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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及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组织中个体不得不应对更重的工作负荷、更高的时间要求以及更严重的角色冲突[1]，而这些不断提高的工作要求往往会给个体带来沉重的工作压力，且个体需要在压力下持续创新[2]。已有研究表明，压力与个体创新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但对两者之间具体呈现的影响关系却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阻碍性-挑战性压力源是当前被普遍采纳的压力源二维分类法[3]。其中，阻碍性压力源负向影响创新已经达成共识[4]，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的关系则尚未得到一致结论[4-7]。特别地，有关挑战性压力源影响创新的理论归因、内在机制也没有取得一致结论[8]。现有挑战性压力源积极影响创新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理论视角展开：首先，从个体出发，早期的理论视角多基于期望理论[2]和压力鼓励理论[4]，认为挑战性压力源本身能促使个体积极应对问题，进而提高创新绩效。近些年有研究从社会认知、资源保存、激活理论等视角出发，发现挑战性压力源能够提升个体自我效能感[9, 10]，积极影响工作繁荣[11]状态，进而促进个体表现出积极创新行为；其次，从工作情境出发，孙健敏等[12]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索了挑战性压力源、领导-成员交换以及辱虐管理三维交互作用下，挑战性压力源对个体创新的影响机制。此外，从人—工作情境交互视角出发，有研究发现挑战性压力源积极影响组织支持感[13]，提升组织承诺[14]，从而激发个体表现出积极创新行为。Ren[15]基于人—工作契合理论认为，创新行为是个体适应挑战性压力源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可见，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挑战性压力源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各异。然而，这些理论视角中，较少从个体内部决定因素出发探讨挑战性压力源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Bunce & West[16]指出，面对压力时，与被动适应环境相比，个体更倾向于主动作出改变，压力能够唤醒个体改变的动机与需求。为积极响应Byron等[8]关于亟需新的理论视角及相应实证研究以更好地揭示压力与创新行为内在机制的呼吁，本研究从自我决定理论视角出发，探讨挑战性压力源如何通过满足个体基本需求激发相应主动行为，进而促进创新行为，这有助于厘清挑战性压力源如何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产生此种影响。
作为一种“好的”压力源，挑战性压力源可以为个体成长提供机会，激发个体主动采取创新行为[13]。在此过程中，对现有工作方式、内容等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即工作重塑，是个体得以在压力环境下进行持续创新的关键一环。其中，任务重塑是工作重塑三维度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部分[17]，聚焦于个体对有关任务的行为改变。Lepine[2]提出个体会选择主动或解决问题的策略积极应对挑战性压力源。自我决定理论指出，当个体的3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胜任与关系需求)得到满足后，能够激发出个体主动行为，且自主性是个体内部与外部动机的连续体，高自主性表明个体在工作中主要受内部动机的影响[18]，而高水平的个人自主性又与创造性思想的产生有关[19]。也就是说，面对挑战性压力源，奖励性的工作要求能够满足个体的3种基本心理需求，激发其对工作任务进行再认识和再思考，主动采取行动积极应对压力，从而表现出任务重塑行为。个体通过任务重塑，使工作任务与自身能力、兴趣等更加匹配，这不仅能够促进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还能通过任务重塑提升其创造力[20]，表现出更高的工作创造性[21]。
以往的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工作情境因素对个体的影响往往是不同的[22]，压力作为一种常见的情境因素，是个体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23]。政治技能作为一种具备社交效能的个体能力，可以帮助个体结合工作情境调整自身行为和态度[24]。因而，政治技能水平高低会对个体行为表现产生差异化影响。政治技能高的个体其人际交往能力以及情境控制感更强[25]，对外界非常灵敏，往往容易发现创新的关键信息或创新灵感[26]，更容易表现出创新行为，从而促进挑战性压力源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此外，高政治技能的个体更易获取创新所必需的资源，更能够将获得的新知识和新资源创造性地运用到工作任务中[27]，有助于促进任务重塑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鉴于此，本研究引入政治技能这一个体能力，探讨不同水平政治技能会对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以及任务重塑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从个体内部决定因素出发，聚焦于任务重塑在连接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二者关系中所发挥的中介机制，探讨挑战性压力源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具体影响路径及政治技能在此过程中的调节效应，进一步丰富对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为从新的理论视角剖析挑战性压力源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行有益补充，并为工作场所中合理管理压力、优化管理工作压力提供参考。
当前，个体需要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下进行创新，工作中的压力也可以激发个体创新[28]。挑战性压力源是指那些被个体认为具有奖励性工作体验的工作要求，如工作负荷、工作复杂性等[3, 29]，这些工作要求可以提供个体成长机会，带来未来收益[30]，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好的”压力源。以往实证研究从社会认知、资源保存、社会交换、激活理论等视角出发，发现挑战性压力源能够通过提升个体自我效能感[9, 10]、组织支持感[13]、组织承诺[14]、工作繁荣[11]，促进个体表现出积极创新行为。
创新行为是指工作中产生、传播和执行新想法[31]。相关文献指出，那些可以激励个体关注新想法的产生并将资源投入到新想法落地中的工作环境，有助于个体创新水平提升[31]。压力源是个体感触频繁，且对个体影响较大的情境因素[32]，个体创新行为通常需要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中产生[33]，压力源亦具有激励个体投入创新的功能[4]。那些被个体视为奖励性工作体验的工作要求，即挑战性压力源，为个体提供成长机会。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解释，在满足个体基本心理需求后，能够激发个体积极组织行为。也就是说，在个体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奖励性工作体验的工作要求使个体感受到自己被信任，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工作，并能够满足自我需求，这能够激发个体表现出积极组织行为，如创造性思考以解决问题，由此产生创新行为。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挑战性压力源会促进个体的创新行为。
工作重塑是指个体在工作中重新定义和塑造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所采取的积极行动[17]。更进一步地，Wrzesniewski & Dutton[17]将工作重塑划分为任务、关系和认知重塑三维度。特别地，工作重塑并不是一个高阶概念[34]，不同维度的重塑其影响效果存在较大差别[35]。根据研究问题及目的，可以选择个别维度展开讨论，如Lin等[20]探讨了任务重塑对创造力的影响。作为最为基础和核心的子维度，任务重塑聚焦于任务，意指行为上的改变。在任务重塑过程中，个体能够自主开展工作。
Lepine[2]提出个体会选择主动或解决问题的策略来积极应对挑战性压力源，Harju[21]也发现挑战性工作要求可以减少个体工作倦怠，增加工作重塑。此外，Tims & Bakker[36]在探讨“如何使个体对那些感觉到有压力的工作内容作出积极改变”问题时指出，通过为个体提供与其能力和需求有关的“定制化”工作要求及资源，使个体意识到潜在的问题，可以激发出个体的工作重塑动机。从自我决定理论视角出发，挑战性压力源能够满足个体的3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胜任以及关系需求，进而激发个体主动动机，作出行为改变。首先，个体在应对挑战性压力源时，更能体验到参与决策及完成任务的自主性[37]，这能够满足个体自主需求；其次，挑战性压力源会给个体带来一种对未来收益的期许：个体积极应对挑战后，能够得到更好的工作绩效[2, 4, 37]。同时，克服压力产生的成就感[3]也有利于个体体验到较高水平的控制感，进而满足个体胜任需求；最后，当个体接收到更多任务，表明其被信任、期待和授权[38, 39]，这不仅能够满足个体的自主和胜任需求，而且个体会认为自己被重视，从而获得一种归属感，满足其关系需求。因此，面对挑战性压力源，当个体的3种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后，能够激发其对工作任务进行再认识和再思考，主动采取行动积极应对压力，促进任务重塑行为。通过任务重塑，个体能够表现出更多的工作主动性及创造性[21]。具体而言，通过任务重塑，使工作更加匹配个体自身能力，能够充分发挥个体主动性。此外，个体进行任务重塑的过程中，会尝试运用新方法执行任务，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并灵活应对工作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创新行为[20]。因此，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通过任务重塑这一主动行为，个体能够表现出更多工作创造性[21]，有助于其在工作实践过程中产生新颖可行的想法进行创新[40]。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任务重塑在挑战性压力源和个体创新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Ferris等[24]指出，政治技能是指个体在工作中充分理解、积极影响并获得他人支持，以实现个人及组织目标的能力。政治技能被认为是个体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41]。以往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工作情境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效果常常具有差异性[22]。伴随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剧，工作量大等挑战性压力源在工作场所中普遍存在，而压力又是环境与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23]。作为一种具备互动风格及社交效能的个体能力，政治技能有助于个体在不同的工作情境下适时调整其行为和态度[24]，在促进个体适应和塑造工作环境方面起着重要作用[42]。因而，政治技能水平的高低，会对个体行为表现产生差异化影响。
当个体具有高水平的政治技能时，能够强化挑战性压力源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原因在于：一方面，拥有高水平政治技能的个体有更高的外显真诚性，能够给他人带来良好印象，激发他人理解和信任，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能够获得同伴支持与认可并建立高质量工作关系[33, 36]，增加个体获得外界资源和帮助的可能性，进而增加其资源存量，促进创新行为的产生；另一方面，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高水平政治技能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较强，具备较多其他人不具有的人际资源，从而产生一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让其主动参与工作，并坚信通过对过程施加控制能够预测结果[43]，对创新任务也更有信心和把握，有助于促进创新行为的产生。
当个体具有高水平的政治技能时，能够强化任务重塑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任务重塑过程中，个体较高水平的政治技能能够促进人际网络构建，这些人际网络中包括对个人和组织成功至关重要与必不可少的资源[44]，从而个体能够通过信息告知、理性的逻辑推演、基于友情的呼吁等方式向他人传递工作任务，影响他人的意见和看法，请求他人提供工作相关资源和帮助来更好地开展工作[45]。通过人际网络，个体掌握了创新关键且不可或缺的知识和技术，有助于促进创新行为的产生；另一方面，较高水平政治技能的个体具有较强的社会机敏性[26]，对外界的人和事十分敏感，关注能够获得新知识的各种渠道[42]，能够运用敏锐的洞察力识别和利用新奇知识，从而在任务重塑时能够在工作和不经意交谈中产生创新想法或收集到对创新至关重要的信息，促进任务重塑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政治技能正向调节挑战性压力源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当个体具备高水平政治技能时，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加显著。
H4：政治技能正向调节任务重塑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当个体具备高水平政治技能时，任务重塑与创新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加显著。
综上所述，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本研究认为挑战性压力源带来的工作要求为个人成长提供了机会，能够满足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并激发个体表现出积极组织行为，即有助于创新行为的产生。具体而言，在挑战性压力源的影响下，个体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后，会激发其对工作任务的再认识和再思考，主动采取行为积极应对压力，促进任务重塑行为。个体通过任务重塑，使自身与工作的匹配程度更高，进一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且在任务重塑过程中，个体尝试采用新方法来执行任务，灵活运用资源，更巧妙地应对环境不确定性进行创新。此外，考虑到压力是环境与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对压力的感知亦具备差异性，因而有必要对作为个体社会能力的政治技能在挑战性压力源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展开讨论。作为一种具备社交效能的个体能力，政治技能可以帮助个体结合工作情境调整自身行为和态度[24]。具有高水平政治技能的个体对外界非常灵敏，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容易寻得创新关键信息，更能表现出创新行为，这有利于促进挑战性压力源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关系；同时，具有高水平政治技能的个体更容易获取创新所必需的资源，更能够将所获得的新知识和新资源创造性地运用到工作任务中，从而促进任务重塑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鉴于此，本研究以任务重塑为中介变量，关注政治技能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构建挑战性压力源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广东省两所高校参加2019年企业管理模拟运营比赛(Global Management Challenge，简称GMC)的大学生参赛人员，其在完成比赛任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任务互动和对成果的追求非常接近实际工作中的个体。在比赛过程中，每支队伍的5名成员共同经营一家虚拟公司。在每个虚拟季度，成员们需要对公司经营作出决策，与其它同在该市场上的公司竞争。其中，有关生产、研发、营销、财务等多个方面及其对应的多个参数共同组成公司经营决策，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企业真实经营状态。因此，针对该大学生群体样本研究结果，对真实企业场景下个体创新行为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本研究采用线下分两时点实地调研的方式收集数据。在初赛中期(时间点1)，课题组进行第一阶段数据收集工作，测量控制变量及挑战性压力源、任务重塑、政治技能，共发出330份问卷，收回297份问卷。在初赛后期(时间点2，即时间点1的后两周)，向第一阶段完成有效问卷的调研对象进行第二阶段数据收集工作，测量个体创新行为。通过比对剔除未匹配的问卷和数据缺失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244份，有效率为82.2%。被调查者中，女性占比62.3%；年龄分布在17～35岁；学历均在本科及以上。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本研究采取以下措施：分两个时间点对变量进行测量；平衡测量题项顺序；向愿意参与调研的选手说明研究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考虑比赛过程中个人感受和行动，尽可能将被调研选手在心理上分离；向所有被调研选手阐明本研究采用匿名填答方式，所收集答卷皆会采取严格保密措施，以保护被调研者隐私；明确表明该调查与比赛最终成绩无关，以减少被调研者对测量目的的猜疑。
为保证问卷具有良好内容效度，本研究选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较为成熟的量表，并通过翻译-回译的形式最大限度保证英文量表准确性。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度量。
(1)挑战性压力源。采用Cavanaugh[3]的量表进行测量，共6个条目，题项如“我在决策中所承担任务的数量”等。该量表Cronbach's α值为0.880。
(2)任务重塑。采用Slemp[46]的量表进行测量，共5个条目，题项如“我会更改决策完成过程中任务的范围或类型”等。该量表Cronbach′s α值为0.771。
(3)创新行为。采用Scott[31]的量表进行测量，共6个条目，题项如“我能产生创新的想法”等。该量表Cronbach′s α值为0.851。
(4)政治技能。采用Ferris[24]的量表进行测量，共6个条目，题项如“我很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等。该量表Cronbach′s α值为0.871。
(5)控制变量。本研究对个体性别、年龄、学历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及先前参加类似比赛的经验进行控制。已有研究指出，上述背景变量会对个体创新行为产生影响[9, 12]。
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本研究对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显示，未经旋转的首因子解释变异量为28.28%，小于4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更进一步地，本研究对变量进行单因素CFA分析。由于假设模型中变量存在多个维度，每个维度又包含多个项目，为减少误差，对数据进行打包处理。结果显示，单因素CFA的拟合结果很差(χ2=780.401；df =51；χ2/df=15.3；GFI =0.624；IFI=0.569；TLI=0.438；CFI=0.565；RMSEA=0.243)，说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得到较好的控制，问卷质量可靠。
本研究使用AMOS对变量进行模型拟合，进一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从表1结果可知，4因素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其它模型，表明本研究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χ2dfχ2/dfGFIIFITLICFIRMSEA单因素模型780.4015115.30.6240.5690.4380.5650.2432因素模型567.1955011.340.7110.6950.5930.6920.2063因素模型141.805482.950.9190.9450.9230.9440.0904因素模型73.883461.610.9540.9840.9760.9830.050
注：单因素模型：挑战性压力源+任务重塑+政治技能+创新行为；2因素模型：挑战性压力源+任务重塑+政治技能、创新行为；3因素模型：挑战性压力源、任务重塑+政治技能、创新行为；4因素模型：挑战性压力源、任务重塑、政治技能、创新行为
表2列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从表2结果可知，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r=0.438，p<0.01)、任务重塑(r=0.388，p<0.01)均呈现正相关。任务重塑与创新行为(r=0.478，p<0.01)也呈现正相关。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均值标准差1 2 3 4 567 性别1.620.49年龄2.320.82-0.141*比赛经验2.051.41-0.039-0.010学历1.270.65-0.1110.732**0.040挑战性压力源3.320.63-0.126*-0.064-0.0180.025任务重塑3.470.60-0.0850.0450.0420.0300.388**创新行为3.420.58-0.135*-0.0540.047-0.0070.438**0.478**政治技能2.660.62-0.144*-0.0380.081-0.0170.204**0.142*0.486**
注：N=244；*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性别：1表示男，2表示女；年龄：1表示17岁及以下，2表示18～22岁，3表示23～25岁，4表示26～30岁，5表示31岁及以上；比赛经历：1表示之前未参加过，2表示1次，3表示2次，4表示3次，5表示4次及以上；学历：1表示本科，2表示硕士，3表示 MBA，4表示博士及以上；时间压力：1表示强烈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中立，4表示同意，5表示强烈同意；下同
本研究通过Baron层级回归检验步骤与PROCESS程序对任务重塑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为了保证结果可靠性，回归前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任务重塑M1M2创新行为M3M4M5M6M7M8M9性别-0.079-0.024-0.143*-0.085-0.076-0.034-0.032-0.048-0.052年龄0.0430.120-0.120-0.037-0.081-0.024-0.031-0.110-0.117比赛经验0.0400.0520.0370.0510.0320.0180.023-0.010-0.010学历-0.012-0.0730.063-0.0020.0240.0040.0140.0630.069挑战性压力源0.395***0.426***0.283***0.350***0.311***任务重塑0.363***0.418***0.407***政治技能0.408***0.318***0.418***0.378***任务重塑×政治技能0.135*挑战性压力源×政治技能0.230***R20.0100.1610.0270.2030.3140.3580.4000.4140.431ΔR2-0.0070.1430.0110.1860.2960.3420.3820.4000.414F0.6009.116***1.66712.107***18.040***22.071***22.500***27.949***25.515***
(1)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发现挑战性压力源对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26，p<0.001，M4)，假设H1得到支持；其次，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挑战性压力源对任务重塑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95，p<0.001，M2)，支持进行下一步分析；最后，将挑战性压力源和任务重塑加入创新行为回归方程，结果显示任务重塑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显著(β=0.363，p<0.001，M5)，挑战性压力源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显著(β=0.283，p<0.001，M5)，但系数明显下降(0.283<0.426)，说明任务重塑部分中介挑战性压力源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假设H2得到支持。
通过层级回归可知，任务重塑在挑战性压力源和创新行为的关系中承担中介作用，为了保证结论可靠性，本研究采用PROCESS程序进一步验证任务重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见表4，中介效应模型拟合较好(R2=0.3135，F=18.0403，df1=6，df2=237，p=0.0000)，挑战性压力源对创新行为的总效应显著(β=0.4264，p=0.0000)，直接效应显著(β=0.2829，p=0.0000)，任务重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间的间接作用显著(β=0.1435，置信区间为[0.0748,0.2210])，说明任务重塑在连接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二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
(2)检验政治技能在挑战性压力源和创新行为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3。挑战性压力源与政治技能的交互项显著正向影响个体创新行为(β=0.230，p<0.001，M7)，说明政治技能正向调节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H3得到支持。分别取高水平政治技能和低水平政治技能所作的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的关系检验也进一步验证了这种关系，结果见图2。在高政治技能的情况下，挑战性压力源对创新行为的斜率高于低政治技能时挑战性压力源对创新行为的斜率，说明政治技能的提高促进了挑战性压力源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作用，假设H3得到验证。
图2 政治技能对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3)检验政治技能在任务重塑与创新行为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4。任务重塑与政治技能的交互项对个体创新行为有显著积极影响(β=0.135，p<0.05，M9)，说明政治技能正向调节任务重塑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H4得到支持。分别取高水平的政治技能和低水平的政治技能所做的任务重塑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也进一步验证了这种关系，结果见图3。在高政治技能的情况下，任务重塑对创新行为的斜率高于低政治技能时任务重塑对创新行为的斜率，说明政治技能的提高促进了任务重塑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作用，假设H4得到验证。
表4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效应估计值标准误差t值p值LLCIBootLLCIULCIBootULCIBootSE总效应0.426 40.058 97.241 20.000 00.310 40.542 5直接效应0.282 90.059 54.756 40.000 00.165 70.400 1间接效应0.143 50.074 80.221 00.037 5
图3 政治技能对任务重塑与创新行为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1)挑战性压力源能够积极影响创新行为，也就是说，个体感知到的挑战性压力源能够正向促进个体表现出创新行为。在个体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奖励性工作体验的工作要求使个体感受到自己被信任，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工作，并能够满足自我需求，从而满足个体的自主、胜任、关系3种基本需求，进而激发个体表现出积极组织行为，如创造性地思考以解决问题，由此产生创新行为。本文研究结论与Ohly&Fritz[7]等研究发现的挑战性压力源与个体创新间存在积极关系的观点一致。
(2)任务重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表明任务重塑作为个体的主动行为在挑战性压力源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本研究从自我决定理论视角出发，验证了挑战性压力源所带来的工作要求为个人成长提供机会，能够满足基本心理需求，激发个体主动进行任务重塑，且在任务重塑过程中，个体会尝试采用新方法执行任务，灵活运用工作资源，增加创新行为。说明基于内在自主性动机所激发的任务重塑行为在挑战性压力源促进个体创新行为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一发现丰富了挑战性压力源对个体创新行为的解释路径。
(3)政治技能正向调节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任务重塑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说明具备高水平政治技能的个体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更容易获得外界资源和帮助，增加资源存量，并将新想法及获得的资源运用到工作任务中，促进创新行为。同时，在任务重塑时，高水平政治技能的个体能够利用自身良好社会交往能力获得更多新知识来改进工作，促进创新行为的产生。这与Amabile等[28]发现创造性工作环境与创造力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的观点一致，但现有研究着重考察组织支持[47]等外部支持因素和外向型人格、神经质人格[30]等个人特征对挑战性压力源作用路径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从个人能力视角切入，发现政治技能显著调节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之间以及任务重塑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为探索挑战性压力源对个体行为的具体影响过程及其边界效应提供了新的解释。
(1)从新的理论视角厘清了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往实证研究从社会认知理论[9]、资源保存理论[10]、激活理论[11]、社会交换理论[14]等视角出发，验证了挑战性压力源对个体创新行为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将挑战性压力源视作一种积极的工作情境特征，从自我决定理论视角出发，在中国情境下验证其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作用，是对压力源相关研究的有效拓展。
(2)运用自我决定理论，从满足个体基本心理需求进而激发主动行为的角度，开拓了挑战性压力源对个体创新行为作用的新路径，发现挑战性压力源可以通过增加个体的任务重塑行为间接影响创新行为这一作用机制。以往研究指出个体执行创新行为需要充足的资源[8]，并强调资源在个体创新前因中扮演重要角色，却忽视了个体主动行为对个体创新的影响。本研究强调以主动行为——任务重塑作为个体创新的前因，揭示了挑战性压力源满足个体心理需求后所激发的主动行为正向影响个体创新行为这一作用机制。该结论丰富了挑战性压力源和创新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挑战性压力源影响创新行为的具体路径。
(3)研究发现个体政治技能水平正向调节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任务重塑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具备高水平政治技能的个体对外界反应非常灵敏，容易发现创新关键信息或创新灵感，更有可能表现出创新行为。此外，高水平政治技能的个体进行任务重塑时，能够更好地与他人沟通，搭建人际网络，个体更易在人际交往中主动获取信息和资源，激发创新想法，促进创新行为的产生。
本文研究结果为组织管理工作压力以激发个体创新行为提供了几点重要启示。
(1)挑战性压力源对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而组织在工作设计上应该适当增加个体所面对的挑战性压力源，设立带来奖励性工作体验的工作要求，并培养个体对压力的正确认识，激发其内在主动动机和创新行为。
(2)任务重塑是连接挑战性压力源和创新行为的中介机制，由此，组织在创新管理过程中，要促进个体对任务流程进行再思考，建立配套的反馈和探索机制，提供相应资源和指导以帮助个体进行任务重塑，促进任务和工作流程创新与优化。
(3)政治技能调节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以及任务重塑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人员管理上，组织需要识别和提供有助于提升个体政治技能的管理措施与情境条件。组织应该意识到创新行为的产生不仅仅与所面对的压力有关，还与个体政治技能有关。为了更好地激发个体创新行为，组织在将繁重的工作负担交给个体时，还应该注重培养个体的政治技能，给个体提供提升沟通能力的课程与帮助，同时，提升个体对环境的认识能力与信息获取能力。
尽管本研究有一些新的发现，但仍存在不足，需要后续研究作进一步改进。首先，研究样本来自广东省两所大学，且均为个体层面数据，未来可考虑扩大样本地域和范围并收集跨层数据，考虑不同地域、层级对模型的影响。其次，鉴于研究样本的特殊性，参加模拟运营比赛的成员其主要工作是按时提交比赛任务，高效应对赛程中任务压力并完成好比赛任务是整个比赛过程中的核心。因此，本研究仅选取工作重塑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任务重塑维度展开研究，核心在于探讨对有关工作任务和工作范围有实质改变的主动行为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创新行为之间发挥的作用，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工作重塑的三维度结合起来探讨。最后，尽管该比赛在本质上最大限度地模拟了真实市场中企业经营决策的关键要素，且选手们在比赛过程中的任务互动及其对目标的追求非常贴近实际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外推效度及参考价值，但其与真实情景下企业经营决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仍有一定差别，因而研究结论有待在企业情境下作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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