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经济发展进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同时，中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政府不再单纯以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发展目标，而是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及结构调整与优化。其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自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以来，中国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经济增长减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日益突出等背景下，优化产业结构将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重要保证。

进入21世纪，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批新产业、新业态。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对产业发展、日常生活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2015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互联网+”战略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实体经济运行带来巨大考验，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正常发展。在此背景下，许多行业纷纷开启线上运营模式，进一步促进了“互联网+”产业模式快速发展。在疫情影响下，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促进两者之间相互融合。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5G基站、工业互联网等与互联网有关的新型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不仅有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以通过产业链条重构和生产效率提升，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随着“互联网+”与产业发展融合程度逐步加深，互联网基础设施也将对不同产业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也就是说，产业结构优化与互联网基础设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互联网+”行动在中国刚刚起步，与产业发展融合程度还有待提高。一方面，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国际统计年鉴2018》显示，2017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17.5%，日本为3.5%，美国为1.7%；中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55.9%，日本为70.9%，美国为79.4%。可见，中国仍有大量劳动力停留在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吸收就业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优化进程还需要加快推进。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对滞后。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7年中国每百万人拥有互联网服务器209个，而日本为5 980个，美国为30 351个。可以看出，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还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其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还难以形成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局面。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对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总结两者之间相互关系涉及的主要问题，对了解互联网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国“互联网+”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当今社会，“互联网+”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结构转型的重要途径。最初，学者们较多关注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普遍认为互联网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积极影响[1-3]，并且随着互联网规模扩大，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也会相应增强[4-5]。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与经济活动深度融合，学者们对于互联网在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更加关注其在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等方面的作用。首先，学者们运用不同方法分析互联网推动下不同产业的发展，总结互联网对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影响。如徐伟呈和范爱军[6]通过构建基于互联网技术驱动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分析互联网对中国三次产业发展的影响，发现互联网推动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使其朝着服务化方向发展；卢福财和徐远彬[7]基于交易成本视角，分析互联网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发现互联网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曾世宏等[8]研究发现，中国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服务化具有促进作用；黄智和万建香[9]以上海市为例，分析互联网与工业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互联网只是工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单向原因，对工业结构高层次升级的影响还未充分实现；卢福财和金环[10]、王一晨[11]认为，发展互联网对于推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促进制造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Wang等[12]则认为，互联网技术通过产业间溢出效应带动不同产业同步发展。其次，随着互联网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互联网金融发展受到广泛关注，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也成为互联网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表现之一，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彭继增等[13]认为，短期内，互联网金融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而从长期看，互联网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殷小丽[14]从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分析互联网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扩大消费者选择范围等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彭继增等[15]运用动态面板SYS-GMM估计法分析互联网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发现互联网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促进作用，而互联网金融结构则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分析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发展以及互联网对某一具体产业优化的推动作用。如熊磊和胡石其[16]基于产业链重构视角，认为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有助于培育新业态和创新服务模式，促进制造业产业链重构；杨勇[17]认为，互联网对旅游产业的动态优化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总之，互联网已经深入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不同产业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互联网提供的技术支持与信息服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互联网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普遍肯定互联网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作用。但是，互联网不仅可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还受到产业结构影响。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在产业结构中占比越大，越有助于提高互联网技术水平和运营服务能力，进而促进互联网发展水平提高。同时，产业结构越合理，不同产业之间发展水平越均衡，互联网发展所需各种软硬件设备才能够越完善，从而越有利于提高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因此，互联网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然而，现有成果大多分析互联网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影响，较少关注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采用的研究方法也难以反映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动态变化趋势。

基于此，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研究。首先，本文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动态影响，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方面分别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相互影响的路径和作用机理；其次，通过研究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提高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供有效建议；最后，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方法无法揭示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不足。

2 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关系机理

互联网作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信息交流与传播平台，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突出，已经成为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的运用不仅能够提高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营模式、调整要素禀赋结构等途径影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配置，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产生作用。首先，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推广大大降低了农业、制造业等传统行业信息搜寻与获取成本。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运用，加快了数据等信息传播速度，扩大了信息存储容量，提高了市场主体间信息共享能力，使得生产经营者可以更加及时有效地掌握市场信息，优化资源投入结构，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同时，也有助于实现生产智能化，提高单位资本与劳动力产出水平。因此，互联网的应用会降低传统产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比重，加快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流动。其次，在互联网广泛应用背景下，企业为了给客户提供高效优质服务，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会改变原有经营模式。5G网络等新基建的广泛应用催生出“互联网+”等新模式，由此产生诸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智慧旅游等新型产业，从而带动整个产业体系变化与调整，有助于产业结构更新升级。此外，企业也在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产品宣传和营销，从而促进新媒体等新兴信息媒介发展，与新媒体相关的传媒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在改变原有产业发展模式的同时，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最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应用，改变了传统要素禀赋结构，使得信息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增加了生产企业对信息要素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方面通过对信息交流和传输效率提出更高要求，促进信息技术、软件、科技服务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则催生出在线咨询、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因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也会改变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比例关系，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会刺激对互联网的使用需求，促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表现为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网络信息等资源支撑，因而产生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需求。同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现代服务企业追求为客户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同样需要以高水平互联网运营平台为基础。5G网络等新基建的运用将大大提高服务效率和便捷程度，其所具备的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等特点，是服务业企业提供精准便捷服务的重要技术保障，能够满足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因此，在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的背景下，新型产业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也会增加对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需求，从而推动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还体现在传统产业发展质量提升上。提高传统产业发展质量，需要改变以往经营模式，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进步为依托，走产业创新发展之路，而这同样离不开互联网平台支撑。互联网平台通过及时有效的信息传递，让企业更加快速地掌握市场信息，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工业互联网就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产物，其通过将工业生产活动的所有参与者连接起来，延长工业生产链条，进一步深化产业分工，以降低各产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带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具有大数据存储功能，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大量市场信息，很大程度上满足传统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也就是说，互联网技术还可以通过信息共享等方式，加快新技术传播，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进步和升级，提高传统产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因此，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样会增加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需求。

总而言之，互联网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条件和物质保证。5G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应用，不仅带动新型产业发展，培育出新业态，还能够为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因此，互联网基础设施既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迈进，又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也提出较高要求，通过增加对能够高效快捷提供大量信息的新型互联网需求，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也就是说，5G网络等互联网基础设施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创造物质条件和技术基础，引领信息化时代产业变革与发展，同时也会受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长期动态关系。

3 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

3.1 变量选择

互联网基础设施是指互联网平台运行所需的基本硬件设施。本文参考相关研究成果[9,18-19]，选取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表示互联网基础设施水平，用符号DK表示。产业结构优化表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方面。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反映的是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随着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总体表现为以第一产业为重心向以第二产业为重心、进而向以第三产业为重心演化[20]。参考干春晖等[20]、李春生[21]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二产业产值总和之比，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用符号GJ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是指不同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的动态过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产业结构内部偏离程度。参考李春生[21]的做法，本文引入表征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用符号HL表示，具体计算公式为：

其中，Y、L分别表示产值和就业人数，i、n分别代表第i类产业和产业部门数。该指数值越小，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

3.2 回归模型建立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分析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VAR模型通常用于预测相关时间序列系统和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其将系统内全部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期滞后变量进行回归，最突出特点是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而是根据时间序列的统计特性，估计内生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21]。因此，该模型在预测具有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解释各种冲击对相关变量的影响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往往需要经过若干年累积之后，才会逐渐显现出来，具有一定滞后性。因此，本文运用VAR模型对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该模型中，互联网基础设施指标Xt、产业结构优化指标Yt是由Xt、Yt的当期值及过去值共同决定的，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α10、α20是常数项，α11、α21、β1i、β2i、γ1i和γ2i是待估计系数矩阵，p是滞后阶数，n是样本个数，ε1t、ε2t为随机扰动向量。本文假设ε1t和ε2t为白噪声序列且二者不相关，方程(2)、(3)组成一个两变量的p阶VAR模型。在该模型中，Xt受到Yt的当期值和过去值影响，而Yt同样受到Xt的当期值和过去值影响。

对于VAR模型而言，系统动态特征即每个内生变量变动对自身及其它所有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这也是本文重点研究内容。为反映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在VAR模型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可以用于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于由误差项带来冲击的反应，即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产生影响的程度[22]。此外，本文运用方差分解，分析每个变量在整体系统动态变化过程中的贡献度，描述外部冲击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之间的相互贡献程度。

4 实证研究

2003年，SARS疫情爆发使中国互联网应用领域逆势发展。国内许多互联网平台都诞生于这一年，因此2003年也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发展转折之年。基于此，本文以2003—2018年中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3个变量数值为样本进行研究，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同时，为了降低数据中可能出现的异方差性，对序列DK、GJ和HL取自然对数得到新的序列变量lnDK、lnGJ和lnHL。

4.1 平稳性检验

建立VAR模型前，为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问题，本文首先采用最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为模型建立奠定基础。检验结果见表1。

本文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ADF检验。经计算，t统计量分别大于各自显著性水平为1%、5%、10%的临界值。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原序列都存在单位根，即3个变量都是非平稳的，有必要再对一阶差分序列进行ADF检验。计算后发现，变量lnDK和lnGJ的t统计量分别小于各自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而变量lnHL的统计量仍然大于其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经过二阶差分后，所有变量都变得平稳，表明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二阶差分序列均不存在单位根，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4.2 协整检验

时间序列lnDK、lnGJ和lnHL虽然本身是非平稳的，但其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列，因而可以通过协整检验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检验lnDK、lnGJ、lnHL之间的协整关系，结果如表2所示。在原假设为没有协整关系的条件下(None)，迹统计量值为48.166 4，大于临界值29.797 1，且P值为0.000 2，因而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在原假设为最多有一个协整关系的条件下(At most 1)，迹统计量值为21.318 9，大于临界值15.494 7，且P值为0.005 9，因而也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在原假设为最多有两个协整关系的条件下(At most 2)，迹统计量值为5.253 0，大于临界值3.841 5，且P值为0.021 9，因而也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变量之间至少存在3个协整关系。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变量之间存在3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4.3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构建与稳定性检验

建立VAR模型前，本文需要先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期。VAR模型对滞后阶数的选择有多种判断准则，本文采用AIC、SC等最小准则方法确定模型的滞后期，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根据5种准则的选择结果，本文建立的VAR模型滞后阶数应为3。通过建立VAR(3)模型，本文得到关于lnDK、lnGJ、lnHL三者之间的估计式。

估计完VAR(3)模型后，本文采用AR根图检验模型的稳定性。由图1可知，所有方程根的倒数都位于单位圆内，说明VAR(3)模型整体上具有稳定性。

VAR(3)模型回归系数估计结果显示，lnDKt-1、lnDKt-2对lnGJt、lnHLt的影响系数均为负，说明互联网基础设施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具有负面影响。当前阶段，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其应用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拓展。一方面，“互联网+”模式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互联网与众多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融合程度还比较低。同时，部分服务行业互联网普及率较低，影响服务水平提高，不利于其产值增长，该问题在我国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因此不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实现[8]。另一方面，互联网对我国传统行业的改造升级还较为缓慢[9,23]，尚未充分实现生产制造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对于农业、工业等部门生产效率提升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制约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高。系数估计结果还显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影响系数也为负，表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互联网基础设施之间负相关。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更多是由第一、二产业发展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对互联网的引致需求还未充分显现。

4.4 格兰杰因果检验

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只能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反馈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能说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对中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3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GJ与lnHL互为因果关系；lnDK构成lnGJ的原因，但是lnGJ不构成lnDK的原因；lnHL构成lnDK的原因，但是lnDK不构成lnHL的原因。总体看，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之间构成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产业结构高级化为其合理化发展提供必要前提，而合理化又是高级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产业结构只有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不断向高级化方向发展，才会形成不同产业同步发展的局面。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能够实现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优化配置，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普及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具有显著影响，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然而，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并不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变化的原因，说明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并没有充分带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反映其对互联网的需求还不显著。同时，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也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影响，但是其反过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并不显著。该结果表明，不同产业之间发展均衡程度会对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供给产生影响。然而，互联网基础设施并未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显著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程度存在差异，没有起到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的作用。

4.5 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主要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描述的是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对建立的VAR(3)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响应程度，线条为单位脉冲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时间路径。

图2反映了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首先，互联网接入端口数量受自身冲击的影响并不稳定，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冲击对互联网接入端口数量的负向效应不断减弱。互联网接入端口数量受自身冲击的影响在第3期达到最低点，之后虽然有所上升，但是在第6期后基本处于下降趋势。而其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负向冲击在第3期后也在逐渐收窄，表明随着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互联网普及程度也在逐步提高。其次，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受自身冲击的影响不断减弱，受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互联网接入端口数量冲击的影响不断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受自身冲击的影响虽然在第3期有所提高，但是随后不断下降，到第5期后转为负向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冲击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影响在第3期后不断增强，到第7期后转为正向效应。表明保持不同产业之间合理比例，对于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互联网接入端口数量的冲击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说明互联网的建设与普及可以推动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最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受自身冲击的影响也在不断减弱，受产业结构高级化冲击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冲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正向效应在第5期达到最大后，逐步降低。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升级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促进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其促进作用也在减弱，因此需要推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向高级化方向发展。

4.6 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能够描述一个变量的冲击因素对另一个变量的动态影响路径，而方差分解可分析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波动有多少来源于自身冲击，另有多少来源于VAR模型中其它扰动因素的冲击。变量方差分解结果如表5～7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互联网接入端口数受自身变化影响虽然有所下降，但其变化仍然主要受自身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互联网接入端口数的影响相对较弱。从表6可以看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受自身影响逐步减弱，受合理化水平影响的程度不断提高；互联网接入端口数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还较小。从表7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主要受其高级化水平影响。

综上，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还较弱，需要进一步加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对较强，说明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03—2018年中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1)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显著影响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但影响程度相对较低。产业结构越合理，不同产业发展越均衡，越有助于我国产业发展整体水平提高。产业发展水平提高则会增加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需求，有助于推动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相较于互联网基础设施本身，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较小。一方面，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还处于较低水平，不同产业发展还不均衡，未能充分推动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我国产业发展信息化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许多行业特别是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较为突出，不利于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引进和吸收，导致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同时，我国新型服务业还处于劳动密集型发展阶段，信息化发展程度相对较低，难以带动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普及。因此，我国产业发展还没有实现与互联网发展的高度融合，导致产业发展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引致需求不足，因而难以对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产生较大影响。

(2)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具有一定影响但相对偏弱。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普及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同时也会促进新兴产业兴起，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近年来，伴随互联网的普及，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兴产业在我国不断涌现并且快速发展。但是，互联网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还未充分显现。一方面，我国信息通讯技术发展还不成熟。我国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建设规模相对较小，技术水平相对较低，覆盖范围也有待进一步扩大。因此，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水平还比较低，不利于产业生产能力提高，还不足以促进我国产业高端化发展。另一方面，我国不同地区互联网建设水平差异较大，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互联网覆盖范围较小，抑制了互联网对农村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程度的提高。同时，农村地区互联网建设滞后，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也无法为其它产业发展提供高效服务，制约了其它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我国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的融合程度偏低，未能有效提高制造企业生产效率，导致生产要素难以从制造业流向新兴产业，也会降低互联网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程度。

(3)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之间相互影响，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程度高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程度。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我国产业结构正向高级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三次产业同步协调发展局面，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然而，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其高级化的促进作用相对不足。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产业发展质量还比较低，要素利用水平不高，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不能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撑，从而制约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

根据分析结果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推动我国产业信息化发展进程，提高产业发展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引领作用。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要在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支持产业信息化发展，同步扩大5G网络、大数据中心等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在不同产业中的应用，鼓励不同企业运用互联网平台扩大市场范围，提高产业利润水平。同时，还应继续鼓励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发展，增加产业发展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需求。加强互联网企业与实体企业之间的信息协调机制建设，提高互联网企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做大做强互联网企业，以实体经济发展带动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推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要推动传统企业转变生产经营模式，加大对互联网平台的应用，在提高企业利润的同时，促进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其次，扩大互联网基础设施覆盖范围，提高互联网对我国产业发展的服务能力。今后，我国不仅要扩大互联网行业覆盖范围，还要进一步扩大其在地域上的覆盖范围，重点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农村地区应大力推进互联网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从而能够及时准确把握农产品市场信息，扩展农产品市场范围，促进农业信息化发展。同时，扩大互联网在农村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应用范围，转变农村产业发展模式，提高产业发展效益。此外，继续加强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大批工业互联网专业人才。加快5G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技术研发，提高信息传输效率，扩大覆盖范围，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提高制造业要素使用效率，减少传统制造业要素投入，间接为要素向新兴产业流动提供技术支持。

最后，以信息技术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一方面，我国要加大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信息技术研发和专业人才培养力度，促进信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加快信息技术研发与企业生产经营的有机结合，促进传统产业生产经营方式向信息化、高端化方向转变，提高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提高传统产业发展质量，促进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优化配置，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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