的商业规则变化。商业模式作为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组织设计理论、复杂理论的中介[29]，能够整合多种理论视角，更完整地诠释、剖析和探索不断演化的商业生态系统。另外，从商业生态系统周期洞察商业模式时空规律也是未来一个重要方向。
[1] MOORE J F. Predators and prey: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3,71(3):75-86.
[2] JACOBIDES M G, CENNAMO C, GAWER A. Towards a theory of ecosyste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39(8):2255-2276.
[3] 夏清华,陈超. 商业生态系统“5C模型”与未来研究拓展[J]. 经济管理,2015,37(10):22-30.
[4] TEECE D J. Profiting from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enabling technologies,standards,and licensing models in the wireless world[J]. Research Policy,2018,47(8):1367-1387.
[5] 周湧,汪寿阳,马海涛,等. 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的商业模式非对称交易结构理论[J]. 科技促进发展,2017,13(Z1):27-32.
[6] TANSLEY A G. Theuse and abuse of vegetational concepts and terms[J]. Ecology,1935,16(3):284-307.
[7] IANSITI M,LEVIEN R.共赢:商业生态系统对企业战略、创新和可持续性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8] 钱堃,鲍晓娜,王鹏. 核心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新能力开发:一个嵌入式单案例研究的发现[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9):53-61.
[9] NEWMAN M E J. The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plex networks[J]. SIAM Review,2003,45(2):167-256.
[10] JOOJ,SHIN M M. Building sustainable business ecosystems through customer participation:a lesson from South Korean cases[J].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2018,23(1):1-11.
[11] 崔淼,李万玲. 商业生态系统治理:文献综述及研究展望[J]. 技术经济,2017,36(12):53-62,120.
[12] ATTOURA,BARBAROUX P.The role of knowledge processes in a business ecosystem's lifecycle[J].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2021,12(1):238-255.
[13] 胡岗岚,卢向华,黄丽华.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及其演化路径[J]. 经济管理,2009,31(6):110-116.
[14] 丁玲,吴金希. 核心企业与商业生态系统的案例研究:互利共生与捕食共生战略[J]. 管理评论,2017,29(7):244-257.
[15] RUSSELL M G,SMORODINSKAYA N V. Leveraging complexity for ecosystemic innovation[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8(136):114-131.
[16] WARHAM J, FOX P, CANO GINER J L. Technology ecosystem governanc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4,25(4):1195-1215.
[17] 唐红涛, 朱晴晴, 张俊英. 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动态演化仿真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9,329(3):5-19.
[18] 朱晓红, 陈寒松, 张腾. 知识经济背景下平台型企业构建过程中的迭代创新模式——基于动态能力视角的双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9,35(3):142-208.
[19] POWELL W W. Hybrid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new form or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87,30(1):67-87.
[20] ZOTT C,AMIT R. Business model design:an activity system perspective[J].Long Range Planning, 2009, 43(2) :216-226.
[21] 谭智佳, 魏炜, 朱武祥. 商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与价值创造——小米智能硬件生态链案例分析[J].管理评论,2019,3(7):172-185.
[22] ANNABELLE G, MICHAEL A C. Platform leadership:how intel, microsoft, and cisco drive industry innovation[M].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02.
[23] GHAZAWNEH A, HENFRIDSSON O. Balancing platform control and external contribution in third-party development:the boundary resources model[J].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12,23(2):173-192.
[24] EATON B, ELAUF-CALDERWOOD S, SØRENSON C, et al. Distributed tuning of boundary resources:the case of apple's ios service system[J]. Lse Research Online Documents on Economics, 2015, 39(1):217-232.
[25] CHRISTENSEN C M. 创新者的窘境:大公司面对突破性技术时引发的失败[M]. 胡建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26] STABELL C B, FJELDSTAD Ø D. Configuring value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on chains, shops, and networks[J]. Strategic Management, 1998,19(5):413-437.
[27] PIERCE L. Big losses in ecosystem niches:how core firm decisions drive complementary product shakeout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9,30(3):323-347.
[28] 姜尚荣, 乔晗, 张思,等. 价值共创研究前沿:生态系统和商业模式创新[J].管理评论,2020,32(2):3-17.
[29] THOMAS R, CHRISTOPHER L. The wider implications of business model research[J]. Long Range Planning, 2018,5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