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组织衍生企业(academic spin-offs)是指从母体科研组织(包括大学和专门的科研院所)衍生的、为实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创办的企业。近年来,随着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的深入推进,产生了越来越多科研组织衍生企业。作为衍生企业的创建者,科研组织往往集技术发明者、出资人和管理者等于一身,在企业创立初期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随着衍生企业规模扩大,一方面,由于学术思维与商业理念冲突,作为“家长”的科研组织逐渐显现出经营能力不足;另一方面,随着对外来资本需求的不断增加,科研组织面临自身股权被稀释,甚至丧失控制权的挑战。此时,依旧保留控制权为“孩子”保驾护航,还是放手让“孩子”自由成长,成为作为“家长”的母体科研组织面临的重要抉择。
目前学界对科研组织母体与其衍生企业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衍生企业创立初期。部分学者认为,母体科研组织与其衍生企业保持紧密联系可以为企业持续提供科研创新优势源动力,有利于衍生企业的发展[1-4];还有学者则认为,科研组织与其衍生企业保持过于紧密的关联会限制企业的发展[5-7]。那么,当企业发展成为上市公司,科研组织作为实际控制人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本文以中国境内上市的95家科研组织衍生企业为样本,比较实际控制人为母体科研组织的企业与非科研组织控制的其它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本文研究的企业绩效是包含企业资本回报能力、企业经营竞争力和企业成长能力的综合业绩表现。
企业实际控制人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其它安排,能够决定企业重大决策、资源调配和主要管理人的任免,从而最终对企业的经营及效果产生影响。同时,作为衍生企业的母体,科研组织与企业间的联系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如Crisostomo等[8]研究发现,家族作为实际控制人时,控股股东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李斌等[9]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实际控制人性质显著影响公司绩效,非国有控制企业绩效优于国有控制企业;吴国鼎[10]、王彦等[11]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然而,科研组织母体作为衍生企业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经营效果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目前还鲜有文献涉及。早期关于科研组织衍生企业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如何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进而提升企业衍生率[12-17]。随后,学者开始探讨衍生企业的衍生过程,试图寻找促进衍生企业衍生的关键点,以提高企业衍生成功率[18-20]。其中,科研组织母体与衍生企业的关系被认为是影响衍生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然而,关于这种关系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
(1)科研组织母体与其衍生企业的紧密联系有利于企业业绩提升。该观点的支持者认为,科研组织衍生企业大多依靠母体的科研成果和科研团队起家,与其它类型的创业企业相比,科研组织衍生企业可以通过母体支持获得更好的成长机会,母体支持主要体现在智力资本的3个方面,包括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首先,科研组织是衍生企业的人力资本源泉。科研组织可以为衍生企业提供高水平的科研专家[1],而专家的个人资历和地位可以提高衍生企业的成功率[21],同时,科研组织创业团队丰富的学术背景和行业经验更有利于衍生企业的战略实施[2]。其次,科研组织可以为衍生企业提供组织资本,包括组织架构、制度、文化等。如Meseri等[3]研究发现,科研组织通过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提升了衍生企业的成功率;Phan等[22]、Powers等[23]分别从大学科技园和创业基金视角探讨了科研组织的组织支持对衍生企业的正面影响;Bekkers等[24]、Fini等[25]分别利用荷兰、美国的样本发现,科研组织的内部科研制度以及对科技成果的商业化政策有利于衍生企业取得成功;Breznitz[26]的研究表明,科研组织浓厚的创业文化和长期发展历史可以造就衍生企业的路径依赖,形成稳定的创业能力;Slavtchev & Gktepe(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衍生企业初创阶段,母体科研组织在业务、技术与法律咨询、战略规划方面的帮助有利于衍生企业提升利润创造能力。最后,科研组织母体积累的关系网络、名誉地位等有助于衍生企业获取社会资本。宋希亮等[27]研究发现,高校学科优势对高校系上市公司的支持作用显著;苏竣等[4]利用上市大学衍生企业数据发现,多数大学衍生企业业务与母体大学优势学科领域紧密相关。
将支持科研组织母体与其衍生企业的紧密联系有利于提高企业业绩观点的相关文献总结如表1所示。
表1 科研组织母体与其衍生企业联系紧密有利于企业业绩提升的主要文献观点
科研组织支持的领域关键因素代表文献人力资本高水平的科研专家Van等[1]研究人员资历地位Landry等[21]丰富的学术背景和行业经验Bjornali等[2]、苏竣等[4]、宋希亮等[27]组织资本设立大学科技园Meseri等[3]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Phan等[22]设立创业基金Powers等[23]浓厚的创业文化和长期发展历史Breznitz[26]业务、技术和法律咨询及业务规划Slavtchev&Gktepe(2015)社会资本科研组织母体积累的关系网络Soetanto&Geenhuizen[28]科研组织母体拥有的社会声誉
(2)科研组织母体与其衍生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不利于企业业绩提升。部分学者认为,科研组织与其衍生企业之间关系过于紧密对后者绩效具有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冲突和资源依赖两个方面。一方面,科研组织的学术文化与企业商业活动之间存在冲突,不利于衍生企业发展。科研组织的学术文化往往将增加人类知识作为学术研究的唯一目的[29],这与企业要实现经济目标的管理价值观不同[30];科研组织衍生企业创始团队倾向于复制其母体学术机构的角色和规范[32],而在母体知识商业化过程中,由于缺乏商业技能和市场导向,导致其衍生企业业绩表现逊于非衍生企业同行[5-7]。同时,学术企业家的学术身份与商业身份也存在冲突,使得其管理衍生企业的绩效较低。如Galati等[32]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意大利科研组织衍生企业,发现多数学术企业家在衍生企业管理中不愿意放弃自身学术身份,且学术处于停滞状态,不能为衍生企业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源,从而阻碍衍生企业发展,因此认为与母体组织的联系不是衍生企业成长的必备环节。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衍生企业对母体资源的过度依赖会限制衍生企业持续发展[33]。如Soetanto(2018)认为,衍生企业的绩效回报降低与过度依赖导致的企业商业活动减少有关,科研组织衍生企业后期发展重点是获取财务资本支持,而母体科研组织对此往往力不从心;Fernández等[34]在分析科研组织衍生企业成长过程不同阶段需具备的必要能力时,发现来自大学的支持和学术知识在衍生企业成长早期阶段很重要,但在其后期发展阶段更需要获得非学者(non-academicactors)的商业能力和财务能力,以便更好地融入市场,实现更优的企业绩效;贾一伟(2012)研究中国高校控股上市公司发现,高校控股企业业绩表现并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校控股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低,激励机制不健全,盈利能力略低于市场总体水平且增长慢于市场水平。
上述文献的主要观点总结如表2所示。
表2 科研组织母体与其衍生企业联系紧密不利于企业业绩提升的主要文献观点
不利因素主要观点代表文献学术文化与商业活动之间文化冲突学术文化的某些特征限制有效的技术转移Ndonzuauet等(2002)科研组织缺乏商业技能和市场导向来商业化发展他们的想法对衍生企业产生负面影响Colombo&Piva[5]、Druilhe&Garnsey[6]、Visintin and Pittino[31]、Vohora 等[19]、Zahra等(2007)学术企业家在衍生企业管理中的存在会造成学术停滞的状况,从而阻碍衍生企业的发展,不认为与母校有联系是衍生企业成长的相关支持来源Galati等[32]对科研组织母体过度依赖的负面效应衍生企业对母体资源的过度依赖限制衍生企业的持续发展,使得衍生企业商业活动减少进而降低衍生企业绩效回报Johansson等[33]、Soetanto(2018)衍生企业后期需要获得非学术行为者的商业互补和财务能力,以便进入市场和实现积极绩效大学的支持和学术知识在衍生企业成长的早期阶段很重要,但在其衍生企业整合阶段不需要科研组织母体的支持Fernández等[34]
综上所述,关于科研组织母体与其衍生企业之间的关联度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问题,学者们并未形成统一观点。卞庆珍等[35]基于对中国卓越联盟大学衍生企业的调研发现,母体大学的技术溢出和社会资本溢出对大学衍生企业的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母体大学的决策参与对其衍生企业的创业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衍生企业发展壮大后,该如何处理与其科研组织母体的关系?本文从实际控制人视角,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给出实证研究答案。
在衍生企业创立之初,科研组织常常集创始人、出资人、技术提供者和经营管理者于一身,因而自然成为企业最初的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科研组织作为“家长”,在衍生企业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随着企业发展壮大,特别是外来资本不断加入,科研组织放弃或继续保持对衍生企业的控制权,决定了其与衍生企业交往的方式和深度。当继续保持对衍生企业实际控制权时,科研组织母体通常会将自身科研资源作为衍生企业的研发平台,继续对衍生企业进行无障碍技术输出;同时,科研组织母体的其它智力资本支持,包括技术团队的人力资本、制度文化的组织资本、品牌声誉的社会资本等,都会因科研组织母体的实际控制人角色而顺理成章地向衍生企业输出。在当前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竞争力的背景下,这些独特的智力资本输出无疑为衍生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创造了先天条件。而当科研组织放弃衍生企业控制权时,二者的联系通常是有界限的、浅层次的,因而衍生企业继续从母体获得的智力资本支持也是有限的。
同时,作为衍生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科研组织自身也会意识到,学术思维与商业理念冲突可能产生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从而采取相应措施。如一些科研组织设立专业资产管理公司,聘请专业经营管理团队作为母体代表,从事经营管理活动;也有科研组织对科研团队进行商业管理培训,或者在衍生企业中设置多元化高管团队,聘任具有企业经营管理背景的人员加入高管队伍。上述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衍生企业过于偏重学术带来的经营能力不足。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科研组织母体作为衍生企业实际控制人时,衍生企业的绩效表现更好。
本文研究样本来自中国境内主板上市的科研组织衍生企业。首先通过上市公司大股东目录初步筛选出包含大学、科研院所等在内的科研组织衍生企业,再通过公司简介、公告披露等进一步确认企业发展历史,筛选出本文研究样本公司95家,剔除金融行业企业以及ST样本后,共得到82家有效样本企业。通过Wind数据库、巨潮网披露的公司年报及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官方网站等数据源,收集样本企业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最终获得492个样本观测值。
基于科研组织母体是否作为衍生企业实际控制人和企业绩效两个主要变量,本研究参考白重恩等[36]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考虑科研组织母体控制权因素,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P=α+β1C+β2Con+ε
其中,P为因变量企业绩效,C为自变量,即母体是否为衍生企业实际控制人(是=1,否=0),Con为控制变量,β1、β2分别为自变量系数和控制变量系数,ε为随机干扰项。
3.2.1 因变量:企业绩效
企业的绩效往往表现为多个方面,且不同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绩效指标也不相同。如资本投入者主要关注资本回报能力,企业经营者往往更重视企业经营竞争能力,潜在投资者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则多关注企业成长能力。本文从科研组织母体角度出发,结合以往文献资料,以多个指标衡量科研组织衍生企业的综合绩效水平。为了尽可能全面反映企业绩效,本文克服单一指标弊端,选取3个方面6个指标衡量企业绩效,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企业综合绩效。
(1)企业资本回报能力。企业资本回报能力是从财务资本投入者角度考察的企业业绩,包括对股东和债权人的回报。具体指标选取反映股东权益回报的股东权益报酬率(ROE)以及反映包括债权人在内的所有资本投入者回报的总资产收益率(ROA)。其中,股东权益报酬率(ROE)=税后净利润/股东权益*100%,总资产收益率(ROA)=(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100%。
(2)企业经营竞争能力。企业经营竞争能力是从经营者角度考察的企业业绩。相比资本投入,经营者更关注企业相对获利能力。具体指标选取销售净利率和营业利润率,反映企业经营活动实现盈利,从而获取竞争优势的能力。其中,销售净利率=净利润/销售收入*100%,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销售收入*100%。
(3)企业成长能力。企业成长能力是企业潜在投资者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关注的业绩表现,通常表现为企业未来发展趋势和发展速度,反映企业的发展前景。具体指标选择利润增长率和营业利润增长率。其中,利润增长率=(本年利润总额-上年利润总额)/上年利润总额*100%,营业利润增长率=(本年营业利润-上年营业利润)/上年营业利润*100%。
3.2.2 自变量
本文自变量为科研组织母体是否为衍生企业实际控制人(C)这一虚拟变量,具体指标选取上市公司披露的实际控制人,若实际控制人为科研组织母体或政府主管部门,则认为科研组织母体控制衍生企业,取C=1,否则认为科研组织母体不控制衍生企业,取C=0。
3.2.3 控制变量
借鉴杨典[37]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本文选择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企业规模、资本结构作为影响公司综合绩效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选取如表3所示。
在所获得的95个科研组织衍生企业样本中,拥有上市衍生企业个数排名前5位的母体科研组织分别是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电子科技集团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其拥有上市衍生企业数量分别为14家、8家、7家、5家和3家。
表3 控制变量及其测量指标
控制变量变量名称测量指标符号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股权制衡度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值Top1/Top2董事会结构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比值IBr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同一人担任=1,否则=0Dual高管激励高管薪酬占支付职工总薪酬比重管理层薪酬总额占支付职工总薪酬比重Ceor企业规模总资产规模总资产对数Size资本结构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Debt
表4 衍生企业数前5名的科研组织及其上市衍生企业情况
科研组织数量上市衍生企业中国科学院14诺德股份、中国科传、福晶科技、奥普光电、汉王科技、机器人、超图软件、东宝生物、花园生物、中科信息、中科三环、东方中科、中科曙光、云投生态清华大学8同方股份、启迪桑德、紫光股份、诚志股份、辰安科技、紫光学大、紫光国微、国金证券电子科技集团研究所7天通股份、四创电子、太极股份、海康威视、国睿科技、杰赛科技、华东电脑北京大学5方正科技、方正证券、中国高科、北大医药、未名医药华中科技大学3华中数控、华工科技、天喻信息
3.3.1 科研组织衍生企业母体控制权基本情况
按照样本企业当年实际控制人是否为科研组织,将衍生企业分为受母体控制和不受母体控制两组,2013—2018年间两组样本分布情况如表5所示。
表5 样本科研组织衍生企业受母体控制情况
时间201320142015201620172018母体控制样本数393939404039非母体控制样本数565656555556合计959595959595
由表5可知,2013—2018年间,中国科研组织母体控制和不控制的衍生企业比例约为42%和58%,即不受母体科研组织控制的衍生企业数量是受母体科研组织控制企业数量的1.4倍。
3.3.2 科研组织衍生企业绩效表现
中国上市科研组织衍生企业2013—2018年各项绩效指标均值、标准差情况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从各项绩效指标均值看,不管是资本回报能力还是经营获利能力和成长能力,受母体科研组织控制的衍生企业绩效水平均高于不受母体控制的衍生企业;从标准差数据看,受母体科研组织控制的衍生企业在资本回报能力和经营获利能力方面比不受母体控制的衍生企业业绩更稳定,绩效表现更佳,但在企业成长能力方面,受母体科研组织控制的衍生企业并没有显著优势。因此,可以初步验证本文假设,即受母体科研组织控制的衍生企业绩效优于不受母体科研组织控制的衍生企业。
表6 样本科研组织衍生企业绩效表现情况
业绩指标均值控制不控制标准差控制不控制资本回报能力ROE(%)201311.8289.35411.04712.083201410.5588.3829.57411.42120159.3937.8678.35610.29420166.9107.34919.94112.85820179.0033.9599.43640.94120188.3286.1478.12210.392ROA(%)20138.9867.0237.7586.97020148.3136.6346.9805.76320157.1055.9845.9166.12320167.4626.0465.5186.08320176.1096.2365.0516.98920185.2425.1354.6237.185企业经营竞争能力销售净利率(%)201312.9047.61912.78819.031201411.7618.84811.20810.47820159.9207.87013.63413.581201635.9328.849154.44013.893201710.16912.23710.05622.023201811.0896.9409.09038.856营业利润率(%)201312.8057.49314.35518.404201411.4418.54112.47711.17520158.5168.23414.51213.616201646.4308.306224.36714.954201710.77914.01811.31023.389201811.7958.4609.49538.039企业成长能力利润增长率(%)2013-2.85181.686197.234665.56320148.30741.080154.754357.4152015163.40314.659955.000212.754201613.201126.198308.851746.1962017158.51179.5821178.876135.8622018-1.409-38.698141.683208.484营业利润增长率(%)2013121.86324.011727.623243.601201458.357-89.876342.896719.6192015-9.750-22.427341.683305.972201618.345-80.426246.357552.67820177.66052.197212.324215.8582018116.408-31.197142.020164.338
3.4.1 综合绩效指标选取
本文使用SPSS20.0对科研组织衍生企业3个方面能力的6个绩效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首先验证样本数据的有效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752,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显著性为0.000,表明数据适合进行进一步分析。按特征值大于1提取前3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82.617%,表明分析效果较为理想,选取3个主成分并依据各因素方差贡献计算综合绩效P。
综合绩效P的计算公式如下:
P=F1*(43.175/82.617)+F2*(22.077/82.617)+F3*(17.366/82.617)
3.4.2 回归检验
本文数据为面板数据,使用Stata14.0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实证分析。
(1)相关性检验。对选取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虽然母体控制权与绩效之间未显示较强的相关性,但并不代表二者间没有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回归检验。回归检验结果表明,选取的其它控制变量与因变量均具有一定程度相关性。
表7 主成分分析解释的总方差结果
成分初始特征值合计方差百分比(%)累计百分比(%)提取平方和载入合计方差百分比(%)累计百分比(%)12.59143.17543.1752.59143.17543.17521.32522.07765.2521.32522.07765.25231.04217.36682.6171.04217.36682.617
表8 变量相关系数
PCdualibrtop1top1/top2ceorsizedebtP1C0.042 3*1dual0.042 5*0.012 61ibr-0.088 5*-0.009 80.136 8***1top10.168 7***-0.1349***-0.113 7**-0.000 11top1/top20.003 7-0.041 2-0.069 80.049 10.403 5***1ceor-0.0237*0.034 5-0.027 60.082 6*-0.060 6-0.114 0**1size-0.032 3*-0.100 7**0.023 10.261 2***0.037 80.121 2***-0.423 8***1debt-0.299 0***-0.092 8**-0.059 30.049 2-0.004 60.244 3***-0.331 7***0.519 6***1
注:*表示在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2)模型共线性检验。对变量共线性进行VIF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由表9可知,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表9 变量VIF检验结果
变量VIF1/VIFSize1.780.561 7Debt1.570.637 0Ceor1.440.692 9Top1/top21.320.757 2Top11.280.778 4Ibr1.150.870 9Dual1.060.947 3C1.040.957 2Mean VIF1.31
(3)回归检验。采用Stata 14.0并导入上文提出的模型,对2013—2018年中国A股上市科研组织衍生企业数据进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通过豪斯曼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结果显示,母体是否控制科研组织衍生企业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绩效(显著性水平0.000),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高管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显著性水平0.000),企业规模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绩效(显著性水平0.000),资产负债率水平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为防止控制变量不显著造成伪回归结果,表10最后一列使用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母体是否控制科研组织衍生企业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绩效(显著性水平0.028),模型整体显著水平仍然为0.000,研究假设依然成立。
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科研组织衍生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受科研组织母体控制的衍生企业综合绩效表现优于不受科研组织母体控制的衍生企业。尽管学界对母体科研组织与衍生企业之间是否保持紧密联系持有不同观点,但本文基于中国境内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发现,当科研组织母体保留对其衍生企业的控制权时,企业综合绩效表现显著优于不受母体控制的企业。这说明母体科研组织为其衍生企业带来的智力资本优势大于学术与商业文化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科研组织来说,继续充当其衍生企业的“家长”,保留控制权,企业综合绩效会更好。
(2)高管薪酬的正向激励作用显著。研究发现,在科研组织衍生企业中,高管薪酬占员工总薪酬的比重越高,企业综合绩效越好。这说明“锦标赛理论”(Tournament Theory)[38]在科研组织衍生企业中作用显著,即在科研组织衍生企业中,加大对高管的薪酬激励,有利于降低代理风险,提升企业绩效。因此,作为衍生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科研组织可以通过高管薪酬激励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3)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综合绩效影响不显著。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科研组织衍生企业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中国科研组织衍生企业由于股权分散产生的“搭便车效应”以及由于股权集中产生的“隧道效应”等委托代理问题并不突出。因此可以认为,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不是影响中国科研组织衍生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
表10 回归结果
因变量自变量符号综合绩效PEPS母体控制权C1.389 6(0.000***)1.2503(0.000***)0.3615(0.028**)股权结构Top10.008 2(0.185)0.0100(0.009***)Top1/Top20.006 4(0.283)-0.001 1(0.760)董事会特征IBr-1.108 5(0.215)-0.844 2(0.122)Dual0.153 5(0.264)0.069(0.410)高管激励Cero9.532 8(0.000***)8.9053(0.000***)0.9489(0.026**)企业规模Size0.291 1(0.000***)0.2072(0.001***)0.1165(0.005***)资产负债率Debt-0.004 2(0.171)-0.006 6(0.029**)-0.0074(0.000***)F值24.0642.525.24Sig0.000 00.000 00.000 0N489497489
注:**表示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由于科研组织衍生企业从建立初期就与母体科研组织存在天然的联系,因此,母体对衍生企业的影响和作用是与生俱来的。然而,在衍生企业发展壮大以后,母体是否应该继续保持对衍生企业的控制权,学界和业界一直无法取得共识。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科研组织衍生企业中,科研组织母体保留控制权的衍生企业综合绩效更好。这说明科研组织作为其衍生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有能力在保持自身学术优势的前提下克服商业经营的不足。然而,这一研究结果并不意味着科研组织要对所有衍生企业保留控制权,科研组织是否选择保留对衍生企业的控制权,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发挥母体与企业协同发展优势为目标。
相比以往文献更多聚焦于科研组织衍生企业发展初期的相关问题,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已经发展壮大的上市企业,并以中国科研组织衍生企业为样本,回答了科研组织作为其衍生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否有利于企业绩效提升的问题。同时,为了克服单一绩效指标可能带来的片面性,本文采用综合绩效指标反映包括企业资本回报能力、企业经营竞争力和企业成长能力在内的综合业绩表现。
尽管本文实证研究发现,科研组织作为其衍生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有利于企业绩效提升,但作为实际控制人,科研组织通过哪些具体治理措施使其衍生企业扬长避短,不断获得竞争优势,其中的机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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