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平台资源警觉、意义给赋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多重中介模型检验

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赋予了新内涵，创业平台从创业服务者转变为创新创业创造新动能的培育者，是引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带动就业的关键制度工具。但长久以来，创业平台面临孵化资源利用效率低的窘境[1-2]，“有店无客”、成员活动参与度低、“数桌子”收租等资源闲置问题屡见不鲜，即使是良性运营的创业平台也面临资源错配、供需张力等问题，从而导致投入—产出比例失衡的窘境[3-4]。因此，如何提升孵化资源利用率成为创业平台提质增效的关键问题。

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创业平台与在孵企业二元框架，探索资源能力观下的创业平台控制力[5]、网络特征[6]等，以及行为视角下的联合价值创造[7]、孵化互动[8]等，而基于认知层面的研究鲜见[2,9]。对于因二元主体资源价值认知异质性引发的低孵化资源利用率问题探索不足，无法揭示行为背后的深层次认知要因。现有研究已经意识到认知偏差对在孵企业创业的不利影响，发现在孵企业在孵化过程中往往存在盲目评估资源价值等认知偏差[10-11]，容易导致资源价值耗散，并提出通过积极辅导、强制参与等方式降低负面影响[2,4]，但未探索创业平台认知的积极影响以及干预方式的异质性作用。因此，创业平台应具备何种认知以及如何影响在孵企业，成为现阶段关注的主要问题。

本研究基于认知领域警觉理论，引入创业平台资源警觉，构建创业平台与在孵企业二元框架，发现创业平台通过资源警觉影响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同时，引入信息加工理论，将意义给赋视为创业平台传递资源价值并影响在孵企业机会开发的关键路径，探索意义给赋的多重中介效应。本文结论能够丰富创业平台现有研究，拓展警觉理论适应范畴，对于创业平台明确组织角色、优化服务和提升孵化资源利用率具有指导意义。

1 研究述评与相关假设

1.1 研究述评

(1)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创业平台资源警觉是指快速感知、识别资源及其价值的能力和相应的积极行为。学界最早关注机会警觉[12-13]，后来逐渐认识到资源在机会开发中的积极作用[14-15]，并提出资源警觉这一构念。胡洪浩和王重鸣[16]提出，创业者资源警觉是指发现可用资源及其与机会匹配的一系列行为；郭会斌[17]将其延伸到企业范畴，研究“中华老字号”企业资源警觉，并将其定义为对机会-资源的关注及后续行为。借鉴以上研究，本文认为，在创业平台情境下在孵企业识别创业机会，创业平台提供资源支持，因而资源警觉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在孵企业。但现有研究对于创业平台如何将警觉到的资源价值传递给在孵企业，进而促进机会开发的问题关注较少。

(2)创业平台意义给赋。创业平台意义给赋是指将自身对资源价值的认知传递给在孵企业，以引导其对资源的识别与判断，并促进资源获取的一系列行为。最早研究大多集中于组织层面，强调管理者向员工传递认知并获得支持的过程[18-19]，随后逐渐延伸至组织间关系[20-21]，不同于组织层面强调共识与一致性，在松散耦合网络组织中意义给赋表现为一种影响力。现阶段研究重点分析组织内意义给赋方式，发现话语[22]、参与[23]和沟通过程[24]的积极作用，但未探索组织间关系。创业平台中主体多元化，相互间关系复杂，需要结合情境作进一步分析。张力[8]对孵化互动方式进行总结，提出面对面咨询和网络孵化两种类型，其中，面对面咨询主要是指与创业平台经理等沟通，而网络孵化是指通过网络编配促进成员互动[25]，完成意义给赋。为此，本文将创业平台意义给赋方式划分为直接给赋和间接给赋。其中，直接给赋是指通过经理人等面对面沟通的过程，间接给赋是指通过网络编配促进成员之间交流与协作的过程。

(3)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在孵企业机会开发是指在整合自身及入驻创业平台资源的基础上，对源于商业机会的产品、服务进行全方位生产和运营，满足现有市场需求以谋求企业生存。Shane & Venkataraman[26]最早开始机会开发研究，随后，机会开发研究成为创业研究的重点。创业孵化本质上是在孵企业在创业平台的支持下整合内外部资源开发创业机会的过程。机会开发类型决定在孵企业的资源需求，创业平台只有快速匹配资源才能有效推动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借鉴刘佳和李新春[27]的研究，本文将机会开发划分为创新型机会开发和模仿型机会开发。创新型机会开发是指通过探索新技术、研制新产品等方式创造新市场，以满足顾客需求；模仿型机会开发是指通过改进现有产品、技术，拓展产品功能和提升市场吸引力，深度发掘现有市场需求。现有研究大多关注资源能力层面对在孵企业机会开发的影响[6,28]，尚未对认知领域进行探索。

1.2 研究假设

(1)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创新型和模仿型机会开发都离不开创业平台的资源支持，但难点在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要求创业平台具备资源扫描搜索和资源价值洞察能力，即通过联接联想、评估判断，降低因认知偏差引发的知识编码与解码低效对资源价值识别的消极影响。

创新型机会是一种新的“目的—手段”关系，需要利用新的资源要素或资源组合方式[5]对其进行开发，这对在孵企业资源获取能力提出了挑战。高资源警觉的创业平台能将自身置身于广泛的资源流中，善于识别资源及其隐匿价值，能够帮助在孵企业识别有待开发的资源价值，提升在孵企业资源获取能力，推动在孵企业建立新的“目的—手段”关系。

模仿型机会与市场中企业运作差异较小，可以通过学习促进机会开发[27]。创业平台在长期孵化服务中积累的与现有企业运作相关的经验、专业知识及网络资源，正好满足模仿型机会开发需求。创业平台资源警觉越高，表征积累的相关经验与知识资源越多，就越有利于模仿型机会开发。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具有正向影响；

H1b：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模仿型机会开发具有正向影响。

(2)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与意义给赋。在较高的环境动态性与不确定性背景下，创业平台需要担负起资源配置的重任，只有对资源保持高度警觉才能充分配置资源并使其效用最大化。Valliere[29]提出警觉图式观，即警觉是一组有关概念、情境和事件的知识结构。创业平台资源警觉是一组与在孵企业资源需求、资源获取、价值传递的情境、事件及行动等密切相关的知识结构。从图式理论视角看，创业平台资源警觉高表征与资源相关图式的丰富性、启动性和关联性强。其中，丰富性是指创业平台洞察资源细节，有明确的资源价值区分度；启动性是指创业平台资源行为阈值较低，能被弱外部刺激激活；关联性是指创业平台洞察资源间的隐性联系，善于寻找合适的资源模式。警觉图式将引导、驱动创业平台直接和间接给赋，是创业平台意义给赋行为实施的认知基础。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直接给赋具有正向影响；

H2b：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间接给赋具有正向影响。

(3)创业平台意义给赋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创业平台意义给赋具有资源价值信息传递作用，能够影响在孵企业对资源价值的认知，其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环境的异质性，即信息获取广度和深度不同。根据信息加工理论，在孵企业资源认知形成遵循信息感知、过滤、解释和判断顺序，创业平台直接和间接给赋将影响以上环节，使在孵企业形成新的资源认知，最终指导其调整现有资源、追加新资源等一系列资源基础构筑与机会开发行为。

创业平台直接和间接给赋作用的异质性。创业平台直接给赋通过创业导师和管理人员的面对面沟通实现；创业导师就技术问题提供辅导，深化在孵企业对技术的理解[5]；管理人员就财务税收、工商注册、银行账户建立等商务问题提供辅导，深化在孵企业对企业运营的理解[30]。以上直接给赋方式跨越在孵企业信息获取渠道完成关键信息传递，可以纠正由于信息不足导致的认知偏差，帮助在孵企业形成正确的资源判断，有助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

创业平台间接给赋通过网络编配方式开展。在孵化网络中，创业平台通过占据结构洞位置具备信息优势，从而奠定了创业平台间接给赋行为实施的信息基础。创业平台可以承担中间人角色，促进网络中分散成员间的信息共享与协作[26]。这无疑拓展了在孵企业信息获取渠道，从而影响在孵企业信息输入。与此同时，成员之间基于互补性资源构建深入的合作关系，促进合作伙伴关系间隐性知识共享[31]，推动在孵企业信息加工过程，重塑在孵企业资源结构和心智框架。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创业平台直接给赋对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具有正向影响；

H3b：创业平台间接给赋对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具有正向影响。

(4)创业平台意义给赋的中介效应。创业平台是在孵企业创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外部资源载体[32]，但现有文献对创业平台与在孵企业间的资源价值传递路径探索较少。创业平台只有将警觉到的资源及其价值传递给在孵企业，才能促进在孵企业机会开发，这是创业平台价值实现的关键。

在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机会开发的影响过程中，创业平台意义给赋起重要传导作用，主要体现为通过意义给赋给在孵企业带来信息优势和隐性知识共享机会[33]。知识与信息等资源影响在孵企业对资源价值的认知[19]，最终指引在孵企业资源获取与配置。创业平台资源警觉程度决定创业平台资源多寡和配置能力，而资源及其配置能力为创业平台意义给赋行为实施奠定了基础。直接和间接给赋共同完成资源价值传递，促进在孵企业机会开发。结合前文所述，在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关系研究中引入创业平台意义给赋这一内在异质要素，可以更好地诠释同一创业平台下在孵企业机会开发效果差异的原因。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创业平台直接给赋在资源警觉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间起中介作用；

H4b：创业平台间接给赋在资源警觉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间起中介作用。

机会开发类型决定在孵企业资源需求和构筑方向，不同的意义给赋方式会带来差异化资源。模仿型机会开发从提高资源组合效率、降低成本出发，涉及产品质量持续改进、局部优化等增量创新[27]，对资源禀赋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要求较低，可以通过借鉴前人经验和组织学习获取资源[5]。相似的机会被反复实践形成大量经验，对规避创业失误、预期偏差、资源浪费起积极作用。因此，相较于间接给赋带来的多元化关系和异质性资源，直接给赋带来的强关系对隐性知识共享和资源匹配效率具有积极影响，可以减少网络情境下过度搜寻造成的资源浪费，缓解因吸收能力有限带来的成本控制窘境。

创新型机会开发是指运用与行业中已有企业截然不同的规则和能力，涉及产品设计、生产和分销活动等技能，形成差异化优势[27]。该过程对新资源的需要巨大，需要新知识、信息、技术等资源支撑[5]。因此，相较来源于创业平台自身资源和强关系下的直接给赋，依托于网络资源的间接给赋在资源广度、多元化等方面更加具有优势，可以满足创新型机会开发过程中对资源稀缺性、专业性和新颖性的需求。间接给赋可以帮助在孵企业打破组织资源边界，网络成员深度合作、互补性探索等活动可以降低创新型机会开发失败率，营造更为自由和宽容的资源环境。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a：相比于间接给赋，直接给赋对模仿型机会开发的中介作用更大；

H5b：相比于直接给赋，间接给赋对创新型机会开发的中介作用更大。

根据以上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问卷发放对象以西安、深圳、杭州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为主，共15家。调研获得创业平台运营人员支持，调研时间为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通过实地调研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进行，调研对象为在孵企业创始人或总经理。为了获取高质量数据，本文调研对象为在孵企业，原因如下：①研究问题关注在孵企业机会开发；②在孵企业具备客观评价创业平台的能力。

本次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29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192份，有效率为83.84%。样本基本特征见表1。可以看出，样本企业年龄主要集中在3～4年(占35.42%)和两年以下(占27.08%)；企业规模10人以下的较少，仅占9.90%；所属行业中，先进制造与自动化行业企业数量较多；创业平台以综合性、国家级/国家备案为主。

2.2 变量测量

本文采取Likert 5点量表(1～5同意程度逐渐提高)，在成熟量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小样本修订。

(1)资源警觉。现有成熟量表主要有创业警觉量表，包括资源和机会警觉两个部分。在创业平台情境下，创业平台代为行使部分资源警觉职责，因而借鉴有关资源警觉的部分，参考Tang等[34]、刘刚[35]的研究成果，资源警觉测量量表分为5个题项。

(2)意义给赋。从行为层面看，借鉴胡海青等(2012)的研究成果对直接给赋的测量，通过提问与创业导师、管理人员沟通频繁程度的方式展开，其中，1=每月不到一次；2=每月一次；3=每月几次；4=每周几次；5=每天几次。借鉴张力[36]、Giudici等[25]的研究成果，间接给赋测量量表分为4个题项。

(3)机会开发。借鉴Samuelsson & Davidsson[28]、刘佳和李新春[27]的研究成果，创新型机会开发和模仿型机会开发测量量表分别设计为3个题项。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相关性分析

采用SPSS17.0检验量表信度和效度，如表2所示。经分析发现，KMO=0.801，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为2 066.139，p=0.000，结果符合要求。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大于0.70，CR值均大于0.7，AVE值均不小于0.5，说明量表信度良好。为消除同源偏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评估，求得未旋转时第一个主成份的载荷量为21.473%，可见同源偏差不严重。效度方面，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根据理论预测收敛到相应的5个因子上，表明量表判别效度良好。根据专家意见对在孵企业访谈量表进行修正，使其具备较好的内容效度。

相关性检验如表3所示，变量间相关系数最大为0.514，其它各项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5，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2 假设检验

运用AMOS和Mplu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

(1)模型检验。运用AMOS17.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1、模型2。其中，模型1检验H1，模型2检验H2—H4。在模型2中涉及多重中介效应检验，因而选择Bootstrap法，从原始样本中随机重复抽取5 000样本进行检验[37]，结果如图2和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对于SEM1，χ2/df=2.65在区间范围内，RMSEA=0.057符合要求，其它指标除GFI指标近似于0.9，均大于0.9；对于SEM2，χ2/df=1.77在区间范围内，RMSEA=0.064符合要求，NFI、GFI、TLI、IFI和CFI均大于0.9。可见，SEM1和SEM2均接近或符合标准，因而可认为模型整体拟合情况良好。

(2)直接效应检验。通过SEM1和SEM2检验直接效应，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与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β=0.24，P=0.003)、模仿型机会开发(β=0.18，P=0.023)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H1a、H1b得到验证；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与直接给赋(β=0.23，P=0.11)、间接给赋(β=0.35，P<0.001)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H2a、H2b得到验证；创业平台直接给赋与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β=0.25，P=0.003)、模仿型机会开发(β=0.25，P=0.003)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创业平台间接给赋与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β=0.24，P=0.002)、模仿型机会开发(β=0.18，P=0.015)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H3a、H3b得到验证。

(3)多重中介效应检验。借鉴Preacher & Hayes[38]的研究成果，采用三步检验法，从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3个方面加以评估，结果如表6所示。

可以看出，在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的中介效应检验中，因为总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法95%置信区间不包括0，总效应等于直接和间接效应之和，且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法95%置信区间包括0，因而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同理，在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在孵企业模仿型机会开发的中介效应检验中，因为总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法95%置信区间不包括0，总效应等于直接和间接效应之和，且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法95%置信区间包括0，因而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虽然以上检验验证了间接效应存在，但还需进一步运用Prodclin2对4条中介路径进行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4条中介路径的Prodclin2 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因此，4条中介路径均存在，H4a、H4b得到验证。

运用Mplus软件对H5a和H5b进行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可以看出，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的影响过程中，直接和间接给赋中介效应相差0.025，标准误差为0.065，显著性为0.702，其95%的置信区间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差距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因而认为两个中介效应在统计上基本相同。同理，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模仿型机会开发的影响过程中，直接和间接给赋中介效应相差0.012，标准误差为0.067，显著性为0.857，其95%置信区间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差距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因而认为两个中介效应在统计上基本相同，拒绝H5a和H5b。

4 结语

4.1 研究结论

(1)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创新型和模仿型机会开发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创业平台在资源扫描、联接与价值判断中处于优势，因而可以利用资源警觉的积极作用促进在孵企业机会开发。这与学界主流研究结论一致[5]。创业平台既需要警觉模仿型机会开发所需的通用资源、行业经验，又需要警觉创新型机会开发所需的新颖性、专用性资源。这一研究结论为综合性创业平台竞争优势来源提供了实证支持，亦与实践相符，即孵化产业中综合性和专业性创业平台均占据独特的、难以替代的竞争生态位。此外，本研究为创业平台构建思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即不能仅看到专业性创业平台的技术专精优势而忽略综合性创业平台在资源广度方面的优势，需要分别构建专业性与综合性创业平台以满足企业差异化需求。

(2)意义给赋中的直接和间接给赋，在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创业平台需要将警觉到的资源价值传递给在孵企业，从而实现机会开发。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意义给赋在二者间起中介作用，且意义给赋的两种方式，即直接和间接给赋，均发挥积极中介作用。直接给赋是通过面对面交流实现的，依赖于创业平台自有资源，如管理团队、创业导师等；间接给赋是通过网络编配实现的，依赖于松散耦合的组织间关系。以上研究表明，创业平台既可以通过组织内部权力链发挥稀缺性资源作用，也可以通过组织间关系发挥互补性资源作用。

(3)对于模仿型和创新型机会开发而言，直接和间接给赋的中介效应均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主流研究认为，直接给赋带来的知识和经验更有利于模仿型机会开发，而间接给赋带来的多元网络资源更有利于创新型机会开发。本研究发现，创业平台直接和间接给赋的中介效应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可能原因在于，本研究样本中,国家级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的比例较高，上述创业平台的资源能力高于平均水平，且专业型创业平台占比较小，直接、间接给赋方式都能提供创新型和模仿型机会开发所需资源，因而不会导致差异。

4.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1)揭示创业平台资源行为认知机理，弥补了以往研究不足。有别于现有研究仅关注创业者认知偏差，本研究从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展开，丰富了二元框架下创业平台研究体系，结论有助于学术界明确创业平台组织角色，深化对创业平台孵育机制的理解。

(2)揭示创业平台意义给赋的两种方式，解释了以意义给赋为中介变量的内部作用机制，拓展了已有研究。为进一步揭示创业平台与在孵企业关系，引入变量意义给赋，使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间的关系链更为清晰。

本文结论对于创业平台明确组织角色、优化服务和提升孵化资源利用率具有一定的管理启示。为了帮助在孵企业实现机会开发、提升创业成功率，创业平台应明确资源警觉角色。第一，为了加强外部资源环境扫描与搜索，创业平台应成立外联部门或设立地区办事处，由专职人员负责与行业龙头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地方协会接洽，丰富创业平台资源来源；第二，为了推动创业平台识别资源价值、对接内部需求，创业平台需要提升挖掘资源潜在关系的联系联想能力、见微知著能力；第三，为了优化创业平台资源配置、提升孵化资源利用率，创业平台需要精准对接供需双方，尤其在高度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的环境下。

同时，为了提升创业平台孵化资源配置效率，创业平台应灵活运用直接和间接给赋两种方式。对于直接给赋，创业平台应加强内部员工培训，培养员工技能，如提升员工语言沟通能力、共情能力等；对于间接给赋，创业平台应提升组织与协调能力，如举办沙龙、大型会议等组织能力，以及复杂情景下的协调能力。更重要的是，需要调动在孵企业参与平台活动的积极性。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第一，影响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作用发挥的结构类、环境类限制条件和适用范围尚不清晰，后期可以考虑其它变量对资源警觉的影响。

第二，在孵企业机会开发是动态过程，横截面数据不能反映不同阶段的企业差异化资源需求，后期可以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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