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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总量规模、产业门类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中国工程院《2018年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制造业仅在规模发展上具有优势，质量效益、持续发展、结构优化等指数则与德美日等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从中美贸易战到中兴天价罚单、福建晋华被禁等事件，无不凸显我国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缺失的软肋。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大量研究表明，制约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根本问题在于动力不足，尤其是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小制造企业，长期依靠低成本和低价格参与竞争，缺乏创新意愿和动力。而在制造强国的德国，一大批有着“隐形冠军”之称的中小企业依靠专注和持续创新，在各细分行业内取得全球领先的技术与市场地位，为德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自2016年以来，国家工信部参考德国“隐形冠军”标准先后遴选出4批共256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其中，不少企业在其细分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鲜为普通大众所知。这些本土成长起来的“隐形冠军”为何充满创新活力？其自主创新具有哪些驱动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推进企业创新发展、提升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自1912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学者们围绕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技术发展推动、市场需求拉动、技术—市场联合驱动、企业家精神驱动，以及政府政策推动等诸多理论，相关研究也经历了从关注单一驱动因素到多元因素、从外部激励到内生动力的演化过程[2]。然而，现有文献多侧重于对企业创新驱动因素的经验归纳和成因解释，对各因素间的逻辑关系与联合作用机制缺乏深入分析，研究对象也较为宽泛，缺少针对具体行业或某类企业创新驱动的专门研究。在不同情境下，企业自主创新的驱动力并非来自单一或固定因素组合，而是多种因素协同耦合作用的结果[3]。现有多数研究采取的回归分析方法只能探究单个驱动因素的净效应，无法系统揭示创新驱动的复杂本质，部分基于典型企业的案例研究虽具有整体性分析特点，但研究结论受样本限制，往往普适性不足。
本文拟从两方面补充和拓展相关研究：一是以本土制造业“隐形冠军”为研究对象，从企业、行业和区位3个层面分析自主创新的动力因素，构建企业创新驱动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二是基于98家“隐形冠军”企业的统计数据，运用结合定性和定量优势的多重因果分析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fsQCA)，对样本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进行探究，揭示不同层面因素如何共同驱动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本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企业创新驱动机制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并为推进本土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培育更多制造业“隐形冠军”提供有益政策参考与实践启示。
企业自主创新受到多种因素驱动，其创新绩效是多因素综合效应的体现[4]。Dolles[5]、Din等[6]对德国、瑞典“隐性冠军”企业的研究表明，创新意识和领导力、私有产权性质、保守融资策略、市场竞争、外部创新网络等均对创新绩效具有积极作用。部分针对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案例分析也显示，企业家精神、研发能力、企业文化等内部因素，以及市场需求和竞争、政府政策与法规等外部因素共同驱动企业自主创新[7]。为探究本土制造业“隐形冠军”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本文拟从企业、行业和区位3个层面分析创新驱动因素。
作为企业自主创新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企业家个体层面的创新创业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经营运作的战略导向和精神文化[8]。欧洲等国“隐形冠军”的成长经验显示，创新通常是由一个或一群执着于特定产品或能力，富有激情、创新与敬业精神的领导者推动的，他们在企业内部营造出良好文化与创新环境，为员工提供创新激励[9]。Simon[1]在分析德国“隐形冠军”为何能基业长青时指出，中小企业家传承的“工匠精神”，即对技术的精益求精和对产品的精雕细琢是其持续创新的重要支撑。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家精神对自主创新的驱动作用不仅源于其创新意识、进取心和风险承担等特质，其内含的专注、执着、追求卓越的品质和社会责任感也发挥了积极作用[10]。然而，基于我国情境的部分实证研究也显示，企业家精神对自主创新的驱动作用只在民营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高的地区存在[11]。
研发资金与人才投入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资源基础，其对创新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种子效应、生长效应、引致效应和自我增强效应实现[12]。与此同时，企业研发投入的状态依赖性较强，一些因创新而发生的固定费用一经投入通常无法收回，在这种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下，研发投入大的企业更倾向于长期投入与持续创新[13]。基于行业与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研发投入可以引导技术原型产生和发展，支持新产品进入市场，从而与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14-15]。然而，近年来不少研究也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内外部条件，如所有制形式[16]、公司治理、市场竞争程度[17]等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为企业制定和实施创新战略提供了激励与约束机制。自主创新具有成本高、收益不确定、风险大和见效期长等特点，企业经营者对创新的支持态度不仅取决于其知识、能力储备，还取决于其获得的创新激励和承担的风险成本。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治理因素中，所有权适度集中、经营者持股、机构投资者引入获得了众多研究的支持[18-19]。在我国的特殊情境下，上市不仅是公司治理规范化的标志，更是其获取外源融资的重要渠道，能够缓解企业因融资约束而导致的持续性研发投入不足问题[20]。虽然上市几乎是所有中小企业的梦想，但在德国，约90%的“隐形冠军”选择不上市，而是依靠充足的自有资金和丰厚的利润进行可持续性创新，并对上市要求的专利和财务信息披露表示抗拒[1]。无论企业上市与否，完善的公司治理对于推动“隐形冠军”自主创新、提高创新效率均具有重要作用。
企业技术研发决策不仅取决于其内部因素，还受所处行业特征，如市场结构等的影响。熊彼特等认为，研发活动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一旦技术研发成功，其市场价值通常与市场份额正相关，即垄断地位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激励作用。然而，Nickell等[21]研究发现，创新与市场竞争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竞争能够提高创新的增量利润，鼓励企业通过创新 “逃离竞争”，且成本越低的企业越有动力成为技术领导者[22]。随后的研究则指出，技术创新与市场竞争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最有利于创新的是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如Aghion等[23]对英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显示，企业专利数量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呈倒U形关系。基于我国情境的实证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即一定竞争强度下，企业市场份额扩大、市场势力增强能够促进其自主创新[24-25]。
在推动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行业因素中，除市场结构外，企业间的知识外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大规模引进外资，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进入通过竞争效应、示范与模仿效应、人员培训与流动以及前后向关联等渠道对本土企业产生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随着技术差距缩小和内外资企业竞争加剧，外资企业倾向于对核心技术实施更加严格的保密措施，也激发了本土企业通过自主创新进行技术赶超的动力[26]。另一方面，外资进入不可避免地带来市场份额挤占、高层次人才流失等问题，对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外商技术转移也会从一定程度上加深本土企业的对外技术依赖，削弱其自主研发的动力[27]。沙文兵等[28]基于我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外资研发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水平的外资开放度行业,开放度过低或过高的行业则不明显。
关于区域环境对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已经达成共识。从要素投入角度看，区域环境通过提供创新所需的关键资源，如人才、科研基础设施、相关知识和技能等，推动企业自主创新；从需求拉动角度看，区域市场规模越大、居民消费水平越高，企业自主创新的收益预期就越高，从事创新活动的动力也越强；从创新效率看，良好的制度、市场和文化环境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资源利用率，在同等研发投入下获得更多创新产出，从而激励企业自主创新。朱恒鹏[29]针对我国10省市民营企业的实证分析表明，东部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研发投入强度明显高于其它地区，且浙江的民营企业相较于广东、江苏更倾向于自主创新；徐彪等[30]通过对52个城市制造业企业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制度、人力资源环境作为公共创新要素，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且人力资源、文化环境对创新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受到企业自身、所处行业及区域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现有研究主要探讨单个因素的净作用，忽视了多种因素的联合效应，因此不同因素如何共同驱动企业创新尚不明确。一方面，不同因素因功能差异存在互补关系，如企业家精神发挥、研发投入的高效利用均需要良好的公司治理作为制度保障，市场竞争、行业开放和区域创新环境等外部因素必须通过内部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多种因素在互动中也会产生替代作用，如垄断地位带来超额利润或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均会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而外部创新资源的易获取与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具有相似的创新驱动作用。为此，本文将上述六种因素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引入fsQCA方法探究多种因素的互动关系和联合作用机制，为推进本土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创造互补或替代条件提供解决方案。本文理论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逻辑架构
为引导企业专注于创新与质量提升，国家工信部按照主营产品市场占有率全球前三、技术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利润率超过同期同行业平均水平的标准，先后遴选出256家制造业的“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它们具备Simon[1]总结出的德国“隐形冠军”的主要特质，但在内涵和判定标准上又与之不完全相同。鉴于我国特殊国情，本文参考徐宏宇等[31]提出的判定标准，按照销售额低于40亿元人民币、参保员工数不超过1 000人、百度搜索量小于100万条或企业官网Alexa排名十万之后的条件，从入围“单项冠军”企业中进一步筛选出98家“隐形冠军”作为研究样本，涵盖了化学化工、专用设备、金属制品以及电子设备等19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其中，75%以上的样本企业来自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
样本企业主要特征及创新绩效如表1所示。从企业性质看，样本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国有控股仅2家)，股份有限公司为45家，占全部样本数的45.9%，上市公司为31家，占全部样本数的31.63%；从存续时间看，66%的样本企业从事相关业务长达11～20年，经营历史超过40年的仅有2家，与德国40%的“隐形冠军”拥有超百年的历史相比，本土“隐形冠军”较为年轻；从市场占有率和出口情况看，本土“隐形冠军”尽管在国内市场拥有绝对领先地位，但是六成以上企业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低于30%，一半以上企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不足30%；在研发投入方面，80%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低于6%，相较于德国“隐形冠军”平均6%～8%的投入水平稍显不足；从创新产出看，超80%的本土“隐形冠军”的人均专利申请数在0.1以上，具有较高创新效率。
表1 制造业“隐形冠军”样本企业主要特征
类别样本数比重(%)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3535.71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1818.37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1414.29股份有限公司(上市)3131.63从业时间40年以上22.0421～40年2525.5111～20年6566.3310年及以下*66.12国际市场占有率46%以上1616.3331%～45%3232.6516%～30%4141.8415%及以下99.18出口占比50%以上1212.2430%～50%2525.5110%～30%3434.6910%及以下2727.55人均专利申请数1以上77.140.5～12121.430.1～0.55354.080.1及以下1717.35
资料来源：工信部数据库、天眼查平台、海关数据库及IncoPat专利检索平台搜集数据并整理
*工信部“单项冠军”的评选标准为从业时间达10年或以上，但从事新产品生产经营可以为3年或以上：
鉴于企业创新驱动的复杂性和系统性，本研究采用fsQCA方法检验企业家精神、公司治理、竞争结构、研发投入、行业开放以及区域环境等六大因素如何相互影响、共同驱动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与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相比，fsQCA考虑了各因素的相互依赖性，基于整体视角的分析能更深入地探索多因素构成的组态对企业自主创新的驱动效应；与能够检验组态效应的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相比，fsQCA能够处理组态的多维度、等效性和因果关系的非对称性问题，有助于揭示导致本土“隐形冠军”高创新绩效的多条件组态；而在各种QCA分析技术中，fsQCA不仅可以处理类别问题，还能处理程度变化和部分隶属问题，适合本研究中多数因果条件为连续变量的情况[7]。
2.3.1 结果变量
企业自主创新是指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价值的过程，其绩效通常采用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新产品产值和新产品销售比重等指标衡量。由于实践中新产品缺乏统一的划分标准且不能反映技术含量，而专利申请数较之专利授权数不易受到行政效率等因素影响[26]，因此本文采用样本企业获评“单项冠军”时人均累计专利申请数(单位：个/人)反映自主创新绩效，数据来源于IncoPat专利检索平台。
2.3.2 条件变量
由于组态数量会随条件变量增加呈指数级增长(2n)，对于中等样本研究，为避免相关组态无对应案例，通常选择4～7个条件变量[7]。鉴于样本数量的限制，本文针对上述六种驱动因素分别选取6个条件变量。
(1)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多维度构念，本研究从创新意识、风险承担、专业精神和执着坚守4个方面进行测度。其中，创新意识以高管团队成员是否具有海外背景为标准[32]；风险承担以高管团队平均年龄是大于45岁还是小于45岁为标准，一般认为年轻企业家拥有较强冒险意识且更热衷于技术研发[33]；专业精神以高管团队是否具有工程教育和工作背景为标准；执着精神以企业从事细分领域经营是否超过20年为标准。4个维度分别赋值1和0，取均值可得企业家精神指数，该指数越接近于1，表明企业家精神越显著。上市公司高管团队成员年龄、学历、背景等信息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非上市公司高管团队成员年龄、学历、背景等信息来源于天眼查企业信用查询平台。
(2)公司治理。在我国现实环境中，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营机制较之非上市企业更规范，本研究以企业是否上市衡量其治理水平，上市公司(包括“新三板”)的治理水平赋值为1，非上市的赋值为0，数据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3)研发投入。目前，衡量企业研发投入最常用的指标是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本文采用样本企业参评“单项冠军”填报的近三年研发支出占比均值作为衡量指标，数据来源于工信部数据库。
(4)市场结构。市场竞争结构通常采用行业集中度衡量，由于细分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难以获得，而“隐形冠军”通常在细分领域拥有绝对领先的市场份额，本文采用样本企业国内外市场占有率近似衡量相关行业竞争情况。“隐形冠军”市场占有率越高，行业垄断程度就越高。相关数据来源于工信部数据库。
(5)行业开放。鉴于内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根据“单项冠军”主营产品所属细分行业，以近三年外商投资企业销售产值占对应行业总产值的平均比重衡量行业开放度，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6)区域环境。通常而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该地区的教育水平、消费水平就越高，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也更为完善[34]。为此，本文采用样本企业所在省份(直辖市)近三年的人均GDP(当年价格计算，单位：万元/人)近似衡量区域创新环境质量，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在进行fsQCA分析前，需要对所有变量进行校准。创新绩效、研发投入、竞争结构、行业开放与区域环境等连续型变量根据Ragin[35]提出的三值模糊集方法，采用相关变量的95%、50%和5%分位数值分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阈值；企业家精神作为等级变量，实际计算结果包含0.5，0.75和1，参考通常作法，将1设为完全隶属点，0.5设为完全不隶属点，0.75为交叉点；公司治理作为二分变量，1设为完全隶属点，0为完全不隶属点。各变量校准信息如表2所示。
表2 数据校准锚点设定
变量类别变量名称目标集合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点结果变量自主创新(INNO)高创新绩效1.53130.25980.0506条件变量企业家精神(ENTR)富有创新、冒险、专业和执着精神10.750.5研发投入(R&D)高强度研发投入10.10130.04360.0287公司治理(GOV)上市公司10市场结构(COMPE)高度垄断地位0.63410.20150.0245行业开放(OPEN)大量外资进入0.55960.20140.0642区域环境(LOCA)良好创新环境12.15987.74744.1481
首先，检验单个因素是否为“隐形冠军”自主创新的必要条件。如果结果集合为某个条件集合的子集，即结果发生时某一条件总是存在，则该条件为必要条件，通常采用一致性水平是否大于0.9作为衡量标准[36]。表3为单个因素必要性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表明上述6个因素均不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必要条件。
表3 单个驱动因素必要性分析结果
内部驱动因素条件变量一致性覆盖度外部驱动因素条件变量一致性覆盖度ENTR0.78640.4966COMPE0.62420.5795～ENTR0.35860.4905～COMPE0.71880.5757R&D0.66310.6667OPEN0.63220.6160～R&D0.71180.5348～OPEN0.74600.5742GOV0.29470.5350LOCA0.66340.5853～GOV0.70530.3974～LOCA0.70530.5916
资料来源：fsQCA3.0软件自动生成后经作者整理
在分析单因素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由多因素构成的不同组态引致高创新绩效的充分性，即各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与必要性检验原理不同，充分性检验是评估某一条件组态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通常也使用一致性水平衡量。本研究根据Fiss[37]的建议，将一致性阈值设为0.8，并将PRI(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5。鉴于样本量只有98家，属于中等样本，设定频数阈值为1。
由于大部分因素对创新的影响具有权变性或不确定性，难以开展反事实分析，本研究在处理中间解时选择了条件“存在或缺席”。由fsQCA3.0软件输出的3种不同复杂解中，由于各驱动因素均非必要条件，复杂解与中间解一致，因此通过对比中间解和简约解可识别核心驱动条件与辅助条件，得到高创新绩效的4个条件组态。如表4所示，无论是单个组态还是总体解的一致性均高于0.8，说明各组态均是导致高创新绩效的充分条件；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452，表明所得条件组态对样本企业的高创新绩效均具有较强解释力。
表4 高创新绩效组态
条件变量组态1234企业家精神(ENTR)●●●●研发投入(R&D)● ●●公司治理(GOV) ●市场结构(COMPE)●● 行业开放(OPEN) ●●区域环境(LOCA)●●●一致性0.83280.85710.87020.9295原始覆盖度0.08230.03490.31580.1129唯一覆盖度0.03700.01810.26410.0588总体解的一致性0.8538总体解的覆盖度0.4520
注：“●”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席，“●”代表辅助条件存在，“⊗”代表辅助条件缺席，“空格”表示该条件可存在亦可缺席。资料来源：fsQCA3.0软件自动生成后经作者整理
从各条件组态(纵向)看，组态3(ENTR * R&D *～GOV * OPEN * LOCA)的唯一覆盖率最高(0.264 1)，该组态中企业家精神、高研发投入、区域良好环境发挥了核心作用，企业未上市和行业外资进入作为辅助条件，市场垄断作用不明显；组态4(ENTR *R&D * GOV * ～COMPE * OPEN)的唯一覆盖率次之(0.058 8)，该组态以高研发投入与企业上市为核心驱动条件，企业家精神、垄断地位缺席、行业外资进入为辅助条件，区域环境不发挥作用；组态1(ENTR * R&D *～GOV * COMPE * LOCA)的唯一覆盖率位居第三(0.037 0)，该组态以市场垄断地位、区域良好环境为核心条件，高研发投入、公司未上市为辅助条件，行业外资进入的作用不明显；组态2(ENTR * ～R&D * COMPE * ～ OPEN * LOCA)的唯一覆盖率最低(0.018 1)，该组态以企业家精神、垄断地位、行业开放度为核心条件，研发投入、区域良好环境为辅助条件，企业是否上市则无关紧要。
从单个条件(横向)看，企业家精神作为核心或辅助条件出现在所有组态中，是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区域良好环境作为核心或辅助条件出现在除组态4外的所有组态中，是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的重要外部推动力。从组态关系(纵横双向)看，组态1中的垄断势力和组态3中的行业外资进入具有明显替代关系，两者中任何一方均可联合其它4个条件推动企业实现高创新绩效。此外，各组态中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均同时存在(至少一个)，即内外部因素必须协同匹配、联合作用才能推动企业实现高创新绩效。
QCA分析常用的稳健性检验方法有调整一致性水平门槛、非对称因果关系分析及调整校准阈值等，本文使用前两种方法。首先，根据已有文献建议，将一致性水平从0.8提高为0.81后，高创新绩效的组态分析结果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验证了高创新绩效组态的稳健性；其次，基于因果非对称性假设，即X1+X2+ …Xn→Y，不一定得出 ～X1+～X2+…+～Xn→～Y，通过对比非高创新绩效组态分析结果与高创新绩效组态分析结果，发现两者截然不同，两种方法均支持研究结论，因此该结果具有较高稳健性。
基于98家样本企业的fsQCA分析，有效识别了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的4种动力组态，表明企业创新动力机制的多样性以及各驱动因素间存在既互补又替代的关系。根据核心条件来自企业内部还是外部以及各因素作用的内在逻辑，可以归纳为3种驱动模式：①以高研发投入、企业上市为核心条件的内部驱动模式(组态4)，典型企业有北京康斯特仪表、重庆莱美药业，在垄断地位缺席的条件下，竞争压力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而企业上市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和吸引创新人才，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增加；②以市场垄断地位、区域良好环境为核心条件的外部驱动模式(组态1)，典型企业有浙江万控智造电气、江苏五洋纺机、山东金城柯瑞化学，这些拥有绝对垄断地位的“隐形冠军”在研发成功后获得较大利润回报，因此具有较强创新动力，当地政府在投融资、研发创新、人才集聚、合作交流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也为企业提供了有效的创新激励；③内、外部因素同时作为核心条件的协同驱动模式(组态2与组态3)，典型企业有江苏天明机械集团、青岛科海生物与宁波博德高科、徐工筑路机械等，说明企业家精神、高研发投入与垄断势力、行业开放、良好区位环境等外部因素联动匹配，能够促使企业实现高创新绩效。3种驱动模式中，协同驱动模式(组态2与组态3)覆盖的样本企业最多，内部驱动次之，外部驱动覆盖的样本最少，表明协同驱动模式具有更强普适性，即本土“隐形冠军”成长与创新动力不仅源于企业家精神、高研发投入，成熟的市场竞争、良好的制度与文化环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驱动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的内部因素中，企业家精神为创新提供了内生动力，而高研发投入、企业上市只有与特定的条件组合相匹配才能发挥作用，这也体现了“隐形冠军”独特的成长逻辑：高创新绩效不能单纯依靠巨额的研发投入，还源于企业家的执着和坚持，将有限的资源和能力聚焦于某个细分市场或产品，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一些“隐形冠军”企业选择不上市，以规避短期业绩考核和股价波动带来的压力，保持低调和独立运营，专注于创新发展。
在驱动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的外部因素中，行业外资进入与市场垄断地位在特定情境下具有替代关系(对比组态1与组态3)。在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下，行业外资进入或市场垄断力量与企业家精神、高研发投入形成的组态均可驱动企业实现高创新绩效。一方面，外资进入带来的竞争与示范效应、产业前后向关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促进了企业技术能力提升，为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隐形冠军”在细分市场上的占有率越高意味着其承受的竞争压力越大，为了保持垄断地位以获取超额利润，企业会进行持续创新以对抗竞争对手。
本研究对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培育更多“隐形冠军”具有如下实践启示：
(1)本土“隐形冠军”创新动力机制的复杂性表明，中小企业自主创新需要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协同匹配和联合驱动。在企业内部，应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大力弘扬专业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大核心产品与技术研发投入；在企业外部，各级政府应努力优化营商环境，拓宽融资渠道，推进公平竞争，并通过各种减免税政策、研究基金资助，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搭建各类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人才培训和协同创新基地，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和服务提供。
(2)高研发投入、企业上市只在特定条件下发挥创新驱动作用的结论表明，企业需要在长期投入、持续积累的基础上提高研发效率和转化率，选择有效的组织形式支持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应聚焦关键技术前沿，在细分技术领域进行持续性研发，并通过整合国内外优质研发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此同时，企业应不断提升治理水平，加大对高级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的创新激励，建立有效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以保证创新活动持续。
(3)本土“隐形冠军”创新动力机制的多样性、行业外资进入与市场垄断力量的替代关系表明，企业推进自主创新存在多种可行路径。企业既可以凭借局部优势与拥有先进技术的外商投资企业展开合作，学习和吸收行业前沿技术，逐步构建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可以依托细分领域的垄断地位和本土市场规模效应，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和自主研发投入，立足已有优势进行自主创新，通过卓越的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提高国内外市场占有率。
本研究拓展了企业创新多元动力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本土制造业“隐形冠军”的fsQCA检验丰富了中小企业创新驱动研究。然而，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直接从工信部评选的256家“单项冠军”中筛选出98家样本企业，尚未考虑存在于“单项冠军”之外的“隐形冠军”。这种非随机抽样的方法可能产生样本选择性偏差，未来可将各省工信厅认定的“隐形冠军”纳入考察范围，扩大研究样本量。此外，各驱动因素与企业创新绩效衡量均采取单一的定量指标，虽然可以提升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但可能无法反映相关因素和创新绩效的复杂内涵。今后可以采取多维度测量指标，以更加深入地揭示不同因素及其组态驱动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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