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网络能力对组织创新影响的双路径效应机制研究

任 浩,佟 星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92)

摘 要:知识网络能力概念是在组织网络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交叉融合背景下提出的,创新理论与实践发展揭示了知识网络能力研究的必要性。基于组织网络理论和知识基础观,构建“能力—创新行为—绩效”和“能力—网络位置—绩效”模型框架,验证知识网络能力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网络能力对组织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创新二元行为在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网络位置跃迁在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知识基正向调节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结论拓展了知识网络能力相关理论研究,支持了从知识网络能力视角出发的组织创新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

关键词:知识网络能力;网络位置跃迁;创新二元性;环境动态性;知识基;组织创新

Research on the Dual-path Effect of Knowledge Network Capa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Ren Hao,Tong X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ross-integration of organizational network theor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innovation practice and theory shows the necessity of in-depth research on knowledge network capability.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al network theory and knowledge-based view,the results show that knowledge network capabil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knowledge network capability.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innovation dualit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network capa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network location transit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network capa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knowledge base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network capa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dynamics positively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network capa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expan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knowledge network competence,and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practice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Key Words:Knowledge Network Capability; Network Position Transition;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Behavior; Environmental Dynamics; Knowledge Bas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收稿日期:2019-12-24

修回日期:2020-02-28

作者简介:任浩(1959—),男,上海人,博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信息化组织理论与设计;佟星(1981—),女,贵州贵阳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组织创新。

DOI10.6049/kjjbydc.201912071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1)01-0114-08

0 引言

快速发展的竞争市场以及亟需个性化满足的顾客需求,对组织创新的要求越来越高,仅靠内部知识已经不能满足有效创新。同时,随着组织从外部获取创意的途径不断增多,促使企业创新知识来源重点也转移到外部知识网络[1-2],更多地与外部主体合作构建知识网络,实现外部知识的互动生产[3-4]。如IBM的Innovation Jam、Swarowski的珠宝设计竞赛等通过与外部设计师和团队互动获得新颖产品设计;英特尔、飞利浦等则通过资助大学研究、建立联合实验室等形式获得外部技术;华为也是实施外部技术知识获取,并获得成功的典型企业。可见,通过外部知识网络获取创新知识和技术,能实现组织创新的极大提升。因此,构建有效的外部知识网络是知识经济时代提升组织创新的必由之路[5-6]。然而,外部知识网络固有的复杂性和多主体博弈特征,以及企业在封闭式创新模式下构筑的能力体系,都使得企业无法适应开放式创新要求,导致企业外部知识网络构建、管理面临诸多困境[7]

组织参与外部知识网络的重要性得以证明,但缺乏实施外部网络构建所需能力的概念化研究[8]。因此,学者提出知识网络能力(Knowledge Network Capability,KNC)概念,认为知识网络能力是有机整合网络能力要素和知识能力要素而形成的能力体系,能够识别知识网络价值与机会,是一种开发、利用和更新知识资源的动态能力,可以实现知识资源在不同主体间链接,并通过寻求和运用知识网络资源获得竞争优势[9-10]。但知识网络能力如何促进企业成功创新的作用机制还没有被清晰揭示[12]。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能力研究的基本范式出发,探索组织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间关系的“黑箱”,揭示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的机制路径,结合创新行为选择和网络关系视角,构思两种效应逻辑,即知识网络能力通过影响组织创新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创新绩效以及通过改变网络位置影响创新绩效,进而提出“能力—位置改变—绩效”和“能力—行为选择—绩效”双重路径模型,探析知识网络能力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效应,解构其影响过程机理。进一步地,结合双重路径模型,选择外部情景变量环境动态性及内部情景变量知识基,作为知识网络能力影响的边界条件,旨在支持从知识网络能力视角出发的组织创新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知识网络能力

企业网络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的交叉研究推动了学者对跨组织知识管理的探索,鉴于知识的基础资源属性日益显现,知识网络成为各种组织网络的核心层次[12,15]。随着组织网络理论和知识基础观研究的深入,异质性创新主体的多元性和组织间知识转移的复杂性暗示着企业对外部知识网络能力的依赖[9]。因此,在企业网络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交叉融合背景下,学者提出了企业知识网络能力(KNC)[4],既是网络知识属性视角下对能力的深入思考,也表明创新知识获取的焦点开始向企业外部拓展[12]

知识网络能力是对网络能力知识属性的深化和探索,但知识网络能力与网络能力之间也存在解耦关系[13]。网络能力关注合作网络构建,从市场角度反映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关系,解决“和谁合作”的问题;而知识网络能力则聚焦于知识网络构建与管理,从知识互动角度反映技术要素间的关联情况,解决如何进行“创新知识选择”的问题[14]。知识网络能力可以划分为网络构想能力、网络建构能力、网络利用能力、网络解构能力和网络重构能力5个要素维度,分别对应5大挑战,分别映射了外部知识网络内结构洞管理的不同过程阶段[13]。进一步研究认为,知识网络能力影响企业战略规划与外部知识源之间的直接或间接联结,如Eiriz等[11] 认为,通过聚焦、维持与关键知识源的关系,以获取知识网络中非冗余知识,同时平衡知识网络规模与知识源多样性关系,在知识双向流动中实现组织间知识资源共享,是贯穿企业创新过程各个阶段的动态能力;Nakwa & Zawdie[15]认为,知识网络能力的核心在于对网络节点(外部知识源)、组织间关系(知识链)以及利益获取的有效治理,影响着创意获取、R&D和产品商业化阶段的外部知识利用能力。

综上可知,企业知识网络能力是融合知识资源特性的网络能力,是资源基础观、企业网络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交叉研究产生的新构念[19],是企业为实现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维护以及知识资源在不同主体间链接,有机整合网络能力要素和知识能力要素形成的能力体系,其最终目的是获得竞争优势。作为一种新型组织能力类型,知识网络能力对组织网络理论和创新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

1.2 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绩效

组织创新绩效指组织在一定期间内的生产经营中,为实现企业创新目标,通过一系列创新工作所取得的各种创新成果的总称,即企业创新活动的效果和效率[11]。尽管学者们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定义还未达成共识,但都认为组织创新绩效是衡量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体现了企业在某个时间范围内以某种方式获得的结果。在知识网络经济时代,组织创新绩效衡量已经不仅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努力,更多的还要与外部合作者协作[12]。组织网络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融合下的知识网络能力贯穿企业构建、管理知识网络的全过程[21],影响组织对外部知识网络中知识的认知、获取和利用,对组织创新具有直接影响[22]

首先,从组织网络视角出发,知识网络能力推进组织从战略上设计和构建知识网络,促进企业发现嵌入于知识网络中的稀缺知识,加深对所在知识网络的认知,进而能够预见网络中不同知识主体产生的创新知识[11]。同时,知识网络能力可以有效协调组织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减少冲突发生,加强网络成员跨关系管理,利于知识网络中各主体长期、深入的知识互动生产合作,从而降低创新合作风险,实现企业组织创新[12]

其次,从知识管理视角出发,知识网络能力协助组织在多样化异质性知识资源中找到契合知识,减少知识交换中的损失,提升获取知识的贮存水平以及与自身融合的速度和效果[10]。同时,知识网络能力决定企业对合作方隐性知识情境剥离的水平,提升组织对自身知识准确外化的水平,降低核心技术流失概率,从而促进组织创新绩效提高[12][22]

最后,依据资源基础观理论,从能力与绩效存在的内生关系视角出发,知识网络能力具有一定创新导向和知识导向功能,共同知识基础的存在决定组织各种能力之间具有关联性和互补性,表明组织知识网络能力与创新能力、研发能力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程度交叉和重叠,也就成为解释组织创新绩效高低的主要依据。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知识网络能力正向影响组织创新绩效。

1.3 组织创新二元行为的中介效应

基于不同资源禀赋要求、知识基础、活动范畴等特征,创新二元行为包括探索式创新行为(Explorational Innovation Behavior)和利用式创新行为(Exploitational Innovation Behavior)[21]。其中,探索式创新行为与搜索、冒险、变异、尝试、发现等创新活动相关,利用式创新行为则与精炼、高效、选择、实施等创新活动相关[22]。由于组织创新二元行为的实施依赖于不同知识管理过程和知识基础模式,而二元创新行为的开展会加速不同创新行为对企业稀缺资源的争夺,从而限制组织创新的实现[23]。因此,创新二元行为的实施需要全面理解外部网络作用,外部导向知识源成为创新二元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24]

知识网络能力的核心是内、外部知识流动,通过知识网络能力构建有效的知识网络,促进知识跨组织流动,进而深化组织创新二元行为对组织的影响[25]。首先,知识网络能力促进组织构建外部知识网络,以获得外部知识来源,通过接触创新价值链外部主体,从与合作伙伴的互动中获取知识资源,消除组织资源有限性对创新二元行为的限制[26];其次,知识网络能力加深组织对外部知识源的理解,对获得的创新知识进行精细区分,将先进技术应用于探索性创新行为,将更新的理念和市场信息应用于利用式创新行为[27];最后,知识网络能力通过与组织外主体建立紧密网络,有利于组织复杂知识框架的产生,指导企业整合与探索、利用活动相关的差异化知识,从而为实现创新二元行为奠定基础[25]。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2a:知识网络能力正向影响组织创新二元行为。

创新研究认为,组织需要同时开展利用式和探索式创新行为,并寻求创新二元行为之间的平衡[21],利用式与探索式创新行为可以同时存在,并且当两者乘积越大、绝对差值越小时,企业创新绩效越好[24]。从组织创新的影响看,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行为分别从不同方面提升绩效,但都具有不确定性。探索和利用活动间的平衡对销售增长率、财务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且效果显著[21-22]。总之,组织在创新的创造和实施过程中对探索与利用各有侧重,但不论在哪个过程中,探索和利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b:创新二元行为正向影响组织创新绩效。

综上,中介假设为:

H2:创新二元行为在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

1.4 网络位置跃迁的中介效应

网络位置(NetworkPosition)反映企业在所处网络中的位置,是企业网络中地位和势力的象征,决定企业接触的资源数量和质量[24]。党兴华[25]、Lin Z等[26]认为,在网络结构上具有明显优势的企业往往更容易操控和主导网络成员的行为以及整个网络的发展态势。同时,随着组织在网络位置中与网络内较多节点建立联结关系,将能实现网络跃迁[27]。Ahuja等[27]认为,基于组织网络理论,网络组织具有动态演化特性,其结构也是持续变化的,为实现网络位置跃迁提供机会和可能性,而较强的组织知识网络能力能够提升组织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和中介性,从而实现组织网络位置跃迁。

首先,知识网络能力可以促进企业获取潜在合作者信息,使组织更容易被其它企业识别,促进企业间信任构建,有利于企业与网络内其它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进而拓展企业网络内可联结合作伙伴数量,整体提升网络位置,实现组织网络位置跃迁[28];其次,知识网络能力促进企业知识在网络中转移,有助于企业增加网络联盟数量,提升组织网络中的网络位置中心性,从而实现组织网络位置跃迁[29];再次,较强的组织网络能力能使组织与不同专业领域成员缔结更紧密的联系,汇集异质性知识,从而成为网络知识流动的“集散地”,有助于提升组织在知识网络中的中介性,进而跨越不平等层级,跃迁到更有利的网络位置[27]

综上,较强的知识网络能力使组织有更好的机会和能力跃迁到网络优势位置。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知识网络能力正向影响组织网络位置跃迁。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网络位置代表组织在网络中的声誉,网络位置的提升能吸引更多联盟成员与其合作,进而获取和重新配置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及知识资源,不仅能发掘更多样化的知识、信息,率先对关键知识源实施控制,更有利于实现组织创新[27-28]。进一步研究认为,网络位置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网络位置带来的良好声誉使企业更易被网络内其它企业接受,从而产生更多合作机会[29],帮助企业从外部吸收合作资源,有利于企业从网络获取资源,促进组织自身创新[30]。因此,企业网络中心位置越高,获取潜在知识资源的机会也越多,从而有效推动组织创新绩效的实现。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b:网络位置跃迁正向影响组织创新绩效。

综上,中介假设为:

H3:网络位置跃迁在组织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环境动态性是指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可预测程度[31-33]。作为一种情景变量,环境动态性是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权变因素。组织实施有效创新有必要了解外部环境,尤其在外部知识网络构建和协同创新过程中,外界环境是企业实施知识网络能力的重要情景。动态环境中,企业更会利用知识网络能力寻找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建立高效的知识网络联系,使企业保持灵活性,进而使组织创新过程及时适应环境变化[36]。环境动态性越强,企业通过知识网络能力占据网络中靠近结构洞的位置,更能有效感知和探寻网络中隐藏的机会,获取和集聚网络中非冗余知识资源,进而能够有效开展知识获取活动,促进组织创新[33]。而当环境处于稳定状态时,企业会更依赖现有资源和技术完成组织创新过程,满足稳定的市场需求和顾客偏好,此时,企业不需要进行过多的市场探索,也不需要主动获取市场中各主体所包含的信息知识,传统模式就可以满足企业需求和外部市场变化。这也导致组织知识网络能力对组织创新作用不明显[31]。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4: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组织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绩效间的关系。

1.6 知识基的调节效应

基于资源基础观,知识基(Knowledge Base)是企业知识进化的基本单元,是构成组织知识的基本范式[34],其限定了企业理解并应用新知识的范围和能力,是组织成员在创新搜寻时所依赖的信息、投入、诀窍、能力等[35]。组织知识获取的效应结果受已有知识基础的影响[36],因此组织进行外部网络搜索需要考虑组织现存的知识基。魏江和寿柯炎[35]研究认为,组织通过知识网络能力获取创新知识的过程中,企业知识基所包含的先前技术知识非常重要,能帮助企业识别有价值的外部知识并成功吸收,进而更有效地推进组织创新。同时,知识基较强的企业,学习能力往往也较强,能够通过促进组织网络能力获得有价值的稀缺知识,也能根据已有知识整合创造更多新知识,从而提高创新绩效[37]。此外,知识基能够放大企业间知识交流和研发合作带来的收益,随着知识基增加,企业通过知识网络能力可以从本地乃至全球各地获取、整合和创造新知识,从而提高创新绩效。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5:知识基正向调节组织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绩效间的关系。

通过理论推演得到以上假设,形成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在于,在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及技术更新换代持续加速的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创新压力,更有意愿和动力进行外部知识网络构建以及知识的吸收、传送,以保持组织持续创新。

由于研究团队与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企业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选取各地380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问卷调研。调研企业主要涵盖医药生物技术、软件技术、医疗仪器技术、设备与医学专用软件、微电子技术、新型电子元器件、信息安全技术、智能交通技术、高分子材料、环境监测技术等高新行业。

正式问卷调查从2018年7月开始至2019年6月结束,历时11个月。共向样本企业发放问卷380份,由企业负责人或高层填写。后期采用较为严格的剔除程序,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65份,有效回收率为69.74%。其中,对受访企业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后,得到主要样本特征如下:企业成立3年以下占比32.5%,3~6年占比27.2%,6年以上占比40.4%;所有制成分中,国企占比47.9%,民企占比31.3,外资企业占比20.8%;员工人数中,50人以下占比25.7%,50~100人占比54.7%,100人以上占比19.6%。

2.2 变量测量

研究的主要变量均采用权威期刊发表的成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通过预调研并综合预调研情况及专家意见,形成正式调研问卷。主要变量采用Likert 5点量表进行测量。

(1)知识网络能力(KNC)。借鉴Arregle等[3]的研究,采用4个维度18个题项测量自变量知识网络能力。

(2)创新二元行为(AIB)。参照Andriopoulos等[20]的做法,采用包含12个项目的量表测量创新行为。其中,6个题项测量探索式创新行为,6个题项测量利用式创新行为。

(3)网络位置跃迁(NP)。从网络中心性和中介性两个角度分析,采用芮正云等[37]开发的网络跃迁量表,包括中心性提升和中介性提升两个维度,共包含6个题项。

(4)环境动态性(ED)。采用王永健等[32]研究设计的量表,共包含4个题项。

(5)知识基(KF)。参考Cummings & Teng[38]开发的量表,包括技术、人才、专利和惯例4个维度7个题项量表。

(6)组织创新绩效(OI)。参照Welbourne等[39]研究设计的4题项量表进行测量。

3 实证分析结果

3.1 信效度分析

(1)信度检验。以Cronbach's α值检验各主要变量信度。采用SPSS22.0分析得到如表1所示的结果,变量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说明各主要变量具有较高的信度。

(2)效度检验。采用AMOS 22.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7因素模型各项拟合度指标均显著优于其它任何嵌套模型。因此,本研究的7个变量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采用SPSS22.0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相关系数分析显示,知识网络能力与网络位置跃迁、创新二元行为、组织创新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网络位置跃迁、创新二元行为与组织创新之间也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变量间的同步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开展多元回归层次分析,以验证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4 模型假设检验

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发现,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且Tolerance均大于0.1,说明各变量间没有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适合进行多元层次分析。

4.1 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研究设计,构建不同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多元层次回归分析模型,检验步骤及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2结果显示,知识网络能力(KNC)与组织创新显著(OI)正相关(r=0.154,p<0.001),H1得到验证。

表1 信效度检验结果

KNCAIBNPEDKFOICronbach's α0.820.840.790.870.810.86AVE(%)60.12757.36163.64357.44264.83659.473

表2 验证性因子检验结果

模型因子χ2dfχ2/dfGFICFIRMSEA六因子模型KNC,NP,AI,KF,ED,OI1143.497521.510.920.960.05五因子模型KNC,NP+AI,KF,ED,OI3109.587764.000.820.790.11四因子模型KNC,NP+AI,KF+ED,OI3734.6207874.750.630.600.12二因子模型KNC+N+AI+KF+ED,OI6065.127967.610.580.430.17单因子模型KNC+NP+AI+KF+ED+OI7208.327999.020.400.380.19

注:KNC=知识网络能力,NP=网络位置跃迁,AI=创新二元行为(探索性和利用性行为),KF=知识基,ED=环境动态性,OI=组织创新

表3 知识网络能力效应机制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均值标准差12345KNC3.150.831NP2.640.560.17**1AI9.722.670.23**0.201KF2.470.560.260.330.051ED2.890.660.200.110.080.101TI3.250.750.23***0.17***0.100.030.05

注:+ p<0.1,*p<0.05,**p<0.01,***p<0.001

进一步,采用层次回归法对创新二元行为(AIB)和网络位置跃迁(NP)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模型3结果显示,组织知识网络能力与创新二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关系(r=0.118,p<0.01),H2a得到验证;模型5结果显示,创新二元行为(AI)与组织创新(OI)具有显著正向关系(r=0.211,p<0.001),H2b得到验证;由模型5、6可知,当同时将知识网络能力(KNC)、创新二元行为(AI)与组织创新(OI)进行回归时,创新二元行为(AI)对组织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知识网络能力(KNC)对组织创新(OI)的影响不显著(p>0.1)。因此,创新二元行为(AI)在知识网络能力(KNC)与组织创新(OI)之间发挥中介作用,H2得到部分验证。

模型4结果显示,知识网络能力(KNC)对网络位置跃迁(NP)有显著正向影响(r=0.246,p<0.01),H3a得到验证;模型7结果显示,网络位置跃迁(NP)与组织创新(OI)具有显著正向关系(r=0.170,p<0.01),H3b得到验证;由模型7、8可知,当把知识网络能力(KNC)、网络位置跃迁(NP)同时与组织创新(OI)进行回归分析时,知识网络能力(KNC)对组织创新(OI)的影响不显著(p>0.1),说明网络位置跃迁(NP)发挥中介作用,H3得到验证。

同时,为了提升中介检验的效力,根据温忠麟等(2004)的研究,进行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结果如图5所示。结果显示,创新二元行为(AIB)Sobel Z=5.29,p<0.001,同时经过Bootstrap法95%水平上的置信区间为[0.047,0.120],且不包含0,证明了中介效应的存在;网络位置跃迁(NP)Sobel Z=6.71,p<0.001,同时经过Bootstrap法95%水平上的置信区间为[0.075,0.118],且不包含0,证明了中介效应的存在。上述检验再次验证了创新二元行为(AIB)和网络位置跃迁(NP)的中介作用。

表4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M1M2M3M4M5M6M7M8OIOIAINPOIOIOIOI控制变量 组织所有制-0.01-0.01-0.020.00.01-0.01-0.03-0.01 成立年数0.010.01-0.05-0.080.04*0.020.070.10 组织规模0.0070.00-0.010.030.030.00-0.02*0.00自变量 KNC0.154***0.118**0.246**0.0670.094中介变量 AI0.211***0.202*** NP0.170***0.166***R20.1050.1420.2200.2860.2620.3470.1740.217ΔR2-0.0370.1250.0780.1470.0850.0700.043F值2.664*3.162*3.868**5.081**5.521**4.894**3.153*4.529**

注:+ p<0.1,*p<0.05,**p<0.01,***p<0.001

表5 Sobel与Bootstrap检验结果

变量Sobel检验间接效应SEZP值Bootstrap检验间接效应Boot SEBootLLCIBootULCIAIB0.100.044.330.0000.100.040.0090.026NP0.110.036.710.0000.110.030.0750.118

注:Bootstrap=5000;置信区间=95%

4.2 调节效应检验

研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环境动态性(ED)和知识基(KF)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4结果显示,KNC*ED显著(r=0.165,p <0.01)。依据Howell等(1986)提出的调节效应分类,如果知识网络能力效果和交互效应显著,则说明环境动态性(ED)对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存在增量调节作用。因此,H5得到验证。同理,KNC*KF(r=0.129,p <0.05)。如果知识网络能力效果显著,而且交互效应显著,说明知识基(KF)对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存在增量调节作用。因此,H5得到验证。进一步绘制调节作用关系图,见图2。

表6 环境动态性与知识基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M1M2M3M4M5M6TITITITITITI控制变量 团队规模-0.01-0.04-0.03-0.02-0.030.02 教育水平0.010.060.070.080.07-0.05 领导任期0.00-0.17-0.02-0.02-0.02-0.03自变量 KNC0.154**0.143**0.132**0.138**0.112**调节变量 ED0.100*0.110* KF0.2540.200交互效应 KNC*ED0.165** KNC*KF0.129*R20.1020.1450.1940.2540.1850.231ΔR2-0.0230.0470.0600.0400.046F值2.664*3.162*5.736***6.958***4.9806.302***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选取264家企业的研发团队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问卷调研,基于创新双元论、知识网络理论和能力观,构建“能力—创新行为—绩效”和“能力—网络位置—绩效”模型框架,针对研究缺乏大样本验证的问题,探索了组织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关系的“黑箱”,验证了知识网络能力的效应结果,为后续探索组织知识网络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网络能力对组织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双元性理论,创新二元性对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起显著中介作用;基于网络结构洞等相关理论框架,网络位置跃迁对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起显著中介作用;知识基正向调节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间的正向关系,即较高的知识基条件下,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的正向关系更强;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间的关系,即较高的环境动态性条件下,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的正向关系更强。

图2 环境动态性、知识基对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的调节作用

以上研究结论对拓展知识网络相关理论以及组织创新实践等具有重要启示。

(1)深入探析和揭示知识网络能力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机制,有效弥补了当前知识网络能力对组织创新研究的不足。虽然知识网络能力对创新的正向效应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但作为知识基础观与网络能力观交叉形成的知识网络能力,其促进创新的具体机制研究还较为匮乏,更缺乏机制过程的细化研究。本研究结合网络位置跃迁和创新行为等核心变量,构建了一个整合式理论模型,探析了知识网络能力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效应并解构其形成的过程机理,从而有利于指导组织创新实践活动。同时,揭开了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的“黑箱”,为后续实证检验知识网络能力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并丰富了网络能力研究和创新研究的相关理论。

(2)研究立足于市场环境和经济发展背景,从组织内部知识特征和市场环境层面出发,探究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关系的边界条件和影响因素,同时验证了知识网络能力有利于推进和强化组织创新,深入探讨了知识网络能力对组织创新影响的边界条件及情景变量。研究通过理论推演和数据分析,验证了不同情境中知识网络能力的有效性,为组织和研发团队实践知识网络能力模式、推动有效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

5.2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探讨和验证了知识网络能力的触发机制以及对组织创新的效应效果,不仅丰富拓展了已有研究,也为我国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然而,受多种因素影响,与其它研究一样,本研究也在多个方面存在局限,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1)研究对知识网络能力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力度略显不足。知识网络能力是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创新性地融合网络能力研究和知识网络研究的重点,同时学者认为,知识网络能力基于能力观、资源基础观与知识网络3种理论的整合,对知识网络能力的理论分析需要更加深入,对知识网络能力与网络能力之间的区别也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辨析,才能更好地指导企业塑造知识网络能力。

(2)由于问卷容量、调研简洁性要求以及理解上的需求,研究中没有充分考虑其它能力、资源等要素的影响。本研究仅探讨了知识网络能力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机制,没有采集组织中其它能力、资源以及知识作用过程的数据,如在企业中存在的网络能力、知识吸收、知识整合和知识搜索等行为或能力要素,因此没有加入上述要素对组织创新效果的影响。

(3)知识网络能力对组织创新机制检验的样本范围较为单一。知识网络能力效应的检验主要基于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团队样本,没有考虑对其它地域或政策的影响效果。虽然样本特征能够使创新问题和知识网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但会导致理论模型缺乏针对不同区域和产业的比较,造成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推广性受到一定限制。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从不同区域、行业继续验证知识网络能力的效应结果。

参考文献:

[1] 殷俊杰,王思梦,邵云飞.联盟组合管理能力、关键资源获取与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1):8-14.

[2] 谭云清,李元旭,翟森竞.锁定效应、跨界搜索对国际代工企业创新的影响[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7,29(2):52-60.

[3] ARREGLE J L,MILLER T L,HITT M A,et al.Do regions matter? an integrated institutional and semi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N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3,34(8): 910-934.

[4] TEECE D,PETERAF M A,LEIH S.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organizational agility: risk,uncertainty and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6,7(5): 3-35.

[5] 薛捷,张振刚.动态能力视角下创新型企业联盟管理能力研究[J].科研管理,2017,38(1):81-90.

[6] 陈怀超,范建红.进入战略、领导者风险偏好与中国跨国公司知识转移效果——基于控制的视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6(4):133-142.

[7] DAVID LEI,JOHN W,SLOCUM JR.Global strategy,competence-building and strategic alliances[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2,35(1):81-97.

[8] DUYSTERS G M,HEIMERIKS K H.Developing alliance capabilities in a new era[J].Advances in Applied Business Strategy,2005,8(4):147-163.

[9] BOCHARD J G,HOYER P K.Knowledge-networking capability in German SMEs: a model for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9,45(3):364-379.

[10] 王海花,谢富纪.企业外部知识网络能力的结构测量——基于结构洞理论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2,29(7):134-146.

[11] EIRIZ V,GONCALVES M,AREIAS J S.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 within an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network: a case study in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J].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7,20(2): 230-249.

[12] WANG C,RODAN S,FRUIN M,et al.Knowledge networks,collaboration networks,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4,57(2): 484-514.

[13] GUAN J,LIU N.Exploitative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s in knowledge network and collaboration network: a patent analysis in the technological field of nano-energy[J].Research policy,2016,45(1): 97-112.

[14] MCCUTCHEN,SWAMIDASS P M,TENG B S.Strategic alliance termination and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task complexity,nationality,and experience[J].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08,18(2): 191-202.

[15] NAKWA K,ZAWDIE G.Structural holes,knowledge intermediaries and evolution of the triple helix system with reference to the hard disk drive industry in Thailand[J].British Food Journal,2018,14(1): 485-489.

[16] SANDULLI F D, JOSE FERNANDEZ,ANTONIO RODRIGUE, et al.Testing the Schumpeterian hypotheses on an open innovation framework[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7,50(7):1222-1232.

[17] 刘学元,丁雯婧,赵先德.企业创新网络中关系强度、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6,19(1):30-42.

[18] 曾德明,孙佳,戴海闻.技术多元化、技术距离与企业二元式创新: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17):61-67.

[19] 叶心薇,冯俊文,马蕾.技术惯域演进视角下“二元式”创新战略选择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2):19-25.

[20] ANDRIOPOULOS C,LEWIS M W.Exploitation-exploration tensions and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managing paradoxes of innova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2015,20(4): 696-717.

[21] HEAVEY C,SIMSEK,ZEKI,et al.Managerial social networks and ambidexterity of SM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 proactive commitment to innovation[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15,54(S1):201-221.

[22] RUBERA G,CHANDRASEKARAN D,ORDANINI A.Open innovation,product portfolio innovativeness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dual role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J].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2016,44(2): 166-184.

[23] FOSS N J,LAURSEN K,PEDERSEN T.Linking customer interaction and innov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new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J].Organization Science,2016,22(4): 980-999.

[24] ZAHEER A,GOZUBUYUK R,MILANOV,et al.It's the connections: the network perspective in interorganizational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17,24(1):62-77.

[25] 党兴华,张晨,佟丽丽.风险投资机构网络位置影响因素探索及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6):1-7.

[26] LIN Z,HAIBIN YANG,BINDU ARYA.Alliance partners and firm performance: resource complementarity and status associ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30(9):921-940.

[27] AHUJA G,POLIDORO JR F,MITCHELL W.Structural homophily or social asymmetry? the formation of alliances by poorly embedded firm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5,30(9): 941-958.

[28] YANG H,LIN Z,PENG M W.Behind acquisitions of alliance partners: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 network embeddednes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6,54(5): 1069-1080.

[29] KOKA B R,PRESCOTT J E.Designing alliance networks: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position,environmental change,and strategy on firm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29(6): 639-661.

[30] 钱锡红,杨永福,徐万里.企业网络位置、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一个交互效应模型[J].管理世界,2010 (5): 118-129.

[31] DUTTON J E,ASHFORD S J.Selling issues to top managemen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3,18(3): 397-428.

[32] 王永健,谢卫红,王田绘,等.强弱关系与突破式创新关系研究——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J].管理评论,2016,28(10):111-122.

[33] 李随成,武梦超.供应商整合能力对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基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3):96-102.

[34] NELSON R R,WINTER S.The Schumpeterian trade off revisited[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2,72(1):114-132.

[35] 魏江,寿柯炎.企业内部知识基与创新网络的架构及作用机制[J].科学学研究,2015,33(11):1727-1739.

[36] WANG H C,JINYU HE,JOSEPH T.Firm-specific knowledge resourc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roles of economic and relationship-based employee governance mechanism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9,30(12):1265-1285.

[37] 芮正云,罗瑾琏.新创企业联盟能力、网络位置跃迁对其知识权力的影响——基于知识网络嵌入视角[J].管理评论,2017,29(8):187-197.

[38] CUMMINGS J L,BING-SHENG TENG.Transferring R&D knowledg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knowledge transfer success[J].Journal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3,20(1):39-68.

[39] WELBOURNE T M,JOHNSON D E,EREZ A.The role-based performance scale:validity analysis of a theory-based measur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8,41(5):540-555.

(责任编辑:陈 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