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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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众多制造业企业探索通过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服务模式创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共享经济的平台化、开放性、服务性和两权分立特征，使其能快速打通制造业供给侧与需求侧信息匹配壁垒，提高产能效率，降低研发、制造和交易成本。因此，共享式服务创新作为共享经济模式在制造业创新应用的重要形式，虽然顺应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趋势，培育壮大了新动能，能够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也是过程曲折、喜忧参半。诸如在服务业领域，共享住宿、共享汽车和共享知识等发展势头迅猛，而共享单车、共享金融却陷入困境。而在制造业领域，海尔集团工业互联共享平台、三一重工设备共享平台等服务创新效果显著，服务化转型顺利，但是沈阳机床集团却陷入发展瓶颈。
共享式服务创新在“共享”与“服务”两大范畴统一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概念范畴，其基本内涵是基于共享经济模式形成的以服务为主导逻辑，以激励用户价值共创及多元主体互动发展为主导过程，以智能制造服务生态创建为主导目标的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形式。构念来源的理论基础虽然丰富但较分散，目前已有学者分别从二者耦合的创新逻辑、资源逻辑和价值逻辑上进行了一些探讨，但将二者置于同一维度下进行理论构建和应用检验的研究较少。据此，本文以共享式服务创新为主要切入点，采用双案例对比分析方法，剖析共享经济模式在制造业企业遭遇的管理技术错位、共享理念偏失、监管措施缺失及发展环境不足等诸多问题，从理论层面揭示共享式服务创新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机理，从实践层面探讨制造业企业应用共享经济模式创新可能遭遇的陷阱及突破路径，由此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共享式服务创新研究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技术创新耦合，诸如共享服务网络平台可作为共享经济和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技术创新介质，而区块链技术的日趋成熟则为共享式网络平台提供了外在技术载体等 [1-2]；②模式创新耦合，诸如共享经济推动制造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实现、智能制造业企业共享经济服务模式形成过程及发展机理等[3-4]；③服务创新耦合，诸如智能制造和服务网络条件下产业共享创新平台存在形式、装备制造业高端化过程中创新平台服务共享作用等[5-6]；④资源逻辑耦合,诸如资源产业依赖理论提出可通过共享程度和市场化服务规避“资源诅咒”，共享经济模式可以极大地拓展制造业企业决策者信道容量，形成接近零边际成本的制造产业形态等 [7-8]；④价值逻辑耦合，诸如共享经济模式作为有效创新模式可以极大地促进服务化转型，以及制造业企业基于价值逻辑改变形成的由“价值独创”到“价值共创”的迭代升值等 [9-10]。
“共享式服务创新”以智造生产和信息科技发展为背景，以价值共创共享为目标，以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为愿景[11-12]。作为契合中国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宏观环境变化和基本价值诉求的创新形式，共享式服务创新与共享经济模式、服务创新、开放式服务创新、低成本创新等概念联系密切，因此对其概念进行辨析可为本文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13]。①“共享经济模式”作为一种新经济模式，其以平台为介质，以使用权暂时转移为手段，以资源优化利用为目标，以价值共创共享为目的，以可持续发展为愿景[14-15]；②“服务创新”作为一个永恒且紧迫的课题，具备30多年的研究历程，形成了开放式服务创新、突破式服务创新、渐进式服务创新等众多研究分支，也是本文“共享式服务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16]；③“开放式服务创新”是打破企业传统封闭式创新模式，引入外部创新能力的服务创新模式，是“共享式服务创新”必须经历的重要创新阶段[17]；④“低成本创新”来源于中国本土企业的实践活动，强调仅依靠低成本制造能力不具备可持续性，但如果以低成本方式进行技术、管理或服务创新，则可以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而“共享”则可以作为降低制造业企业技术、管理和服务等成本的有效途径[18]。因此，低成本创新和共享式服务创新有相同的价值取向[19]。
综上所述,传统制造业企业在开放式服务创新等创新理论推动下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以产品为主导的服务化转型初级阶段；二是在智能制造和科技创新推动下形成的服务化网络开放式发展阶段；三是基于共享经济模式形成的以共享式服务创新为主体，依托智能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服务主导和价值共创共享理念，推动制造业企业进入全面服务化转型新阶段。学界对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比较充分，但对于基于共享经济模式形成共享式服务创新转型阶段的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对其可能存在的风险研究明显不足。因此，本文从创新风险视角，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共享式服务创新研究内容，在应用上为制造业企业规避服务化转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创新风险提供借鉴。
案例研究可将研究对象置于可被观测的实景场所，以此识别影响共享式服务创新实现的因素和风险[20]。双案例对比研究一方面可以增加不同场景下的样本数量，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与对比，由此弥合单案例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实施组内复制和组间复制，形成互为补充、互相验证和解释的研究过程，以此避免多案例研究可能带来的构念要素分散、构念范畴难以收敛的情况。因此，依托案例研究，通过正反案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分析，解析理论发展共性逻辑与差异特质，可为研究结论提供更可靠的支撑[21]。
本文厘清影响共享式服务创新的直接因素、中介因素和风险因素，并形成对核心因素的深度解析。选取沈阳机床集团和海尔集团作为研究母本，原因如下：①两个企业存续时间和发展过程具备一定长度、广度和丰度，可以提供较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和研究情境；②构建基于智能制造基础的服务平台，在创新形态和发展愿景中均融入共享要素，有明确的共享式服务创新过程，具备清晰的服务化转型演进路径；③沈阳机床集团在共享式服务创新中遭遇了挫折，可以借鉴其负面经验；海尔集团则是稳扎稳打，目前发展态势良好，可以汲取其正面经验，通过正反两方面案例对比分析，有利于得到科学的研究结论；④两个案例皆是中国本土企业，在本土环境影响下实施共享式服务创新经验，对本土企业借鉴价值较高；⑤两个案例企业在企业性质、从属行业上存在一定差异，对比分析可为本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研究情境，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⑥企业社会曝光度高，企业信息披露系统完善，文献研究资料充分，因此可确保获取全面可靠的数据。
案例一：沈阳机床集团(简称“沈机”)创建于1935年，经历多次资产重组与并购后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开放式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由典型传统“制造业企业”向创新型“智能制造业企业”转型。沈机于2012年突破智造技术的“i5”核心技术，据此成功构建“智造共享”工业服务平台。基于服务模式创新，企业初步实现由“智能制造业企业”向“服务型智造企业”转型。然而自2019年起，沈机在构建“智造共享新生态”中遭遇新一轮危机与挑战，当前陷入共享式服务创新陷阱。因此，沈机符合共享式服务创新相关因素采集的环境要求，其发展历程有助于实施案例间对比分析。
案例二：海尔集团创立于1984年，从单一生产电冰箱起步，现业务领域已拓展至家电、通讯、IT数码、家居、物流等多个领域，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美好生活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海尔集团一直以管理方式时时创新著称，海尔集团为应对互联网挑战，将“用户”作为起点和决定要素，将组织变为三级三类“自主经营体”，实行“人单合一”管理模式。海尔推出的智能制造平台(Cloud of Smart Manufacture Operation Plat，简称COSMOPlat)，作为中国业界首个自主知识产权工业互联网平台，具备共享式服务转型的核心特征，适用于本文研究情景。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包括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其中一手数据通过长期跟进调查、实地考察、网络客户端、微信客户端等多种方式获取。具体包括：一是与企业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多轮半结构化访谈；二是通过网络客户端和服务咨询端，对企业生产和产品服务人员进行访谈；三是随机抽取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借助邮件、微信等网络链接工具进行全匿名访谈。二手数据主要来源于：①沈阳机床集团公布的官方信息；②主流媒体新闻报道；③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企业相关书籍杂志。通过多渠道进行多方验证，以保证数据信效度。
对案例数据进行逐级译码：①组建译码小组，邀请分属于经济、管理、机械制造等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职业、不同学历层次人员参与开放式译码过程；②通过全匿名回访企业相关人员，进行译码再精炼，实施全面即时记录，确保译码准确可靠；③通过匿名问卷形式，将主体资料和译码对应概念范畴发放给10位相关领域专家，并对比专家回复意见，反复修正译码内容。本研究通过对纵向发展历程进行译码，实现研究数据的概念化提取，结合横向案例间的对比分析，从现象和理论两个层面，经历组内逐项复制与组间差别复制的全面论证过程，以确保所提炼构念的完整性、科学性和严谨性。
沈阳机床集团和海尔集团两家制造业企业均具备共享式服务创新特质，但在企业性质、产品类型、发展历程和战略管理上存在显著差异性，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影响共享式服务创新作用发挥的直接因素、间接因素和风险因素，满足质性研究对不同情景的论证需求。双案例对比研究步骤包括：一是依托时间序列，完成案例组内的逐项复制。通过组内复制提取时间节点具体包括：①企业初步发展期，企业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案例对象均实现了组织重组，且成立了集团；②企业成熟期到2007年以前，在此阶段案例对象均获得良好发展并占据行业领先地位；③企业创新提速期到2015年，在此阶段案例对象均实施了企业内部创新变革，以期突破企业发展的“高原现象”；④企业创新活跃期在2016-2018年之间，案例对象在此期间实施了大量创新举措，对企业形成了密集的变革性影响。因此，本研究对这一时期进行逐年组内复制。二是借鉴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的高度系统化译码标准，参照组内逐项复制获取时间节点，实施数据概念化提炼，为案例组间对比研究提供基础，案例数据例举及概念化结果见图1。
图1 双案例纵向数据例举及概念化提炼
依托组内逐项复制形成的双案例组间复制事件对比节点，基于程序化扎根形成案例组间差别复制的概念化结果，提炼沈机集团和海尔集团在实施共享式服务创新过程中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1)第一阶段是企业基础环境培育阶段(自创建至2010年前后)。包括：①多元化发展。两个企业存在的共同特征是由单一产品生产向多元化生产转型，产品质量管理和用户管理是此阶段发展的核心内容。沈机与海尔分别于1991年和1995年进入集团化发展阶段，形成多元化发展格局；②市场化发展。两个企业均采用国际化战略，并坚持实施质量战略与用户战略，由此确保行业领先地位。但是，这一阶段两个企业发展存在异质性特征，主要在于沈机重视企业外部合作渠道拓展，通过联合设计、技术合作、打造应用产业链、开放性商务合作平台及构建“SMART”联盟等举措，实施跨领域、全产业合作战略，有效提升了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行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交流合作空间。海尔则更加专注于在企业内部实施名牌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管理创新战略，特别是“人单合一”模式的开创，与随后互联网时代“零距离”、“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时代发展特征相契合，为海尔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③扁平化发展。两个企业对平台、信息和服务的重视，使其采用联盟发展、开放合作等发展方式。然而，沈机在增售不增收的发展格局下，首次出现财务指标转负的情况，形成企业对金融资本的依赖，金融生态构建成为企业服务化创新的重要目标之一。海尔则在平稳发展中进一步将生态与共享纳入服务创新与企业管理。
资料来源：综合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提炼而得
(2)第二阶段是两个企业转型初期(2015年以前)。此阶段以企业核心智造技术突破和信息科技应用为基本特征，也是后期共享式服务创新实施的技术积淀阶段。互联网技术、新经济、新模式等推动企业全面改革，沈机在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后，协同分享环境成为服务化变革的主导环境，通过实施“i5”平台化发展战略，实现对传统顾客的认知颠覆，转变企业“顾客”角色为“用户”，挖掘用户价值，实现从“卖机床”到“卖服务的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转变。海尔则进一步丰富人单双赢模式，以U-home为载体，提出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发展战略，从“卖产品”向“卖一站式生活解决方案”转型，为企业服务化转型提速。两个企业服务化转型虽有差异，但都具备共享式服务创新实现的基础要素，即核心智造技术突破和共享服务平台构建。由此可见，支撑该阶段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服务价值与用户价值的全面挖掘。
(3)第三阶段是两个企业全面转型期(2016年以后)。工业经济融入服务经济成为发展的主流趋势，同时叠加虚拟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企业转型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在此期间，沈机与海尔在服务模式创新与转型中形成两条主线和一个愿景，即共享服务主线和共创价值主线，而构建共享智造新生态，则是此阶段两个企业发展的共同愿景。共享因素作为服务化变革的核心因素，成为新时代智能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主要抓手，沈机依托“共享机床”实施了一系列共享服务举措，包括0负担、0首付、0利率的0元购机计划，共享全产业链配套服务，共享生产资料，并将企业“用户”纳入企业“创客”系统，参与企业制造，共享制造价值。海尔则以“人单合一”商业模式为载体，通过突出个人及自主经营团队的主体地位，实现企业、员工、顾客的互利共赢，借助共创共赢的共享平台，推动互联互通的生态圈建设。此阶段作为共享式服务创新的全面发展阶段，基于两个案例企业发展现象可以提炼的共性发展因素包括：共享服务主导逻辑和价值共创共享主导逻辑，并由此形成此阶段发展的核心目标：互联网价值思维下的共享智造生态建设。
“创新陷阱”是指在技术突破、市场环境、创新活动和竞争策略等的共同影响下，企业创新行为偏离正轨，造成高投入、低产出(或负产出)的非正常情境。创新陷阱类型各异，针对中国企业，早期研究提出过快创新陷阱、过早创新陷阱、过度创新陷阱、过虚创新陷阱、封闭创新陷阱等概念[23]。后期关于技术与管理、企业家精神等诸多因素都可能让企业陷入不同的“创新陷阱”[24]。
沈机与海尔两个企业的共享式服务创新同样蕴含着“创新陷阱”。纵观沈机与海尔的纵向发展历程，通过核心因素的范畴化提炼，实施双案例组间对比分析，厘清案例各范畴维度的表象特征以及表象特征之下的发展导向，由此提炼影响共享式服务创新的直接因素、中介因素和风险因素，揭示可能存在的“创新陷阱”，见表1。
表1 核心因素范畴化提炼与差异性对比
核心因素范畴化差异化(沈机vs海尔)案例现象发展导向产生的影响直接因素智造技术i5智能数控系统vs UHomeOS操作系统指尖上的工厂vs智慧生态操作系统用户参与制造的智造新生态vs行业服务标准制定者 信息技术i5OS系统+iSESOL互联网云平台vs海尔COSMOPlat国家级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集成应用示范平台智造工业服务大平台vs开放式创新平台,小微、创客共创共赢生态圈颠覆制造业企业盈利模式vs人单合一、小微引爆、“三生”体系建设 中介因素服务逻辑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配套服务vs用户最佳体验服务→中国式服务典范从产品服务转向制造全过程服务共享vs从传统售后服务转向产品全周期创新服务共享即时共享服务生态vs互联网服务生态价值诉求5D制造谷建设和机床租赁的U2U分享模式vs海尔每个阶段对应不同的创造价值与价值传递体系从产品收费转向生产过程收费vs从产品价值转向员工(创客)和用户价值用户、小微和企业价值共创共享vs实现生态圈内利益攸关方的迭代升级增值风险因素管理技术现代工业服务商管理服务模式,工业创新联盟“SMART联盟”,人浮于事,官员多于工人,倒置的金子塔架设vs“人单合一”模式,海尔模式,“三易”辩证思想,“三生”体系建立共享式制造模式vs建立海尔品牌文化,管理文化和创新文化未形成可以上升到一般性、广义性和符合国际共识的管理模式vs形成“海尔制管理模式”,使其管理技术从个别性上升为一般性营商环境债权债务豁免协议,国家八部委联合印发,“止血、输血、造血”的改革方略,与建行联手搭建资本平台vs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管理水平、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海尔希望小学、社会捐赠、参与英国节能激励计划等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地方和中央政府依赖性强vs 企业社会责任感培育,社会价值扩散,坚持海尔精神与海尔作风,形成独立的管理体制与品牌价值容易陷入创新陷阱vs自主发展力、规避风险能力强
资料来源：综合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提取而得
(1)影响共享式服务创新形成的直接因素是智造技术和信息技术。技术重大突破可能导致“技术间断”和行业标准破坏，容易让企业陷入“孤立自新陷阱”。两个案例虽然均实现了技术突破，但海尔通过战略布局实现创新技术的连续性发展和行业标准重构，而沈机则陷入“孤立自新陷阱”。海尔除和沈机一样关注智造技术突破和平台建设外，还通过技术创新的引领性作用，积极获取行业标准制定权，注重技术进步过程中配套管理体系和文化体系梳理与建设。诸如海尔智慧操作系统，让其占据行业服务标准制定者位置，由此保障了其自主创新领先地位。而工业互联平台匹配独具海尔特色的“人单合一”模式，则成为贯穿海尔发展始终极具生命力的经典管理范式。沈机没有将技术自主创新与管理、文化系统创新相并重，虽然积极推进5D制造谷建设，但没有在机床行业内达成共识，行业创新环境支撑不足。
(2)服务主导逻辑和价值诉求是影响共享式服务创新实现的重要中介条件。创新理念与市场需求错位形成了“创新约束陷阱”。企业在传统创新理念引领下，忽视了市场对创新活动的接受程度，致使陷入“创新约束陷阱”。共享经济模式包含的核心主导逻辑是“共创”与“共享”，通过平台化共创价值、服务传递共享价值，高于目前制造业企业的主导服务逻辑和价值诉求。制造业企业意识到服务主导逻辑的重要性，积极将服务从传统单一“产品”服务拓展至产品-服务相统一，但是很多企业还未能如沈机、海尔一样将服务涵盖至全产品生命周期和全产业链，并形成基于价值共创共享的企业主导价值逻辑和传递路径。因此，海尔在拓展服务的同时，还接受用户体验，并将其作为服务价值体现的重要衡量标准。但是，沈机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服务监管与反馈机制建设。如在对沈机一线售后人员的匿名访谈过程中，不少受访人员提到：“用户喜欢i5免费试用期，但并未想真正购买，客户对于集团提供的产品服务不予置评，因为很多用户并未真正体验到完整的全生命周期服务，而对于机床租赁形式，用户接受度大约是一半一半。”沈机从价值共创共享逻辑出发全面布局5D智造谷，邀请小微企业参与生产，但缺乏完备的动态评估系统，这与海尔将“每个发展阶段，皆对应不同价值创造与传递体系”的动态管理发展策略不同。
(3)企业管理技术与营商环境直接影响企业在实施共享式服务创新中可能形成的“过快创新陷阱”。共享经济的井喷式发展和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让许多企业垂涎三尺，沈机顺应共享情境，实施的“0负担、0首付、0利率的0元购机计划”和“生产资料共享”等一系列共享创新举措，从技术管理角度来说属于创新初探，企业缺乏一贯沿袭的创新实践载体。而海尔则以“每个员工都应直接面对用户，创造用户价值，并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实现自身价值分享”的人单合一模式作为管理技术创新的延续性载体，为企业共享式服务创新实施夯实基础。沈机虽然投资10多亿元研发出i5智能控制系统“共享机床”，却忽略了行业间共性文化建设和独立环境的营造。海尔则通过一系列社会活动，扩散创新理念，打造适宜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和行业环境，既实现了技术创新，又不乏管理理论和管理文化支撑，以自主发展能力突破创新不足，打造了与沈机完全不同的创新环境。
通过案例企业的纵横解构，从共享式服务创新3个核心因素维度，对比沈机与海尔创新历程、创新举措和创新效果，提炼风险因素形成的“创新陷阱”，具体包括：孤立自新陷阱、创新约束陷阱和过快创新陷阱。当下，沈机所遭遇的发展“困境”，亟待通过突破不同创新陷阱，推动企业重生。
(1)突破路径之一：构建众创服务生态。共享式服务创新的核质是“共享”，因此企业在技术创新的同时，还应重视行业标准重构，确立行业创新引领地位，培育适宜的创新环境和共性文化，构建“众创”服务生态，由此避免企业陷入“孤立自新陷阱”。对于沈机和海尔这样的老企业而言，在突破传统资源约束、追求技术和模式创新的同时，不能忽略行业宏观环境的作用。沈阳机床集团技术创新虽然让其再现销售热潮，但却因技术、模式的高创新性，缺乏适宜的行业发展环境和产品市场环境。因此，在企业历史包袱和既有臃肿的组织架构的约束下，使其虽有做大的空间，却失去了做强的动能。海尔则以行业标准制定者高度，传播创新理念、扩散创新技术、打造创新文化、营造行业创新氛围，实现从“独创”到“众创”的飞跃，极大程度上提升了共享式服务创新效率。
(2)突破路径之二：完善创新阶段评估机制，积极避免创新过程中“创新理念”和“市场需求”脱节。在竞争环境下，企业迫于压力，希望通过强化创新理念，提高创新效率，不惜以牺牲企业利益为代价，试水创新效果，终将掉入“创新约束陷阱”。沈机财务数据显示，在2012年财务指标首次转负的情况下，并未控制创新节奏，即使是在2013年财务指标持续下滑以及2014年资产质量恶化的情况下，沈机依然持续实施共享机床实践，严重影响了资金回流速度。为弥补共享机床服务资金回流速率，沈机实施了“金融助推”策略，通过跨界合作寻求金融支持，实施融资性租赁，创新金融合作模式，并将生产服务平台进一步向金融服务领域扩充，创新节奏过快与过度拓展金融服务，造成企业陷入共享经济模式潜在的“过度金融化”和“过度规模化”发展陷阱。同时期，海尔则是稳打稳扎，创新与评估并重，交错进行，互为助力，符合新事物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
(3)突破路径之三：提高创新精准识别能力。通过对创新环境、发展速率及创新承载力的识别，精准判断创新阶段及创新绩效，由此避免“宏观环境”与“创新需求”错位，以免陷入“过快创新陷阱”。“沈机困境”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发展的现实状况与企业创新举措、管理举措不匹配，导致企业发展中的基础、技术、管理错位。沈机作为传统国有大型企业，存在企业创新内部管理机制不灵活等制度通病，使得沈机集团即便实现技术突破，仍然深陷市场困境。机床行业发展的宏观产业环境活力不足，导致装备制造业转型困难。支持企业创新的政治法律结构不完备，沈机所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重官轻商，官员唱主角、市场当配角，失信毁约等现象屡有发生，欠缺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致使营商环境问题较多。海尔则通过海尔希望小学、社会捐赠、参与英国节能激励计划以及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感而成为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主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扩散社会价值，坚持海尔精神与海尔作风，形成独立的管理体制与品牌价值，提升了企业规避宏观环境不足所带来的创新风险。因此，主动营造企业所需的营商环境是实现创新突破的重要路径。
(1)通过沈机与海尔的双案例纵向组内复制和横向组间对比，提炼出包括质量管理、多元化发展、用户价值、技术创新、平台模式、服务创新、共享理念、共享生态、共创价值等71个概念要素，概括共享式服务创新企业发展阶段性特征，具体包括：以多元化、市场化和扁平化为特征的基础环境培育阶段是共享式服务创新实施的基础期；以核心智造技术突破和信息科技应用为基本特征的转型初期阶段是共享式服务创新的技术积淀期；以服务经济叠加新模式和新业态为特征的全面服务化转型期是共享式服务创新的全面实施期。
(2)通过双案例横向对比分析，发现影响共享式服务创新的直接因素、中介因素和风险因素。其中，直接因素来源于智造技术和信息技术突破，可视为共享式服务创新发展技术环境形成阶段。中介因素来源于服务主导逻辑和价值主导逻辑培育，可视为市场环境培育阶段。直接因素和中介因素均可能形成风险因素，具体来源于企业所处管理技术与营商环境。当管理技术、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程度高度匹配时，或可有效规避共享创新中可能存在的“创新陷阱”。
(3)厘清共享式服务创新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三大创新陷阱及其形成原因：技术间断和行业标准缺失可能导致企业陷入“孤立自新陷阱”；市场创新环境、创新理念和创新需求错位可能导致企业陷入“创新约束陷阱”；技术环境与营商环境发育不足可能导致企业陷入“过快创新陷阱”。同时，提出突破创新陷阱的具体路径包括：一是构建众创服务生态；二是完善创新阶段评估机制；三是培育企业创新精准识别能力。由此或可规避共享式服务创新潜在风险，成为激发企业服务化转型的优势动能。
目前，制造业智能化变革势不可挡，然而新技术、新模式、新经济、新业态的快速交替使得创新存在潜在风险，制造业企业在共享式服务创新过程中需要重视以下4个问题。
(1)准确定位企业基础制造技术水平。制造业企业需要发展多元技术变革路径，降低智能化技术革新成本与难度，提高技术性革新收益与效率。制造业企业由简单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需要强有力的技术研发支撑，对于诸如海尔等大型制造业企业来说可以形成基于核心技术研发的技术输出路径。对于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来说，则需要借助核心技术企业的辐射作用，通过引进、联盟或租用，以及多用户主体技术参与等多种手段，推动技术输入型路径形成。但是，企业技术性革新和服务化布局是极其复杂的转型过程，不可能通过单一的输入或输出路径实现，因此通过技术变革路径多元化发展，可以确保制造业企业紧跟新一轮工业革命步伐，打造坚实的服务化转型技术基石。
(2)营造组织内外部创新环境。企业需要客观审视所处的内外部创新环境，在突破传统资源约束，追求技术、模式创新的同时，不能忽略与行业宏观创新环境的匹配和共同发展，从而规避因缺乏适宜的行业产品创新环境和市场创新环境，导致组织内部创新效应缺乏释放渠道，不能发挥创新扩散效应和带动效应，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面对组织外部创新环境缺失以及转型时期可能遗留的低端资产包袱、臃肿的组织架构等问题，应激发企业服务创新效应，保障企业不仅有做大的空间，也有做强的持续动能。例如，海尔与沈机在组织外部创新环境培育路径上截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创新局面。
(3)完善企业服务化支撑系统，具体包括配套的布局策略和技术载体。配套的布局策略是指企业服务化所需要的主体与客体，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通过服务化布局战略，培育相应服务提供群体、服务参与用户群体以及服务化所需的支持群体。不断扩大企业生产参与主体、利益共享主体，实现由产品生产向全方位、全价值链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一站式标准化工业服务转型。技术载体更多表现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当前大型制造业企业均在积极布局工业互联网平台，诸如海尔布局了COSMOPlat，沈机布局了UNIS工业服务管家等。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则需要积极在平台上寻求服务，二者交互作用可以很好地推进制造共享的实现。服务的无形性和共享的经济性要求一切制造服务必须通过规范、可约束、可追溯的载体实现。
(4)促进企业内外部创新文化培育和协同发展。管理技术科学化虽然可以加快企业发展速度，但促使企业适时调整管理策略则需要企业内外部文化支撑，促进企业经营思想与社会宏观创新文化协同发展。诸如海尔以“海尔文化”推动企业从简单的“产品库”发展为先进的“思想库”，确保企业创新效用价值及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多方主体共同培育共享和创新的文化环境对企业形成了很好的外部支撑。因此，就政府而言，应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创新政策，推行共享理念，促进政企关系的良性互动；就制造业企业而言，只有通过企业内部创新理念和管理文化培育，通过内外部协同发展，才能保障创新举措的实施和创新绩效的持续增长。
共享经济是一个全新、极具研究价值的议题，“共享”与“服务化”耦合是中国制造业全面升级的现实需求，而中国制造业由“简单制造业”到“智能制造业”再到“服务型制造业”的转型趋势也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涌现出诸多新问题。本文虽然用双案例进行对比研究，但是研究母本特征尚不能对数量巨大、形态各异以及所处环境复杂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形成具有一定普适价值的论证。
因此，在未来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基于共享经济发展模式和特征，扩大调研主体范围，通过抽取不同层面和特征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实施更大样本的深入研究，以此深化本文理论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对共享式服务创新不确定因素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形成“创新陷阱”的其它原因，特别是提炼诱发“创新陷阱”的环境因素，诸如企业所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外部因素，由此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共享式服务创新推动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服务化转型的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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