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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技术创新失败项目的认识存在两条发展轨迹：一条轨迹是从影响因素、创新系统等视角出发，解释创新失败的原因以及避免创新失败的途径[1-4]；另一条轨迹是试图从创新失败现象中发现机会，认为创新失败是更为广泛创新过程的一部分[5]，从中可以搜索突破性或渐进性创新[6]，因而创新失败是促进新的创新力量产生并帮助发明家取得成功[7-8]，甚至是创新成功的必经之路[9]。其中，第二条发展轨迹促进了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思想形成。现阶段，挽救技术创新失败项目的价值和意义已得到重视，主要表现为：一是产业界投入迅速增加，尤其是生物制药产业将挽救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变成有组织的活动，有力证据是近年来以利用失败药物为目标的创业公司快速涌现[10]；二是学术组织相继提出研究倡议，如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Science等代表性学术刊物提出的废弃药物再利用研究议题[11-12]，以及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提出的药物援救和新作用项目等研究计划；三是学术界开始正式讨论技术创新失败挽救理论范畴，对技术创新失败挽救的内涵外延、理论基础等进行严格的界定和分析[13-14]，并从创新战略等方面寻找挽救技术创新失败项目的思路[15]。
现有研究对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活动内在机制的解释不足，首先是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其次是缺乏必要的实证研究。例如，文献[8]认为，失败的技术创新中孕育着新的创新；文献[16]进一步确认，可以通过历史上的失败药物寻找到新药物，却没有正面揭示失败的技术创新向成功转变的发生机制；文献[13]从行为、时间和层次等3个维度证明挽救创新失败项目是可行的；文献[14]提出，可以重塑生态系统以解决技术创新受阻问题；文献[15]提出，利用再定位战略释放技术创新失败项目的价值。但是，上述研究没有解释挽救活动背后的行为逻辑。因此，现有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实证分析解释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活动发生的内在机制，从而为具体挽救策略设计、挽救活动实施提供指导。本文研究目的是针对当前研究薄弱之处，引入Serendipity理论对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明确技术创新失败挽救的动力、类型、动力和类型组合及各类挽救机制的联合作用。
本研究建立在两个前提条件的基础上：第一，Serendipity理论适合用于解释技术创新失败的挽救机制，它是一个抽象的概括和描述，可以细分不同类型并具有不同的动力来源。因此，本文选择从Serendipity的类型和动力入手，提出研究假设并展开实证分析，从而归纳出不同类型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相反，如果仅从Serendipity的内涵与作用视角展开研究则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第二，如前所述，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研究匮乏，本文从类型学出发对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进行探索，通过分析动力、类型、动力和类型组合及各类挽救机制的联合作用，对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进行刻画。未来可以基于类型学的分类结果进行细化研究，不断深化对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的理论解释。
著名社会学家Merton[17]将Serendipity的基本含义界定为“研究人员做出了意想不到的有益发现”，并指出Serendipity模式是“观察一个意外的、异常的战略性基准的普遍经验，它提供了建构新理论或扩展现有理论的机会”。Serendipity的中文表述为“幸运的偶然发现”、“意外的偶然发现”或“机缘巧合”等，为行文方便，本文沿用英文表述。通常情况下，Serendipity理论被用来解释科学发现的创造性过程，反映出很多重大科学发现都是在失败和错误的基础上，通过幸运的偶然发现获得的。本文观点是，Serendipity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和指导技术创新领域发生的类似现象，因为对于技术创新失败项目而言，通常也是得益于某种意外的、幸运的偶然发现，使其从“不可救药”的失败状态转变为重新获得市场应用的成功状态，这与Serendipity的理论内涵一致。在很多领域，科学发现和技术发展间的转换是非常直接的[18]，尤其在生物制药领域，进一步证明运用Serendipity理论解释技术创新失败挽救过程是可行的，文献[19]也支持本文观点。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运用Serendipity理论提出研究假设，并选择生物制药领域案例进行实证检验，揭示技术创新失败挽救的内在机制并通过扩展讨论深化理论解释。
将Serendipity理论引入其它领域时，需要对其作出相应的映射，本文主要基于类型与动力讨论Serendipity在技术创新失败挽救领域的理论映射。Yaqub[20]通过观察科学发现领域案例，将Serendipity事件归纳为以下4种类型：①Walpolian型，是指针对某个问题的探索而获得的发现，却无意中解决了另一个领域的问题；②Merton型，是指针对某个问题的探索，发现了一条意想不到的路径，进而解决该问题(问题所在领域还是原来的领域)；③Bushian型，是指原本并无特定目标的探索，获得的发现却意外解决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④Stephanian型，是指原本并无特定目标的探索，获得的发现却意外解决了后来出现的问题(也就是“为尚未提出的问题寻找答案”)。将Serendipity理论映射到技术创新失败挽救领域，各类Serendipity事件含义可以修正，如表1所示。
表1 Serendipity类型在技术创新失败挽救中的映射
类型含义备注Walpolian型对创新失败的技术进行有目标的探索,意外发现技术在其它领域具有应用潜力强调技术应用领域转移,而应用领域转移可以基于技术的现有特性或发现的新特性Merton型对创新失败的技术进行有目标的探索,发现一条意想不到的路径克服了创新面临的障碍技术的特性和应用领域都没有变化,并且发现的路径通常与技术本身无关Bushian型原本无特定目标的探索,发现创新失败技术的特性可以解决一个已经存在的迫切问题问题可能存在于任何领域,并且之前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Stephanian型原本无特定目标的探索,发现了创新失败技术的新特性,且新特性可以解决未来出现的某个问题问题可能存在于任何领域,并且是后来才出现的,之前并不存在
虽然Serendipity可以以上述4种类型中的任意一种存在，但解释促进Serendipity事件发生的动力有助于主动激发和管理Serendipity。Yaqub[11]提出，促进Serendipity现象产生的核心动力同样包括4种类型：①理论主导(Theory-led)，即Serendipity源自事实偏离的最初理论预期，却暗示新的理论发现；②观察者主导(Observer-led)，即Serendipity源自观察者认知变化，通常是由于观察者视角、技能，或者观察所用技术、程序或仪器等变化所致；③错误孕育(Error-borne)，即Serendipity源自科学家(或组织)容忍错误甚至鼓励错误的行为；④网络涌现(Network-emergent)，即Serendipity源自网络涌现出的信息或网络上的团队合作，但网络“群体思维”或“回音室效应”会对Serendipity的形成造成障碍。将Serendipity理论映射到技术创新失败挽救领域，各类动力含义与其在科学发现领域的含义一致性较高，经简单修正后如表2所示。
表2 Serendipity动力在技术创新失败挽救中的映射
类型含义Theory-ledSerendipity源自技术发展偏离初始的理论预期,但新理论提示了正确的方向Observer-ledSerendipity源自观察者行为方式的变化而带来认知的变化,进而获得的有价值信息Error-borneSerendipity源自创新者容忍甚至鼓励错误的行为Network-emergentSerendipity源自网络涌现出来的信息和机会
对于一项失败技术创新而言，其挽救过程总是在某种内在驱动力量的作用下，以某种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驱动力量和表现形式的组合形成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而通过实证检验的、反复发挥作用的机制，能够为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活动提供战略选择依据。依据表1、表2对Serendipity类型和动力的分析，得到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的16个类型假设，分别命名为“Theory-led-Walpolian”型(简称“T-W”型)、“Theory-led-Merton”型(简称“T-M”型)、“Theory-led-Bushian”型(简称“T-B”型)、“Theory-led-Stephanian”型(简称“T-S”型)、“Observer-led-Walpolian”型(简称“O-W”型)、“Observer-led-Merton”型(简称“O-M”型)、“Observer-led-Bushian”型(简称“O-B”型)、“Observer-led-Stephanian”型(简称“O-S”型)、“Error-borne-Walpolian”型(简称“E-W”型)、“Error-borne-Merton”型(简称“E-M”型)、“Error-borne-Bushian”型(简称“E-B”型)、“Error-borne-Stephanian”型(简称“E-S”型)、“Network-emergent-Walpolian”型(简称“N-W”型)、“Network-emergent-Merton”型(简称“N-M”型)、“Network-emergent-Bushian”型(简称“N-B”型)、“Network-emergent-Stephanian”型(简称“N-S”型)。 对于上述假设理论内涵，在后文数据分析之后，基于通过实证检验的假设进行详细分析。
需要强调的是，对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的类型学研究是一种抽象概念上的努力，而非感性经验上的努力。因此，本研究暂不讨论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具体要素及要素间的关系。这种思路类似于物理学研究，例如从概念上讲，一个球体和一个平面之间只在一个点上接触，但从经验上讲，不能忽略表面粗糙度以及真实球体对平面的压力等因素。同时，类型学研究是一个高度的概念抽象，意味着在实际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活动中，有可能是多种机制(或者是Serendipity的多种动力、类型)共同发挥作用，但类型学研究有助于理解技术创新失败挽救内在机制，以及多种挽救机制间的联合作用。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得到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的16个假设，上述假设在现实中是否普遍存在？如果存在，那么哪些机制是技术创新失败挽救的主要战略选择，主要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受何种动力驱动？对于上述问题，选择生物制药产业案例进行实证分析。选择生物制药产业案例作为实证数据，原因主要在于：①生物制药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失败率和长周期特征，是最早有组织地开展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活动的领域(通常表现为失败药物再利用)，在研究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方面具有代表性；②生物制药创新是典型基于科学的创新，该产业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活动适合接受Serendipity理论指导。因此，研究案例和理论假设间能够形成较好的验证关系；③根据研究团队的跟踪观察和追溯分析发现，在生物制药产业内存在一定数量技术创新失败挽救的成功案例，能够满足论文在数据可得性和案例数量方面的要求。
为对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案例数量应达到16个以上，即案例数量要超过研究假设数量。同时，能够通过案例观察到技术创新是如何启动又是如何失败的，由谁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什么方式挽救了该创新项目，进而判断技术创新失败挽救过程能否接受Serendipity理论指导，并进一步分析实际案例与Serendipity理论在类型和动力方面的契合程度。鉴于技术创新失败挽救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该主题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本文以现有产业创新史研究文献为突破口，寻找所需案例。在默顿·迈耶斯的《现代医学的偶然发现》中就发现10多个与创新失败药物挽救相关的案例，在Jie Jack Li的《药物考——发明之道》中也发现了与创新失败药物挽救相关的案例。合并上述案例并剔除重合案例，获得20多个技术创新失败挽救相关案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其参考文献，以及其它学术文献、行业门户网站等相关资料，搜集得到40多个与生物制药创新失败挽救相关的案例。遗憾的是，有些案例无法满足研究需要，主要表现为案例完整程度不高或细节不够丰富，难以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此外，个别案例虽属于技术创新失败挽救范畴，但与Serendipity理论符合度不高。在剔除上述不适合案例后，共获得23个合格案例，达到实证研究要求。上述案例大多属于在制药史上拥有较大影响力的重磅药物案例(如Thalidomide、Eloxatin、Sildenafil、Herceptin等)，代表性较强。对于合格案例，由两位研究团队成员分别对其进行分析，判断其应属于Serendipity的哪种类型及受哪种驱动力支配，而对于分析结果存在争议的案例，由第三位团队成员进行裁判(见表3)。
表3 案例相关信息
项目名称原用途新用途发现途径C1Thalidomide“反应停”事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被禁用被批准用于治疗麻风性结节性红斑、多发性骨髓瘤及其他肿瘤科学家逐步发现Thalidomide能够减低TNF-α,调节免疫反应,限制血管生长C2Iressa临床试验数据否定了治疗效果在中国被推荐用于EGFR突变阳性的NSCLC一线治疗试验表明,Iressa对东方人种或无吸烟史的人有明显作用C3Pertuzumab最初只取得非常有限的临床试验效果,宣告失败成功应用于治疗HER2阳性的转移性乳腺癌创新者坚持尝试新适应症和治疗方法,发现三药联用的肿瘤消失率达到45.8%C4Dapoxetine用于治疗抑郁症,但由于半衰期短,无法实现每日给药一次改造成治疗早泄的特效药研究者发现该药可以延迟射精,且作用快和半衰期短的特点使其可“按需使用”C5他汀药物在动物实验中出现引起肿瘤的现象获准上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功开发出多种相关药物企业家用了3 年多的时间证明所看到的毒性信号不是致癌作用C6Bupropion因发生癫痫事件而从市场上撤回成为首个口服戒烟药物进一步研究发现有助于戒烟C7PARP抑制剂毒性大,无法化疗辅助药物获批治疗BRCA突变的卵巢癌对 BRCA 突变阳性患者数据重新分析,发现有继续开发的价值C8Eloxatin有放射性和一定毒性成为最重要的结肠癌治疗药物科学家发现减少用量、拉开注射间隔可消除毒性C9Trelstar每天至少注射两次,难以应用于临床治疗成为治疗前列腺癌的重磅药物科学家提出可以通过药物缓释控释解决该问题C10Alimta第三期临床发生了病人用药后突然死亡的事件使用Alimta的同时补充叶酸,成为治疗间质瘤的重磅新药研发人员发现凡是出现严重毒副反应的患者血液中都有高浓度的同型半胱氨酸和低浓度的叶酸C11Cymbalta实际临床试验效果不理想相继被批准用于治疗忧郁症、慢性疼痛与纤维肌痛等适应症研究人员分析临床数据发现问题出在临床试验给药的剂量过低C12AZT临床试验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成为治疗艾滋病的基础药物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组织的测试中被证明对艾滋病有效C13Fluoxetine最初合成的系列化合物出现类流感综合征等副作用,决定停止项目研发成为抗抑郁的重要药物科学家坚持测试在脱水吗啡老鼠模型试验中已经失败的化合物,终于发现“Fluoxetine” C14Fedratinib临床试验中出现患者死亡的严重案例重新获批用于治疗骨髓纤维化最初的发明人在医生和患者的强烈呼吁下,重新分析临床数据C15Finasteride临床试验出现多种副作用成为治疗脱发的重磅药物研究人员秃顶或头发稀疏的人服药之后,头发的发量和生长情况明显好转C16Minoxidil最初发现能够扩张血管,但优势并不明显先后获批用于治疗男性和女性脱发患者使用这个药物之后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副作用———多毛症C17Avastin研究证明不具有抗癌效果,且出现多种不良反应被广泛用于标识外治疗青光眼等严重眼疾研究发现视网膜周围血管生长异常是由VEGF引起的,Avastin恰好具有阻断血管生长的独特优势C18Sildenafil但临床试验效果不好被放弃成为了历史上第一种口服治疗阳痿的重磅药物研究人员发现Sildenafil具有明显刺激男性性器官勃起的药效C19Herceptin首次临床试验失败而被放弃成为第一个用于临床治疗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社会网络迫使Genentech公司重新临床试验并组织了提供数量的合格临床患者C20Imbruvica研究人员认为风险远大于收益,不值得进行开发在全球50多个国家被批准用于治疗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科学家注意到Ibrutinib能够抑制人体中的BTK蛋白,且不会关闭正常B细胞上的所有BTK蛋白C21Intepirdine临床试验效果不佳,加之研发风险极大而被放弃在阿尔茨海默病治疗中显示出明显的效果科学家认为最初选错了疗效指标,改变了临床试验终点后C22Remodulin 少人问津、进展缓慢而被搁置成为治疗肺动脉高压症的唯一特效药科学家综合分析多种信息,发现可用于治疗肺动脉高压症C23Imipramine无效的精神分裂症治疗药物获批成为抗抑郁药,又被发展为治疗老年尿失禁临床发现可以作为一种抗抑郁剂
在案例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每个案例构造基于Serendipity“动力-类型”的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并与前述16个理论假设一一对应。为表述简洁，将这23个案例分别编号为C1、C2、C3、……C23，并将案例置于如图1所示的技术创新挽救机制矩阵中。图1的矩阵由Serendipity的动力和类型两个维度构成，共16个方格，分别对应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的16个假设。观察图1可以发现，23个研究案例主要聚集于6个方格中，反映在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的16个假设中有6个得到实际支持，分别为“O-W”型、“O-M”型、“T-M”型、“N-M”型、“N-B”型和“T-W”型。由此，需要对上述假设理论内涵加以讨论，各假设具体含义如表4所示。其余10个假设没有得到实际案例支持，因而不再对其作进一步分析。
图1 案例在技术创新挽救机制矩阵中的分布
表4 “O-W”型等6个假设理论涵义
类型含义O-W型在对失败的创新项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通过改变观察者的行为方式使技术在新的应用领域获得商业化成功O-M型在对失败的创新项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通过改变观察者的行为方式来发现一条意想不到的路径,克服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障碍T-M型依据新理论对失败的创新项目进行分析,通过发现了一条意想不到的路径来克服技术创新面临的障碍N-M型在对失败的创新项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通过网络涌现的信息发现一条意想不到的路径,克服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障碍N-B型在无特定目标的探索过程中,通过网络涌现的信息发现创新失败技术特性,应用于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既定问题T-W型依据新理论对失败的创新项目进行分析,使技术在新的应用领域获得商业化成功
“O-W”型等6个假设得到实际案例支持，证明上述6类Serendipity动力和类型组合与技术创新失败挽救内在行为机制间具有高度一致性。抽象来说，这6类组合都通过合适的动力促进Serendipity现象产生，而Serendipity为失败的创新项目重新走向成功提供机会，打破技术创新活动不能向前推进的僵持状态，使被迫中断的“技术—价值”转化活动得以延续，构成挽救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完整的因果链。以“O-W”组合为例，其动力来自因观察者行为方式改变所促成的Serendipity事件，后者为创新商业化提供新的应用领域，从而改变技术不能创造价值的状态。在“N-M”组合中，网络涌现的信息是Serendipity事件发生的动力，后者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使技术创新能够克服障碍向前推进。前述6类Serendipity动力和类型组合对于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活动管理具有直接意义，可以反映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结构。因此，将Serendipity的特定动力和特定类型进行组合，既是促使技术创新失败项目获得成功的内在驱动力，也是可供创新主体选择的战略路径。在6类组合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从理论上解释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
“O-W”组合与“O-M”组合的案例在图1中均出现7次，频率明显超过其它类型组合，因而将由观察者主导的Walpolian型Serendipity和由观察者主导的Merton型Serendipity定义为技术创新失败挽救主流机制。“T-M”组合、“N-M”组合、“N-B”组合与“T-W”组合案例在图1中出现的次数分别为3、3、2和1，远低于“O-W”组合与“O-M”组合。因此，将由理论主导的Merton型Serendipity、由网络涌现的Merton型Serendipity、由网络涌现的Bushian型Serendipity以及由理论主导的Walpolian型Serendipity，定义为技术创新失败挽救非主流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将技术创新失败的挽救机制按照“主流”“非主流”进行划分，并不是强调哪种机制更重要或挽救机制间存在优劣之分，而是为了表示不同类型机制在现实中发生的频率。当然，这种划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创新者对挽救机制的选择或尝试存在不同的优先等级。
(1)观察者主导的Walpolian型Serendipity。该挽救机制的含义是，当创新者面对一个技术创新失败项目时，挽救活动的重点是从改变观察者视角、专业技能，以及观察所用的技术、程序或仪器等方面着手，有目的地到其它应用领域寻找新的商业化机会，这是推动技术创新获得成功的关键。例如Thalidomide(C1)案例，其首次上市是以缓解孕妇怀孕初期的晨吐反应为目标，但导致46个国家约两万名孕妇产下患有“海豹肢症”的畸形婴儿，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反应停”事件，使得Thalidomide在全球范围内被禁用。20世纪60—80年代，以色列皮肤科医生Sheskin、洛克菲勒大学科学家Kaplan等观察到Thalidomide具有治疗麻风病、肺结核、艾滋病和肿瘤的潜力。基于上述发现，Celgene公司与Kaplan于1992年以重新开发Thalidomide为目标展开合作，1998年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终于批准Thalidomide用于治疗麻风性结节性红斑，并于2006年进一步批准Thalidomide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至今，Celgene公司仍在扩展Thalidomide的适应症，欲将其治疗潜力发挥到极致。另一个著名案例是Sildenafil(C18)，其最初用于治疗心绞痛和心肌缺血，但由于临床试验效果不佳而被放弃。幸运的是，Pfizer公司研究人员在临床试验剩余药品回收过程中，观察到Sildenafil具有明显刺激男性性器官勃起的药效，据此重新设计临床试验，开发出全球首个口服治疗阳痿的重磅药物，即家喻户晓的“伟哥”(Viagra)。此外，Dapoxetine(C4，从治疗痛觉丧失和抑郁症转到治疗早泄)、Bupropion(C6，从治疗忧郁症转到戒烟)、Finasteride(C15，从治疗前列腺增生转到治疗脱发)、Minoxidil(C16，从治疗高血压转到治疗脱发)、Imipramine(C23，从治疗精神分裂转到治疗抑郁和老年尿失禁)等都是在商业化失败后，由于被观察到在其它领域的潜在治疗效果而被重新改造为重磅新药。
(2)观察者主导的Merton型Serendipity。该挽救机制的含义是，当创新者面对一个技术创新失败项目时，挽救活动的重点在于改变观察方向，将关注点从技术本身转移到互补技术、评价标准、使用方式、配套环境等非技术领域，从而发现一条新路径以克服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障碍。最经典的案例是Eloxatin(C8)，欧洲多家大型制药公司曾为其投入重金，但在第Ⅰ期临床试验之后发现神经毒性过大而将其放弃，致使其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但是，Debio集团的董事长Mauvernay分析临床数据发现，Eloxatin的毒性与注射次数有关，只需减少用量并设置注射时间间隔就可能消除毒性。1989年，Debio集团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Eloxatin的专利并设计出最佳结肠癌化疗方案，2002年FDA只用7周就批准Eloxatin在美国上市，5年后Eloxatin全球销售额高达每年23.5亿美元。又如Alimta(C10)，在关键的第Ⅲ期临床试验中发生患者用药后突然死亡的事件，因而被迫中止试验。后来Eli Lilly公司研发人员分析临床试验数据，观察到凡是出现严重毒副反应的患者，其血液中都有高浓度的同型半胱氨酸和低浓度的叶酸，于是制定了一个大胆的创新方案——给使用Alimta的患者补充叶酸。Alimta于2004年获得FDA 批准用于治疗间质瘤，成为Eli Lilly公司最重要的产品。Iressa(C2，治疗肺癌)、他汀类药物(C5，治疗高胆固醇引起的相关疾病)、PARP抑制剂(C7，治疗卵巢癌)、Trelstar(C9，治疗前列腺癌)、Cymbalta(C11，治疗忧郁症、慢性疼痛与纤维肌痛)等药物在经历最初失败后，创新者通过转变观察角度或改变观察程序发现新路径，使技术创新跨越了所面临的障碍。
(1)理论主导的Merton型Serendipity。该挽救机制的含义是，当创新者面对一个技术创新失败项目时，挽救活动的重点在于突破原有理论束缚，寻找新的理论依据，进而根据新的理论指导发现新路径，克服技术创新面临的障碍。例如Ibrutinib(C20)案例，这款治疗分子最初由Celera公司开发，但动物试验显示，Ibrutinib能与BTK蛋白共价相连并将BTK蛋白彻底“关闭”。因此，研究人员认为Ibrutinib的风险远大于收益，不值得开发。随着Celera公司转移战略目标，计划将Ibrutinib与其它候选药物分子一起出售。2006年，Pharmacyclics公司的创始人Miller注意到Ibrutinib能够抑制人体中的BTK蛋白，而在癌变的B细胞上，BTK蛋白处于过度活跃状态，抑制这些过度活跃的BTK蛋白就有可能延缓癌症病发进程。同时，Ibrutinib不会关闭正常B细胞上的所有BTK蛋白，因而正常的B细胞能够生存。Miller花费了600万美元从Celera公司买下包括Ibrutinib在内的一些候选药物，临床试验显示，Ibrutinib确实能够有效杀死特定癌细胞且对健康细胞几乎毫无损害，与Miller的理论预测一致。2013年末，Ibrutinib获得FDA的批准用于治疗慢性淋巴性白血病，之后又被批准用于治疗其它类型癌症，至今已在50多个国家(地区)获得批准，其中包括整个欧盟。此外，Fluoxetine(C13，治疗抑郁症)、Intepirdine(C21，治疗阿兹海默病)获得挽救的过程与Ibrutinib相似，都是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发现了一条克服创新障碍的路径。
(2)网络涌现的Merton型Serendipity。该挽救机制的含义是，当创新者面对一个技术创新失败项目时，挽救活动的重点在于从网络涌现的信息中寻找线索，从而发现一条新路径克服技术创新面临的障碍。这里的网络是一个广义概念，可能是社会关系网络、科学家网络、企业合作网络乃至互联网等社交网络。以靶向治疗骨髓纤维化的Fedratinib(C14)为例，这款分子在2013年的第Ⅲ期临床试验中出现韦尼克脑病(Wernicke' encephalopathy，WE)案例，FDA要求暂停临床试验，负责开发Fedratinib的Sanofi公司在一周内迅速放弃了对Fedratinib的开发。但参与临床试验的医生、患者等强烈要求继续提供该药，并为此找到了最初领导Fedratinib研究的Hood博士寻求帮助，因为医生和患者切身感受到Fedratinib的治疗效果，失去Fedratinib供应将使患者面临死亡威胁，多位曾经取得良好疗效的临床患者甚至因此死亡。由医生、患者及其他关键意见领袖构成的网络为Hood提供了宝贵信息，使Hood确信Fedratinib的失败原因是临床试验数据分析出现了偏差，修正数据分析结果就可能改变Fedratinib的命运。2016年3月，Hood辞职创办Impact公司并从Sanofi公司取得Fedratinib的开发许可权。最终，Impact提供的临床试验数据分析报告说服了FDA，2017年8月FDA取消了对Fedratinib的临床限制并给予优先评审资格。2018年1月，Celgene公司以70亿美元的总价格收购了Impact公司，将Fedratinib重新推向上市之路，2019年8月FDA批准了Fedratinib的上市申请。Pertuzumab(C3，治疗乳腺癌)与Herceptin(C19，治疗乳腺癌)也是经历开发失败后，来自科学家、患者、医生乃至社会公共机构的信息或力量，提供了克服创新障碍的新路径。
(3)网络涌现的Bushian型Serendipity。该挽救机制的含义是，当创新者面对一个技术创新失败项目时，挽救活动的重点在于突破最初目标局限，对涌现的信息进行广泛搜索，从中发现可以利用失败技术特性加以解决的问题，进而为失败技术开辟出实现商业化的成功道路。AZT(C12)就是典型例证，其在合成之初被定位于治疗癌症，许多实验室和制药公司曾研究其抗癌作用，但效果不明显。在艾滋病致病机理被发现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与制药公司、研究机构、大学实验室等结成合作网络，通过对各种抗病毒成分进行筛查寻找治疗艾滋病的可行方法，Burroughs Wellcome公司为此提供了11种备选药品，其中编号为“复合物S”的就是AZT。1985年测试证明，AZT在试管测试和早期临床试验中对艾滋病毒有效，Burroughs Wellcome公司立即注册了这种药物并进行后续实验，最终于1987年通过了FDA批准。Remodulin(C22)在被合成之初也是无人问津，能够被成功挽救，是由于United Therapeutics公司的创始人Rothblatt从合作团队、科学顾问构成的网络中获得了相关信息，发现Remodulin可用于治疗肺动脉高压症，而当时尚无其它手段可以治疗这种两年内就会致人死亡的严重疾病。
(4)理论主导的Walpolian型Serendipity。该挽救机制的含义是，当创新者面对一个技术创新失败项目时，挽救活动的重点在于寻找新的理论依据，根据新的理论指导为技术搜索新的应用领域，促进技术在新的领域获得商业化成功。针对理论主导的Walpolian型Serendipity，Avastin(C17)案例极具代表性。由Genentech公司开发的Avastin原本是靶向治疗癌症的重磅药物，但自2010年以来，研究反映其并不具有抗癌效果。2010年FDA的背景报告指出，Avastin既不能阻止乳腺肿瘤生长，又无法延长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此外患者会出现高血压、疲劳、白细胞水平异常等不良反应。2011年11月，FDA正式撤销Avastin用于治疗乳腺癌的批准，2014年Cochrane评价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Avastin可治疗脑癌。但理论研究指出，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等许多眼部疾病是由于视网膜周围的血管生长异常所致，进而导致患者失明，而视网膜周围血管生长异常是由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所致。Avastin的独特优势正是在于能够阻断血管生长，因而被成功用于抑制VEGF生长。因此，Avastin在国外被标签外使用(Off-label)治疗青光眼等严重眼疾，这为其开辟了新的应用领域。
前述基于生物制药产业案例的实证研究，明确了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的主要类型。在此基础上，可以从不同维度对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进行扩展讨论，进一步深化对其的理解。
依据Serendipity理论，将技术创新失败挽救动力划分为4种类型，但由图1横轴可知，在生物制药创新失败挽救活动中实际发挥作用的是理论主导、观察者主导和网络涌现等3种动力。其中，观察者主导的案例发生频率最高，达到14个，也就是说，半数以上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因观察者行为变化而被成功挽救；网络涌现的案例发生了5次，但5个案例所借助的网络类型各异，如企业合作研发网络(Pertuzumab，C3)、科学家网络(AZT，C12)、社会网络(Fedratinib，C14；Herceptin，C19)、企业外部顾问网络(Remodulin，C22)等；理论主导的案例发生了4次，并且这4个案例一致显示，在挽救技术创新失败项目过程中，新的理论通常不会对技术本身进行很大改变，改变的主要是技术应用领域、选择标准等非技术要素。但是错误孕育的案例并未发生，这与错误孕育在科学发现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技术创新是一项具有明确目的的高风险经济活动，创新者不会贸然进行尝试，尤其是生物制药创新这类活动，任何非理性尝试都可能给创新者和社会公众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挽救动力解释了技术创新失败挽救内在驱动因素，挽救类型则有助于解释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战略路径。由图1纵轴可知，生物制药创新失败挽救活动中存在Walpolian型、Merton型和Bushian型等3条战略路径。其中，Merton型案例达到了13个，意味着超过半数的技术创新失败项目通过一条意想不到的、非技术层面的路径跨越了技术创新面临的障碍，这是挽救技术创新失败项目的优先战略选择；Walpolian型案例出现了8次，显示有较大比重的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因技术应用领域改变而被成功挽救。如果一个失败的技术创新项目无法通过Merton型战略得到挽救，则可以转而采用Walpolian型战略；Bushian型案例出现频率较低，仅为两个，并且两个案例都是在技术处于被搁置状态后，由其他创新者搜索到其性能优势而将其用于解决某个紧迫且重要的问题，进而成功挽救的失败技术。此外，Stephanian型案例在本文并未出现，不属于技术创新失败挽救需要考虑的战略。事实上，作为经济活动的技术创新不能等同于作为公共品的科学知识，创新者无需刻意为尚未出现的问题寻找答案，属于正常理性选择。
本文对于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的理论假设，是通过将Serendipity的动力和类型进行排列组合得到的，但未考虑动力和类型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观察图1可以发现，技术创新失败挽救动力和类型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相关性。首先，观察者主导与Merton型和Walpolian型之间的联系紧密，相关案例分别出现了7次。其中所反映的规律可以理解为，在面对一个技术创新失败项目时，如果从观察者角度寻找挽救路径，则应该重点考虑为技术配置一条跨越创新障碍的非技术路径(Merton型)，或将技术转移到其它应用领域(Walpolian型)。其次，网络涌现与Merton型和Bushian型之间的联系也较为紧密，相关案例分别出现了3次和2次。这意味着在面对一个技术创新失败项目时，如果准备借助网络力量实施挽救活动，则应重点考虑从网络信息中开辟出一条非技术路径以跨越创新障碍(Merton型)，或注重从网络信息中发现失败技术的特性，并将其用于解决紧迫问题(Bushian型)。最后，理论主导与Merton型和Walpolian型之间存在联系，相关案例分别出现了3次和1次。这提示创新者在面对一个技术创新失败项目时，如果准备借助新理论推动失败的创新项目获得成功，则应重点考虑基于新的理论指导，寻找一条非技术路径以跨越创新面临的障碍(Merton型)，或依据新的理论指导将技术转移到其它应用领域(Walpolian型)。
如前所述，本研究是类型学上的探索尝试，但在现实中，有些案例严格符合单一的某种挽救机制，如Eloxatin(C8)、Trelstar(C9)、Alimta(C10)等案例可以确信是严格符合观察者主导的Merton型。然而，有些案例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符合某种单一的挽救机制，这些技术创新失败挽救过程是由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以癌症治疗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Herceptin(C19)为例，它是第一个用于临床治疗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上市多年后仍保持年销售额超过60亿美元的奇迹，但其发展历程却是一个创新失败持续挽救过程，期间不止一种挽救机制发挥了作用。例如，Herceptin的作用靶点为HER-2基因，1985年Genentech公司的科学家Ullrich发现HER-2基因时，却并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直到1986年Ullrich在一场研讨会上分享了HER-2的故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Slamon教授意识到抑制HER-2可能治疗乳腺癌，并与Ullrich展开合作。将HER-2视为治疗乳腺癌的作用靶点，这是Herceptin创新历程中的关键节点，而这种转变源于观察者主导的Bushian型机制。经历了艰苦波折之后，Herceptin终于被推进至临床试验阶段，此时Genentech公司出于资源分配和风险规避的考虑，决定中止开发，使Herceptin面临彻底失败的险境。在生死存亡时刻，由参与Herceptin研发的科学家、医生、乳腺癌患者、乳腺癌患者协会等组成的社会网络显示出强大的力量，给Genentech公司施压并组织了足够数量的合格临床患者，最终推动Herceptin获得成功。临床试验阶段所发生的逆转，在Herceptin发展史上具有极大的影响，本文也是基于这一点将Herceptin的挽救机制归结为网络涌现的Merton型。对于Herceptin这类案例，本文依据何种机制表现得更显著而将其归结为相应的机制类型，表面上没有完全客观地反映现实情况，但正是因为这种人为的类型划分，反而更加有利于理解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及其作用发挥过程。
本文引入Serendipity理论，从“动力-类型”入手提出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理论假设，并通过生物制药产业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生物制药产业在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方面具有典型性，因而本研究具有较高的普适性。综合前述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当创新者面对一个技术创新失败项目时，优先思考的方向应该是从观察者视角、专业技能，以及观察所用的技术、程序或仪器等方面着手，有目的地到其它应用领域寻找新的商业化机会，或者从互补技术、评价标准、使用方式、配套环境等非技术领域发现新路径以克服技术创新面临的障碍。此外，创新者既可以尝试根据新的理论指导发现新路径或为技术搜索新的应用领域，克服创新面临的障碍，又可以从网络涌现的信息中发现新路径或利用失败技术特性解决新的问题，使失败的创新技术获得商业化机会。
(2)从内在视角看，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活动的发生来自观察者主导、网络涌现和理论主导3种动力要素驱动。其中，观察者主导是需要优先关注的动力来源，其次是网络涌现和理论主导。从外在视角看，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有Merton型、Walpolian型和Bushian型3条实现路径。其中，Merton型路径出现频率最高，意味着通过找到一条意想不到的且非技术层面的路径跨越创新面临的障碍，是挽救技术创新失败项目的优先战略选择。
(3)如果从观察者角度寻找技术创新失败项目挽救路径，应重点考虑跨越创新障碍的非技术路径或将技术转移到其它应用领域；如果借助网络力量或新的理论实施挽救活动，应考虑通过开辟一条非技术路径跨越创新障碍，或将技术用于解决紧迫问题或转移到其它应用领域。有些情况下仅凭某种单一机制就能够挽救技术创新失败项目，但有些情况下技术创新失败挽救过程是由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
(1)现有研究表明，失败的创新是新创新产生的重要基础[5-7]，但这些新的创新是如何从失败创新中产生的，既有研究并没有给出答案。本文证明Serendipity能够提供一种机制，而这种机制能够通过偶然或意料之外的途径“催生”新的创新，既可以解释新的技术创新是如何从失败创新中产生的，也为挽救技术创新失败项目提供了思考方向。迄今，尚未有课题专门研究从失败创新中产生新的创新或挽救创新失败项目的基本机制，而Serendipity理论提示管理者可以从观察者、网络和新理论等3个维度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并重点探索通过非技术手段跨越创新障碍、技术应用领域转移、以既有技术解决其它紧迫问题等方式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行性。
(2)在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活动中，管理者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虽然现有研究对技术创新失败挽救的涵义、路径、战略进行了归纳[13-15]，有助于指导具体行动过程，但未对如何培育所需的行动能力加以解释。Serendipity通过揭示不可预见的可能性和隐藏在其中的联系作用于现有实体[21]，为技术创新失败挽救过程中的企业能力建设提供方向。依据本文对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的分析，管理者需要在组织中培育观察能力、网络构建能力、理论学习能力，同时对技术潜在应用领域加以关注，开发问题解决能力，以及运用技术特性解决新问题的创造性能力。
(3)在Merton[17]将Serendipity视为“观察一个意外的、异常的战略性基准的普遍经验”后，有学者将其引入技术创新管理研究领域[19-21]，但未专门讨论以下问题，即在管理一项技术创新活动的过程中，Serendipity理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本文将Serendipity理论置于创新失败项目这一情境中，通过“动力、类型、动力和类型组合”刻画其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一般过程与典型模式，是对Serendipity理论在技术创新管理中的实证检验和应用发展。虽然本文研究的初始目的并非如此，但对于扩展和推广Serendipity理论的价值是现实存在的。
本文并未深入探讨技术创新失败挽救机制具体构成要素及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关系，虽然指出了挽救技术创新失败项目的主攻方向，但从实际管理应用过程看，必须进一步基于Serendipity理论，对技术创新失败挽救过程中所涉及的微观构成要素及要素间的交互作用等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对于上述相关问题，未来可以通过单案例剖析、多案例研究、跨案例比较分析等方法展开研究。同时，医药行业(尤其是生物制药)具有研发投入高、研究周期长、成功概率低等特征，是极佳的Serendipity理论应用情境。Serendipity理论不仅对于药物创新失败挽救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医药企业实现高效技术追赶，进而在原创新药(First in class)上取得突破也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改变我国企业仿制国外专利保护的过期药等不利局面，提升自身原始创新能力。目前，杭州索元生物医药就很好地利用了国外研发失败的药物，近期有望开发出数种原创新药，其运行机理与Serendipity理论一致性较高，未来将对此类案例作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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