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诸多奇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严重短缺而劳动力资源极为充足，通过加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工资水平低的资源禀赋优势，实现了制造业的高速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本的持续积累，我国需要进行大范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但这些因素已经不足以让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政府负债率居高不下、低成本竞争力不断削弱、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加大，主要依靠投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这些因素都使得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更加迫切，需要尽快转换到依靠知识、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
“新动能”一词，官方文件最早出现在2015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1]：“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兼顾，真抓实干，在牵动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增强发展新动能。”自此，“新动能”被广泛传播并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新方向。类比物理学中关于动能的定义，动能是指物体由于运动产生的能量，经济发展新动能就是新动力直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所生成的前进能量[2]。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程中，新动能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以知识流动、技术扩散、产业升级等为需求牵引，以信息、数据、技术等为基础元素，以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共享经济等为主要方向，表现为一种与传统商品生产、流通和交换模式完全不同的新型生产力。
关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探究，是经济理论演进的核心内容。决定经济产出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数量、固定资产额、劳动力技能、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等在内的综合技术水平。从本质上讲，新动能是指新型生产力，是基于知识流动、技术溢出、产业升级而形成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型原动力。随着我国科技研发投入的不断加大、各类新兴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双创”活动的深入实施，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传统产业深刻重塑，各类政策制度相继出台，经济发展蕴含的新动能实现从局部向整体的跨越式发展。
人类对创新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最早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角度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答了技术创新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处在各类新兴技术迸发、新兴产业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的经济时代，人类的经济生活经历着重大变革，经济发展新动能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正因如此，探讨经济发展新动能源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由于产业体系特征与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致性，中国需从依靠高投资、高劳动参与率等要素驱动的高速增长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生产效率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高质量发展内涵出发，就是要深入寻找新经济发展动能[3]。在当前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供给受限、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政策制度仍需持续优化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找到新的驱动力源泉。现有关于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研究重点围绕经济新动能培育过程涉及的技术基础、产业载体和政策制度进行[4]，本文重点对此进行归纳总结。
每一轮科技革新都蕴含着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能量，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经济系统中，新兴技术被经济主体广泛应用，使得各类经济活动、经济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刘超等[5]通过建立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物质生产函数，揭示技术创新动能体现为优化技术投入与产出、提升科技实力以及促进生产和管理效率持续提升，探讨了新动能产生的有效路径；滕菲[6]认为，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蓬勃发展，数据量呈现爆炸式增长，飞速发展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作为最根本、最基础的力量，不断革新并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刘巧等[7]研究发现，知识、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高质量发展对传统产业具有赋能效应，能够提升产品竞争力及行业创新活动发生频率；任保平等[8]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例，作为一种军民通用性极强的两用技术，其通过市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与大数据、物联网的充分融合，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同时又促进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激活了经济发展新动力，助力形成新动能。
推动技术转让、产学研一体化，能够为蕴含巨大变革能量的技术突破和扩散作好准备，进而促进企业自身技术研发能力、吸收能力与日俱增。对掌握大量新兴技术的企业主体而言，要能够对核心技术进行累积性创新，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9]。马建堂[10]指出，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浪潮，企业掌握的各项新兴技术呈现多样化表现形态，这些变革已经广泛渗透到企业日常运行、产业整体融合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新兴技术在这些维度的变化与发展，为新动能培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还应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产生的重要机遇期，加快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新基建”带有突出的技术特色，涵盖“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高科技领域及相关配套产业链，为新兴技术、新兴产业落地提供底层支撑力量，有助于释放我国经济发展潜力[11]。段文斌[12]指出，“新基建”在短期内可以拉动投资并刺激经济增长，培育壮大、升级更新经济主体的新型消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疫情带来的消极影响；从中长期发展看，又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供给体系质量，逐渐加快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发挥长远影响，产生长期效应，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凭借产业载体推动，产业结构转换是产业不断优化升级的结果，产业调整直接促使经济产生新发展动能。王煌等[13]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国际贸易纳入同一框架下，利用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技术、产业发展对国际贸易有正向推动作用，进而提升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李晓华[14]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体表现为劳动、资源密集型传统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技术、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不断提升。与之相对应，旧动能一般指低技术、低效益、高污染、高能耗传统产业蕴含的动能，新动能则指高技术、高效益、低污染、低能耗新兴产业迸发的动能。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在表现看，新动能培育重点依靠新产业结构的产生，新产业结构主要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两条路径实现。
(1)发展新兴产业。史良等[15]研究发现，在人类社会由工业化迈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伟大进程中，许多新兴产业发展方兴未艾，特别是军民共融发展的六大新兴领域：海洋、太空、网络、生物、新能源和人工智能产业，这些产业本质上都是代表性较强的高新技术群，这些技术通过相互作用集聚形成新兴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能；刘畅等[16]认为，新兴产业强调新技术与新商业模式所带来的巨大能量，代表新经济发展点，既是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战略支柱，又是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国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达6.6万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17.7%[17]。2015-2018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0.1%，高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3.8%[18]。龚月[19]认为，新兴产业能取得如此规模的发展成果，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引导。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对接政府搭建的各种平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产品和整条产业链附加值，科技含量逐步提高，竞争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调整，充分挖掘了潜在的经济发展新动能。
(2)改造传统产业。梁泳梅[20]回顾“十三五”成就、展望“十四五”发展，认为过去几年逐步淘汰与传统产业相关的落后产能，产品逐步迈向高端化，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丁志帆[21]认为，我国更应关注部门内的效率提升，运用最新技术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造，而不是过度依赖新兴产业创造；郭晗[22]指出，近年来，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和实体经济有机融合，赋予各类传统产业新发展动能，新兴技术产生的数据对其它生产要素具有乘数作用，放大了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源在各行业价值链流转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益，使我国很多传统产业经历加速改造和升级换代过程，推动这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制度一般被看作是界定限制、规范约束、协调管理人们日常经济行为与关系的一系列行为规则[23]。曹瀚[24]指出，当政策制度安排不合理时，经济发展动能会被削弱，积极利用制度改革手段，能弥补技术、产业等创新要素对经济贡献的不足，将经济发展潜能充分释放出来；诺斯[25]认为，政策制度以一种合作竞争形式的经济制度表现出来，这种政策变革以适应性调整为目的，通过获取知识、技术，最终引发创新；豆士婷等[26]指出，合理有效、协同一体的组合型经济政策制度能够确保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从而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杜江等[27]认为，技术创新是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得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短期可以正向激励技术创新，但长期则不利于技术突破创新的结论。
另外，顾夏铭等[28]发现，在应对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健全各项政策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已颁布运行的政策制度中能找到经济新动能的影子，很多专家对以经济双循环为代表的政策制度进行了系统阐释。余淼杰[29]认为，我国具备开展经济双循环的基础和优势，包括自主创新能力逐年快速增强、产业链集聚程度加深及市场规模大等；张明[30]指出，我国企业目前处在全球产业链中枢位置，但全球价值链位置低端，通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既能促进相关产业从“微笑曲线”底端向两边拓展，也能全面激励各类市场主体，加快我国自主创新步伐；何雄伟[31]认为，在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应当瞄准重点前沿领域，集中优势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激发创新潜能，构建优质创新生态系统，在国际上打开科技开放合作的新局面。
现有研究虽然重点阐明了新时代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丰富内涵和理论依据，以及新动能的多样化培育方式，但多侧重于实践角度，对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过程内在机理的探讨较少，理论研究相对薄弱，需要深入解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内在规律。
本文在分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内在机理时，重点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讨论：①关注各类新兴技术经济主体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提供基础支撑力量的内在机理；②论述依托新兴技术形成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及这两种经济发展载体形成良性互动态势的内在机理；③揭示政策制度辐射技术、产业发展特别是以双循环为代表的市场制度直接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内在机理。在配套政策制度的保障下，微观个体间的技术扩散使得各类增长模式依托产业发展并最终在宏观经济发展层面涌现，成为新动能。如Internet、航天、航空、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为经济发展带来的边际贡献不断上升，印证着政策制度辐射框架下的“新兴技术→新兴产业→经济发展新动能”这一基本逻辑[32]，如图1所示。
图1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技术、产业、政策机理研究逻辑框架
(1)新兴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众多应用于不同领域的先进技术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动能不断从新技术研发中涌现，并决定哪种技术作为当前主流技术融入其中，即经济发展是技术的“表达”，伴随技术迭代而进化[33]。具体来看，不同种类的新兴技术聚合在一起，相互作用产生结构，在结构中从事各类决策、服务等商业活动，经济系统随之应运而生。新技术进入经济系统，提供新元素，并由此产生新组织模式。新组织模式会引起新问题或通过现存技术的修正实现目的。新问题又会引发新技术需求，这样的结构性变化促使经济不断重构自身，在每一次变革中找到新动能源泉。
(2)新兴技术改善现有生产要素效率。新兴技术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引发经济结构的巨大变革，从而形成新动能。各类新兴技术提升现有生产要素效率以促进产出，主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两个方面。在提升劳动力素质方面，可以帮助劳动力从繁琐的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以专注于创造性工作，改善并提升劳动生产率；在优化资本质量方面，新兴技术产生的海量数据可以辅助经济主体作出最佳控制决策，解决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准确率低、工作量大及设备闲置等突出问题，提升资本运营效率。
(3)新兴技术为经济主体赋能。经济主体依托新兴技术提高自身竞争力，借助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新兴技术把人和物连接起来，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物流、生产线等，为网络中的各个节点如企业、家庭等经济主体提供大量实时数据，这些数据经由科学分析，能有效转化为带有预测性质的算法并融入整个经济系统，大幅增强经济主体效能；同时，将整个经济系统内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降至较低甚至趋于零的水平，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生活赋予能量[34]。
(4)新兴技术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新供给指的是能够不断满足或者创造新需求的供给，创造新供给就是要生产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且提供让客户更满意的服务。一般来讲，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往往以技术突破为前提，而技术突破为人们获取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可能。新兴技术使新产品朝着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新消费需求为这些新产品提供了前景广阔的巨大市场。生产者对消费者需求变动的研判，往往会因为沿着供应链逆流而上层层传递的数据信息不断遭到扭曲而引发“长鞭效应”，导致生产者不能及时有效预测市场需求变化。在数字经济时代，以企业为中心搭建的平台，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协作的网络体系，为生产者直接服务消费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如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催生了海量数据，基于这些基础数据，企业能够洞悉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多变性和场景依赖性的潜在真实消费需求。企业不仅能够依靠大数据对客户浏览网页、购物、社交等娱乐行为进行深度分析以捕捉需求信息，而且能够根据不同类型客户的个性化订单进行自主定制，充分利用产能实现柔性生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技术在产业领域的存在形式主要是产品，掌握各种技术的企业聚合形成相应产业，产业是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载体，新兴技术能够帮助各类产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提升生产效率，创造并满足新需求，通过优化企业生产、运营及管理成本，完善各种产业要素投入比例和规模。我国经济经历长达40多年的高速发展，当前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原有的很多重要资源禀赋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大多数产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体系“微笑曲线”底部。在我国现有技术水平逼近“天花板”的关键时刻，应紧紧抓住新兴技术孕育的新兴产业革命机遇，依托新兴产业载体，通过自主创新让经济发展获取新内生动力。
(1)新兴技术直接驱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技术不断创新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的根本动力，技术创新的大量涌现为我国产业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35]。从历史经验看，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就是技术创新创造的历史，创新促使产业演进路径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从简单模式发展为复杂模式[36]。新兴技术好比空气、阳光和水一样，已经渗透到经济主体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对很多传统产业应用、服务等内容进行重塑。新兴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促进劳动分工合作，改变劳动力整体就业结构，扩大产业原有市场规模，大幅降低供给方与需求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实现生产和营销精准化，让交易双方的商业活动从过去单一的“线下”模式转变成“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从多个角度挖掘经济发展新动力[37]。新兴技术的持续创新通过改变生产、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在需求引导下，部分行业很可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为确保行业总产出处于适当规模水平，提升并改善产品及服务质量，该领域内的企业会乘势而为，重组现有技术，改善工艺流程，助力产业升级[38]。
(2)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良性互动。两类产业在融合发展过程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呈现螺旋式上升发展特征，共同助力经济发展。一方面，传统产业在优化升级过程中能够更好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在发展伊始，由于自身典型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特点，面临技术积累薄弱、资金不充足、市场开拓不充分等困境，新企业需要具备一定实力才有可能破除市场壁垒，而这可以从基础雄厚的传统产业中找寻。同时，传统产业拥有雄厚的技术基础，可以通过逐步改造升级直接演变为新兴产业，为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技术帮助；另一方面，新兴产业能够有效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更新换代。传统产业升级涉及生产效率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加、产业结构优化等特征，传统产业发展之所以落后于新兴产业，重点在于现有产品附加值低、竞争力持续下滑。针对传统产业面临的“先天不足”，新兴产业能够促使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变革，从添加的新元素中找到推动力量，提高新产品技术含量，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解决核心难题。新兴产业蕴含的技术创新能够有力推动生产技术和工艺设备改善，促进产品生产效率和质量提升；同时，技术创新能让传统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变得不再均衡，是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动力[39]。具体来说，技术创新催生的新兴产业能够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产生超额利润，生产要素就会顺势进入该产业，各产业比重发生深刻变化，最终促进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政策制度无处不在，对新兴技术、新兴产业起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经济制度为人类经济行为提供了基本框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建设，牵住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1)市场要素资源配置与政府服务经济主体有机结合。市场和政府，两者对于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相辅相成，如推动市场化机制运行、促进市场主体多样化及保护科技创新、知识产权等[40-41]。市场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调节供需关系，在生产者将主要产品销售出去、消费者购买到心仪产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市场各经济主体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注入强大能量。政府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公平的维护者，通过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培育良性竞争环境，提升市场运行效率、畅通市场供求循环体系。政府通过发挥市场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维持良好的经济运转环境，促进市场资源高效配置，保障经济主体展开公平竞争。
(2)“国际大循环”市场环境倒逼我国经济发展对外政策调整。经济循环本质上就是把经济系统的各个活动联系起来，形成相应对接机制及匹配结构，核心是指各部门在对接与匹配过程中的实际状况和水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依靠出口、投资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其弊端正在集中凸显，如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外向型”特质十分明显，特别是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受限。一直以来，由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出口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玩具及食品等轻工业产品领域，进口则重点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品，导致我国低附加值行业占比逐年上升，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核心技术被世界发达国家“卡脖子”，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新动能的培育。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我国在国际市场的人口红利衰减、全球经济发展乏力等难题，我国采取“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国外高质量资本和技术引进来相结合的策略，逐步化解国际市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3)“国内大循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当前世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市场急剧萎缩，尤其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下，应充分挖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和优势，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找到经济发展新动能，引领并带动世界经济复苏[42]。“打铁还需自身硬”，加强我国经济“内功修炼”，提高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保持国内市场循环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关系不被打破。一方面，消费既是社会生产生活的根本目的，也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力量。从挖掘并释放国内有效需求潜力看，社会消费正逐步向中高端产品、服务消费升级过渡，消费指导生产替代生产指导消费成为新焦点，增进经济循环中高端消费的有效供给，如积极填补部分市场特别是养老、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空白，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利用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既能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也能渗透并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改善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对经济发展产生乘数效应。从国际视野看，国与国间经济实力的差距，从本质上可归结为科技创新实力的差距，科技创新能力越强，越能在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中高端位置，以及催生越来越多的新兴产业，引领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各类新兴技术在不同产品生命周期节点和各类产业往往具有不同的发展速度，随着技术成熟度的提高，特定领域的技术会越来越聚焦。随着新兴技术的扩散，资源从技术进步较慢的落后产业领域转移、分配到新兴产业领域。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培育，正是新兴技术在政策制度的辐射下，催生新兴产业演化发展的结果。
新兴技术作为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基础，在技术上以信息与知识为主导资源，在产业上以网络与智能产业为主导产业。从经济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看，新动能的形成主要依靠传统产业结构升级，而升级的关键在于依托新兴技术集聚形成新动能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制度发挥着关键作用，依托自身改革创新直接生成新动能。依照前文论述思路，本文将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主要模式总结归纳为3类：新兴技术聚合迸发新动能模式、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新动能模式及政策制度创新生成新动能模式。
新兴技术在产生之初属于“知识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各类研究成果逐步被技术化、产品化和产业化，最终形成潜在经济新动能。以军地双方在彼此融合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六大新兴领域为例，包括海洋、太空、网络、生物、新能源和人工智能产业，这些产业技术聚合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迸发新经济动能，如图2所示。
图2 新兴领域相互作用共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框架
从六大新兴领域的具体情况看，海洋和太空是典型的应用场景。与海洋相关的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居于领先地位，海洋经济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GDP。进入太空时代，不同国家展开以太空领域为焦点的“公域争锋”，并将其作为新兴技术的重点应用场景。网络和人工智能是基础关键技术。网络如同蜘蛛网一样互联互通，由中央控制四通八达的分支，促进万事万物彼此产生联系；人工智能则是在万物互联基础上为不同发展主体赋予自我更新、升级的“智慧”。新能源和生物是军民发展的前沿。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利用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是推动国家发展战略落地的“急先锋”。地方政府鼓励和支持自身技术过硬的民营企业“参军”，创造经济动能的同时满足新型军事变革需求。当前，生物技术主要在军地医疗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既能作为人体微量元素摄入提供膳食补充，还能在海岛、高原等边远艰苦地区服务军队后勤保障。
数字经济时代，各类新兴技术蓬勃兴起，有力打通了新兴技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最后一公里”。例如，“618”年中大促、“双11”、“双12”等火热活动强力激发了大众消费潜力，电子商务因具备强烈的网络互联、智能推荐等技术功能属性，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创造力。深度和广度不断扩散的电子商务直接形成产值，并成为主要经济增长点，特别是在农村、社交、生活服务及跨境电商等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以跨境电商发展为例，我国跨境电商迅速崛起，贸易对象主要集中在美、英、日、韩、印等国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跨境电商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等技术优势，有效缩短了国际供应链距离，极大地降低了产品成本及价格，电商平台提供的信息、交易、物流、金融、外汇等一站式服务，首先帮助电商企业在全球范围建立信用体系，直接创造出对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十分有利的全新服务生态系统；另一方面，农村电商对经济变革的推动作用十分显著，广袤农村蕴含着丰富的人力、土地等资源，依托持续迭代发展的新兴技术可以充分挖掘这些资源的潜力，驱动农村电商这一“中国特色”技术模式形成持久续航的经济新动能。
人工智能技术在实践中重点整合人才流、资金流和技术流，构建人工智能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年来，人工智能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这主要归功于其引发的数据量爆发式增长、计算能力大幅提升、机器学习算法变革等技术进步。一方面，人工智能不仅深度影响各企业劳动力数量，劳动者为适应人工智能技术还会接受相应教育和培训，提高自身素质，推动生产要素重组优化；同时，人工智能也会辅助企业改变原先的认知局限及技术传统研发模式，增加产品种类、改进工艺流程、改善组织模式并提高管理水平，凭借数据科学和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为经济社会资源配置提供可量化的客观依据，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兴起改变了不同技术关联度，如在云计算和物联网基础上增加很多智能化应用，改变产业间产品、技术供需关系，避免生产的盲目性、随机性。人工智能完善产业间资源流动机制，使各产业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实现了产业融合。人工智能通过提升政府经济宏观调控效率的方式改进经济发展质量，有效改善供需错配、结构不合理及产能过剩等突出问题，政府依托海量数据信息，统筹、协调和配置各部门资源，制定出台相关政策。
灵活应用新兴技术实现产品定制化柔性生产，改造并升级传统产业生产方式，有效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增加传统产品经济附加值，产生经济效益，激发经济活力。依托新兴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所形成的新兴产业，同样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实践。
(1)传统产业依靠新兴技术赋能实现“老树发新枝”，首先赋能第一产业培育经济新动能。第一产业的特点主要涵盖劳动力投入较大、标准化和智能化生产不足及个性化需求难以快速响应等方面，这些因素导致成本居高不下，缺乏能够因时因地随机应变的柔性生产能力。面对传统产业存在的诸多疑难杂症，新兴技术可以助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升其活力。一方面，新兴技术可以使信息、数据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如借力机器学习算法优化农业发展，运用图像识别技术实现机械自动化代替人工劳动，充分挖掘大数据，为市场预测提供决策支持；另一方面，新兴技术成为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粘合剂。依托物联网技术建立彼此及时可靠的链接网络，减少中间冗余环节，实现农业精细化订单生产。
(2)产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依靠技术创新赋能实体经济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推动传统产业建立直接拥有核心高端技术的全球价值链，从价值链中低端逐步攀升至中高端。新兴技术针对第二产业传统领域赋能，促使其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提升信息化水平，特别是凭借软硬件结合，以及大数据对第二产业生产加工、协同网络等传统服务赋能。①在生产加工阶段,通过引用新兴技术预测并检测产品合格率，同时加快自动化进程，引入多种检验手段确保产品质量；②通过联合不同企业、行业及地区，搭建互联互通网络，促使产品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满足各类差异化、精准化需求，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均得到改善。总体来看，新兴技术从企业生产运营、组织管理、商业推销、企业竞争等环节渗入，通过全面的网络化连接和系统集成方法，让企业收到小批次、多品种成效，满足不同类型客户需求，产生大量经济效益。
(3)新兴技术因与不同产业强烈需求的有效融合，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动能。第三产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一环，为振兴实体经济、支撑制造强国、提供经济发展新动能发挥积极作用。传统服务业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服务质量取决于服务人员整体素质，新兴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并改善服务质量。首先，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融合式赋能，可以高效率且低成本地收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数据，分析判断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标准化服务体系规避服务人员个人素质对服务质量的不良影响；其次，新兴技术能够利用远程服务了解和满足各类消费者需求，特别是某些难以接受高质量医疗、教育的偏远地区，掌握新兴技术的专业人员能为他们提供点对点个性化服务；最后，需要明确的是，即使新兴技术赋能效果再好，也只是作为人工力量的方式、手段之一，因为实践中很多任务仍需要具体人员操作，如从精神层面与客户沟通、实时了解其真实需求。
制度创新指改进、完善现有制度，或引入全新制度，不断提升制度效率，如市场、科技、金融、企业制度改革。各国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表明，制度创新是一个企业、区域乃至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调整、变革制度来安排和协调不同经济主体的生产、利益关系，以此规范和激励各主体的经济活动行为，持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政府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拥有法律权威性、合法性，能够运用各类政策制度影响本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或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政府颁布新政策制度需要各经济主体执行落实，从而生成经济发展动能。特别是针对企业而言，响应宏观政策制度，能在有利的创新制度环境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企业进步的价值增量。
以日本政府在本国科技领域政策制度生成经济新动能为例。日本为适应经济发展变化，围绕本国科技制度中央决策机构进行顶层设计改革，实现从“科学技术会议”(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ST)到“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CSTP)再到“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ouncil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STI)的演化发展，构建“自顶而下”“政治内阁主导”的政策出台机制。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与发展改变了其与创新间的关系，促使科技活动、创新活动从原先相互独立的线性模式转变为彼此融合的网络模式，这种转换倒逼科技和创新相关政策融合，推动制度改革。一系列政策制度帮助日本从不同方面降低运行成本，提升政策改革成效，促使日本经济发展享受政策制度释放的动能红利，逐步改善以往难以汇总有效信息进行决策以及了解社会实际情况渠道狭窄等问题，为政府部门与社会经济主体互动交流提供了很好的铺垫。与此同时，科技水平日益提升，研究领域和层次更加细化，呈现出跨学科、跨专业的交叉融合发展趋势，既维持了对学术自由和基础研究的客观支持，还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科技领域相互融合，增加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报。
综上所述，以技术、产业和制度为核心要素演化的3种主要发展模式相互影响、相互配合，共同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不同角度挖掘经济发展蕴含的新动能。
创新链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示范、引领和支撑作用，连接并促进相关产业信息、知识、技术、资本等要素合理有序地流动，实现这些产业的经济价值。数字经济时代包罗万象，各种新兴技术创新手段层出不穷。因此，应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攻克核心关键技术，加大重大项目研发投入，逐步提升我国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为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和营养活力。当前，国民经济增长动能需要从依赖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及制造业出口导向，转变为依托新兴技术主动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来，充分吸纳高精尖人才，提高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加强产品、工艺创新力度，提高生产效率。建立技术创新联合研发平台，促进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科研应用，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深刻重塑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凭借新兴技术手段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改进生产者设施设备，生产高质量融合型产品，培育新比较优势，挖掘经济新动能。
产业链有助于加快产业调整升级步伐，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共同发力，同步实现产业规模扩张及产业结构优化。①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优势，将前沿技术融入知识密集型产业，开发和培育优势领域、重点领域、前沿领域，推动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出口产品由原先低质量、低附加值模式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模式转型；②紧跟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形势，从提升微观主体企业创新能力、管理水平入手，多措并举优化产业结构，促使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平稳高质量发展；③坚持需求牵引、问题导向，以各类国家级平台如科创中心、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及自贸区等创新高地为依托，发挥各类企业在技术创新更新迭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融通创新作用；④布局各种产业技术研究院、工程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平台，提升产业共性技术供给质量，助推新兴技术快速迭代升级，促进基础研究、科技成果积极转化为生产力，实施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再造工程，构建面向未来前沿、发展安全兼顾的产业链。
政策链由多项相互影响、彼此关联、实时有效的政策制度构成，包括政府、消费者、生产者、中介机构等在内的多个经济主体，以及微观、中观和宏观多层面错综复杂的系统。政策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至关重要，一旦发现某些问题，政府各职能部门能够密切关注新兴产业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朝阳产业的舆论导向，及时纠偏，保证新兴技术、产业和政策制度等新概念解读朝正向发展，避免被滥用、乱用。另外，还要落实资本运作等政策制度“靶向支撑”工作。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通过财政、金融等政策手段为企业解决难题。资金要能够以多种形式实现与待扶持企业的精准对接，以点对点的服务态度和方式，真正将钱花在“刀刃”上，决不能“广撒网”，否则会导致那些真正需要资金研发、运转的经济主体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资金可视为各类经济主体的生命线，其连贯性及作用于不同环节的效率水平，直接关系到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一些技术型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比较旺盛，需要相关部门在资金上鼎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对于那些贯彻国家科技政策并始终坚持走在技术前沿的经济主体，可依托如国家开发银行的低息贷款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发展。
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从支撑、服务产业转型升级转向为经济发展提供源头动力，新兴产业依靠技术赋能成长为经济发展载体，政策制度是技术催生产业继而推动经济发展的“中枢神经”，产业链强化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政策链，“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三链协同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路径。
[1] 新华社.政府工作报告[EB/OL].[2020-07-01].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zfgzbg.htm.
[2] 李金昌,洪兴建. 关于新经济新动能统计研究的若干问题[J]. 现代经济探讨,2020，39(4):1-10.
[3] 高培勇,袁富华,胡怀国,等.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治理[J]. 经济研究,2020,55(4):4-19.
[4] 周荣荣,李佳.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成长[J]. 现代经济探讨,2019，38(9):17-24.
[5] 刘超,马玉洁,史同飞.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困境与新动能探索研究:基于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视角[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9,39(12):3-19.
[6] 滕菲. 发展数字经济 培育壮大新动能[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9,21(4):43-46.
[7] 刘巧,石大千,刘建江.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技术创新的影响[J]. 技术经济,2018,37(5):81-85.
[8] 任保平,宋文月. 新一代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路径[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9(5):6-13.
[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 创新中国: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9.
[10] 马建堂. 加快发展新经济 培育壮大新动能[J]. 行政管理改革,2016，8(9):4-6.
[11] 新华网.“新基建”来了：培育新动能 发展新经济[EB/OL].[2020-07-01].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0-04/17/c_1125871526.htm.
[12] 段文斌. 新基建不是“特效药”而是新动能[J]. 人民论坛,2020，29(14):86-89.
[13] 王煌,张秀英.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国际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17，33(9):122-126.
[14] 李晓华. 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J]. 改革,2019，36(11):40-51.
[15] 史良,曾立,孟斌斌,等. 新兴领域知识、技术、产业军民融合发展机理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2020,17(1):121-131,174.
[16] 刘畅,王蒲生. “十四五”时期新兴产业发展:问题、趋势及政策建议[J]. 经济纵横,2020，36(7):77-83.
[17] 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部分新兴产业基本情况2019年11月20日[N]. 中国信息报,2019-11-21(5).
[18]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2020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19] 龚月. 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策略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2020，66(12):176-178.
[20] 梁泳梅.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十三五”回顾与“十四五”展望[J/OL].当代经济管理:1-16[2020-12-30].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201117.0947.002.html.
[21] 丁志帆. 信息消费驱动下的传统产业变革：基本内涵与内在机制[J]. 经济学家,2020，32(3):87-94.
[22] 郭晗. 人工智能培育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9(5):21-27.
[23] 王磊.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9.
[24] 曹瀚. 对新形势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思考: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结合的分析与运用[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5，32(6):57-62.
[25]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
[25] 杭行.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8.
[26] 豆士婷,刘佳,庞守林. 科技政策组合的技术创新协同效应研究:供给侧—需求侧视角[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22):118-126.
[27] 杜江,刘诗园.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J]. 经济问题探索,2020，13(12):32-42.
[28] 顾夏铭,陈勇民,潘士远.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2018,53(2):109-123.
[29] 余淼杰. “大变局”与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27(6):19-28.
[30] 张明. 如何系统全面地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8(4):1-8,2.
[31] 何雄伟.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的战略选择[J]. 企业经济,2020,39(11):140-146.
[32] 孟斌斌,史良,曾立.新技术扩散、新兴产业和经济新动能[C]//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办公厅.“新动力、新动能与湖南高质量发展”优秀论文集,2018:114-123.
[33] 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 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 what it is and how it evolves 经典版[M]. 曹东溟,王健，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34] 杰里米·里夫金. 零边际成本社会[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35] 杜传忠,金华旺,金文翰. 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突破性技术创新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24):63-69.
[36] 李虹含,贺宁,汪存华,等. 产业结构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5):54-61.
[37] 高彦彦,孙军. 互联网经济时代的中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8] 范德成,方璘,宋志龙. 不同技术创新途径与产业结构升级动态互动关系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5):57-66.
[39] 王媛媛. 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D].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8.
[40] 王希元. 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制度基础: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6):102-110.
[41] 黄晗,张金隆,熊杰. 创新政策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政策组合的政策文本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6):111-119.
[42] 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20-08-01].http://www.gov.cn/xinwen/2020-07/21/content_552879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